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717期(2002.10.13)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被双规 2. 纽约时报：中共为什么法办刘晓庆杨斌等富豪？ 3. 海外民运敦促中共当局释放荷籍欧盟公民杨斌的声明 4. 严家祺：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 5. 孙文广：《建议修改党章制约最高领导》（系列之二） 6. 香港二十三条的威慑性质 7. 香港的镜子——23条立法 8. 凌锋演讲：香港模式难说服台湾统一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被双规 　　近日有报道说，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被中纪委双规，交代其 个人财务问题。高严是中共中央委员和人大代表，而国家电力公司则是中 国最大的正部级国有企业。自由亚洲电台13日报道，高严是中国国家电力 公司的中共党组书记和总经理。台湾中央社星期天(13日)报道说，国家电 力公司的高层证实，高严今年以来只在公司出现了两次，而国电公司目前 也无法和他取得联络。对于有关传言，国电公司始终保持沉默，并且要求 公司员工不得对外表示意见。 　　高严现年六十岁，一九八五年担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八八年担任吉林省省委副书记兼任副省长，九二年出任吉林省省长，九 五年出任云南省委书记，九七年开始，出任中国国家电力部党组书记和国 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他也是十五届中共中央委员，和八届人大代表。 　　长期研究国企改革，目前在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担任经济师的简天伦表 示，垄断权利越高的国有企业，其出现贪污腐败的可能性也越高。 　　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份，是中国政企分开改革的重要一 步。到2000年底，国家电力公司总资产达12407亿元人民币，净资产达4139 亿元。下属公司六十多家，包括二十六个省、直辖市的电力公司。是中国 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去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七十七。 　　该公司下属的华能国际等公司，在香港和美国股市上市，也在上海股 市发行A股上市。由于高严被双规的消息，华能国际A股上星期下跌超过百 分之十。 　　有消息认为，高严被双规和中共十六大前的权力斗争有关。但在美国 的自由撰稿人高新认为，这只是说明中国政府目前加强了对国企高层腐败 的打击。 　　他表示，最近有很多国企的高层官员被双规和判刑，说明中国对发生 在国有企业中的腐败行为越来越重视，正在加强打击的措施。 ～～～～～～～～～～～～～～～～～～～～～～～～～～～～～～～～ 纽约时报：中共为什么法办刘晓庆杨斌等富豪？ 　　「纽约时报」13日发表文章说，如今被中国政府法办的刘晓庆、杨斌 以及逃亡美国的仰融，落得今天下场的原因是他们太嚣张，迫使当局采取 行动，挫其锐气。 　　「纽约时报」说，女演员刘晓庆自称中国第一女富豪；企业家仰融威 胁地方政府官员说，如果不获得更好的待遇，他就将移地投资；白手起家 的企业家杨斌不但取得荷兰国籍，还摇身一变，成为北韩新义州经济特区 的「特首」。 　　中国时报朱建陵引述纽约时报报导，刘晓庆、仰融、杨斌试图测试中 共对暴发户炫耀作为的忍耐极限，如今，他们都已经得到了答案。这三名 中国大陆暴发户中，刘晓庆、杨斌目前被关在监牢，仰融则远逃美国洛杉 矶，指控中共地方政府对他进行清算斗争。 　　报导说，中国大陆暴发户不会只因为过度炫耀就被捕入狱，只是时机 不当。中共预计在下月的党代表大会中正式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但与此 同时，中共企图杀鸡儆猴，警告资本家们要依据中共的游戏规则运作。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环说∶「大陆已经有一些超乎想像的富豪， 但政府也要表现出对这些人的控制力」，「私营企业家现在的地位比以前 高，政府对他们的要求也因此提高」。 　　香港大学的中共政治研究专家吴国光认为，中共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 家，因为「如果每条法令都依法执行，你只能把每个生意人都关进监牢里 」。他说，刘晓庆、仰融和杨斌的问题，背后一定包含政治原因，使他们 被选为打击标的。 　　刘晓庆、仰融、杨斌三人具有不同的背景，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三人都被列入富比士的大陆富豪排行，杨斌以九亿美元排名第二， 仰融八亿四千万美元排名第三，刘晓庆七千万美元排名第四十五。其次， 三人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都很高。再有，三人对于自己的财富、权力和独 立性，都不吝于对外夸耀。 　　刘晓庆曾经出版自传，把自己列为中国大陆历来最好的女演员；仰融 曾经自豪的说，他从未自中共政府处取得一分钱，也不欠他们一分钱；杨 斌更自夸的说，他被北韩任命为新义州特首，使他可以超然于中共政治之 上。 　　在被捕入狱前，杨斌在一场记者会中表示∶「我现在的角色已经不只 是一个商人了」，「我也是一个国际外交家和政治领导人」。但就在这场 记者会结束后几个小时，中共警方就将杨斌逮捕入狱。 　　报导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必要时选择数 人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已经冒著遭受保守派攻击的危险，因此中 国大陆一些暴发户的炫耀作为，极不为中共高层所喜。 　　为了使私营企业家入党问题得到保守派的认可，大陆强化对富人个人 所得税的查缉。这些税率规定事实上已经制订完成数年，但从未被认真执 行。大陆学者胡鞍钢指出，中共对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规定是45%，但实 际上只收到0.6%。 To Be Rich, Chinese and in Trouble: 3 Tales By JOSEPH KAHN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3/business/yourmoney/13CHIN.html ～～～～～～～～～～～～～～～～～～～～～～～～～～～～～～～～ 海外民运敦促中共当局释放荷籍欧盟公民杨斌的声明 　　中国民主运动在西欧、北美和东亚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各自的中国反 对党及人民团体，就杨斌事件达成共识，发表以下声明。这些政团包括： 中国民主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欧 亚联盟，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基督民主同盟，中 国基督民主党欧洲委员会，自由中国运动等。 　　执政的中共政府倒行逆施，蓄意挑衅炮制杨斌事件，其非法性、严重 性与危害性日益彰显，非但海外广大华人对此关注重视，且已为中外媒体 竞相报道的焦点，造成国际社会又对中国、朝鲜乃至东北亚和平的负面影 响，特联署 敦促北京当局迅速释放中国前民运人士、荷兰籍欧盟公民、朝 鲜新义州特区行政长官杨斌先生的声明。 　　一、谴责中共当局绑架杨斌，反对中共国家恐怖主义。 　　今年十月四日凌晨五时，北京当局出动三十余名辽宁警察，在沈阳荷 兰村以“查税”等为名，突然拘捕熟睡中的荷籍欧民、朝鲜新义州特区行 政长官杨斌先生，美其名曰“传讯”，把杨特首关押在警方的秘密场所， 事后谎称“监视居住”却非原居住处，家属同仁迄今十多日尚不知其下落 ，中共此举类似黑社会绑架人质。 　　杨斌先生具双重外国籍，既持荷兰王国护照、欧洲公民身份证，获中 国常年多次签证，又持有朝鲜外交护照可自由出入，但中共是役不按国际 惯例，事发后不知会荷、朝两国驻华使领馆，甚至荷兰大使当天主动到外 交部查询，中方佯称“不知情”而剥夺杨斌应有的领事保护权；朝鲜大使 备受困惑，其发言人指责中方在杨斌事件上“太过分了”！杨斌事件早已 是中外多家媒体的新闻热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推逶“不知”而蒙骗天 下，直至五天后的八日记者会上，才改口诬指杨“违法”被“立案侦查” 。杨斌失踪事件，正是中共一贯非法的“先抓后审”典型案件。 　　我们姑且不论欧亚实业的税务、土地等问题，按杨斌蒙难前宣称，他 与沈阳税务部门已达成协议，十月十二日交纳人民币一千万元税金，尚未 到期遑论“逃税”。倘若果真税务纠纷，应由税务局出面民事诉讼，对簿 公堂，何需劳驾公安局越俎代苞？不按照司法程序操作，亦可谓中共警方 非法拘捕杨斌就是绑架人质。地方出动警力蠢动，据说来自中南海某权势 人物之令，足见中共以党代国，以权代法，践踏人权。 　　我们认定绑架杨斌先生是形式，究其实质是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中共五十三年的国家恐怖主义，滥施暴力，谎言欺骗，草菅人命，累计 一亿二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非命。中共如今对外籍人士悍然绑架，冤、假、 错案大面积持续发生，包括杨斌事件在内，裨使我们坚决反恐！ 　　二、谴责中共干涉朝鲜内政，反对中共大国沙文主义。 　　杨斌是早先的海外回归派人士。他自九十年代起就对中国经营布局， 一九九四年以荷兰欧亚农业总裁名义，亲到中国大陆创业发展，成为富翁 。十年来中共当局没有为难杨斌，有关方面还积极协助，为什么杨斌当了 朝鲜新义州特首才十天，竟突遭中共警方的绑架呢？十天和十年反差如此 之大，绝非偶然，这里必有深层次的原因，正是问题症结所在。 　　综合中外媒体信息和我们分析，原因至少有五： 　　朝鲜外交独立自主，急欲摆脱经济困境，尝试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 。而中共原以老大自居，近期对平壤政权的指挥棒失灵，至少对朝鲜影响 力式微，霸权心态失衡，伺机发难施压，这是一。 　　朝鲜问题本是中共对外关系的一张牌。美国须减缓东北亚紧张局势， 阻止朝鲜发展核武，鼓励南北韩对话替代对抗，过往常通过北京当局传话 影响，如今中共却被撇在一边。自韩国总统金大中前年访朝，与金正日举 行南北韩首脑会谈，到今年金正日访问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商谈朝俄 友好合作，再到日本首相小泉不久前打破坚冰之旅，与金正日首度会晤， 日本表示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加快日朝邦交会谈，接着小泉到美国向布 什总统建议，把朝鲜从三个“邪恶轴心”国家的名单中剔除，而布什很快 就派出总统特使访问朝鲜。朝方所有这些互动举措，并未假手中共，日朝 邦交会谈选址新加坡而非北京，均意味着朝鲜正在脱离中共的势力范围， 中朝关系正在生变。 　　其次，朝方新义州特区的建立，既违北京当局的意愿，又未事先知会 中共方面，激怒中共，彼此关系渐行渐远。 　　金正日去年秘密访华，不听从中共的建议考察毗邻香港的深圳特区， 却在沈阳、上海等地与杨斌晤谈，商讨把特区设立在毗邻中国丹东的新义 州，而不是按照中共的要求，选在毗邻韩国的开城。江泽民去年十二月访 问朝鲜，再次向金正日提出，朝鲜的特区应该设在开城，而不是在新义州 。朝鲜不顾中方反对，九月十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决定建立新义州特区 ，干脆事先不知会北京，使中共十分恼怒。 　　其三，朝鲜领袖金正日钦点、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九月二 十四日向杨斌颁布最高人民会议政令，授予新义州特区行政长官的委任状 ，此举也在中共当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中共原本对朝方种种不满， 终于爆发，杨斌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其四，朝鲜把特区设在开城还是新义州，这是朝鲜的国家主权，但对 于中共当局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至关重要。从政治层面上 分析，如杨斌所宣称：“要把新义州特区建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立法 、司法、行政三权架构，设立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聘任欧洲人士，新闻 自由，外国人免签证出入，进出口货物免税，等等，所有的一切将远远超 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义州特区并没有称为新义州经济特区，而是被称 为“新义州特区”，这意味着新义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而且是一个 政治特区，朝鲜改革开放步伐之大，将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政治压力，况且 这个特区就在中国的身畔，势必形成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冲击波。 　　其五，从经济角度看，新义州特区引资的重点将是中、日、韩，而不 是中共向朝鲜提示的重点在韩、日，正如中国一位经济学家分析：“新义 州特区将是插在中国腰上的一根输液管”，中国的资金将大量外流，包括 合法的和非法的。担忧不仅在此，新义州特区的建立，也将减少中国对日 、韩资金的吸收。从杨斌被抓的第二天，中韩宣布建立丹东工业区，就是 明证。 　　三、谴责共党内斗嫁祸于外人，反对中共堕落为邪恶轴心。 　　杨斌被抓，正值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杨斌与中共党内元老之一的薄家、以及中共李岚清等高官关系 密切，境外记者采访辽宁省丹东市，政府发言人曾公开说：“我们已奉省 长（薄熙来）的指示，丹东市已经作好配合新义州特区开发的准备工作。 ”可见中共党内高层有人是全力支持新义州特区和杨斌担任特首的。杨斌 之所以遭遇厄运，很明显是有权势人物拿杨斌开刀，整肃异己。 　　朝鲜曾经是共产党阵营的顽固堡垒，是二战后第一个爆发战争的地方 ，韩战后的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进步潮流的 冲击下，正朝着改革开放的进步方向转化，有利于东北亚的稳定和和平， 也有利于南北韩的统一进程。日本首相小泉建议美国摘下它“邪恶轴心” 的帽子不无道理。而中共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和霸权野心，不惜假手杨斌 事件，制造风波，阻止朝鲜的改革开放，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和大国沙文主 义，已经堕落入“邪恶轴心”。 　　我们正在通过国际人权组织、欧洲联盟、荷兰政府等有关国家政府与 中共进行外交交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杨斌事件，敦促中共立即释放杨斌 。杨斌事件的妥善处理，对中共来说，有利于缓和内外矛盾，改善中国的 形象和国际关系。中共肯否改恶从善，我们拭目以待。 ～～～～～～～～～～～～～～～～～～～～～～～～～～～～～～～～ 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 　　严家祺 　　中国私人经济的增长正在大幅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如果说，「文化 大革命」在经济领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或「割私有制尾巴」的时代，30 多年後的今天，轮到「割公有制的头」了。加入 WTO，「国企改革」走向 结束，未来 10 年或稍长时间，中国势必进一步私有化，建立保障私人财 产权的一整套制度。除了少数「国企」外，大多数「国企」将通过各种途 径私有化。 　中国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大变革，迟早会引发政治上的大变革，毛泽东时 代的一套——最高权力终身制、党政不分，一党专政、高度中央集权肯定 行不通了，就是那位一心想当「毛泽东三世」的人的那一套——权钱交易 、贪污腐败，引发了人民普遍不满，不容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後出现的专制帝王，这与法国 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後出现了拿破仑'波拿巴的新帝制一样。拿破仑 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平庸可笑，整天想模仿拿破仑，号称「拿破仑三世」， 这与一心想当「毛泽东三世」的江泽民竟有许多相似之处。今日中国就像 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後期，社会愈来愈资本主义化，而政治仍是专 制主义的。在「拿破仑三世」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日益腐败，政府 的新闻管制愈来愈失灵，左右两翼反对派愈来愈活跃，选举中的「官方候 选人制度」也日见动摇。与拿破仑三世时代面临普法战争不同，当代中国 有一个较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战争导致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崩溃。对当代中 国来说，主动挑起台海战争，会引起北京政局的大动荡，而今日中国，正 面临著内部的重重危机。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失业下岗和突发性的金融 风暴势必引发社会的大动乱。 　当代有广泛影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在他的新作 《下一个社会》（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中说，从 1700 年开 始，中国每隔 50 年，都会发生一次农民暴动。最近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 农民暴动，在 1949 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从历史演变来看，现在另一次 农民暴动时机已成熟，两亿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的失业农民，加上八千 万到一亿的城市下岗工人，使社会陷入高度紧张。彼得'杜拉克预言，10 年之内，中国面临分裂。不管彼得'杜拉克的「预言」是否应验，有一点要 引起所有中国人重视，中国的大动乱、大分裂，危及中华民族的前途。 　面对苏联东欧大变革的风暴，邓小平以「牺牲共产主义」来挽救共产党 的统治，现在，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只有放弃一党专政才能挽救中国。 中国的出路就是，放弃一党专政，用和平方式改变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 主动地、及时地、目标明确地进行宪政改革。 　本文叙述宪政改革在政制变革上的四项目标，即建立四项新的制度：总 统——内阁制、邦联式联邦制、多党制和常任文官制。 　　总统——内阁制 　现行中国宪法规定的制度，称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主席是「虚 位元首」。宪法规定的制度与实际制度有很大距离，宪法规定，「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集中在中国共 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个人手中，往往常委中一个人的权力比其他人大得 多。在 1987 年中共「十三大」後，最高权力集中在既非政治局成员、中 央委员，又非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一个人——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去世 後，作为「虚位元首」的江泽民窃取了宪法规定由总理行使的权力。毛泽 东多少还让周恩来像总理那样行使权力，而江泽民把朱熔基当成了他的一 位内阁部长——经济部长。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是中央政府。香港基本 法规定，香港「特首」由中央政府任命，对中央政府负责。董「特首」两 次就任，本来应由朱熔基作为中央政府首脑去香港，结果每次都给「虚位 元首」抢了去。很多重大的外交活动，都被「虚位元首」抢了过去。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形式上多少有点仿效「议会制」，所有「 议会制」国家，国家元首都是「虚位」的，实权在「首相」或总理手中。 由於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人民代表大会制只是徒具形式，党 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成了「政府之上的政府」。 　现在到了有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中国专制制度、实行严格限制连任的「 总统—内阁制」的时候了。这就是中国普遍接受「废止最高权力终身制」 ，而江泽民面临「全退」、「暂时半退」局面的时候。江泽民是一位缺思 想、少胆略、求虚荣、过圆滑的人，如果他从党、政、军三个最高位置上 「全退」下来，仍应充分肯定他「全退」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一个人不论 做多少事，从远处看都十分简单。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蒋 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江泽民也做了两件 大事，一是推动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二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实 现了最高职位「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这对於有帝制传统的中国，是 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但现在看来，江泽民会恋栈「半退」，「暂时留 任军委主席」到明年「十届人大」前决定不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前 ，再辞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那　，江泽民的「第二件大事」就大打 了折扣。如果到明年「十届人大」，江泽民还要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那「第二件大事」就算白说。 　在未来中国，实行总统——内阁制，除了废除最高权力终身制外，就是 为了使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与最高行政权统一，由总统或总理掌握这一权 力。 　现行中国大陆宪法是1982 年通过的，这部宪法把「武装力量统率权」从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分离了出去。如果江泽民在「十六大」暂时连任「 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到明年召开「十届人大」前，又藉口「两岸关系紧 张」或「中美冲突」而要求继续连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这就使中央 军委主席、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分别由三人担任，如果中央军委主席企图 凭藉手中的军权干政，那　，就会发生严重的宪法危机。 　1982 年宪法是 1982 年 12 月 4 日由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改草案於同年 5 月 5 日出版发行。在宪法修改草案正式出版前夕，北 京《光明日报》社召开了一次讨论新宪法草案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 ，我谈到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相互关系的 「四种模式」。我当时说，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无实权，而权力集中在 另外一些人手中，这种「模式」，是「完全不足取的」。这篇发言的题目 是「从长远观点看宪法」，刊登在《光明日报》 1982 年 5 月 5 日头版 上。 　1981 年下半年，我已看过最初的宪法修改草案，对这一草案，我曾在当 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上撰文指出，武装力量统率权不能由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以外的「第三人」掌握，否则，军事首脑会成为一个权力中 心，在某些情况下会形成政治上的危机。1987 年，我在中央政治改革研讨 小组办公室工作期间，再次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武装力量统率权的关 系问题撰写研究报告。为了防止有人依仗军权独裁和军人干政，第一要保 障最高国家行政权的统一，不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另设军委主席，第 二要对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的职位实行「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我认 为，这样的一种制度是在中国条件下，保持政治稳定、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 　中国有二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皇帝集立法、行政、 司法大权於一身，皇位的终身制和皇位世袭上。辛亥革命只是摧毁了皇位 世袭制，辛亥革命後的领导人，除孙中山以外，从蒋介石、毛泽东到邓小 平，无一不终身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废除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是中国这 样一个两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实行总统——内阁制，要革除以往制度中的四大弊端： 　第一，消除实际制度与宪法规定的制度相背离的现象，特别是要消除党 政不分，以党代政，确立党政分离、确立宪法的权威性； 　第二，消除「党指挥枪」，实行军队的国家化与非政治化。军队的职责 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障国家安全，军队不参与党派与政 治斗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第三，消除个人集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按宪法规定的分权和最高 行政权掌握者「连任不超过两届」的限制。最高行政权包括全国武装力量 的统率权。「最高行政权的统一」与「个人集权」是两个不同概念，「行 政权」不统一，集体领导，就会出现「多头政治」，国家就不能正常运转 。实行「总统——内阁制」，既有助於清除立法、司法、行政合一的专制 残余，又可保持最高行政权的统一。 　第四、消除专制政治下争夺最高权力的非程序政治，用「政治性任命官 员」与总统共进退的「同步更迭制度」代替「集体领导」。 　总统——内阁制与美国式总统制、英国、德国式内阁制不同，这种制度 吸收了两者的长处。在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总统直选不仅「选举成本」 过高，而且一旦引发选举争端，无法在短期内重新投票。「直选总统」如 「一轮多数」就胜选，往往会不过半数，实行「两轮多数投票制」，对13 亿人来说，非常不易。在总统——内阁制下，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如可 由国会议员加上各地方的行政首长组成的「大选举团」选出，总理或由总 统提名，国会通过，或由国会决定，由总统任命。在实行民主的初步阶段 ，有必要使内阁保持较大的稳定性，要使「不信任投票」制度有较多限制 ，不至於一届总统任内不断更换内阁。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与国情，总统 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而总理则是分掌国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社 会事务的行政首脑，两者的权力用宪法明确划分。至於全国武装力量的统 率权属於总统，还是总理，应由宪法明文规定，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持最高 行政权的统一和军队非政治化与国家化。 　总理有可能在总统一届任内因国会「不信任投票」而下台，在总统更迭 时，总统、总理和全体内阁需「同步更迭」，以避免行政事务上的「集体 领导」、避免「上届权势人物」对新总统、新内阁权力的牵制。 　与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虚位元首」相比，实行总统制强化了国家元首的 权力，但这种权力，是在立法、司法、行政分权基础上的权力，是受到「 连任不得超过两届」限制的权力。 　　邦联式联邦制 　中国政治制度从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时代以来，就有两个根深柢固的传 统，一是专制主义，二是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专制统治者集立法、司法 、行政权於一身，是针对国家权力没有横向划分来说的。中央集权则是国 家权力没有纵向划分。 　对於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弊端将愈来愈严重，一 个省有近一亿人口，很多重大事情省长还不能决定，还要听命於中央。一 个省，出了事故，还要中央政府派专门人去解决。这种传统使各省、各县 市、各个地方，都不能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邦联式联邦制，首先是联邦制。中国实行联邦制，有三个目标： 　第一、充分发挥各自治省、自治邦、自治市的积极性，创造一个地区发 展上多样化的中国。在实行联邦制後，各自治邦（省、市）可以有自己的 宪法或基本法，市政体制的形式也可多样化，如市长议会制、市长经理制 。在联邦下，自治邦（省、市）的行政长官按邦宪法选举产生後，不再由 中央政府任命。在联邦制下，也将可有效推行「联邦、邦和市县的三级分 税制」。 　第二、以联邦制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台海两岸的实际情况是，世界各 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两岸却存在「两个敌对政府」而且，台海两岸是 「任何一方的法律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无法施行到对方的区域」，这样的现 实可以称作「一国两府」，或「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两个互不隶属 的政权」。两岸争执的出路是，承认「一国两府」的现实，在两岸两个政 府对等的基础上寻求结束敌对状态与两岸和平统一的途径。现在看来，按 香港、澳门模式，在台湾建立「特别行政区」，由北京的中央政府来任命 台湾的行政长官，这种模式，并不可行。两岸和平统一，共建联邦，联邦 政府的权力由大陆各省与台湾共同授予，在建立联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的「国号」同时取消，统一的中国，称为「联邦中国」、「中 华共和国」或「中国」。 　第三、以联邦制来解决西藏、新疆和内蒙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问题，使 中国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既享有高度自治又保持中国的统一。 　中国实行联邦制，有必要采用「邦联式联邦」，即带有邦联特徵的联邦 。联邦制中国的成员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成员邦」，称为自治省、 自治市，或简称省、市，这包括中国大陆原有各省和原有直辖市。另一类 是「特殊成员邦」，由香港、澳门、台湾、新疆、内蒙、西藏、广西、宁 夏八个「自治邦」组成，香港、澳门沿袭习惯称呼仍称为「市」。「普通 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比较紧密，相当於一般联邦制国家的「纵向权 力划分」，而「特殊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比较松散，「纵向权力划 分」由联邦中国宪法中每个特殊成员的「特别条款」明文规定，例如，台 湾自治邦与联邦的关系可不同於西藏自治邦与联邦的关系。在联邦政府同 意和联合国接受的情况下，台湾自治邦可在联合国享有席位。 　联邦制的建立，要经过几个不同阶段，首先要结束两岸两个政府之间敌 对状态，其次，召开两岸共同的协商会议，签订两岸和平协定，研究两岸 和平统一的各种方案，最後，召开两岸共同的「制宪会议」，制定两岸共 同宪法。这样「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与「第二共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宣告结束，进入两岸统一的「第三共和」时代。 　联邦中国欢迎原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蒙古回归中国，在联邦制下，如果内 蒙与外蒙有合并的意愿，可以按联邦宪法规定的程序实现并合，成立一个 「蒙古自治邦」。蒙古的回归或联邦中国宪法的重大修改，中国也许就进 入「第四共和」时代。 　　多党制 　如果说，废止最高权力的终身制，确立总统职位的连任限制是中国走向 民主的第一步，那　，实行新闻自由、组党自由、选举自由是走向民主的 第二步。 　今天中国大陆在共产党外还有八个党派，名义上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 　中国实行多党制，有必要在下述四个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 　第一、按宪法「结社自由」的条款，保障组党自由。 　第二、任何政党或个人，都有权自由表达不同意宪法的某些条款，都有 权要求修宪、制宪，但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修宪、制 宪按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禁止任何政党用暴力来改变宪法，或主张通过 暴力来建立所谓新的法律秩序。 　第三、有公开、公平的自由选举，废除现在实际上存在的「官方候选人 制度」。 　第四、制定完善的，可行的「选举监督法」，严禁选举暴力、贿选和一 切选举腐弊行为。在公开的选举监督下，使任何政党和个人难以找到藉口 ，不承认选举结果。失败的政党和个人要学习通过合法的途径，积蓄力量 ，在下一次退举中争取胜选。「新闻自由」也是「选举监督」的一个方面 。 　在中国建立多党制过程中，防止选举暴力和贿选尤其重要，这需要有一 整套办法。政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防止金权政治，都需要有严格规定， 为此，需要制定完善的「政党法」。 　没有多党制（或两党制），就没有民主。政党的功能就是集中民意，并 通过自由选举，使民意在议会、政府中得到表达。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中 国，如果不实行多党制，不使民意通过不同政党得到表达，那　，暴民政 治、暴力革命就将是「多党制」的替代物。在农村、县长、乡长、镇长不 由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却不是农村政权。这种 选举有时会造就出对抗农村县乡政权的农民领袖与农民英雄。在日益多元 化的中国，在「一党专政」下，由一个党来「倾听民众呼声」，在最好情 况下，只是听到了 10 个「呼声」，忽视了 90 个「呼声」。当人民的呼 声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表达时，暴力革命和暴民政治就势必出现。在 私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唯有多党制和民主政治才是 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 常任文官制 　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打破了数以亿计的「铁饭碗」。然而， 如果中国既有市场经济，又有民主政治，有必要建立一整套政府工作人员 的「铁饭碗」制度，这就是「常任文官制」。 　「常任文官」是相对於「政治性任命官员」来说的。在实行总统制後， 每一届总统出於推行新政策的需要，必须更新内阁成员和一批官员，这部 分随总统大选更换的官员，称为「政治性任命官员」。那些不受大选影响 ，依法律任命和升迁的官员和雇员，称为「常任文官」。 　常任文官的任用和升迁有严格的标准，他们不能依靠「揣摩上意或拍马 屁而平步青云」，相反，他们必须忠於职守，敢於「向当权者直言进谏」 。担任了近 40 年香港公务员的，前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离职 前的演说时谈到「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时说：「我认为这是指掌握最正确 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最恰当的意见，即使是逆耳之 言，仍直言不讳。」「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 。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基於互信，而非取决於个 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他们大可 表达肺腑之言，既无须畏惧，亦不必承颜候色，因为即使提出最不中听的 意见，他们也不必担心仕途受阻，或遭不纳忠言的上司贬调他职。」一句 话，「常任文官」的工作不是为政治服务，而是要保持政治中立，忠於职 守，实行「无过失不得免职」的原则。 　中国现在实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必要按「常任文官制度」的一 般原则进一步改进，香港、台湾、新加坡、欧美和日本在实行「常任文官 制度」中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香港、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值得中国学习 。日本乡镇和基层政府实行「柜台式办公」，值得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 遍推行，当一个农民要到乡政府办事时，他可以站在柜台边上看到整个乡 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无须担心遭受欺压和怠慢。这样的「柜台式办公」 ，既有助於减少政府工作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又有助於密切政府与人民 的关系。 　「政治性任命的官员」与总统同步更迭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今日中国，由於没有「同步更迭制度」，从乡长、县长、省长到总理、国 家主席，每一个行使行政权力的人都受到「集体领导」（从各级「常委会 」到政治局）的牵制，这是一种为争夺权力充斥政治阴谋、倾轧内斗、权 力非程序更迭的制度。把政府官员一分为二，即分为「政治性任命官员」 和「常任文官」，既有助於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效率，又有助於 通过「常任文官制度」保持政府工作的连续性。 　　没有政治中立的常任文官制度，如果大多数政府官员都随著选举、换 届、政府更迭频繁变动，这样的「民主」就会引发普遍混乱。 　内森'罗森堡和小伯泽尔在研究「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问题时指出：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先进的西方国家完全摆脱了贫困而达到了相对 的富裕。在这一过程中，其经济生产没有发生过突变，而只是持续不断的 、年复一年的增长，其增长率略高於人口的增长率。」 21 世纪中国的富 强之路，不是要求年复一年的保持 7％、8％ 的高增长率，而是首先要建 立一种既保障人民权利，包括保障财产权，又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又不 断缩小贫困面的制度，这种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民主不是田园诗，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民主可以把人民的不满和 呼声通过自由组党、自由选举和议会辩论，通过政府定期的更迭得到表达 和缓解。民主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关系，使漠视人民意愿、违反人民 意愿的政府无法长期存在，而可以通过议会的投票和人民的选举得到更换 。民主是逐步释放人民中不满与抗议能量的一种机制，是消解政治大地震 ——农民暴动、街垒战、暴力革命，使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保障。 　中国的问题，除了民主这一首要问题外，还有法治建设、人权保障、普 及教育、环境保护、农村发展、社会保障、不断缩小贫困面、防治灾害等 问题，这就需要有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级政府，这样的政府，是在 确立宪法权威基础上的政府，是权力受到宪法限制、权力和责任在「横向 」、「纵向」明确划分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只有通过普及宪政观念、确 立宪法权威、通过公开、公平的自由选举和健全的常任文官制度才能造就 。这就是中国宪政改革在政制变革方面超越党派、民族、宗教、地域的共 同目标。（世界周刊） ～～～～～～～～～～～～～～～～～～～～～～～～～～～～～～～～ 孙文广：《建议修改党章制约最高领导》（系列之二） 　　编者按：这是奉劝中共自我完善的一份合理的建议书，也符合共产党 标榜的民主集中制。但是一旦实行，必将与中共极权专制的本质相冲突。 若有从善如流者不妨参阅之。作者孙文广是山东大学教授，自二十年前就 从狱中吁党内民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转十六大： 　　中共拥有六千六百万党员，是世界第一大党。管理这样的大党只能靠 法治，一个内部制度不健全的政党无法领导中国进入法治社会。 　　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很关心党内建设，二十年前在冤狱之中曾给 党中央写过信，其中包括修改党章的建议。最近编辑成《狱中上书》在香 港出版。现特提出如下建议供参考。 　　总书记要有任期制度 　　党内人事多年来基本上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党代会上对人事 问题是很难开口的这次大会如果就党内任期制不能做出规定，将来会遇到 很多麻烦。即使胡锦涛接班，没有制度约束，十年之後还会出现不稳定状 态。那时他刚满七十岁。他会问为甚　别人七十六岁才退休而要我七十退 休？如果全国再度议论全退半退问题，又要消耗国人多少精力？　　 　　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没有制约情况下会利用他多年在高层的地位和关系 ，利用他的权力和权术，追求连任。他可以把支持者安排到关键岗位，把 反对者排挤出决策圈，这样他就可以不断的连任，直到死而後已，这就是 现代的终身制，而这种终身制是以法制不健全为前提的。因此，「十六大 」江总是否连任事小，能否制定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事大。 　　差额选举和竞选制度 　　现在批评江总不该连任，但理由并不那　充分。人上了七十岁就不要 再干了，但外国也有人超过七十岁还在竞选总统的。党章也没有规定七十 岁以上不能当总书记。 　　可以说在缺少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江总要争取连任这很难说是对还是 错。解决的一种办法就是党章中规定最高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江泽民和 胡锦涛都是候选人，让大家选择就是，没有甚　可争论的，选举公开进行 ，不必走歪门邪道。也就是说党内要定出游戏规则，大家按规则行事，把 黑箱操作变成公开竞争。现在企业中都说竞争上岗，中央为甚　不可以竞 争上岗呢？总书记实行差额选举制度，省市委、县委都可以照办。 　　党章中应该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竞选的权利。在竞选中可以宣传自己的 政绩、政见和承诺，如实的批评对手、揭露其错误、渎职、以权谋私、利 益输送、贪污受贿等。 　　一九五四年，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因为想当国 家副主席和总理，在党内为己造势，说刘少奇、周恩来有哪些不足。按说 这是一种正常的竞选活动，但是毛泽东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密报後，挑动 刘少奇、周恩来等，发动一帮人一起下手，打了个「高饶反党联盟」，牵 连了许多人，逼得高岗自杀身亡，很多成员含冤下狱。 　　从那以後党内谁也不敢在选举之前搞「非组织活动」，老老实实听任 毛泽东指定候选人，拿到大会上去画圈。毛泽东为了让某人下台，为了提 拔某些亲信，他可以到各地「吹风」，找些人谈谈，而别人如果不照这样 做就是「反党」，就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差额选举还要规定差额的比例（如不得低於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 。要规定在任何选举投票中，差额都不得少於一人，选举总书记，候选人 不得少於二人。 　　代表大会要有制度 　　中共的代表大会按规定是五年举行一次。但是八大之後过了十三年才 开九大。因为毛泽东要展开一系列党内斗争，在打倒刘少奇之後的一九六 九年才决定召开九大。 　　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毛泽东要批林，但是九大的党章上明明白白的 写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 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为了修改党章，为了把林彪的同夥从党中央清 除出去所以就急急忙忙提前在一九七三年召开中共十大。可见党大会之召 开，完全由领袖一人决定，无视党章之法规。二○○二年又发生了延迟召 开十六大的事情。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应该严格规定召开代表大会、中央委 员会的年、月、日。应该在前次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时就决定下次开 会的日期。党章上应有明确规定，以免被人利用。 　　毛泽东为了使中央全会按他的意向进行，他利用中共缺少会议制度的 机会，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把支持他的亲 信拉到「扩大会议」上来制造声势，达到他的目的。例如在一九六八年召 开八届十一中全时，毛泽东就把他的很多亲信（并非中央委员）如江青、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拉到会场上去开「扩大会议」，就在这个会上 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汲取历史的教训，应该明确规定， 禁止招开「扩大」的中委会、政治局会会议。 　　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是审 查上届党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中共中央一贯的作法是 由上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主席或总书记，筹备主持下届代表大会。这样就 难於客观、公正的审查上一届工作，难於揭露其错误。 　　应该建立新的代表大会制度。代表大会应该独立的进行，不受党的主 席或总书记掌控，不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建立分权制约制度 　　党内必须实行分权，过去中共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是一大弊端，应该 逐步实行分权制。 　　现在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余人，由中央主持的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候选人都由中央组织部审查、提出，以後发下一个大名单，由代表们 划圈。普通代表谁能了解这三百多人的情况？发下的介绍材料也是极其简 单，所以这种选举很容易被中央掌控，一般党员的意志难以得到表达。 　　建议修改党章，中央委员分区进行选举。 　　省、市党委书记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但中央没有权撒掉或派出新的党 委书记，（於是就有「空降书记」之说）。地方选出的书记应该不能随意 撒换，书记出缺，应由副书记递补，而不是中央派遣，否则要地方选举有 甚　用？要有明确的制度，选举产生的干部不能由上级指派。 　　全国党代大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现在除了五年开一次会， 平日几手成了空壳，党代表参加一次会议之後就无事可干了。五年以後再 开会时，已是另外选出的人去参加。 　　这说明中共不重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不重视党内的法制 。要规定每年都必须定时召开党代大会（八大党章三十一条规定全国党代 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应设常务代表，专司代表工作。在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常务代表执行其权力，担当日常工作和对党内行政部门及政治 局、总书记实行监督。 　　在党内应该形成「代表大会」、「党委」、「监委」分权制约平衡关 系。这样的分权制约关系加上有效、公平、公开竞争的选举制度，才能够 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对全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起到 推动作用。为此应该修改党章。 　　孙文广於山东大学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开放第十期） ～～～～～～～～～～～～～～～～～～～～～～～～～～～～～～～～ 香港二十三条的威慑性质 　　金钟 　　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终于开始立法。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有人听到 二十三条立法吓得晚上睡不著觉。作为一本敏感的政治刊物的负责人，难 免常常被人问起对二十三条立法的看法，尤其是对于新闻自由的影响。我 没有讳言两方面的意见：第一、不必害怕。回想香港回归前夕，当时对九 七后言论新闻自由的担忧与恐惧，是何等严重，多少人悲观，多少人「投 奔怒海」，包括知名的政论人士，但是这五年情况如何？想说想骂的人， 依然可以发挥，数万人的六四烛光晚会照开，逃走的人回来重享待遇不错 的自由，以反共著称的名嘴一样备受捧场。证实了我的判断：中港之间「 有铁丝网就有希望」。很多人简单的以为香港插上五星旗，共产党就可以 为所欲为，而不去研究推出「一国两制」，中共是受著诸多条件的制约， 而不能甚至是不必要在香港实行大陆共产党式的管制的，例如国际的承诺 、对台统战等等。如果照回归前某些人的估计，没有二十三条，香港的新 闻自由也已经完蛋。 　　这次公布谘询文件时，港府当局保证「绝对不会」减少现有自由。说 「绝对」是夸张的，因为中共要减少香港的自由，可以采取二十三条之外 的方法，就是它已经做和正在做的，用软手段例如经济利益的引诱、控制 与收买，去干预新闻自由。这正是香港新闻界新的威胁之所在。中共使用 这种合法的软手段，比使用法律制裁的硬手段对它更有效、更方便、更有 利，这已经有很多个案可为佐证。但是，董特首郑重许诺，也非戏言。至 少反映港府高层比北京高层了解港人港情，他们不愿做恶人，不愿成为反 对声浪的目标，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投资者信心。据我所知，港府对二十三 条立法一直是以拖延手法应付，在北京一再催促下，才应承十六大之前启 动立法（详见开放杂志十月号）。香港大公报最近曾指评说：特区政府「 对二十三条立法延误了足足五年，未作任何解释，严格说已然不妥，但毕 竟尚有可原之情，难言之隐。」可为旁证。 　　第二、有抵制的理由。香港法律界权威「大律师公会」曾指出，香港 现有法例已大致上禁止二十三条所列之行为，无需另行立法。基本法是香 港的「小宪法」，是为了保障香港的权益而设置，但二十三条明订是为了 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新增的两宗罪「分裂国家罪」和「颠覆罪」，明 显看出其对香港人的威慑性质。这是二十三条立法的精髓。 　　所谓「分裂国家」乃是不愿和一党专制的国家统一的同义语，针对者 不只是台湾，也包括香港。人们记得，直到九七回归前夕，港大社科所作 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九的市民对回归不感兴趣，百分之七十的市 民满意英国人的管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市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 艺术家把回归形容为一场「盲婚哑嫁」的婚姻。台湾的抗拒统一，更不在 话下。但是，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反映，只是停留在意愿表达的层面，即 言论自由的层面。而且很克制，主张港独的少数人，在媒体上表达的机会 几乎没有。 　　所谓「颠覆」之罪，在起草基本法的最初五年，均无提及，是九零年 二月草委九次会议上才加上的（同时加上与外国政治组织关系的两条罪） 。很明显，是因为香港人在1989年北京学运时期表现了令人惊讶的热情（ 六百万人的城市有上百万人上街示威游行！）而六四事件，中共定性是对 暴乱的镇压，香港人便有了支持「颠覆社会主义」之嫌。但香港人对北京 学运的同情，包括捐款赠送物资，和迄今不断的六四烛光晚会一样，也只 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并无违反当时的法规。 　　因此，可以视二十三条立法，是对香港市民一直享有的正当的合法的 自由权利的侵犯，也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违反，或者说，是为了「一 国」而牺牲「两制」。虽然，叶刘淑仪阐释说，二十三条针对的活动是战 争、暴力等行为，是「极度严重罪行」。她甚至举例说，是类似「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和「黄巢之乱」的罪行，竭力营造与市民无关的「宽松」气 氛。但是，这类罪行都可归于「叛国」之中处治，重复立法将给滥权的执 法者以把柄，特别是在某种非常情况发生时。 　　古希腊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君王赐宴，宝座顶上却悬挂一把利 剑；今人林培瑞把中共的专政形容为盘踞在客厅吊灯上的一条蟒蛇。这些 警喻名言告诉我们，统治者往往会使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招数，这正 是中共统战屡建奇功的要诀，让你生活在 1984式的恐惧之中。香港常招诟 病的言论自律现象，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三条立法后，可以预 料自律会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大家珍惜的自由将在无形中大打折扣。 　　概言之，我认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就像核武一样，是一件威慑性 的战略武器，而不是一件有现实杀伤性的战术武器，我们可以反战，却不 必惊恐。 ～～～～～～～～～～～～～～～～～～～～～～～～～～～～～～～～ 香港的镜子——23条立法 　　从九七回归，迄今不过五年，香港「五十年不变」的保证已经岌岌可 危。目前推动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要制定打击「颠覆、煽动叛乱及叛国 罪」的法例，正是一个紧缩的尺标，向全世界说明，香港的巨变，正一波 接一波。 　回归五年，特首董建华政绩不彰，民意支持度一直偏低，不能在经济上 走出困局是主因，而在政治上步步退守，更拉不高人望。可以说，他是一 个勉强守摊子、不能开新局的领导人。然而，催动基本法 23 条立法，恐 怕会进一步使董建华成为身败名裂的历史罪人。 　严格说来，香港并没有制定反颠覆、反煽动法例的客观需要。五年来， 议会里反对的声音从未动摇港府的管治，反而衬托为「民主的花瓶」、点 缀了言论自由的持续未坠。对於法轮功等异议团体的约制，在现行法规适 用下，也从未失控；至於台独主张及活动，在中国大陆毗邻的强大影响下 ，根本毫无空间。若谈反恐，更犯不著祭出反颠覆、反煽动的叛国大旗， 可以说它是没事找事的庸人自扰。 　庸人愿意生事自扰，当系窥伺北京颜色、曲意承欢的用心，「香港中国 化」当然更符合中南海的意旨。共产党最担心异化，怕量变引起质变，引 进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後，最後导致共产主义动摇、红色江山不保。现在 香港甘於「同化」，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其优越性，透过23 条 ，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也能更严密。香港正自毁长城，不能进取，甚至不能 守成，这是董建华将背负历史罪名的原因。 　23 条当然不是人大常委曾宪梓所说「若非居心不良，根本毋须害怕」。 因为立法纵非有心，执行难免恶意。当大刑及枷锁制就，在公堂伺候之时 ，三木之下谁敢不从？人类理性开展、民权逐步伸张，正是不断打破枷锁 、解除桎梏的过程，那有自套头笼、反其道而行之理？良法落在恶人手上 ，尚且可以束诸高阁不论甚至矫造曲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至今 犹不能落实公民权利的明文规定；则香港苛法一旦成立，落在当权者手上 ，收发由心，悉凭己意，还能期待香港保有今天面貌吗？ 　香港居民困於经济不振，正为就业糊口所苦，无暇顾及遥远的民权问题 ；而回归以来，香港也不令一批「卖港求荣」的势利政客帮腔，加上北京 黑手的嗾弄，如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的公然说三道四、介 入香港事务；使得现在立法的推动，甚至连提出「白纸草案」、广泛徵求 民意的过程都免了，前景至不乐观。 　现在抗争最激烈的，却是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扬言不惜公民抗 命，来抗议违反公义的反颠覆法。陈日君心头清楚，天主教不是「爱国教 会」，一旦「香港中国化」大局形成，天主教势将定位为非法，过去的传 教信教自由全将不保。反对 23 条如果仍能发生作用，关键力量恐怕在教 会、信徒和海外的支持。 　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不掩忧心忡忡，她说：「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 警觉心」，呼吁港人要时刻捍卫特区享有的自由和权利。确然，自由从来 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类在历尽百年苦难、点点滴滴打拚积累的成就；自 由和人权一如纽约的世贸大楼，筑楼不易，毁楼却在顷刻，港人不容弃守 。陈方安生说，赌香港会输的人，从来没有赢过。海外与其祝愿香港居民 ，不如以利害警告北京当局：香港乃是一面镜子，倘若 23 条立法落实， 不啻对台湾人民宣告「一国两制」破产！（刘天，世界周刊） ～～～～～～～～～～～～～～～～～～～～～～～～～～～～～～～～ 凌锋演讲：香港模式难说服台湾统一 　　【记者杨光楣桑尼维尔报导】著名政论家凌锋 12 日在加州桑尼维尔 的华侨文教中心演讲，讨论「香港五年巨变」。他明确指出，香港在九七 回归後，政治、经济、言论自由的状况都大不如前。 　　他说，香港回归时，大家原以为政治变化最大，但结果经济变化更大 ：经济呈负成长、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增加。行政长官董建华将经济不 景气的原因归於全球经济及高地价的影响。凌锋说，全球经济不好是事实 ，但董建华自己及中共对香港的不当政策才是原因。 　　凌锋说，他在中国大陆生活了 21 年，学的又是中共党史，对中共太 了解了。他根本不信任中共。有人说中共改革开放了，但他认为中共本质 没变。他也从来不相信邓小平说的香港「五十年不变」。他指出，回归後 第一年，全世界都看著香港，所以大陆及香港政府还强调「五十年不变」 。「现在你还听谁在讲『五十年不变』？」凌锋说。 　　而中共对香港媒体的打压，也一直存在。所有有关中港关系的新闻， 必须政府授权了才能发布，否则是泄露国家机密。 　　凌锋批评现在正在提案的基本法的第 23 条立法，其禁止所有叛国、 分裂、颠覆等行为，也规定所有政治组织不可与国外组织有联络，也不能 与大陆里面的组织联络。他说，「这就正是针对著法轮功。」 　　他也指出了董建华的政绩缺失。他认为董建华本身是个商人，把香港 当自家事业在管理，不能与公务员队伍配合，却重用从公司带来的家臣， 推出了高官问责制。「问责」即部长。然而香港不是国家，「问责」一职 是为了代替「部长」的新名词。 　　「问责」直接向董建华负责。香港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一位「 问责」官员表现及格，其他都得不到民众认同。 　　他说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根本就危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而这样的成绩 ，那还能以「香港模式」说服台湾达成统一？他不认为三通能对台湾经济 有利。他说，「香港更通了，但还不敢让香港与深圳 24 小时通行。否则 大家都去深圳了，因为深圳东西比较便宜。」董建华今年连任行政长官， 凌锋认为，香港这样的情况，未来五年也不会转好。(世界日报)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