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478期(2002.02.16)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纽约时报：中国精神病院用来关压抗议政府的人士 2. 魏京生、克林顿澳州对垒，两个“反独”大会唱对台戏 3. 华盛顿邮报：布什东亚之行强调反恐怖 4. 布什访华“积累政治资本”以备突发危机 5. 江泽民不退，花里胡哨多 6. 经济学人：中国的制度性腐败成为共识 7. 胡星斗：谁给中国带来动乱的威胁？ 8. 答洪辉：我来回答中国变局中的几大疑惑 　　　　──以＜生命逻辑＞的眼光看世界 9. 刘晓波：再论人权高于主权 10. 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由与真相》 11. 笑蜀：“伪知识阶级”与学术腐败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纽约时报：中国精神病院用来关压抗议政府的人士 　　黄淑虹（音译）是个固执和直爽的人，这是朋友们都承认的。但她也 是个精明、自信和善於言辞的人，这些特点应当是她成功的要素。但在中 国农村不行。由於她持续对黑龙江省绥棱县地方政府抗议土地问题，中共 官员过去三年来五次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黄淑虹的“问题”开始於一九九八年当地官员要重新划分农田的时候 。村民说当地官员都把最好的土地分给自己，黄听说她最好的玉米地要被 分给别人。黄就和五名村民对村支部书记提出抗议，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 　　她後来到绥棱县、哈尔滨和北京国务院和农业部上访反映问题。国务 院命令黑龙江省“适当解决”她的投诉问题。从此之後，她的麻烦就开始 了。从一九九八年六月她五次被抓，关进精神病院。但精神病院医生很快 得出结论，黄淑虹“完全正常”，熟悉她的村民说，“如果说黄淑虹是精 神病，我们全都是精神病。” 　　尽管她的朋友和家属、北京的专家、甚至她所住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都 说她完全没有精神病，四十二岁的黄淑虹曾经有二百一十天的时间被锁在 病房里，有时被灌强力药物和电击治疗。 　　已经离婚的黄淑虹说，“我承认自己意志坚强、决心大，也许决心太 大。”她最近在第五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五十二天之後释放不久，医生的结 论是他们无法证明让她住院是合理的。 　　她说，“我没有精神病。我知道。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会那　说。” 　　由於担心在家乡会被再次关进精神病院，她最近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 逃到北京，靠捡垃圾为生。 　　《纽约时报》十六日指出，黄的案例并不孤立。 　　尽管在北京二年半的镇压法轮功运动中一再引起担心它为政治目的滥 用精神病院，(据说，一千名法轮功成员被迫关进精神病院。) 但几乎没有 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像前苏联那样通常使用精神病院监禁政治异议人士。 　　更常见到的案例是地方政府试图利用精神病院作为制服麻烦制造者的 方便工具。这包括类似黄淑虹这样强烈上告和抗议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解决问题的人。黄说，她有次住院的时候，另外五名被关进精神病院 的同屋病友也全是经常上访的人。 　　她在北京一家餐馆里边喝茶边说，“警察不能抓我，因为我没有干任 何违法的事情；因此他们把我送进他们有关系的精神病院里面，把我关起 来羞辱我。”她说，在精神病院里面，她被迫服用药丸或者注射，直到她 失去知觉，也接受电击治疗。 　　她回忆一九九八年第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时说，“我在里面很 生气、很害怕，很想出来。我用鼻子里流出的血写了一封信。我怕死，因 为我的孩子还小，无依无靠，我担心他们在鱼塘里淹死。” 　　《纽约时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报刊发表几篇报导说有些经常上 访的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包括被关了两个月的湖北省农民杨文明。後来的 精神病检查发现他完全清醒，他现在正在起诉，要求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 赔偿。 　　就官方来说，中国的精神病院同西方医生使用同样的标准：只有在病 人对其它人或者他们本人构成危险的时候，才能被迫关进医院。 　　但在中国，那一标准没有同一个人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的评估法定时间 限制结合起来。 　　此外，除了大城市之外，精神病这个新领域的医生进行检验和评估的 设备很差，可能也没有信心推翻地方官员对於他们认为某人精神不正常的 结论。尽管有些人是因为精神不正常而被迫关进医院，但那些医生说，多 数人不是。 　　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中国精神病医生不顾县里官员的压力，多次释 放黄淑虹。但每次需要四到七十二天，他们才能做出结论释放黄。 In Rural China, Mental Hospitals Await Some Who Rock the Boat http://www.nytimes.com/2002/02/16/international/asia/16CHIN.html ～～～～～～～～～～～～～～～～～～～～～～～～～～～～～～～～ 魏京生、克林顿澳州对垒，两个“反独”大会唱对台戏 　　民运联席会议华盛顿消息：2月14日，魏京生在经过一番波折后，终于 拿到了签证， 飞向澳州的墨尔本. 　　由亲中共的海外华侨组成的“中国统一促进会”，在中共统战机构的 主导下，将在澳州举行“反独促统”全球大会。会议将在2月21日开幕。 　　为了给这次大会增加声势，主办者特意花费三十万美元，邀请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到场演讲。克林顿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提出两岸关系“三不” 政策的美国总统。由此可以看出筹办大会者的用心。 　　澳州华侨中的民主力量，决定发动另外一次大会，来抗衡中共的统战 。这次大会的名称为“反独促和平”。从2月22日开始。不过，这里的“独 ”，不是台独的“独”，而是 独裁的“独”。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作为 中国统一的前提目标，是中国民主力量的主张。澳州的民运力量也决定发 挥“明星效应”，特意请魏京生前来参加大会，并与克林顿对垒。看来， 澳州这次可要热闹几天了。 　　作为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主流代表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刚刚在华 盛顿举行了第四届年会。魏京生蝉联联席会议主席。会议决定，在海外全 面发起对中共统战活动的反击。他此次到澳州，就是为实现此一计划的第 一步。 　　在魏京生要到澳州的消息传出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本来，魏 京生在2月13日已经拿到了去澳州的签证，但在当天却突然被澳州驻美国使 馆注销了。澳州的民运力量立即展开游说反击，结果，在一天后，澳州又 给了魏京生一个签证。也就是说，魏京生旅行证件上有两个到澳州的签证 。 　　根据有关消息推测，出现此一波折，是中共方面和民运方面反复施加 压力、相互较量的结果。但澳州政府最终没有屈服中共的压力。 ～～～～～～～～～～～～～～～～～～～～～～～～～～～～～～～～ 华盛顿邮报：布什东亚之行强调反恐怖 　　布什十六日开始访问日、韩、中亚洲三国的时候，他将提出反恐怖战 争不限於阿富汗、电话监听、冻结银行帐户和打击对不友好政府出售导弹 技术及其它危险材料问题。布什将以反恐怖作为限制武器扩散的理由，再 次对中国施加压力，要北京拿出控制出口清单。 《华盛顿邮报》十六日发 表文章指出，布什亚洲之行从日本开始，将有大量正式活动和重申反恐怖 合作声明。但这些演出可能被美国政府减少武器扩散目标的挑战罩上阴影 。 　　北京长期蔑视美国要求遏制武器出售问题。美国政府过去六个月来两 次对出口具有潜在危险设备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尽管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莱斯（Condoleezza Rice）说美中双方最近比较好地讨论问题，国务院一 名官员说，“我们迄今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上的进步。”莱斯说，她希望北 京很快就提供二○○○年十一月所答应的出口控制清单。 　　布什将在访问中对所有国家支持美国的反恐怖战争表示感谢。他十九 日将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讲，二十二日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回答问题，他在清 华大学的讲话将在中国的全国电视转播。 　　在东京，布什将公开赞扬日本首相小泉纯一朗对全世界第二大经济提 出的改革计划，但在私下要对他施加压力加快改革。日本物价、就业、收 入和公司盈余都像小泉的威望一样在下降，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也在滑落。 日本外交官说，小泉将请求布什有耐心，“就像大船转向一样，需要时间 。” 　　在汉城，布什的目标是说明朝鲜邪恶，同时支持韩国总统金大中同北 方对话的政策。邮报说，布什上个月在国情咨文中关於“邪恶轴心”的说 法令金大中吃惊，他担心那些严厉说法破坏他的和解努力。 　　韩国驻美大使梁性哲（代字，应为"吉吉"）说，他的政府对布什的讲 话感到悲哀，警告说可能出现“不必要的紧张或者争论升级”。 　　莱斯说，布什认为他对朝鲜武器扩散的警告同韩国的接触政策“绝对 没有矛盾”。她说，“我们相信你们可以有个讲真话、清楚说明朝鲜政权 、却仍然保持对话可能性开放的政策。我们已经对朝鲜提出那一点。他们 已经认真对待。” 　　布什将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三十周年的时候到达北京，自从 九一一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後，中国对美国分享情报，支持美国的反恐怖 战争并努力缓和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的紧张，中美关系开始升温。 　　中国也选择不挑战美国在中亚邻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出现。他们看来也 在台湾问题上软化立场，宣布有意寻求直接通商、通航和通邮。但几个长 期争议构成仍在潜伏：中国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五角大楼增加军费 、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和政府压制宗教自由的批评。 　　布什政府一名官员说，“他们的确非常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他说 ，白宫也希望在反恐怖战争和武器扩散问题上同北京进一步合作。美国驻 中国大使雷德（Clark Randt）说，中国对於大规模杀伤武器出口的决定是 成败的关键。 　　由於美国在九一一之後担心恐怖分子再次发动袭击，遏制中国和朝鲜 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出口武器和技术成为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 官员希望将武器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联系起来会产生道义上的合理性 并取得更大成功。 　　自从里根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都试图说服中国要把武器和军事技术留 在国内。有时中国承诺改变政策，美国方面则一再实施制裁和取消制裁。 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总是把他们的武器出口同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联系 起来。 　　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著名专栏作家孟捷慕（Jim Mann ）说，“历届政府都寻求中国的承诺，但却不能让它坚持下来。中国人是 否会停止(出口武器)？他们说他们会、他们提议他们会、他们暗示他们会 ，但是他们都没有完全停止。” 　　中国在二○○○年十一月保证不帮助任何国家发展能够携带核武器的 导弹，并承诺对可以用来制造火箭的材料做出一系列出口控制。但美国中 央情报局上个月报告，中国继续提供导弹技术帮助巴基斯坦并，为朝鲜、 伊朗和利比亚等国提供对发展武器潜在有用的设备和技术。 Bush's Asia Trip Will Focus on Terroris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18660-2002Feb15.html ～～～～～～～～～～～～～～～～～～～～～～～～～～～～～～～～ 布什访华“积累政治资本”以备突发危机 　　美国总统布什在竞选总统时不断重复说，盟友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危机 ，并且嘲笑克林顿在1998年访问中国时没有访问日本和南韩。布什即将对 日本和南韩进行首次访问，然后访问中国。这不仅表明布什的外交政策正 在形成，而且表明布什的外交政策是是由危机主导的，即反恐怖。 　　21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Murray Hiebert文章说，此种布什亚洲之行 中，反恐怖成为最重要目标，甚至以牺牲增加外国投资和贸易的议题作为 代价。 　　文章引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政治分析人士林赛(James Lindsay)的话说 ，“布什此次亚洲之行发出的信息很明显，那就是，他所说的‘邪恶轴心 ’不是说著玩的，他是认真的。” 　　问题是，虽然布什的“邪恶轴心”说可以鼓动美国听众，但如果布什 此次东亚之行是为了寻求连贯以致的亚洲政策或者为了消除双边关系中的 棘手问题，那么他将此次东亚之行集中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 　　布什在当选总统前后都一再强调，日本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此次 布什亚洲之行也首先访问日本。但是，日本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反恐怖战争 中日本作用的局限性而受到影响。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日本问题专家林肯 (Edward Lincoln)认为，在911以后的反恐怖战争中“日本整个是处在边 缘地带。” 　　在南韩，布什对朝鲜的抨击肯定会在他19日抵达南韩之时起导致南韩 同他的不快。夏威夷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Ralph Cossa说，在朝鲜半岛 问题上，布什在韩国访问时对朝鲜-南韩之间对话给予多少支持和他对邪恶 轴心的言论将直到关注。 　　文章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在911后的改善的程度 到是最大。报导说，布什的一些顾问建议，因为他在2001年已经到了上海 ，此次可以不去中国，但布什自己坚持去中国。 　　但是，中美之间的问题还存在，而且很多。在北京期间，布什将提及 双边关系中棘手的问题：人权特别是中共的宗教迫害、中国对巴基斯坦的 武器出口问题等等。 　　华盛顿的亚洲事务咨询人员Bonnie Glaser说，“美国将希望在反恐怖 问题上继续得到中国的合作。武器扩散问题将来同反恐怖问题联系起来。 布什将希望得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更多的合作。” 　　文章报导，而中国将希望美国在环境能源和国际援助问题上得到美国 的合作。兰盾公司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James Mulvenon说，中美将“走向 合作的战术性转变”视为“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这种政治资本是双方在 下一个阶段的战争中当双方面对更加棘手的问题时必须具备的。” ～～～～～～～～～～～～～～～～～～～～～～～～～～～～～～～～ 江泽民不退，花里胡哨多 　　凌锋 　　日本头条刊出名记者伊藤正从北京得到的消息，中共十六大胡锦涛只 接任总书记位，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原来的两位"长老"江泽民和李鹏出 任，但江和李并不担任政治局常委要职。只要江泽民不想退位一天，有关 十六大人事的安排便可能一天一个花款。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要玩出江 泽民可以留任而其他人也可以勉强接受的方案出来。上述是又一个新的方 案。当然这个方案说新也不新，去年出版，就有类似的这个方案出现，理 由是只有江、李连任，才可以压住阵脚不让六四翻案。而如今的理由改为 因为"九一一"事件和加 入WTO的原因。但是要价已经降低，那就是江李退 出政治局常委。 　　据说这是接近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模式，当时邓小平是军委主席，李 先念是国家主席，次年杨尚昆接任国家主席，但是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常委 。搬出十三大，似乎要借重赵紫阳的光环了。江泽民要达到个人目的，真 是无所 不用其极。但是人们别忘了，1989年六四的戒严和屠杀都不是政治 局常委决 定的，而是非常委的元老们，包括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 尚昆决定的 。这就意味著，如果有类似八九民运的事件，决定是否杀人不 是由胡锦涛、 温家宝决定，而是由江泽民、李鹏决定。看他们这十几年的 德行，给他们继 续坐这两个宝座，无疑是老百姓还要引颈就戮。 　　江泽民近来一直在找胡锦涛的麻烦，贬低温家宝的能力，无非要突出 党 国还需要两具木乃伊来"躺镇"。在十六大最后决定前，这些花样还会不 断有来。但是唯一可以促使全党接受的理由还是，因为江泽民要发疯了， 所以他必须留任。否则核心一疯狂，全党势必疯狂，还要影响全世界呢。 ～～～～～～～～～～～～～～～～～～～～～～～～～～～～～～～～ 经济学人：中国的制度性腐败成为共识 　　中国的学者们在开始提及曾经是异端的东西：中国整个国家出现了“ 体制性腐败”。中国官方总是称，中国的问题只是有“小部分腐败分子” 。但是，每次腐败案件曝光时都显示出，中国的体制已经是在各个层次上 孕育腐败的温床。5年前中共领导人保证，到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时 ，腐败将得到了遏制，但是，在十六大时候，中共将很难使中国民众相信 ，他们实现了上述目标。 　　随著中共十六大的到来，关于中共高级官员腐败的传闻越来越多。上 月曝光的前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的腐败案不仅显示出中国金融系统高层的 腐败，而且表明，中国反腐败的能力和意愿都成问题。即使是中共中央政 治局也对腐败熟视无睹，或者试图掩盖可能使他们尴尬的腐败案件。 　　14日的经济学人文章说，中共之所以调查王雪冰完全是因为美国财政 部对他的历时两年的调查的结果。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官员早在2000年就 怀疑王雪冰有腐败问题。但是，中共对王雪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 的、中共知道多少将永远是个密。1995年，中共下令：对于任何同对中共 领导人包括中共任命的银行官员的调查有关的事情都是“绝密”。甚至官 员中共官员腐败的统计资料也成为国家机密。 　　王雪冰是中共总理朱熔基的人，朱熔基应该在今年秋天的十六大下台 ，但是，他也试图将自己的人安插在中共高层，因此王雪冰的问题在此时 曝光对朱熔基和他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经济学人说，应该在今年人大上下台的李鹏也是腐败问题成堆。2001 年底，中国的证券周刊曾暗示，李鹏的家族在华能电力公司中的腐败。该 文章将该公司称为“典型的家族企业”。李鹏的夫人后来曾在中国另外一 家刊物的采访中，否认自己同该公司有任何联系。而证券周刊的编辑据报 道已经因为刊登该文而受到处理。 　　文章说，中国的腐败如此严重，以致如今中共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不 被怀疑。中共的一本供调查腐败案件的人员使用的手册说，受调查者“辩 得心理失衡，他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认为他之所以受到调查是因为组织 试图用对他的调查来掩盖别人的腐败。” 　　虽然中共官员对反腐败信誓旦旦，而且中共偶尔将一些腐败案件曝光 并且对腐败分子严肃处理，但是，在中共官员心中，从腐败中获得的可能 利益远远超过可能的风险。2001年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在文章中说，只有百 分之10-20的腐败案件得到了处理，而那些受到中共纪律处分的腐败官员中 有只有百分之六点六的受到刑事处理。 　　文章报导，一些中国学者估计，每年在1991-2000年间因为中共腐败而 造成的非法资金流出中国从10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450亿美元。 ～～～～～～～～～～～～～～～～～～～～～～～～～～～～～～～～ 胡星斗：谁给中国带来动乱的威胁？ 　　一、动乱的历史 　　作为历史中的中国人，是何其的不幸！中国有纪年的历史为三千余年 （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四千多年），其中就有一千多年陷入了各种形 式的动乱，人命危浅，生灵涂炭，国家玉焚…… 春秋战国动乱550年，死 亡数千万人；西汉末动乱，人口减少上千万；东汉末以及三国时期，死亡 5000万人，那时大概十人中只有一到两人能苟存；晋朝南北朝也是百年动 乱，死者无以统计；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动乱，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七八千万 人以上；南宋末期、元末、明末动乱，人口各损失至少2000万人；鸦片战 争至1949年的百年动乱，炎黄子孙则付出了2亿人以上的生命代价。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在悠久的中华“文明”中，专制统治者们不择 手段地追逐“富贵”、夺取权力，还有酷吏、奸臣、宦官、外戚，以及各 级暴官、恶官、昏官、贪官也上行下效，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置人民于血 泊之中！他们大肆攫取利益，制造动乱，几千年君臣相杀，父子相残，骨 肉相斫，同胞相害，权力斗争将人异化为猪狗不如的野兽，社会陷入了无 边无尽的灾难之中。 　　特别是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 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 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 民贱，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尽归大大小小的各级独裁者所掌握 。官员们对上是奴才、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对下、对他所管辖的 地域的老百姓则是独裁者、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 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 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 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着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成为遭受内乱之苦最烈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 具有“以暴易暴”之光辉革命传统、暴力传统的民族。尤其可悲的是，炎 黄子孙尽管遭受了太多的暴力之害、暴政之苦、血腥夺权之难、继承人之 灾、战后饥荒之役，但我们的政治智慧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悟不出必须避 免和如何避免内乱和王朝循环的道理，悟不出要对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 进行权力监督、约束和制衡的道理，悟不出实行程序政治、理性政治、和 平政治的重要性，悟不出以有效的机制制度保护自己的重要性。古人只有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变权谋，人际关系方面修身处世、互相算计 ，以及实用技术方面如烹饪美食之类的小聪明，而没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 的大智慧，充其量只有寄希望于统治者修身进德、自制自觉的幼稚政治（ 即浪漫主义的德治）。老百姓也只会歌功颂德，满足于眼前的太平，眼前 的“福禄寿喜”。 　　二、动乱的现实威胁 　　时至今日，动乱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中国人民。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 体制、社会体制尽管明显的不合理，但有的东西仍然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 ；极其严重的腐败、两极分化、农民问题，大量的国有企业重复建设、亏 损倒闭、职工下岗失业，严峻的人口压力、生态环境灾难，愈来愈紧张的 官民矛盾，愈来愈猖獗的分裂势力，愈来愈严重的软政权化和法治困境， 以及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真空，社会道德信仰发生危机，特别是没有 有效的社会压力释放机制——缺乏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权利、工 会权利的有效保障，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等等，都会把中国逼上绝路。 　　时人热衷于歌颂太平盛世，我却饱含太平中的忧患！毫无疑问，中国 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更需要建立保证稳定、避免动乱的机制！中国需 要经济繁荣、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更需要依靠现代国家制度 、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 化制度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 的社会。 　　三、动乱的原因 　　中国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循环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落后和 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德治的甚至是专制的制度。这种 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 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 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 够自觉廉政、自觉为人民服务，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政治学习，激发良知 ，提高觉悟，以达到以德治国。所以，自觉克服私欲的德行修养成为“好 的人治”的关键，“好的人治”就是德治。与“好的人治”相对应以及相 辅相成的是“坏的人治”即专制。德治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 造成的社会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治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 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治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 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表面上马列主义，实际上阴谋诡计”，所以， 德治之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 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 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虚伪的道德、堕落的社会风气 、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治社会走向了反 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专制的情况当然只能比德治更差，或者两者往 往是相辅相成的，是人治的两面。 　　可见，以为靠自觉修身、自我克制、政治教育就能克服人的私欲的浪 漫主义想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幼稚病，是不懂得以现代方式治国的表现 。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即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 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 对总统、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 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水平获得 空前的提高，并且，形成宪法至上、任何个人包括总统对维持社会秩序都 无足轻重的社会稳定的机制。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德治的专制的制度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中 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四、现代文明国家避免动乱的方法 　　具体地说，现代社会避免动乱依靠的是制度。这些制度包括： 　　现代国家制度——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而不再是暴力 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 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进行横向分权，立法（可以是人民代表大会） 、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 的机制，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现代政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 利用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新闻报导等释放民众的不满、反映民众的要求 ，调整国家或企业主的行为；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 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 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政务官通过选举 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科层制）、 郡县制。 　　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特别是统治者也要守法，司法独立；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 、社会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 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经济制度——实行市场经济、民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 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塑造 现代劳资关系，形成民众主导的、为公民服务的开放、高效、廉洁的政府 。 　　现代社会制度——具有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 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非户口制度（不得歧视农民）；建立现代反 腐败制度、现代均富制度（通过共有制、福利制度、个人所得税、遗产税 等缩小贫富差距；现代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远小于发展中国家）；形成民 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 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等。 　　现代文化制度——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具有 文化创新机制，能够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 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制衡、联邦制、言论 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平等、对公民灌输 现代价值观、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保证公民权利和游行罢工权利等多种方 式建立社会稳定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和 发展。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国唯有通过改革，彻底抛弃传统政治、向现代 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 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 华民族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伟大的复兴。 　　中国何时才能从制度上避免动乱，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我们寄希望 于政府和人民。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mail:huxingdou@sohu.com,欢迎浏 览：http://huxingdou.home.chinaren.com http://cn.geocities.com/huxingdou ） ～～～～～～～～～～～～～～～～～～～～～～～～～～～～～～～～ 答洪辉：我来回答中国变局中的几大疑惑 　　　　──以＜生命逻辑＞的眼光看世界 黑眼睛 本文试图回答洪辉先生发表在＜大参考＞20020207上的文章“谁能告 诉我？中国变局中的几大疑惑”。 　　政治领域的三大困惑 八九民运与中共政权寿命的关系 ＜生命逻辑＞认为，权力核心与民众的关系决定国家生命的走向。我 们需要观察三条线的状况：权力核心线，民众线，权力核心个人线。 78年－85年，权力核心线：邓小平是共产独裁者中相对较务实的一个， 78年后恢复民生，也是权力核心自己的生存要求；民众线：78年后，民众 生命力从原来的完全被扼杀到生存本能的恢复，生命欲望中的高层次欲望 也开始苏醒；权力核心个人线：生命欲望也在逐渐彭涨。总的来说，权力 核心希望民众有饭吃（他们自己也要吃饭），民众希望有饭吃，双方生命 方向一致，是一种和谐关系。 86年－89年，权力核心线：允许恢复民众低层次生命欲望的同时，防 止民众高层次生命欲望－－特别是人权、自由的苏醒，所谓“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也，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也，权力核心 的意思很明确：你可以象猪而不是象人那样活着；民众线：生存本能的继 续恢复，产生了高层次欲望的初步苏醒，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声 音；权力核心个人线：物欲、权欲不受控制地彭涨，开始引起民众不满。 总的说来，权力核心与民众之间是以和谐为主、和谐中有不满的关系，不 满还只限于“反腐败”。 89年6.4，民众与权力核心的产生了冲突，此冲突本来是不严重的，因 为民众只是提出了“反腐败”的要求，没有对社会主义、共产党产生根本 的质疑、对抗。但由于独裁者的残暴本性，对示威民众、学生进行了疯狂 屠杀，民众与权力核心的关系此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89年后，权力核心线：权力核心中大多是一些个人权欲、物欲大大超 过建设国家愿望与能力的人，导致所谓“物质文明”、“经济建设”变成 了假大空的东西，他们对权力的贪婪产生了过分的恐惧，极力控制新闻、 言论自由，疯狂打压法轮功，这些耗费了他们主要的精力；民众线，权力 核心的假大空的“物质文明建设”政策已不再能为民众带来实质的好处， 相反，空前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侵害了民众的生存空间，民众生活开始走 下彼路，这些以及六四运动迫使民众去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共产党”，他们从89年喊“反腐败”表现出来的对政府的期望 发展到了对政府的根本不信任、甚至对抗；权力核心个人线：不受监督控 制的权欲物欲恶性彭涨，已到了空前的程度，对民众与权力核心的关系产 生了致命的破坏性。总的说来，权力核心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 为什么共产政权持续如此之久呢？因为，这种民众与权心核心间的对 抗关系中，对抗力量很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断激化，才能达到一定程 度产生激烈冲突。一，中国人对生命的要求低，做了几千年的帝奴，对人 权、自由、民主还没有深切的体会，所以不到活不下去不轻易发生反抗。 二　，长期被教化、欺骗而不自知，这化解了相当部分的对抗力量。三，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人权、自由、民主还缺 乏足够深刻的认识。四，现在的反抗多是农民、工人自发的生存挣扎反抗， 还缺乏有效的组织、计划、引导将这些反抗力量转化为不可阻挡的巨大力 量。 任何不经过牺牲、不经过民众团结一致的努力，中共政权就轻易倒台 的想法是天真的。 邓小平并非用金钱和腐败买稳定，金钱与腐败源于人的生命欲望，金 钱与腐败买不了稳定。共产独裁的稳定策略为将人变成猪，让人只有猪的 要求。 腐败与动乱的关系 中国的腐败与动乱关系上文已作分析。政治专制必然产生腐败，毛泽 东时代，独裁政治限制了全民的生命欲望，反过来即是毛派人物的绝对特 权，即是权力最大程度的不受监督，于是产生空前的权力腐败，致使几千 万人死于非命，毛泽东后的情况则既有权力腐败也有物欲、性欲腐败。 亚洲国家的民主国家，因为实现民主的时间还不长，民众的生命欲望 还在不断完善进化中，对公平、平等还只有粗略的体味，对权欲、物欲在 政治中的出轨的监督能力还有限。 腐败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东西方的腐败定义，不需要双重标准。就 象民主的程度有深浅的,腐败也有深浅的问题，民主的程度越低，腐败越严 重。 中共领导集团的政治分类问题 简单、一成不变地区分改革派与保守派是无聊的。 共产的大官，有些人在对待经济政策等问题时可能相对比较务实一些， 于是人们送给他们“改革派”的雅号，但到了威协到他们权力地位的问题 时都会变成所谓的“保守派”，因为生命总是为自己着想，他们保住权力 第一。 不要将适用于西方民主社会的词拿来用于中国，在民主国家，“某某 派”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态度，他们的权力来自民众，他们不用担心与另 一派意见不同而失去权力。 象看待民主国家里的派别那样来看待中国政权中的所谓“改革派”是 天真的，请随时准备好左脸或右脸让他们给你个耳光！ 如何评价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 经济并没有“计划”、“市场”之分，经济本身是生命体，所谓“计 划经济”根本就是对经济生命力的扼杀，叫“死经济”比较合适，现在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恢复了生命力，成为一个活体，但又遭到不受监督的极 权严重破坏的病态。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的教科书”，你可以扔到垃圾堆去了。 中国大陆外逃资金与经济发展 期待那些贪官把贪来的钱搞长期投资，搞经济建设，真是天大的笑话！ “在全世界经济出现萧条的二○○一年，大陆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够高达百 分之七以上”，这你也信？？？“大跃进”中为什么中国的农田可以亩产 十三万斤？？那可是中央“权威”媒体报道的呀，你信吗？ 我身在中国，对农民、工人、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益艰苦体会深刻，连 大城市里也是一片箫条，公司纷纷裁员和减薪这难道是“高速增长”的景 象？！ 社会领域的令人费解现象 一是大陆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问题。生命总是为自己着想，很多私营 企业主、所谓中产阶级在共产极权中找到了所谓生存原则就是：依附权贵。 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不能教条地套在共产极权社会中！！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关系。需要明确的是，大陆民众的心理期 望值很低，而且很驯化。可以断定的是，中国大陆必然会出现比六四更大 规模的社会动荡事件。（2002.2.15 于中国大陆） ～～～～～～～～～～～～～～～～～～～～～～～～～～～～～～～～ 刘晓波：再论人权高于主权 　　一、安南的新宣言 　　关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冷战时期已经成为联合国想努力加以澄 清的问题，因为陈旧的绝对主权观念与联合国一系列主要文件的基本原则 相冲突，如：《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关于保障人权两个 国际公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在自己统治的范围之内对人权的践踏，是 否要受到联合国有关条款的约束？国际社会对某一主权国家政府的践踏人 权行为，是否应该给予国际制裁？如果应该，这种制裁的道义基础是什么 ？与此相应的国际法该如何执行？制裁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是单纯的 道义谴责还是政治的、经济的甚至军事的制裁？ 　　但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价值及两种制度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冷战时期 还处于均势状态，所以在事实上，主权优先的观念主宰着国际秩序。70年 代，联合国秘书长曾经委婉提出一种相对主权观，即当人权与主权发生冲 突时，主权就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为了保障更根本的人权，国家应该 出让一部分主权，接受联合国的一系列基础文献所确立的人权原则。换言 之，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相对的，而人权则是普世的绝对的。实际上，凡 是承认《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会员国，已经是在原则上出 让了一部分主权，只不过其中的一些国家仅仅是口头上的承认而行动上的 违反。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共识，那些 只在口头上承认人权而在行动上践踏人权的国家，开始受到以美国为首的 国际主流社会的严厉制裁（如六四后对中共政权的制裁，对伊拉克和南斯 拉夫的军事打击等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第一次把国际新秩序的道 义合法性建立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之上，当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明确指出：以自由主义价值为核心的宪政民主制度，虽然最先在西方 诸国确立，但是历史证明了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展，那种认为自由民主制 度只属于西方世界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误解”或独裁者的托词 。作为处理世界事物和保护人权的最权威的国际机构的联合国，应该努力 推行其宗旨和实现自己的诺言，协助那些刚刚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和正致力 于走向民主的国家，帮助那些生活在没有人权保障的制度下之人们，让作 为普遍准则的自由和民主在世界生根开花。 　　两年后的新世纪第一年，安南和他领导下的联合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授奖仪式上，安南在谈到国际新秩序的道义基础时，比1999年谈及自 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讲话更为坦率，直接强调“人权高于主权”，并把推 广这一价值作为联合国未来的三大任务之一。他说：“在21世纪。我认为 联合国的使命将有新的定义方式，那就是对每一个人——无论其种族和宗 教——生命之神圣和尊严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将要求我们的眼光超越国 家的框框，深入到民族或社会的表面之下。我们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着 力改善个人的状况，正是一个个的男人和女人才使国家和民族变得丰富和 与众不同。”同时，诺贝尔委员会在回顾百年历史时也第一次公开宣称： 今后，应该把推动人权和民主的事业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虽然，自二战结束后，人权观念越来越成为权力和权威的主要道义来 源，人权成为国家间政治共同体的唯一合法化基础，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敢 公开否认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但是，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安南做出如此 明确的宣示，既是对所有会员国的挑战，更是对他本人和联合国的挑战。 因为在现今世界上，实现这一承诺绝非易事，毋宁说极为艰巨。因为围绕 着人权普世性的原则、内容和地位而进行的争论愈演愈烈，来自西方的人 权观念甚至遭到了彻底的怀疑，最极端的置疑恰恰来自一些西方知识分子 ，他们坚持认为在人权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背后隐藏着的是西方阴险的利益 要求。 　　首先，在以主权国家为实体的世界上，《联合国宪章》不是“世界宪 法”，其法律约束力远不如WTO规则，联合国还无法起到世界政府的作用， 而更类似于国际清谈馆和世界慈善中心。对于主权国家践踏人权的行为， 联合国的制裁更多的是止于道义，而无法把捍卫人类正义的宣言变成实际 的有效行动，至多是形成制裁无赖国家的授权，而具体执行者却是一些主 权国家，甚至有些制裁行动如果想得到联合国的授权都极为困难（如对科 索沃地区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在捍卫人权上，联合国的作用更多是提 供道义合法性，远不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有力。正是由于 这样的窘境，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联合国甚至容忍了那些践踏人权达到肆 无忌惮地步的国家，如北朝鲜、伊拉克等无赖国家。而越是无赖国家就越 不怕联合国的制裁。现状是，联合国针对国际冲突做出一个个决议，而冲 突的当事国却不予理睬，形成了决议照作而人权灾难仍然恶化的尴尬局面 。 　　其次，这种现状的形成在当今世界上是必然的。因为，尽管在全世界 192个国家中，121个国家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政府，但是只有86个国家是 尊重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国家，它们的人口为25亿4千万，代表全 球人口的41％。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不同程度的以主权内政为由践踏人 权的国家自然也占大多数，不干涉内政仍然是它们维持独裁或准独裁政权 的方便借口。这种由践踏人权的国家组成的多数，甚至能够利用联合国的 程序规则，做出有辱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基本原则的决议，如在人权委员会 的改选中，人权状况极糟的苏丹当选，而捍卫人权的领袖美国落选。中共 政权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也曾经利用这种规则上的方便，通过利益收买取 得多数，连续十次搁置谴责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提案。 　　再次，肩负着建立“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国家美国及 其西方盟友，在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各自利益的制约下，不可能只讲道义而 不讲利益，也不可能不分轻重缓急地干预所有制造人权灾难的政权。基于 利益的考虑压倒道义的诉求，基于能力的限制而不能全部包管。在当今世 界上，这样的缺憾，不是偶尔而是常态，当国家利益和人类道义发生冲突 时，常常是利益优先而道义靠后，特别是涉及到经贸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 的时候，独裁国家往往能用出卖国家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用大笔 的订单让西方国家对其践踏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独 裁大国，西方国家很难做到意见一致，甚至最强硬的美国也不会一味强硬 。老布什总统在六四后写给邓小平的私人信件，之所以显示出对独裁屠夫 的理解和宽容，就是基于利益的考虑，如果不是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压力过 于强大，老布什很可能连当时的制裁行动都不采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 来，美国的每一任总统对于中共政权的态度，大都经历了执政之初的强硬 到执政一段时间后的缓和。克林顿由上任之初的“不纵容从北京到巴格达 的暴君”的道义高调到御任之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由“战略对手 ”到“建设性关系”，国家利益和突变的国际局势，都会使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推行人权外交的战略受到某种负面影响。 　　二、人权普世性及其反对者 　　从人权价值写进联合国的主要文献之时起，世界上反对和置疑人权普 世性的声音就从来没消失过。这种反对和置疑之声，或以宗教、或以制度 、或以文化、或以相对主义观念为理由，既有共时性的横向的文化和宗教 的多样性的原因，也有历时性的纵向的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从横向的角度看，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人权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的 西方文化，而伊斯兰教和儒教等文化传统中基本没有人权观念。近代以来 ，人们在寻找西方的日益兴盛和东方的日益落伍的文化原因时，最根本的 差异归结为能否善待人性——人权观念的有无，有则盛而无则衰。因为人 性具有普遍性，人权根植于人性并善待人性，所以人权也就具有了普世性 。但是，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那些在自身的传统中不具有人权观念的民 族，很难一下子就接受来自西方的人权普世性的原则。 　　从纵向看，历史只有发展到近代，随着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人权观 念才由西方传入其他地区。但是，因为西方人为了寻求商业利益和向世界 传播其价值观念，曾经实行过野蛮的武力殖民扩张政策，这种武力扩张本 身就是对被殖民者人权的践踏，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的双重人权标准 的悖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公民讲人权，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却不讲人 权。早期的殖民和反殖民的冲突，不仅是被殖民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及其自 治权的斗争，而且也是争取弱势民族的人民之人权的斗争。当殖民时代在 二战结束后逐渐成为历史之时，一系列国际公约在道义上确立了这样的原 则：不论国家或民族的大小和强弱，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一律平等，这 就是主权观念。 　　同时，来自西方的人权观念向全世界的普及，首先是通过联合国确立 的人类正义之规则，其次是借助于全球化的进程，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 良好的人权保障——善待人性的制度力量——而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 。此时，来自第三世界的对人权观念的反对和置疑，更多的是来自政府而 非来自人民，毋宁说那里的人民希望自己的政府也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善 待人民，希望自己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而反对西方式人权的政府，表 面上往往诉诸于反霸权主义，而实际上是奴役对自由、专制对民主的抗拒 。因为凡是抗拒人权普世性潮流的国家，无一不是专制政权，其内部也都 有争取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间反对运动。西方国家大都支持专制国家 内部的民间反对力量，而本国统治者却进行残酷的镇压。所以，争取人权 的反对运动就只能向外部寻求道义支持来对抗本国的专制政权。专制政权 在镇压本国反对力量的同时，必然要抗拒任何支持这种反对力量的外部势 力，自然也就要反对人权观念的普及。 　　现在，尽管人权观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广度向着全世界普及，但是 反对和置疑的声音仍然不可小视。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声音。 　　1、以宗教为理由的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声音，最持久也最激进。在1947 年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阿拉伯诸国的代表就对宣言中的“宗教自由 ”和“婚姻自由”等条款提出详尽的置疑和反对；7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再次复兴，伊朗的宗教革命恢复了穆斯林信仰的法律地位和政教合一的 中世纪神权政治，使践踏人权、特别是践踏妇女人权的野蛮行为在阿拉伯 世界再次取得了合法性。加之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绵绵不绝的暴力冲突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使穆斯林文明对犹太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进行“圣 战”的口号响彻阿拉伯世界，中东战争是圣战，因入侵科威特而导致的西 方与伊拉克的冲突也圣战，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行的遍布世界的频繁的针对 平民的恐怖活动更是圣战。9.11恐怖灾难的发生，正是伊斯兰极端原教旨 主义向西方文明的极端挑战。由于反恐怖主义战争而成为全世界聚光点的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其统治和宗教不宽容对人权的肆无忌惮的践踏，恍如 使人回到了野蛮的中世纪。 　　说到底，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虽然因巴以冲 突而仍然具有民族－宗教性冲突的外观，但是在整体上和实质上则是失败 感所激发的耻辱和仇恨所致，是政教合一的传统专制和政教分离的现代自 由民主之间的对立。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47个国家之中，只有11个政府 由民主选举产生；中东与北非的16个阿拉伯国家连一个民选政府都没有。 而人权状况最糟的10个国家中就有7个穆斯林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 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和土库曼；另外三个是缅甸、古巴和北韩 ）。 　　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及其王公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及其奢侈 生活，就必须祭起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神圣性的旗帜，必须采取对内 专制和对外封闭的统治手段，必须煽动穆斯林对基督徒以及一切异教徒的 仇恨，必须不断地以“圣战”为号召来凝聚10亿信众。遂使阿拉伯诸国成 为信息封闭和生活贫困的地区，成为受经济全球化之惠最少的地区，被封 闭的阿拉伯人普遍地反对西方文明的心态，也就难以避免。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深植于阿拉伯人心中的仇恨，主要责任绝非由 于人民本身的愚昧，而是由于统治者的愚民。 　　2、基于制度的反对和置疑，主要是在冷战时期。以前苏联及其东欧和 中国为代表的共产极权，用东方式的群体权利优先反对西方式的个人权利 优先，以公意反对个人意志，以国家利益反对个人利益，其实质是以共产 党的特权甚至党魁个人的绝对权力，反对和剥夺其他所有人的人权——财 产、言论、思想、信仰、结社、政治参与乃至生存的权利。虽然党的利益 、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是共产制度所强调的，但是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 对峙中，共产极权的解放全人类和民主宪政的普及人权之间的斗争，才是 国际冲突的主线。而这一切，随着苏东巨变而宣告结束。正如哈贝马斯来 华演讲时的直言不讳：“作为来自西方的客人，我想说亚洲政府实际上根 本没有保护个人权利，而是想像家长一样去呵护个体，这就使得它们能够 将西方的经典权利限制为生存权和身体不受伤害权，限制为笼统的保护个 体的权利和平等，限制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但是从规范的 角度看，优先考虑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利是没有理由的，原因在于这些社 会文化的基本权利仅仅是为了捍卫社会的公平价值——这个公平价值是罗 尔斯的概念——也就是说仅仅是为了捍卫均等使用自由的基本权利和政治 基本权利的现实前提。” 　　放眼世界，冷战结束之后，以前的共产独裁国家，大都开始向西方文 明靠拢。在美洲，几十年来顽固反美的古巴，也借9.11之机向美国示好， 美国对古巴的多年制裁也出现松动，美古之间的多年仇视正在走上化解之 路，古巴内部的改革也在悄然进行。在东亚，只有北韩金家政权是最顽固 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而中国和越南则实行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权贵资本 主义和政治上的一党独裁，但是，以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正是人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它的力量正在侵蚀着独裁政权的 合法性基础。现在，越南的政治改革和私有化立法的步伐迈得很大，已经 超过的改革二十多年的中国。最近，越南的国会具有了置疑国家领导人的 权力，还通过了给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以相同的平等待遇的决议。 　　反观中国，经济成就令世界惊叹，而中共政权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和对 人权的践踏则成为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制度顽疾。中共政权抗拒普世性人 权要求的方式，不再是主动输出共产革命而是被动防止和平演变，不再是 完全否定人权观念而是有限地承认，不是向西方全面封闭而是与之进行人 权对话；现阶段仍然拒绝西方式人权的理由，不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 是主权内政、特殊国情和文化传统，是用生存权优先来解释中国糟糕的人 权现状，甚至就是以生存权取代其他人权。现在，共产中国已经变成了民 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乞灵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狂热的民族主 义成为压倒性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共利用民间的民族主义来转移视线，把 与西方之间的制度之争歪曲为民族之争。但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文明 向全世界的普及之势，已然不可阻挡。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程度已经遍及社 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上加入WTO，在文化上主办奥运，在政治上加入以美 国为首的反恐怖联盟和与西方国家展开人权对话……凡此种种，预示着中 国进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而当中国在制度上接受了“人 权高于主权”的世界新秩序之时，也就意味着冷战遗留下来的制度对抗之 残余的销声匿迹。 　　3、基于文化的反对和置疑，主要盛行于后冷战时期，即从其他文化的 前提出发，是否还能解释清楚发生在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合法化形式。 这种置疑，实际上是基于制度对抗失败后的变种，以亚洲为最突出的代表 。当独裁或威权制度失去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支撑的时候，具有 独裁性质的亚洲国家对抗西方的普世性人权价值的理由，便转为文化、传 统及国情的独特性。尽管这些亚洲国家的独裁程度不同，但是在强调“亚 洲价值”这点上却有着高度的共识。70年代以来，亚洲诸国的经济腾飞震 撼着世界，高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增长的实力，使东亚诸国的政权似乎具 有了抗拒西方价值的充足理由：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是宪政民主加自由 市场，还有威权或家族的专制下的繁荣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 或“东亚模式”。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政权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结合 造就了新加坡，李光耀便四处兜售所谓的“亚洲价值”，他认为所有的亚 洲人都相信：社会利益和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的稳定秩序高于强 调个人自由的民主秩序。在群体和个体、秩序和自由之间，亚洲人的优先 选择是群体和秩序而不是个体和自由。说穿了，所谓的“亚洲价值”，更 多的是亚洲的各类独裁者们的特权利益之价值，而绝非亚洲民众的价值。 这种价值，是政治上的独裁权力和经济上的家族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 ，具有明显的强盗式资本主义的特征。被称为“亚洲顽疾”的腐败，就是 这种价值的最突出的标志。 　　亚洲绝非铁板一块，“亚洲价值”也不是所有亚洲人的共识。亚洲的 分化从二战之后已经开始，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把尊重人权的民 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结合起来，创造的繁荣奇迹远远超过所谓的“新加 坡模式”和现在地的中国。印度的民主制度也平稳地运行了半个世纪，从 九十年代开始又抛弃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使印度的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增 长。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标志着东亚经济奇迹的“四小龙”中的两条小龙 台湾和南韩，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尊重人权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相结合下 的繁荣。在香港，虽然英国的统治下没有普选权，但是其他的人权和自由 都得到很好的保障。 　　1997年的金融危机，强烈地动摇了“亚洲价值”。完成了政党轮替的 韩国总统金大中和台湾总统陈水扁，都认同人权的普世性，积极参与建立 “人权高于主权”国际新秩序的世界性努力。现在，就连“亚洲价值”最 卖力的推销者李光耀，也不得不承认“亚洲价值”已经过时。其他亚洲国 家，菲律宾早在八十年代就向民主制度转型，印尼、蒙古、柬埔寨等国也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建立了普选制度，缅甸的军政府也在国际压力之下， 向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间反对派让步。 　　中国也因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由刚性的共产意识形态转向了灵活 务实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 深刻悖论：在对外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又以民族主义抗拒普世性 的人权观念和民主政治，强调现行一党独裁制度是中华民族的自主选择； 对内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又以社会稳定为由拒绝政治改革，以国家统一 的大汉族主义压制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既不让人民拥有人权，又不让少 数民族拥有自治权，维持着对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强权统治。这种悖论证明 了中共政权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维持一党独裁制度的借口，对外的民族 主义和对内的强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4、基于自我批判的反对和置疑，主要来自西方文明内部。持这种自我 批判立场的大都是西方的左派人士。他们的经验依托，一是资本主义所带 来的贫富不均和经济危机，二是殖民时代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血腥和傲 慢，三是起源于西方文明内部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理论武库中，既有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又有后现代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相对主义 、东方主义、反全球化、反战等后现代理论。在置疑资本主义的道义合理 性的同时，也批判白种人优越论、西方文明中心论。文化和历史，不是直 线式的走向万物归一的进步过程，而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及各文化之间 的平等共存，任何旨在推行单一价值和单一道路的理论及其行为，皆是文 化帝国主义的傲慢。 　　具体到人权观念的应用，他们认为：人权只是有限地适用于西方的观 念，主要发源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权利传统，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人权 观念成为强势价值，只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的现实，并不适于 没有这种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化或民族。在道义上诉诸于人权言说的西方文 明，不过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狡辩，是后殖民时代的扩张策略的改变：由 于无法通过赤裸裸的武力扩张的刚性策略来主宰世界，便转而采用和平演 变的柔性策略，一方面用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来推行西方价值，另一方面用 貌似公正的普世化的人权观念来推行其霸权主义，试图借此把只适用于西 方的价值强加于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其他文化，进而把一个在文化上多元的 世界变成西方文化主宰的一元世界。换言之，人权、自由和民主等价值及 其制度安排，不过是西方人推行白种人的优越论和中心论的工具，骨子里 是一种白种人的傲慢。 　　左派自由主义对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的批评陷入了一种悖论：一方 面，他们的左倾，使之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人权说辞推行霸权主义和 世界的单一化，谴责经济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另一方面，他们的自由主 义，又使之必须正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人权灾难，抱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 国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对所有独裁者 进行一视同仁的谴责和制裁。同样的人权灾难，但北约军事干预科索沃， 却对苏丹和索马里不闻不问；同样的独裁国家，美英制裁伊拉克，却与沙 特阿拉伯结为亲密的盟友…… 　　西方左派的反西方霸权、反白种文明优越、反全球化和反战，既为自 由制度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批判性的压力，从而为西方社会内部提供了一种 有益的力量平衡，也为第三世界的各类专制国家提供了抗拒人权观念的最 有力的理论武器。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在反驳国际社会的指责时，最常用的 策略就是诉苦加西方左派。独裁者们不断地鼓励人们翻检殖民时代的历史 陈迹，其御用文人不断地拿来西方最新最时髦的反西方中心和反霸权主义 的理论，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说来令人哭笑不得，中国人反对人权、 自由、民主的说辞，除了那些历史陈迹是属于自己的，而理论解释几乎全 部来自西方。换言之，西方的左派对西方的主流价值而言，犹如一副开给 自己的药方，他们借用东方文化来批判自身，也能起到良性的自我平衡和 自我反省的作用。而西方左派对于东方落后国家而言，犹如塞给病入膏肓 之人一副加速其死亡的毒药，东方的独裁者借助这副毒药来毒化自己的人 民，使之陷于麻木状态，对自身疾病之源缺乏自觉，失去抗拒强权毒素的 免疫力，任由独裁者的摆布。 　　对于人权高于主权，阿拉伯世界基于宗教理由的抗拒，是因为其国家 和人民的现代化努力失败了，他们没有受到经济全球化之惠；而亚洲的独 裁或准独裁国家基于文化理由的抗拒，则是因为在经济现代化上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深受经济全球化之惠；西方内部基于自我批判的置疑，是受惠 于自由制度下的良好的人权保障，也是对西方文明的自身不断完善的自我 压力；而专制国家的反对人权的普世性，无论在表面上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实质上皆是为了独裁集团本身的特权利益服务，对于本国的发展和人民 的人权保障没有任何益处。 　　在以上四种对人权普世性的反对中，除了来自西方内部的置疑之外， 来自其他方向的反对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即对西方存在的恐惧。特别是这 些国家的统治者之恐惧犹深，因为人权观念的普及将从根本上有损于他们 的特权利益。所以，他们大都采取寻找一个外部敌人、剥夺人民知情权和 镇压任何异议的方法，既对人民封锁信息使之愚昧，又在制造愚昧的基础 上煽动民族仇恨；既不停地进行怨妇诉苦式的强制灌输，又纵容人性中的 嫉妒和无赖式的仇恨宣泄，最极端者采取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既一再用 只有生存权的猪哲学来解释人权，又要对寻求猪哲学以外的人权解释进行 镇压；既抱怨自身的贫困是西方霸权造成的，又虚构出自身在精神上高于 西方的物质主义。 　　四、人权高于主权的未来 　　尽管有以上种种困难，但是，对人权普世性的认同日益广泛和深入也 是不争的事实，处在独裁制度下的人们越来越心向自由的现实，乃是我们 对人权观念和自由民主的普及最有理由乐观的内在信心。阿富汗的塔利班 政权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解体，不仅是由于美国的军事打击，更是其极端原 教旨主义的极权统治的不得人心。 　　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秩序的建立，在形成了道义共识的基础上，需要做 的主要是自由制度与非自由制度之间的实力竞争和国际组织的法律性保障 。而现今世界，在道义共识、实力对比和国际组织及法律三方面越来越向 着有利于新秩序有利的方向发展。 　　首先，人权作为权力和权威的最终之源，自由和民主作为整个人类追 求的目的，在道义上的公正性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否认，就连最残暴的独裁 政权也要以民主说辞来修饰自己的权力，也要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代表人 民和保障人权的权力。换言之，民主，作为保障人权的主要制度手段的正 义性，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绝对主宰地位。世界新秩序的道义之基已经牢 牢奠定，剩下的就是让这普世之道义在所有的国家变成具体的制度现实和 生活本身。 　　其次，制度之间的实力竞争的结果完全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共产极 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败，充分展示了自由制度的优越性和实力。现 在，50％以上的国家有了民选政府，30％的国家正在向民主化过渡，其他 国家内部也几乎都有争取人权的民间运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打赢了海 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后，越来越成为一支独秀的国际性军事存在，对强 盗国家无赖国家恐怖国家的威慑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这种威慑之下， 类似萨达姆这样的战争狂和极权者成为孤家寡人，决不敢再轻举妄动。北 约的不断扩大、它与俄罗斯的“新质量关系”，将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 其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制止人权灾难提供了有效的实力保障。 　　9.11恐怖事件固然是大悲剧，但是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国际行动中，全 世界表现出空前的共识：一切不宽容的专制性的文化和制度，一切极端主 义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是孳生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在美国列出的恐怖 主义国家中，基本上是专制的无赖国家，反恐怖之战也就是反对专制、不 宽容和各类极端主义之战，是捍卫自由文明之战，阿富汗战争的迅速胜利 ，更加强自由世界的实力，这恰恰是坏事变好事的绝好契机。正如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人权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确立，冷战的结果是民主制 度和自由价值的普及，此次全球性的反恐怖之战也必将使人权高于主权原 则的实际践行，进入一个更为可操作性的新阶段。 　　第三，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北约日益增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西 方国家、俄罗斯和安南的联合推动下，联合国改革未来目标之一就是确立 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阿富汗的重建将为类似的国际干预提供新的范例 。联合国的未来应该向着组建以自由主义价值为核心的世界政府的方向发 展，现在会员国所交的会费变成有法可依的固定税收，建立世界性的普选 制度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系统、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甚至应该建立自 己的维和军队，整个世界未来制度应该是类似联邦制，联合国类似统一的 政府，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公约类似于宪法，各国类似于具有自治权利 的地方政府。 　　而联合国的这一切改革，欧盟一体化已经提供了可资效仿典范。起码 ，现在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应该制定类似欧盟的准入条件，以便防止苏丹 入选而美国落选的荒谬闹剧的重演。 　　哈贝马斯来华演讲的专题之一就是人权问题，这位西方的著名左派对 民主和人权的普世行的理解，令中国的新左派们大失所望。他在《论人权 的文化间性》的演讲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再合适不过了：“在人 权的普遍意义与实现人权的具体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 人权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人 权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过程：即所有的国家都转变为民主法治国家，而每 一个人同时又都享有选择国籍的权利。我们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很远。一 种可能性在于：任何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都能充分享受到人权。” 2002年1月4日于北京家中 ～～～～～～～～～～～～～～～～～～～～～～～～～～～～～～～～ 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由与真相》 　　余杰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还让人记忆犹新：戈尔 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 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 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 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 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 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 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 录。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 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 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他们两 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 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 。 　　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 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 ——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 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 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 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 ，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 《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 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 ，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 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 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 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 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 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 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 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 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 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 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 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 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 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 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 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 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 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 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 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 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 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 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 。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 到。"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 滚动的。 　　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 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 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 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爆炸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 乔夫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 人也未能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在回忆录中坦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 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是最高 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顽固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和封锁。那 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 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 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 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了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 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 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两 弹元勋"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 的事情而已，不值 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 还是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 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 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 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 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 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开始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 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 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 害党的权威。以前，对待丑闻不都是这样处理的吗？戈氏坚决否决了这种 意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慷慨陈辞："现在，我们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 目睽睽之下工作的。谁要以为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不能容忍的 。必须提供有关事故的全部消息。胆怯的立场--这是不光彩的政策……我 们没有任何迫使自己掩盖真相的需要。我们应做出充分的结论--这是我们 对全人类的责任。"他把"全人类"的利益安置在"党"和"国家"之上，这是他 与所有前任根本的区别所在。这是一种只有大政治家才具有的责任感。由 此，他走出了极权主义者的行列，而走进了人道主义者的队伍中。 　　虽然迟了一步，但戈氏的措施是强有力的：他亲自发表电视讲话，向 受害者表示慰问；他接受西方国家的各种援助，并允许西方记者深入现场 进行采访；他鼓励人们就核电站问题开展讨论，以便消除以后的事故隐患 ；他撤换了大批教条主义官僚，打破了包括军工体系在内的各个"独立王国" ……这些做法作苏联历史上都是从所未有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切尔诺 贝利事件雷厉风行的处理，戈氏才开始在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目中留 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魄力的领袖、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领袖。切 尔诺贝利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真正的开端。它对戈氏本人和苏联历史的 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此，阿·切尔尼亚耶夫有一番悲观的评估："如果说反 酗酒运动是改革时代第一个大错误的话，那么，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改 革开始前在社会基础中埋下的'地雷'中第一颗爆炸了的最大'地雷 '……并 且是改革道路上发生的第一个悲剧。"而戈氏本人的评估却是乐观的："切 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来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 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 负责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又是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 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我更倾向于戈氏的看法-- 盖子已经揭开 ，谁也不可能再将它捂上。改革具有了它不容质疑的理由，民众也清楚地 看到了旧制度的僵化和停滞。在可怕的事实面前，再精明的 "理论家"也难 以欺骗所有的老百姓。人民再也不愿忍受可恶的旧制度。于是，戈尔巴乔 夫可以放手开始他的事业了。 　　文学与政治局 　　在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怪现象：许多文学作品的发表和 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非开放社会"来说 ，这又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专制统治者们对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自 由天性充满着警惕和恐惧。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领袖本人对爱伦堡、左琴科、 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 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 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 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自己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当勃列日 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杀和 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受到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这些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 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他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 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 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 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居然比沙皇还要 愚昧。长期以来，苏联的文化宣传官员们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 告的作用--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 阅读和传颂。 　　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他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 破口寻求变革的可能呢？这时，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 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搁置多时的 作品早日得到公开出版。戈尔巴乔夫读完了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戈氏认 为，此书的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于是便批准了该书的出版。果然，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出版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从中解读出 总书记坚决不走回头路、一心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断收到作家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发现了 作家艺术家们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 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我脑子 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 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 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 ，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氏决心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 部礼堂公映的时候，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 以决定该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 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 　　这一小小的"放权"，却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 上的沉重束缚。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 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 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莫维奇、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 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 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孙儿孙女们能 够享受到"公开性"所到来的好处了：比起爷爷奶奶们来，他们能够阅读到 不同的文学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 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涸对学术的压制，带来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 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苏联政治和经济 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了思想活力与质 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 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 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 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突破禁区异常艰 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和思想家 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 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 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 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 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都差点就胁迫戈氏走回头路了，但 戈氏都在最后一刻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既然他本人对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有 着切身的体验，那么他怎么会愿意自己的枕头上只有一本虚假的领袖著作 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 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 、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戈氏本人的批评。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 骂的时候，戈氏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 。从此以后，文学就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俄罗 斯文学复兴的希望，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诞生了。 　　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 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 - -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 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 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 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 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 、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 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 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 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 对示威群众开枪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 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 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 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 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 ？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 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 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 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 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 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 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 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 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 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 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 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 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 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 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 ：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 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 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 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 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 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 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 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 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 。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 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 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 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我不是失败者"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 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种理想的紧箍 。他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而阿·切尔尼亚耶夫认为， 戈氏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其实，从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 。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 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 　　戈氏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旧制度必然死亡，改 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 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的那样："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 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 治十年。" 索尔·舒尔曼分析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 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东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 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 改革，也挽救不了旧制度，霍布斯邦的观察比索尔·舒尔曼更深入了一步 ，他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走了一段距离以后， 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 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 　　戈氏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 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 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 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 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 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 里； 　　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 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 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 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 ； 　　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 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 　　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 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 　　……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氏面前的一个乱摊子 。勃列日涅夫们都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心满意得地告别了人士，他们只要生 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戈氏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可以 汲取的经验，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 统倾泻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则对他心怀仇恨。保守派认为 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氏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 括了戈氏的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 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 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 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 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 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以上的四点成就足以让戈氏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难 道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吗？在这本回忆录的结束语里，戈氏讨论了 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问题。许多人都把他当作被驱逐 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 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然而，戈氏心灵深处的评估标准不一样，他写道：" 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 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可以 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另一部分 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巴乔夫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最后的成 功。当离开克里姆林宫十一年之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邀请他参与国是讨 论的时候，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 笑蜀：“伪知识阶级”与学术腐败 　　一 　　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终于激起公愤。但千夫所指，往往只是显性腐败 ，如抄袭、剽窃等等。还有一种学术腐败，人们鲜有察觉，不妨谓之隐性 腐败。 　　隐性腐败早就泛滥了。当今中国遍街皆"教授"，名副其实者寥寥无几 。名实相乖者，则多半受益于隐性腐败。有朋友在高校任教，不过数年即 接获数十封公共课教材编写邀请函，无一例外地允诺，只要分销某教材达 几百册，即可赠副主编头衔；只要分销某教材千册以上，即可赠主编头衔 。似此，如果那位朋友有指定学生用书的权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三再 四地过主编瘾了。但凡过了这么几把主编瘾，教授副教授又有何难哉？无 怪乎公共课教材编写多年来一直红红火火。甚至同一门课，同一个城市之 内，可以同时流通十来本不同的教材。而所谓"不同"，也无非是编写者人 名不同，出版社名字不同，装帧设计不同而已。其内容，观点，则毫无区 别，莫不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整个一个克隆版。 　　又岂止公共课教材编写如此。如雷颐所云："各级各类学术刊物数不胜 数，使人目不暇接，但细细读来，那一篇篇填充版面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 都是低水平重复，一番宏论之后却是空洞无物，真正有新意、有创见，哪 怕是把一个小问题的研究略微向前推进一步的文章实不多见，屈指可数。" 相当数量的学术刊物，甚至圈内都乏人订阅，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不单 因为所谓"曲高和寡"。 　　还有等而下之的--形形色色的内刊、增刊，只要你给版面费，基本上 来者不拒。所发表的绝大多数"论文"，与心得体会、工作报告，基本上没 有二致。 　　那些出版物绝少学术含量，却大行其道，个中奥妙何在？无非因为它 能解决某类从业者的职称问题！耗费民脂民膏，仅仅是为了把不可轻授之" 名器"，授于名不副实之人。如此公权私用，谓之腐败，当不为过。而这种 腐败，却是公开的、合法的，程序上很难说有什么不当。故谓之"隐性腐败" 。 　　二 　　克隆版"学术成果"，七十多年前的陶行知先生有过一个称呼，叫做"伪 知识"。陶先生说—— 　　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 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 钞票，钞票便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后，德国马克一落 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汽车载马克'；这句话的意思是 马克纸币价格跌的太低，寻常请一席酒要用汽车装马克去付帐。这是德国 不根据准备金而滥发纸币之过。滥发钞票，则虽名为钞票，几是假钞票。 吾国文人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在脑袋子里都装满了， 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纸马克是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 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 　　"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伪知识"，专门炮制这种文字的人们，当然 就是"伪知识阶级"了。陶先生对"伪知识阶级"极为不屑，贬他们为"废人" ；说他们的最大特长，不过是"害人"-- 　　这些废人只是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他们对于知识的全体 是毫无贡献的。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是居于必败之地。但从他们个人方面 看，却也有幸而成的与不幸而败的之分别。他们成则为达官贵人，败则为 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最可痛心的，就是这些废人应考 不中，只有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的几条出路。他们没 有真本领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土豪、劣绅、讼棍、 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的；教书先生之害人更广、更深、更切。 我们是不知道的。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 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他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他 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 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 知识阶级了。 　　既然"伪知识阶级"为害如此之烈，为什么竟能够存在呢？陶行知先生 认为，这是因为有一个巨量的买方市场。这个巨量的买方市场，就是皇帝 ——创业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忌天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天下最厉害 的无过于天才得到了真知识。如果政治的天才从经验上得了关于政治的真 知灼见，谁的江山也坐不稳。做皇帝的人，特别是创业之主，是十分明了 此中关系的，并且是一百分的不愿意把江山给人夺去。他要把江山当作子 孙万世之业，必得要收拾这些天才。收拾的法子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 伪知识。天才如何就他的范围、进他的圈套呢?说来倒很简单。皇帝引诱天 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 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的工夫做得愈高 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 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附马爷，娶皇 帝的女儿为妻。穿破布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 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 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著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子。倘使他没有旅费， 亲族必定要为他凑个会，或是借钱给他去应试。倘使他不去，又必定要用" 不长进"一类的话来羞辱他，使他觉得不去应试是可耻的。全家全族的力量 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的儿孙象赶驴子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 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 　　"伪知识"阶级不是少数人可以组织成功的。有了皇帝做大批的收买， 全社会做这大批生意的买办，个人为名利权位所诱而不能抵抗出卖，"伪知 识"阶级乃完全告成。依皇帝的目光看来，这便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 　　也就是说，"伪知识"阶级是特殊势力造成的，特殊势力之所以要造成 一个"伪知识阶级"，不过是以此消磨民间天才。在只存在皇帝与民争的时 代，此种权谋"确是一个很妙的计策"。但到了近代，国与国争的时代，此 种权谋就徒然害国而已--"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一比是拿鸡 蛋碰石头，那有不破碎的道理!"向"伪知识"开战、向"伪知识阶级"开战， 因之构成救亡的必要条件。时代要求著消灭"伪知识阶级"；同时在客观上 ，"收买伪知识的帝王已经消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特殊势力能养这许多无 聊的人。"陶行知据此断言："伪知识阶级"在中国现状之下已经是山穷水尽 了！ 　　陶先生的解剖，令人拍案叫绝。但同时不能不承认，就一部二十世纪 的中国历史来看，陶先生的预言却是太天真、太乐观了。 　　三 　　"伪知识阶级"的确乏善可陈。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时 代的洪流把他们裹挟到了那个尴尬的河道。在过去他们往往是不自觉，在 今天则往往是无奈。过去那个时代早就定型了他们，今天他们除了"为'惜 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还能做什么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们有生 存的权利，何况他们的现状也不能只要他们负责。所以，对他们不能过多 责怪。如雷颐所云："大家其实都是常人，靠薪水吃饭、住房、养家，委实 不易。想略有改善，便有赖于稿费和职称"。而且说到底，他们"为'惜字炉' 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所换得的一点利润，不过是维持政治系统运转的天文 数字一般的成本中，微不足道的一点零头而已。可以说是时代错误的一份 必要的代价罢。 　　但，新一代却万万不可以此为自己开脱。陶先生早就警告了我们："二 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 ，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忘。""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 础。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早一点觉悟，便是早一 点离开死路，也就是早一点走向生路。"而且今天的时代，也给我们展示了 离开死路、走向生路的丰富的选择空间。如果仅仅为了一个饭碗，尽可另 栖高枝，而不必屈就寒窗。既然选择寒窗，就应该对这份职业有起码的尊 重，承认它的神圣性，服从它的神圣性。即：服从于良知的召唤，但凭自 己的良知，去探究真问题，寻求真知识，为民族的安身立命、为人类的安 身立命，贡献自己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妥自己的魂灵。否则， 屈服于良知以外的压力，绝不可能指望时代原谅。 　　这就是说，"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的存在，历史上有它的必然性。 我们不必过多责备历史，但我们不能不对自己的时代负责。所以，作为历 史惯性的隐性学术腐败，我们并没有幻想一朝打扫干净，但在我们新的一 代，隐性学术腐败绝对不能有立锥之地，我们新的一代绝对不能给"伪知识 阶级"延续香火。"伪知识阶级"已经到了末世，我们必须让它在我们的手中 终结。 　　似此，我们就要如陶先生说的那样去做-- 　　一、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放弃一切固有的伪知识； 　　二、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拒绝承受一切新来的伪知识； 　　三、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制止自己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与后辈； 　　四、从今以后，我们应当陪著后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泉源 。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隐性学术腐败断子绝孙，才能真正让"伪知识阶 级"断子绝孙。我们个人与民族，也才能真正告别伪知识的流沙，而走向新 生。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