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参考总第1512期(2002.03.22)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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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权组织指中国在反恐旗号下至少随便逮捕上千人
　　北朝鲜的特工进入中国搜捕朝鲜难民
 2. 时代周刊：新疆的维汉隔阂
　　海外维吾尔运动领袖将走访欧洲争取支持
 3. 吕秀莲向国际自由联盟控诉中共打压台湾
 4. 台湾中央社率先披露胡锦涛访美不变
 5. 美军新司令法戈：中国没能力进占台湾
 6. 美国政府敦促台湾继续保障新闻自由
　　纽约时报报导「壹周刊」杂志遭台湾官方没收
 7. 五角大楼正在调查一亲北京研究中心 
 8. 温家宝能否出任总理还要过三道关卡
 9. 农村动乱 警钟敲响
10. 辽阳和大庆的事有什么不同？
　　辽阳市的姚福信等四名工人领袖被正式拘捕
　　辽阳工人示威组织者的女儿谈事件经过
11. 华盛顿邮报：胡萝卜大棒辽阳抗议平息
12. 怎样计算中共对国企工人的剥削量
13. 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陷于停滞
14. 朝鲜日报大幅报导中共统计资料一片虚假
15. 经济分析：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
16. 21日南方周末被封杀的1-4版全部原文
17. 陆祀寓言（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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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建议核心改大号吧！江泽民靠了比窦娥还冤的冤“浴血”上台，老天
自然要惩罚。但是俗话说，凶鬼怕恶人。所以报应全应在老百姓头上。大
家应该还记得，自从核心当权，中国每年都必发一次“百年不遇”，名副
其实的泽了民。现在北京又上演“大浪淘沙”，这要搁大明大清那会儿，
皇上是要下罪己诏的。中国有句成语说得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建议
核心那个匪号最好改一改，不要再“泽民”了，泽泽沙漠吧。什么，江沙
漠不好听？那就叫江泽沙漠吧。还有了中日友好的嫌疑，好。嘿，还都是
三点水呢。江家真应该请我修族谱。(熙熙攘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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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指中国在反恐旗号下至少随便逮捕上千人

　　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大赦指出，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中
国政府打着反恐旗号，加紧了对它所说的新疆维吾尔族反政府分子及分离
主义分子的严厉镇压。国际大赦估计有上千人在中国政府的严打行动中被
捕。

　　压制宗教、社会、文化自由

　　国际大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新疆地区被捕的人以及被指
控从事恐怖和分裂活动的人当中，许多人可能只不过从事了宗教敬拜或维
护本民族文化的活动而已。这份长达24页的报告指出，过去六个月中，大
约有数以千计的人因政治原因接受调查并遭到关押。国际大赦中国问题研
究员拉杜奇说，国际大赦的报告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的政
策和活动。

　　拉杜奇：“我们对中国政府去年12月新提出的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刑
法修正案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打击它所说的新疆地区
可疑分子予以关注。自‘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严
厉措施，在新疆地区压制宗教，社会及文化自由。”

　　刑法修正条款含糊

　　去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草案。中国官方称，该草案是为了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更好地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提出的。国际大赦对
刑法修正案草案中涉及死刑的条款表示关注。

　　国际大赦中国问题研究员拉杜奇说，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新提出
的几项条款中，犯罪活动分子最严重的可以处以死刑，这使运用死刑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另外，条款点说明非常含糊，从而使人们可以对条款做出
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有些条款可以解释为允许中国政府对那些行使言论
和结社权的人进行镇压。

　　和平抗议与恐怖活动相提并论

　　拉杜奇说，刑法修正案草案对恐怖犯罪活动，恐怖组织或恐怖活动没
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和平的抗议活动也有可能与恐怖活动相提并论。拉杜
奇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停止在新疆地区的镇压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针对国际上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指出，一些国
家和组织对中国所作的指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章启月说，近二十年来，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包括西藏和新疆等
在内的各地少数民族也充分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另外，中国政府最近还公布了新疆近几年所发生的炸弹攻击和骚乱事
件。据中国官方称，过去十年中，维吾尔族分离主义的暴力活动造成四十
人丧生，三百多人受伤。

　　北朝鲜的特工进入中国搜捕朝鲜难民

　　向朝鲜难民提供帮助的德国医生沃勒森星期五在汉城披露，靠近中朝
边境的中国公民发现朝鲜的边防人员在他们的村镇随意走动，搜查朝鲜难
民。据信，这些人是由朝鲜的国家安全机构派出的。而中国吉林省警方星
期四证实，最近当地加强了搜捕和遣返朝鲜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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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新疆的维汉隔阂

　　万里长城可能是没有延伸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是万里长城早已不
是中国的象征。现代中国对新疆的控制非常牢固。北京开发大西北就是以
新疆为中心的。新疆无处不在的高速公路和高楼大厦是邓小平及其继承者
在新疆留下的印记。21日时代周刊MatthewForeney文章说，新疆的人口也
有著同样的特征—来自中国其它地方的汉族正在大批地进入新疆，他们进
入新疆部分是为了新疆的发展，部分是为了冲淡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的主
导地位。

　　中共对於新疆的政治控制如同中共对於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很多
维吾尔族在中共的控制下怨声载道，已经有人要求独立了。没有新疆独立
活动让北京更加担心了。自1997年，中共在新疆开始了严打，希望以此根
除当地的分裂分子。在911後，中共在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外衣下，对新
疆分裂分子的打击加强了。在北京看来，维吾尔人就是穆斯林。

　　新疆分裂分子对中共的威胁实际上可能已经根除，虽然对他们的镇压
活动还在继续。结果是在新疆可以见到的差不多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边
生活的是维吾尔族，另外一边是汉族。他们之间的分裂如此之大，以致在
时间上对无法达成一致—维吾尔族使用中亚，而汉族则使用早两个小时的
北京时间。

　　北京担心新疆会成为俄罗斯车臣一样的地方，担心维吾尔族同拉登的
基地组织有联系。

　　本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说，北京在新疆的镇压更多的是
针对自由，而不是恐怖主义。中共在新疆的镇压可能确实是如美国国务院
人权报告所说。镇压的结果却是导致更多的反抗。

　　1990年，在新疆数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维吾尔族的暴力叛乱活动，但是
在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在数天之内就将这些分裂分子镇压了。但是，维吾尔
族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

　　在北京的严打之下，新疆这个分裂的世界将更加分裂例如，最近在乌
鲁木齐的一个维吾尔族的婚礼上，新娘和新郎都是非常现代而富裕的青年
。新郎在当地的一个军事院校教授政治学，新娘在新疆的国家安全局工作
。参加婚礼的150名客人大部分来自双方的工作单位。但是，在他们中，没
有一个汉族人。一位军方报纸记者的妻子说，“我想，他们有他们的朋友
，我们有我们的朋友。”

　　周刊认为，北京可能夸大了新疆分裂主义运动的程度，但是在新疆对
於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无论怎么形容可能都不会夸大。而这是中国
最棘手的问题。

　　海外维吾尔运动领袖将走访欧洲争取支持

　　据旅居土耳其新疆维吾尔民族人士表示，瑞典「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
心」负责人迪里夏提将走访欧洲联盟国家及位於荷兰海牙的「非联合国会
员国家及人民组织」秘书处，争取各界支持维吾尔民族运动。现年三十六
岁的迪里夏提，是目前流亡海外唯一的前中共解放军少数民族出身的高级
军官，因不满中共当局迫害新疆维吾尔民族而出走，经常将得自新疆内地
秘密管道的消息透露海外，揭发中共政权违反人权及高压统治少数民族的
不公平措施。 

　　据要求匿名的维吾尔民族人士今天向中央社记者表示，迪里夏领导的
代表小组已计划前往比利时及荷兰等地，拜会当地朝野政党及人权组织，
希望争取及建立海外维吾尔民族组织与欧洲联盟对话的正式管道，并藉机
解释海外维吾尔民族运动旨在挽救自己的文化及宗教自由。 

　　这位可靠消息人士未透露迪里夏提等人的进一步行程，但表示迪里夏
提也将拜会位於荷兰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及人民组织」，以加强流亡海
外维吾尔民族人士建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团体与该组织的关系。「东土
耳其斯坦」已是该组织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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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秀莲向国际自由联盟控诉中共打压台湾

(中央社记者邹明智布达佩斯特稿) 副总统吕秀莲展开「柔性外交」，冲破
中共的封锁，终於在二十二日在国际自由联盟年会中发表演说，五十年来
首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公开在这国际场合为台湾国际地位遭到中共打
压做不平之鸣，吁请国际自由联盟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在此全球反恐怖
主义运动的高峰期，吕秀莲利用这个机会，揭发中共以数百枚导弹瞄准台
湾重要城市，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本质，呼吁国际社会予以严厉的制裁。 

　　尽管如此，她在这篇充满感性又很理性的演讲中，目的显然并非为博
取国际自由民主人士的同情，主要藉机向国际社会透露台湾如何运用「柔
性国力」，护卫人权、发展民主、促进和平、发挥爱心、推动科技进步，
创造经济及政治奇迹，同时还恳切表达由衷的意愿，愿将这些宝贵的发展
经验回馈国际社会。 

　　国际自由联盟於二十二日在布达佩斯的凯悦大饭店举行年会，共有来
自全球六十三个国家代表八十多个政党的六百多位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吕
秀莲在以「自由主义与柔性国力」为题的这项演讲中，阐述她个人以毕生
的精力为争取自由民主奋斗的血泪心声，内容精辟，见解独到，流露真情
之处，深深感动全场，演讲中十二度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吕秀莲提出台湾的「柔性国力」，以人权、民主、和平、爱心及科技
进步为诉求，与中共穷兵黩武，不放弃武力犯台，且迫害人权，剥夺信仰
自由，处处展现「刚性国力」，正好呈现强烈的对比。 

　　她谈到中共采取强硬镇压手段，对付法轮功信众、新疆回教徒及西藏
佛教徒争取信仰自由，甚至以数百枚导弹对准台湾，随时准备侵台；台湾
却以慈悲、爱心、及民主方式消弭社会冲突於无形。她话声才落，全场掌
声如雷，再度肯定台湾发展「柔性国力」发挥人性尊严的理念。 

　　吕秀莲演讲结束後，在场许多欧洲及亚洲的国际自由联盟人士纷纷趋
前和她握手致敬，称赞她精彩的演说发人深省，特别是长久以来第一次在
这种国际场合听到来自台湾政治领袖的心声，才猛然发现自由民主的台湾
在国际社会竟无辜遭到孤立、牺牲。 

　　一位来自丹麦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私下表示，去年国际自由联盟原定在
哥本哈根举行年会，丹麦当时在野的自由党以主办单位的身份，准备邀请
陈水扁总统到丹麦领取「二○○一年自由奖」，左派政府却以欧盟对外政
策统合的藉口，提交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讨论，才衍生欧盟决议限制台湾
五位重要官员访问欧盟国家的决议。 

　　这位丹麦国会议员表示，在听完吕副总统一席话後，很为丹麦感到羞
愧，转而佩服匈牙利政府发给吕副总统签证的勇气。他表示，出席这次会
议的丹麦代表团将带回吕副总统的讯息，促使目前执政的丹麦自由党遵照
国际自由联盟的决议，在欧洲联盟内部发声，推动欧盟与台湾关系正常化
。 

　　国际自由联盟主席比利时籍荷语自由民主党议员奈兹威特布鲁克 (Annemie 
Neyts-Uyttebroeck) 女士，在吕副总统主持的午餐会中表示，今年年会的
主题是「良好的治国诉求，自由党的里程碑」，主张民主的治国理念，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与吕副总统所提「柔性国力」的理念，完全
不谋而合。她表示，国际自由联盟有责任让台湾恢复在国际社会应有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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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央社率先披露胡锦涛访美不变

　　在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前往佛罗里达州开会并且会晤美国副国防部长
沃佛维茨之後，北京多次提出抗议，香港传媒揣测北京可能取消胡锦涛访
问的安排以表达不满。但据知情人士说，至少到今天为止，胡锦涛访美的
计划并未喊停。 

　　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四月底五月初的访美之行
，会到访华盛顿及纽约等四个市。中央社引述华盛顿可靠消息报道，中美
官员本周敲定了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四月底、五月初的访美行程。这将是他
首次正式访问美国，胡锦涛此行除了主要目的地华府之外，还将访问夏威
夷、洛杉矶和纽约共四个城市。 

　　报道指胡锦涛此行将取道夏威夷，预定四月二十八日先抵达华府停留
三天，再转往纽约和洛杉矶，在美国本土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 

　　在华盛顿期间，他将会晤布什、副总统切尼、另外并发表演说。 

　　在纽约访问期间，他将参访联合国和纽约股市，并前往「九一一」恐
怖袭击发生地点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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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新司令法戈：中国没能力进占台湾

　　台湾工商时报报道，正当潜舰角色在亚太地区日益明显之际，美国国
防部廿一日宣布，布什总统决定任命潜舰指挥官出身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法
戈接替布莱尔出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掌握此一全世界最具关键地位的军
区。法戈的观点与布莱尔相似，都主张美国与中国进行军事交流，同时都
认为中国并没有能力进占台湾。

　　法戈（Thomas B. Fargo）预计在五月间上任，成为美国太平洋军区第
二十任总司令，原任总司令布莱尔（Dennis Blair）届时退役，可能转任
智库《防御分析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资深研究员。
此智库位在华府近郊的维吉尼亚州亚力山卓市。布莱尔的前任普理赫卸任
後是转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三月廿日，布莱尔在国会表示美国将首次在关岛派驻潜艇。同一天发
表的国会研究报告亦指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增加潜舰部队。隔天五角大楼又
宣布将由潜舰指挥官出身的将领接下太平洋军区总司令之职。

　　即将统领太平洋卅万美军的法戈尚不满五十四岁，六年前还是少将。
他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生於加州圣地牙哥。父亲也是做了卅年的海军
军官，打过二次大战，後来驻防过日本，所以法戈曾在日本佐世保读过高
中。一九七零年法戈自美国海军官校毕业。

　　法戈曾指出，他家两代都与亚太渊源很深，老法戈驻防过日本，到过
香港廿八次。他本人除在日本住过外，官校毕业後第一次随舰出航就是前
往西太平洋的香港等地。

　　法戈在海上及陆上的经历很丰富。在陆上，他曾在人事单位及大西洋
舰队司令部任职，也曾任海军军令部副部长，主管计划、政策暨行动。在
海上，他曾五度在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上服役，包括担任核子攻击潜
艇「盐湖城」号舰长一职。後来出任第七潜舰群等单位指挥官，先後在西
太平洋、印度洋、阿伯湾执勤。九六至九八年，担任第五舰队司令（驻扎
巴林）及中央战区司令部海军指挥官，并由少将（美国设有准将，故少将
为两颗星）升为中将。九九年十月八日，法戈出任第廿九任太平洋舰队司
令，并升为上将。

　　法戈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後曾谈及台海，他认为中国现有实力并不足
以进占台湾。至於中国，法戈前年五月十六日在香港亚洲协会的演说中指
出，美国和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包括共同反恐、防范毒品走私及贩卖人
口、朝鲜半岛和平、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输出等，所以他主张两国加强
军事交流。他也以行动证明这种观点，例如他本人在前年夏天访问青岛和
北京，第七舰队的导弹巡洋舰《钱斯勒维尔》号也在同时访问青岛，受到
热烈欢迎。不过去年伦斯斐出任国防部长後反对两国军事交流，法戈的计
划也就无以为继。

　　去年四月十二日，廿四位美国ＥＰ－３侦察机机员被中国扣留十一天
後返美，抵达夏威夷时，即是由法戈主持欢迎仪式。去年二月九日，美国
潜舰撞沉日本渔船，导致九位日人丧生，法戈亲自主持调查工作，并亲自
主持记者会。数月来，他一直是继任布莱尔呼声最高的人选之一。

　　太平洋军区是美国九大军区之一，但却是面积最大的军区，从北极至
南极，从美国西岸至非洲东岸，涵盖太平洋及印度洋。更重要的，美国所
称的「发火点」－台海及朝鲜半岛都在这个区域内，而全球军队人数最多
的前六名，也全部位在此区域，分别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北韩
、以及南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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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敦促台湾继续保障新闻自由

(中央社记者陈正杰华盛顿二十二日专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美国已注
意到检察官搜索「壹周刊」的报导；美国希望台湾政府和人民所高度重视
的新闻自由能继续受到保障，而华府将继续密切注意此事的後续发展。

　　国务院官员答覆记者询问时表示：「美国高度重视新闻自由，而这是
民主的一个关键原则。我们了解台湾政府和人民也高度重视新闻自由。」 

　　官员说：「我们希望新闻自由在台湾能继续获得保障。我们将密切注
意後续发展。」 

　　官员说，美国已看到有关检察官在二十日搜索「壹周刊」杂志社的报
导。对於美国政府是否针对此事与台北官员有任何讨论的问题，官员不愿
评论。 

　　纽约时报报导「壹周刊」杂志遭台湾官方没收

　　台湾检调单位日前禁止「壹周刊」发行最新一期有关前总统李登辉设
立政府秘密资金的报导。周刊内容并声称，李登辉的接班人、现任总统陈
水扁直到去年还继续使用这笔基金。纽约时报国际版今天指出，这尤其可
能伤害陈水扁政府。由於宣称出版内容损及台湾国家安全，检警单位在搜
查「壹周刊」办公室及记者住家後，没收了即将发行的十六万份「壹周刊
」半成品。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朝明表示，搜查和没收有关资料都是为
了国家安全。搜查行动已引起台湾媒体界的反弹，认为是政府在干涉新闻
自由，也是对台湾过去由警察国家走向充分展见民主制度的一种伤害。  

Taiwanese Officials Confiscate Copies of Magazine in Raid
http://www.nytimes.com/2002/03/22/international/asia/22TAI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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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正在调查一亲北京研究中心 

(中央社记者锺行宪华盛顿二十二日专电)华盛顿时报今天指出，五角大楼
督察长正在调查退役陆战队中将史塔克波尔主持的美国太平洋指挥部亚太
战略研究中心，因为五角大楼许多官员认为该中心具有亲北京的想法。 

　　时报记者葛茨与史卡博罗在「(五角大楼)圈内」专栏中说，他们被告
知，此一调查的重点在于该中心执行长赖基聘雇人员以及职员的作法是否
有任何不当。 

　　五角大楼消息人士告诉他们，位于夏威夷的亚太战略研究中心真正的
问题是它倾向中共的偏见，该中心官员激烈反对美国构建导弹防御的努力
就是明证。 

　　他们引述一位官员的话说，该中心高层官员在向美国军官和到访的外
国军官发表不得引述来源的演说中表示：「导弹防御会导致中华人民共和
国展开武装竞赛。」消息人士说，对该中心大多数高层人士来说，「事实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切似乎最为重要」。 

　　这位官员指出，据说那些带有偏见的演说不实的陈述美国的国防政策
。例如，史塔克波尔最近批评布什总统指称伊拉克、伊朗和北韩是「邪恶
轴心」。史塔克波尔宣称，布什总统发表此一谈话，只是因为他有意扰乱
美国在亚洲的关系。 

　　在出任现职之前，史塔克波尔是罗拉太空及通信公司旗下的罗拉亚太
公司总裁。罗拉公司在今年元月缴纳一千四百万美元罚锾给国务院，结束
了该公司被控经由人造卫星交易非法协助中共改良其长程导弹的历时五年
调查。 

　　时报这两位记者又说，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他们，由于该中心倾向
中共的看法，副国防部长沃佛维茨一直在找藉口将它关闭。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ational/20020322-220775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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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能否出任总理还要过三道关卡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报导，中国现任副总理温家宝将出任下届总理
，还要「过三关」，一是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二是今年秋天的中共十
六大，三是明年春天的全国人大。根据中国现行政治架构的惯例，明年新
一届人大、政协和政府首脑的人事安排，取决於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今夏的北戴河会议将会对此作出部署，明年三月的新
一届人大，将对新一届政府总理作出任命。 

　　报导说，中共十六大将确定胡锦涛、温家宝的「胡温体制」。不过，
一年前就有舆论把温家宝与胡锦涛、曾庆红、李长春并列为明日政坛的「
四大金刚」，更有传言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是总理人选之一，最终谁会当
选，仍有许多变数。

　　江泽民间接批温家宝「办事不力」

　　胡锦涛是否取消今年四月访美计划，关键因素不在台湾国防部长汤曜
明访美，也不在於中美关系近期发生的种种摩擦，而是取决於中共高层接
班形势的稳定程度。中国时报引述消息灵通人士指出，胡锦涛接班已成定
局，但其他重要职务，如总理由谁出任？最近在北京高层之间很有争议。
一位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称，他们发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最近透过副总
理李岚清，在党内公开批评温家宝办事不力，而温是政治局常委中多数人
属意的总理接棒人选，显示江泽民和其他高层对总理人选歧见颇深，且不
同意见持续在党内高层发酵。 

　　这位西方外交官说，他们关注的不仅是胡锦涛一个人的接班问题，而
是随胡晋升的新一代领导体系会出现何种面貌，其结果事关胡锦涛今後的
作为。如果高层人事安排的歧见不减反增，并持续到四月，很可能会影响
胡锦涛的访美行程。一位熟悉中共高层内部运作的人士称，真正影响胡锦
涛访美因素在「内部政治形势」，不在外部的枝节问题。 

　　据报导，美国布什总统今年二月访问北京前，美方人员频频询问布什
能否见到胡锦涛，表现得非常在意，而且主动表达欢迎胡锦涛访美。知情
人士说，胡锦涛对美方的「过度重视」有所警觉，接班虽成定局，锋芒不
宜外漏露以免盖过江泽民弄巧成拙，因此胡锦涛会以最低调方式，决不主
动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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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动乱 警钟敲响

　　在东北地区众多工人走上街头之际，一些专家警告中国政府妥善处理
农村问题，以免触发类似的社会动荡。 

　　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东三省是中国的农业基地，号称是中国的大粮
仓。同爆发了大规模工潮的城市地区相比，东北的农村地区相当平静。 
专家们警告，中国政府必须要确保东北地区的农民仍然能以种田为生，否
则农民有可能会加入工人的示威行列。 

　　辽宁省沈阳地区的农民张先生表示他同意这些专家的看法，不过，他
说，只要有饭吃，农民就不会"闹事"。

　　黑龙江佳木斯市的友谊农场因为占地面积大，有世界"四大农场"之称
，该农场农民最近因为不满政府增收土地税，接连几天到当地政府门前请
愿。这家农场的农民对记者说，他们请愿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农民税务负
担实在太重。辽宁农民张先生也对记者说，当地同样存在税赋沉重的问题
，但当地农民虽然大多并不富裕，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谋生还不难。
不过，除了温饱有保障之外，他认为东北农村基本安定还另有原因。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罗伦-布兰特教授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他分析说， :"组织农民进行政治抗议，要比组织工人困难得多。在世界任
何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此。农民非常分散，而城市中的工人非常集中，
工人们住在一起，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我们假定中国农村的情况已经
糟糕透顶，农民要去抗议，他们怎么组织起来，仍然是个大问题。" 

　　有人担心，中国加入世贸后，随着大量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会使农
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大量农民会失去生计，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不过，布
兰特教授认为，这种悲观的看法太夸张， : "中国在逐步落实世贸组织规
定的过程中，至少在短期内，可以限制粮食的进口量。我认为短期内粮食
进口对粮价的影响不大，粮价下滑的幅度可能很小。" 

　　布兰特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中国农村必须实现农业传型，适应入
世需要，。在路透社的报道中，专家们也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在限制农产
品进口，短期内农产品进口量不会有大的增长。这些专家同时敦促中国政
府要赶快拿出一套新的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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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和大庆的事有什么不同？

　　大庆是买断了的现在觉得不划算。据说是年轻的一些工人(他们买断赔
偿金比较少，只有两三万块，比如工作七年，那就是三万左右)在社会上呆
了一阵发现工作难找，而留下的显得便宜了。三万块比留在油田实在划不
来，又有一些导火索，就闹的厉害。但因为人多，或者说敢闹，结果到没
事。

　　辽阳好象不是，是老工人也好新工人也好都没钱，连工资都拖欠。下
岗更没人管。再加上社会贫富悬殊腐败横行。

　　实际上，假如也一人补他们十万，他们得乐死，非得感谢党感谢毛主
席不可。更别说闹了。

　　但越是倒霉就越倒霉。抓人的地方反而好象是辽阳。这世道。

　　辽阳市的姚福信等四名工人领袖被正式拘捕。 

　　辽阳市工人领袖姚福信的妻子，星期四下午接到辽阳市公安局的通知
说，姚福信被正式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组织游行示威”。据悉，有人
在星期天就看到姚福信被便衣警察抓走，但是五天来当地政府官员和警方
一直矢口否认。此外，星期三被捕的庞庆祥等另外三名工人领袖也被宣布
正式刑事拘留。据消息人士说，其中一人被拘留还可能因为他接受了国际
媒体的采访。 

　　辽宁省辽阳市工人代表姚福信、肖云良、庞庆祥和王兆明被警方拘捕
后，为平息示威工人的愤怒，警方允许姚福信与妻子通了电话。

　　姚福信的妻子郭秀静表示，辽阳工人急切盼望中央派人去解决问题，
也盼望政府不要再抓人。她还说，工人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有口饭吃，没有
任何政治企图，更没有反政府的意思。据悉，星期四辽阳仍有上万人抗议
游行，并且要求释放四名工人领袖。姚福信的女儿也由于为父亲呼救而疲
惫昏倒、送医院抢救。 
 
　　辽阳工人示威组织者的女儿谈事件经过

　　中国东北辽阳的工人大规模示威逐渐平息。当局一方面部署大批武装
警察，并对于示威组织者进行逮捕。另一方面许诺拿出金钱解决工人的生
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香港采访了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之一姚福信的
女儿。姚福信目前在警察的看守当中。

　　事情闹大我父亲的罪会越大

　　记者拨通了位于辽阳市白塔区的姚福信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姚
福信的女儿：

　　记者：“你现在怎么样？”答：“还行，今天早晨跟医院回来的。”
记者：“昨天示威情况怎么样？”答：“人挺多的，有将近1万多人吧。”
记者：“你当时怎么个情况呢？”答：“我当时就是生气，加上激动。就
昏了。”

　　姚福信的女儿还向记者讲述了昨天晚上他父亲从铁岭看守所打来的电
话：“昨天晚上我父亲来电话了，跟我们说，不让我们继续在市政府游行
，因为市有关领导和公安局长跟我父亲通话了，说这件事如果能平息下去
，他们也没有什么事，如果平息不了的话，事情越闹越大，我父亲的罪，
也会越来越大。”

　　逮捕工人代表是杀一儆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辽阳市当局对工人游行示威进行镇压，逮捕工人
代表是杀一儆百，另外，当局还把工人代表作为人质和筹码，要挟游行示
威的下岗失业工人，如果工人们继续游行示威，被拘留的工人代表不但不
会被释放，反而他们的罪名还会更大。

　　记者还获悉，辽阳铁合金厂的下岗失业工人今天没有到市政府游行示
威，目前仍然有很多来自其它工矿企业的工人在那里示威。据香港《中国
劳工通讯》透露，被抓的另外3名工人代表庞庆祥、肖云良和王兆明的家人
昨天也都收到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发出的对这3人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中国劳工通讯》对辽阳市当局以逮捕工人代表，来达到恐吓工人的目的，
表示极大愤慨。《中国劳工通讯》认为，辽阳市当局镇压工人是在掩盖贪
污腐败的罪行，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工人继续反腐败下去，他们在企业改
革和破产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总有一天会被揭开，他们早晚会被送上
法庭。

　　为了唤起中央领导的关注

　　在采访中，姚福信的女儿还对记者说，她希望政府能妥善处理工人在
游行示威中提出的要求，并尽快释放被关押的工人代表：“如果能把(工人
代表)放出来的话，这事也能渐渐平息下来，如果政府要骗我们，铁合金厂
工人的示威会比以前更大。”

　　姚福信的女儿说，游行示威的工人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政府放人，另一
方面他们还希望下岗失业工人们的游行示威能唤起中央领导的关注，派人
实地调查，揭开铁合金厂的腐败问题的盖子。她为自己能替下岗失业工人
站出来说话，感到自豪：“这都是应该做的，我父亲也是为铁合金厂，我
站出来说句话，也是为我父亲，也是为铁合金厂。也不是单纯为个人。因
为我们家一个孩，没有必要我出去，因为我一个年青的小丫头，哪有这个
必要啊。就是我们觉得有点看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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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胡萝卜大棒辽阳抗议平息

　　一个多星期以来，李学兵(音译)一直参加中国东北辽阳市的一系列抗
议活动。他和来自二十多个工厂的数万工人一起抗议腐败和割喉重组，似
乎形成中国独立的劳工运动的萌芽。

　　李学兵显然对于自己参加抗议感到自豪，他在二十一日笑著告诉记者
，＂我们是工人阶级″。

　　但是，也像自三月十一日以来震动辽阳的数万名被裁减工人一样，李
学兵决定停止抗议。

　　政府最近支付百分之五十的拖欠工资和分期支付离职费，并保证帮助
他找到新工作。政府还答应调查工人所指控的腐败问题。同时，政府正式
逮捕四名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依此显示自己的劝戒威力。

　　李学兵说，＂那意味著他们要进监狱。如果在中国他们要抓你，你就
要进监狱。那就是说，如果我再去那里，我也会进监狱。″

　　李学兵想去抗议逮捕、要求释放工人代表，但他也想同自己十二岁的
女儿在一起过即将到来的生日并支撑家庭；他的犹豫正是中国各城市数万
工人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对于经济改革中的不公平和周围的腐败感到愤怒
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动荡。中国经
济学家和监督劳工纠纷的官员说，工人的抗议处于最高潮时期。

　　辽阳的抗议是由于龚尚武接受一家电视采访引起的。龚尚武过去七年
来在这个一百八十万人口的城市担任市长和党委书记，现在是市人大主任
。这个月初，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龚尚武这个政治家告诉辽阳电视
台的记者说，辽阳＂没有人失业，″这个城市顺利完成体制转换。

　　但这些争议还没有转变成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仅仅是为某个工厂的命
运抗争或者要求某个城市的政府做出补偿。其中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和中国
的安全机器有效地实施分而治之战术，收买多数抗议者，打击个别带头人
和顽固分子。

　　解决中国城市失业、腐败等问题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促使工
人阶级勇敢地提出某些权益要求，另一方面阻止工人要求中国政府的根本
改变。

　　原来在辽阳铁合金厂当机修工十二年、三十八岁的李学兵说，＂我们
知道我们只能走这么远。所有人都希望真正的改变。但政府和党仍然很强
大。″

　　被逮捕抗议带头人的一名亲戚说，＂政府是在试图解决问题。我们要
给他们一些时间，看他们是否释放我们的人。″

　　距离北京三百五十英里的辽阳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工业中心。在过去的
朝代里，中国第一批工人就在那里挖矿。在过去二十三来中国的革命性改
革中，辽阳也到处发生变化。类似铁合金工厂等有些地方成为后共产党的
炼狱--连绵数里的低矮砖瓦车间里面空空，门窗破烂。在破旧的住房里，
老人酗酒，年轻人吸毒。

　　辽阳市的64家小造纸厂、44家小选矿厂、30家小水泥厂是国家明令关
停取缔的“十五小”企业。尽管国家规定2000年底所有工业污染源必须达
标排放，可这批企业中的多数目前仍超标排污。辽阳市太子河区富强造纸
厂污水处理车间的外墙上“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标语十分醒目，然而它
每天夜间都会偷排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河道。 

　　但毗邻地区就是拔地而起的新中国。暴富的商人乘坐奥的转悠，拿著
大把的钞票炫耀。身材修长的姑娘在迪斯科舞厅前招待客人。最近在浑浊
交易中被私有化的工厂也充满生机。而那些被裁减下来的工人要为生存而
挣扎。

　　辽阳多数国有工厂破产或者滨临破产。但每个工厂破产之后，雄心勃
勃的企业家，多数还是原来国有工厂的同一批人，再挽救工厂，但这次是
把工厂变成私有。

　　辽阳一所学院的数学教师说，＂这里是适者生存。″这名数学教师经
营一个小小的出租车队增加收入。他说，＂你有割喉的狠心，就能成功。
如果你是个好人，我不认为你能做到。″

　　这个月初，在北京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龚尚武这个政治家告诉辽阳电
视台的记者说，辽阳＂没有人失业，″这个城市顺利完成体制转换。龚尚
武的说法引起辽阳一大批人的不满。

　　二○○一年十一月破产的铁合金工厂工人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他
们当然不高兴这种说法。他们开始在铁合金厂门前的蓝色公共电话厅聚会
，那个电话厅属于某个工人的妻子。人们要求示威。铁合金厂的工人骑自
行车或者步行，四散动员其它人参加抗议。

　　辽阳很多工厂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工人已经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数
千人甚至没有得到政府原来保证失业工人每个月二十二美元的救济。有些
愿意一次拿到离职补偿的工人，也仅仅得到一部份。这些人立即加入抗议
。

　　另据BBC报道,东北工潮势头略有缓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东北
大庆和辽阳下岗工人抗议示威活动今天（3月22日）势头略有缓和趋势。 

　　报道说，当局此前曾经分别做出释放被关押的工人领袖和改善工人福
利待遇的承诺。 

　　“尽快放人”路透社报道说，辽阳工人今天暂时停止抗议活动，希望
当局兑现释放被关押的四名工人领袖的承诺。 

　　一位被捕工人的家属告诉路透社，警方和政府官员都保证，如果工人
停止示威，他们会尽快放人。 

　　这四人包括工人对话代表姚福信，他们分别是在上周末和本周初被警
方带走的。 

　　“改善福利” 

　　在大庆，工人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但路透社报道说，参加示威的人
数略有减少，气氛相对也更加平静。 

　　一名参加示威的大庆工人告诉路透社记者，今天示威人数减少原因在
于管理部门保证，如果工人停止示威，他们的福利待遇将得到改善。 

　　据报道，在大庆和辽阳，当局纷纷派出大批警员和士兵，封锁了城市
了部分地区，特别是示威活动的中心地区。 

　　但迄今为止警方态度一直较为克制，双方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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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计算中共对国企工人的剥削量
送交者: mzxtd 于 March 22, 2002 12:45:46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国企老工人大部分很穷。基本没有积累什么家
底。如果只有个别老工人是这样，说他们偷懒磨洋工或许还能站住脚。问
题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说明有一个更大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

　　这就是说，中共有一套完整的剥削制度，尽其所能地榨取工人的血汗
。控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后，剥削量就可以特别高且不露痕迹。

　　首先是控制工人的工资收入。国企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工人创造的财
富。而且长期没有提升。80年代刚开放时有了比较。同样的工作，外资企
业里的工资都数倍甚至十倍以上于国营企业。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
水平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去几十年里剥削幅度多大，可见一斑。
光是几十年里依靠超地工资率，中共就剥削了工人多少血汗？共产党很会
耍花样，总说那时的米面油盐都低价且没有涨价，药品还降价过几回。所
以“国家”是照顾了人民的，要人民感党的恩。政府把工人利益的大头拿
走了，然后给点小意思，就要工人感恩。这是很不要脸的。只要你共产党
不剥削那么多的话，工人收入高就不在乎物价的上涨。如今在多数地方，
工资放开，物价也放开，大家却明显富裕多了。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长时间不提工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很多工人在五六十年代参加工
作。那时还年轻，单身一人没有什么负担。但不久后就要成家，就有了孩
子，往往老婆还是农村户口。他一个月30多块的工资养一个人还行，现在
要用来维持三口四口甚至更多人的生活，怎能不困难？

　　控制消费。名义讲“国家都包下来了”。可那算什么包？实际是把工
人应得的消费能力取走，然后以最简陋最便宜的方式来打发工人。以住房
来说，大多仅仅是比牢房稍好点的火柴盒式宿舍楼。用最便宜的建材搭盖
，几乎每座都是危房。几户甚至整个楼共用厕所，房间不但窄小而且还要
两家甚至三家人合住一个单元。把人压缩到那样小的空间里，使人际关系
高度紧张，邻里纠纷层出不穷，有的还演变成凶杀案。现在到各地去看，
六、七十年代盖的宿舍楼基本被拆光了。实在是因为太危险而且太不象人
住的地方。

　　节省劳动保护开支，驱赶工人在恶劣和危险的条件下“艰苦奋斗”。
中国的工业事故和职业疾病的发生率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看看近几
年报导出来的矿灾就多少了解一些了。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而是没有报导
。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语，本质上是当
局为了驱赶工人去卖命而故意弄出来的口号。长期来讲到工人的劳动保护
，就是工作服手套眼镜一类的东西，有时还加上点“保健餐”让你多吃几
快肉，算是很“保护”你了。凡需要较大投资的除尘，滤毒，防爆等设备
时，总是缺乏资金。要求“因陋就简”去解决。国营企业的老职工，身带
职业病残的人不在少数。

　　说工人磨洋工造成效率低收入少是很不负责的说法。国企人浮于事的
现象固然很严重，但那主要是科室和一些比较轻松的工种，干部们老利用
关系往这些地方塞人，当然造成大量闲人了。可是那些第一线艰苦岗位就
完全是另外一会事了。那些岗位上很少满员，劳动强度大且劳动定额高。
完不成任务还要招临时工人。在这些岗位上干的人千千万万，他们才是国
企的真正栋梁。他们吃的苦头最多，身体情况最糟，收入也很低。到了晚
年的确是十分凄苦的。 

～～～～～～～～～～～～～～～～～～～～～～～～～～～～～～～～
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已经陷于停滞
送交者: 草屋布衣 2002年3月21日20:18:20  

　　老朱讲了真话，如果不搞赤字，国家在98年已经破产。
 
　　7%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用经济学的观点看，经济过热。各种经
济活动的强劲增长，对能源，人力，消费品等等的需求可能是加倍的增长
。用通俗的口语，经济十足的火爆，人人大把大把地挣钱，同时人人大把
大把地花钱，因为人们的钱包里的钱每日都在增加。请注意中国经济连续
二十年以7%-10%的速度增长，应该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无与伦比的消费信
心。

　　然而事实却与数字相反。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工作越来越难
找。对比一下，前几年美国新科技新经济最红火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增长
率也不过3-4%。到处充满了工作机会，许多蓝领的工作招聘了几个月，都
无人去应聘。在经济扩张期间，股市，能源等等的上涨都是应该具备的正
常经济现像。美国的股市疯狂的上涨，能源价格飞飙，又有百万计的移民
填补新增的工作机会。试看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相对于7%的增长率
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社会现实却恰恰相反。股市狂跌，百业萧条。作为中
国经济增长支柱的港澳台都已经从龙虎变成了病猫。外资的涌入，击垮了
80年代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国营及乡镇企业。有资料表明，1997-2000的能
源使用下降了12%。特高得经济成长竟会带来高失业率，这是不可思议的。
结论只能是中国国有经济的负增长大于外资经济的正增长。其中包括中国
农业经济早已停滞，农民收入多年没有增加。

　　假如说香港经济并不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那么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经
济的引擎之一。现在的香港经济却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失业率节节攀
升，经济增长为0%。其实，在那次金融风暴中，中国并没有幸免于难。国
内的人都知道没有增长。可笑的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却大肆引用，赞为经
济奇迹。经济学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方法。因为有太
多的不可控制的经济变量，绝对不象物理学可以在有限的实验条件下，进
行测量试验。一个普通人的对经济走向的感觉可能比经济学家的数据更可
靠，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经济走向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的预测截然相反
。明眼人一看就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远比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腐
朽落后。同时那么多的人患有传染病如结核肝炎，沙尘暴肆虐中国首都。
环境卫生的破坏，可以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经济增长泡沫。更可怕的是，随
着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惨败，中国执政集团又没有找到新的理念支持，于是
蜕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大肆贪污腐败，在国外购买名
车贵屋。而下层工人农民却连申诉的机会没有。这样一个物欲横流，道德
沦丧，没有公平的社会，并不令人惊讶，假如有人预言会崩溃。

　　香港人送了个”赤字“总理，应该再加个“数字“总理。赤字只能是
在经济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手段，负债累累的经济会越来越丧失动力。数
字造出的经济更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有人说过，那些无所畏惧固执己见的
“清官”比贪官更可怕。

　　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太依赖于增加出口，而忽略了国内内部经济的重
要性，以至于外贸出口几乎是中国的经济的生命线。但是在过去的五年内
，有些年份的增长率只有0%-7%。这只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停滞。占人口70%
的农村，以及雇佣城市人口最多的国营经济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把中国经
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外贸以及外资经济上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经济政策错误
。特别是有那些决策者把推进经济改革的希望寄托于WTO上，那更是犯下大
错。世界市场能不能消化中国产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理由也是
显而易见的。中国有13亿人。沉醉于WTO迷梦之中，是相当危险的。同时， 
必须了解外资的掠夺小。中国的商品是相当的廉价，外资获利大头，中资
更小了。

～～～～～～～～～～～～～～～～～～～～～～～～～～～～～～～～
朝鲜日报大幅报导中共统计资料一片虚假

　　(中央社记者姜远珍汉城二十二日专电) 最近韩国部份媒体对中共发表
的经济统计数据先后提出质疑，继「联合新闻通讯社」二十一日引述最新
一期之「经济学人」周刊，报导中共官方统计资料之许多疑点之后，「朝
鲜日报」今天则以「中国的统计资料一片虚假？」为题，报导了经济学者
们所提出的种种疑点。

　　在汉城发行的第一大报「朝鲜日报」今天在第十四页国际版，配上中
共总理朱熔基今年三月在人大上强调「今年度经济成长将达百分之七毫无
问题」之美联社传真照片，刊登了国际版副主编池海范所撰以「中国的统
计资料一片虚假？」为题的大幅专文，深入且客观分析此一问题。

　　池海范在专文中指出，最近许多国际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怀疑中国
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他们都认为中国发表去年百分之七的经济成长率，以
及沿海都市个人国民所得高达四千至四千五百美元的这些统计数字，是故
意灌水或歪曲，其实中国人民对政府发表的统计资料也不太相信。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者所罗门于三月十九日在香港的研讨会
中指出，「北京政府发表的经济成长率数据不能相信，有百分之八十人口
农村地区所显示的成长率是零，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人口不可能创造出百分
之七点三的全国经济成长率。」

　　三月十六日出刊的「经济学人」周刊也指出，去年中国百分之七点三
的经济成长率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合计数字不一致，三十二个省市地区
只有云南省的成长率比全国平均的百分之七点三低，其他三十一个地区都
较百分之七点三为高，因此，合计起来去年的成长率应该是百分之九点三
。

　　「朝鲜日报」的这篇专文指出，另外几项数据也是令人起疑：

　　一、耕地面积：一九九○年中国发表的全国耕地面积为九千五百万公
顷，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比孟加拉还小，只有○点○八公顷，如此算来，
十二亿人口将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引起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关注。但是经
过美国人造卫星推算的结果，中国的耕地面积应该是一亿四千万公顷，因
此，中国政府在二○○○年宣布修正耕地面积为一亿三千万公顷。

　　二、能源消耗：根据中国发表的统计资料，一九九七至二○○○年之
间，经济成长率共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但是能源消耗量却减少百分之十
二点八。日本开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难以置信。

　　三、沿海都市的国民所得：官方发表的沿海都市国民所得也是过于夸
张，举例而言，去年发表的上海市国民所得是四千五百美元，个人国民所
得是全市的GDP除以人口数，但是上海除了有户籍的一千三百万市民之外，
还有数百万的外地离农人口和临时工人，把这些人口排除在外算出的个人
国民所得当然是不切实际。

　　专文指出，造成这些不实统计数据的原因，主要是一九五○年代大跃
进期间地方官吏为获选为优秀干部，不论多少民众饿死，也竞相虚报粮食
生产量，而国有企业干部为获得政府补助也在业绩数据上动手脚，这种风
气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一、两年后的统计数据事先都已作好，因此，中
国的统计数字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信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
经济分析：下一个崩溃的是中国吗？

　　此文作者为大陆财经撰稿人，值得细读，特别值得海外和台湾的学者
们细读。--智叟

　　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
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
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
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
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
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
。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
。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
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
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
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的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
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
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
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
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一、中国在干什么？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
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
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
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
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
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
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
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短期的经济表现。就中国
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
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1997年之后
，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
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
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的
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
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
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
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
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尤其港台地区的投
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
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
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
，不仅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
市；中国不仅意味著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
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
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 

　　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
“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
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
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
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
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
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
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1997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
。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
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
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
，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
资形象的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
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
味著：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
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
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
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90年代中期，中
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
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
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9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
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
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
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
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
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90年代
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
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预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
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1998年起政府
已经连续5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
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
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
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
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
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
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1999年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
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
报》在1999年6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
，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
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
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
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
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
的“GDP秀”的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
谓收入政策。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
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
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
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
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的。
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
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
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
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
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
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
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
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
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著国家想怎么支持就
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240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
，这也就是说，剩下的6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
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
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
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虽然国内对
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但
却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40%以上，外部市场变动剧
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
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
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
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
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
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
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
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
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
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  

　　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
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
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
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
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
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
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
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
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
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
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
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
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
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
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
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
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
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
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
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
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
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
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
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
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
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
“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之上
8%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
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
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
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
的6.6%。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
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二、中国是一个假象吗？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
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
，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
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
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
：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
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
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
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
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
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
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但
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
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
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
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刚性开支增长，从1997年开始，
政府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
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
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
感觉到。1997年到2001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
过去的200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
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
。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
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
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
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20%，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
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26%，
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
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们普遍猜测，中国的国有银行问
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
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
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
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
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
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
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
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
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
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
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
；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
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
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
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
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
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
然高达93%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
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
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
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然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
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
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在代理过程中的道
德风险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10%，但90年
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
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
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
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
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
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
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
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
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
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1、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
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
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
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
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
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
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
“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
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
“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
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
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
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
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
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
有著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著“国家”的复辟，
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
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
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
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
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
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
。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
而是那些打著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
“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
，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
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
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
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
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
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
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
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
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
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
带著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
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的
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
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
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
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
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
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2、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
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
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的影响著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
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
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
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
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
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
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
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
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
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
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
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
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
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
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
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
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
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
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
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
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的说，中国农
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
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
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
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
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
《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
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
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著发言权越
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
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
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的困
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
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
。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
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
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
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
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
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
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
。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
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
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
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
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
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
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 

　　随著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
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
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
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
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
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
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
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
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
。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
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
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
竞争的结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
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
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
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
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
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
正当诉求。 

　　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
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
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
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雪上加霜。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
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
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
不宣的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
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
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
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但很明显，中
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
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
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在中
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
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
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
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
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
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
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
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
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
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
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
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
财政体系。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
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
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
，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
前的陷阱。

　　三、危机和可能的未来

　　中国会发生危机吗？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
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
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
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
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
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
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
，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
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
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
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
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
，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
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
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
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
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
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
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
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
的丧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
仇恨和贪婪撕裂。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
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
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
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
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
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
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
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
渐清晰。 

　　1、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
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但讽刺的是，中国
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
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
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虽然许多人有意
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
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
资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
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
府。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
没有任何其他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
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
，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
。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
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
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
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
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
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
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
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
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
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
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
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
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
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
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
所闻。 

　　2、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
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
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著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
，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最近大庆油田以
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 

　　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
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
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
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
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
。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
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著明确政治诉求的
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
“法论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
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
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到目前为止，
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
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 

　　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
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
定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
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
。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
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
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
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
，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
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
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
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
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
，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
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
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
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
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
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
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
，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
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对大多数行业来说，影响只是多或少的话，那么对
于中国农业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生或死的问题。对此，中国总理朱熔基先
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实际的情
况可能比朱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
中国进口的大豆已经从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这相当于中国全
年的总产量。而由于人民币的长期高估，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
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农产品需求更加低迷
。描述中国农民最新困境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正在为这种黑暗未来拉开
序幕。 

　　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改革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即便进一步的打击不至
于引起他们大规模的反叛，也肯定会深深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虽然农业
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农民——大面积流离失所的农
民，将成为执政者在危机关头最优先的考量。 

　　从短期看，舒缓中国农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经济手段，就是人民币的
大幅度贬值，直至中国农民的情况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专家
估计，人民币兑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缓和中国农
业的困难。如果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
的事情），人民币的贬值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案。 

　　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人民币贬值同时会带来一系列他们
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资本外逃和短期资本流入的剧
减。这一增一减，将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巨大影响的数字。凡是了解中国
沿海省份情况的人，就该了解中国经济对外国投资已经形成的高度依赖。
没有外资的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就有可能紧急刹车。而资本流
出，经济放缓将反过来来强化已经形成的趋势，导致恶性循环。而最糟糕
的结果是，就象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一旦开始，贬值的幅度就很难加以控
制。难以控制的贬值对政府信用的打击将同样难以控制。在中国，国民对
政府信用某种犬儒主义式的依赖，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宁愿顶住中国农民沸腾的民怨，却坚守人民币汇
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
农民已经无法进一步被牺牲。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在不远的将
来，中国领导人将被迫在增长速度与农民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在这里，似
乎没有太平衡的路线。但我以为，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在弱者的生存
与强者的发展之间，必须选择前者。但这肯定会遭致一系列不测的连锁反
应。 

　　4、中共高层的分裂和重组

　　高强度的外部压力既可能使一个集团更加团结，也可能使之崩裂。未
来几年，假如中国经济没有奇迹般的好转，中国社会将进入近20年来最危
机四伏的时代。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竞争，本身就可能是危机的一部
分并成为引发进一步危机的原因。进而言之，在未来几年，社会各阶层越
来越激烈的利益诉求，也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性。 

　　在经过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将近13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
中共内部的稳定，许多人干脆就将中共看成一个与中国社会一样的超稳定
结构。但时势异也，经过十几年的演进，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非常充分的利
益分化，这必然反映到中共党内的政治竞争中来。如果说中国十几年前的
那场运动仅仅反应了某些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因而也将这种特点反映到党内
的话，那么，今日中共内部的竞争已经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础。对游戏
的参与者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政治竞争不仅关乎未来可能的利益，更关
乎巨大的既得利益。从逻辑上推断，只要中共高层还没有完全被权贵资本
所控制，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间日益高涨的愤怒所激活。
党内反制权贵资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动将冲突延伸到民间，并寻找同盟。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平衡和团结正在受到外部社会
压力的考验。就在不久前的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就在湖南代表团私下抱
怨，对人大做的报告只有两句话是他自己的。这足以说明，这位曾经有著
极高权威的总理已经受到了党内同事的巨大压力。而从中国证券市场去年
的各种政策摇摆中，人们更可以感受到权贵资本咄咄逼人的操纵力量。面
对与十三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共党内陈旧的政治竞争原则大概难
以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在“十六大”前后的一段时期，摆在中共面前的
可能有两种：要么修改党的政治竞争原则，扩大党内的政治参与，以求容
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要么出现强势领袖，用强力彻底消灭党内的竞争。
无论那一种可能，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进而推动中国社
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 

　　总而言之，随著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随著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
具有强势色彩的领袖的淡出，中国共产党现存的竞争和协商原则的效率将
越来越低，其适用性将日益受到游戏参与者的怀疑和挑战。如此，中国共
产党内的实质性变化将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关注的的是，这个过程可
控性相当差，弄得不好就会引起政治参与的爆炸。因为，中国被压缩了十
几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足够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
政治权力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强大。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容易发生局部和
行业危机的基本原因，虽然那些行业或局部看上去是那么的危险。比如说
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拆东墙补西墙，将这
种风险分散和转嫁到财政系统、银行系统甚至资本市场，而不至于让国有
企业一夜之间垮掉。但这就好比垒堤坝，局部的风险虽然暂时解除，但随
著堤坝的不断升高，整体的风险却在不断增加。一旦发生问题，将意味著
整体的崩溃。这个整体，不仅包括经济系统，也包括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发现，除了刚性的权力链条之外，中国不仅是
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个既缺乏经济认同，也缺乏政治认
同，更缺乏文化认同（在中国，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势利的表演）的共
同体，甚至连民族国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种自以为有利可
图的短暂和投机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他们随时都准备也可以撤出这种
毫无保障的临时契约。 

　　如果在未来几年，我们上面所罗列的、远不完备的危机事件中的一个
被触发，危机与危机之间就可能相互强化，进而引爆一场整体性危机。假
设事情果真是这样，中国的预后将很不乐观。因为，寻找认同、重建制度
的道路将非常漫长。当然，这也视乎危机所造成的灾难程度。但以下重大
发展将是高概率事件。 

　　1、城市的军事或半军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对派的激烈抗争，将使军事或半军事管制成为
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现新的军事强人的话。中国现任的军事领导人江泽民
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上的讲话，已经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的发展
。他明确指示解放军，“要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努力做好各项军事斗争
准备，积极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并将“城市的反恐怖斗
争纳入到军队任务中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明确将地方稳定纳入军队职
责，应该还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态发展，这
等于宣布，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新的
不稳定期。至于这句话里对政治反对派的威慑含义，相信大家也能强烈的
感受到。但我们依然怀疑，社会问题如此严重的国家，军事或半军事管制
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维持的时间会有多长？虽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有人
想冒险一试。 

　　2、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的出现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被现体制所赎买。但这并不是全
部事实。中国现体制既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赎买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
实上，中国民间仍然活跃著大量的精英分子，却越来越受到现行分赃体制
的挤压。他们虽然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但却更懂得用民间听得懂的声
音说话。那些不断加入失业大军的年轻学生将可能充实这个队伍。这让人
想起了清末和民国的同样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怀疑政治反对派没有精英
力量的供给。一种必然要发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会找到他们杰出的领袖人
物，找到他们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为中国在未来几
年出现公开反对党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恐怕只需要一个根本就不起
眼的时机。现在的中国，还有许多人在讨论政治动员会不会危及中国改革
的问题。他们睿智，平和，深思熟虑。但是，目下中国的现实却是，政治
动员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是如何将政治动员放在
一个和平和法治的轨道上来的问题。何况，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
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随著几个天天吵吵嚷嚷的反
对党，虽然在经济表现上不会那么出色，但可能比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要
少一点暴戾之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能。 

　　未来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断。但我们必须问，我们有
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在中国，我们实在是很幸运的一代。突如其来的物质满足几乎超过了
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弥补了我们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创伤。虽然
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天。我们生活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我们完全丧
失了历史的触觉。但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愿上帝保佑我们。

～～～～～～～～～～～～～～～～～～～～～～～～～～～～～～～～
21日南方周末被封杀的1-4版全部原文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那位说来听听。我怎么看到这么多披着人皮的畜牲。
南方周末领导层被重组后精神还是没有倒，谨致崇高敬意。

[第1版]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16:27:

　　（第1版）　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

　　（方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沈
静珠提出议案，要求对慈善机构加强监督。她说：社会公益团体如希望工
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必须接受社会监督。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杨耀忠先生为
首的20多位港区人大代表，也联名向大会递交了一份题为《促请政府彻查
青基会账目，以维护希望工程声誉》的议案。

　　这两份议案当然是有所指的。就在两会开幕前夕，香港某报在头版报
道青基会涉嫌违反国家规定，挪用“希望工程”款逾一亿元，用于投资股
票、房产及各类风险企业，并招致巨大亏损，其中不少投资项目以“回报
少、效益低”告终。此事在香港和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次某报的报道发表之后，青基会立即发表了该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
签署的《严正声明》，否认该报指控，解释青基会只是利用捐款收支的时
间差形成的资金暂存状况，进行投资增值，强调“基金增值合法、安全、
有效”。青基会“目前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值空间”。

　　希望工程一直受到本报的密切关注。关于青基会资金流向的问题，本
报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线索，并展开了周密的调查。从本报目前掌握的材料
来看，青基会负责人在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比香港媒体的报道有过之
而无不及！

　　当这些材料摆在本报采编人员面前时，我们再一次为事实的残酷震惊
：为什么是希望工程？为什么是青基会？为什么是……甚至在发不发这组
稿件的问题上，我们都心存疑虑：希望工程毕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慈善工
程，不仅救助了数以百万计的失学儿童，把他们从蒙昧和无知的领域拉回
来，而且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激发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
的情怀，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对它某些具体运作环节的质疑是否会引起人
们对整个希望工程的质疑？会不会伤及正在兴起的中国慈善事业？……

　　调查获悉徐永光涉嫌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投资未获成功，震惊之余，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必须把纯洁、崇高的希望工程与徐永光严格区分开
来。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苏宪华说得好：“希望工程，绝不是他徐永光一
个人的！”

　　这位秉性直率、快人快语的希望工程老秘书长对本报记者说：请你一
定帮助我写上这样不等式：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中国青基会领导人徐
永光≠全国各级青基会及其工作者。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青基会资金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证明
了一个已经被证明一万遍的道理：凡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业，如果没有良好
的制度设计，如果离开了公众的监督，无论事业的诉求是多么的崇高，无
论执行者多么具有理想，最后往往变成公众利益的丧失之地和理想主义者
的殉身之地。

　　为了保证资金运作的安全和有效，青基会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关于慈善基金的管理，国家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青基会在《严正声明
》中引用了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我国《捐赠法》的
条文来否认违规投资，因为前者规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
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后者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
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
的保值增值”，但中国人民银行已在1995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
会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及增值必须
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青基会负责人的一
些做法可以说是直接违反了央行的《通知》。

　　青基会的《严正声明》中还提到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公益机构的
运行靠捐款投资获得的收益来维持，而不能从捐款中列支，这就使得基金
组织为了机构本身的运转不得不去寻找增值之道，这也为青基会资金不当
运作埋下了隐患。据了解，这个问题已经提上了国家立法日程。

　　青基会负责人多次声称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因为捐款
人都会留意自己捐款的去向，这是最有效的监督。事实上确是如此，捐款
人能监督到自己捐款的流向，但对于青基会整体的资金运作，缺乏有效的
监督手段。青基会资金的不当运作，正是发生在这个灰色地带：保有基金
的增值环节。而慈善基金整体运作，显然还没有受到有效的公众监督。3月
14日，著名慈善活动家杨团女士，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亿万观众，就曾
毫不客气地对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指出：青基会“不够透明”！

　　正是基于对慈善基金运作中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和有效监督缺失的警醒
，基于对希望工程和中国慈善事业的责任心和爱心，我们编发了这组稿子
。因为我们知道，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公益性基金会的透明度，是慈善公
益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业暴露在阳
光之下，它才能健康，它才能成长。

[第1~2版]动用捐款去投资，多少项目亏损了？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17:04:

　　（第1~2版）动用捐款去投资，多少项目亏损了？

　　2002年2月28日下午5时，针对香港报纸的批评报道，中国青基会发表
了《严正声明》，指出：“目前中国青基会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
有较大增值空间”，青基会“投资十个项目，九个赢利是应该的，若有一
个亏损，又被加以渲染，必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是任何靠社会公信力
生存发展的公益机构都很难承受的”。

　　可是，记者从举报人提供的青基会财务文件中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放贷500多万收回100多万

　　记者查实：早在1991年底，中国青基会就把希望工程部分捐款作为“
贷款”，发放给徐永光的浙江老乡——俞祥根。

　　1991年12月，中国青基会借款200万元给俞祥根，利率10.8%，期限五
年；一年后，利率下调为9.072%；

　　1993年，中国青基会又与俞祥根签订《共同购建晨光大厦协议书》，
青基会投资200万元，参与晨光大厦建设；

　　1993年2月，俞祥根称晨光大厦建设资金不足，中国青基会又追加了28
万元；

　　1993年3月，徐永光再次批准把15万美元借给了俞祥根。

　　上述借贷、投资，至1996年8月“清理”时，才发现“后果严重”：428
万元人民币和15万美元的“放贷”，前后历经五年时间，总计只收回了142.5
万元。

　　口说无凭，记者在此特引用1996年8月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
刘文华写给徐永光的书面报告，以做说明：

　　永光：有关对绍兴中青公司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之事，我们与俞祥根
联系了多次……七月初，俞祥根告知近期要来北京，但直至现在还没有到
。前几天，许亚伦（曾在绍兴中青公司工作）向我们反映：俞祥根公司的
经济状况不好。中青科技城没有动工，而且土地手续并没有办下来，俞祥
根只投了十几万元，根本就没有买下那块土地，俞祥根的酒楼和下属公司
的效益都不好，且债务很大：欠银行近400万元，欠广东一家公司货物款400
多万元，欠沈阳一家公司货款100多万元（当地法院已到绍兴追过款），另
外，零星欠款也有100多万，总计债务约有1200多万，而债权却没有多少。
中青公司的资产除了晨光大厦外，其他就没有多少了。许建议我会（中国
青基会）尽早追款，否则到年底，法院因经济官司查封俞祥根资产，中国
青基会很难拿回钱来。

　　这“很难拿回钱来”的“钱”，到底是什么钱？这是不是无数善良人
捐出的一片片心意和美丽大眼睛等待上学的“救命钱”呢？

　　尽管刘文华的书面报告有点冗长，记者的引述也因此有点罗嗦，但我
们必须把引文和报道继续下去，刘文华接着写道：

　　不论许亚伦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我们认为，青基会有必要采取一定
的措施。因为俞祥根至今仍没有把晨光大厦的产权办下来，办证需要缴纳
80多万的费用，俞一直拖着不交。我会与俞祥根的协议中，有以晨光大厦
作抵押的条款，但此条款在目前状况下是不落实的。我们建议，应派人催
促俞祥根尽快将晨光大厦产权证办下来，是否可直接办到中国青基会名下
？必要时，甚至可由我会先垫付80多万元的费用。产权证办下来后，立即
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手续，以确保我会400万元投资的安全。此事需法
律部参与共同办理。是否能得到俞的配合，是个大问题。

　　徐永光对此做出的指示是：同意由我会先垫付80万元的办证费用，务
必在1996年10月31日之前“拿到晨光大厦的产权证”，并办理产权抵押。

　　不过，商业领域的许多事，从来不以投资者的“投资意志”为转移。
记者查实，转过年来，万般无奈的徐永光终于决定和浙江老乡俞祥根分道
扬镳，对簿公堂，但诉讼的结果是，徐永光有望胜诉，俞祥根却很难被“
执行”。

　　投资失败不止一例

　　仔细翻阅青基会档案后，记者发现，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拿去投资且
投资无效、投资失败的“拍案惊奇”事，远不止于俞祥根这一起，让我们
再看一则投资案例。

　　1996年8月10日，徐永光率法律部、基金部助手一行四人，赴大连考察
大连中兴公司，并察看了大连中兴的投资项目“国际明珠城”。

　　8月17日，徐永光与大连中兴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河总经理，双双回到北
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记录双方此次会谈的《会谈纪要》，摆在了记
者手边。《纪要》开宗明义，直奔主题：“为了维护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
兴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利益，（黄晓河必须）规范大连中兴公司的经营管
理。”

　　据悉，黄晓河本人至少拥有两家公司，一家在山东，简称“兴南公司
”，一家在辽宁大连，简称“大连中兴”。90年代初，中国青基会贷款1000
万元给黄晓河的兴南公司，年利率为29%，期限不详（记者未能查到这一贷
款合同的原件，一说是贷款总额高达2600万元）。

　　1995年1月，因黄晓河的兴南公司难以继续经营下去，无奈之下，中国
青基会只得将1000万元贷款从黄的兴南公司转至黄晓河的大连中兴，又因
为黄晓河提出“考虑到整个银行利率的下调”，因此新协议规定1000万元
继续作委托贷款，期限2年，年利率12%。

　　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黄晓河会谈，大连中兴既无法偿还1000万元贷款
，亦无法缴纳利息，“考虑到大连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因此中国青基会
同意1000万元贷款从1997年2月1日起，继续履行委托贷款协议，但到1997
年1月底，大连中兴需“偿付240万元的利息”。

　　中国基金会除贷款给兴南公司外，还在1993年12月投资250万元，入股
黄晓河的兴南公司。当时议定，以每股 1.25元计算，250万投资折合为200
万股。从1993年12月至1996年8月徐永光、黄晓河在京开会，中国青基会“
仅收到一次分红款49.2万元”，另“派息40万股”（注：等于青基会拥有
兴南公司240万股权）。因黄晓河对兴南公司已无法继续经营，因此，中国
青基会在兴南公司的240万股权，转为中国青基会对大连中兴拥有240万股
权。

　　另外，黄晓河从中国青基会贷款后，转手收购了武汉百货大楼的300万
股权，因上述无法继续经营的同样理由，因此黄晓河同意把武汉百货大楼
的300万股权，也一并转至中国青基会“名下”。鉴于黄晓河未能缴付以前
的贷款利息，因此双方协商后决定，将中国青基会对兴南公司的“应收利
息”，转为在大连中兴公司的160万股权（债转股）。

　　综上，中国青基会在大连中兴公司总计拥有700万股权。

　　能够证明中国青基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证据，是《会谈
纪要》内的如下一段文字：由于“中国青基会资金的特殊性，如果大连中
兴（再次）出现（经营）风险，为了保证中国青基会资金的安全，（大连
中兴公司）董事会应决定：对该股东（青基会）以土地作为投资担保。若
（大连中兴）公司出现风险，允许该股东（青基会）用股权换土地，退出
大连中兴公司。这个决议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一旦通过，应视为第二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并具有同等的效力”。

　　问题是，一旦出现风险，能够用股权换回的“土地”在哪里呢？

　　同一份《会谈纪要》记载说：

　　1．那片土地“还需要大连市政府的批文”；
　　2．可能还需“要缴纳278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3．土地出让金“能否尽力再争取减少一些”；
　　……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长话短说，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例子，还可以再列举一个。

　　1998年，中国青基会的烂尾投资已经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了，
但这时又有人提出：辽宁大连有个好项目，若引进美国樱桃（英文：Cherry
，北京市场俗称车厘子，售价颇昂贵），必有超值回报。青基会领导一听
，决定首期投入1000万元。开会研究，有中层干部提出反对：美国樱桃的
生长、成熟期需三五年，投资数额大，回报周期长；新鲜水果、长途贩运
，保鲜如何解决？但领导立即呵斥说：你们的脑子真不够灵，眼光也不够
远。用复利计算，若干年后，我们可收回投资多少多少……可是，2002年
的最新消息说，中国青基会为“美国樱桃”项目的累计投入，已经超过2000
万元，但因该片土地之归属权目前仍有争议，因此该项目暂无回报。

　　中国青基会投资失败的案例还有：

　　——投资深圳丰图公司200万元，失败；
　　——投资广州银海集团800万元（股权），失败；
　　——投资深圳欧宝大厦（欧密公司）820万元，失败；

　　翻阅中国青基会的投资档案、合同合约、财务凭证，令记者扼腕长叹
。我们惟一的希望是：徐永光能否尽快公开说明青基会哪些项目的投资是
“合法、安全、有效”的，哪些项目的投资又是“违规、危险、无效或者
效果不明显的”。

　　记者获得的一份书面证据——《关于基金部出差费用的报告》，再次
清楚证明，中国青基会挤占、挪用希望工程善款去投资的数额非常大，而
相当数量的投资“项目”又做“砸”、做“赔”了。

　　报告人：中国青基会基金部主任助理刘文华。
　　时间：1996年3月7日。
　　报告内容：“永光：基金会现有的投资已达上亿元，遍布全国十个省
、二十多处，涉及股权、房地产、金融等几大领域。为了全面、准确地掌
握这些项目和公司的运作情况，及时回收到期资金，需要基金部的工作人
员经常下去，并很可能在一处呆上较长一段时间。按照目前的财务制度，
无论谁出差，其费用都难免要超支，但一般部门出差大多有接待单位，问
题不大；而基金部与别人打交道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关系，出差（尤其是
催款）时常会遇上对方不愿接待的情况。为了保证投资管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建议基金部的出差费用采用先由对方垫付，以后从其应交（的）投资
回报中扣减的方式来解决。”

　　这份报告透露了许多信息：中国青基会投资超过一亿；投资地域广、
项目杂（明细目录见附表）；催人上缴“投资利润”十分困难，一般部门
出差大多有接待单位，但扮演“穆仁智”角色的基金部下去催讨债务，工
作难度却很大，因此请求领导批准，中国青基会“基金部”的差旅费由对
方（注：获得青基会投资、但当时无力或有能力却又拒不按《协议》上缴
利润的企业）先行垫付，日后，这些差旅费再从这些企业上缴的“投资回
报”中折抵、扣减。

　　5天后，徐永光做出如下批示：“基金部应有投资管理的经费，并应主
要从（投资）项目中列支。”有读者或许会问：青基会领导为什么要支持
基金部这样做？假如徐永光、基金部、接受投资的企业这“三方”勾结在
一起，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结局？

[第1版]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17:46:

　　（第1版）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

　　2001年11月29日，本报在头版、二版刊登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
》。文章发表后，希望工程的组织者——中国青基会立即给本报编辑部发
来传真，表示感谢，随后，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又分别接受了央视记
者和本报记者的采访，对挪用善款、伪造假信的四川宣汉责任人予以了公
开、严厉的谴责。

　　此后，记者接到举报电话，说：“希望工程巨额捐款，被徐永光挪用
了！”对方只说了这一句，我便惊呆了，停顿了好几秒才慢慢问：“您说
的情况是真的吗？您手里有证据吗？”对方答：“是的，我手里有铁证。
如果你深入调查，或许会发现更多、更大的问题。”记者追问：“您为什
么会找到本报反映？”对方答：“因为看到你们11月29日的报道，我相信
南方周末，也请你相信我！”

　　坦率讲，撂下电话，我仍然不愿、也不敢相信这一举报。在我们国家
，希望工程是家喻户晓的神圣事业。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曾多次
说：希望工程的每笔钱，都是大家的血汗钱，你动希望工程的钱，就是摸
高压线。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上天堂，要么是下地狱。我是在
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从我个人的立场讲，希望工程的利益重于我的生
命！

　　举报中国青基会领导人触摸“高压线”，可信吗？

　　但作为记者，我必须遵循职业操守前往会见举报人。举报是否属实的
结论只能产生于采访、调查之后。记者和举报人约定在北京某饭店见面，
第一次采访耗时约5个小时，在耐心听取了他的叙述和翻阅了他携带的部分
“铁证”后，记者大致听懂、看懂了：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支、监管似乎有
漏洞；希望工程的巨额捐款，或许真的被人挪用了。

[第2版]发起募集“共同基金”填补窟窿？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19:15:

　　（第2版）发起募集“共同基金”填补窟窿？

　　2月28日的中国青基会《严正声明》还指出：“中国青基会和许许多多
希望工程工作者的劳动，他们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临深履薄，艰苦奋斗
，自律敬业，公开透明，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这项表这了社会文明进
步、人类美好愿望、造福儿童、延续慧命的神圣事业。”

　　甘肃青基会前任秘书长苏宪华就此反驳说：这段话说对了一半。中国
青基会和全国各地青基会的许多工作人员确实是这样做的，但徐永光却未
必是这样的！

　　苏宪华，女，1991年至2001年，任甘肃省青基会秘书长。

　　记者惊问：“您那么肯定，本报能不能报道您的真实姓名？”苏继续
爽快说：“你可以写。不写名字，希望工程的圈子内大家也会知道是我说
的。”她接着说：

　　——1994年前后，中国青基会曾召集各省青基会秘书长开会，鼓动各
地应把希望工程非定向捐款和两三年内暂时不用的钱，拿到徐永光那儿组
建一个“共同基金”。老徐的理由很充分：一是省级青基会应把主要精力
放在救助上，不能擅自投资，一旦投资失败，也无法向社会交待；二是团
结力量大，而且他已聘请了学历高、很聪明、极可靠的专业人士，准备炒
股或投资好项目，不仅风险小，而且回报高，保证有的赚，保证比存在银
行里好多了；三是赚了钱，可以有更大力量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可以解
决各省青基会办公经费不足问题。

　　——见过老徐的人都知道，他口才好，说话极富鼓动性，让老徐这么
一煽呼，到会的富裕省份有答应万几百万上千万的，就连西北省区的秘书
长也有答应拿10万元送到老徐那里参加“共同基金”的。我没参加，全国
大概只有上海陆申、甘肃的我，算是不多的几个例外。不是我未卜先知，
一是我们甘肃真的没有“多余钱”，二是我已经隐约看出老徐正在偏离希
望工程宗旨。

　　——参加共同基金的，第二年真就有了回报，我呢，没参加，也就没
回报，结果成了全国青基会系统的“孤立分子”，当时还挺难受。不过，
现在风向变了，兄弟省的秘书长见到我都说：“啊呀！你怎么那么老谋深
算？我们现在可惨了，参加进去的钱，不仅利息迟迟拿不到，而且连本金
也付不回来！这可怎么好，团省委催着我们去‘追债’，到了老徐那里，
他又说真的没钱，我们两头为难，哭都没地方哭！”

　　——你看，希望工程的旗帜，本来是纯洁和鲜红的，结果给搞得变了
颜色！

　　老徐常常说，做希望工程，不允许有任何腐败和任何差错，因为希望
工程寄托了千百万人的最美好感情。老徐常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挂
在嘴边，谁能想得到，掉进冰窟窿的，恰恰是他自己！

　　不过，徐永光创建“共同基金”的目的，真是为了用“更大的力量投
入到希望工程中去”吗？

　　1996年底，“共同基金”大规模募集活动已告结束，但徐永光不知想
出什么锦囊妙计，竟然“游说”湖南省青基会秘书长黄钦贵同意，对“共
同基金”再追加认购1000万，为此，中国青基会（甲方）与湖南青基会（
乙方）签署了正式协议，内容是：

　　一、双方共同认为，组建希望工程共同基金是确保希望工程基金合法
、安全、有效地增值，保护和推动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乙方将壹千万元整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从收到款项之日起计
息。甲方保证乙方加入共同基金的资金安全和增值，实现年回报不低于14.47%
，并分别在每年2月底和8月底将回报返还乙方。

　　三、若遇国家银行利率调整，双方可就回报率进行协商。

　　不过，黄钦贵肯定没想到，徐永光竟然在协议签署之前，悄悄执笔给
中国青基会主管财务的副秘书长李宁写了一纸便笺。这则内容言简意赅。
字体龙飞凤舞的便笺，暴露了徐永光发起“共同基金”的真实目的。便笺
全文如下：

　　“李宁：黄钦贵那里有一千万，可以入共同基金，但要求回报高了一
些。因对北海公司的包装要从新产业收600万元平账，且需要600万元（原
文如此），条件宽一点算了。打入新产业，再入我会。希抓紧与钦贵联系
。”

　　便笺落款：“永光”。

　　需要解释：1．“北海公司”，即“广西北海四维公司”，中国青基会
曾从1993年3月开始，先后投资860万元入股该公司，参与公司的房地产项
目，后市场风云突变，860万投资连本带息，均无法收回，因此急需包装后
将其转给别人。2．“新产业”，即“深圳新产业公司”。3．“包装”，
指为了把北海项目“甩”出去，要在账面上将其做“好看”。4．“平账”
，账目收支本来“不平”，需人为地去做“平”。

　　虽然黄钦贵也有追求“高额利息”的意思，但他的本意或许是想给本
省希望工程基金“增值”，可惜，他做梦也想不到，徐永光从一开始就是
为了从下属青基会的账上“圈钱”去“平”中国青基会自己的“烂账”。

　　问题是，如此大张旗鼓地从各省青基会募得的“共同基金”，总额高
达数千万元，究竟要干什么？记者一头钻进中国青基会的财务报表，这才
发现，中国青基会当时面临的“财务形势”，确实很严峻。

　　记者查实：至1994年12月31日，中国青基会已在全国投资了各类长、
短线“项目”二十多个，其中“短期投资”为621.3万元，“长期投资”为
9982.7万元，两项合计1.05亿。1994年底，希望工程的“待拨款”是多少
呢——1.07亿！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如果用上文之1.07亿待拨款减去长短
期投资1.05亿，至1994年底，徐永光只给希望工程“正业”留下了200多万
元的善款！

　　此时此刻，摆在青基会领导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就此罢手，公开
诚恳地向社会各界说明自己挪用善款、投资失败，负荆请罪以谢天下；一
是沿着投资、失败、再投资，或许能够“捞回来”的危险道路，再去“赌
”一把。事实说明其选择了后者！

　　数字枯燥，数据无情。书面证据显示，中国青基会1994年发起“共同
基金”的整整两年之后，即1996年底再统计，中国青基会“股权投资小计
”为5877万元，“委托管理资金合计（含房地产）”为11536万元，两者
相加，投资总额竟然超过了1.6亿元！

　　协议上虽有“若遇国家银行利率调整，双方可就回报率进行协商”一
句，但鉴于徐永光1996年12月允诺今后按“14.47%”的利率支付利息，而
同期的人民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7.47%”（注：相信不是巧合），因
此，不管国家银行的利率今后怎样调整，那个“7%”的“利息差”都会像
幽灵一样“上下浮动”，始终“纠缠”着中国青基会。换个角度看，徐永
光等于代表中国青基会，向各省青基会借了一笔“高利贷”。

[第3版]中国青基会“办公经费”隐瞒了什么？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21:01:

（第3版） 中国青基会“办公经费”隐瞒了什么？

　　2月28日的中国青基会《严正声明》指出：“中国青基会在实施希望工
程的过程中，既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经费，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
钱经费拨款”，但“希望工程创造了世界公益事业发展史上低成本高效率
运行的奇迹”。

　　然而，举报人指出：徐永光四处哭诉“希望工程办公经费严重不足”
，不对。因为徐永光隐瞒了如下重要事实：

　　其一，因我国汇率调整，希望工程的外币捐款曾创造出不少“溢价收
入”。希望工程接受的捐款分两部分，一是定向捐款，例如“结对”捐赠
给失学儿童或指定捐赠的希望小学；另一部分是没有具体指向的，俗称“
一般性捐款”。第二类捐款往往被老徐列入“希望工程基金”。而“一般
性捐款”之中，又有许多是海外热心人士或海外社会团体、外资企业捐赠
的外币捐款。到1997年7月，海外捐款占整个总捐赠的1/3强。而在1993年
和1994年，据《希望工程调查报告》披露，海外捐款一度这到总捐款的1/2
。

　　众所周知，1994年，我国政府曾调整外汇汇率，l美元从原来兑换人民
币5元多“涨”到了8元多。汇率变化，使滞留在希望工程账上的外币捐款
“增值”不少。国家规定，外币捐款利息以及因汇率调整而产生的“溢价
收入”，均可“用作”希望工程的“办公经费”。这一数额较大的“收入
”，同样可以支撑希望工程的“运转”，中国青基会无权对其忽略不计或
者故意隐瞒。

　　问题是，青基会隐瞒过外币捐款的“利息收入”吗？答案，似乎是肯
定的。

　　证据一，1993年2月25日，中国青基会与北京大兴财政局签订了《美元
与人民币相互存款协议》，协议规定，中国青基会将美元200万元存入大兴
财政局账户，大兴财政局则将1460万元人民币存入青基会账户，存款期限
为三年，相互不“索取”利息，也不再“计较”利息差。此后几年，大兴
财政局又存入青基会账户人民币110万元，美元4.8万元。证据进一步显示
：三年存款期满之后的1996年8月，中国青基会才发现，按照当时美元汇率
8.3071计算，大兴财政局仍“欠”青基会51.5万元。徐永光立即发出指示
：“基金部应尽快将大兴财政局欠款追回，争取在年内把账调整过来，以
减少审计风险”。

　　证据二，1995年6月28日，中国青基会致函深圳新产业公司，称：请按
我会与贵公司1995年3月31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二款规定，将我会存留在你账
户上的10万美元（原有50万，现存10万），电汇49000美元于我会指定账户
。开户名：北京仁美广告有限公司。开户行：中行北京分行国贸中心分理
处。账号：148250036068。

　　记者查实：此次调度外汇的原因是，中国青基会领导、省级青基会秘
书长以及受助大学生，需组团赴北欧“考察”，且事先由“北京恒美”代
为垫支49000美元，汇至芬兰航空公司作为出国费用。因此，中国青基会需
从“深圳新产业”调出同样数额美元，归还“北京恒美”。

　　证据还显示，至1997年9月，中国青基会在深圳新产业的“存款利息”
已有63万余元（系50万美元、10万美元和5.1万美元分段计算的人民币利息
）。此时，青基会领导要求下属完成的“任务”是：1．“请基金部协助催
收51000美元的欠款”；2．将63万元利息调回我会账户，以便“尽早将该
笔账做平”。

　　国家有关部门对希望工程一直予以照顾，允许青基会在中国银行开设
“现汇账户”。其好处是，外币捐款到账后，不必像一般外贸企业赚取外
汇那样被立即兑换为人民币存款，而是可以无限期地以外币形式存放在银
行，并可根据需要或者汇率变化，随时兑换。可是，青基会领导人仍嫌这
一“照顾”不够宽松，于是把200万美元存入了北京大兴财政局，把50万美
元“存”在了深圳新产业公司。

　　其二，“希望工程纪念币”也曾给希望工程带来“超值收入”。

　　1994年10月26日，为纪念希望工程实施5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
希望工程纪念币”，该币面值1元，但因其发行量不大，且邓小平手书的“
希望工程”4个字和英文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被同时镌刻在硬币上，
因此在钱币收藏市场上，希望工程纪念币后来可以卖出较高价格。

　　负责纪念币“运作”的中国青基会基金部刘文华，在《希望工程调查
报告》一书中对此做了陈述：希望工程纪念币发行2000万枚，经我们努力
，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批给”了我们1000万枚，让我们在希望工程实施系
统内发行，这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我们把500万枚兑换给各省青基
会（记者调查发现：并未全部按原价1元兑换给各省），另500万枚用于装
帧为纪念品，现在（1997年）一枚纪念币的市场价格达到30元……刘文华
说：如果“控制得再严些，收入可这2个亿，甚至会更多”。

　　记者曾向希望工程原财务人员追问：兑换外币捐款所产生的“溢价收
入”，以及“运作纪念币”的超值收入，合计到底有多少？这些财务人员
的回答，模糊而又不尽相同，有人说，“仅外币溢价兑换一项，就大大帮
了老徐一把”；有人说，“1000万枚纪念币，按每枚平均获利5元计算，就
有5000万元的溢价收入，这是最保守估计”；还有人说：“结对”救助小
学四五年级学生，因为救助对象不到五年就毕业了，因此捐款有结余，数
额也很巨大；又有人说：发起并组织希望工程义演、义赛，收入也不少…
…

　　记者惊问：你们都曾在财务部工作，怎么会说不清呢？

　　他们回答：对不起，上述运作并未全部纳入青基会的财务管理。

　　说不清的，暂且搁置。让我们找一点能够“说清楚”的来说说。

　　徐永光曾在2001年对某报记者说：“11年来，中国青基会的工作经费
总支出是8800万元”（注：年均800万）；“利用每年平均大约5600万的待
拔捐款的增值”，11年来，青基会总计获得了7000多万元的收入；但相互
折抵，到2001年3月“中国青基会已经有1700万元的赤字”。

　　不过，几位青基会的财务人员指出：按保守估计，中国青基会外币兑
换溢价、纪念币运作、足球义赛、文艺义演等等，其总收入应该超过6000
万元，足以填补1700万元的工作经费“窟窿”。

　　还有，记者请柳杨帮助算了一笔账，如果徐永光能够遵纪守法“不去
投资”，而是把希望工程的“待拨款”全部存在银行里，按照1989年至2000
年逐年银行利息，以1年期存款和3年期存款计算，青基会也可分别获得5205
万元（1年期）或者5804万元（3年期）的稳定收益。

[第3版]给职工和领导买房，用的什么钱？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21:33:

　　（第3版）给职工和领导买房，用的什么钱？

　　2月28日中国青基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香港某报在公布的内容
中，有许多重大失实，诸如……动用80多万元款项购置住房给某些领导人
居住……与事实不符。”

　　记者调查证实，中国青基会的第一批领导，确实是由团中央机关分配
住房的。中国青基会出资请人撰写的《创造希望》一书的第245页就曾这样
写道：团中央为中国青基会办理了一切手续，除提供了10万元注册资金，
免费提供了办公用房，还为青基会的第一批成员提供了高水平的全面的社
会保障，包括工资、奖金、住房、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社会地位，使他
们有一条高水平的“底线”或令人满意的退路——“再不济也是团中央的
机关干部”。

　　但是，举报人提供的证据又显示，中国青基会曾动用630多万元，在北
京东三环的潘家园附近，给青基会机关的正式职工购买了多套住房，与此
同时，青基会领导又另外“悄悄”在亚运村买了几套房。至发稿时止，我
们搞不清楚的是：中国青基会为本单位职工购买住房的那630多万元的支出
，是否合法，但我们可以大致断定：悄悄搞来的亚运村住房，显然“不合
法”。

　　记者为此走访了中国青基会原主管会计张培明。

　　记者：听说青基会领导除了从团中央分房，还私下买过房，您知道这
事吗？

　　张培明：知道。好像是1993年，还是徐永光亲自来取的支票，当时我
挺纳闷，因为财务部的人都知道，秘书长平时连工资都得有人送过去，怎
么这次连一张（拨款）支票都要亲自过来取。我搞财务多年，对这类事挺
敏感。

　　开始，我们都以为那700万是投给北京石景山区一家寻呼台的，因为拨
款凭证上就是这样写的。没想到投资寻呼台是假的，实际是投给京协办（
北京经济协作公司）的。记得是1995年，领导让我去找京协办催他们归还
那700万，我和王长鱼（王，当时任青基会基金部负责人）去的，没想到，
进门一提“青基会的700万”，对方立即反驳，而且口气特硬，说：“谁欠
你们700万？拨来700万的第二天，我们就给了你们80多万。”刚开始，我
们不信，但对方财务拿出凭证，我们一看，都傻了。

　　我问王长鱼，王说：“不知道”，王问我，我也不知道。王说：“你
是搞财务的，应该知道呀！”我说：“我是当会计的，又不是当领导的，
怎么知道？”我记得，这笔钱（指那80多万）被拔到了一个部队的账号上
去了。回来之后，我们立即汇报，我清楚记得，老徐听到后愣了一两秒钟
，顶多也就一两秒，然后说：“知道了，这事你们不用管。”我一看心里
就明白了，这事他知道！联想起当年徐亲自来取支票，我估计这里肯定有
猫腻。果然，消息慢慢就传开了，那80多万，是给领导另外买房子，在亚
运村。

　　对此说法，记者查实了证据：

　　证据一，财务凭证：1993年3月、4月，中国青基会分别以“长期投资
”、“石景山寻呼台投资款”为由，分两次动用“银行存款”，划出700万
元。

　　证据二，书面报告。私下买房，东窗事发，青基会的“基金部”很快
按照上级领导旨意，写出一份书面报告，称：“九三年三月我会与北京经
济协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对方给我会的回报包括一处房产的使用权。建
议将此房的使用权转让给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价格为878,637元，回
收资金作为北京经济协作公司的还款。此报，请阅示。”报告时间是1995
年10月24日。

　　记者：用80多万买了房子，剩余的那600多万是否追回了呢？

　　张培明：没有。你听我说，既然买房的事在基金会传开了，所以领导
干脆要我们去追那剩下的600多万，我们也去了，但京协办说：“没钱，还
不了！”这时候，京协办有位男士过来悄悄对老徐说：京协办在广东惠州
有房地产！老徐一听很高兴，让他专门负责追讨京协办的债。其实，这时
的京协办已濒临破产，但不知何燕茹是如何“说服”老徐的，结果，何燕
茹调来之后，老徐又给他投了上百万元，让他成立公司负责讨债。可是，
何燕茹不仅没能把那600多万追回来，连老徐给他投的上百万也泡了汤！

　　1996年8月27日，徐永光在中国青基会会议室召集会议，研究京协办投
资无法收回之难题。本报记者从举报人处拿到了这次会议留下的《会议纪
要》：“1993年3月，我方（注：中国青基会）投资京协办公司700万元，
期限2年，年利率18%。于1995年2月收回87.67万元，1995年4月收回13.8万
元，1996年6月收回23.3万元……目前无法收回的投资额为577.7万元（注
：未计算利息）

　　“（鉴于）京协办已将我方投资之307.5 万元投入广东惠州‘大金海
公司’，而大金海公司目前诉讼缠身，仅有资产500万元……我会目前需要
做的工作是：基金部保持与京协办的联系，在（京协办与大金海）官司已
经打赢的情况下，加强催款力度，争取把307.5万元全部收账；同时，我方
还应摸清京协办的家底，将（京协办）有价值的物资也要过来，不要让到
手的钱物再出现差错。”

　　即使在2002年的春天，翻阅这一《会议纪要》也会使人心惊肉跳。徐
永光该如何反驳这些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的“指控”呢？

　　记者：青基会领导悄悄购买住房这件事，还有谁能够证明呢？

　　张培明：这件事，后来的财务部负责人柳杨应该比我更清楚。

　　记者找到中国青基会原财务部副主任柳杨，她提供了更加触目惊心的
内幕：徐永光不仅违规挪用善款购买住房，而且再次指示下属做假账。书
面证据显示，徐永光曾亲自出马，故伎重演。

　　第一，1995年11月1日，徐永光，以自己的另一身份——“共青团中央
华青事业管理委员会”，与下属单位（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签署了
一份《借款协议书》。协议规定，“服务中心”为购买亚运村房子的使用
权，向“华青”借款878637元，而“华青”不向“服务中心”索取利息，
徐永光代表“华青”，签下自己大名。

　　第二，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徐永光，再以“中国青基会”法人资格
，与“服务中心”签署了另一份《协议书》，协议规定：“服务中心”愿
永久租用亚运村的三套房子，愿一次性支付租金878637元。

　　签署第二份文件时，徐永光更换了一支签字笔。

　　其实，亚运村的房子从来也没让“服务中心”的什么人去住过，三套
“悄悄运作”出来的房子，始终由徐永光等几位领导“永久租用”着。徐
不过是找来下属单位负责人，一会儿让人家站在自己左侧充当“借款人”
，一会儿又让人家站在自己右侧充当“承租人”，房子却始终“握”在自
己手里。

　　第三份证据，是中国青基会财务部起草的一份书面报告，大致内容是
：“华青帐户于1992年8月始使用（户名：共青团华青事业管理委员会；开
户行：交通银行东单办事处；账号：149104075），至今已有 5年时间了，
该账户是围绕购买潘家园小区职工宿舍的支出进行核算的。购买潘家园房
款支出632.53万元，购亚运村房款87.86万元……目前（华青）账户有资金
7.53万元，实际资金缺100万元……团中央近日下发审计署关于清理整顿各
单位账户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尽快将所有账户的情况报团中央，并接受抽
查……为此应尽快撤销该账户。”这份报告的起草时间是1997年5月。

　　看罢证据，记者惊问：朱总理视察国家会计学院时，曾专门题词“不
做假账”，中国青基会的财务部怎么敢公然建议领导做假账？

　　柳杨解释：不是的。在青基会，财务部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
不了主”，“领导有权拿支票，我们无权过问钱”。是不是要平账，怎样
调度，都是老徐布置做的。中国青基会在1995年成立了临时机构——“基
金管委会”，专门负责投资事宜和投资失败后如何讨债、如何把账做平。
参加的人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基金部、财务部、法律部的人也会被轮流叫
去。研究之后，领导就会布置，要有关部门按会议精神写报告交上去，领
导则在报告上做个批示，走个程序。

　　据悉，自称“不懂财务”的徐永光在“平账”方面却常常能“忽发奇
想”。徐永光在财务部报告上做出的批示是：“同意先撤销该账户。但要
问一个问题：基金会购房资金是如何解决的？怎么回答。故尚需以某些方
面的专项捐款等形式，做一本账备查。”

　　翻译过来，徐永光是要下属必须把购房资金的来源“编造”得更圆满
些，他甚至直接下达指示说，不妨以某些“专项捐款”的名义，编造有人
“捐赠”了购房款，做一本假账，以备团中央或审计部门来查。

　　柳杨说：徐永光设想得挺好，他希望有个大企业家能捐出一大笔款，
或者有人愿意跟他签一个假协议，就说看见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从事希
望工程，十分劳累，愿意捐赠房子若干套。嗨，可惜这只是设想，因为根
本没人愿意为了青基会职工解决住房来捐钱，也没人愿意替徐永光做假捐
赠、签假协议。

　　记者：那最后你们是怎么做的账呢？

　　柳杨：按照老徐指示，做一笔华青拨款100万给我们主账户的账，然后
又让基金部运作纪念币（注：“运作纪念币”，详见第3版），搞回一笔100
万的“增值收入”，打入华青账户平账，然后撤销华青户头。

[第3版]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否按时下拨了？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20:25:

　　（第3版）希望工程的救助款，是否按时下拨了？

　　2月28日的中国青基会《严正声明》又指出：希望工程“保证了各项捐
款的按期下拨。十二年来，中国青基会从未发生助学金或建校款滞留下拔
的问题”。甘肃青基会原秘长苏宪华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语气坚
定地对记者说：“不对，不对。中国青基会的助学金和建校款，很难按时
下拔的！”

　　苏宪华说，很长时间以来，老徐掌管的中国青基会一直有个大毛病：
已经通知省里下拨的救助款、建校工程款，常常是“只听楼梯响，不见‘
款’下来”。我生性耿直，当面问过他们：扣住捐款不下拨，是不是光想
着把钱压在北京“生利息”？

　　苏宪华介绍说：海内外的热心捐款不能及时下拔，可能留下许多后遗
症，例如，本来捐款可以在9月1日（新学年）之前下拔，可我们到了10月
或者11月才收到，等到我们再下拔，基层就会因为反正迟了，那就干脆扣
下，要求受助的贫困学生在来年3月1日开学时，拿着写好的《感谢信》来
领钱！对这类事，我们发现之后，一律坚决纠正、坚决处理，可奇怪的是
，希望工程总负责人徐永光迟迟不拨救助款的事，多年来居然没有曝光，
没有处理，更没有纠正。

　　苏宪华强调，“这类事，直到2001年仍在继续！”

　　苏宪华还抱怨：捐建一座新的希望小学，是20万；改建一所旧的，是
10万元。不知什么原因，希望工程搞到后来，新建的少了，多数成了“改
建”。对甘肃来说，改建贫困地区旧学校也很好，但我不知道，捐方是不
是分期分批去捐的款，因为老徐给我们下拔那10万元可费劲了：第一笔给5
万；电话多次催款，第二笔4万；剩下1万，久拖不给……修建、改建一所
希望小学，中国青基会规定地方财政要有配套资金，工程质量要验收，这
些都是对的，但我们做好了这一切，建校款还是迟迟不到。打长途，老徐
或手下工作人员就说：“你们的工程验收报告还没收到呀！”我记得有两
次，只好改寄特快专递，你再说没收到，我就给你传真邮局的“交寄凭证
”。就这样，最后的1万元也很难拿到现金，往往是换成东西，例如三辰影
库什么的。

　　希望工程的大笔捐款，莫非真被滞留在中国青基会的账户上，任由他
们“吃”利息？

　　中国青基会前财务部副主任柳杨的回答是：“中国青基会基本上不存
在吃利息问题。”她说：

　　——苏秘书长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学生救助款每学期下拨一次，
一年才两次；建校工程款的下拨，也常常有“滞留期”，因此，许多省青
基会的秘书长都曾问过：“大笔捐款滞留在你们的账户上，中国青基会肯
定获得不少利息吧？”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银行利息还是比
较高的。可是，我说出的真相或许会让你更吃惊：中国青基会主账户上，
资金余额常常少得可怜。

　　——原因，主要是徐永光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第一拨投资就没能实现
“预期收益”，而投资与借贷的最大区别又是“本金难退”，因此中国青
基会的“待拨款”从一开始就有“窟窿”。老徐呢，一步错、步步错，他
必须不断向社会呼吁，请求大家给希望工程捐款，然后用第二拨捐款的“
一部分”，去填第一拔投资失败所留下的“窟窿”。我后来才明白，老徐
这是寅吃卯粮。

　　——按理说，中国青基会户头上的“待拨款”应该有好几千万甚至超
过一个亿，但上级主管单位和善良的捐款人不知道，希望工程主账户上常
常没那么多钱，有时甚至到了没钱下拨、“等米下锅”的尴尬境地。搞到
后来，我们应该下拨的救助款甚至要请富裕省份先行垫付，贫困地区才由
我们直接下拨。老徐的口头禅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可不是他在
“警醒”自己，那是对中国青基会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的真实写照。

　　记者听出了一身冷汗：“真有那么可怕？

　　柳杨：是的，表面看，我们是在强调希望小学必须要有基层政府的配
套资金，必须经过中国青基会全程监控，必须慎重选择校址、随时掌握工
程进度、严格检查工程质量……但真正原因，是我们的账户上确实没钱。
我举个例子，青基会“希望办”有位叫张传远的，我在的时候，他经常拿
着领导已经批准的下拨救助款的“预算单”来找我，问财务有多少钱能拨
下去。后来，他干脆改成问：你有多少钱能下拨？有多少，我就填多少单
子请领导批！每一次，他手里都是攥着一摞单子，但我们账户上确实没有
那么多钱。就这样，一旦有大额捐款到了我们的账户，“基金部”为了追
加投资，有时还会和“希望办”吵架呢！

　　苏、柳陈述，相互印证，不过，书面证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1995年国庆前后，徐永光和河南信阳信托投资公司（公司设在深圳，
以下简称“信阳信托”）签署协议，准备把中国青基会各个账户上的资金
“归拢”后，转入信阳信托，“搏”一把短线利息差，但“存款协议”签
订一个多月后，仍无法“履行”。

　　不是财务部门故意怠慢领导，实在是中国青基会的账户上缺少现金存
款。证据清楚显示，1995年11月，希望工程主账户上只有存款150万。此外
，中国青基会不接受审计的华青账户92万，项目办账户74万，食堂账户33
万，活动账户8万，合计357万元。

　　但是，1995年的这个11月，徐永光还必须面对如下“任务和风险”：

　　1．热心人士已经捐赠到位的希望小学建校工程款316万元，须在本月
下拔；
　　2．同样己经捐赠到位，且数量更加可观的“1（家）+1结对”救助款
（以“千万元”计），须在本月下拨；
　　3．此前对山东济南的投资，其“按期回款计划”许诺并无十分把握；
　　4．今后对信阳信托的存款，其“随时调回存款”的承诺也是未知数。

　　为此，当时的财务部负责人曾琦大胆而又婉转地提出“警告”：我会
目前在银行的“资金结存状况是不乐观的”！可惜，青基会最终还是把357
万元中的一大部分调入信阳信托；坚持“试运行一次”。

　　2001年12月20日，面对电视镜头，徐永光就“四川宣汉假信事件”这
样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宣汉的当事人，无论他是违法或违规，都
要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制裁，应该说是会比一般的定性还要严，请相信，对
希望工程捐款，如果是贪污、挪用或者做出其他不规范的行为，受到制裁
的程度会远远超过对一般资金管理上所出现的错误！”

　　现已查明，四川宣汉“假信事件”的当事人唐纯旭，共计挪用希望工
程捐款5400元。作为“小蛀虫”，唐已经受到严肃查处。

[第4版]中国青基会“下海”是否违规？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22:03:

　　（第4版）中国青基会“下海”是否违规？

　　2月28日的中国青基会《严正声明》还指出：“中国青基会对基金实行
的投资增值，完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进行。”

　　那么，徐永光出于“保值增值”的需要，动用希望工程捐款从事各类
投资活动究竟是不是违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门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和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有关官员。

　　央行有关官员：

　　——我国慈善机构和同类性质基金会，其基本名称就是“非营利的公
益性民间社团”。捐款企业或捐款个人，绝没有这样一种意愿和委托：把
钱捐给某一慈善机构，然后请这个机构去投资，去赚钱，然后拿着赚到的
钱再去搞救助。对这个问题，国务院1988年颁布、今天仍然有效的《基金
会管理办法》的第二条中，有明确界定：像中国青基会这样的基金会，是
“对……自愿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

　　——当然，1988年国务院制定的《办法》也有不够明确的地方。例如
，该法第六条作出规定，基金的支出必须“符合其宗旨”，不得挪作他用
。规定“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但与此同时，该法第七条又规定，
基金会可以“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
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这就是不够明确的地方。

　　今天看，这里的“购买股票”似乎没有限定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
市场“买卖”股票，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1988年，我国的所有股票都还
不能上市交易。上市交易并将股票分作一、二级市场，是1990年以后的事
情。正是从这一角度看，1988年的《办法》确实不适应形势发展了。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根据1988年《办法》，基金会在2000年
之前是由人行总行和民政部两家负责管理的。《办法》第十三条即指出，
国务院授权人行总行和民政部“可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坦率说，人行总行很早即发现部分公益性基金会有违规操作行为，因
此我们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对基金会的违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可以讲
，这是人行总行执行国务院交给的监管任务的重点所在。道理很简单，基
金会的基金是募集捐款所得。慈善机构不是企业，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不是
商人。那些捐款是用来积德行善的，不能拿去乱投资。

　　——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人行总行在1990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
基金会稽核暂行规定》，在这一规定中，我们明确规定：全国各级各类非
营利基金会都不能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直接投资、经商办
厂、借贷资金等”。在这个问题上，对全国和地方的公益性基金会是一视
同仁的。

　　1990年之后，非营利基金会违规投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制止，因此，
1995年，人行总行又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知》，
即“97号通知”。这里的“进一步加强”五个字，表明了人行总行的监管
态度。在该《通知》的第五条、第六条内，强调了两层意思：第一，“经
营管理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经济实体的基金会，要限期清理并作出适当处置
”；第二，基金会的“保值及增值”活动，“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

　　——2000年底以后，根据国务院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基金会进
行监管。不过，1990年和1995年人行总行下发的文件，我们已全部移交给
民政部，这是文件移交清单（打开电脑显示），你在民政部那里，肯定可
以查到相同的文件。

　　民政部官员：

　　——在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都属于“非营利”的，这是一个总的原
则。如果它是一个营利或者为了营利的“基金”，例如股市的各类基金，
那就不归我们管了。

　　——1988年的《办法》，确实跟不上形势发展了。新的《基金会管理
办法》，已经起草完毕，目前正在上报等待批准的过程中。在新《办法》
颁布实施之前，全国各级各类基金会的所有行为，应当以1988年的老《办
法》和2000年12月之前人行总行、民政部的相关规定办理，这是没有任何
疑义的。

　　——对于你提出的“是否允许基金会动用捐款直接从事投资”的问题
，我认为，人行总行过去的规定，应当继续有效。

　　记者还查到了相关法规：

　　——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应
当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的活动和事业，不得挪作他用。基金会不得经营管
理企业”。

　　——1990年8月，人行总行颁布《基金会稽核暂行规定》，要求各地对
基金会“以盈利为目的经营活动，如直接投资、经商办厂、借贷资金等”
进行检查纠正。

　　——1995年4月，人行总行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管理的通
知》，要求：凡“经营管理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经济实体的基金会，要限期
清理并作出适当处置”，该《通知》特别规定：“基金会基金的保值及增
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

　　今天回头看，国务院如人行总行针对我国基金会制定的多项规章制度
，其良苦用心十分清晰：捐款，不得挪作他用；捐款积少成多积累成为大
额“基金”后，其救助、捐赠本意没有、也不允许随意改变，因此，基金
会不得将募集的基金挪作他用，不得以“保值”、“增值”为借口直接进
行投资——因为有投资就必然有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就可能同时侵害捐
赠者和被救助者两方面的权益。即使基金会确有“保值”、“增值”之需
要，也“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公益基金会不能挽起袖子“自己下海
干”。

　　记者搞不懂的是：2002年2月28日的中国青基会《严正声明》，提到了
1988年的《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和1999年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但
却没有提及1990年、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两项法规，我们不知道人
行总行的这些法规是否下发给了中国青基会？

　　记者搞懂了的则是：无论从国家法规还是从中国青基会的章程看，动
用捐款进行的所有投资，无论其“营利”、“亏损”或者“持平”，都必
须一笔一笔地经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然后向上级主管单位和全社会报告
。隐匿不报，算不算违规？

[第4版]编后
送交者: 路人丁 于 March 21, 2002 09:23:36:

　　（第4版）编后

　　编发这组稿件，我们的态度是极其严肃和慎重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和
复杂的。

　　希望工程十来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得益于党中央所开创的改革开放
的宏大事业，得益于中国人民的稳步迈向小康，得益于许多希望工程工作
者的辛劳努力，更得益于无数海内外华夏儿女、外国友人永不泯灭的善良
天性和无限爱心。十多年来，本报编辑部同仁满怀热情宣传报道这项名传
遐迩的慈善工程，为它的实施贡献绵薄之力。我们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
尊重和爱护这项事业。

　　然而，古训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也，必浚其泉
源”，倘听任“毫厘之差，或致弊于寰海”，若任由“晷刻之误，或遗患
于历年”。是袒护中国青基会的少数负责人，还是维护中国希望工程以及
中国慈善事业千秋万代之发展？

　　若二者必选其一，我们宁愿选择后者。

～～～～～～～～～～～～～～～～～～～～～～～～～～～～～～～～
陆祀寓言（三则）

　　一，猪总理

　　狮子大王老了，它就想任命一个助手来帮助它管理森林，这样，它就
可以退居二线，整天地吃饱喝得，和秘书们打桥牌了。

　　狐狸知道后，跑来向狮王举荐：大王，您看老虎做您的助手怎样？

　　No，No，狮王说：不当我的助手它还想篡政呢！

　　那么狗熊呢，狐狸再推荐狗熊。

　　不成，不成，都是心怀叵测的野心家，狮王说。

　　后来，狮王在森林中庄严地宣布：现在我任命蠢猪担任森林的总理啦
，你们大家都必须支持它的工作，否则死拉死拉地有！

　　于是，那蠢猪就高高兴兴地上任了，它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说要加入WTO
呢！

　　二，沉冤昭雪

　　羊祖宗被狼祖宗打成了反革命，然后被撕碎吃掉了。

　　羊爷爷就为自己的祖宗鸣不平，它说：我祖宗根本不是反革命呀！就
写了许许多多的申诉材料给狼爷爷寄去，请求狼爷爷一定要重新审查此案
，给以平反昭雪。但寄出的材料均石沉大海。

　　后来，羊爸爸又继续地给狼爸爸寄申诉材料，也是希望能够解决祖宗
被错打成反革命的问题，结果寄出的申诉材料仍是音讯皆无。

　　到了羊孙子这一代，就决心为纠正祖宗的冤假错案加倍努力，它不辞
劳苦，千里迢迢地来到了狼窝处喊冤，警卫就通报了进去。狼孙子摆出一
副和蔼可亲的态度接见了它，说：我一定亲自调出你祖宗的历史档案来进
行复查啊！终于，狼孙子宣布：确实是搞错了，证据根本不足，现予以彻
底地平反！

　　刚说完，那狼孙子就扑上去把那羊孙子给咬死并吃掉了，之后，狼孙
子抹了抹嘴说：难道不打成反革命我就不能吃羊了吗？

　　三，被老虎操了的猫

　　一只发情的老虎，在森林中东撞西撞，也不知是看错了，误将一只在
树下小憩的母猫当成了小母老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反正是它扑了上
去，把那母猫按住，然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那又粗又大的雄性生殖器狠狠
地顶进了母猫的屁股，那母猫“喵”地尖叫一声，差点没晕了过去。

　　不过，待事毕老虎走后，那母猫的屁股上虽然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血窟
窿，滴答滴答地往外淌着鲜血和老虎的精液，疼痛无比，可那母猫却一点
也没有遭受到巨大伤害的悲恸，它还尽量声音大一些地“喵喵”叫着——
呼唤着同类：所有的猫们，你们都快来看呐，我被伟大的森林之王老虎给
干啦，我是多么的幸福，你们大家都来亲亲我的屁股吧，这可是被森林之
王操过的屁股呀！

　　听到了这猫的呼唤，就聚来了不少的猫，瞧着这母猫还一副骄傲自得
的神态，大家不解地连连摇头，有猫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被老虎操
了吗，要是被老鼠操了，你们瞧，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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