 小参考总第838期(2000.07.09)专门报道各种受中共查禁的言论和新闻
 Xiaocankao Daily News - A Subsidiary of Chinese VIP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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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东省淄博市民警又杀人了！！！
 2. 朱熔基访问罗马市府遇示威抗议
 3. 何德普：强烈抗议中共继续对民主党人的政治迫害！
 4. 图片报道: 佛罗里达鹿原滨城定7月15日为“法轮大法日”(证书) 
 5. 评论：为什么中国公民大规模偷渡出国？
 6. 华盛顿邮报社论：建不建导弹防御系统，看看中共怎么说的吧！
 7. 华盛顿邮报九日报导说，台湾可能获得美国的反导弹技术
　　纽约时报：台湾仍可能纳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8. 日军事家勾划航空母舰蓝图
 9. 评论：两国论从「只说不做」到「只做不说」…
10. 羊头与狗肉：民进党不搞台独、国民党不搞三民主义、共产党不搞共产主义
11. 华盛顿邮报文章：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丧失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12. 「上海宝贝」禁书作者扬名海内外，中共书检成变相广告
13. 哈金----得奖的中国人 
14. 刘晓波：鲁迅的悲剧
15. 真实的汪精卫（五） ---- 从拥共到反共 
16. 孙中上的五权宪法和宪政三阶段论
17. 论革命改良：谁在掌握着改良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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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山东省淄博市民警又杀人了！！！

　　2000年6月30日下午6点40分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城里华洋街南首，发
生了一起公安民警故意杀人案，受害人翟焕恒是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河北
村人，35岁。故意杀人者车涛，王宝忠是系淄川区公安局干警。事发当日
受害人乘公交车回家，当车行进淄川后，受害人与民警不知何因发生打斗
，车到站后，受害人浑身鲜血淋漓，抱头边跑边大喊救命，而两恶警又下
车追出20多米，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受害人活活打死，围观群众达百余人，
致使交通受阻，两民警打死受害者后大摇大摆离去，行为极其残恶。令人
费解的是，就这样一件发生在大白天案件，受害人亲属的取证工作却极其
艰难，案件也迟迟没有审理。为此想通过各媒体讨个说法，是否公安民警
就可以在公共场合将人打死，去剥夺其他人的生存权，是否中国的法律只
针对平民百姓。在此希望各媒体能积极发挥舆论的作为，为受害人早日申
冤！！

　　受害人家属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华荣机械厂
　　受害人家属姓名：翟申本（父亲）翟焕庭（弟弟）
　　联系电话：0533－551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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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访问罗马市府遇示威抗议
市议会议员高举「自由西藏」横幅布条「迎接」朱到访

(中央社罗马七日电)大陆国务院总理朱熔基七日拜访罗马市政府，却遭市
议会极右派议员飨以诉求「自由西藏」的示威抗议。

　　「全国联盟党」所属的罗马市议会议员，在朱熔基访问罗马市府时，
拉开写有「自由西藏」的横幅布条，以示威抗议迎接他的到访。

　　示威群众同时指责罗马市长和左翼控制的罗马市议会表里不一，在高
声谴责死刑的同时，却「迎接一位杀人魔（意指朱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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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普：强烈抗议中共继续对民主党人的政治迫害！

　　据悉，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创建人陈忠和及肖诗昌2000年7月7日星
期五上午分别被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罪判刑7年和5年半。对此，
我们表示强烈抗议！

　　一年前，中共面对民间的组党运动，对中国民主党的三位领导人徐文
立、秦永敏、王有才，以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判予了重刑。事隔半年，中
共当局又对我党部的两名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
为理由，分别判处九年和八年徒刑。

　　近日又以同样的罪名对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湖北省党部的陈忠和、肖
诗昌判予重型，这一系列打压民主党的行为，只能说明中共在政治上因袭
守旧，不思悔改，继续与世界大潮流相抗衡。

　　中国民主党以"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为宗旨，以国家权力的分立和
制衡的宪政体制为目标，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以
争取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为目前的出发点。民主党人的言行历来是
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

　　陈忠和、肖诗昌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们认真奉行本党宗旨，积极开
展党建工作。为促进社会的政治进步和本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甘愿坐牢，他们这种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是我们民主党的骄傲，历史也将给予公正的评判。

　　中国民主党人将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有一种精神是永远催人奋
进的，这就是崇高、坚贞、无私与不屈，这种精神能超越时空，成为人类
的一种美好的永恒追求。

　　中国民主党人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决不畏惧，我们将前赴后
继，生生不息，斗争不止。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何德普
　　　　　200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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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报道: 佛罗里达鹿原滨城定7月15日为“法轮大法日”(证书) 
http://www.minghui.ca/gb/0001/Jul/09/proclaimation_deerfield.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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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为什么中国公民大规模偷渡出国？           

    凌锋                  

    英国多佛海关在六月十九日发现被闷死的五十八名偷渡客，开始只说
出是“东方人”，後来证实为是来自福建的中国人。正在葡萄牙召开的欧
盟十五国高峰会议在当天接到这个惨剧的消息後立即中断议程，讨论这件
事，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贩卖偷渡客的犯罪行径。欧盟理事会还於
当天责成所有成员国加强合作，打击这些犯罪集团，并且迅速拿出对策。
这是文明国家对人命的重视，不分种族、国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第一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件事说明，国
际上非法移民活动十分猖獗，国际社会有责任共同打击非法移民。”当时
香港媒体已认为这些人是来自中国无疑，但朱邦造就假作不知，然後冷冰
冰的把责任推给“国际社会”，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意。

　　固然，大批中国人偷渡到外国，国际社会有部分责任，例如移民条例
、特别是对政治庇护太过宽松，或者对国际偷渡集团的打击不够有力，但
是更应该负责任的是制造偷渡者的所在国。

　　之所以要冒险偷渡，除了个别的刑事犯以外，主要不外乎三种原因：
一是政治原因，二是经济原因，三是希望家庭团聚。现在在地球上所发生
的偷渡情况，一般是经济原因促成。但是在好些情况下经济原因又同政治
原因分不开，例如独裁专制的国家往往腐败，经济也往往搞不好。因此对
这些偷渡者，特别是逃自共产国家这应予深切的同情。因此有些人在偷渡
成功後，为了取得合法身分，就用申请用政治庇护的方式，人权不彰的中
国大陆偷渡客更是如此。但一些人办成後却远离民主政治，有的被迫或被
利诱参加中共组织的“爱国”活动，站在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以寻求另一
方面的利益。

　　多佛惨剧只是中国大规模偷渡活动的冰山一角，美国、加拿大、日本
、澳洲都常有发现中国人集体偷渡的活动。但往往要死了人以後才引起重
视。九三年美国东海岸“金色冒险号”搁浅，偷渡客泅水登陆，导致多人
死亡；不久前在美国西雅图的货柜里发现两名中国偷渡客的尸首等等，均
是轰动一时的新闻。但是任何方面均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杜绝偷渡现象。因
此偷渡行为有增无减。

　　从西方国家尊重人权的角度，条例宽松是必然的，从而给偷渡者以希
望而助长偷渡。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欣欣向荣，对偷渡者
更有巨大的吸引力。来自中国的偷渡者不论在美国什麽地方入境，甚至在
加拿大入境，都是第一时间直奔纽约，为纽约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
批死难的偷渡客据说也是以纽约作为最终目的地。

　　在旧中国，主要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人出洋，那时没有什麽海禁
，可以自由出国。如今出国要申请，倒是东西南北中，出国闹烘烘。去年
一位大陆学者来纽约参加一项活动，说起他住的旅社内来了一批东北偷渡
者，其中一个女的兴奋的大叫已经取得万里长征第一步的胜利。最近碰到
一个从华北某城市来的年轻人，花了十万人民币，由中介集团给他做了一
个来美国的商务签证，来了当然是不回去了。另一位黑市居民，因为母亲
病危，回中国探视，然後又顺顺利利回到美国来了，可见其中的暗道是多
麽畅通。这种“偷渡”，也算是制度性的了。

　　当然，目前最大规模的偷渡行动是在福建的福州一带，那里并不是中
国最穷的地区，但因为在海边有越洋的传统，也有冒险的精神，只是偷渡
方式现在更现代化，不只是靠海路，而是海陆空立体运作。而在海外的华
人社区立足脚以後，就形同“根据地”一样，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中国一直强调他们的经济发展如何取得卓越的成就，人权又如何得到
改善，甚至於批评美国的人权比中国还差。可是为什麽仍有那样多人冒死
偷渡，特别是来美国？现在从福州偷渡来美国需要花四、五万美元，这笔
钱在大陆投资做小生意是没有问题的，可为什麽他们还要偷渡，特别是冒
着生命危险，然後作为毫无保障的黑市居民在艰苦的环境下拼死拼活工作
来还这笔债呢？说他们受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的人回去了还要再来，
可见对成本和利益是作了精密的计算。

　　看来问题出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内地谋生有更多的限制和盘剥
，有更多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因而缺乏安全感，就是有钱也缺乏安全感
，首富随时变为首骗，有钱有势也会因为政局的变化而锒铛入狱。偷渡的
交易费用因未来的前景远优於留在中国，才使他们作出偷渡的选择。而偷
渡是如此的方便，则拜整个政权的腐败。为什麽五、六十年代中国人要偷
渡国境是插翅难飞，台湾派特务间谍偷渡入境也是插翅难逃，而现在情况
完全不同了呢？就是腐败这个原因。西方的政策失当是次要的外因。

　　除了腐败之外，中共当权者从上到下对偷渡行为睁一眼、闭一眼，还
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外汇收入。偷渡，主要是一个家庭中最有潜力的人出去，在外面
挣钱养活留在家乡的老小和妇孺，因此给国家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

　　二，繁荣社会。由於汇率和生活程度的关系，海外汇来的外汇用在家
乡，无疑是大大提高了当地消费能力，为当地的繁荣作出贡献。

　　三，世界革命。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去，不太容易融入当地社会，特
别是还有好些亲友在大陆做“人质”，方便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控制他
们。

　　对最後一点，好多国家还认识不清楚，东南亚国家则有比较深刻的体
会。那些地方的排华行动主要由那里的一些政客煽动起来的，但中共过去
利用那里的华人煽动“爱(中)国主义”，搞世界革命，这个责任也是逃不
掉的。最近俄国的某些舆论也利用大批中国人进入俄罗斯，声称“中国正
悄悄扩张到俄罗斯领土”。其实中国的确也有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罗斯，将来被“扩张”回来也是名正言顺。但是如
果中国利用以各种途径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将势力扩张到大洋彼岸，特别
是将中共封建法西斯的一套去影响西方国家、改造西方文明，那就是“黄
祸”了。

　　因为多佛惨案的发生，中共不能不拿出些行动，於是又用“政治运动
”的手法压制偷渡。然而政治运动只是暂时的办法，不治理造成偷渡的大
环境，偷渡事业很快又会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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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社论：建不建导弹防御系统，看看中共怎么说的吧！

The Missile Misses 

Sunday , July 9, 2000 ; B06 

THE LATEST failure, early yesterday, of the Pentagon'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development doesn't alter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o seek such a system. One such reason was eloquently 
provided last week by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as they argued 
vociferously on the other side. They didn't bother to mask their 
rationale: China claims a right to bomb or invade the democratic 
country of Taiwan, and it doesn't want anyone to stand in its way. 
It opposes a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hat might protect Taiwan. 
And it opposes a U.S. continental defense that would reduce 
China's ability to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nuclear missiles 
and thus, its leaders hope, discourage America from coming to 
Taiwan's aid in a crisis. To listen to China's complaints is 
to understand one rationale for missile defense.

http://washingtonpost.com/wp-dyn/print/asection/editorials/A7467-2000Jul8.html

　　美国进行关键性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NMD)导弹拦截试射失败应不至於
改变美国政府部署NMD的决心，理由之一已由中共当局主动表明：中共不排
除有朝一日以武力攻击台湾的可能性，它不希望第三者出面干预。中共极
力反对美国部署可能将台湾纳入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及在美国国内引
起激烈争辩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目的是降低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时，美国
提供台湾援助的可能性。

　　其他考量还包括，避免美国因为俄罗斯等国误射洲际弹道导弹而首当
其冲；对北韩、伊拉克等几个潜在敌国产生吓阻作用，以免它们攻击美国
本土，或利用导弹限制美国出面保护南韩、科威特等盟国的行动空间。我
们很难想像身为美国三军统帅的克林顿总统会在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层面
并非完全不可行的情况下，主动封杀部署的构想。

　　症结是，经费高达一亿美元的单次导弹拦截测试作业失败势必再度引
起激辩。支持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共和党阵营一定会指出，试射再度失败
证明，美国行政当局过去七年来信誓旦旦全力支持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秀，换言之，行政当局并非真的支持这项构想；反对
者则认为，政治生态与发展一直是部署时程表背後的一股主要力量。可以
确定的是，赞成与反对双方必将质疑国防承包商的专业能力。

　　克林顿总统必须在今秋之前针对是否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做成最後
决定，而由於克林顿在理论上赞成部署有限度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因应若
干不理性国家构成的导弹威胁，导致许多共和党人已经不再像以往那般热
中鼓吹，因为他们认为，按规画预定设在阿留申群岛的雷达导航系统根本
无济於事，美国最好建造更接近威胁来源的海上或空中防御系统，以利在
敌方导弹升空推进之际予以拦截摧毁。

　　另一方面，白宫则认同防范北韩导弹威胁的理论依据，不过却希望先
取得俄罗斯同意修改一九七二年签署生效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只不过俄国
始终极力反对修约。

　　社论指出，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事留待新任美国总统定夺，同时让
五角大厦与国防承包商从容找出系统瑕疵的解决之道或许是比较周全、明
智的做法。(陈世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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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九日报导说，台湾可能获得美国的反导弹技术

Taiwan May Get Antimissile Technology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7487-2000Jul8.html

　　纽约时报：台湾仍可能纳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纽约时报九日报导说，美国主管安全与武器管制事务的国务次卿霍伦
已结束在北京的两天会谈，他向中共表示，未来台湾仍有可能被纳入美国
在亚洲的导弹防御系统，至于美方关切中共协助巴基斯坦建造导弹一事，
则仍未获得解决。

　　霍伦进一步指出，大陆当局抱怨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并再次表达反
对美国在国内与亚洲建造导弹防御系统，特别是将台湾纳入这个保护伞。
但霍伦向中共表示：「我们不排除未来将台湾纳入亚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可
能性。」

　　部分中共武器专家表示，由于美国不停止对台湾军售，加上一旦台湾
被纳入亚洲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对大陆安全带来威胁，大陆在短期间内
不可能向美国承诺终止导弹技术出口，并将以此作为向美国施压要求减少
对台军售的筹码。

http://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asia/070900china-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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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事家勾划航空母舰蓝图

(联合报编译组／专题报导)海岛国家日本的重要资源几乎全都仰赖外国进
口，因此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就成为日本国防最重要的课题。但是由於
日本海上防卫能力中的防空能力非常脆弱，因此日本的军事专家指出日本
亟需航空母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作战能力及扫雷能力都具世界顶尖水准，却欠
缺在大洋上对付来自敌人空中攻击的能力，而由於欠缺这种能力意味着一
旦战争发生时，海上自卫队无法护卫进出日本周边海域的商用船。

　　一般而言，军舰上的防空导弹其射程不及战机上所配备的空对舰导弹
，因此在防卫海上运补线时必须要有能力在敌机发射空对舰导弹前先将其
击落。而且敌方也可能在日本海上运补线上附近的岛屿兴建导弹基地，对
此威胁也必须要有在大洋中的反制能力。

　　基於以上的考量，日本军事专家认为，他们需要防卫型航空母舰，以
俾让其战机能迎击敌人飞机或导弹对其海上运补线的威胁。

　　日本军事专家指出，现在日本所使用的各型战机中F十四雄猫型战机是
理想的航空母舰搭载机种，因为F十四雄猫型战机配备有可同时攻击六个不
同目标的AIM54凤凰型空对导弹，此型导弹射程达一百海里，能在敌机发射
空对舰导弹前先将其击落。

　　日本理想中的防卫型航空母舰不需要像美国攻击型航空母舰「勇往号
」一样搭载七十二架战机，只要能搭载卅二架F十四和八架E2C鹰眼型空中
预警机即可。

　　F-14属重装配机种，其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须靠飞机弹射器，而现在全
世界只有美国拥有生产飞机弹射器的技术，日本和美国有同盟关系，从美
国购买飞机弹射器应不致有问题。因为防卫型航空母舰上能有三套飞机弹
射器最理想，所以这型航空母舰应全长三百公尺，宽四十二公尺、高十一
公尺，应是五、六万吨级规模(美国「勇往号」为七万五千吨)。

　　甲板上起飞跑道旁必须有供战机降落用的斜角甲板，而三套飞机弹射
器的两套装置於舰首，另一套装置於斜角甲板上，如此一来，斜角甲板兼
具让飞机起降功能。

　　战机的机库设於飞行甲板正下方，如一座大型停车场，排列成排的飞
机藉拖车经中央通路拖至电梯上再送至甲板上，因此搬运战机的电梯必须
於机库前後左右各一部共四部。

　　这艘防卫型航空母舰以使用核子动力最理想，专家并且希望采用一九
七五年完工的美国「尼米兹号」所使用A4W／A1G加压氢型原子反应炉两座
可产生廿八万匹马力的动力系统，如此，航空母舰速率可达卅节。

　　使用核子动力最大的好处在不需作洋上加油，避免於补给加油时受到
攻击，而且使用核子动用所节省下来装载汽燃油的空间，可完全移作供装
载飞机燃料使用，如此战机可多一倍的燃料。

　　在雷达功能方面，对空雷达需要一千海里的搜索能力，对海面雷达也
需卅海里的搜索能力。

　　而这艘日本理想中防卫型航空母舰的舰载官兵人数，军事专家认为如
果能引进美国正研发中的新型驱逐舰「DD21」的管理系统，可将舰载人数
控制在一千人以下，大约六百人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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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论从「只说不做」到「只做不说」…

　　王铭义

　　行政院长唐飞近日在立法院总质询答覆有关主权地位与一个中国原则
问题，引起莫大争议。事实上，新阁揆对大陆政策的权威宣示和政策基调
，几乎完全根据旧政府幕僚在去年七月九日所研拟「特殊两国论」的政策
剧本而来。

　　整整一年前的七月九日前总统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在答
覆「北京视台湾为叛离的一使提问时，倡议两岸应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
关系」。这项石破天惊的政策宣告，最後演变成两岸动荡的历史分水岭，
不仅让辜汪台北会晤破局、美中台三边关系陷入紧张状态，更成为国民党
输掉中央政权的关键转折。

　　李登辉为何在决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执意抛出特殊两国论？又何以
在三个月後，匆匆退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基础？历史自会有
客观的评价。不过，在相继面临克林顿宣布「三不支持」，与叶尔辛宣布
「四不支持」的现实国际处境下，李登辉为防堵台湾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地
位遭到进一步「压缩」，即指示国安会谘询委员张荣丰、蔡英文等人，邀
集近廿位青壮派法律学者，共同研拟应变方案。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谋规划，国安会幕僚在去年六月间即完成一份《强
化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的专案研究报告，国安会核心
幕僚并曾向李登辉总统提出专案汇报。该项研究结论建议，为凸显台湾是
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政府部门应逐渐减少使用「一个中国」、「统一」
等政治说词，并逐步「弱化」国统纲领的政策地位，研究小组并研拟以《
两岸关系纲领》准备取代《国家统一纲领》。

　　国安会核心幕僚研拟的研究结论并指称，为避免使用「一个中国」等
政治说词，让我国的政策立场陷入法律与政治论述的困境，建议今後应通
令政府各相关部门停止使用：「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一个分治的中
国」、「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个
国家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大陆也是中国一部份
」、「中华民国主权及於大陆」等概念，更不再提波茨坦宣言与开罗宣言
等。

　　由於国安会幕僚小组提出的前述研究结论，出现不少激进与敏感的政
策主张，甚至有意推翻最近十馀年来「追求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政策架构
，当时在决策体系内部曾出现不同见解，并有意进一步会商整合研究结论
。当时，国安会秘书长殷宗文与陆委会主委苏起，因主张应维系「一个中
国、各自表述」等既有基础，以免对两岸关系造成剧烈冲击，则被视为「
非主流」意见，并饱受核心幕僚的批评。

　　随後，总统府秘书长黄昆辉、陆委会主委苏起奉命前往美国访问，会
晤华府白宫、国务院、五角大厦相关官员，并与决策智库进行访谈。然而
，就在苏起搭机返台途中（黄昆辉提前返台），台北、华府、北京已传出
李登辉抛出特殊两国论的惊爆新闻。「状况外」的苏起，顿时成为国际媒
体追逐的焦点，尤其，在他向世人解读，我们要「打破中共的『一个中国
』迷思」之後，两岸局势更充满紧绷的危机。

　　在大陆决策体系为因应内外形势压力，草拟两国论说帖，以及辜振甫
的谈话稿过程，殷宗文、辜振甫、苏起等人曾主张应坚持「一个中国、各
自表述」的会谈共识，并主张对外应强调「不存在修宪、修法、修改国统
纲领」等问题，以减低美日等国际社会的疑虑，并缓和两岸紧张对峙。最
後的方案虽得到李登辉认同，但国安会内部自此即出现裂痕，有关批判殷
宗文、苏起的小道消息，即逐渐在报端浮现。

　　曾扮演两国论核心幕僚的蔡英文在五二○就任前曾说，「因两国论遭
致很多误解，并被与台独划上等号，新政府今後将不再提两国论。」对於
立委逼问她是否为特殊两国论原创者，蔡英文则抛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
：「如果是我写的，我会承认；如果不是，我不会掠人之美。」不过蔡英
文也曾在立委询问下比喻说道：「两国论就像飙车一样。飙车是为了让车
子记住它的极速；两国论也是要让民众知道两岸政治定位的限度。」

　　然而，始终将两国论善後视为「危机处理」的苏起则说，两国论提出
後，「我们的敌人与朋友同时对我们生气，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没有出
现过的政策危机。」在旧政府大陆决策体系唯一因政党轮替而下台苏起并
说：「多少人要为两国论的飙车而捏把冷汗啊？台湾处理两岸关系，国民
党没有蛮干的条件，新政府更没有飙车的条件。尤其，在没有周延的政策
评估与全盘规划之前，台湾硬要搞两国论，不仅没有国际条件，连国内条
件都没有」。

　　旧政府「强化中华民国主权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并负责研拟两国
论架构的张荣丰、蔡英文等人，目前都已成为新政府大陆决策体系的核心
骨干，更是主导新政府大陆政策走向的「灵魂中枢」。陈水扁既概括承受
李登辉的核心幕僚，并透过决策体系的全盘移植，正在建构一套「不提两
国论的两国新架构」，显见两国论已从「只能说，不能做」的政治宣示，
逐步迈向「只做不说」的具体实践阶段。(中国时报)

～～～～～～～～～～～～～～～～～～～～～～～～～～～～～～～～
评论：羊头与狗肉

　　民进党不搞台独、国民党不搞三民主义、共产党不搞共产主义，最讲
「名正言顺」正名主义的中国人最不搞正名怎麽回事？是中国人超级世故
，还是中国人在命运摆弄下，只好靠自己否定自己才混得下去？

　　东欧、苏联共产政权一垮台，共产党马上改个名字继续玩政治。中国
共产党早就搞资本主义了，还搞得成绩斐然，名叫共产党就是不改。江泽
民只好用「三个代表」来自我安慰，表示中共已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而是「代表全体」了。

　　国民党如果搞三民主义就不会黑金得那麽凶狠。民进党如果搞台独也
没有今天的安宁，可是大家都还是挂着那个羊头。民进党内陈昭南曾提出
要废台独党纲，本来有希望的，後因各派系都反对，只好羊头照挂，狗肉
照卖。

　　现在，别以为民进党是执政党，不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只是阿扁
执政而已。阿扁弃民进党不顾搞起「全民政府」，也是挂政党政治的羊头
。中国式政治前例太多，见怪不怪。阿扁不搞政党政治，民进党选赢了还
在野，各派系就不支持废台独党纲、不愿为阿扁解套了。

　　所以，民进党不废台独党纲已不是为了理念，更不是为了针对中共，
而是用做内斗的工具，希望北京能了解；就像中共不改名也不是为了意识
型态，而是怕内斗。名之为用大矣哉，中国人，绝顶聪明哩！(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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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文章：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丧失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文章说，1989年的镇压，使中国失去了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
。事后中国政府自己发表文章说，北京人民100%地支持奥运。而这正是中
国所以失去主办权的原因之一。指望奥运会这样的大事没有人抗议，只有
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才想的出来。怎样文明地对待人权和环保人士的抗议，
恰恰是衡量中国政府是否可以举办奥运会的一个指标。现在，中国又在申
请2008年的主办权，那些支持中国的人士应该从现在开始教育中国政府，
改善自己的人权，妥善对付示威与抗议。把北京封锁起来，显然不是正确
的做法。也不能指望中国获得主办权后人权自动改变。

If They Get It, They Will Change  By Jonathan Kolatch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7460-2000Jul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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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贝」禁书作者扬名海内外，中共书检成变相广告

(美联社／上海九日电)描写大陆新一代社会生活的「上海宝贝」一书，四
月中旬被禁，但作者周卫慧却一炮而红，不但成为大陆最知名的女作家，
台、港等地的书商，也纷纷向她购买版权；这一事件反映中共现行的书检
制度，已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全面封杀非主流作品的流通。

　　周卫慧非常自豪地表示，她是大陆第一位被禁的色情女小说家；她和
她的书就像一块石头丢到池里，无意间激起了一阵涟漪。她指批评「上海
宝贝」的是一群嫉妒的老男人，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如此
平静地描写性；他们的生活经常是受限制、受压抑的，因此才嫉妒、敌视
他们无法拥有的生活。

　　也难怪周卫慧自豪，在被禁之前，上海宝贝一直是大陆最畅销的小说
，根据出版社统计，在四月前，这本小说已出版八万多册；被禁之后，盗
版书数量更是远超过正版；香港、台湾和日本的书店都找上作者，洽谈购
买版权。

　　当然，大陆的出版管制环境也比以前宽松，按照过去的作法，不只上
海宝贝已出版的书要销毁，出版社要关门写检讨，可能周卫慧本人都要被
送到劳教所；但现在，周卫慧仍然自由参加社交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而她也表示，并未直接听到来自政府官员的批评。

http://www.nytimes.com/aponline/i/AP-China-Censorship-Ch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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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的中国人 
送交者: 坚妮@国风 2000年7月07日13:19:09 

　　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不满象皮肤病一样会传染，一些中国作
家，一些热爱中国文学的人，还有一些象王朔那样的“事儿爷”，都不同
程度地染上了或者传染过“诺贝尔狂想症”。从“争取”到“不平”最后
到“拒绝”，连德高望众的巴金都难免俗，要来帮忙划一个阿Ｑ式的句号
。大家争的无非是西方文学界或者说� 国际上”对中国作家和作品的一个
承认。

　　就在这喧嚣与骚动之间，有一个人静静地，远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热点
，躲在美国的南方，用英文写完一部关于中国人的小说，又写一本，再写
一本……他得的奖包括（按时间先后排列）：奥康诺（Ｆｌａｎｅｒｙ
　Ｏ’Ｃｏｒｎｏｒ）短篇小说奖、海明威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福克纳
小说奖……美国文学界能够给予的最高荣誉，他都得到了。连他自己都很
吃惊，说当初只要出版社肯出版他的书就很高兴（可以向学校交代学术成
绩了），不让出版商赔钱当然更高兴（出版商就会继续订货），找不到出
版社时只好不断修改（可能因而保证了写作质量），能出版就解决了所在
大学给永久聘书的问题（哪还会想得比这更远）。

　　有人就是这么本份地把写作当作谋生的必需，得了奖就如天上掉下来
大饼，捧在手里说“意外，意外”。金雪飞这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
“ｈｕｍｂｌｅ”（谦逊），脑袋不发热。得了这么多的奖，这么大的奖
，有些人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什么替中国人拿下诺贝尔之类的话就会象肥
皂泡一样往上冒。金雪飞他没有，这大概和他在东北出生，十四岁参军又
驻扎中苏边境的背景有关系。在寒带里生活过很多年的人，不容易发热。
连笔名哈金的“哈”都是来自哈尔滨－－金雪飞曾经生活多年的地方，天
寒地冻，以冰雕出名。

　　他七七年以英文六十二分的高考成绩进黑龙江大学学外语，后来到山
东大学当研究生，八五年到美国波斯顿的布蓝戴斯大学读博士。这之前都
没有写小说，连中文的小说都没有写过。据他自己说，写英文小说是为了
解决在美国的生活出路，要在大学里教书就要有著作出版，一本又一本的
诗集，一本又一本的小说，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十年间，他一共出版了
两本诗歌集，两本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

　　在接受他现在任教的亚特兰大爱莫利学院教职之前，他在波斯顿大学
教过几堂写作课。因为他在布兰戴斯拿博士学位时也在波斯顿大学学过写
作，跟着“主流派”的美国作家们认真研究过苏俄作家如托尔斯泰、契柯
夫、果戈里的作品。他反而是在山东大学的年代先熟悉了美国自己的作家
福克纳、索拜楼等。就象美国亚裔女作家任壁莲说的，现代美国作家都害
怕被前辈大师们影响，偏偏哈金冲着大师的脚印去走，这回给他这么多奖
，要看看美国文学界会怎样地被刺激了。

　　哈金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说：他很感谢英文这个语言，感谢
它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使得他能够用英文做文学写作。确实，很难想象一
个学了十一年汉语的外国人能写出被中国文学界接受的小说。２０世纪美
国文学之所以丰富多彩，除了有象福克纳、奥康纳等一批南方作家，莫里
森等黑人作家，汤亭亭、任壁莲这些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作家，还有一代
接一代的非母语英文作家，从辛格开始，到纳巴科夫、可辛斯基，哈金可
以算是进入２１世纪的新一代了。他们刺激英文写作的发展，给美国文学
带来活力和生气。真是很难想象缺了这些人的近代美国文学。

　　哈金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至今为止，他发表的作品都是写中国的人
物和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他是借用英语来表现一个完全没有英语语境的世
界，并获得了英语读者世界的接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是给语言学还是
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新课题？英文世界的批评家还没有来得及作出深思熟虑
的评论，他们只是惊叹，一个只花了十一年时间写作的中国人能写出这样
的东西，于是带着一点不忿，要点出这个中国人的英文偶尔会有露洞，口
语和作品之间的差距更要强调一下，表示发言权和批评权还是在母语写作
者的手中。他们说读者要懂得反讽的参照才能欣赏反讽。似乎通过哈金的
笔，本来不懂中国参照的西方人能领会那种反讽；好象本来是不可能的事
情，让一个中国作家做成了。

　　于是，哈金刺激的不仅是美国作家，他给美国的批评家们也出了一个
难题：用什么批评术语来给这个“小个子的亚洲人”（写这话的人自己个
子还没有哈金高）定位呢？现成的没有，临时用上� 少数民族声音”，“
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传递者”，又显得不完全恰当。借用了社会学的概
念，连“环球文学”都用上，经济学概念向文学领域扩展？不经意或者无
法就文学谈文学？要么就干脆定位为“用英文写的中国小说”，这么来类
推，纳巴可夫的小说《洛丽塔》就该是“用英文写的美国小说”？任壁莲
的《典型美国人》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美国小说”？辛格的
小说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的犹太人小说”？

　　看来，哈金给美国文学界带来了一场小小的革命。

　　不管美国的批评家如何努力地去给哈金定位，他们是读出了� 等待》
的味道，也能够欣赏这本书的文学魅力，可以津津乐道地说出从细节到人
物的好和妙，甚至总结说：作者所展示的社会责任和人性感觉之间的冲突
，曾经“充满我们（多么不自觉的你我之分！）的文学”，言下之意“我
们”被这个外国人用英文写的小说打动了。

　　难怪在美国南方城市亚特兰大生活了七年的哈金，拿到大学的永久教
职和讲座教授席位后还是要求离去，因为他没有归属感。曾经专门研究美
国南方文学的哈金受够了南方的封闭和隔离，他想回到美国东北部去，或
许在东部有比较多朋友不把他看成是“用英文写作的外国人”，也不会给
他戴上“写环球文学”的新帽子。我们希望他到东部的实践会比在南方的
七年舒展。明年夏天他将开始在波士顿大学写作教书，波大聘请他的目的
是要保护和发展主流小说的写作传统

　　写到这里，似乎中国作家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抱怨和不满是有道理的
，有出处的。我这篇对哈金的介绍，似乎能够开场却无法结尾了。所幸我
们要关注的是哈金作品，作品之外的话题就如身外之物。王瑞芸在本期《
今天》对哈金的长篇《等待》做了很精采的介绍，我就绕过《等待》，谈
谈他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和另一本长篇《池中》。

　　获得海明威新人文学奖的《词海》（Ｏｃｅａｎ　ｏｆ　Ｗｏｒｄｓ
），收集了十二篇以军队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是哈金出版的第一本短
篇小说集。和平时代的军旅生活本来就不是容易表现的题材，尤其是七十
年代初，中国军队四个第一、政治挂帅，浓厚的政治气氛和特殊的中国环
境，有多少英文读者能够懂得那个特殊的年代？哈金没有回避这些难题，
直接进入了捕捉细节、描写人性、组织故事的创作，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
独立的构思和人物，最短的故事只有三页，被扭曲的人性依然跃然纸上。
哈金是一个对扭曲的人性非常敏感的作家，他选择描写的每一个人、每一
件事，都有一个触动人性层面的点，这个点或许是写人的愚昧，或许是贪
欲，或许是对爱情的追求，也可以是对性的饥渴，但是这些故事发生在特
别的年代和环境，被打上了扭曲的时代印记。引起英文读者共鸣的，恐怕
就是这些来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又让他们似曾相识的人性。

　　哈金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红旗下》（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ｄ
　Ｆｌａｇ）（获奥康诺小说奖）使用了同样的手段，不过用小镇生活代
替了军队生活。小镇里形形色色的人物被生动地描绘出来，有表现人情温
馨的《新来者》，有揭示人性残暴的《光天化日》，有讽刺调侃的《葬礼
》、《找丈夫》，有人性觉悟和毁灭的《大男人》。当我读到《自主权》
时，我忍不住开怀狂笑。这是哈金的黑色幽默，是鲁迅的阿Ｑ新版，一个
小小的猪故事，浓缩了多少对自己乡土的理解和批判？哈金虽然没有用中
文写小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吃透”，在这时候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池中》（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ｎｄ）是哈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
一个有艺术才能的工人被“整”的故事。说到这个“整”字，相信从经历
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深谙其义，被整过的和整人的同等
深刻地知道“整人”的意味。从搞阶级斗争到全民“整人”，中国大陆人
在过去四十年里练就了炉火纯青的“整人”技术和手段。哈金极有耐性地
将其中一个故事搬进文学，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带着“ｓｉｃｋ”（恶心
）的感觉硬着头皮写完这部篇幅不算长的长篇。我非常佩服他的耐性和韧
劲。他在这篇小说里描写的细节和情节，相信对任何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
。中心人物都极真实。大概正是因为这些人物性格的可信性，英文读者能
够通过人性的层面进入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可思议的社会环境和生活，读懂
这部用“英文写的中国小说”。

　　哈金已经在写他的另一部长篇。他已经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对作品质
量的担心。得奖的担心，恐怕就是更多的压力。辛亏他是习惯压力的作家
了。   http://www.folkwind.com/novel/hj0007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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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鲁迅的悲剧

　　一、“酷评”中的鲁迅

　　近几年，“酷”（COOL）这个词，在大陆走红，影响遍及生活的方方
面面，“酷”风浩荡，席卷之处，文坛也未能免俗。

　　在卫慧、绵绵、周洁茹等“新新人类”作家，以“酷”的沉沦方式闪
亮登场的同时，文化批评界的所谓“酷评”也应运而生。正象“酷”本身
并无准确的界定一样，“酷评”也是个非常模糊的词，大致是指一些针对
文化名人的随笔类的批评性文字。这类批评中的大多数，没有严谨的论证
、扎实的资料、甚至没有一种起码的诚实态度，只是印象式的、随想式的
、点评式的即兴评论。王朔、王蒙、金庸、钱钟书、巴金、余秋雨、姜文
、张艺谋、赵忠祥、聂卫平等等皆未能幸免。而在被“酷评”的文化名人
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自然是鲁迅。

　　对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尤甚，但
是这些批评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使鲁迅批判成为文坛上的醒目话题的
人是王朔。新旧世纪之交，王朔对金庸的批判引起轰动效应，之后便一发
而不可收，在他新出版的随笔集《无知者无畏》中，在他为《三联生活周
刊》写的专栏中，对老舍、张艺谋等大家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特别是他
发表于《收获》上的“我看鲁迅”，认为鲁迅并不是文学大师，其作品也
并非都是杰作，甚至〈阿Q正传〉也不是那么优秀。王朔的这几句对鲁迅不
敬的话，显然是以49年后神化的鲁迅为背景的。王朔的知名度和他坦率而
幽默的文风，使近几年对鲁迅的批判性重新评价，成为最近的大陆文坛的
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北京晚报》、《南方周末》等有影响的报纸都对
王朔的批评性言论进行报道和评论，《中华读书报》就此问题展开了专题
讨论。

　　但是，由于大陆的特殊制度背景，凡是敏感话题的讨论，都无法直来
直去，总要九曲十八湾地说话。最近，中宣部就收到来自鲁迅的家乡绍兴
市作协的上告信，指责现在文坛刮起了一股否定鲁迅的歪风，强烈要求党
的宣传部门出面制止。据说中宣部已经发出指令：停止一切关于鲁迅的讨
论。我以为，这种表态并不能说明中共敬重鲁迅，中共所要保护和维持的
，仅仅是靠强权和谎言制造的意识形态权威与偶像，鲁迅只不过是其中之
一而已。这类禁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从而
保证政权的稳定。所以，关于鲁迅批判的话题，无论是鲁迅的批判者，还
是鲁迅的捍卫者，都不会直接触及在三十年代、特别是1949年之后，鲁迅
被毛泽东及中共所利用所歪曲所捧杀的事实，而只能暗示或打“擦边球”
。

　　批判者只能：或指出鲁迅的文学成就并不象被诸多文学史教材吹嘘得
那么伟大，鲁迅的人格也决不象毛泽东钦定的那样高尚；或委婉地把神化
了的鲁迅变成人间烟火味颇浓的鲁迅，把无所不知的鲁迅还原为所知有限
的鲁迅，尤其是他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的不甚了了，他对以
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攻击，更成为鲁迅批判的重点之一；或把
思想斗士的鲁迅变成难容异己的文坛霸主，他与当时文坛各路人马的交恶
，成了重新评价鲁迅的重磅炮弹……这其中矫枉过正的倾向极为明显，特
别是论及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恶意的中伤和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成为鲁
迅批判的特色之一。比如，在揭示了鲁迅作为一个人的弱点和他思想上的
盲点的同时，也把鲁迅的不妥协的战士姿态，漫画化为内心黑暗、心胸狭
隘、与一切人为敌的小人形象，并以自由主义的标准贬低鲁迅作为独立不
羁的自由斗士的形象。还有人继续三十年代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与中共
、与苏俄、与日本人，都有极为暧昧的说不清的关系。甚至象韩东这类狂
妄到自以为能够比肩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江南小诗人，把鲁迅贬为又臭又
硬的石头。

　　在思想言论的管制如此严酷的环境中，非但不应该反对、反而要全力
支持破除毛泽东时代靠强权树起的神化偶像，特别是象鲁迅这样的不能碰
的偶像，也不反对对鲁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进行重新的研究和评价，这
也是清算毛泽东遗产和瓦解正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更是研究中共是怎样
玩弄知识分子于股掌之上的一个突破口。总之，无论对鲁迅的遗产本身的
真正价值而言，还是对当前的思想建设而言，49年以后的假鲁迅都必须破
除。关键的问题是：1949年后被偶像化的鲁迅，他自身的遗产应该负责吗
？如果鲁迅本身有一定的责任，这责任究竟在哪儿？在破除了鲁迅的神化
偶像之后，我们还要不要鲁迅式的不妥协的斗士姿态？鲁迅对中国传统的
近于绝望的批判，对任何专制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否
仍然是一笔不可替代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被毛泽东捧杀的鲁迅

　　鲁迅的命运既幸且悲。幸的是，他生逢中国文人最有独立性和写作自
由的时代，他虽然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却能以自由之身终其天年；悲
的是，他死后被他曾经同情过毛泽东所利用所糟蹋——被个人极权用于打
断知识人的脊梁和割掉社会的舌头。我们这代人最初所了解的鲁迅，是49
年后那个又高又大又全已经成神成圣的鲁迅，他是毛泽东之外唯一不能碰
的神，但他只被毛泽东用于看门和咬人，如同农家院门口贴的驱鬼去魔的
咒符，只要有谁招了毛，不但是当时招了他，过去招了他也要新仇旧恨一
起算。鲁迅不过是毛泽东打击异己的棍子而已，而且是在不具有任何反抗
能力的条件下被利用的。

　　在毛的手中，鲁迅神圣得象万金油棍子，逮谁抡谁，不分青红皂白，
不讲起码的事实。批胡风就拿鲁迅说事，全不顾及历史事实——鲁迅对胡
风的信任以及两人之间的交情：文革中批周扬及“四条汉子”，鲁迅就更
是现成的工具了，三十年代周扬等人与鲁迅、胡风的论战，全成了罪过；
文革后批“四人帮”，鲁迅又成了口诛笔伐的武器，在文革中最擅于把鲁
迅作为棍子四处开花的姚文元，也成了反对鲁迅的罪人。

　　这种偶像化的、棍子化的鲁迅，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49年后的
鲁迅被弄成偶像、棍子和垃圾筒，与他本身基本无关。鲁迅的伟大是有目
共睹。他在语言上最有创造性的，那种又黑又冷又沉又热又锋利又幽默的
语言，是五四一代人的语言中唯一不可模仿的。鲁迅的独一无二既是思想
深度上的、斗士姿态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他的语言中有我最喜欢的唐代
诗人李贺的阴森、鬼气。他的诗既没有文以载道的道德面孔，也没有“诗
以抒情”的婉约情调，与其他的诗人完全不同，也与《聊斋》的鬼故事毫
不相似。李贺的诗，让我想到《呼啸山庄》、美国诗人狄金森，感到长着
毒牙齿的爱和地狱中的黑色汁液。可惜，李贺死得太早且被中国的正统文
学史所贬低。

　　但是，一个死去的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无敌手，他自己肯定也提
供了某些口实。中共即便想利用，我也不相信，毛泽东可以象利用鲁迅那
样利用胡适的思想遗产。如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对外开放，在西方那么
多主义中为什么偏偏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不是这些
主义中有可以利用的丰富资源。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就对鲁迅情有独钟，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毛泽东在鲁迅那儿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自以为是神，谁也碰不得，碰了就倒霉。如果翻翻鲁迅后期与当时文坛上
的众人交恶的那些文字，就觉得他是个记仇记到骨髓里的人。鲁迅的光芒
全在前期，参加“左联”之后的东西基本上难以卒读。不仅是他对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乏走狗的嘲讽，和对无产者文学的推崇，实在是思
想观念上的糊涂，而且他对别人批评的反击中充满了人身攻击，这就已经
是气量上、人格上的恶习了。但是，“酷评”中最常提到的鲁迅与林语堂
、“新月派”包括周作人之间的交恶，则并不象表面上那样简单。我认为
，鲁迅与他们的最大差别是生命深层的东西。鲁迅的阴、冷、黑、沉、尖
、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的，无余
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所以他不仅在态度上而且在语言上
也不跟中国的传统有任何调情。特别是在“三·一八”惨案的大是大非上
，鲁迅的道义勇气和思想深度，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确是其他人难以企
及的。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就可以使鲁迅蔑视大多数知识分子。鲁迅
与林语堂曾经是同路，共办《语丝》，关系很好。后来两人的分歧乃至互
为“仇敌”，表面上是由于两人对“新月派”的不同立场，实际上则由于
对“三·一八”惨案的不同态度。鲁迅忍受不了林语堂及梁实秋和新月派
的那种旁观者的冷嘲热讽的闲适姿态。在他看来，面对全副武装的政府对
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的杀戮，林语堂等人的姿态即使不是帮凶，至少也是
帮闲。如果是在平时，在面对其它问题时，一种源于道佛的悠闲，作为个
人的人生态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类似“三·一八”这样的惨案，这
种闲适的态度就几近于冷血，与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中国人看日本人杀同
胞时的麻木之间，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鲁迅和林语堂都批判过中国的传统和国民性。但是两人的深层态度则
非常不同。把林语堂的小品文与鲁迅的杂文比较一下，差别太明显。鲁迅
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决绝，爱之深与恨之切难解难分，其语言尖刻而沉痛、
智慧而辛辣，有种挖祖坟的力透纸背。这也是鲁迅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
的区别。而林语堂则是怨恨和厌恶之中的缠绵。他的《吾国吾民》确实把
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挺狠，贬得很低，但他的语言是美文的，宋词婉约派的
，极尽风花雪月的缠绵和飘逸轻盈的潇洒，我就想不通一个人在骂人时，
怎么还能保持一种谈恋爱式的或对着青山绿水抒情式的语言。也许经过西
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绅士风度吧。后来林语堂移居
美国，用英文写的《人生的艺术》，在西方影响挺大，他说中国文人受老
庄、佛家影响的这一路人生，是种艺术化的人生。我以为，这才是他骨子
里的东西，才是他骂中国传统骂中国人骂得那么温柔敦厚那么绅士的原因
。他好象不会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调是感伤。他讨厌传统，从他定居
美国可以看出。但他骨子里是传统文人，作为个体，他没有鲁迅的力量，
去摆脱和突破传统的遗传。

　　综观中国现代历史，鲁迅的文学成就、思想斗士的姿态和肩扛黑暗闸
门的殉难精神，确实无人能够与之比肩而立。要想超越他，不是多读几本
书、多积累点儿知识、多写多少万字所能做到的。要有一种天赋的个人的
深度才行。我一直不同意林毓生对鲁迅的评价。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
相比，鲁迅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里，最少传统的束缚、最具尼采精神和殉
难勇气的文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野草》中的那种孤魂野鬼式的绝望
和彷徨。鲁迅作为一个独立不羁的天才，不仅是当时中国的异己，更是传
统中国和49年以后的中国的异己，因而其价值就更显得可贵。在中国，历
来不乏林语堂式的文人，独独最缺少鲁迅这样的具有尼采精神的思想斗士
。当然，鲁迅的激进和狭隘需要有另一种品质来平衡，但决不是林语堂和
“新月派”式的闲适、高雅、冷漠或逃避，而是胡适式的宽容、平和与清
醒。

　　三、晚期误入歧途的鲁迅

　　鲁迅的后期确实写了许多无聊的甚至被毛泽东利用且遗害至今的东西
，他没有坚守住“文学与政治之歧途”的立场，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
了独立的超然的批判立场，走向“文学的阶级性”的歧途。他参加“左联
”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和失败。他四面树敌，攻击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
向的知识分子，执迷于“香汗”和“臭汗”的教条分野。他把小布尔乔亚
挂在嘴边，以轻蔑的口吻谈及在当时的中国非常脆弱的资产阶级，他不要
宽容，而要痛打“落水狗”、“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但他自己也住在
资产阶级的租界里，享受治外法权带来的安全。还在一些诸如谁拿了西方
帝国主义的英磅，谁拿了苏俄的卢布上耿耿于怀，几近于斤斤计较。他早
年倡导个人自由，但对西方的自由制度却充满了不信任，他实在弄不清什
么样的价值观、社会体制才可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另外，他对当时学
院派的攻击和对西方的偏见，肯定有他个人的心怀嫉恨的因素。胡适他们
这些在西洋镀过金的博士，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鲁迅这个去东洋学医又
半途而废的野路子文人，没有在西洋镀过金，当官也就是个科员，去大学
只混了个讲师。以他当时在文坛上的成就和他自视甚高的自我评价以及不
宽容的性格，不嫉恨才怪呢。

　　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在后期也陷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
粹主义综合症，把抽象的无产阶级作为道义基础，拿下层人民说事儿，把
那些自称是代表下层人民的政党引为知己。当然，他当时进左联，同情延
安，也有出于道义上同情弱者的原因，在合法政府（强者）与在野党（弱
者）之间，鲁迅这样的人，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弱者一边。但他淌
过“左联”的混水后，就知道了这其中的深浅与险恶，他晚年已经觉悟到
了自己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看清了打着“人民”的道义合法性大旗的在
野者的本质。可惜为时已晚，他的肉体已经不行了，再没有机会以全新立
场继续思想斗士的创造性劳作。

　　有人常常设想鲁迅如果活到49年后会怎么样?以他临终前的清醒和决不
妥协的、一个也不放过的性格，他的命运决不会比胡风好多少，至多是陈
寅恪、梁漱冥的命运。因为，综观鲁迅的一生，他对中国政治和统治者的
批判立场一以贯之，除了对在野党的短期同情之外，对“辛亥革命”后的
所有政府

　　——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从未有过原则上的妥协。这也是他与胡适等
人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对在野的中共，他临终前已经有了新的觉悟
，即便他活到49年以后，短期的蜜月可能会有，但是长期做帮凶或帮闲却
决无可能。

　　另外，鲁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之所以四面出击，八
方树敌，是因为那些人不买他的帐。他骂所有文坛上和文化界的有头有脑
的著名人物，因为这些人对他没有学生对老师、追随者对盟主的尊敬和顺
从。而他对文学青年态度却和蔼可亲，象柔石啦、萧红、萧军啦等等，他
在这些尊他为导师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诲人不倦的感觉，满足了他盟主的虚
荣心。在鲁迅留下的遗产中，能够最好地证明他的盟主欲和导师欲的文字
，无疑是他与许广平之间的个人通信。他与许的师生关系，从真正的师生
一直延续到两人谈恋爱和结为夫妻。我读《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
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对学生的口吻。这太可怕也太可笑了，从
讲坛上和文坛上当导师，一直当到了家里的床上。你还别吃惊，这就是中
国知识分子，好为人师，诲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还是夫妻、父子，
只要给他个台阶，他立马就踩上去发表训令和教诲。九十年代中期风靡大
陆的《曾国藩家书》，那副既为大家长又为道德权威、既是朝廷重臣又是
家庭导师的面孔，最得中国知识人的羡慕、青睐和神往。还有八十年代红
遍文化界的〈傅雷家书〉，都可以作为中国大家长的典范教材。

　　四、没有神圣价值的悲剧

　　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是
我觉得，这种个人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到失控的程度，有更深层的文
化传统上的原因。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无法给
他提供一种更高的甚至绝对的尺度，使生而为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谦卑和
敬畏。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的彼岸尺度——
无论多么伟大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我们的文化中能够提供一
种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深广的宗教背景，或者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那么
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
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了
。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
，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
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荷戟独彷徨
”的状态中。但鲁迅与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
，鲁迅则什么都不信，是灵魂上的虚无主义者——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
一的绝望者，在孤独中把自己提升为唯一的孤独者；没有对手的悲哀比有
对手的失败更让他无法忍受。

　　处于这种状态中的鲁迅，前面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
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绝对价值进行自我灵魂的拷问与对话
。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野草》中的鲁迅和
鲁迅的〈野草〉已经是人生和创作的双重尽头了，他的眼中不可能再有更
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他在世俗中的彷徨、孤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灵魂皈
依。他不可能象耶稣精神所昭示的信仰那样，在虚无中在怀疑中坚信意义
坚持寻找，在被遗弃和主动放弃的孤独中绝望中不放弃希望。所以，当人
无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又没有超越自身的更高价值时，留
给他的只有两种选择：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
战了。他当时进“左联”，既有道义上的原因，更有沉寂多时有机会做一
回盟主的原因。他与“四条汉子”的论战，表层是“国防文学”与“大众
文学”之争，实际上是“左联”盟主地位之争。他进去后才发现，人家请
他去“左联”，不是让他做说了算的盟主，而是把他当作党的统战工具用
，这与他内心的自我期许完全是风马牛，他肯定有一种被别人当工具玩了
一把的屈辱和愤怒，他的那种“荷戟独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
不上的人和事物，以发泄他深受屈辱后的愤怒。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狂妄的人格神（圣君和圣贤所构成的圣人），而
没有超越世俗人格的真正的上帝。在这样的世俗化传统中，以鲁迅的深度
与天才，他怎么可能不自视为人格神，自视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贤呢？
他的心中没有上帝，眼中又能有谁呢?正是这种狂妄导致了他晚年的浮浅与
刻薄，也导致他在49年后再一次作为毛泽东及其大小党棍手中的大棒四处
开花。如果鲁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有谦卑，《野草》之后的他就不会
再与庸人作战，也不会把自己降低为庸人，而是会写出类似圣·奥古斯丁
的《忏悔录》或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种超越性的东西。鲁迅的悲剧也
是整个中国知识界悲剧的缩影。心中没有超世俗的神圣尺度，没有对这神
圣的真正谦卑和敬畏，我们就会永远挣扎和沉沦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权力、
金钱、地位和名声的泥潭中。鲁迅还是挣扎和沉沦，而大多数人呢？别说
挣扎，连沉沦都没有，有的仅仅是苟活而已。永远是急功近利的小聪明，
不可能有大智慧大悲悯大道义大坚韧。狂妄必遭天责，这种命运，在狂妄
得绝对、卑贱得纯粹的汉文化传统中，连集道义、智慧、深邃和坚韧于一
身的鲁迅也无力幸免，更何况绝大多数不及鲁迅者。

　　“六四”大屠杀的规模和惨烈，远远超过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
惨案；1949年后的极权统治的严酷，也远远超过民国的任何时期。然而，
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篇《纪念刘和珍君》，所以，尽管鲁迅不是完人和圣徒
，但他仍然我们这个冷血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2000、6、13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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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五） ---- 从拥共到反共 
送交者: 林思云 于2000年7月07日00:17:28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
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上
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
。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
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
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
问，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后，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
究资料显示，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
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
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
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
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
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
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42人，其
中21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
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
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
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
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
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
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
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
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
了造成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
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
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
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
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
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不过日本军舰
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
：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
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
，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
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
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
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
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
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
，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
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
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
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
，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
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
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
：‘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
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
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
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
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
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
，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
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
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
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
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
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
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
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
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
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
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70年前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
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介石
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
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
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
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
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
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
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
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
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
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
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
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
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
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
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
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
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
“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
，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
皆非的场面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
态度，同蒋介石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
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
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三、工人纠察队等
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妥协，
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
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
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
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
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
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
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
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
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
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
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
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
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
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介石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
。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
，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
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
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
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
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
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
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
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
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余人，逮捕500
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
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
，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
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
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
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
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
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
，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
”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
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
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
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
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
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
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
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
“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
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
。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
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
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
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
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
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
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
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
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
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
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
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
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
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
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
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
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
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
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
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
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
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
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
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
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
：“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
，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
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
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
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
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
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
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
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
了一份《宣言》，于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
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
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
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
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
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
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
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
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
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
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
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
，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
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
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
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
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
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
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
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
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
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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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上的五权宪法和宪政三阶段论
送交者: 白沙洲 于 Sun Jul 9 11:40:36 2000:

　　在反思袁世凯时代的军权政治时期的后果及遗产后，中国宪政化进程
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翼的代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又是什么呢？ 

　　宪政化的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
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
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在党权政治时代，宪法的
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
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
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
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理论,而其国家
主义理论又是建立在所谓的宪政化历程三阶段理论和以党治国基础之上的
。 

　　在1905年中国清末进行宪政化的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
1905年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顺序分为三时期：
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以3年为期限，第二期为约法
之治，以6年为期，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揽国事之时代；第三
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权柄，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召集国会。（邹
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二，第15－16页））这是孙中山的
宪政发展三阶段论的起始形态。三阶段理论的出现，典型地反映出当时革
命派与立宪派双方都赞成的开明专制理论。所不同的是：立宪派开明专制
的主体是王权，而革命派开明专制的主体是军权。 

　　孙中山在反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后，1914年7月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
，修正了他的三阶段论。他将宪政化历程重新分为三时期：军政时期，以
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督率国民建立
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国民选举代表、建立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这个
时期三阶段论与1905年的三阶段论的不同是训政时期的出现。这种"训政"
的出现是以孙中山将人群分为三大类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
觉为基础的，毫无疑问，孙中山是属于三类人中的第一类。中华革命党的
建立不仅标志孙中山开明专制主义思想的发展，而且也是对其三种人分类
的说明。随着中华革命党的建立，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孙中山这个先知先觉
的服从者和支持者。 

　　中华革命党的建立还标志孙中山开明专制理论与其三阶段理论的发展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专制集权体制引入党的组织。二次革命
失败的原因被孙中山归因于不服从，不统一，其中不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
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孙中山开始建立绝对服从他个人的中华革命党
。这一举动导致原来国民党中以黄兴为首较稳健的一翼建立欧事研究会。
为了建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提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中华革命
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
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8页，
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第627页，中华
书局1981年版）在入党的方式上还采取了每人按指模的方式。这样，孙中
山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与以绝对个人专制为基础的党结合，这种专制主义不
仅导致了革命派阵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野，而且使宪政发展道路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党权理论和党权政治的源头由此开始。很显然，1905
年和1914年的三阶段理论中还未加入"以党治国"因素，但在1914年以前，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体系中几乎已经包含了军权、党权及其个人集权各项因
素。其思想基础是开明专制加三民主义宪政。 

　　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领袖政党"的列宁主义原理后，三阶段理论
、孙中山的早期党权政治开始与"以党治国"结合，军政时期成为"以党建国"
时期，训政时期成为"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则以三民主义建设中国。
这样，三阶段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在经历了15年的军权政治历史和苏维
埃政权样板出现后，孙中山寻求中国宪政化道路中的"非军事因素的发育"
的答案是：以党治国加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孙中山进一步强化了中华革命党时期建立起来的
个人集权制。但由于在引进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后，孙中山因病去世，孙
中山的事业只有靠他的后继人去完成。从中国宪政历史看，孙中山的开明
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成为宪政化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苏
俄模式的引进较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孙中山的个人原始专制主义为基础的的
党权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主义的政治
体制，它不仅可以党的组织对个人进行控制，而且对国家乃至社会每一个
细胞进行强控制。这种功能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开明专制具有潜在的一致
性。 

　　作为党权政治的基础理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反宪政
主义和以国家主义为指向的。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中，政权和治权都与个
人自由有相当的距离。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他是反对个人自由的。"今天
，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
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国家自由，决非个人的自由，为了使国家得以
完全自由，个人的自由非但不能扩大，还必须严加限制，欧洲国家争自由
赢来了民权的发达，而中国由于原来自由太多，则早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祸害。正因为中国一个个都有自由，人人都把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
成了一片散沙。参见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
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版）"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
命去争自由"。（转引自陈茹玄著：《中国宪法史》第214页，文海出版社
1986年版）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他
的国家自由实际上是国家的独立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作了充分的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
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2
页，转引自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第55页，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2版）而这种思想早在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中就
所体现。 

　　在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和战争环境，将孙中山
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颇具极权主义特点的政治体制。从而
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呈现出更大的倒退。早在1912年，蒋介石就表达了一种
与德日宪法模式的思想基础相一致的观点。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独立，
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力，把自己命运托付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
一。1931年5月5日的国民会议开幕词，蒋介石发表了极具法西斯主义色彩
讲话，鼓吹中国仿效法西斯。30年代，国内兴起的鼓吹极权主义的社会气
氛与蒋介石有莫大关系。（许纪霖等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
－1949 ，第418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正是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
，蒋介石以抗战及其民族主义高潮为契机，在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军事专制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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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改良：谁在掌握着改良的主动权？

　　张三一言

　　[一]民间没有改良的主动权．

　　改良的特点是主动权在统治者手中，民间没有改良的主动权．这点是
很多改良派忽视或不敢正视的．

　　民间研究改良理论当然应该也必要，但改良是为了促进目前的政治制
度演变，这就涉及改良的可操作性问题．问题症结所在非常明显：统治者
没有改良的意愿．就是说目前的改良不具可操作性．作为一个理性的改良
派必须正视现实，寻找改良的可行之法，而不只是空谈理论，或唐吉阿德
式的空用力．作为一个理性的改良派，目前重点工作是促使统治者行改良
之策．用甚么力量用甚么方法向统治者施压、争取、规劝、利诱、宣教等
等都是摆在日程上的事．

　　认定目前中国大陆不存在改良的可行性，不等同反对改良．可以说正
因为目前不具备改良的可行性，故更应积极创造可行的条件．这才是改良
派的积极态度．

　　[二]历史和现实都不存在没有革命的改良．

　　有一派改良派把所有政治演变，特别是由专制到民主的演变都全部归
功于改良，绝对抹杀革命派的功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没有孙中山等革命
派作祟中国现在已是一个民主富裕的特一级强国．中国百年来的动汤灾难
都是革命派造的孽．总之革命是有破坏无建设的罪魁祸首．事实是革命派
做了孕育、培植、民主之树的工作，并让它开花结果，然后让改良派摘果
．摘果者把植树园丁的功劳据为己有，已是缺德，再倒耙一把诬蔑革命者
，就是恶毒了．古今中外历史告诉我们，没有革命对统治者的压力，统治
者绝不会自动进行政治改革．革命是改良的孕者和培植者，没有革命就没
有改良，革命在先改良在后．所以说不存在没有革命的改良．在改良派者
中有一部分有相当影响力的人是否定革命的．他们是在挖自己的根，给自
己掘坟墓，断送中国民主的前途．这样的改良派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必须
痛加批评．

　　改良派是在革命派与统治者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中庸派．它比较温和、
中性、忍妥协和有爱心．正因为它处于两者之间，所以变革的结果利益(权
力)归其所有．作为一个理性的改良派，必须充分尊重革命派．不能把重视
和尊重革命派的改良派视作反改良派．

　　[三]否定任何一派都有害民主事业．

　　我极力批判的改良派中的否定革命那一派，我们也要尊重它存在的权
利．实际上它既有如上所说危害民主的一面，也有促进民主的一面．起码
，统治者较易听得进他们的话．他们可起到规劝统治者进行政治改革的的
作用．他们可能是开启政改之门的推门者．这是革命者无法做到的．

　　我虽然比较倾向改良，但我一贯主张，所有不同派别的民运都应存在
并期望大家能通力合作．我这样主张有我的逻辑根据．在中国进入民主之
门前，没有人能确定各种民主派别中的那些派别、策略、路线等的对或错
．唯一能确定的是实践结果．

　　假设民运中有能导致成功的派别在内，若肯定30%民运派别是『正确派
』，只让他们投入民运．其逻辑结论是它可能有100%成功的机会．因为所
有正确派别可能幸运地被选中在30%中；如不幸地事实是成功的派别一个也
没有被选入30%中，那成功机会等于0．很明显，让100%民运全投入，成功
因素必在其中，其逻辑结论必然是民运100%成功．

　　[四]为甚么作为改良派不着力批判否定改良的暴力革命派，反而不留
情地评击否定革命的改良派？

　　在道理上讲，应把两者等量齐观，各打五十大板，但我批评暴力革命
派只是一笔带过．道理很简单，暴力革命派不成气候，它的否定改良对民
主运动的实际影响甚微．改良派则不同，它是目前民运的主流思想，改良
派中其中一派用改良的名义『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影响巨大，破坏力
也大．故不能等闲视之．

　　否定革命的改良派的主力是从统治集团中来的人，他们对统治者的依
恋情结、共同利益令他们采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可取之处是认同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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