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586期(2002.06.04)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前国民党军官拟於6月4日前往天安门广场抗议劳教迫害 2. 美国之音：六四13周年这一天 3. 张健：六四，献上活祭 4. 丁子霖：纪念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六四”十三周年祭 5. 熊焱 从天安门到神学院 6. 明报呼吁中共允许香港民主派踏足大陆 7. 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 　　新 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美保护记者委会致函江泽民要求释放黄琦 9. 崔世明：强烈要求中共释放杨建利和我的妻子王秀丽及所有亲属!! 10. 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是执行崇高伟大任务的光荣使者 11. 李少民：我被逼离开香港 12. “三个代表”创奇迹：五百中国球迷在韩国奇迹般消失 13.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呼吁政府促使中共保护北韩难民 14. 严家祺：胡适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5. 大参考网站(www.bignews.org)升级调试完毕，全面恢复运转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在中国法庭上，传统的惊堂木被抛弃，换成了西方的槌子。从6月1日 开始，中国各级法院在庭审当中，将要按规定使用西式法槌。由於6月1日 是星期六，在中国是长周末，所有真正全面使用槌子的日子，是6月3日起 。继去年宣布法官在出庭审判时要穿上法袍的决定之後，今次最高法院宣 布在法庭庭审时使用法槌，是中国司法审判制度的又一项与国际接轨的重 大改革，在中共建政五十余年来这是第一次，由此也走完了中国历史从惊 堂木到法槌的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不管是包青天拍惊堂木，还是西方法官 的法槌之声，究竟谁先谁后，谁学谁，暂且不说，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到法律面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一律平等，都是顽固地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的中共当局所做不到的。(智叟) ～～～～～～～～～～～～～～～～～～～～～～～～～～～～～～～～　 前国民党军官拟於6月4日前往天安门广场抗议劳教迫害 　　联合报系纽约记者曾慧燕三日电，「中国人权」主席刘青3 日指出， 83 岁的前国民党军官华酉臣夫妇，拟於 6 月4 日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示 威，抗议被中共当局的劳教制度冤枉迫害 20 年。但警察目前对他们 24 小时监控，前天并带走他们的儿子－民运人士华惠奇，3 日晚华家门前一 直有警车和数名警察「把岗」。 　华酉臣在越洋电话中表示，他们 4 日仍打算按原计划办事，但担心不知 是否能够出门，也不知中途会否被拘捕，他们更担心儿子的安危。据警方 表示，只是带华惠奇到外地「散心」，华惠奇是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华酉 臣呼吁外界关注他们的安全。 　在六四 13 周年最敏感的时刻，华酉臣与72 岁的妻子双淑英，决定排除 阻难，在六四当天去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政府取消「罪恶的劳教制度」 。此前，两位老人已多次前往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示威，都以被警察抓走， 短暂拘留告终。 　华酉臣在 1957 年被警察带到劳改农场关押，这一关就是20 年的劳动教 养，原因是他曾任国民党抗日青年远征军上尉。他说「一辈子就是这样被 毁掉」，他在劳改中落得浑身伤病，直到他丧失劳动能力後，才解除对他 的劳教。八○年代，中共政府虽然承认对华酉臣劳教完全错误，但没有任 何经济赔偿，他直至目前仍没有经济能力治病。 ～～～～～～～～～～～～～～～～～～～～～～～～～～～～～～～～ 美国之音：六四13周年这一天 　　( 记者东方报道) 今天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民主运动被中国 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的六四事件13周年。尽管今天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杯足 球赛吸引了亿万中国人观看比赛，中国政府仍然加强了天安门广场的警戒 ，并且在六四前夕拘禁了几名持不同政见者。 　　6月4日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13周年。据总部设在伦 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组织表示，现在还有200名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中 国公民被拘禁。该组织还说，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每年都有不少人 因为试图纪念“六四”事件而被拘捕和送去劳教。 在北京，13年来，每逢 六四，中国政府都会在这个日子加强戒备。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 运信息中心报道说，最少有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在六四前夕被公安人员带走 。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北京公安在六四前夕分别把民运人士华惠棋 和刘凤刚从家中带走，去向不明。据路透社报道说，警方对他们的家属说 ，他们至少要被关押几天，到六四周年纪念日过去以后才会释放。 另外， 陕西等五省市45名民运人士也在“六四”十三周年的时候发表联名信，要 求平反“六四”，释放徐文立和王有才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天安门母亲”没被遗忘 　　今年，“天安门母亲”作为六四遇难者家属群体，受到一百多个个人 和团体的推荐，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前 北京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推选天安门 母亲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表示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并没有淡忘六四 事件。 丁子霖说：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天安门母亲得到提名，或者将来能 够得到和平奖，当然最后呢，我们尊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选择和 决定。我从呼吁书和媒体的报道里面，知道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用真名 实姓推荐天安门母亲，其中有不少我并不认识，只是听说过名字，并没有 交往。在目前国内的政治局势下，他们用真名实姓替我们呼吁，这本身就 冒着很大的风险。这种真诚，深深感动了我。我觉得最后能不能得到这份 荣誉，这个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里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道 德，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在六四事件13周年之际，丁子霖教授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全美学生 学者联合会，向海外学者和各界人士继续给六四遇难者家属捐款表示感谢 。丁子霖在公开信中说，“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从 93年开始，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从未停止过。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很多 人都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学生在关心和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并不一定 知道你们之中哪一位的具体姓名。” 　　六四难属救助金被警察私扣 　　全美学自联负责人陆文禾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各界人士向六四遇难者家 属捐款以及他们通过各种途经把捐款送到难属手中的过程。陆文禾说，大 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美国汇款的方式，但有的时候，他们也委托回中国大 陆探亲的留学生亲手面交。陆文禾谈起其中有一次曾经亲自带钱去中国， 并且被当局拘留的经历。 　　陆文禾说：“我那次回去，主要还不是为了给六四难属送钱，主要是 回去探亲的。 我80年到美国，94年回去一趟，到99年底回去，已经有5年 没有回去了。我当时带的是三笔钱。一笔是全美学自联的一万美金。另外 ，还有明尼苏达民主基金会的五千美金。明尼苏达民主基金会的这五千美 金是给六四孤儿的教育费用。还有一笔钱是丁子霖老师和蒋老师在意大利 得的一个人权奖，由中国人权的萧强代领，让我再捎回来。这三笔钱是否 能够带到我们预先估计可能有些困难。所以我们就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 带了个支票本进去。如果见到人，我们就写支票，如果见不到人，这笔钱 也丢不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在1999年 12月28号那天早晨，我去见丁老师的时候，在路上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把我 截住了。他们不是逮捕，他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拘传，拘留传讯。我原来也 不知道有这套花样。 把我关了三天。问了好长时间，最后把我送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就对我说，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出来，把支票开出来。因 为我是中国公民，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他们说，不把两万五千美金交 出来，就扣我的护照。后来我没法，就把支票写给他们。记者问：写给谁 。陆文禾答：公安部的人说，写给他们三个个人。实际上让我写给他们一 个人。我说你们这样不是贪污吗？他们说，我们会上缴国库。” 　　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六四难属“人道救援委员会”主席陶业在 六四事件13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介绍了人道 救援委员会援 助六四孤儿教育经费的情况。陶业表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没有从中赚 过一分钱，完全是自愿，凭的是良知和良心。 　　陶业说： “因为89年我是参加过整个捐款活动，在街头，商店，机场 候机室。 款捐上来以后，我们立刻成立了一个捐款管理小组，确定捐款的 宗旨是要把这些款项一定要送到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手中。后来人员流动比 较大，很多人离开了明尼苏达州，只有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留了下来。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尽忠职守。甚至连管理的经费，比如向国内寄送捐 款的邮费， 递送捐款的过程也需要经费，都是从我个人的收入当中支出的 。怎么说呢，凭着良心做事，总是觉得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天安门真相”揭开乌云 　　自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在海外发表之后，关于六四天安门事 件的一些历史事实，重新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例如有关解放军是否在天 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开枪打死过学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天安门 母亲的代表，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最近通过调查，联系到三位湖北 省籍的六四难属。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 的双学士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 线电电子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 就是被戒严部队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 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 ，也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这一新的发现，廓清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 题上的争议。 　　六四事件发生的13年以来，中国政府官方和学生对天安门广场上是否 有人遇难各执一词。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访问美国时， 在美国国防大学公开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丁子霖教授表 示，在她还未找到他们的遗属前，她「一直无法肯定回答天安门广场有没 有死人这个被问了不知多少遍的问题」。现在这个争议终于有了结论。 ～～～～～～～～～～～～～～～～～～～～～～～～～～～～～～～～ 六四，献上活祭 送交者: 张健 于 Tue Jun 4 13:47:30 2002: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六四”屠杀已过去了十三个春秋，那用鲜血凝结 的历史已变得发黄，那残缺的肢体仍然在阵阵作痛，那伤心的母亲仍然在 流泪，那形影孤单的妻子仍然在守望，那长大了的孩子仍然在寻找永失的 爹娘，那惨死的灵魂仍然在游荡，那些不屈的头颅仍然面对着冰冷的铁窗 。 　　然而刽子手们胆怯且卑鄙地希望人们去忘记天安门的鲜血和年轻人的 生命…… 　　我叫张健，1970年11月11日出生于北京。1989年我在北京的一所体校 学习，那年才十八岁，特长是中国武术和田径。 　　我参加游行最初的想法和大部分的青年学生一样，主要是“打倒官倒 ，清除腐败，促进民主，强国富民”。尤其我小时候在农村的外婆家长大 ，亲身感受过中国农民所遭受的苦难，我非常希望能尽全力为他们呼喊， 以争取社会的公平待遇。 　　五月份广场的学生开始绝食以后，我一直在那里帮着抬水，搭帐棚或 背晕倒的同学等等。后来我被北高联指挥部任命在生死线上做纠察队长维 持秩序，运送伤员，并安排纠察队员们分别在崇文门，大郊亭，马甸桥， 朝阳门，木樨地等多处拦阻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柴玲亲自任命我为纠察队的总队长，当然这也是“保 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决定。由于事务繁杂，工作劳累，我每天二十四 小时都不休息，一直到晕过去才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抢救。但当时心里只 想着保卫广场，不让戒严部队进城伤害同学。可是那时大家都还一直以为 “人民军队爱人民”，我们顶多会挨一顿打而已。 　　六月二日晚，戒严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发动冲击，而市 民和学生在各个路口奋力阻挡，终于阻止了这次进攻。 　　六月三日下午，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写下了绝死书 ，绝笔信等让决定返乡的同学带走。傍晚，指挥部向所有第一线的纠察队 员下达了一份写有我们在见证历史，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书写历史等等悲 言壮语的文件，接着各纠察队基本完成了联络和布防，我们还组成了敢死 队。当一些身体差的同学和一些女生被撤离广场时，大家互相签名留念， 挥泪而别，未曾想到有的人一别竟成了永别。 　　当时学生纠察队的任务是在高碑店，大北窑，建国门，六里桥，五 棵松，公主坟，木樨地，劲松西口，大郊亭，马殿桥，西单，军博，前门 ！ ，宣武门等地布置外围防线，在新华门-----北京饭店，工人俱乐部到 和平门西门建立第二道防线；在纪念碑学生营地设第三道防线。主要目的 是：“尽力阻止，边挡边撤，回到广场”。 　　六月三日晚十一时左右，子弹划破北京四周的天空，一辆装甲车突然 闯进广场，在撞断三四条路障后被工人纠察队员们用钢管卡住，车里跑出 的三名军人被愤怒的市民追打，我制止住大家的攻击，并让三名军人坐救 护车离开。一位市民冲我喊到：“为什么不打死他们，看这车撞死了多少 人？” 　　六月四日凌晨，前门附近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我和学生敢死队赶 到广场南方支援。很远就看到一大群军人杀了过来，他们个个右臂缠着白 毛巾，一面开枪扫射，一面高喊着“挡我者死”等口号。来不及躲避的市 民和学生纷纷被击中倒在纪念堂东侧的路边。 　　我们则一面高喊“我们是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一面挎横拉起一 丈多长用来搭帐篷的竹杆，试图以此阻挡军队的前进。这些军人在我们面 前稍一停顿便立刻斜刺冲上历史博物馆的台阶并架起机枪对准我们，也许 那是他们预定的攻占目标。当士兵们从我身边跑过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个 竟然泪流满面，还有一个突然举拳高喊：“我是北京人，我爱大学生”。 这一幕真让我永难忘怀，到底是什么人逼着这一群同龄青年重演中国人自 相残杀的历史悲剧？ 　　1：30分左右，步话机里传来坚守西单防线的纠察队6队队长008的呼叫 ：“军队突破我们了，他们在杀人，杀我们……跟他们拚了！”这是这个 东北大学学生的最后声音。 　　我带着200多名学生敢死队员与集结在广场西北角的市民纠察队员汇合 成一支约1000人的队伍朝西冲去，我们一路上点燃了放在隔离墩上的所有 可燃物，一直走到距东华们约500米的地方，那里三五成群聚了好些市民和 学生，有的浑身是血，有的因伤痛惨叫，有的则已没有气息。 　　在熊熊的火光中，西长安街的戒严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近。当他们离我 们仅50-100米的时候，队伍中有八位枪手一齐向我们扫射，子弹打在距人 群一米远的地方又飞溅到我们的身上或腿上，有人应声倒地。勇敢的市民 和学生只能用石块和燃烧瓶还击。又一阵枪弹飞来，这次是平射，更多 人扑倒在地，我的左腿膝盖也被击中了 。人群开始四散奔逃，我看见有 一个站在路边树上拿着望远镜和照相机的人被打中摔落。 　　学生纠察队和市民走一段停一段，拼力抢运受伤的同学。许多并未抢 下来。最后退至西观礼台附近。枪声又起。挽扶着我的纠察队员林正应声 倒地。旁边右方也有几个人倒在地上。 　　最后学生和市民退到东观礼台前，大家手挽着手，唱起了国际歌。我 们旁边就是燃烧的坦克。东观礼台的松树墙也燃烧了起来。 　　此时，我们前方的戒严部队列成方阵。第一排是八个手持冲锋枪的枪 手。枪手后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军人。其后是两个校级军官。军官后又是 一排排持着冲锋枪的士兵。 　　八个枪手开始扫射。这次子弹打在地上弹起。又有人倒下。但是，大 家就是不动。就这样站在他们面前。双方一直僵持着。我们无路可退，身 后就是同学们。 　　我拖着受伤的左腿，绕到距离军官十米的地方。有个士兵喊道：“不 许过来，过来就开枪。”于是我停在那个地方，位置是天安门地下通道口 。 　　我当时穿着白色的T恤，白色的长裤。腰间系着一个旅行腰包。里面是 我们纠察总队的文件，地图等。 　　我向着那个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 　　这时，一辆公共汽车冲过人群，横向左拐。戒严部队众枪齐射。把这 辆车打得如蜂窝一般，然后士兵包围上去。从里面抓出5，6个人并用木棍 和枪托乱打。汽车司机被拖下来时浑身是血，大概已经中枪而亡了。最后 一个被拖下来的人，我看清楚是北高联秘书长-郭海峰。 　　众人齐喊"法西斯，放人"。枪声响起，又有人倒下。 　　我冲着那名校级军官喊："我们没有武器，我是纠察队队长。你们放了 他们。如果你要杀他们，那你就先杀我！" 　　这名军官拔出手枪向我连射3枪。当时我只觉得右半身一麻。身体猛然 后仰。我拖着右腿支起身体，向着法西斯军官又喊："你再来，你再来，你 没把我打倒。我至少瞪了他30秒。他的枪口还瞄着我，但他的手却在颤抖 。我实在撑不住而最后倒下了。 　　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冲过来救我。枪声四起。我冲他们喊："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这时，我身后传来脚步声，是从广场纪念碑外围跑过来的同学 。前面有几个女孩边跑边哭，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了纪念碑广播站外侧 。我让一名学生去告诉柴龄"张健不行了"。 　　同学们把我抬到一辆被打坏的121车旁，那里已经躺了20几个人。我一 眼就看到了林正。当我觉得头脑越来越沉重时，耳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谁让你照看他们的？"！我扭头看了一眼这个人，突然意识到在广场中其实 有不少是他们的人。 　　纠察队员把我和另外3个重伤员抬到121车上。车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 北医大的学生。他们流着泪对我说："他们三个不行了。" 　　大约有近百位市民和学生推着这辆被打坏的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同仁医 院。 　　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事后得知左膝部皮肉炸开，右膝部大面积皮 肉擦伤。右腿骨干上1/4的部分粉碎性骨折。子弹还残留其中。 　　这时，同仁医院急诊室中已经躺满了人。陆陆续续一批又一批人被送 进来。轻伤的紧急包扎一下就走了。重伤的，不能行走的躺满一地。护士 们流着眼泪，白大褂都被血染红了。 　　我神经已在崩溃的边缘，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外面枪声听起来一 阵比一阵紧，看着伤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被抬进来，心都快碎了。我觉 得自己现在是个废人。如果我还能爬出去的话，我宁愿和大家一块死。于 是，我冲着抬我来的纠察队员喊："你们把我抬回广场，我要和大家一起死 ，我不要在这里。"医生和纠察队员们用力按住我并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 当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我周围是一具具血肉模 糊的躯体，房间里充满了抽泣声和哀嚎声。这时有一位从刚广场上跑下来 浑身是血的学生告诉我说，戒严部队在清场时对来不及撤离的同学狠下毒 手。用三角棍和枪托往死里打学生。装甲车左冲右撞，在同仁医院就有两 位从广场抬下来的学生都是因为颅骨粉碎致死。早先与我一同被送来的那 三个广场学生也已经在同仁医院的抢救过程中死亡。 　　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公安人员用最残酷的手段审问我。我以我这活 着的人的人格起誓，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人。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必这样。 即使我是反革命，你们也应该等我伤好了再枪毙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 只知道，是男人就应站在前面。不然，你现在就枪毙我，让我死得简单反 而痛快。" 　　这以后我经历了逃亡，隐姓埋名打工的阶段。寻找失散的同志及探究 历史的真相。 这里就不一一讲了。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我们当年那些毛头孩子现在已是而立之年。 我在欧洲生活了多年。中共专制丑恶政权想方设法，用尽计量丑化、瓦解 “六四”的一代人和海外民运。他们以为已经成功了。 　　十三年前的子弹还在我腿中未取出。法国的阴天常令我的腿隐隐作痛 。 　　你们没有成功，我张建还活着。我们天安门这一代人，许许多多的历 史见证还活着。 　　你们杀了人不敢承认，反而说没开一枪，一个人也没死。我身上的子 弹就是你们的"心绞痛"。你们没有成功，天安门学生领袖难道一个个是胆 小鬼，以人之血见轩辕吗？我正告你们，我还算是个学生领袖，大家分工 不同。我们更多的学生骨干与同学同生共死。倒下的是青山。 　　你们没有成功，我们天安门一代人所流的鲜血洒遍祖国大地。每一滴 血都是一粒种子。 　　你们没有成功，我们在海外或是国内仍有许多青年斗士前赴后继与民 主斗士魏京生和徐文立等并肩战斗。 　　你们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六四那一刻终于看清楚了你 们共产党法西斯的本质，你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们没有成功，在与广大侨胞的接触中，我们深深感到他们是憎恨暴 政的。八九“六四”那些日子，更使他们真正感觉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华 夏儿女。 　　你们没有成功，今天，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历经风雨后更加团结得紧密 。中国走向民主是历史的先声，是历史的必然。强权终压不倒民主。“稳 定核心”的铁轩永远套不住 自由的骏马。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冲走的全是 糟粕，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 　　你们没有成功，在今天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们永远无法阻挡我们 千百万的革命网络，以及全世界各种传媒向中国大陆所传达的信息。 　　十三年过去了。当年的一代人中虽然不少已经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传 道者和神学家。但他们从未放弃他们的政治理念。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了最 深刻的反思。 　　最后，我用江棋生先生的一句话来做结语： 　　我敢说，我们所追求是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们所期待是的"一 部分先自由起来"；我们所憧憬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社会，谁不追 求？谁不向往？谁不憧憬？！ ～～～～～～～～～～～～～～～～～～～～～～～～～～～～～～～～ 纪念三位遇难的大学生——“六四”十三周年祭 　　丁子霖 　　今年“六四”周年，我谨以此文祭奠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 　　　　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双学位生程仁兴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周德平 　　他们倒在了天安门广场 　　这三位中的两位，戴金平和程仁兴，都是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 场的。前者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后者倒在天安门前的旗杆下。而在我 找到他们之前，我一直无法肯定地回答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这个被问了 不知有多少遍的问题。 　　这不禁使我想起１９９６年的一件往事。那年１２月，中国国防部长 迟浩田去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所大学的学 生就８９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竞在大庭广众 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 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 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 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竞是如此轻松！死了那 么多人，竞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当时无法肯定广场上 究竟死人了没有？我心里想，政府坚持这样的说法也许作过调查，掌握有 确实的证据吧。由于没有相反的证据，当时我只是就迟所说“就是有点推 推撞撞”的谎言提出要同他当面对质。 　　现在，这件事快过去六年了，我已知道当时至少有两名大学生死于天 安门广场。而且其中一名就死在“共和国”的旗杆下，但我反倒不想再同 那位党国大员作什么对质了，因为他不配！ 　　在中国，谎言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行为，政府大员们能把谎言撒到国 际上去，他们在国内的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大员们的谎言对于国 内的黎民百姓来说，就没有像在彬彬有礼的外交场合那样轻松了，它是一 种灾难，一种可以把人们推向绝路，置于死地的灾难。这里，还是让我们 来听一听那些在层层谎言覆盖下的无辜生灵的呻吟吧。 　　什么叫生不如死？ 　　我要为之祭奠的三位死难者，他们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 都出生于多子女家庭，又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他们的兄弟姐妹多 数务农，他们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翼和重托。但是，在十 三年前的那个黑色周末，这三个家庭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从此，他们年迈的父母年复一年地守望在阴暗潮湿的家门口，期盼着儿 子的魂魄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更思想着自己能早日随儿子去到那不再有痛 苦的世界。 　　那是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一位大半辈子与 泥土打交道的诚实农民，程仁兴的父亲，终于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 之痛而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用尽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仁兴仔啊！阿爸来陪你了！”老人死后，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几 次想随丈夫去找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备，怀里揣着儿子的遗 像，把一条绳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决定随儿子而去，幸而被年仅十岁 的孙儿及时发现。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撑着奶奶的身躯， 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被大人赶来救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想无须我再多 说什么了。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８９年我儿子遇难后，我碾转于病塌之 上。我从前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得知，人民大学有７名大学生，研 究生遇难。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 ）。出于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我曾托湖南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 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于死者档案已在“六四”后封存，也由于知情者慑 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进一 步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下落），也就只好暂且放 下。十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过无数次努力，然而，寻找线索 总是在最后一刻断绝了，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懊丧和无奈。 　　大概是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终于在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 会又重新点燃起了我已经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 的客人，他询问起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死难者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程仁兴的 ？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 两天后，也就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这位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有关死者程 仁兴及其家属的资料。一位与我们这个群体毫无关涉的朋友，又是在“六 四事件过去这么多年之后，竞还能如此同情和关心我们的群体，我还能用 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呢！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即刻同程的家属 取得联系。 　　第二天我就按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给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当然，我 并不知道程的父亲已经在７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由于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原来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居然程的亲 属收到了我的这封信。后来知道是当地同情程家遭遇的一些好心人几易其 手，最后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从程家的回信中我得知，今年年初，风烛残年的程母自摔了一跤后便 卧病不起，因无钱住院治疗，只能在家里承受煎熬，于是我立即给程家汇 去了一笔救助款。十三年了，这是这家难属第一次得到海内外朋友的关心 和帮助。当我收到程家寄回的捐款收据并获知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后， 我连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尽管，这并没有减轻我内心的那份 沉重。我想，要是能早点同程家取得联系，也许这个家庭的景况会好一点 ，也许程的父亲还不至于那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他也是一位清华学子 　　今年２月２２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 生的提问。那天，我确实如我的学生，女记者高瑜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那 样，是流着眼泪听完布什总统讲演的。这倒不是因为总统的讲演有什么特 别动人之处，而是我深感于中美两国制度之徊异，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 中国人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本该属于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权利呢？为 什么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还需要由一位外国总统不远万里来 到中国的最高学府给那些一向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才俊们宣讲人类的普世价 值，而且所讲的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呢？再看看那些一个个经过精心 挑选的清华学子，他们那傲慢中掺杂着自卑，倾羡中掺杂着嫉妒的神态， 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他们那位学长——清华无线电系硕士生周德平。我很想 对那天有幸坐在讲演大厅里的青年朋友们说，当你们为清华出了那么多党 政要员们而感到荣光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记住，早在１３年前，你们的那 位学长就已经在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今天布什总统所宣讲的一切进行奋斗了 ，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一个曾经在大学的课堂里和讲台上度过大半辈子的人——就是 在这百感交集的思绪中听完布什总统演讲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场运动 ，想到了当年有那么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 人经受着各种苦难。我——一个曾经在８９年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为我 们的民族有周德平这样的清华优秀学子而感到骄傲和安慰。也为今天出现 在我眼前的那个场景而感到悲观和失望。 　　说起清华，说起周德平，我的思绪不由得从济济一堂的讲演大厅转到 湖北南部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养育清华学子周德平的地方。他 已经从这块曾萌生童年梦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那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 活在原来的地方。自儿子遇难后，那年年月月伴随着两位老人的，只是无 尽的凄苦和绝望。 　　我是在６年前才找到周的亲属的。我自己无法去看望这两位老人，一 直到去年冬天，才委托一位朋友顺道去看望了他们。朋友告诉我：周家所 住两间平房是全村最破旧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都掉落了，寒风直往屋里 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什，连仅有的几张板凳都已破败不堪。别人家 看上彩电都已有好多年了，但周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周母患神 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 哮喘，身躯卷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年来我们给他们转去的救助捐 款，仅够两位老人艰难度日而已。９８年长江闹大灾，周家颗粒无收，房 子也被冲坏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如果不是 及时给他们追加救助，景况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的儿子不死， 他们会活得这样凄惨吗？ 　　但是，就是对这样勉强维持着残生的老人，共产党的官员也还不肯放 过他们。９８年我给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去 ，最后还是由我出面交涉才退回给了两位老人。去年秋天，周家再遭骚扰 。这回是村干部带领镇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开着吉普车到了周 家。他们协迫两位老人“老实交待”接收北京汇款的情况，说是再要发现 有北京来的汇款，他们就立即扣下。他们厉声恶语地威胁两位老人：今后 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回家还要向他们汇报。如有 外人来访，也要及时报告。这种强加的侮辱性规定，同毛泽东时代对待所 谓“五类份子”的做法有什么两样！我常常想，同样都是人，甚至共处一 片土地，同住一个村庄，为什么竞能如此不把别人当人来看待？！中国的 所谓“改革开放”也已经有２０多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能把那些侮辱人 ，作贱人，把人不当人的做法稍稍改变一下呢？为什么还不能稍稍打开一 点门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点在别人看来已经象穿衣吃饭那样普 通的人权和人的尊严之类的东西呢？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化外之邦” 的总统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兜售”他那个为权贵们所不肖的“西方价值 ”的缘故吧。 　　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的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 硕士生戴金平。那年他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 个盼头。但是，转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 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线索。一直到１１年以后 ，即２０００年冬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 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一位农大教授无意间向她透露的。之后，苏又 设法得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 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 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这家难属交到我手 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情。于是 ，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等待中终于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但信中所 述却令我难以淬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信中说：自戴 遇难后，这个家庭所有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戴母因悲伤过度， 常年疾病缠身，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戴家本来属于湖北的贫困地区，而 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现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生活所 迫，戴父不得不只身远走他乡去了武汉，靠出卖苦力打工养家。但想不到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不幸的家庭又连遭厄运。９５年，戴家的小儿子突 患神经分裂症，家里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９８年，外出打工的戴父在武 汉的汉正街无缘无故地被歹徒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个 家庭就这样转眼之间被毁了，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 难以支撑的老妇人。对于这样一位连遭劫难的农村老妇来说，还有什么比 这更残酷的呢！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 　　这些年来，程仁兴，周德平，戴金平……这一个个仿佛仍活着的名字 ，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令我无法忘怀。而当我一想起这些名字背后一个 个如此不幸和苦难的家庭，更让我寝食难安。我苦于不能经常给这些家庭 写信，因为信件经常遭检查和没收；我也苦于不能在电话里把要说的话明 白说出，因为我的电话是受监控的。我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但是，我 又无法把他们放下。我给他们转送救助捐款，每一次都总是提心吊胆地盼 着能早日收到他们的回条。因为，如果手续上出一点差错，或者捐款中途 被截，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仔细考虑每 一个环节，转上好几道“弯”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们手里。 　　这就是我和这些受难家庭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现实。它是那样的黑暗 和险恶，那样的虚伪和冷酷。那样的令人憎恶。 　　今年春节期间，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各级党政要员们一窝蜂地跑到边 远地区去“访贫问苦”，口口声声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心里不由得一 阵恶心。今年三月，我又从两代会的电视报道中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民代表 慷慨陈词，口口声声说要关注“农村的贫困”，我又禁不住一阵恶心。现 在，表演时节已经过去，供他们表演的场地也已收拾干净，还有谁能见到 他们再去问一问农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这个制度的虚伪和腐败，更 看透了那些党国大员的假仁假义，他们整日价把所谓的“三讲”，“三个 代表”挂在嘴上，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权势和钱袋，有几个真正把老百 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们“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们欺 压和宰割，还敢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于把那些 假仁假义的大员和代表们推到一边，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语言站出来说 话的人，他们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 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 。我不知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 ，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丁子霖致全美学自联信 　　亲爱的朋友们： 　　我忠心感谢你们年复一年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纪念那些在十三年 前倒在中共机枪和坦克下的同胞们。 　　“六四”过去十三年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依然沉重无比。每当这 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那压抑在意识底层的“痛不欲生”的感觉就会骤然 而起。 　　明天6月2日，是我儿子的生日；如果他还活着，他已到了而立之年。 那么，他今天也许就跻身于你们的行列中，因为他生前曾向我表示，等到 在国内大学毕业，就会去国外深造。当然，他也或许会留在国内，继续为 中国的未来而奋斗。因为我了解我的儿子，我深信他对民主理念的执着。 　　在今年的“六四”周年，令我感到无比沉重和难以忘怀的，还有这样 三位遇难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生程仁 兴；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 硕士研究生周德平。这三位中的两位，程仁兴和戴金平，都是被戒严部队 枪杀于天安门广场的，前者倒在“共和国”的旗杆下，后者倒在毛泽东纪 念堂附近。这三位大学生都是农家子弟，都来自湖北农村，都是全家唯一 受高等教育者，而且，生前都肩负着改变全家贫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然 而，为了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他们毅然放 弃了个人和家庭的一切，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 名字，记住他们倒下的地点。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家庭和亲人，因为他们就是从这些家庭里走 出来的。这十三年来，他们的亲人因此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艰辛 。程仁兴的父亲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已于95年离开人世，程母 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也曾多次悬梁自尽，幸被家人及时救下。戴金平遇 难后，戴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他乡靠出卖苦力打工谋生，结果又无 缘无故被歹徒打死，现在戴家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倍受疾病折磨的老 母了。周家自儿子死后，两位老人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现在也只是勉强 维持着残生。我常常想，要是他们的儿子不死，这三个家庭怎能落到如此 悲惨的境地呢！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只是想告诉朋友们，“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 但它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并没有在今天的现实中终结，历史的伤口也 没有弥合。 　　这十多年来，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海内外许多朋 友的理解和帮助。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从93年开始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从未停止过。在我们这个受难群体中，很多人都知道 在大洋彼岸有一群留学生在关心和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你们 之中哪一位的具体姓名。 　　最后，请朋友们接受我良好的祝愿。再次谢谢大家。 　　丁子霖 (签字) 　　2002.6.1 ～～～～～～～～～～～～～～～～～～～～～～～～～～～～～～～～ 熊焱 从天安门到神学院 　　从天安门到神学院，从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到夫妻双双从军当美国大兵 ，当年舌战李鹏的熊焱，人生经历富传奇色彩。 　目前在麻萨诸塞州高敦 (Gordon－Conwell) 神学院攻读教牧博士学位的 熊焱，正在追随世界著名布道家罗比森(Dr.Haddon Robison) 修读「布道 学」 (preaching)。罗比森看中了熊焱的演讲天赋、辩才和赤子之心，亲 自挑选他做「入室弟子」。 　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三周年将届，「第八届海外中国人巡回布 道会」亦於近日在加拿大举行，熊焱马不停蹄，由五月廿九日至六月九日 ，风尘仆仆穿梭加拿大八个城市巡回布道。 　　舌战李鹏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熊焱作为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一 员，与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话。熊焱伶牙利齿质疑 李鹏说：「自四月中旬以来，这场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管政府方面及有关方面是否承认，历史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全国人民 ，包括全国青年学生要求政府承认呢？是想看看政府究竟是不是人民自己 的政府，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这番掷地有声的说话，通过电视传播全世界，令人对他的口才便给和「 见大人而藐之」印象深刻，也因此，李鹏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六四」事 件後被当局列为全国通缉的廿一位学生领袖之一。 　熊焱是湖南人，原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北大学生校刊编辑。八九 民运改变他的一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北京南礼士 路附近，亲睹血腥屠杀。当他在木樨地、长安街置身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 时，又目睹坦克及头戴钢盔嘴叼香烟的士兵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向手无 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扫射。 　熊焱回忆，他抬起同伴血淋淋的尸体，奔送儿童医院抢救。在医院，他 亲眼看到躺在地上的三十多具尸体，那么年轻的生命，转眼灰飞烟灭。熊 焱悲愤莫名：「我在那一刻发誓，此生一定要打倒共产党，在中国真正结 束专制。」 　六月四日中午，身为中共党员的熊焱，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公开贴出 退党声明，宣布「从此退出中国共产党，与它断绝一切关系，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 　六月十四日凌晨，熊焱在内蒙古被捕，电视屏幕出现他在山西大同被押 下火车的镜头：在几百名荷枪实弹戴著钢盔的士兵监视下，熊焱大义凛然 、昂首挺胸走下火车，他的「英雄气概」令人难忘。在秦城监狱，他被关 了十九个月。 　　狱中岁月 　熊焱说，狱中的苦难岁月，用语言文字不能述其万一，坐了十九个月牢 ，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生病，经常头痛、腰痛。入狱前，他是北大武术队队 员，又是业余拳击运动员，北京冬天大雪，他仍可以穿著背心在雪地练武 。但经过「六四」牢狱之灾的折磨，从一个虎虎生风、欢蹦活跳的小伙子 ，到最後带著一身病痛拄著拐杖出狱，强健的身体从此落下病根。 　他说，在狱中总是处於饥饿状态，每天只能吃两顿，上午十点和下午四 点。一听到外面响起送饭的声音，就兴奋起来。狱中的食粮是窝窝头，只 比鸡蛋大一点，每顿三个，既粗糙又发黄发霉，难以下咽，菜只有一碗盐 水煮的烂白菜，逢年过节才有一点肉。为了强迫自己吃下去，每次吃饭前 ，他就先哼歌，歌谱是按照「洪湖赤卫队」一段歌颂共产党的曲子，再加 上自编的词，「为了搞死共产党，我要拚命吃下去，为了搞死共产党，我 要吃下去」。 　饥饿压倒一切，吃完後精力暂时恢复，就开始「骂娘」。「我们说操共 产党他妈，就像美国人说 OK 一样」。有些本来从不骂娘的同学，只要关 到监狱里，也就同化了。 　他说，半年以後，每顿三个的窝窝头可以多吃了，但因质量太粗糙，总 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一年下来，很多难友的肚子都大大鼓起来，他们苦中 作乐，称之为「部长级肚子」。他认为，当局当时有意要摧残一大批青年 学子的健康，他本人身受其害。 　熊焱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大活人，终年关在一间房子里躺在地板上，与 人群隔绝，不见阳光，「那个难受劲啊，只有破口大骂这一功课可做」。 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很容易情绪化，一声鸟叫也能让他们兴奋。虽然 共产党的监规是每天有一小时放风（户外活动），但实际上，他们每周仅 有半小时，而且是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里放风，有时天气不好，几个星期 才一次，让他充分领略「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忘了月亮 　有一件事让他最难忘，一九九○年一月廿四日农历春节前夕，当局允许 「六四犯人」在北京的直系亲属探监。凌晨四点多，狱方将熊焱、刘晓波 和王丹等十多人送往半步桥。他坐在吉普车上，天还未亮，他歪著头，透 过玻璃窗看见「一个很圆很亮的东西」挂在天上，竟一下子想不起这是什 　。坐在一边的看守看他发愣的模样，用肘碰一下他说：「是月亮嘛。」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全身发抖，半年多没见过月亮了，竟然认不出它来了 ，他才惊觉在狱中受「感觉剥夺」的折磨有多　严重。 　大陆当局一直宣称监狱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原来热爱中国共产党、根 正苗红的熊焱，经过这一番「改造」，却一度对共产党充满刻骨仇恨。他 说用窝窝头和饥饿来整人，虽然比用电棍和狱吏文明得多，但狱中犯人没 有尊严，任凭摆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也在慢慢积累。 　出狱後，熊焱的思想观点包括世界观、认识论，已完全从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中「冲出来」，成为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他赞成刘晓 波的说法「监狱里是最不能改造人的」。熊焱的结论则是，「共产党真傻 ，坐牢以後，把我们这些人弄得个个跟它深仇大恨」。 　　「荒漠甘泉」 　熊焱出狱不久，一位从西安到北京出差的地下教会基督徒，偷偷送他两 本书，一本是圣经新约，另一本是「荒漠甘泉」，这两本书，改变了熊焱 的人生道路。 　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狱後仍受迫害的熊焱，被迫离乡别井远适异域，自 广东深圳透过秘密管道逃抵美国。同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就读神学院。经 历八九民运血与火的洗礼，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六四」天安门那些血 腥镜头，尤其不能接受「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他想，下一次，军队再 向民众开枪，人民就要起来武装起义了。他渴望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有 朝一日「打回老家去」。 　一九九四年二月，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加入美国陆军。开始时要接受 六个月的军事训练，还尝过毒气的滋味。这段军旅生涯，更进一步培养他 的意志和毅力。军训结束，他在美国陆军行政学院位於印地安那州路易斯 堡的第一兵团第 22 人事营服役，由於坚持保留中国公民身分，影响升迁 。九五年八月以士官军阶退出现役，转到後备役。选择从大学一年级从头 念起，在北卡的 Fayetteville 大学攻读英美文学。 　　夫妻从军 　熊焱的妻子钱立筠在丈夫加入美国陆军一年半後，於一九九五年九月也 从军，受训後分配北卡驻地 Fort Bragg 著名的第十八军第八十二空降师 作行政工作，军衔是上等兵。大陆学运领袖夫妇双双在美从军，一度成为 佳话。 　为何熊焱一直没有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他坦言，对此内心非常矛盾，他 被迫流亡海外，但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民主的理想，希望将来时机成熟时， 重返大陆贡献力量。如果他保持中国人的身分，「中国人的事情还是我的 事情」，一旦加入美籍，虽然仍可关心母国，但似乎说话 就不那么理直气 壮。他承认，这是自己心理暂时未能调适的问题。也 有人劝他，可能加入 美籍对中国作的贡献更大，而且他到其他国家讲 道申请签证极不方便。但 他目前仍未改变初衷。 　熊焱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捱过七年清苦的学生生活，继获英美文学学士 学位後，再获圣约神学院 (Covenant) 英美文学硕士学位。接著又在美国 一流的芝加哥「三一」(Trinity Seminary) 神学院攻读宗教硕士。去年就 读费城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今年二月再获麻州高敦神学院录取 ，攻读教牧博士学位 (Doctor of Ministry)。 　熊焱说，他花三年半读了两个硕士学位，预算未来三至四年再攻下博士 学位。这几年他一直应全美各地的华人教会邀请见证讲道，以亲身经历分 享他个人探索生命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原来在狱中的积怨和仇恨，在美国 这个比较自由民主的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心态和理性，学会宽恕。 　他以「从天安门广场到神学院」为题，介绍自己信仰上帝的经过。他表 示，在十九个月的监禁生涯中，时常思索生命的问题，但无法得到答案， 直到有了宗教信仰，「才开始找到生命的真谛」。 　他说，这几年，他一直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他的心中一直有个挥之 不去的念头，「每当想到祖国大陆的十四亿中国人，这广传福音的使命就 在我心中激荡」。他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回国向大陆同胞传道。除了 攻读神学外，亦积极参加民运、宗教及社会活动。 　熊焱说，随著深入学习神学，尤其近一年来对改革神学的研究，在许多 问题上「大大长进」。例如，以前他对一个基督徒要不要担当文化社会使 命、能不能从政感到困惑。因长期以来，华人基督徒受基要派和灵恩派的 影响，以为只要自己得救祷告读经就行，虽然也有人主张文化更新和宣教 ，但少有人提及基督徒要不要作为团体去直接挑战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和 经济制度等。 　经过广泛阅读和各学院优秀教授的指导，以及美国公共正义中心主席、 国际著名公民教育与公共政策分析专家史开伦博士 (Dr.James Skillen) 的一席话：「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以个人为单位，满足做一个好家庭成员， 一个好雇员、好的教会事奉者、好牧师、传道人和好业主，他更应该投身 宏大的社会活动，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各个领域、大型组织机构中，应 持守基督徒的原则，并力图革新旧的世界和文化。」这些精辟见解为熊焱 解惑，使他理清头绪，明白到基督徒必须承担的责任。 　熊焱自重读神学以来，一度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一来是因为神学院功课 太重，二来侧重圣经方面的学习。从圣经转读神学，接触到当前政治、思 想、文化、经济、军事和科技信息。 　　思想库与人才库 　作为天安门学运领袖和「六四」幸存者，熊焱不忘根本，仍在思索基督 徒的政治参与及未来中国的立国之本等问题。一九九九年，他成立「主佑 中华基金会」，期望该基金会不仅是个思想库，还要具体参与社会事务， 成为一个人才库，通过系列专题研究，探讨基督徒信仰如何指导和影响中 国的政治、经济、伦理和生态环境等，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与改造。 　　基金会还透过举办领袖训练营和研讨会等活动，「使有识之士明白上 帝的恩赐和呼召，成为未来中国的建设人才」。 　熊焱前年五月曾考取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硕士班，但基於他不是美国公 民，按照中华民国法例，签证有困难，他写信向陈水扁总统求援也未能如 愿。他指出，中文神学教育对他非常重要，他是来美後才受洗皈依耶稣基 督，对中文神学教育甚为陌生。好不容易考取台北华神，却碍於来自中国 大陆的身分受阻。 　长得一副娃娃脸的熊焱，外表看来稚气未脱，一脸童真，但已是两个孩 子的父亲，儿子天枢、女儿天璇都活泼可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中国 大陆同胞的下一代，都生活在一个爱的国度。(世界日报) ～～～～～～～～～～～～～～～～～～～～～～～～～～～～～～～～ 明报呼吁中共允许香港民主派踏足大陆 　　今天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三周年纪念，香港明报为此 发表社论，呼吁中共当局对香港民主派人士做出解禁，让他们踏足中国大 陆，藉此消除「六四」伤痕。社论首先指出，「六四」十三年过去了，大 陆的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国民收入显著增加，举世瞩目；但大陆的政治制 度却仍然落伍，欠缺有效的民主监督，贪污盛行，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引以 为忧的事。 　　接著，社论强调，香港社会对「六四」的伤痕并未消失。正因为如此 ，一些从青年时期便参与「爱国」运动的民主派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虽 然他们从来不拿外国护照，十三年来却都无法踏足大陆，被自己的国家当 成敌人。 　　社论又指出，「六四」伤痕也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致力寻求社会 共识的障碍。无论行政长官董建华如何强调兼听持平、用人唯才，但香港 回归五年以来，他只能从民主派以外的圈子挑选主要官员和各个谘询架构 成员，将法律界、教育界以及许多其他界别的社会菁英，推向政府的对立 面；香港的政治生态和民主发展，也因而受到压抑。 　　社论明示，上述局面要获得解决，最好的情况是中共换上较年轻的领 导人後，顺应人民的要求，和平有序地改革政治体制，引进民主监督，届 时「八九」民运自然会得到平反，香港的民主政治也少了一重障碍。 　　最後，社论呼吁说，「在最好的情况出现之前，除了在历史时刻纪念 和许愿，也盼望著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可以致力修补历史伤痕。北京的领 导人既然对大陆当前的发展充满信心，欢迎全世界的人到大陆去，看看举 世震惊的经济成就　　　为什么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至今还是不获发回乡证 ？特区政府说会尽力协助，为什么协助了五年还未见成果」？ ～～～～～～～～～～～～～～～～～～～～～～～～～～～～～～～～ 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 　　BBC 驻北京记者傅东飞报道，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使用人 数最多的国家。过去一年，中国共有5600万人上网，而这一数字正以每月 6%的速度在增长。 　　互联网的使用，令中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正在打破长期以来中 国当局对信息交流的严格管制。 　　不过中国政府并不会轻易放弃新闻垄断。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互联网 上表达不同政见仍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中国国家信息部的高科技警察24小时不停地监视着人们在互联网上的 活动，他们被称为"火墙"。 　　这些高科技警察的任务是不允许普通中国人接触所谓不健康的信息， 其中既包括《花花公子》杂志的网页，也包括BBC这样的新闻网。 　　民主论坛的结局 　　黄琦住在成都。1998年他成立了自己的网站--“天网”。这个网站很 快发展成讨论包括人权和民主等内容在内的网上论坛。 　　黄琦在破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随著网站的发展，人们开始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问题。我逐渐感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最初是警察封杀了网站，后 来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注意。" 　　这次采访之后不久，黄琦的网站就再也不能办下去了。他在网站上发 送的最后一条信息是"现在警察就在我身边，感谢所有关心中国民主的朋友 ，再见了。" 　　黄迟终于被判监禁，罪名是企图颠覆政府。 　　"聊天室" (按：洋人搞不清中文论坛与聊天室的差别。--智叟) 　　和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同在一座楼里的是该报的在线服务"人民 网"。这个网站提供了不少新闻，不过也有颇受欢迎的互联网聊天室。 　　最近这个网站正在进行强国专题讨论。一名讨论者说，爱国就是爱党 ，爱社会主义，你可以破坏中国的环境，但是不能批评共产党。 　　互联网不仅为分散在各地的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对话和辩论的平台， 而且也从其它方面改变了中国。 　　新闻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最近频频报道中国煤矿发生事故。如果没有互联网，这 样的报道恐怕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 　　最近在中国西南的一个煤矿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81人死亡。事故发 生后，当地的官员曾经试图阻挠有关记者报道这一事故，一些记者就在互 联网上发表了报道，这些报道又被其它省份的媒体转载，消息一直传到北 京。 　　当地的记者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一事故最终可能还是会传出去， 因为这么多人死了，这样的消息是难以掩盖的，但是互联网却使报道这类 新闻容易得多了。 　　可见，互联网正以微妙的方式改变着中国。新闻信息正以从前无法想 象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大地传播。国家对信息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 。 　　新 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它一心 为 名利，共产党 它 运动 害 中国 。它领导人民走向灾难，它领导中国 走向了没落。它残害贤良，欺压百姓，打断了民族的脊梁骨。它坑蒙拐骗 ，贪赃罔法，腐败了文明的古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 ，这世界会更美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它勤劳 为家族，共产党它独裁救党国。它带给人民残羹剩饭，它带给它子女高官 厚禄。它破坏环境，独断专行，毁灭了民族的生存版图。它宣传马列，镇 压民主，断绝了国家的振兴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这 人民会更幸福。 ～～～～～～～～～～～～～～～～～～～～～～～～～～～～～～～～ 美保护记者委会致函江泽民要求释放黄琦 　　(中央社记者郭无患华盛顿四日专电)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 (ＣＰＪ) 今天发布新闻指出，委员会执行长安古柏已经致函江泽民，要求立即释放 设立失踪人口协寻服务网站，而遭大陆公安逮捕拘禁两年的网站发行人黄 琦；安古柏说，她对黄琦持续遭监禁感到激愤。 　　安古柏在信中告诉江泽民，「阁下所领导的政府」已经拘禁了三十五 名新闻记者，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作为一个由新闻工作者所组成，非 政党性质，以保护全球新闻同业为职志的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要求立即 、无条件地释放黄琦。 　　安古柏在信中指出，黄琦是在二○○○年六月三日被逮捕，他曾经被 秘密法庭审讯，直到今年六月三日，他已经被监禁两年之久，但司法机构 并没有对这个案子宣布判决。 　　黄琦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九八年十月设立「天网」www.6-4tianwang.com ，这个网站以四川省成都为基地，基本上是协寻失踪人口的服务性质网站 。 　　但没过多久，这个网站成为一处网路公共论坛，安古柏指出，网路使 用者利用天网发表对大陆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各种不同看法，并将许多资 料上传到天网供其他使用者了解，其中当然包括许多有关一九八九年六四 天安门事件、大陆军警武力血腥镇压学生和平示威、新疆独立运动、以及 灵修团体法轮功被禁等案例。 　　根据黄琦二○○一年二月在狱中所写的公开信，他曾於一九九九年十 二月发表一份有关劳工权利遭到侵害的案例调查报告，引起当地报纸注意 ，并跟进报导，地方官员此时开始威胁并不断藉机审讯黄琦。 　　二○○○年六月三日，公安人员到黄琦办公室将他带走拘禁，二○○ 一年元月，他以颠覆罪嫌被起诉，二 ○○一年八月十四日，成都中级人民 法院秘密开庭审讯，但没有宣布判决。 　　安古柏在信中写道，黄琦在狱中被殴打，他曾试图自杀，这两年以来 ，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从未获准到狱中探望，甚至连联系也不行，音讯全无 。 　　安古柏在信中提醒江泽民，中国大陆是国际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约 国，中国大陆政府有义务保证公民能够自由地寻找、接收、传递各种讯息 以及观念，不受政府干涉。 ～～～～～～～～～～～～～～～～～～～～～～～～～～～～～～～～ 杨建利回国何罪之有？ ——强烈要求中共释放杨建利和我的妻子王秀丽及所有亲属!! 　　崔世明 　　今年开春以来，中国东北地区辽阳、大庆及我的家乡抚顺等地爆发大 规模工潮，这事情强烈牵动了我的心，作为来自东北的一名下岗工人，父 老乡亲凄惨命运无法让我置身事外。 　　四月中旬，我致电我妻子王秀丽，告知她有位朋友来东北看望他们， 请他们给予照料和住宿方面的接待，对客人一定要热情招待，不能丢俺东 北人的脸。 　　四月二十日晚我妻子来电告知已接到客人，我再三叮嘱：好好招待。 我出国已六年，妻子一人在家照顾年迈父母和年幼女儿，日子过得很不容 易，她日夜思念远在新西兰的我，如今分别多年丈夫海外的朋友来看望她 们，自然分外高兴，中国人素有好客的传统，更不用说先生海外的朋友了 ，我妻子一见杨先生也自然感到这是位大好人，大老远跑来关心俺这些谁 也不管的老百姓，就冲这一点，招呼好客人也是应该的。 　　必须说明的是，直到事发后我才知道我妻子接待的客人是杨建利，原 本说有朋友要去东北走走，只是帮忙接待一下，在和我妻子及杨建利的通 话中，我觉得声音像杨建利。 　　对于杨建利，我从内心特喜欢也特佩服的一条汉子，作为获得两个博 士学位的大知识分子，来访新西兰的时候和我们这些穷哥们称兄道弟，一 点架子都没有，在各种公开演讲和私下聚会的场合，机智幽默，妙语连珠 ，除了在酒场上他拼不过俺们这些东北汉子之外，在各个方面他均是一位 拿中国标准和外国标准一块来衡量的优秀者，我崔世明除了佩服之外，没 有话说。 　　如今建利和我妻子都被中共无理拘捕，我除了愤怒之外，也为建利的 胆识和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气而骄傲，因为他是我尊敬的朋友。而我妻子为 了接待他而被中共拘捕，除了凸显中共的虚弱和无理之外，更反映了中国 下岗工人，这些弱势群体，需要所有有良知的人们来关注！！ 　　四月二十六日建利在昆明被中共拘捕，消息传来，我才恍然大悟，深 知我妻子厄运难逃。共产党历来对无辜老百姓迫害最残酷，而我妻子因要 照顾老人和孩子，连躲都没有办法躲，心想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接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中共当局也讲所谓的法律，总不 能非法治罪吧？更何况我妻子王秀丽完全是不知情的，好客之道是中国人 的传统美德，更不用说我妻子众多亲友了，他们完全不认识杨建利，无非 是我妻子家里来了客人，带一个朋友来玩玩，又犯了什么法？平时下岗工 人缺吃少穿，你们当官的来关心过吗？如今远道来个朋友关心一下，你们 就要抓人，审讯治罪，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从五月中旬开始，中共当局非法拘传我妻子王秀丽和我妻子在大庆的 亲友，并进行长时间的审问（这一切行为均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没有 出示过任何传票，逮捕证等） 　　五月二十四日，我妻子被国家安全部带往北京，至今下落不明，我年 迈的母亲多次询问抚顺市国家安全局，均不予答复。只说配合上面办案。 问什么时候放人，均推说不知道。我年迈的父亲忍着强烈的心口痛，每天 跑到抚顺火车站看看小丽（我妻子的小名）放回了没有，我女儿从小就没 离开过母亲，如今每天生活在惊恐之中，我家和所有亲友家都受到严密监 控，更不用说我本人了，中共国安部门恨不能把我的档案，从小学到现在 的记录翻个底朝天，连我父亲和亲友也查得彻彻底底，又重演了“文革” 时期株连亲友政治迫害的手法。 　　在此，我正告中共当局，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民，多少年 来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中共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大救星”。如今 下岗工人起来提出自己正当的要求，完全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而与此同 时，中共的贪官污吏大量地瓜分了国家的财产，把工人阶级推到生活的绝 路上，正所谓不把老百姓当人。如今老百姓并没有起来造反，只是要求让 他们活得下去，请中共回答：他们错在哪里？！杨建利先生作为一个关心 中国“弱势群体”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回国考察民情，为下岗工人送去人 间一份真情，何错之有？！我妻子王秀丽尽中国人热情好客传统美德，接 待杨建利先生，请问中共当局：犯了哪一条法？又犯了哪一条错？！我妻 子在大庆等地的亲友尽人之常情，接待一下亲友家来的客人，又犯了哪一 条法？！难道号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就这么害怕海 外的一个书生和中国的几个下岗工人吗？！非要将他们逮捕关押才能消除 你们欺压人民所带来的恐惧吗？！ 　　在此，我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杨建利先生和我的妻子王秀丽及 所有被无理传讯，拘审的亲友。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和所有有良知的人们来 关注杨建利和我妻子王秀丽等人的命运，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尊重其所签 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改恶从善，立即停止对基本人权的迫害，尊重下岗工 人群体的正当要求，实行民主，还政于民，这样中国有幸！老百姓有福！ 中国共产党也才有出路！ 　　中国公民：崔世明 　　二OO二年六月二日于新西兰 ～～～～～～～～～～～～～～～～～～～～～～～～～～～～～～～～ 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是执行崇高伟大任务的光荣使者 送交者: 秦楚汉 于 Tue Jun 4 14:29:27 2002: 　　几句话谈谈海外民运骂杨建利是“国民党党员”现象 　　海外有些人开口骂起人来，两种人好像毫无疑问，都是该骂的反面形 象：“共产党特务”，“国民党特务”！ 　　“共产党特务”该骂，这确实没有疑问的；疑问的是，为什么一些人 与共产党有那么相同的感情，也对“国民党的特务”那么恨，开口就骂？ 　　中国国民党今天在台湾虽然是一个在野的民主党，但台湾的情治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员，依然经验丰富、立场稳定的国民党忠实走三民主义伟大 正确道路的“特务”们！正是这些伟大英雄的“国民党特务们”维持了台 湾的稳定和坚决的反共斗争。 　　为什么要骂“国民党特务”呢？因为长期在共产党无休止的宣传、污 蔑、咒骂之下，“国民党特务”在大陆一般人脑里已经成了似乎没有争议 的青面獠牙，无恶不作的反面形象。 　　因此，在海外那些动不动开口就骂他人“国民党特务”的人，无非： 1、被共产党洗脑而至今不悟的混虫；2、动机可疑的人；3、或本身就是 共产党特务！ 　　“国民党特务”们，是一批伟大的英雄。他们与中华民国的军队一样 ，至今坚定不移地站在祖国民主统一的立场上，是那些“中国是中国，台 湾是台湾”论者感到恐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应该被骂，甚至被号称 “反共”的民运来骂么？不，他们不应该被骂。他们应该受到尊重。 　　杨建利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为他感到光荣，我为有这么一个中 国国民党党员的朋友感到自豪。 　　众所周知，不必讳言，海外民运最有历史、最有影响力和战斗力的杂 志《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大纪元》、《新世纪》以及许许多多 的大陆正义反共抗暴之士，就是在“国民党特务”或被诬为“国民党特务 ”的组织的支持下，运作的。最恨这件事的是谁？是共产党！最想消灭这 件事的是谁？是共产党的特务们！ 　　“但他们要收集大陆的情报的呀！”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共产党不急 你急？你不见今天的共产党政府不怕“民进党特务”来收集大陆情报，倒 怕它不收集情报了？------“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互不相干！你 不见今天的共产党政府不怕民进党“反攻大陆”，倒怕它不反攻大陆了？ 不怕说，这点上，我倒欣赏共产党呢！ 　　“骂国民党，是因为中国民运不许国民党控制。中国民运是独立的！ ”那就怪了，为什么你又不许海外民运骂美国政府？不许海外民运“反美 ”？“反美”成了一顶罪过的帽子？难道海外民运不许中国人国民党来“ 控制”倒只允许美国人美国政府来控制吗？ 　　台湾向大陆推进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是超越党派的任务，杨建利就是 执行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任务的光荣使者。（秦楚汉） ～～～～～～～～～～～～～～～～～～～～～～～～～～～～～～～～ 我被逼离开香港 送交者: 李少民 于 Tue Jun 4 17:43:47 2002: 　　曾经被中国政府以间谍罪名驱逐出境的香港美籍学者李少民透露， 他即将在六月底从香港城市大学自动退职，赴美国维吉尼亚老道明宁大学 (Old Dominion University)任教，他并指责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丧失学者 人格，谄媚共产党政府，称在他出狱返回城市大学后，无礼对待他，致使 他离开香港学术界。 　　星岛日报报道，李少民六月二日首次应洛杉矶视觉艺术中心的邀请， 来洛杉矶访问并演讲。 　　李少民表示，自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后，城市大学的教授投票，百分之 九十赞成他返回教书。但是，该校校长张信刚先是回答他必须请示特区政 府，又在李少民返校后，以李少民在狱中五个月为名，扣除了他应得的五 十天的年假，和他与太太两个人共六万港币(合七、八千美元)的工资。 　　在这种环境下，李少民表示无法再适合在香港教书。而按大学的惯例 ，在一所学校教学满六年的教授，在第七年可以请假离校一年。李少民因 为要到老道明宁大学教书，向校长张信刚请假，未被批准，因此在今年六 月底他将作为自动退职，离开城市大学。 　　李少民将在老道明宁大学教国际商务管理。而他在香港教授的是社会 与商业关系，以及中国管理。 　　他指责张信刚本人拥有美国国籍，却又「拍共产党的马屁」，连李少 民太太托他转交给特首董建华的信也拒绝转交，实在是「横着比比不过美 国大学的校长，竖著比比不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据称在 他被捕后，他与太太曾在美国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等)的校长都向中国政 府要过人。 　　另外，李少民又批评香港的大学校长不具学者风范，一个个抢着当共 产党的政协委员，实在让他很难在这种环境下继续教书。 　　李少民表示，他的太太和女儿也将于七月来美国与他会合。 　　去年二月二十五日李少民在中国做学术调查时，被中国政府以间谍罪 逮捕的，他在狱中五个月，于去年六月底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到香港城市大学继续教书。 　　李少民的父亲李洪林曾经在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属于当年胡耀邦的智 囊团，后来因和宣传部长邓立群政见不合，在较为开放的福建省社会科学 院任院长。对于去年被捕之事，李少民说，那「当然是一个错误。不过共 产党不承认那是个错误。」李少民并表示，对于被捕他自己也感意外，因 为他始终认为自己做的只是学术研究。 ～～～～～～～～～～～～～～～～～～～～～～～～～～～～～～～～ “三个代表”创奇迹：五百中国球迷在韩国奇迹般消失 　　这次到韩国观看中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周比赛的五、六万中国球 迷中，将有约五百人会借机「滞留不归」。韩国警方不久前曾派专人到北 京和中国公安部门商讨有关事宜，希望中国可以加强对赴韩国球迷背景资 料的审查，将企图借机偷渡的人数减到最少。同时韩国警方向北京承诺， 会阻止在球场或附近地区出现任何针对中国的政治性请愿活动，包括六四 、藏独、台独、疆独及法轮功。 　　据星岛日报引述公安部一名人士透露，原来当局调查评估，预计有超 过十万的中国球迷会到韩国观看中国队的三场小组比赛，但在连续发生了 多起中国游客在韩国离队失踪事件後，韩国对中国球迷能否如期回国倍感 忧虑。韩国警方为此曾派出专人到北京和中国公安部有关人员进行沟通， 之後，中国政府便将赴韩国的球迷人数控制在五万人左右，但这已是世界 各国中，到韩国球迷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据透露，中国向韩国方面承诺，会尽可能严格控制赴韩国的中国球迷 ，包括出发前对他们背景进行审查，以及球迷抵达韩国後，派人加强控制 两方面。 　　虽然独家发售世界杯门票的中国国际体育旅行社共有门票二万五千张 ，但据知很多地方团体也利用其他渠道从韩国取得超过一万张门票。公安 部和国家旅游局已要求代办韩国游的旅行社，只可以接待已取得门票的球 迷，但当局也相信有企图利用这次机会偷渡的人也取得了球赛门票，当局 已要求所有往韩国旅行团出发前都要将名单交往当地公安部门审查。 　　据报导，各旅行社在国家旅游局的默许下大幅调高旅客的「保证金」 ，由过去约五万元人民币增加到七至八万元人民币。球迷如果持北京、上 海及广州等几个大城市以外的身分证，都需要先向旅行社预支这笔巨款作 押金，球迷回到国内则可以向旅行社领回。这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增加企 图偷渡者的成本。 　　有关人士透露，韩国警方也同意中国派出公安人员跟随中国球迷到韩 国，协助韩国警方管理中国球迷，这些公安人员在韩国没有执法权，他们 的主要工作是监控球迷的情绪以及防止任何不法活动的企图，包括企图偷 渡。 ～～～～～～～～～～～～～～～～～～～～～～～～～～～～～～～～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呼吁政府促使中共保护北韩难民 (中央社记者锺行宪华盛顿三日专电)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今天呼吁美 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共信守国际条约义务，并且保护逃往中国大陆的 北韩难民。 中共上周在大陆与寮国边界地区拘押六名北韩难民。据报导， 中共正将他们送往华北准备遣返北韩，这些难民遭遣返後可能面临迫害或 处决的命运。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杨格指出，中共的行动似乎违反与难民地位 有关的一九五一年公约以及该公约的一九六七年议定书。中共业已签署这 两项文件，同意不将难民驱逐或遣返由於宗教信仰或其他地位而生命或自 由将会受到威胁的国家。 　　杨格表示，中共的政策似乎也违反一九八四年禁止刑求公约。该公约 规定任何国家都「不得驱逐、遣返或引渡一个人到有实质理由相信他将遭 到刑求危险的另一个国家」。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目前中国大陆约有三万到三十万北韩人，他 们大都是逃避北韩悲惨情况--包括剥夺宗教自由和所有其他基本人权--的 难民。然而，自二 ○○○年以来，中共政权已将许多逃到大陆的北韩人强 制遣返。 　　若干报导指出，遣返北韩的难民在被平壤当局逮捕後都遭到严厉惩罚 ，有时还被杀害。虽然大多数北韩难民都符合难民的国际标准，中共政权 并不给予逃离北韩的人难民地位。 　　此外，中共政权也拒绝依照一九六七年难民地位公约议定书的规定， 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大陆与北韩间的边界地区作业，因而 阻止该公署与越过边界者访谈，并且评估他们的难民地位。 　　杨格强调：「现在正是中国停止玩北韩的游戏并且加入世界其他地区 的时候。中国在国际法之下的义务明确要求它以难民身分保护逃离的北韩 人，并且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协助他们。美国政府应当紧急 并且强有力的向中国提起此一问题。」 　　此外，杨格表示，该委员会建议美国施压促使中共允许更多南韩和国 际非政府组织，对已在中国大陆的北韩难民提供人道援助和救济。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依法设立向行政部门与国会提出建议，促 进国际宗教自由的一个独立单位。 ～～～～～～～～～～～～～～～～～～～～～～～～～～～～～～～～ 胡适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严家祺 　　「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两个分水岭 　1976年，北京发生了一次导致邓小平下台的「天安门事件」，这一事件 ，被称为「四五运动」。「六四」也是一次「天安门事件」，通常，人们 会把「六四」与「四五运动」对比。当我们把目光移向整个20世纪的中国 时，我们会看到「五四」和「六四」的比较，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另一次是共产党 领导的农民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共和 国」；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大陆推倒了第一共和国，建立了「第二共和」， 造成了1949年後「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并存海峡两岸的现象。「五 四」是「第一共和」时期的历史分水岭，「六四」则是「第二共和」的分 水岭。当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掠夺的各项特权这一消息传 到北京时，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公正 」，引发了中国的巨变，而「六四」则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公正」， 引发了世界巨变。「五四」和「六四」都与天安门学生运动有关，「五四 」还指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六四」则是对学生运动，对北京工人 和市民的大镇压、大屠杀。「六四」大屠杀通过电视当日传遍全球，受到 了全世界的谴责，以致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敢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抗议， 直接导致了匈牙利的逃亡潮和柏林墙的倒塌，最後导致世界共产主义的瓦 解。 　　如果说，1989年的「学生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中国 国内的事件，那么，可以说「六四屠杀」则是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如果 没有「六四屠杀」，东欧可能会逐步变革，不会在「六四」後的半年内接 连不断地发生一次又一次大地震。「六四」後，在全世界「非共产主义化 」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今 日中国实行的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的思潮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五四时期的新 文化运动，扫除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发展的束缚，形成了某种「思想真空」 ，使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少数人中传遍了中国，而「六四大屠杀」使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丧失了「合法性」，也形成了某种「思想真空」，使得传 统的儒家重新活跃起来，也使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重新抬头。 　　六四後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六四」前，邓小平一手「改革开放」，一手「反自由化」，一些知识 分子被邓小平定为「自由化分子」，在当时，没有人会公开举起「自由主 义」的旗帜。「六四」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地举起了「自由 主义」旗帜，而且公开表示要「重走胡适的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仍是政治制度问题，是「旧有的垄断性权力结构」 问题，因此，他们「强调个人自由、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并认为， 「这是和五四运动、八十年代民主和启蒙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思路。」这 些「自由主义派」学者反对「官本位经济」，反对「权力介入市场」，主 张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全球化进 程将有利於中国进步。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引起人们注意，还与「新左派」同他们的争 论有关。「新左派」中的一些人，自称为「自由左派」。按照「自由左派 」甘阳的说法，中国「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开放』的含义并不意味著无条件地接受资本主义逻辑和仅仅寻求被纳入 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从位置。」改革要「避免贫富差异的无限扩大」 ，「保证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 　甘阳在称自己为「自由左派」的同时，把那些「自由主义派」称为「自 由右派」，他说：「近年来的辩论基本出现一个趋势，即自由左派著重谈 民主与平等，自由右派则著重谈自由。」 　甘阳还好大喜功，要「重建中国左翼图谱」。他说，中国「新左派」的 主流是「中国自由左派」，这些人之所以称为「自由左派」，「在於他们 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 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从自由左派的立场来看，中国的新右 派事实上主要认同的是雷根革命以来的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和理论。」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喜欢被扣上「自由右派」的帽子，但经常被称为「 自由派」。胡兴荣这样概括「自由派」与「新左派」的区别：「自由派高 举海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发秩序，认为政府干预太多会导 致『看得见的脚踩看不见的手』，他们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世贸组织，期盼 普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诞生，坚决主张批判毛泽东，并以《南方周末 》、《书屋》为理论阵地。新左派掌握『後现代』、『後殖民』、『东方 主义』理论，他们抨击、反对资本主义，强调社会正义与平等，批评中国 政府与跨国公司联系压榨老百姓，令工人下岗多、社会不稳定；他们反对 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关注老百姓吃饭问题，认为应该 肯定毛泽东，并以《读书》、《天涯》、《视界》为理论阵地。」 　在我看来，胡兴荣、甘阳所谓的「自由派」、「自由左派」或「新左派 」，只是《南方周末》、《读书》等报刊上经常撰文、有不同倾向的学者 。在八、九十年代，努力推进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更多专家学者，如吴 敬琏、厉以宁、董辅　、荣敬本、樊纲，正是自由主义的信念指导著他们 经济理论研究，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自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派」。「自由主 义派」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狭义的「自由主义派」是那些要「重走胡 适的路」的人文学科知识分子，而广义的「自由主义派」则是一切怀有自 由主义信念、参与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人们。至於「新左派」 ，则是在「非共产主义化」大趋势的今天，揭露资本主义弊病、高举「社 会公正」旗帜的人们。 　　五四时期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比较 　「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傅斯 年等人。周策纵说，在「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是最浅明易懂和拥 有广大读者的作家。」一个有实际贡献和实际创新的人，他的影响是抹杀 不了的，而一个没有实际贡献和实际创新的人，无论他怎样制造自己的影 响，随著时间的流逝，这种人为影响就慢慢消失了。 　毛泽东企图消除胡适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发动 了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 局写了一封信，在谈到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时说：「看样子，这个反 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 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同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联合 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组成了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胡绳、老舍 等九人组成的委员会来领导。接著，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又举行批判胡适 的动员大会。这场批判运动，规模空前。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胡适思想 批判》就有八集。 　四十多年後，中国对胡适评价大变。1998年，16册胡适著作选集在北京 出版，胡适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宗师、当今孔子」。周质平在纪念胡 适逝世40周年时说，胡适总算在新中国冒出了头。 　这里不讨论胡适一生的学术成果，只讨论胡适的「自由主义」。胡适从 提倡「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到批判「旧礼教」，提出「全盘西 化」，他实际上是反对两大束缚，一是在语言文字表达上反对「文言文」 的束缚，二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适和「新文化运动 」的贡献在於，在中国历史上扫除了这两大束缚。尽管我们今天还有人用 文言文，今天还有人重新推崇孔子和儒家，有人以「新儒家」自居，但不 存在「文言文」和「旧礼教」作为一种「外在束缚」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影响持续到了今天。 　　今天就狭义的自由主义学者而言，首先要谈到李慎之。他被自由主义 者推崇为老一代的「代表人物」。1989年，李慎之因不赞同「六四」镇压 而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位。1999年中国「第二共和」50周年写了 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不受外在和内心束缚，直言自己的看法，引起 了中国官方和知识界的巨大震动。他不畏权势、敢於直言的精神光彩夺目 。最近，他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要真正的改变，要真正的大声疾呼 ，我愿作这个大声疾呼的人。我80岁了，要杀我头，我也无所谓。」 　在中国自由主义派学者中，很多人有李慎之这种精神。时代不同，自由 主义者的目标有所不同，今天他们无需再提倡白话文，无需举起「打倒孔 家店」的旗帜，而是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观念，在思 想文化领域中与专制制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除李慎之等一些学者外，许多当代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与胡适一样， 主张把学术与政治分开。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谢泳说：「能把学术和 政治分开的，我以为还是胡适他们。」谢泳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正在「重走胡适的路」，这条路，不仅是指「自由主义」的理念，而 且也是指「把学术和政治分开」。 　至於中国广义自由主义派，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努力进程 中，更是把「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研究与政治分开了，他们的研究卓有成 效，而且实实在在地一步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改变。「学术与政治分开 」，是否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在历史上，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和开创者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人 ，并未把「学术与政治分开」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洛克的 自由主义，申明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生活在路易十五专制制度下的法 国思想家，把颂扬英国的政体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主旋律。自由主义提倡 保护个人权利，反对政治压迫。在政治压迫不明显的地方，自由主义可以 与政治分开；在政治压迫严重的地方，很难与政治分开。 　在专制制度面前，自由主义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主张保 障私人财产权和各种人权，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用宪法和 法律限 制政府权力，用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权利。约翰'密尔（John Mill）在《 论自由》一书中，论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追求个人志向、趣味和生活 方式的自由，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自由，只要无害於他人，都应受到尊重， 而社会对权威，包括立法和舆论都应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在专制制度消 失了的地方或不存在的地方，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专制制度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随时可以侵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制 度。所以，自由主义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受侵犯的领域」或「不 受侵犯的范围」，在这个「领域」或「范围」内，他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 。如果没有「一个范围」，即使没有专制制度，一个人不受约束很容易造 成对其他人自由的侵犯和损害。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这种「 自由」称作「消极自由」。一个享有「消极自由」的人，为实现他的「自 由意志」而自由行动，这种「自由」，是「积极自由」。 　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胡适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要的「 自由」，主要是「消极自由」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不受「文言文」和「旧 礼教」束缚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待人接物的社会行为的「自由」。至 於其他「消极自由」，他们当然也要，但未大声疾呼地表达出来。 　自伊赛亚'伯林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以来，很多人都 研究这个问题，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有不同定义。有一种对「 积极自由」的看法是，把「积极自由」看作是「自主」。另一种看法是， 把「积极自由」看作是「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完美」。在我看来，「 积极自由」是指一个人为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行动的自由。「消极自由 」提供一个人自由施展自己才能和实现其目标的环境和机会，而目标的实 现，还需要资源或物质条件，还需要人的知识、才能和能力。自由意志对 那些缺乏充分手段而不能实现其意志（也就是自己设定的目标）的人来说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人想环球旅行或想登月飞行，这可以成为个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 没有资源和物质条件是不能实现的，但当一个人没有某种知识、才能、能 力时，即使有了充分的资源和物质条件时，有「消极自由」，也不能使人 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自由意志。对一位作家、艺术家来说，言论自由、创作 自由、表演自由、出版自由，就是「消极自由」，而能否创作出他心目中 的优秀作品则取决於作家、艺术家的才能和能力。 　从「用法律保障自由」的角度而言，法律不关注一个人有没有才能、能 力，更不关注他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法律只关注人的外在行为，所以 ，就法律上的自由而言，法治所要保障的是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为一种对抗专制制度和反对封建束缚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或社会运动，无论在外国或中国，都是为了实现由法治保障的最大限度的 「消极自由」。 　政党、政治团体与人一样，没有「消极自由」的外在环境，就难以生存 、发展；而有了「消极自由」的外在环境，政党、政治团体与一个个人就 有不同，个人可以有明确的目标生活，也可以糊里糊涂或没有什么目标而 生活，政党、政治团体则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当自由主义作为一个个 的个人的思潮和运动而存在时，每一个个人都是为了反对某种不合理的束 缚，为了追求「消极自由」，但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而结合成不同政 党或政治团体时，政党或政治团体就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特别是当一 个社会存在著各种各样严重社会问题时，政党和政治团体就不能置若罔闻 。在这种情况下，当推动自由主义运动的人仍然希望「避开政治」和要求 「学术与政治分开」时，自由主义运动的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五四 」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为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学院派」和 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激进派，今日中国「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分化， 其根源就在於此。 　自由主义运动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消极自由」。在「五四」和「六四 」後，中国都面对著「社会两极化」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派在十 月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六四」後，在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全面溃败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左派」就高举起「社会公正」的旗 帜，与「五四」後的情况不同，今日中国「新左派」，只限於少数知识分 子的理论探讨方面，没有组织成政党和政治团体，更没有「五四」後中国 共产党人暴力革命的思想。 　由於「五四」前「文言文」和「旧礼教」对中国人的束缚既广又深，当 胡适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时，在中 国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持久的社会影响。与「五四」相比，当代中国狭 义的自由派思潮还只是一种思想运动，还没有造成「五四」时代新文化运 动那样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的传播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将为 民主和法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基础，为政党政治开辟道路。「走胡适的路 」这是一条力求创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社会环境的路，也许就是当 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走胡适的路」，希望「避开政治」，也许 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尚未进一步分化的暂时现象吧。 　在21世纪的今日，不会再有上世纪那样的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 教」的运动了。所谓「胡适的路」，只是「五四」时期胡适的主张。胡适 本人的实际道路并未「避开政治」，也没有把学术和政治完全分开。今日 中国倡导「自由主义」的人们必定有一部分会离开所谓「胡适的路」，同 当代中国民众的、广泛的政治、社会要求相结合，形成推动中国进一步变 革的力量。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标志著自由主义 在中国的胜利，而到那一天，自由主义以「实现法治下消极自由」的本性 将使人们不再自称「自由主义派」或「自由主义者」了，因为人人都已获 得自由，自由已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这就是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世界周刊) ～～～～～～～～～～～～～～～～～～～～～～～～～～～～～～～～ ●热烈祝贺大参考网站(www.bignews.org)升级调试完毕，全面恢复运转 下载五月《大参考》合订本： http://www.bignews.org/200205.zip 自动订阅《大参考》每日邮件： email to: Beijing@LiPeng.ORG (推荐朋友)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