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140期(2001.03.15)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驻日使馆封杀大纪元 歹徒盗窃报社当场被擒 2. 现代水浒传：中国官员从上到下都在说谎 3. 美国之音：朱熔基为江西小学爆炸道歉 　　短评：冷眼看大陆政权——江西芳林小学惨案后的杂想 4. 明报社评：江西爆炸严禁采访得不偿失 　　江西小学爆炸事件的报道显示中国新闻媒体钳制开始动摇 5. 江泽民单独投票：凸显江核心地位 朱熔基紧跟投票被阻止 6. 广州市电视台突然出现“朱熔基是‘前法轮功练习者’”？ 　　前空军将领因修练法轮功导致家人遭迫害 7. 法轮大法等获「自由之家」国际宗教自由奖 8. 中共「严阵以待」，对赵紫阳加强管制 9. 美《外交事务》杂志再炒“六四真相”：怀疑已让位给接受 10. 间谍卫星发现中国新导弹基地有助于美国出售军火给台湾 11. 钱其琛访问美国的计划一再推迟：布什指美中确实存在问题 12. 美国之音：朱熔基透露布什10月访问北京 13. 中国对美NMD软化立场，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其深远意义 14. 中国时报：直呼台湾「中华民国」鲍威尔自认口误 15. 哈日族大佬金美龄返台受到「英雄式」欢迎 　　台湾独派将举行318大游行 　　核四风波费用：「民主的不经济」，还是「不民主的代价」？ 16. 林和立指中共领导阶层无意追求政治自由化 17. 反共言论合法化的缘由 　　　　——从司法界正反力量混战看时局动向之二 18.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的法律裁决：《前哨》诽谤罪在香港成立 19. 刘晓波：向权贵家族进一言 20. 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1998年我在伦敦出席亚欧会议，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 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啦？顺利吗？ 　　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是 股份制，是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之一”。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反正 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么做（对）就行啦”。 　　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对。这是不是可以叫做“一种共识，各自表述”啊 ？’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但是，我们的 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会抄袭西方的模式，实行政党的轮流坐庄或者是两院 制。我们党内的各项制度要进行改革，包括干部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我们 的国家机关也都需要改革。因此，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 　　---- 朱总理答德国《金融时报》记者就中国政治改革问题的提问 ～～～～～～～～～～～～～～～～～～～～～～～～～～～～～～～～ 中共驻日使馆封杀大纪元 歹徒盗窃报社当场被擒 　　据大纪元日本版3月15日报导，继大纪元时报在北美十一大地区(纽约 、新泽西、亚特兰大、旧金山、洛杉基、波士顿、休士顿、华盛顿DC、明 里苏达、佛罗里达、加拿大)及澳洲、台湾全面推出后，大纪元时报于今年 1月8日又进驻日本，开版以来发行9期，虽尚在成长中，亦以其诚信求实的 理念在繁荣华语文化上作出大力探索，开始立脚于当地众多的华语媒介。 其中，尤以其专版刊登正面报道法轮功文章的大胆之举，引起了各方面的 密切关注。 　　举例一二。1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在华人新春招待会上，呼吁华人 媒体停止互相攻击，致力华界团结的激昂呼声刚刚落地，2月22日，驻日中 国使馆又在赤阪见附锦江饭店邀请了除当事人大纪元报以外所有的数十家 华人媒体及华人团体，指令各媒体搜证罗据，封杀大纪元。怎奈散去后各 家媒体反应冷淡，并未领命出击。沉默了一星期后，使馆按耐不住，亲自 上场，将新华社御用文章搬来，并向在日华人施压,不准看大纪元报，不许 听法轮功之声。于是一夜间，各华人媒体的醒目版面上压制言论及慌言纷 纷登场。大纪元人员电话同行询问究竟，各媒体深表无奈。 　　封杀未毕，袭击又起。3月14日连夜赶出9期出版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 松一会儿气，8点左右便各自散去。事也凑巧，晚约11时15分，两位职员因 有事返回事务室。到办公室门口，取出钥匙开门时，门突然从里面打开， 冲出一位矮胖男子，欲夺路而逃。几脱几擒，终被两职员抓拿归案报警。 警方搜查结果，奇怪的是会计抽屉内的现金及邮便储蓄丝毫未动，倒是放 置文件的抽屉锁被撬。 　　警方在审讯犯人后说犯人有2个携带电话，有车在附近，有可能不止一 人作案。警方介绍说，犯人39岁，是职业侦探。 　　一前一后的两件事，可谓外围内攻，紧锣密鼓。可是偶然？ 　　职业侦探潜入日本大纪元事务室追踪报导 　　(大纪元3月15日讯)2001年3月14日晚约11时15分，大纪元公司的两位 职员因为加班返回事务室。到3楼的办公室门口，取出钥匙开门，门突然被 从里面打开，冲出一位身高约１米65，较胖，圆脸，黑外衣，浅色裤的人 ，欲夺路而逃，两位职员一怔之后，立刻高喊：小偷！并抓住其胳膊和外 衣。 　　4楼的房东明白原委后应允立即电话报警。犯人拼命想挣脱，先后使两 位职员的眼镜落地，并在2楼层上挣脱，沿楼梯飞奔而下。 　　两位职员紧追其后，在1楼门外马路上再次抓住犯人，将其脸朝上按在 地上。犯人一直拼命想挣脱，还想咬人，职员再高喊抓小偷，马路对面一 位男士问明情况，帮忙电话报警。 　　这时房东从4楼的窗口探出头，告诉说已经电话报警。在犯人拼命挣脱 和两位职员尽力控制中，3、4辆警车赶到，两位职员将犯人引渡给警察。 　　警方进入会社内搜索。结果奇怪的是会计未上锁的抽屉内若干万日元 现金及邮便储蓄手帐未动，常务的只有文件的抽屉锁被撬。 　　警方说犯人有2个携带电话，有车在附近，有可能不止一人作案。房东 也说晚上9点多钟时回家，该犯人匆忙从楼上冲下，与房东肩膀撞上冲下出 去。警察请两位职员及后赶到的常务到荒川区警察署叙述了事件经过。犯 人也被其他警车同时押到审讯。 　　两位职员及常务在警察署回答了警察的详细询问，包括个人资料及事 件经过，并出示在扭押中被毁的电子词典。 　　警方介绍说，犯人叫吉田泰弘，39岁，已几次被刑务所关押。职员在 警察署记事板上看到记载，犯人是侦探业，住东京都北区志茂1-5-9レオパ レス赤羽201，本籍福冈县筑上郡樵田町宇自津651番地。 　　案件疑点： 　　１．有职员说近几日会社楼后面有可疑人出没、盯梢。 　　２．房东晚上9点多钟回家，该小偷匆忙从楼上冲下，与房东肩膀撞上 冲下出去。到当日晚10时会社成员一直出出进进，犯人刚好在无人时潜入 室内，说明其一直寻找时机尽快下手。 　　３．犯人有2个携带电话，有车在附近，车上有什么？是否有人策应作 案？ 　　４．会计的抽屉内现金及手帐未动，却直奔只有文件的常务的抽屉。 似乎目标明确。 　　５．犯人为侦探，其犯罪目的究竟为何？背后是谁指使？ 　　上周刚刚有中国驻日使馆在一些中文报纸上公开呼吁，封杀《大纪元 时报》，现在马上就来了个非法侵入事件。难道两件事是偶然的巧合么？ 　　荒川区警察署电话为03-3810-0110，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案情审问进展 ，并吁请广大在日华人提高警惕，随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现代水浒传：中国官员从上到下都在说谎 　　英国《泰晤士报》前东亚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 　　以下是七位独特不凡的中国英雄：（音译）张成根、高瑜、邓太太、 张复九、丁明星、温胡南、杨栋梁。他们全都讲了真话：他们说，在江西 省芳林村，小学生被迫为附近一间工厂制造鞭炮，导致四十二名学生和他 们的老师被炸死。 　　芳林村这七位村民所以是英雄，因为他们戳破朱熔基总理的谎言。爆 炸的烟尘一落定，濒死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停止哀号，朱熔基就否认学校 贮存爆竹，又指爆炸是疯汉所为。 　　学校被推土机夷平 　　芳林村七杰的行为既英勇又独特。我相信，他们是五十多年来第一群 中国人，敢于告诉西方记者，中国官员由上至下都扯谎。「人人都知道是 爆竹起祸。政府试图隐瞒事实。请不要相信他们。」张成根说。 　　不错，芳林村灾难正演变成中国的库尔斯克号。核子潜艇突然爆炸沉 没，俄国港口上的愤怒亲属，隔了多日也不肯到现场的普京总统，还带头 说谎，甚至归咎北约战舰达数月之久。 　　外国及俄罗斯潜水员都检验过库尔斯克号，在船员遗骸亦找到描述事 发经过的字条。相比之下，芳林村惨剧可能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不会有 科学鉴证调查：所有遇难学生，不是已火葬便是已入土，学校已被推土机 夷平。 　　朱总理应跪下来，恳求芳林村村民宽恕他，不是只为说谎，亦因他掌 管中国经济。五年前新华社曾报道，九一至九五年间，中国九成以上的中 、小学均经营「校园生意」，获利总共三百七十亿美元。 　　为甚么要干此营生？九十年代初期以前，北京总是说，所有儿童均接 受九年免费教育。那大抵不错，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 国生产总值不足百分之二点四，在联合国排行榜上几乎屈居末座。过去十 年，政府都呼吁家长自费供子女上学。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其中大 都是女孩，都没有甚么机会上学。 　　中国记者已被封嘴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告诉记者：「中国的劳工法例有明文保障儿童福 利。」但是芳林那类中国农村，学校教师月薪只得十二美元，他们强迫学 生「参与业务」。当地一名学校职员告诉西方记者，这次惨剧的成因，「 各县各村，每间学校都有。」 　　中国互联网上愈来愈多人对爆炸大表愤慨，但那些留言很快就被删除 。政府照例谴责外国传媒报道失实，甚至连中国报界亦受责。这种现象几 乎与村民驳斥总理，同样罕有。虽然经常有人说中国现在能容纳各种意见 ，以上却是中共的一贯镇压手法。 　　中国记者已被封嘴，互联网亦被截断，余下还有一项传统镇压方式： 找出「黑手」、和那些「煽风点火」、「散播假消息及谣言」的人，使他 们消失。芳林村七杰是明显的打击对象。还记得在天安门广场拦截坦克的 那人吗？他自此人间蒸发。西方记者排除种种障碍，联络上高、邓、二张 、丁、温、杨众位。我促请他们用同样的精力和决心，确保七位不会就此 消失。(苹果日报) ～～～～～～～～～～～～～～～～～～～～～～～～～～～～～～～～ 美国之音：朱熔基为江西小学爆炸道歉 　　中国总理就江西芳林村小学爆炸事件道歉，并表示要继续调查。但是 ，有些当地村民和境外记者不接受中国官方最近对事件的解释。在中国总 理朱熔基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英国记者就万载县的小学教学楼爆炸 事件问道：请问您是否真的认为，江西的一所小学是由于一个孤僻的、脑 子有问题的人背了两袋子鞭炮炸毁的？ 　　附：朱熔基答ＳｋｙＮｅｗｓ记者就江西小学爆炸事件等问题提问 　　朱：对江西万载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我的心情感到很沉重，我要向 牺牲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 　　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发生在江泽民主席对于这种爆炸事件有多次 批示的情况下，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心情沉重，应该进行检讨。 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江西省省长立即从北京赶回江西，进行善后处理， 公安部也派出了专家调查组，对爆炸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正式的调查结 果报告，我前几天已经向报界宣布了。在我讲话以后，有少数媒体认为这 一次爆炸是由于学校生产爆竹所引起的，不同意我的看法。因此，我亲自 要求公安部长贾春旺再派遣了一个６个人的专家调查组到江西去进行微服 私访。他们回来以后给我的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比方说这个学 校在１９９９年曾经用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学生对爆竹进行插引信的工作 。但是，去年萍乡炮竹案爆发以后，学校停止了这种活动。另外，我们在 现场也没有找到生产和装配这种花炮的证据。 　　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 是我也相信，不管怎么样，历史是不能隐瞒的，我们将继续调查这件事情 ，使它能够水落石出。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否定原来的结论。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件事情吸取足够的教训，完善和重 申已经制定的法规，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未成年的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 劳动。如果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 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新华社15日) 　　外电注意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级别的人，特别是领导 核心的成员，很少公开向公众发表这样的道歉。 　　《南华早报》发表驻广州记者米契尔的文章说，朱熔基总理以他的人 格以及不容忍地方政府所放的烟幕而著称，他有责任向死难儿童的家长做 出比现在要充份的解释。这篇文章还说，当地有个死难学生的父亲带着《 南华早报》记者在村子里参观。那位记者问他这样作怕不怕警察，他回答 ，“警察应该怕我。政府要靠我们支持。”5分钟后，警察用车把这位记者 带走了。那位学生家长在车的后面骂警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曾经指责某些外国媒体在这件事上歪曲事实 。《南华早报》记者米契尔反驳说，首先，外国记者只是报道了村民们关 于那个学校用童工做鞭炮的说法；其次，记者们报道了村民不接受官方所 谓的疯子炸学校的解释。如果这个事件真是一个人所为，那么官方为什么 把村子里的党支部书记和校长抓起来了呢？朱熔基表示将继续调查这件事 ，使它水落石出。他还承诺，一定吸取教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规 ，绝不让儿童进行有生命危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生命损失，一定将县 长、乡长、镇长撤职，追究刑事责任，对省长也给予行政处分。 　　华声：冷眼看大陆政权 　　　　——江西芳林小学惨案后的杂想 　　江西芳林小学爆炸案，几十条生命就这样一眨眼消失了。官方说是四 十一个，有媒体报导说是六十几个。其实，四十和六十有什么差别呢?关键 是应该说明中共政权对这起惨案是不应该负责任的，老百姓被炸死那是他 自己倒霉。所以，堂堂一国总理出面说明，爆炸是由“精神病患者”所为 。谁负法律责任那？那人他脑子有病。 　　大家都知道，大陆政权是一党专制。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在为大陆的政 治改革及民主尽力，期望能有所改变。其实，大部分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忧 国忧民，老百姓只想有个温饱，生活来源相对稳定，也就谢天谢地了。民 主？好像挺好。可是，能当饭吃？ 　　其实，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的。他们所求不多， 只要政府时不时为老百姓想一想，讲一点真话，办一点实事。虽然不一定 能达到国泰民安，也不至于弄到民不聊生，今天炸死几十，明天烧死几百 ，黄毒赌黑到处泛滥。而这一切所需要的也就是政府的一点点良心和最起 码的道德。 　　然而，这却也成了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奢求。返观中共这五十一年有 余的统治过程，老百姓总是最后被考虑的，而通常是不予理睬的。老百姓 是什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是廉价的劳动力，是与外国政府 讨价还价的筹码。老百姓活着可以为政府官员创造财富，死了可以减轻国 家的负担，真是太好了。 　　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服务”了吗?中共掌权后没几年就进行反 右，然后就是大跃进，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运动中，三四千 万人被活活的饿死，整死。有些地方甚至有人吃人的事情。中共为此向人 民道歉了吗？当年日本人侵略时杀了很多中国人，那还得亲自动手一个一 个的杀。中共政权根本不需要这样做的，它让中国人自相残杀，历次运动 都是把百分之五的人打成“敌人”，让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消灭百分之 五的“敌人”。当年反右的时候，就有分配指标到各单位和地方，在一群 人中间一定要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等都是如此 。现在这样的方法又用到了法轮功的身上。这样轮着来，把所有的老百姓 都放在掌心捏个够。让你知道中共的厉害，看谁还敢“反共，颠覆政府” 。老百姓还可以被用来作为对付外国侵略者的“血肉长城”。毛不是说过 吗，中国不怕原子弹，炸死三亿人，还有三亿。 　　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利用老百姓的廉价劳动力是增加出口创汇的 最好方法。运用童工则更为合算。当然了，芳林小学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 总是有办法掩盖的。老百姓的存款，外汇储备通通在掌握之中。农民种地 ，入不敷出，下岗工人生活艰难，等等，这些对那些贪官污吏来讲，都无 关紧要。江泽民的儿子想要做的是电讯媒体王国的龙头老大，同时在国家 政治的运作方面也要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他的金口一开就是几十亿美元 。腐败？不腐败怎么能“闷声大发财”？当然，文章还是要做的。反腐败 的口号还是要喊的。不是一直在抓在杀么。虽然那些都是没有和江泽民站 在一起的，或者是为保车而放弃的小卒们，但是，也是在“反腐败”了嘛 。不这样做，那就要“亡党亡国”。 　　讲到“亡党亡国”，每次运动都用这个作为藉口。不反腐败要“亡党 亡国”。可是，怎么连一些在公园里练练功的老先生老太太们都成为“亡 党亡国”的危险了？那么，“亡党亡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亡党”，当 然是共产党灭亡。那“亡国”的“国”呢？说穿了，也就是为了维护共产 党统治政权的国家机器而已，根本就不是老百姓的国家。为什么江泽民要 把一切不利于其统治的不同的声音，组织，人士，等等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因为江的集团利益，江的无限制的特权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江唯一关心 的。不愿“亡党亡国”，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国人还有希望吗？好像有。老百姓不是都在盼着清官么？自古以 来都是这样。几年前朱容基新当总理的时候，大家似乎都高兴。因朱表现 出了一个清官的特质。朱的豪言壮语依然在耳，什么“一百口棺材”之类 的。可是，这一次他却出来做了这样的说明。当然啦，现在还有李瑞环。 不过，回头再想一想，具有这样历史的共产党政权，能出多少清官呢？而 这些清官又能维持多久呢？我想，大家还是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 明报社评：江西爆炸严禁采访得不偿失 　　今天，朱熔基总理在北京对中外记者再次说明江西小学爆炸案，他虽 然维持了原来的解释，但态度有所软化，并强调会继续查下去，直至水落 石出。以朱熔基的性格，他承诺根查下去的诚意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怀疑， 但有两个大问号却挥之不去：(一)为什么不将调查的透明度提高？(二)为 什么不让记者前往爆炸现场采访？ 　　造成逾四十名师生死亡的江西省万载县小学大爆炸发生已十天，原因 仍然莫衷一是。事件发生后，传媒报道说是与学校让学生做爆竹加工有关 。第二天，正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的朱熔基，郑重的对记者表示，现在 已查明，不是有关小学为创收（增加收入），将学校租出去作为贮藏花炮 原料仓库之用而引致爆炸，是有人故意携带花炮原料并将其点燃引爆而引 起的，该名凶嫌患有精神病。此语一出，引起死伤者家属哗然，纷纷质疑 这个说法。昨天，朱熔基的说法有了少许变化，承认学校曾于两年前让学 生做爆竹加工的工作，但已经停止。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指摘媒体不负责任，添枝加叶，歪曲事实，对中 国进行攻击，又批评记者的做法违反职业道德，是荒谬的、错误的。相比 之下，朱熔基的态度比外交部官员的指摘较为实事求是；他又披露，对于 有传媒不同意他对事件的解释后，他再派遣了六名公安人员到江西微服私 访，终于查出确实存在学校让学生加工爆竹，只是这已是两年前的事。 　　明报社评指出：我们欣赏公安认真负责查证的精神，但为什么会出现 有公安封锁事发的整条村庄，禁止记者前去采访，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记 者也不让进村，这种黑箱作业的调查，即使查出来的是事实，真相也难免 蒙上阴影，因为封杀记者的采访，不但有损开放形象，亦难以取信于民。 　　其实，为政者不需要箝制记者，也毋须讨好传媒，最重要是对老百姓 负责。昨天朱熔基的记者会，是向全国直播的；全国人民，包括江西父老 也是睁开眼睛盯著怎么说。希望朱熔基向记者解释的做法，能对公安起到 上行下效的作用，进一步公开调查结果，向老百姓解释。 　　朱熔基承担了责任，向全国人民承诺，一定从这次事故汲取足够的教 训，完善和重申已经制定的法规，绝对不能允许学生和儿童进行有生命危 险的劳动。如果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 ，并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这是负责任 的态度，人们会睁开眼睛，盯著他如何兑现这个承诺。 　　江西小学爆炸事件的报道显示中国新闻媒体钳制开始动摇 　　巴黎消息：中国传媒最近对江西省芳林村小学校爆炸事件的报导虽然 有限，但已透露一个信息：北京当局已经失去对新闻的绝对控制权。法国 解放报3月14日发表题为《北京对新闻失去控制》的评论文章，认为随著高 科技发展给信息传播提供更大空间，随著中国老百姓渐渐敢于说话，共产 党对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强大支柱之一----新闻媒体的钳制，已经渐渐开始 动摇。 ～～～～～～～～～～～～～～～～～～～～～～～～～～～～～～～～ 江泽民单独投票：凸显江核心地位 朱熔基紧跟投票被阻止 　　中国人大15日上午选举四名人大常委，由江泽民独自一人率投票主席 团执行主席率先投票，以突出其核心地位。朱熔基原已与江泽民一起起身 准备出去投票，却被工作人员阻止，朱只好又坐下。 　　明报15日报导，江泽民、朱熔基等政治局常委，一上台就互相传递信 封签字，原来有人大代表将大批人大首日封集中后，交由人大工作人员统 一交给领导签名，所以，江总，朱总等签名签倒手软。但最令中外记者瞩 目的就是，江泽民三次离开坐位，走到曾庆红身边，期间还见曾庆红仰头 大笑，显然江总说了什么笑话。而江第一次还同曾庆红握手。只有委员长 李鹏坐在另一侧。 　　15日采取无记名投票，大会还设立了秘密写票处。当开始投票时，按 惯例应由江总率政治局七名常委带头开始，但今年则由江泽民独自一人率 投票主席团执行主席率先投票。另朱总原已与江泽民一起起身准备出去投 票，却被工作人员阻止，示意只让江总先投，朱只好又坐下。在众多记者 的摄影器材的聚焦下，江泽民一人缓缓走向投票箱，第一个投票，显示江 泽民的核心地位。 　　投票后，大会休息四十分钟等待选举结果。参加投票的代表共二千八 百二十六人，其中有两张废票，四名当选常委中，得票最高的是贺一诚， 反对票最多的是盛华仁。 ～～～～～～～～～～～～～～～～～～～～～～～～～～～～～～～～ 广州市电视台突然出现“朱熔基是‘前法轮功练习者’”？ 　　据广东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广州市电视台三月五日播发中国总理朱熔 基在全国人大开幕式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消息，电视屏幕的字幕上突然出现 “前法轮功练习者”的字样，事件引起有关部门恐慌，据说中宣部等机构 已经向广州电视台派驻工作组调查这一事件。 　　胡锦涛追究穗电视台过失 　　香港东方日报报导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办公室打电话向广东方面了 解，查询为何会出现如此离谱的错误。 　　消息透露，事情发生后，由广州市委宣传部组成的调查组已进驻广州 电视台进行取证调查，目前尚未完成报告。调查组初步将事情定性为「技 术出错，后果严重」八个字，不过正式的结论尚未作出，暂时亦未处分任 何人，只是据悉该台台长及新闻部负责人为此正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据悉广州电视台方面解释说，当日的错误是新闻部一名负责技术环节 的工作人员按错掣所致。该台在当日上午曾报道过打击法轮功的新闻，节 目中专访了一名曾练习法轮功的人，因此在其中一个字幕库中有「原法轮 功练习者」几个字，而午间新闻在报道朱熔基作十五规划报告中，一名负 责配字幕的工作人员可能忙中有错，按了上午新闻字幕库的掣，结果出现 了震动高层的画面，但错误即时被发现，字幕只持续了一点三秒便被清除 掉。 　　前空军将领因修练法轮功导致家人遭迫害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前将领于长新因修练法轮功 而於去年被军事法庭判刑十七年后，其妻子姜明最近又被赶出了空军指挥 学院的宿舍。据悉，空军将领对此事有所不满。 　　信息中心指出，现年七十五岁的于长新是军队最高学府空军指挥学院 的正军职级别的教授，七十年代曾任空军师长，后来被调到指挥学院，培 育高级军官。 　　一九九二年，于长新开始修练法轮功，去年一月六日被空军军事法院 依「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名判刑十七年。 　　于长新被判刑后，其七十岁妻子姜明一直居住在指挥学院分配的民房 ，但本月初有关当局禁止她继续居住，目前姜明暂住在北京亲戚家中。 　　信息中心表示，该事已引起于长新部分任空军将领的学生不满，他们 表示，这种因反法轮功而迫害家属的行为相当不智。 ～～～～～～～～～～～～～～～～～～～～～～～～～～～～～～～～ 法轮大法等获「自由之家」国际宗教自由奖 　　基督教地下教会之友、龚品梅主教基金会、法轮大法协会及创办人李 洪志、国际声援西藏中心，以及美国维吾尔协会，十四日晚同获人权组织 「自由之家」颁发二○○一年国际宗教自由奖。 　　据世界日报报道，「自由之家」的宗教自由奖是为表扬这些团体捍卫 中国的宗教及性灵活动。 　　颁奖仪式在美国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外交关系委 员会主席赫姆斯在颁奖活动中强烈谴责中国迫害宗教，摧毁教堂、寺庙， 威胁消灭藏人及东土耳其斯坦人。赫姆斯呼吁全球各国支持美国将在联合 国提出的中国迫害人权决议案，并反对中国主办奥运。 　　李洪志说法轮功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自由之家属下的[宗教自由中心]负责人尼娜.谢伊向法轮功大法协会及 其创始人李洪志颁发了[国际宗教自由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另外四个被认 为在捍卫中国的宗教权利方面成绩显著的组织，它们分别是龚品梅枢机主 教基金会、中国家庭基督教会之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以及美国维吾尔协 会。 　　法轮功组织发言人张而平代表李洪志出席颁奖仪式。他宣读了李洪志 的声明。声明说，法轮功使很多人获得健康，提高了人的道德标准。法轮 功发扬人性善良的一面，挑战邪恶，这就对共产党的邪恶本性构成了严重 威胁。张而平在谈到他本人对这次获奖的感想时表示： 　　张而平：“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民间团体和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府对 中国这种残暴违反人权、镇压法轮功学员的一种表示，也就是说，你中国 侵犯了你自己的宪法不说，而且你也侵犯了你对联合国以及国际人权所承 诺的这些责任和义务。那么，国际社会就要有个反应。” 　　中国家庭基督教会代表受迫害教徒领奖 　　获得[2001年国际宗教自由奖]的其他几个组织也在颁奖仪式上对中国 政府压制迫害宗教自由的行动进行了谴责。中国家庭基督教会之友是一个 是一个为在中国不被承认的家庭教会争取权利的组织，该组织前来参加领 奖的代表傅希秋在领奖前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傅希秋：“我想这一次奖励对我和我的全家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荣幸。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奖励应该归给成千上万个正在受迫害的家庭教会 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过去50年来，在中共的压迫之下，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判无期徒刑、20年、10年以至于去年有一个21岁的小弟兄在河南殉道 ，我想，这个奖励应该是归给他们的。” 　　颁奖仪式希望影响中国申奥努力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者。 他不但出席了这个颁奖仪式，而且还发表了讲话。 　　赫尔姆斯说：“在中国，几乎没有比宗教自由更重要和更适时的主题 了。那里没有宗教自由，只有宗教迫害。再过几个星期，世界各国将在日 内瓦考虑一项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决议案，其中包括中国对宗教的残酷镇 压。” 　　赫尔姆斯说，鉴于国际奥委会今年7月将决定是否让北京主办2008年夏 季奥运会，这次颁奖活动非常及时。同时获奖的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负 责人龚民权不仅呼吁不要让中国大陆申办奥运成功，他还呼吁美国各界抵 制中国货，不要助长中国当局迫害宗教，利用劳改犯、童工制造商品赚取 美国的外汇，然后再大量增加国防预算。 　　宗教自由中心负责人谢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声称支持宗教多元化， 并且签署了有关国际协议。但它却没有遵照人权规则行事。人权组织[自由 之家]表示，许多中国汉人、藏人以及维吾尔族人为了凭良心办事而不得不 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自由之家]颁发[国际宗教自由奖]就是为了对那些 使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组织予以表彰。 ～～～～～～～～～～～～～～～～～～～～～～～～～～～～～～～～ 中共「严阵以待」，对赵紫阳加强管制 　　由江泽民和李鹏组成的「江李体制」是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 核心，这个体制近期不会有变化。不过，江泽民忧虑的是他退位以后会不 会出现「亡党亡国」。《天安门密件》掀起历史真伪之辩，也令江泽民感 到忧虑。四月中旬此书，《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推出，中共「严阵 以待」，要在今后几个月对赵紫阳加强管制。 　　《亚洲周刊》江迅报导，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 全会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讲了唐朝杜牧《阿房宫赋》的故事。江泽民说 ，《阿房宫赋》中有个深刻的观点，即一个政权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在其 自身。政权腐败了，瓦解了，背逆民意，祸害人民，垮台是必然的。得人 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得民心兴邦，失民心亡国 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教训在哪里呢？得到天下的人，往往就骄横起来， 不仅穷极奢华，而且欺压百姓，最终失掉民心。决定政权存亡的诸多因素 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江说，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先后下台 ，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尽管各自原因很复杂，但说到底，人心向背的变 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据悉，今年二月中旬，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江泽民 作了长篇讲话，也表露了他对国内时局的忧虑。九名中共领导人在会上分 别讲了九个问题，其中，人大委员长李鹏主讲关於六四天安门事件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主讲关於法轮功的问题。 　　北京召开人大、政协两会，最忧虑的是法轮功会不会再闹事。今年人 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一带的警力，比往年明显加强，随时可见街上行人 的提包被警员检查。一位货车司机驾车从石家庄进北京，一路上竟遭警员 十多次盘查。江泽民想不到，一个开始只是气功的组织，短短几年竟会是 共产党最强大的敌手。 　　《天安门密件》掀起历史真伪之辩，也令江泽民感到忧虑。四月中旬 此书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 )推出，中共已於上月开始「严阵以待 」。中宣部下发文件，此书不准入境，不准传阅，特别是加强网络资讯管 理，不准下载有关内容。上周，北京组织局级以上干部，观看了官方摄制 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以表明「真相」。有消息透露，二月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也谈到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要在今后几个月对赵加强管 制。 　　报导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八十周年，据了解，一批当年在体 制内任要职的老共产党员，对江泽民迟迟不下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满 ，正时常聚会，欲撰写新「共产党宣言」，评议时政。相对立的前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周围也聚集一批人，他们也撰文认为，江泽民的新理 论是走「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体制交接班是江泽民考虑最多的问题。江泽民在 一次会议上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 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著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 存亡。」去年十月，中南海对选拔优秀年轻干部作出部署，让一批不同年 龄层次的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到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岗位担任正职，而 政府机构改革也大刀阔斧同时进行。 　　报导说，在「两会」前夕，江泽民在海南省考察，反复强调中共党的 形象和战斗力，以及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 书记尉健行在重庆考察时一再强调要把反腐败推向深入，就在全国政协会 议开幕的前一天，尉观看了山东省潍坊市创作演出的反腐败题材的现代吕 剧《碧水长流》，其象徵意义相当强烈。 ～～～～～～～～～～～～～～～～～～～～～～～～～～～～～～～～ 美《外交事务》杂志再炒“六四真相”：怀疑已让位给接受 　　《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书名《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现在西方中 国专家当中引起一阵期待和猜测。他们握有什么新的材料？学术界的传统 要求他们对这种未曾预料到的大批新信息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怀疑。但很 快，怀疑已经让位给接受。中国当局的内部反应看来也证实了文件的真实 性。美国最新一期(3-4月)《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 授、老资格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Lucian W. Pye)关于《天安门文件》这样 的看法。 　　今年1-2月期的《外交事务》杂志率先发表了《天安门文件》摘要。文 件详细介绍了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春天的考虑，最后导致六四天安门广场 悲剧。白鲁恂的评论文章把《天安门文件》称为来自中国最高领导的新文 件。以下是白鲁恂的主要观点。 　　《天安门文件》的发表给予读者机会接触全世界最秘密的政府之一、 在历史上名誉最臭的时刻、最内部的决策过程。文件包括政治局会议记录 和中国正式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最高层--五人政治局常委的会议记录。更令 人吃惊的是高层领导人的内部交流，包括“八老”集会。八老是资深共产 党革命家的法外团体，他们当时具有中国的最高权威；还包括在邓小平家 里举行私人会议，邓小平是最有影响力的元老和中央军委主席；文件甚至 包括他的电话对话。所有对话和会议都针对一个主题：如何处理学生示威 者，他们在1989年春天已经占据天安门广场。 　　这部大型文件集是由一名共产党员(读者看到的是笔名张良)和几名同 事合作秘密编纂的，然后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黎安友又找到普 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Perry Link)和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夏伟帮助编辑。编 纂者的动机是通过强迫公开讨论长期被看作禁忌的话题，推动中国的政治 改革。他们希望，文件曝光将使共产党震惊，改变官方结论--天安门示威 者是由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挑动的。推翻上述结论就是承认学生都是 爱国的，他们要通过政治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编纂者相信，单靠流亡的异见人士永远不能改变中国。改革必须来自 共产党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编纂者及其家人勇敢地选择留在国内。文 件显示某些顽固的老人完全了解事件发展，但在判断示威者和他们自己的 控制力量方面犯了致命错误。编纂者希望这些文件的曝光将说服内心公正 的中国人，政府的行动不合适，中国现在应当以严肃的政治改革同经济改 革配套。黎安友在前言中注意到，《天安门文件》的发表将破坏中国现任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强硬路线者李鹏的政治资本，但将有利于一批更为开放 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朱熔基、李瑞环和其他人。后面这批人中的某些人 是否为编纂者提供庇护？ 　　黎安友和林培瑞同一批译者已经合作几年将文件翻译成英文，英文版 只有即将出版的中文版(书名为《中国“六四”真相》)的三分之一。夏伟 对于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彻底考证。他以伪造中国官方文件 和内部报告的长期历史作为提醒开头，但他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天安门 文件》的内容是真实的。不幸的是，他和黎安友都不能同读者分享他们支 持以上结论的全部证据。如果那么做，将使编纂者处于危险之中。 　　《天安门文件》的出现在西方中国专家当中引起一阵期待和猜测。他 们握有什么新的材料？学术界的传统要求他们对这种未曾预料到的大批新 信息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怀疑。但很快，怀疑已经让位给接受；文件没有 包括冒烟的枪支，它们同广泛流行的关于六四事件解释没有矛盾。如果是 伪造，那些编造文件者难道不会增加一些耸人听闻的新内容？同时，接受 这些文件也对出版带来限制。在美国出版这些文件引起人们担心，文件曝 光会影响同北京的关系。 　　中国当局的内部反应看来是证实了文件的真实性。北京声称文件是伪 造的，那种说法顶多是半心半意的，同中国官方对于任何外国的侮辱或批 评的标准反应形成对比；官方反应总是高调呼啸，其中一个标准说法就是 ：那一行动“伤害了十亿中国人的感情。”那种随便、几乎是漫不经心地 宣布文件是伪造的，意思就是北京希望把那些东西看作茶余饭后谈论的话 题，中国人应当忽略它。也许是中国高层还没有决定共产党应当如何反应 。然而，在准备2002年共产党十六大过程中，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将会 被那些赞成政治改革的人提出来。 　　要说《天安门文件》对于中国现在的精英政治和接班游戏有无重大影 响还为时过早。但它们的确提供了那些历史事件中有关人物的生动图像。 正如张良在前言所说，“六四是二十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广泛、最深 远和影响最大民主示威。”他也许是对的；的确，文件显示，中国341个城 市大约一亿人参与了1989年的抗议活动。随后几年，我们看到了电视录像 和来自参与者和记者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叙述。但《天安门文件》却第一次 直接证实共产党高层如何看待和理解示威。文件把读者带进中共中央、国 务院和部分最高领导人住宅所在的中南海。读者看到中国领导人如何表达 他们的难堪、辩论应当干什么、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内部分裂、作出关键决 策，最后如何试图对他们自己和外部世界为血腥镇压辩护。 　　在筹划他们的行动中，中南海的领导人根据来自国内和海外、丰富、 准确、详细、经常更新到最近几分钟的及时情报报告工作。公安部在各个 大学和所有城市的特务每小时都要提供学生们计划干什么或正在干什么的 信息更新。同时，世界各地的情报汇集中南海，让中国领导人知道外国政 府和公众如何看待他们的决定。中国最高官员也得到世界各大报纸如何报 道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每日简报。 　　领导人的会议记录显示，为了通顺和明确记录已经过编辑。文件中的 发言和对话都惊人地清晰、连贯、有道理，没有那些大忙人在日常谈话中 使用的缩略语、半个句子、密码式的术语。这种编辑加工是中国政府和共 产党官方文件的典型处理方式。因此，《天安门文件》的连贯性和润色实 际上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可靠性。 　　当时的总理和政治局常委李鹏在多数会议上都突出表现出他是个了解 情况的领导人，他使用严谨的逻辑推理，推行他要毫不妥协地处理示威者 的政策。对比之下，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同学生对话，在当时似乎是 出于一厢情愿，那种说法更多是来自良心，而不是来自头脑。 Top China experts debate the "The Tiananmen Papers" View Video Presentation http://www.cfr.org/p/pubs/TiananmenPapers_1-11-01_Vid.html ～～～～～～～～～～～～～～～～～～～～～～～～～～～～～～～～ 间谍卫星发现中国新导弹基地有助于美国出售军火给台湾 　　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间谍卫星发现中国刚刚在靠近台湾的地区建立 了第二个新的短程导弹基地。有关专家认为，美国内部一些人反对向台湾 出售更多的先进武器，这一披露将削弱他们的力量。 　　美间谍卫星拍到新基地照片 　　美国《华盛顿时报》星期四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载文报道，根据美国间 谍卫星拍下的照片，中国在离台湾岛大约220公里的福建仙游东北部地区完 成了一处导弹基地的建设，在那里部署了将近1百枚CSS-7型短程弹道导弹 和可移动发射器。《华盛顿时报》援引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一辆载有导弹和发射器的火车从中国中部的一座工 厂出发，抵达福建的导弹基地。第二辆载有运载车发射架的火车上个星期 也即将出厂。据信导弹藏在地下仓库里，以保护它们不受美国精确导航系 统的导弹的袭击。一位熟悉情报的官员说，这是在台湾射程之内中国修建 的第二个导弹基地。第一个短程导弹基地靠近永安，是在去年完工的。更 靠北部还有一处地区导弹基地的指挥部。 　　中国军队对台进攻力量加强 　　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囊机构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org)高级军事 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关中国建立针对台湾 的新的导弹基地的报道是可靠的。他在谈到这一报道的意义时说：“第一 ，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部署针对台湾的导弹系统 的军事能力。今天报道的两处导弹基地是在1999年期间开始建设的，到2001 年初就已经完工了。第二，中国部署的是新型导弹，有DF-11型和CSS-7型 导弹系统。” 　　费舍尔说，这表明中国军队更有力量攻击台湾。特别是CSS-7型导弹， 由于它具有低空飞行和自导能力，台湾军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很难拦截它 。而且它还可以携带各种弹头，打击的精确度也很高。所有这些能力显示 ，台湾面对更大的威胁。 　　北京对台政策必将影响美国决策 　　《华盛顿时报》最近刊登了一份台湾的军备采购清单。台湾希望购买 的先进军备包括：神盾级驱逐舰，攻击直升机，高速反幅射导弹和远程雷 达等。美国正在就台湾军售问题展开辩论。此外美国计划在东亚建立导弹 防御系统，这一计划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担心美国把台湾也放在防御系 统之内。在这一时刻出现有关中国建立对付台湾的新的导弹基地的报道， 是否会影响美国一系列的台湾决策呢？费舍尔认为，北京政府的整套台湾 政策都会在美国做决策时起反作用。他说：“首先中国永远得不到可能攻 下并战胜台湾的军事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旦一个共产党政权向台湾这个 民主政体发动军事袭击时，美国一定会参与。第二，中国军队的战略主要 依靠威胁恫吓，可是，没有任何导弹，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把台湾人民吓唬 住，因此放弃他们所珍惜的民主自由。第三，台湾拥有反击的军事力量， 美国将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 　　部署导弹不如施加经济影响 　　美国政府将在下个月做出决定是否向台湾出售先进军备。费舍尔认为 ，在美国辩论台湾军售问题时，《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肯定会损害那些支 持中国的人。费舍尔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一报道是否会确保美国向台 湾出售新的武器系统。但是这一披露肯定会削弱华盛顿一部份人的力量。 这部份人对中国友好，他们在辩论中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 　　费舍尔说，很多人感到不理解，北京有那么多的仁人智士，他们为什 么不懂，以其动用无数的外汇储蓄，部署导弹来对付台湾人民，还不如使 用这笔巨额外汇给台湾人民具体的经济利益，获得台湾民心，从而用共产 党一党专制统一民主的台湾。费舍尔指出，造成台海军备竞赛这一局面出 现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共产党政权不肯放弃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VOA) ～～～～～～～～～～～～～～～～～～～～～～～～～～～～～～～～ 钱其琛访问美国的计划一再推迟：布什指美中确实存在问题 　　据北京传出的消息，钱副总理的访问美国的计划这次改变行程已经不 是第一次。中共原来计划的钱访问美国的时间是今年二月下旬，主要目的 一是同新政府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阻止美国出售先进武器 给台湾。但是美国新政府在时间上却玩了一次中共，美国知道钱的主要目 的是阻止美国售卖武器给台湾(这也是干涉美国内政)，所以就告诉中共， 由于布什总统在就职这两个月非常忙，所以如果钱愿意二月来，美国方面 将无法安排他与总统会面。这一通知使得中共左右为难，因为，钱如果见 不到总统，将是中国政府的没有面子，然而如果钱三月才到华盛顿，稍微 明白美国内部运作的就已经清楚：美国的对台湾售卖武器决定绝对不是在 三月底才最后决定的。这样钱所谓去华盛顿阻止美国售卖武器一说就完全 不正确。但是中国政府也只能认了，因为两个政府在说到钱访问的目的时 主要是说为加强两国的关系而来。 　　由于美国第二次要求中国改变钱的行程，北京又一次哑巴吃黄连，有 苦难说。因为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大国，远远大于南韩国和日本，但是布 什推迟见钱的原因就是要见人家小国的领导人。中国在国际上一向标榜大 小国平等，所以这次又没有话好说。 　　但是北京刚刚传出的消息称，北京也有对策，北京已经通过渠道向美 国政府放风，说这次钱访问华盛顿时将向美国总统秘密发出江泽民的邀请 ，邀请中美两国领导在今年秋天前举行高峰会议，就两国关心的问题举行 全面讨论。如果布什接收这个邀请，那么为了会谈气氛，美国毕竟得考虑 对台湾售卖先进武器，哪怕是五角大楼已经决定的，白宫也可以推迟或者 否决。这就是中共的又一绝招。 　　还有消息称，钱到美国时还会以在NMD上的退让来换取美国在对台售卖 武器以及交流上的退让。同时，钱将就中共最近提出的新三句向美国示好 。 　　布什指美中确实存在问题 　　接见杨洁篪呈递到任国书 期待和钱其琛会面 　　【记者林宝庆华盛顿十三日电】中国新任驻美大使杨洁篪今天上午向 布什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正式成为中国第七任驻美大使。 　　杨洁篪向布什表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 关键。 　　杨洁篪今天上午偕夫人乐爱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其他几位大使一 齐向布什总统呈递到任国书。 　　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杨洁篪今天向布什转达了北京政府国家主席江 泽民的问候之意，并指双方在两国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 　　而布什表示他本人及美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美中关系，他说中国是个重 要的国家，今后将愈来愈重要，他将致力推动美中关系，他说双方关系的 改善与发展对於彼此都十分有利。布什并表示两国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美国对此十分重视，他也相信这些问题将获得妥善的处理，使中美关系得 以继续往前发展。布什并表示期待会见钱其琛，他说钱其琛的来访很重要 。 　　中国方面一直希望杨洁篪能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拜会布什之前 呈递到任国书。布什已定廿二日接见钱其琛，杨洁篪预定将陪同拜会。 ～～～～～～～～～～～～～～～～～～～～～～～～～～～～～～～～ 美国之音：朱熔基透露布什10月访问北京 　　中国总理朱熔基在人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将在 今年10月访问北京。而白宫则表示，他们还没有在是否接受邀请的问题上 做出正式答复。 　　江泽民发邀请布什欣然接受 　　中国总理朱熔基1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之际举行的记者招 待会上向记者表示，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接受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 将出席今年十月二十日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且访问北京。 　　朱熔基(原话)：布什总统接受了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出席今年10月 20日在上海召开的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 们相互沟通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中国明确反对NMD。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 ，只会导致国际上新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我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 　　西方各主要媒体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 和白宫发言人都证实布什收到了正式访问中国的邀请，但是说还没有就是 否接受邀请做出决定。白宫发言人弗莱彻尔对记者说，双方正在讨论有关 的后勤问题。他说，布什总统很高兴收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邀请。但 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宣布。 　　布什政府向中国发出复杂信息 　　朱熔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阐述中美关系，表示希望 与美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美国[有线新闻网]的报道说，朱熔基避开早 些时候美国新政府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一些迹象不谈，表示要与布什 新政府建立工作伙伴关系。朱熔基表示，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之间的信 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中国有时候从布什政府 那里得到一些复杂的信息，这主要说明进行有效沟通的必要。 　　附：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NMD和TMD，我们知道 中国强烈和坚决反对美国发展NMD和将台湾纳入TMD，但是，如果美国一意 孤行的话，中国会怎么办？ 　　朱熔基答：你这个问题我一句话很难回答，是不是允许我谈一谈中美 关系的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布什总统上任以来，政府换了新 人，有些人我们不很熟悉，有的还不认识。因此，中美关系的磨合还需要 一个过程。我们从华盛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我们非常认真地研读和仔细 地解析，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信息有些矛盾，需要澄清，我们也得到了使 我们满意的澄清。有些问题我们感到是误会，需要沟通，我们也进行了有 效的沟通。钱其琛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这就是我们在高层次的沟通。我 也收到了鲍威尔国务卿的来信。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江泽民主席和布什 总统之间的信息渠道是畅通的，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得到的直接 的信息是布什总统重视中美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而且 他希望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们被明确告知，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履行在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关于我们两国存在的分歧，布什总统也表示，将会通 过平等、互相尊重、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他也相信，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妥 善的解决。 　　当然，我们也有分歧，比方说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 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 争对手关系。但是，他们也认为，竞争对手不一定是敌人。所以，我认为 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 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者。 至于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并不是矛盾的。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 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我很高兴 听到鲍威尔先生讲，中美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贸易方面还是伙伴。而 且他也认为，在其它领域中美也应该进行合作。因此，我看这个分歧不算 太大。我记得1998年，我在伦敦参加亚欧会议，与正在伦敦的美国前总统 老布什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们中国的私有化搞得怎么样了 ？顺利吗？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说布什先生，中国不搞私有化，我们搞的 是股份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之一。我赞成布什总统说的， 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构筑21世纪。我也相信，中美两国近16 亿人民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有利于全世界60亿人民之间 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 　　我们很高兴布什总统接受江泽民主席的邀请，将要参加今年10月20日 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并访问北京，我相信这是我们相互沟 通的一个大好机会。 　　关于NMD，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反对。因为它违反了反导条约，同时 它只会导致国际的军备竞赛。我们多次明确向美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 们也知道，布什总统表示会和中国进行协商。(新华社) ～～～～～～～～～～～～～～～～～～～～～～～～～～～～～～～～ 中国对美NMD软化立场，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其深远意义 　　综合外电报道，经过几个月的抗议之后，中国表示愿意同美国讨论华 盛顿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计划。在俄罗斯和几个欧洲国家表示类 似立场之后，北京立场发生转变。 　　华尔街日报15日说，上述国家都反对美国建立NMD，但也认识到他们没 有机会制止布什政府建立NMD，因此希望限制它的规模。 　　中国在宣布大幅度提高军费预算一个星期后突然转变立场也可能是为 了说服美国不要对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导弹防御系统和对台军售将是中国 副总理钱其琛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谈判的重点。 　　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说，不管问题 有多么严重，我们都需要互相谈判。 　　美国政府官员14日宣布布什政府已经赢得关于导弹防御的辩论，他称 中国的声明“非常积极”。但即使如此，人们怀疑中国和美国是否能够在 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北京声称，美国的真实目标是“核讹诈”，它警告 说导弹防御将导致新的军备竞赛。 　　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是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而不 是俄罗斯和中国。但即使美国部署一个初级防御系统，就将威胁中国目前 微薄的核威慑力量，中国目前仅有二十多枚洲际导弹。 　　克林顿总统考虑的有限防御计划打算抵抗50-60枚核弹头。布什政府不 大可能花费几百亿美元建立一个更小的防御系统。 　　一种方式就是美国对于导弹防御能力提出明确限制，中国则宣布扩充 核武库，超越美国的防御能力。还没有人预言美国同中国的谈判能够达成 协议，即使非正式交易也需要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尤其是北京方面。那也 要求美国赞成中国扩充核武库。 　　克林顿政府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洛达(Jan Lodal)说，这是美国建立导 弹防御系统要付出的代价。但许多共和党要人已经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对美 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原因，他们很难接受中国增 加核武器。 　　台湾如何介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是另一复杂问题。中国一再警告美 国，反对对台出售装备神盾雷达系统和战斗管理系统的驱逐舰，因为这种 驱逐舰可以成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沙祖康说，“我们憎恨 这种想法。我们谴责这种想法。世界上某些家伙把台湾看作他们的一个省 ...那根本不关他们的事。” 　　美国官员说，中国过高估计了神盾的能力。他们说，美国还需要很多 年才能部署好保护美国部队和军舰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同时，美国政府 受到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很大压力，要华盛顿不管中国的意见，对台出售神 盾驱逐舰。有些人甚至呼吁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导弹保护伞下。 　　美国政府官员14日说，华盛顿还没有讨论保护谁、以何种方式保护的 问题。他说，要保证台湾不需要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北京不要把导弹瞄准 台湾。美国官员强调，他们还没有决定今年对台湾出售什么武器。美国将 于4月24日决定对台出售武器问题。 　　尽管沙祖康把导弹防御系统称为“饮鸩止渴”，他的多数语言都显然 缓和。他说，军控司已经为即将访问美国的钱其琛副总理提供了导弹防御 系统谈判要点。他还淡化北京可能撤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或者同俄罗斯 组成反美联盟问题。 　　此外，美联社、CNN和英国《金融时报》也都报道了中国在美国NMD问 题上立场转变的消息。 ～～～～～～～～～～～～～～～～～～～～～～～～～～～～～～～～ 中国时报：直呼台湾「中华民国」鲍威尔自认口误 (法新社／华盛顿十四日电)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周三坦承，他上周犯下数个 外交错误，他表示自己仍处於适应期，并表示这些错误并不代表政策变迁 。 　　在参加参议院听证会的休息时间，有记者询问他称台湾为「中华民国 」的问题，鲍威尔说：「我还在系紧我的马鞍」。鲍威尔上周在参加众院 听证会时称呼台湾为「中华民国」。 　　虽然美国官员已经对中共官员解释，鲍威尔的说法只是一种口误，鲍 威尔今天仍不得不重申，华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无改变。他说：「没 有任何政策变迁，没有变迁的意图，也没有变迁的提议」。 　　随后，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中，又被询及另一个口误。鲍威尔上周 答覆关於以色列问题的询问时，把耶路撒冷说成以色列的「首都」，引起 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应。 ～～～～～～～～～～～～～～～～～～～～～～～～～～～～～～～～ 哈日族大佬金美龄返台受到「英雄式」欢迎 　　台湾国策顾问金美龄15日返台参加世界台湾人大会，受到建国党及独 派人士在中正机场热烈的欢迎，迎接人士频频高呼「金美龄，赞！」，建 国党并致赠一本「台湾共和国」的护照给金美龄，而金美龄也与在场人士 一一握手，神情愉悦，她预定18日返回日本。 　　联合报黑白集：欢迎金美龄 　　国策顾问金美龄昨天回台湾，在机场受到一些人接机欢迎。建国党秘 书长黄玉炎送她一本自制的「台湾共和国护照」，两人笑得好开心。 　　台湾社会欢迎金美龄，实在应该更热烈一点，免得她声称爱台湾，却 又要骂台湾。她所不承认的中华民国，颁给她国策顾问证书。她痛骂并要 求道歉的陈水扁总统，「适时」捍卫她的言论自由。她的「同志」许文龙 的奇美企业投资大陆金额已达十五亿元，和其他被骂「伤害台湾利益」的 台商一样尚无收益汇回行动。因为民进党执政而几乎分崩离析的建国党， 颁给她一本自制的台湾国护照，就能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使宾主尽 欢。她谴责不发给李登辉签证的日本政府，却是她长年享受华服美食的庇 护之地。 　　这个世界，待金美龄等人实在不薄。毛泽东打天下时说，革命不是请 客吃饭。但对金美龄等人来说，所谓独立建国大业，不外召开记者会骂骂 人，对同胞颐指气使，笑眯眯领一本假护照便彷如美梦成真。不要说没有 抛头颅洒热血的风险，即连现在岛内同胞正经历的失业恐惧就在身边、震 灾重建拖延连年、为一场核四风波由纳税人平摊三十五亿元「民主代价」 ……，这种种实质的苦难，金美龄也没机会沾到边。 　　台湾独派将举行318大游行 　　台湾民进党、建国党对于三一八「全球台湾人站出来」游行的态度各 有不同。民进党主席谢长廷、秘书长吴乃仁皆将参加世大会年会，但党中 央并未动员参加游行，仅通知党公职与各地党部「自行前往」；建国党则 以「游行诉求不明确」、「如何走出去比站起来更重要」为由，决定不参 加此项游行。 　　核四风波费用：「民主的不经济」，还是「不民主的代价」？ 　　中时小社论 　　民主或许无价，但不民主却是代价惨重。不民主的代价如何？昨天经 济部部长林信义正式宣布，是三十四亿八千九百万。 　　这笔钱，是核四停工期间的损失，粗估的。林信义说，这是「民主的 不经济」，也就是「民主的代价」。 　　不必因此怀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其实，这损失不是因为「民主的不 经济」，而是「经济的不民主」。这有必要厘清一下，不厘清，好像这将 近三十五亿的停工损失，跟执政党、经济部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虽然凭 空损失了这笔钜款，大家还得对新政府「坚守民主阵容」多所肯定。 　　假使少数政府没有片面废核，然后释宪，释宪失利，又硬拗；造成由 建到废，由废到建的过程一再拖延，核四案不论建与不建，成本都不致如 此之高。 　　整个核四案造成台湾政经结构剧烈摇撼四个月，结果彷佛挖洞填平的 虚耗过程，里头真正反映的，是少数执政昧於现实，反而放任权力傲慢， 试图在敏感议题上进行强势操作。如果不是对情势的研判错误，核四不论 建与不建，成本也不致如此之高。 　　因为错估情势，因为违反民主政治行政对立法负责，少数对多数负责 的精神，才会造成核四案白忙一场，却必须付出如此高额的代价。 　　这三十五亿元，不是「民主的不经济」，而是「经济的不民主」。这 三十五亿元，是「不民主的代价」，不是「民主的代价」。 ～～～～～～～～～～～～～～～～～～～～～～～～～～～～～～～～ 林和立指中共领导阶层无意追求政治自由化 (记者锺行宪华盛顿十四日电)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今天指出，中共国 家主席江泽民和他的将领愿意使用武力强行思想管制并且消除异议，似乎 让人怀疑中共领导阶层是在真正致力追求儒家的仁道或是政治自由化。 　　这位南华早报资深记者在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撰写的专栏中说，中 共总理朱熔基已相当坦率的承认，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五○年代以来实行的 社会主义业已逐渐过时。 　　朱熔基上周向人代会报告第十项五年计划时表示，政府的功能必须转 变为减少行政监督和管理。他也保证中共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改变 政府管理的方法并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林和立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朱熔基、江泽民和其他高干都明白表示 ，党和国家的重点--以及衡量中国共产党表现的标准--就是提升民众的经 济水准。 　　此外，从保守派的李鹏到温和派的李瑞环等政治局委员，都对失业工 人和税负过重的农民等弱势团体表示关切。 　　林和立指出，这种非意识形态、经济第一的作法是值得称赞的，但是 或许还不足以长久延续中国共产党的「天命」。毕竟全世界的政党都同样 保证让人民致富。 　　他说，即使中共干部出身的官僚也应当知道，人的生存不止在於填饱 肚子。撇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逐渐盛行不说，法轮功的崛起已说服江泽民 等人相信，他们必须填补人民心灵的真空。 　　对此，江泽民首先提出「以道德原则治国」的口号，其次希望说服共 产党员和大陆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一个前 瞻性组织。 　　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上周告诉人代会，共产党「应当能够容忍批评」， 应当听取非党员的建议，其中包括它不喜欢的建议。 　　但是林和立表示，尽管有这些保证，在中国共产党面对信心危机时， 江泽民还是依赖经过时间考验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军 队--来维持控制。 　　他说，中共最近增加军事预算百分之十七点七背后的讯息，一部分就 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敌人的。正如朱熔基所说，国防武力是「国家 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中共高级将领也在过去两周重申毛泽东的箴言：人民解放军是「执行 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一个武装团体」。 　　正如国防部长迟浩田告诉人代会的，人民解放军将竭尽所能粉碎诸如 法轮功等内部敌人，以「确保政权的牢不可破」。 ～～～～～～～～～～～～～～～～～～～～～～～～～～～～～～～～ 反共言论合法化的缘由 　　——从司法界正反力量混战看时局动向之二 　　张三一言 　　民主言论初步取得合法地位，其中一个小原因是不冲撞现政权和现掌 权人。 　　这些言论是在党办报刊摘下来的。在这些言论中不见人引用马列主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讲话的字句。但是『柏林』、『法国思想家 托克维尔』、『培根』、『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功利主义学说大师边沁 有一个得意门生名叫奥斯丁』、『哈耶克』等带赞颂性名字则频频出现。 要知道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上面的简评中，我们 可以看到这些言论是十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它与在天网64走向论坛 所登的导至天网主人黄琦被捕的言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反而可以肯定地 说它们“对人民的毒害”比天网远来得深广。为甚么一个可以合法地小行 其道一个则要打入地狱呢？因为前者不但不冲撞现政权和现掌权人，而且 做足工夫给足他们面子。当然与之相适应的是说话的人是接受他们领导的 自己人且在他们所有的阵地说的，所以容忍度可大很多。 　　因为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当权者心跟随着适应了并调整了他们的容忍 度，所以人们并不怎么样觉得它的变化。如果我们站高一点，从纵向的历 史角度去看，这些合法小行其道的反马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比陪 了命的张志新、遇罗克、贺春树等人的所言严重程度重得多多。把现在党 报上这种异音和二三十年前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差别之大了。中共过去 所说的右派翻天的预言，现在基本出现了，和他们预言不同的只是并没有 亿万人头落地，反而多了亿万人的较松容的脸孔而已。 　　不冲撞掌权者也不能证掌权者不冲撞你。现在出现“毒害人民”的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民主言论为甚么可以初步取得合法地位小行其道而没有受 到当权者的打击呢？根本原因是掌权者没有反对的武器。 　　人们常说中共意识形态真空、信仰危机。意识形态真空、信仰危机要 害是它失去了抵抗它原先敌人的能力；如果当它还得要依赖原先视之为敌 的意识形态和代表这种意识形态的硬力量救命的话，它就不但招架乏力， 而且无可避免地会被原先的敌对力量所取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就是所 谓的帝国主义）在五十年前被打倒并挟着尾巴逃跑了。从此它在大陆成了 共产党批斗了三十年不共戴天的死敌。但这一斗的结果是害己不利人，得 到的是一桩桩的史无前例的民族大灾难；把全国人民心向党变成了全国人 民心背党。 　　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开放，开放的目的 是『用资本主义来救社会主义（核心是党权）』。 　　邓小平的妙想是要资本主义的硬力量（资本和技术），不要资本主义 的软力量（管理、经济理论、制度、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等）。所以一开 始时来了很多这个不可那个要禁，最后是不可的可行了，要禁的要放了。 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后面的管理、经济理论、制度一步步取 代原本社会主义的管理、经济理论、制度。这一取代进程正在加速前进中 。在很快的可见将来，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软力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 经济硬力量：党营企业，将无足轻重。人们描述这种现实是：『帝国主义 挟着皮包回来了』，而且受到贵宾式的欢迎。 　　上面简单的描述带出甚么讯息呢？ 　　第一。想把一个相互依存的软硬力量分开或重组是不可能的。想把资 本主义的资本累积和技术成果与它们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分开是不可能的； 想把资本主义的资本累积和技术成果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党有经济制 ）相结合是不可能的。只能取则全取弃则全弃。现在中国的局势动向是全 取。 　　第二。有很多事情都有其各自突特的发展轨道，你一激活它，它只能 依照它的轨道前进，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违背它的规律，而且往往是开启 后就无法制止。资本主义就是如此。你可以把它消灭，并持续三十年之久 。如果你一旦激活了它，它只能沿着它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进。你再 想把它引纳入社会主轨道以控制之，三十年前已经证明失败了，现在更是 痴人梦想罢了。你当然还可以再度限制甚至打倒它，让帝国主义再度挟着 尾巴逃跑。不过伴随帝国主义逃跑而来的又是一场场的民族大灾难。幸好 在过去二十年和可见的将来我们的掌权人没有了毛泽东那种亢奋情绪和作 出这样决择的能力了。看来中国向资本主义自由市䁖经济勇往直前，这个 动向大概是无法改变的了。 　　第三。当人们用和目的相悖的方法去达至目的时，其结果很可能是适 得其反。邓小平的原意是用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硬力去发展巩固社会主义 经济进而巩固党的专政。但适得其反，虽则可以因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和 人民生活局部得到了改善而有助其政权合法性，但在更根本方面是使得原 来依赖中共『养活』的全国人民变成了绝大部分脱离了依赖党自己养自己 的独立个体，党失去了对全国人民饭碗的控制权。过去人们离开党就等于 死亡，现在不但能生存，而且或许可以生存得更好。在这同时也出现了过 去未有过的离党的经济势力，例如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等，也就是说党在 经济上失去了像过去那样的对人民全能和直接控制的能力。即是想用敌对 的方法巩固权力的结果是削弱权力。又如腐败等也给本想用改革开放增加 党的合法性和增强人民的拥护，但结果反而是让人民更离心离德，党的合 法性进一步削弱。这类事实还有很多。 　　用上面经济发展的一些事实和分析，得到的结论，对照一下政治现实 和展望未来。 　　现在中共也说要和世界接轨。请问，这个世界之轨是通向一个甚么世 界？ 　　一般的回答是：自由市场的世界。这个回答是不准确的，正确的答案 是通向自由民主世界。 　　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正往自由市场走吗？这诚然是。但答案仍然 有错。为甚么呢？ 　　第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可以搞市场经济，中东阿拉伯和非洲一 些国家也是自由市场国家。如果我说，就是和他们接轨，人们会觉得好笑 。其实人们心目中『和世界接轨』的『世界』，指的是欧美日本和比经济 比较发达的国家。问题是这些家除了新加坡外全是自由民主政制比较成熟 的国家，所以『和世界接轨』与『和民主接轨』是等义的。你要和自由民 主世界接轨，也就是说你要依赖自由民主世界生存和发展。你想投入别人 的怀抱，又想把人推开，你有这样神奇的力量吗？现在中共对自由民主人 权和初始走向自由市场经济时一样，这样不可那样不准，总之要把民主消 灭在萌芽状态中。请问，你又要依赖别人又要反对和消灭别人，能办得到 吗？你禁得了今天，还禁得了明天吗？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也有充分的信 心：办不到！实际上中共对自由民主一个方面是没有反抗的力量，它的另 一方面是它需要被它反对的力量。这就是它的致命之处。 　　和今天的中国已初步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一样，中国的明天也只能是自 由民主的明天。此外没有第二个明天。无可奈何花落去，世界就是自由民 主的世界，你不要和自由民主世界接轨，难道还有第二个世界！ 　　第二。即使反民主人士对第一点的事实万般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世 界的事实对反民主人士来说是残酷无情的。现在中国就是面临向民主演变 的巨大压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小行其道就是在自由民主压力下没有能 力抵挡的表现。 　　首先是所有高度发达的都是民主国家。人们一般都同意，制度和经济 发展状况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没有人能够否定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越发展，其向民主制度过度的压力就越大，结果是几乎所有比较发展 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向自由民主制度过度了。 　　其次，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演变成民主国家，而且绝大部分不 再专制复辟。很多不发达的国家，其中大部分的原共产专政的国家也向民 主政制过度，其中的共产主义国家竟一个也没有复辟的。 　　其三，不发达国家向民主过度时往往伴随着动荡倒退，于是反民主人 士死咬住不放，把它作为反民主和往专制脸上贴金的活教材。他们曾幸灾 乐祸地嘲讽波匈捷，一时成为风尚，现在已经不能从他们口中听到波匈捷 了，这些国家好象已经从地球消失了似的；讥讽俄罗斯风气已十年了，从 今天起，他们已经失去了再谈的勇气。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他们嘲弄 的笑脸变成了哭丧脸。对向民主过度的国家来说是有困难有前途；困难是 可以克服的，前景是可以到达的。 　　中国的前景是自由民主。或许在过度期会遇到挫折甚致是灾难，但它 是必经之路，而且它和维持专制制度比较起来，挫折和灾难要少小得多。 ～～～～～～～～～～～～～～～～～～～～～～～～～～～～～～～～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的法律裁决：《前哨》诽谤罪成立 送交者: 一切顺利 于 March 13, 2000 09:27:38: 　　香港杂志《前哨》2000年2月号刊登了《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 引起法律诉讼，2001年1月12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终审裁决，裁决《前哨》 杂志等三名被告诽谤罪成立，赔偿原告并另行支付律师等费用。裁决书全 文如下： 　（中文译本）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民事案件2000年第4430宗 　　厉伟 原诉人 　　及 BRIGHTEC LIMITED 第一被诉人 　　LAU TAT MAN 第二被诉人 　　HA FAI Y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COMPANY（a firm）第三被诉人 　　De Souza 聆案法官 　　聆讯日期: 2001年1月12日 　　裁决日期: 2001年1月12日 　　裁决引言这是一项随着原诉人厉伟起诉三名被诉人诽谤获得裁决后 的赔偿金评估，裁决于2000年8月29日颁发。厉先生目前及以往一直从事 金融证券服务，他在过往数年在该行业建立了一定的声誉，任何人士从事 及享有这样地位必然需要获得他的客户的信心及信任。 　　从厉先生的证人供词看来（被采纳为主要证供）他其实具有非常令人 深刻印象的履历。本人不准备在此详列他的经验及资格，只需述明自从1997 年1月起他加入了一间在深圳的中国公司名叫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他在 该公司持有甚高职位。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涉及风险管理，证券投资，股票 及债券，以及在其它企业及业务的投资。 　　背景第一被诉人乃是一间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而且是一份名叫“ 前哨”的中文杂志的拥有人及发行人，该杂志在本地有相当大的读者量。 第二被诉人乃是该杂志的编辑。第三被诉人为该杂志所聘用的印刷商。 　　在2000年2月1日三名被诉人在前哨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内指称 “厉以宁家族暴富”），本人同意及认为该文章明显地对原诉人构成诽谤 。诽谤的详情已列于申诉书内，其中第十段提供了该篇文章的直接翻译。 明显地被诉人向公众人士及所有读者指出原诉人乃一名腐败人士，从事不 道德的活动，包括洗钱，及谋取个人财富。当然这些都是不真确的， 并对原诉人造成严重损害。 　　这对他在家庭成员间，朋友间，业务往来人士及顾客间的声誉造成灾 难性的影响。在该文章发表后，本人同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的业务受 到损害，令其部分项目被取消。原诉人受到伤害，他的业务联系人变得有 所顾虑，他在其行业内亦遭遇一定困难。 　　在展开了这宗诉讼后，被诉人选择不参与，他们没有呈交送达认收书 ，直至今天三名被诉人均没有出现。在该诽谤性文章发表后，原诉人曾作 出尝试联络被诉人，寻求收回有关文章及道歉。被诉人坚持拒绝这样做。 这明显地加剧了本案的严重性。 　　原诉人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的事实是考虑他损失的重要因素。原诉人 寻求两项赔偿金，补偿性的赔偿金以及惩罚性的赔偿金。在上述情况下， 本人认为他有权获得这些索偿。 　　本人引述Gatley的诽谤一书第1453段：“补偿性赔偿金不单止可以包 括实际的金钱损失或该项错误所造成或很可能造成的社会性伤害。这亦可 包括对其感情的自然性损害。” 　　是次评估的一项有用指引在下列案件清楚述明：Tang Chui-yuk, Angela Fok Hung Kwong-wah, Emma v HungKa-chuen & others,1997 年第1424宗，由钟法官于2001年1月28日所作出。提供与本人的裁决并没有 页数，但有关指引出现在该裁决的第四页： 　　“…………………………………………………………………………… …………………………………………………………………………………… ……………………” 　　本人认为原诉人被指为腐败，不诚实及以非法或不适当的途径敛集个 人财富以及从事清洗金钱活动势必对原诉人构成丑闻，及被蔑视。本人认 为在该篇诽谤性文章内对原诉人的指控并没有基础。 　　本人同意认定被诉人的行为粗暴及引人愤慨，他们拒绝收回报导及向 原诉人道歉令原诉人所蒙受的损害加剧。 　　原诉人的大律师向本人提出几宗案例，每宗案例的事实并不一样，其 它案例的赔偿金额并不一定有用。无疑这些案例所阐述的原则具有作用。 大律师指出赔偿金额在150，000元至200，000元之间较为合适。本人同意 介定原诉人损失的赔偿金应在该范围内。 　　在考虑了所有事项后，本人认为应以150，000元补偿原诉人，包括补 偿性及惩罚性的赔偿金。本人认为这项判决为正确及适当的。 　　因此本人判定原诉人针对三名被诉人可获得150，000元的裁决。原诉 人并可获得这项评估的诉讼费包括大律师费用。 　　De Souza 聆案法官 ～～～～～～～～～～～～～～～～～～～～～～～～～～～～～～～～ 向权贵家族进一言 刘晓波 　　在大陆的社会转型中，权贵家族的最大作用就是推进着私有化的进程 。但是，由于他们牟取财富的手段没有任何道义合法性，这种权贵私有化 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他们所造成的准合法的寻租 式腐败，已经变成一种维持官员们效忠政权的制度安排即便有助于旧制度 的瓦解，也只是毫无建设性的破坏作用，其既得利益成为政治改革的最大 阻碍；他们所制造的畸形权力化市场，无法与国际社会的自由而平等的市 场接轨；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吞挥霍全民资产所导致的贫富两级分化，没有 任何道义上的辩护理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老百姓的不满乃至仇恨 的积累；他们所制造的制度性腐败不仅正在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而且瓦 解了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性基础。总之，如果一任他们按照现在的权力市 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方式来推动社会转型，那么未来的大陆中国，既是暴富 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是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 言的以权力资本为核心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而野蛮的恶劣性质 ，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现在，随着可以带来暴利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回报逐渐萎缩， 随着可以被瓜分的国有资产越来越少，政治特权和垄断行业给权贵们带来 的预期收益也随之降低，加之官场上权力争斗的险恶，利用反腐败置政治 对手于死地的手段之运用越来越频繁，已经发了大财的权贵们基于长期的 利害计算，基于对财产及生命安全的恐惧，未必不拥护政治改革。如果能 够把黑钱洗净，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资本积累的罪恶，推进政治改 革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权贵们主动 地实施政治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的良知，只要有足够的智 慧，就能通过长远利益的计算，得出必须推进政治改革的结论。 　　大陆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执政精英及其权贵家族与民间的一批有 理性的自由主义精英和极少数有良知的执政精英之间的合作，一方面进行 广泛的理性启蒙，呼吁民众的理智和对未来收益的远见，以不清算权贵们 的不义之财来换取执政精英对政治改革的承诺；另一方面从现在开始，权 贵们把他们的不义之财通过投资公益事业逐渐向社会返还，通过建立完善 的社会福利体制，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同时着手建立公正的市场规 则和分配规则，使剩余国有资产的再分配具有权利平等的社会公正性，使 致富者的财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码的道义辩护的理由。 　　否则的话，由于权贵们在瓜分和积累财富上过于滥用权力和肆无忌惮 ，使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手中的巨额资产没有 任何可以从道义上进行辩护的理由，一旦出现局部失控，极有可能使任何 理性的、对未来负责的和解呼吁，被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所演化出的普遍 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视所淹没。 　　换言之，在人们的利益意识觉醒之后，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 方式，正在成倍地积累社会的不满和仇恨，而积累仇恨就是种植和培育爆 炸性动乱。中共的统治方式正在制造自我毁灭也毁灭他人及整个国家的力 量。(2001年3月14日于北京家) ～～～～～～～～～～～～～～～～～～～～～～～～～～～～～～～～ 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许纪霖先生访谈录 　　吴冠军 　　一、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问：许先生，您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以知识分子问题为主要研究课题， 并已有多部专著以及大量论文在海内外出版和发表，是国内最早系统地研 究知识分子的学者之一，也是目前国内该领域的专家。我在读书的过程中 发现目前国内知识界对“知识分子”存在着几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 国外的一些思想大师那里，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与叙述也颇有出入，我 想先请教您，究竟何为“知识分子”？ 　　答：什么是知识分子，近年来我在好几所大学的演讲中也经常被听众 问到这一问题，虽然在这一领域我已潜心研习多年，但我依然感到隐藏在 此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要作一言而蔽之的笼统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其 实，任何一个有生命力、在学界能够长时期地被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 理性、文化、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不可能 用一两句话概括得清楚。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 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 的内涵。“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才能加以讨论。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 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先回到 历史中，对“知识分子”一词作一个词源的追溯和脉络的梳理。作为现代 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　　интел 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当时，较之西方还很落后 的俄国社会里有着这么一批人，他们本身属于上流社会，但接受的是西方 教育，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以这样一种精神态度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 专制制度，他们便觉得所处的社会极为丑恶、不合理，产生了一种对现行 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 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子。 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这批人 甚至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些可能是军官，有些可能是教师，有些可 能什么都不是，但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则有着共通之处。这是西方“知识分 子”的一个源头。从这个起源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语用学的意义上具 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并且与一种文化的疏离感联系在一 起。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法国。 1894年法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一个上尉，由于 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这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 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3 日在法国L'Auro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 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 为“知识分子”。从法国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一开始是贬义 的。但是其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 十九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都是自由的职业者，包括一批文人、作家， 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波西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就像 哈贝马斯所描绘的，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 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主要是社会的和政治 的公共问题。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葛兰西的观念区分，属于“传统的”知识 分子，他们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 与后来阶级化、党派化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很不相同。 　　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 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 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在这个意义上 ，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 　　问：刚才您通过词源上的追溯，给知识分子作了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 ，将知识分子与其他诸如技术专家、学者等容易混淆的群体区别开来。但 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演化，到了当代似乎已经存在 着多元的解释，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来对待，其 内部是不是也已经有了较大的分化与分流？ 　　答：我们这里讲的“西方”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随着我们对西 方的历史、文化逐渐深入地了解，可以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整 体性的东西。虽然他们都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分享古希腊、罗马的文化 传统，但到了现代西方，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法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法国的知识界一直是左 派的天下，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 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法国 人喜欢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所以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代 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 充满情感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 识分子最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科、利奥塔和至今还 健在的德里达。 　　比较而言，英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大都在牛津和剑桥里 面，主要是一群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从历史上来看，由于英国新教改革比 较成功，知识分子同宗教、政治的关系就不像法国那么紧张，所以他们也 更多地具有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性格，更习惯在经验主义、自由主义的传 统上，在体制内部寻求变革的道路。他们也有批判性，但往往是温和的， 试错式的，而不是反体制的。罗素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算是最激进的，但比 较起萨特来，还是温和得多。 　　德国的知识分子，从历史角度而言他们更多地具有国家主义的气质， 这是因为他们受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大。即使讲自由 ，既不是英国式的“消极的自由”，追求自由的外在的、不受强制的那一 面；也不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强调政治参与，追求“积极的自由”。德 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 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 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 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 ，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象性的，犹如中 国的庄子。 　　而俄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一个东正教的背景，更具有沉重的道 德紧张感。同时他们又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交汇点上，东方文化与西欧两 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直接呈现在他们身上。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与西方化的 上流社会的腐败，使得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道德上的原罪感，产生绵延 不绝的民粹主义。俄国知识分子始终有各种各样的紧张感：道德的、政治 的、文化的，其紧张的渊源有上层与下层的冲突，也有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这样的紧张感至今还没有消除。 　　当我们将西方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他们完全不是整性的、一元化的，而是有着各自的“个性”。这对于我们 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有帮助，可以获得一种多元的参照资源。 　　二、知识分子的语用学定义 　　问：既然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古代和中世纪并不存在知识分子这样一 种群体？ 　　答：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 历史中，还是有其渊源和前身。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 以下这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 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 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着神圣性，受 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 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 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 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 明，包括古希腊、中国、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 就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的主体最终的形成， 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 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 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 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比如说中国古代 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 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 展。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 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 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 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 以有区别，就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问：现在，您是否可以从经验层面上升到规范层面，为我们界定一下 知识分子的基本定义？ 　　答：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 学的意义上，要看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 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 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 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 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 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 名的定义是美国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繁地 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理解的人。也就 是说，知识分子无非是创造或传播抽象的价值符号的一群人。根据这一定 义，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 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等。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这一划 分具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和语用功能。 　　然而，即使从职业角度，也有问题。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工的建立，还 是近一个世纪的事情。最早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业余的或半业余的，是自由 职业者。最早的知识分子就象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所说的，是“自 由漂游者”，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既可以独立于任何阶级， 也可以服务于任何阶级。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具有同质和异质两重性 。同质性是指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异质性是指政治观念主张可以 完全不同，可以归属于截然对立的阶级阵营。如果知识分子真的象毛泽东 所说是一根“毛”的话，早期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需要“皮”，它可以在天 空中自由地漂荡。葛兰西将这种知识分子看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社会和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 张，当代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职业化，不是进入正式知识体制中的大学、 研究院，就是成为商业机制中的签约作家，成为体制里面的人物。他们不 再象波希米亚人那样四处漂浮，而是逐渐有机化，开始依附于一定的“皮 ”之上。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冲突的尖锐化，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乐 意充当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或 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背景下，帕森斯的学生、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在1979年出版 了《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书，将知识分子归在一个所谓的 “文化资产阶级”名下，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文化背景 （批判性话语文化），也拥有同样的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并 认为这个阶级正在成为社会中的新的统治者。新阶级首先具有文化资本， 拥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其次拥有共同的话语规则，其规则在于：交谈者之 间的最后评判不取决于交谈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不受情境影响，即所 谓的情景无涉性，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精神。古尔德纳用“文化资本 ”的概念分析知识分子，这可能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影响。按照 布尔迪厄的看法，知识分子正是那样一批掌握了文化这种象征资本的人， 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因为拥有文化资本而享有某种特权。但对于那些拥有 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 迫。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当代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这样的知识体制是受到国家权力和法律认 定的，因而也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是边缘的一部分）的保障下，在 科学的意识形态下，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因此他们也越 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者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知识 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 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样情形下，一些西 方思想家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 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 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按照路易斯·科 塞的说法，即使是大学的文科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 “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这一思想通常往往是批判性的 ，对现实社会有一种清醒的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主张知识 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他们不满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学 院化、专家化、有机化，普遍地丧失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思想关怀，怀恋“ 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美国著名学者萨伊德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 作《知识分子论》中，按照知识分子“传统的”历史形象，将知识分子理 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是真正的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然而，象萨伊德所描述的这种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是越来越稀缺了。 　　对知识分子的一般规范和历史演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解。 　　三、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问：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从边缘到重返中心 ，到再次被放逐到边缘这“三部曲”。作为一个过来人，您是怎样看待这 一过程的？ 　　答：今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知识分 子问题，实际上最早是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它和当时的一场“文化热” ──现在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最先出现的是思想解 放运动，但那基本上还是一场体制内部的运动，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 一场类似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即使当时走在思想解放运动最前列 的人，仍没有产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或者说还缺乏自明性。知识分子 的自明性是与文化的自明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体 制变革问题。在体制变革这样一个范畴里面，知识分子始终不是一个最重 要的角色。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文化的反 思与检讨逐渐展开，文化作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作为文化的承 担者──知识分子问题也随之相应地突出。 　　当时在对文化的反省过程中，很自然地涉及到了对文化的主体──知 识分子自身的反省。这一反省与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 人格丧失这一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对知识分子的反思，也是以当时“文化 热”的反思方式，即到更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根源的方式进行的。我的 第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是1987年发表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的《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反思》，内容是对古代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 人格的类型学分析，实际是想通过历史的反思表达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 现实诉求。不久在《读书》上发表的《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 心态人格》，也同样是借助黄远生这一个案，反思知识分子丧失自我的历 史和文化的原因。在这前后一段时间，国内思想界有一大批人都对知识分 子问题产生了兴趣，1988年夏天还在北戴河召开了首届中国知识分子学术 研讨会。 　　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热”的核心实际是一个“重返中心 ”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之外， 到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以后，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社会改革的精 英，负有引导现代化发展的重大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当时最 热衷的话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变革中的功能等 等。北戴河的知识分子会议当时由薛涌负责整理会议的录音，后来他告诉 我，那会议录音听起来十分有趣，很多人都在会上大谈“我们精英如何如 何”，以至于北戴河会议以后就流行过一些善意的绰号：如“杨精英”、 “萧精英”、“郑精英”等等。 　　当时的“知识分子热”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有 机部分，因此也更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问题。 当文化在整个变革中被赋予一个绝对的中心地位、改革问题被化约为文化 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自然会产生一种在现在看来不无虚妄的“精英的” 的自我认同。在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 雄”，在大学校园，在街头，在广场，他们都成为受人欢迎、引人注目的 “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 化的理想光环。 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身的许多问题开始反思，但 这一反思基本停留在体制内部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边缘化的，以及怎样重 返中心等问题，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化约主义的倾向，看成 是整体化、一元化的，并且想象成是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主体。这些学理上 的肤浅和化约主义也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通病。 　　问：您检讨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热”的一些问题，不过，作为一场 严肃的思想讨论，是否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还是保留下来了呢？ 　　答：是的，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 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 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大家觉得知识分 子最后丧失了中心的原因，无论是历史的角度还是当时现实的角度，就在 于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失去了独立 人格和自由思想。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便成为知识分子共同关怀 的问题。这一关怀被九十年代继承下来，在“顾准热”和“陈寅恪热”中 进一步发扬光大。 　　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 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 理论界展开的。但理论界与权力中心、与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 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便慢慢地从 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 民间思想界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与他们试图在权力系统之外建 立一种独立的思想文化系统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可以反思八十年代知识分 子的精英意识以及文化化约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这样一种从权力 中心分离出来的文化建构，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将越来越呈现出其重大 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有点类似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如果说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从体制上使得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与皇权制度彻底分离 ，最后演变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另一次有关知识分子 的“社会革命”，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从原来的全能主义（totalism）体 制中分离出来，开始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民间。这一空间虽然从发生学上 说与国家建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朝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 领域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的意义，我们今天可能还无法完全看清楚，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明显。试想一下，当初科举制废除的时候，大多 数士大夫还以为不过是晋身方式的变化，又有多少人能够预料到将由此带 来整个局面的改变？历史上凡是真正重大的事件，在其发生的时候，都是 不太引人注目的。而凡是当时就被认为“重大转折”的东西，多半是一种 宣传，往往事后连史书也写不进去。 　　问：大家知道，1989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九十年代以后，外 在环境有很大的改变，这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区别， 据我的观察，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丧失。在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 中心是围绕着思想和文化进行的，这些思想文化问题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改 革紧密相关。因此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功利的、泛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 而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种学术的自觉：认为知 识分子不仅需要从政治系统里面分离出来，而且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更重要的是承担一种学术的功能，从知识里面来建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 他们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是有反省的，认为 这是十分虚妄的，是一种浮躁空虚的表现，是缺乏岗位意识的体现。随着 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以及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学院 化，进入了现代的知识体制。他们似乎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 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九十年 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 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 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 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这是对知 识分子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整个社会加速世俗化。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 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如果说过去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发生在政治层面的 话，那么这一波的边缘化更多的是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政治层面的边缘 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因为即使是一个受迫害的悲剧人物，他 也始终处在舞台的中心，有时受迫害、受侮辱者反而更能激起整个社会的 同情。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言，“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 更好受”。但在1992年以后，整个社会高度发散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 变迁，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整个社会不再有中心。更确切地说， 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有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 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 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 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 种意义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1994年开始的人文精 神讨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边缘化问题，但显然与此问题有关。在新的社会 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人文精神的发起 者们当时内心很清楚，他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个社会，但必须为自己寻找到 精神的和现实的位置，这也是个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所在。 　　第三个挑战在理论上也许是更致命的，那就是“后现代”的崛起。中 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们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福柯和利 奥塔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社会里面知识 分子已经死亡。这个问题其实是和前面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分 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个地失去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 。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是一整套共同的元话语，比 如象利奥塔所说的关于革命的神话和真理的神话这些“宏大叙事”。但在 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 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这就从根本上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是否已经死亡？ 　　从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受到全面挑 战。第一波的挑战是从知识体制的内部来瓦解知识分子原来的基础，把知 识分子改造为服从于日趋细化的知识分工的技术型专家；第二波挑战则从 社会体制上使知识分子不再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而只是社会中众多分子 中边缘的一员而已；而第三波挑战更是从话语的方式上完全颠覆了知识分 子原来存在的所有自明性和合法性。我们今天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 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究竟有没有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话，那么将以怎样 的一种方式存在？如果已经死亡的话，又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复兴？新 的问题必须有新的回应方式，如果仅仅用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思路和理念让 知识分子起死回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四、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问：我记得“知识分子死亡”的说法最早是由利奥塔提出来的，关于 这方面，西方思想界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呢？ 　　答：关于“知识分子死亡”，利奥塔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论述的：他认 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或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普 遍价值的主体，习惯于针对社会每一个人发言。然而，他们所赖以建构的 一套整体性的元话语到了后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解体了，目前这个社会已经 不断地趋于多元化、局部化，知识分子作为其原来对社会全体所承诺的那 些整体性话语的承担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 已经死亡了。 　　不过，英国思想家鲍曼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他用两种隐喻 来表达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功能。他认为知识分子在 现代社会是“立法者”，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整个知识一体化，没有完全 分化。而知识分子所掌握的这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 、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它在现代社会，拥有仲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 只有程序性的规则才能保证获得客观的真理和有效的道德判断。因为这样 的程序性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运用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具有了普 遍的有效性。因此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这套客观的知识，就能够超越其他 阶层，成为知识的仲裁者。在鲍曼看来，在现代社会作为“立法者”的知 识分子，其地位无可替代。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 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 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 　　然而到后现代社会，鲍曼指出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 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整个社会的知识场被分 解为一个个彼此独立、彼此孤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各自有各自的知识 范式和知识传统，彼此之间甚至是不可通约的。鲍曼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 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能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出共同体 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 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阐释者”的角色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 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知识分子实际上 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 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鲍曼特别指出 ，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是理性、真理等这样一些立法者所借以合法化的普 遍有效的概念，但到了后现代社会被共同体这一概念所替代。不同的共同 体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分属不同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在最 基本的价值上也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 　　利奥塔和鲍曼所指出的不再有整体性话语这样一种后现代情境实际上 已经在九十年代中国出现。 　　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知识方式上的区别是，八十年代虽然有各种各 样的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些分歧者背后的知识背景、思想预设和 价值倾向基本是一致的，他们背后还存在共同的思想平台，那就是所谓的 启蒙话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这个同一性已经不存在了，统一的思 想平台完全解体，不再有为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元话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 各样越来越不可通约的共同体的话语，其中有“国学的”、“启蒙的”、 “后现代的”，或者“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新左翼”的等 等，遑论其中还有各种各样更小的共同体以及更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我 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到了二十世纪末的确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 知识话语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已经荡然无存了。 　　世俗社会不象政治社会那样，靠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相反的是，意 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在世俗社会正在逐渐衰弱。且不说知识分子赖以生 存的客观化的知识已经解体，即使在整个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立法者” 这样一种本来是自明的身份现在也受到了挑战与质疑。社会已经不再需要 “立法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意义上作为“立法者”构建元话 语的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死亡，而且无法再死而复生了。 　　问：您的这一看法是否太令人悲观了呢，如果这一看法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知识分子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答：这恐怕不是一个看法，而是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事实既不令人悲 观，也不那么令人乐观，我们今天要追问和讨论的，只能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重建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我个人理解，知识分 子合法性的重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重建“公共性”，换句话说，是在多 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更加突 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到了当代社会，有一个问题正在日益突出， 那就是所谓的“公共性”丧失的问题。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完全是由各 种局部的共同体构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真正的多元化虽然不 一定有元话语，但共同体之间、局部之间一定是有交流的，彼此是可以对 话的。通过这样一种对话，一种互动，建构起一种最基本的对话规则和伦 理规则。这些规则也许不一定是实质意义上的，但是它在形式意义上必须 具有其有效性。而这样一种话语的、伦理的和社会意义上的普遍有效的规 则与规范，不是由某一个人所制定的。也就是说，既不是由权力者来制定 ，也不是由资本家来制定，更不是由哪个文化先知制定的，它是通过不同 的共同体之间知识的竞争和对话而自然形成的。它不是通过一种人为的签 定契约的方式来形成，而完全是约定俗成。这就像人的语言是在人的交往 中自然形成的一样。实际上当多元化的社会出现以后，能够构成我们所谓 “公共性”的内容是需要不同共同体通过彼此之间不断对话、不断互动来 实现的。中国现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正像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华夏大地上得到了回响。我们不缺任何声 音，从最极端的到最中庸的，从“左”的到“右”的，而缺的却是可以在 各种声音之间进行沟通的东西——互相对话的最基本的规则。这就是说， 知识分子仍然还是一个“立法者”，而始终没能成为一个“阐释者”。因 为他们只会在共同体内部发言，他们还习惯像八十年代那样扮演一个“立 法者”形象，还不习惯与其他不同的共同体进行对话，把自己共同体的语 言翻译为一种“公共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今日益丧失 “公共性”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知识分子必定是站在一个公共 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某个共同体的内部来谈论，这就是目前公共知识分子 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所谓知识体制的问题。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 体制越来越趋向健全。由于知识体制受到了国家体制的支持和保护，因此 具有较强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能力。但是这样一种学院内部的知识体制， 实际上生产的只是一种专业的、技术化的知识，而不是一种批判的、公共 的知识。的确就像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当代知识分 子已经越来越不成为知识分子，而只是一名学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一技之 长的学者，而非知识博雅的通人。不少人在专业领域内部堪称一流、甚至 是世界一流的专家，但是只要跨出自己专业知识领域半步，就完全是一个 知识的“白痴”。八十年代的知识界确有一种浅尝辄止、游谈无根的倾向 ，但九十年代的知识界在纠偏的同时，也呈现出另一种倾向。如今的中国 知识分子不再拥有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宽阔的胸怀和饱满的激情，不再怀有 普遍的公共关怀。诚如萨伊德所言，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他们缺乏对 自身知识体系的反思能力，仅仅适合做一些对已有知识体系的添补性工作 ，完全丧失了创新的能力。姑且不谈知识分子在知识之外还要承担的一些 职责，比如对社会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即便从与社会的联系来说，九 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了 ，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这也是“公共性”丧失的重要原 因。 　　五、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问：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当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生存于知识体 制的内部，而处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少。国外也是同样的情况 。体制内部专业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是否必然意味着您所说的公共知识 分子的萎缩呢？我想问的是，即使在现代知识体制内部，是否依然有可能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答：你这个问题很好。谈到这一点，不得不先扯开去，谈一谈最近在 国内思想界很红的萨伊德。 　　他在1994年出版了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演讲录《知识分子论》，去年台 湾出版了中译本。国内版据说很快也要出版。萨伊德在书中强烈批评了所 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 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 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 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萨伊德虽然教授英美文学，但他自认经 常被各种献身的热忱所激励。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对权势是反抗的 ，他本人就很激进。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知识的体制，缺乏背叛的 反抗精神，甚至将知识作为稻梁谋。 　　然而，当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萨伊德本人，自身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 困境。我一开始已经说过，葛兰西曾经区分过两种知识分子：“有机的” 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作为体制内有机组成部分的那 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而后者是指社会中那些游离于体 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由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类似曼海姆所说 的“自由漂浮者”。萨伊德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就是像十九世纪的雨果 、左拉等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二十世纪初格林威治村的 那些自由的、完全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知识分子。萨氏认为到1968年前还 有那种知识分子，比如萨特、阿隆、加缪、波伏娃等，这些知识分子还具 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余韵，但现在他们已经荡然无存了，几乎所有的知 识分子都在学院内部，成为知识体制的一部分，连他自己也不例外。萨伊 德本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是研究欧美文学的权威。与萨伊德相仿 的还有一位乔姆斯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语言学的权威。萨伊德和乔 姆斯基一起被公认为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牛虻，具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在 学院中是一个异数。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被视为知识分子良知的象征， 除了他们道德的勇气外，首先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是专家，而且 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因此最后才有发言资格。也就是说他们自身的合法性 是知识体制内部提供的，当然，仅仅知识体制内部的这些条件并不能具备 充分的条件。作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还必须拥有公共的关怀，具备道 德上的良知。如果缺少了知识权威这一必要条件，萨伊德和乔姆斯基就无 法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 被有机化、体制化和专业化了。既然知识分子话语的合法性是由知识体制 来提供的话，这就意味着只能在知识体制内部寻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途 径。 　　在这个问题上，萨伊德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借鉴，毋宁说 是他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萨伊德虽然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 性，抨击专业性，但是他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其实是指那种完全失去公 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 人无知的专家。他坚持的业余性指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保持那份公共的 关怀，像席尔斯所说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神圣性的，对于普遍的、神圣性 的问题永远感兴趣，而且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虽然，在当代社会也许已 不可能再有统一的、普遍主义的解答，有的只可能是多元的阐述，即使如 此，知识分子也将永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保持着一份超出专业之外的业 余关怀。萨伊德本人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体制内部成为一名 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范本。 　　问：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在其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研究有什么意 义呢？ 　　答：这一点可能正是萨伊德比较忽视的地方。实际上具有专业的知识 对于成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从功利的意义上说 ，在专业成就上获得了某种文化资本，就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话语的某 种权力；而且就知识的意义上来说，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不是很狭隘的 ），实际上也提供了自己对公共关怀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依据。公共 问题既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真理，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对某一问题发言。 这种不同的多元回应，势必要借助不同的知识传统和专业知识。专业的知 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赘，而是原初的出发点。作为公共知 识分子来说，既然要对公共问题发言，他的知识就不能仅仅是专业的。专 业与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冲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完全可以在两者之间建 构起一种内在的关联。当然这两者会有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对于一个公共 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保持一种很好的合理张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在自己 的知识结构里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成为知识体制内部的公共知识分子。 　　六、知识人与道德人 　　问：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还有一个分歧，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知 识人还是道德人？进入九十年代，有不少的知识分子站在传统的意义上强 调知识分子的道德的功能，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良知的存在。他们 继承了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更多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耻辱感，强 调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与道德存在的一面。这是一种声音。而另外一种声 音可以以王小波为代表，王小波一直对这种道德人很警惕，他认为中国知 识分子缺的不是一种道德，而是一种知识，中国知识分子总是以为自己是 一个先知。于是问题就产生了：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德性的存在还是一个 知性的存在？您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究竟是以道德人的姿态出现，还是 以知识人的姿态出现？ 　　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背后的真正意义就是：当你作为一个 公共知识分子来发言的时候，你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别人要相信你 的话？ 　　这个问题的确很复杂。知识分子话语背后所谓的合法性依据，虽然需 要道德的支撑，却不能完全建构在道德的自我肯定的意义上。作为一种良 知，一种德性，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具有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 实的角度，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的和经验的理由来证明知识分子必定比其他 人，比如工人、农民、白领甚至小痞子等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倒过来 我们反而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子。可能的情况是，知识分子比一般人更 喜欢讨论道德的话语，所以给人感觉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德 性的存在。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种存在并没有其自身的理由。道德首先不是 一个话语，而是一种实践。德性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一种 实践的人格的方式存在的。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让我们今天感动的， 主要不是道德的话语，而是道德的实践。那些十二月党人以及他们的妻子 们，面对专制压迫时，他们是以集体或个体的具体道德实践为整个民族提 供了人格的表率，这是一种真正的道德力量的源泉。专门研究道德伦理的 北大教授何怀宏说过，道德只能表现在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上，而不是所谓 的整体性上。今天许多以知识分子自命的人，他们恰恰与十九世纪的俄国 知识分子相反，谈论得太多太多，实践得太少太少。我不是想非议他们个 人的人格，然而的确看不到他们的道德人格比一般人有更高之处。但是他 们却习惯于唱高调，用一种道德高调的话语方式来实践他们的道德理想， 并以此掩盖自身人格上的弱点，虽然这种弱点也许是一般人所都具有的。 这势必会产生中国历史上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普遍问题，那就是虚伪，最 终使得这样一种道德高调愈加不可信，难怪知识分子被不少人视作伪君子 。王朔在这个意义上嘲笑知识分子，他称自己为真小人，挖苦知识分子是 “伪君子”，虽然话很尖刻，但是并不是一点没有其道理。任何一种道德 的话语力量都来源于其背后的个体实践。哈维尔如果不是七七宪章的签署 人，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很苍白。道德永远是一种实践伦理，而不是高谈阔 论的对象。 　　王小波所批评的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在点子上。我认为知识分子首 先不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而是一个知识人，他应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而存 在。道德和良心人人都可以拥有，关于道德底线、伦理底线的一些最简单 的原则比如不能剥夺无辜者的生命、讲信用、同情弱者等，它起源于内心 最简单的良知，起源于人类交往的最初约定，起源于多少年文化的传统。 但知识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拥有话语的合 法性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知识。知识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证实自己 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其他非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当他对社会公共 问题发表意见时，首先他是专家，他在社会某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权威性 ，比如生态学家在生态问题上就具有权威性。当然不是说只有生态学专家 才有发言资格，非专家就没有，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你总是要具 备若干相关的知识，这才具备对与生态相关的各种问题发言的基本资格。 其他社会阶层也能发言，但他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参与社会公共 事务，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个人也许与这一公共问题没有丝毫的利益关 联，但他必须从公共立场出发，依据自己超越性的知识背景，对公共问题 发表意见。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 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需求，而是应该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作 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如果掺杂了个人利益，那仅仅是作为一个 自利性的社会成员，而非超越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 　　知识在其发生学上有其“价值的先见”，在进入社会运用或与体制结 合时也会产生话语权力，但作为其规范的存在，也就是卡尔·波普所说的 “世界3”形态时，知识是客观的、中立的，无价值的。知识分子所凭籍的 正是这“世界3”的知识，而建立起自己合法性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不 缺少所谓德性的东西，特别是道德的话语，但就是缺少王小波所反复指出 的那种真正可靠的知识。在后现代语境下，虽然被一致公认的可靠知识、 那种保证产生可靠知识的元规则不存在了，知识越来越局部化，部落化、 封建化、共同体化，但即使是共同体的知识，在其内部也是一种客观的知 识，而不是价值。从其他共同体来看，它可能是一种价值，但如果经过多 元的阐释、对话和沟通，最后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语，也将成为公 共的知识资源。要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我们首先要重构我们的知 识。金耀基先生说得很好，知识分子如果是社会的眼睛与良心，就不仅要 用自己热烈的Heart（良心），而且应该运用自己冷静的Head（头脑、理智 ）。知识分子必须有理性，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雷蒙·阿隆曾经谈到三种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一种是技术化的批判 （Technical Criticism），就是类似英国知识分子，承认既有体制，然后 在体制内进行一种理性的、试错式的改良。另一种是道德的批判，从应然 的角度批判实然，用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批判实际的、不合理的东西，但常 常忽视如何使批判转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历史 的批判（Ideological or Historical Criticism），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 批判，用一种所谓未来社会的模式，以及历史发展的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来 批判现有社会的不合理，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前社会制度的缺陷 ，并推导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模式。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第三种批判方 式──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批判方式在知识界里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但是 第二种批判现在我们还是经常听到。不是说社会不需要道德的批判，道德 上的缺陷有时是需要道德的批判来拯救，但是知识分子在行使自己道德批 判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自己的道德实践与人格出来。作为知识分子 的批判，最重要的还是技术化的批判。对技术化的理解，用哈贝马斯的批 判策略，就是承认现有建制是合理的，然后再用建制所承诺的目标来批判 现实，从而改善这个建制。当然哈贝马斯所处的语境跟我们所处的语境不 一样。他处于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建制，而我们所处的语境与他这个建制 还有距离。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在已有的建制里面来讨论问题和 进行试错式的改革。当讨论建制的改革的时候，道德往往是苍白的，相反 那些技术化的批判虽然不那么高调，却反而更有力量，技术化能够带来某 种超越道德的理性，而理性的力量实际上来源于知识。 　　问：谈到知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指一种学术的形态，还是思想的形 态？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知识界曾有一场思想和学术的争论。有一个说 法是，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问。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 凸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更重思想呢？ 　　答：这个问题其实和刚才我们讨论的知识分子首先是知性的存在是有 关联的。我相信无论谁都不会把思想和学术看成完全是截然对立的两极， 水火不相容。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最好的东西是王元化先生所说的“有 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一种最好的知识，学术与思想是兼容 的。不过，“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两者在形式上还是有区 别的。“有学术的思想”指的是一种以思想成果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但 其背后有深厚的学理背景，比如顾准的那些笔记、通信就属于“有学术的 思想”，它的直接形态不是学术，也不一定能进入学术史，但肯定是一流 的思想成果，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与顾准有一 个深厚的学理资源有关。他对古希腊的思想和城邦制度有深入的研究，而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的源头，理解了古希腊，就理解了现代西方所有问题的 历史源头。 　　而“有思想的学术”，可以以陈寅恪的著述为例。就他的知识成果来 说，基本上都是学术形式的，陈寅恪无法写入思想史，但二十世纪中国学 术史肯定缺不了他。陈寅恪的学术背后有着一般人所忽略的思想关怀，那 种深刻的历史意识，那种文化遗民的忧患意识。前几年有“顾准热”与“ 陈寅恪热”。这两种“热”有其各自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各自的偏差。 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陈寅恪的误解了。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是 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史学界，却有不少人仅仅在诸如精通多少国外语啦 、史料如何熟悉啦、考证本领如何了得啦这类史学功夫上崇拜陈寅恪，独 独忽略了大师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工匠之技，更重要的乃是对 历史有大识见，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一个思想力稍为弱一些的学者是 产生不了深刻的问题意识的，更不用说那些一叶障目的专家了。 　　顾准与陈寅恪作为道德的存在，无愧是二十世纪中国道德上最伟大的 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在道德实践上首先是一流的、顶尖的，尤其是顾准。 大家之所以敬佩顾准，道德的实践很重要。顾准本人很少有道德的话语， 我们翻遍《顾准文集》，没有发现任何道德的高调，只有对传统的理想主 义的冷静反省。他个人的道德高尚不是通过高调门实现的，而是以悲壮的 身体力行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被公认为思想界的先知，能够超越他 所处的愚昧年代，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知识人。他的道德的勇气很大部分 是来自于他清明的理性。顾准对古希腊以来西方的历史、对整个西方思想 史作出的理性的反省，最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传统理想主义，走向自 由主义的经验主义。 　　学术和思想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可能最后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在 最高境界上是无法分离的。 　　知识分子在当代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一是学者，二是思想者。作为一 个学者的时候，知识分子生产的是“学术产品”，这就需要像陈寅恪那样 是“有思想的学术”。学术不仅来源于专业的知识，而且来自深刻的公共 关怀和忧患意识。只有当拥有了博大的公共关怀，才会有扩大知识背景的 需求，才会将专业的学术建构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上，用博兰尼的话说 ，建构在一个很深厚的“支援意识”上。这样最终才可能拿出“有思想的 学术”。而作为一个思想者，在思考公共问题的时候，也只有像顾准那样 ，能够在自己的专业学术领域有深刻扎实的研究，思想才不会流于简单、 浮躁和哗众取宠，不是拍脑袋拍出来、靠修辞的华丽或道德的煽情鼓捣出 来的东西，而最终成为真正的“有学术的思想”。 在当代中国，有太多的 所谓的“思想者”，甚至“思想家”，他们几乎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 　　传媒的特点就是希望声音永远是高调的、煽情的、表演性的、与众不 同的，它不需要理性的、温和的思想。温和的理性在媒体就象在广场一样 ，永远不是极端的、偏激的浪漫激情的对手。有些所谓的“思想者”、“ 思想家”为了迎合传媒、吸引公众，成为很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 们不在学理上像顾准那样下功夫，而是在修辞上努力，起劲地煽情、做秀 、唱高调。虽然他们的“思想”在追逐时髦的人看来很尖锐、很独特，但 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来，会发现在那些华丽的词藻和机智的修辞背后， 实际上是一个空荡的灵魂、一个苍白的手势，纵然能够泛起一时的摩登泡 沫，但很快便会成为过眼烟云，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相信关于当代的知识分子的讨论在今天仍然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将 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探讨。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 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环节上，仍然没有安 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 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 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 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