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945期(2003.06.28)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美国之音分析伊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华盛顿邮报：美国应该支持自由斗士！ 2. 洪哲胜向花俊雄喊话：回到人民这边吧！ 3. 胡少江：富豪纷纷落马，个人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4. 梁京：银监会的"整肃风暴"能否堵住中国金融黑洞？ 5. 世界日报：中共蚕食 香港民主退化法治褪色 6. 刘晓波: 香港23条检验“胡温新政” 7. 南华早报：胡温已为新政府重新定义 8. 华盛顿邮报: 胡锦涛权力巩固速度之快出乎预料 9. 每日电讯报: 胡锦涛「七一」讲话将降调 10. 谁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头号绊脚石？ 11. “七一”这天，全球高唱同一首歌 12. 不锈钢黑眼睛：“求是”文章批判 13. 陕西异议人士赵常青因发起联署公开信活动，受到"煽动颠覆罪"起诉 14. 王丹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的证词 15.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16. 痛说华夏五千年 17. 美国专家讨论中国三峡水库的隐患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区分，最大的原因，就是一顿屁股打烂了， 其他的原因 都是文过饰非之辞。” 　　　──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 　　“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没法解决，反而 会越反越多 ，我敢说今天比昨天多，明天还会比今天多。” 　　　── 李慎之《政治改革，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什么不行？》 ～～～～～～～～～～～～～～～～～～～～～～～～～～～～～～～～ 美国之音分析伊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在伊朗学生本月领导的抗议示威中有4千多人被逮捕，这显示伊朗神职 系统不愿意谈判。阿赫兰姆战略与政治研究中心的哈桑·阿布·塔利布博 士说，伊朗进行的大量逮捕显示，6月抗议示威的强烈程度超出了伊朗统治 者愿意容忍的限度：“这意味着抗议示威非常强烈，伊朗政权害怕抗议示 威的结局和后果，因此对抗议示威实行了对抗政策，那就是逮捕人。” 　　伊朗当局不愿以对话解决问题 　　阿布·塔利布博士说，大量的逮捕行动，包括逮捕大约800名学生和30 名重要的学生领袖，表明伊朗的穆斯林神职系统仍然不愿意同抗议示威者 谈判。他说：“伊朗政权仍然不把对话作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手段。而 大多数伊朗人民都认为应该对话。” 　　最近在伊朗发生的抗议示威是几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首先是学生抗 议当局要将大学私有化的计划，最后抗议示威的内容扩大成反对伊朗保守 的神职系统，同时也抗议哈塔米总统没有兑现实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 的选举承诺。 　　政治分析家艾哈迈德·梅尼塞是《伊朗文摘》月刊的主编。他说，伊 朗大规模实行逮捕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提醒人们不要误解这些抗议示 威的真正原因：“抗议者并不是非要改变伊朗的伊斯兰政体，而是要落实 改革承诺。” 　　梅尼塞博士和阿布·塔利布博士都表示，美国对抗议示威的支持被反 对改革的人称为“帝国主义干涉”，认为这种支持对抗议示威有害无益。 华盛顿邮报：美国应该支持伊朗的自由斗士！ Iran: Back the Freedom Fighters (Washington Post) By Michael Ledee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1506-2003Jun22.html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s/pubID.17838/pub_detail.asp ～～～～～～～～～～～～～～～～～～～～～～～～～～～～～～～～ 洪哲胜向花俊雄喊话：回到人民这边吧！ 　　在网上看到一段录影带和几张照片。数名法轮功学员平静地在街上举 牌抗议，被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指著录像机声嘶力竭地加以痛斥，又被 几个华人所痛殴。那个骂人的人正是鼎鼎有名的花俊雄先生。我这里使用 “正是”，是因为这位先生这么做，远非第一次。当我们在为台湾（中华 民国）加入联合国而“静站”示威时，他也当众展现过这样的脸色。 　　在四人帮还在的年代，花先生被邀参观中国的建设。回来美国之后， 到处宣扬中共的进步，把它描写成人间天堂。四人帮一倒台，他就大骂四 人帮，赞美、拥护“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峰。等到邓小平夺了权，他 当然也就弃华国峰而拥护邓小平了。 　　看来，他就是江泽民所说的“与时俱进”的人物。只是，他总是当权 者的拥护者。基于中共的数代掌舵者，事后都证明犯了诸多严重（罪恶？ ）的错误，这样的跟进，如果不是ＩＱ太低，恐怕就是ＥＱ过分；不管如 何，是让人无法恭维的。 　　花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如果是真正坚持“ 和平”（不许动武！），倒也并不让人看了痛心。然而，他与几个（还好 不是全部、甚至也非大多数）当年钓鱼台运动的台湾“志士”，至今还主 张、甚至鼓励中共的“不放弃武力统一”。这就不仅仅让人看了痛心而已 。 　　尽管我从不认为花先生会有悔改的一天，但我内心深处还是对他的重 新做人寄以希望！因此，我在此向花俊雄先生喊话：“站在人民的一边吧 ！”至于他是否愿意站在“台湾人民”的一边，根据他的工作单位的联合 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规定，我完全尊重他的自我选择！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花俊雄是一个台湾人?_Now_I_understand. 　　送交者: Su 于 Sat Jun 28 15:14:56 2003: 　　花俊雄_is_a_loser. He is not only the enemy of Taiwan, but also the enemy of whole China. 　　He is also the enemy of America. Kick him out of America! ～～～～～～～～～～～～～～～～～～～～～～～～～～～～～～～～ 胡少江：富豪纷纷落马，个人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自五月底以来，中国多名富豪在上海、香港两地相继被软禁，他们苦 心经营多年的商业王国，停牌的停牌、关门的关门，犹如一座座富丽堂皇 的大厦顷刻间轰然崩塌。这些遭遇厄运的富豪包括"上海首富"周正毅、万 泰老板钱永伟和腾达老板许培新。对那些数年来观看中国富豪"滑铁卢"连 续剧的海内外观众来说，他们也不难想起正在中国狱中服刑的北京南德老 板牟其中、正在听候中国法庭判决的沈阳荷兰村庄主杨斌、以及正在被中 国政府追杀到太平洋彼岸加拿大的厦门远华老板赖昌星。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古今中外，在商场上栽跟头的小商人不计其数 。那些大红大紫、荣华富贵的商场大亨一夜间身陷囹梧的也不乏其人。当 然，如此遭遇，有的是由於世道不公，正经经商者被贪官或刁民陷害；有 的是由於商人们自己利欲熏心、胆大枉法。但是无论如何，声名显赫的富 豪们失败得如此之惨烈、频率如此之高，当今之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不 知道这究竟是中国富豪们的不幸，还是产生如此富豪的中国的不幸？依我 看是二者兼而有之。 　　不少中国人人对富豪们一代暴富嗤之以鼻，认为一代暴富者必是为富 不仁，因此个个当诛。这种观点其实过於偏激。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白 手起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不在少数，他们之中，虽然 也有不少刁钻横蛮之辈，但是绝大多数的成功或是由於出众的冒险精神、 或是由於少见的机遇、或是由於他们的特殊天赋和对知识的掌握。这些人 的富裕，通常都伴随著社会财富的增加和普通民众生活或工作条件的改善 。一手创建微软王国的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本人也是一代"暴富"，靠的 是他对计算机知识的掌握和企业家精神。白手起家创建维珍航空王国的英 国首富理查德布尔莱逊靠的是他卓绝的胆识和极端的勤奋。 　　但是，如果人们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在中国的暴富者中，为数不少 的人有著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绝然不同的发家轨迹。 在资本主义社会，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并非成功创业的必要条件。虽然 人们也可以找到不少企业家与政客们密切往来的例子，但是也有许多成功 的创业者们自始至终极端地藐视政治权力、瞧不起自以为是的政客。比尔 盖茨多次与联邦政府在法庭上对垒，并不见败北。理查德布尔莱逊创业之 初便与国有的英国航空公司公开竞争，现在更是经常在电视上批评政府的 种种经济和社会政策。 　　中国的情形却十分不同。几乎每一个暴富的商人背後都有著若干个官 僚作靠山。这些官员既有中央要员，也有封疆大吏，还有国有企业和国有 银行的经理人。在中国，官员们和商人们已经在官场和商场结成了一个个 法力无边的权力和金钱结合的共同体。君不见，周正毅背後有官办的中银 香港总裁刘金宝和上海高官们，赖昌星背後有厦门海关关长、福建省甚至 中国军队的高官们。可以说，不少中国的富豪们完全是高官们一手创造出 来的为他们直接和安全地牟取经济利益的代理人。正是由於这种背景，中 国的富豪们才格外的大胆、格外地於法律和道德而不顾。可以说，中国富 豪们的恶劣名声正是这种特殊背景造成的。由此看来，在中国发家，是富 豪们的悲剧；而让官僚制度培养出大批这样的富豪，则是中国的悲剧。 ～～～～～～～～～～～～～～～～～～～～～～～～～～～～～～～～ 梁京：银监会的"整肃风暴"能否堵住中国金融黑洞？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以"银监会整肃风暴初起"为题，报道了大陆新 近成立的银监会终於出击，开始整肃积弊极深的银行业。第一个被拉下马 的银行高级官员就是中银香港的负责人刘金宝。与此相关，上海首富周正 毅以及另外两个在香港上市的上海富豪先後"陷落"。中国银行总行也被央 行毫不留情地公告，其流动性日报已经四次违规，年内只要再犯规一次， 就要被取消其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资格。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南方周末》的报道想告诉读者 ，大陆银监会这一次"整肃风暴"，背景深远，其後势决不会止於三把火。 为此，《南方周末》还专门采访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融专家魏 加宁，借他之口，强调"这一轮监管风暴将是持续性的，而非运动式的"。 　　问题的实质，其实不在於"监管风暴"能否持续，而在於：第一，监管 是否能够有效？第二、中国大陆的经济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持续的"监管风暴" ？我想，这两大疑虑，是所有了解大陆经济弊端的人都难以避免的。 　　大陆银行监管之难，不仅来自一直为人诟病的官僚化的治理结构，而 且来自其过於庞大的组织体系。换句话说，大陆银行体系实际上超过了任 何治理结构能够有效治理的可能性范围。这是大陆当局至今不能正视的一 个基本事实。魏加宁在访谈中透露，朱熔基上台後，於1994年集中金融监 管的权力，实行垂直化领导，结果并未如愿。1998年，进一步实行大区分 行制度，对地方金融依然是监管乏力，鞭长莫及。为了补救，不得不在地 方成立地方政府辖下的金融办公室，简称金融办，事实上放弃了垂直监管 。 　　魏加宁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中共政治精英，一方面热衷於大一统，但是 又发现行不通的矛盾心态。他说："从理论上讲，为了保持金融市场的统一 ，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的基本框架，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仅是必 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由於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完 全是'一刀切'来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既不合情理，也无法做到，监管的信 息链条过长，中央鞭长莫及"。 　　那么，这个鞭长莫及的垂直体系，与地方的金融办能够实现有效的契 合吗？对於记者的这个问题，魏加宁的回答是，"这是一个难题"。也就是 说，大陆的精英阶层对目前的监管体制，自己也没有信心。 　　与监管集中和分散两难相并行的，是另外一个同样棘手的两难局面。 这就是监管的宽与严的两难。众所周知，大陆经济对银行融资高度依赖。 虽然关於增加直接融资的议论已经多年，但多是纸上谈兵。道理其实很简 单，以国有经济的名义借银行的钱，经常可以赖帐不还，在这样的环境下 ，直接融资如何能够发展起来？问题是，对这个高度依赖银行融资的经济 加强银行监管，意味著什么呢？这实际上是迫使瘾君子戒毒。 　　戒毒虽然是好事，但我们这位瘾君子就象当年京剧的名角马连良一样 ，不吸鸦片就唱不了戏。马连良唱不了戏，共产党尚且受不了，给他吸毒 的特权。现在，如果大陆经济因加强银行监管而衰退，共产党能不顾忌吗 ？ 　　近几年大陆经济通缩的压力一直很大，支持经济的一大支柱，就是房 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市场，正如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所指出的，"供、 需双方完全依赖於银行单一渠道的支持"，事实上"变成由银行政策在决定 和影响市场，而非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市场"。正因为如此，银行的监管风暴 ，可能直接冲击大陆的房地产市场。这一点可以从目前大陆金融腐败大案 ，与房地产业的密切联系得到支持。 　　尽管如此，大陆当局却必须摆出打老虎的架势来，因为整个银行系统 的信用正面临国际社会的挑战。自1999年，大陆银行"剥离"一万四千亿不 良资产，到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又新增一万七千亿不良资产，超过了 国际上可以接受的水平。在国际压力下，大陆当局只好决定再一次向国家 银行大量注资。拿老百姓的税款，去填国家银行的金融黑洞，是一件极不 得人心的事。银监会的整肃风暴虽然最终无济於事，但总算对老百姓作了 一个姿态吧！ (RFA) ～～～～～～～～～～～～～～～～～～～～～～～～～～～～～～～～ 世界日报：中共蚕食 香港民主退化法治褪色 　　●颜建发（台湾台北市 清云科技大学企管系副教授） 　　香港特区政府自去年9月宣布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以来，引发舆论界的 严重关切。海内外关注香港民主与自由的人士，为此四处抗议奔走，尤其 在海外已形成一股不小的反对声音。在接近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纪念日 的本月19日，美国终於正式发表声明批评。白宫警告，香港依基本法第23 条草拟的国家安全条例将威胁到香港的自由与自治。美国明确地反对此一 立法。美国认为港府此举破坏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特殊状态。 　第23条法律的主旨基本上在於：「香港特区应立法禁止叛国、分裂、动 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外国组织在香港进行活动，禁止 香港组织与外国组织建立联系。」一般担心，一旦立法过关将使得香港有 更进一步大陆化而「两制」提前结束，「一国」提早到来，香港的自由城 市的形象将逐渐褪色。正如香港民主党领袖李柱铭为文所忧虑的：「这将 是中国文字狱的魔掌的延伸。」 　就制度层面而言，香港政制既已设计为行政主导的模式，政权集中在行 政长官一人，那么，中央只要能任命一个处处先为中央政府利益与权力设 想，一切听命行事的行政长官，香港的选委会其实也只不过是橡皮图章而 已。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将使「港人治港」的承诺也必然动摇。今年SARS 在广东爆发传开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旅游者下禁令时，香港并未以同样 的做法对待中国。一般猜测，显然香港特区政府担心此举会恼怒北京当局 ，而只好任其发展。 　第23条的订定意味著北京要以牺牲国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代价来保护 所谓的民族的安全。然而，令人担心的是这一趋势可能使香港傲人的基本 人权、民主法治和国际的形象遭到严重的创伤。委实，香港的传统经济优 势乃建立在一个公正的法治基础上。香港一旦丧失自主权，便不能维持一 个公正的法治体系，那时，香港的经济也将受到拖累。第23条条文中有关 分裂、颠覆、国家机密和新闻自由的条文势将限制各种自由，使得经济体 过於政治化，而阻碍自由的交流与贸易。这是一种滞碍，是不利的负面因 素。连带地，这也将会减低国际资本进出香港的意愿。 　如果「一国两制」最终不能回归到「香港的未来应由港人决定」的基础 上来诠释，那么「一国两制」充其量只是北京蚕食香港的手段。邓小平曾 说：「『港人治港』有个界线与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 来治理香港。」问题是，「爱国」的界线与标准是什么？如果处处以北京 的定义为准，那么爱国主义的大帽子终将使得很多香港人不敢发表反对意 见，甚至还可能更进一步自我设限，以向北京表忠。回顾香港回归六周年 ，香港正由亮丽的国际大都会慢慢地因纳入中国政经体系而「国内化」。 过去六年，素有东方明珠的香港正像历经沧桑的迟暮美人，风韵犹存，只 是逐渐老去。 　　基本法23条的立法透露了一个讯息，那就是：「香港正在大踏步地迈 向民主退化与法治褪色的未来。」（原载：世界日报） ～～～～～～～～～～～～～～～～～～～～～～～～～～～～～～～～ 刘晓波: 香港23条检验“胡温新政” 　　6月9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传出胡锦涛将在“七一”发表“党内民 主宣言”，于是，境内外媒体上延续了几个月力挺胡温新政的舆论再掀高 潮。 　　与此同时，香港民间社会正在为中止23条立法做最后的冲刺，民主党 主席李柱铭赴美游说，六四烛光晚会的主题之一是“反23条”，人权联盟 等组织筹组反23条大游行。显然，23条立法会导致港人自由的严重受损， 有违港人的主流民意，也招致国际主流社会的一致批评。在此情势之下， 如果说，检验胡温体制是否真的有别于江朱体制的试金石，是看胡温能否 超越跛足改革而真正启动中国政改；那么，检验大陆政改能否真正启动的 试金石，就要看胡温体制对23条立法的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因为：虽然香港主权已经回归大陆，但其制度与大陆完全不同，北京 政权在收回香港时做出了两项承诺：保证现行自由制度五十年不变和港人 治港。而港人的主流民意，不仅要保住现在的自由，而且要推动香港的政 治民主。所以，是否信守自己的承诺和尊重港人意愿，就是对北京政权的 政治意愿、大陆政治的文明程度和现行改革方向的检验。如果北京政权能 够信守承诺和尊重港人，放手让港人自治，以香港百年的自由传统、良好 法治和文明水平，不仅可以让东方明珠更加耀眼，也可以使整个中国受益 颇丰，既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经验示范和外在动力，也将使大陆对台湾 的吸引力剧增，为未来的民主的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遗憾的是，江泽民政权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钦定特首、操纵立 法会选举和特区政府，以及其他间接的方式，不断地违背承诺和侵蚀港人 的自由。现在，北京政权又变本加厉，公开罔顾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逼 迫特区政府就23条立法，以便使独裁政权操控香港的蛮横意志变成法律， 使香港变成大陆化的行政区。而这样的操控，显然与中共坚持的“党权至 上”的独裁体制密切相关，更与全力阻止政治改革和打压异见的现行统治 高度相关。中共力挺23条，与其说是为了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不如说是为 了维护大陆的独裁体制，大陆人对现政权的挑战受到诸项恶法的镇压还不 算，也要用23条恶法来压制港人捍卫自由和推进民主的言行，防治香港变 成中国民主的示范区。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来表达就是：决不允许把香港变 成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如果胡温体制真的象境内外媒体所期望的那样，意欲用启动政治改来 超越平庸停滞的江泽民时代，胡温就应该明确中止有违民意和普世正义的 23条，即便现在不便公开表示反对，起码可以通过如下策略来无限期拖延 立法过程：1，用不表态的沉默来暗示特区政府拖延立法；2，让港府进行 更广泛更长时间的民意咨询和公开辩论；3，必要时，还可以用港人治港的 承诺为尚方宝剑，通过港人公决来决定23条的前途。 　　换言之，合乎常识的推论是：如果胡温体制已经决意在大陆启动政改 ，那么，在已经自由的香港，北京政权就没有任何理由力挺有损自由和窒 息政治民主化的恶法，而应该推动香港政治民主化，才是启动大陆政改的 正途。然而，起码就目前而论，23条对北京政权的检验结论已经由胡锦涛 做出，胡锦涛上任后第一次对23条表态是：落实23条是为了国家安全和香 港社会稳定。显然，这样的表态和启动政改的舆论造势恰恰相反。 　　胡温体制真心想启动政改吗？就请从中止香港的23条始！ 　　2003年6月13日于北京家中 ～～～～～～～～～～～～～～～～～～～～～～～～～～～～～～～～ 南华早报：胡温已为新政府重新定义 　　南华早报说，就在胡温上台一百天的时候，世卫取消对中国最后一个 旅行警告。在面临预料不到的严重挑战时，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表现出勇气 。他们通过处理危机重新为政府定义，抓住机会促进积极变革。胡温及时 采取强硬措施，撤销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资金严重短缺的 卫生系统成为最高优先；几个星期内颁布了紧急事件反应的新规定；政府 和国际机构及邻国合作分享信息，实施边境检疫。 　　胡温还远离江泽民时期的奢侈豪华风格，突出他们的平民根基，把自 己作为人民的支持者。 　　胡锦涛的措施之一包括取消对领导人出访的迎送仪式。他们也要求中 国媒体少报导领导人的行踪，多报导贴近普通群众的事件。 　　中国国家行政院教授杜刚健把这些变革称为“新政”，可归纳为新领 导、新形像、新政策和新情况。 　　他说，就像罗斯福在三十年代推行的新政一样，胡温上台一百天为政 府职能今后几年的根本变化定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说，以新领导人为代表的“中枢神经”被证明 能快速反应、判断正确并有效实施。新领导人已经树立自己的威信。 　　萨斯危机也为其它变革铺路。孙志刚事件之后，温家宝立即废除1982 年收容遣送办法。在同一个星期，他还通过了改善煤矿安全的措施。 　　据官方媒体报导，态度温和的温家宝每星期七天工作，只花30分钟时 间吃午饭。在萨斯危机时期，他访问了街道、医院、建筑工地，同大学生 交谈，到学生食堂吃饭。他还对医务人员鞠躬表示敬意。 　　杜刚健否认保守势力会扭转变革势头。增加农村收入和建立社会安全 网等变革措施是前任政府打下的基础，因此这些变革没有太大阻力。此外 ，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也有共识。胡温的气质和领导风格 显示他们的适应性，并且没有失去长远目标。 ～～～～～～～～～～～～～～～～～～～～～～～～～～～～～～～～ 华盛顿邮报: 胡锦涛权力巩固速度之快出乎预料 　　胡锦涛在担任共产党总书记7个月之后，证明他已很快巩固权力，打破 他要在前任阴影下苦熬的预言。华盛顿邮报引用专家的看法说，胡锦涛已 经渡过上台后最脆弱时期，江泽民想撤换他已经不那么容易。 　　(中央社记者陈正杰华盛顿二十八日讯)华盛顿邮报今天报导说，政治 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巩固权位的速度之快，出乎各方的预 料，而且他实力上升的平稳程度，让北京的部份知识份子对于他推动共产 制度的政治改革寄予希望。 　　胡锦涛在七月一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二周年的一篇演说中，预 料将提出好几项局部改革政治结构的计划。 　　各方原本预料胡锦涛会长期处在前任领导人江泽民的阴影下，但邮报 引述分析家的话说，他因ＳＡＲＳ危机和上海一项贪渎案的调查而获益， 在外交、国内和军事议题方面，他也明确树立与前政府不同的风格。 　　而且，胡锦涛避免了两名前共党总书记所犯的错误。他在巩固自己权 位的同时，并未轻待江泽民。 北京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殷弘说：「我们 原本担心胡锦涛不会搞政治，现在不担心了。」 　　在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景方面，邮报说，胡锦涛支持有限度的政治变革 ，并设立修宪小组，而修宪目的可能是要保障私有财产，此外，他在五月 成为第一个参加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曾批评这项聚 会是富人俱乐部，并说中国要跟开发中国家站在一起。 　　邮报引述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加紧箝制媒 体，胡锦涛曾指示宣传部门主管准备让外国资金投入媒体行业，并要他们 解除过时的出版许可制度。 　　时殷弘说：「人们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改革方面，对胡 锦涛都寄予厚望。」但时殷弘和其他分析家都认为，有很多期望都是一厢 情愿。 时殷弘说，胡锦涛对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兴趣，他想要的是「提升政 府的效能」。 　　尽管如此，胡锦涛的窜起，已使政治讨论的范畴扩大。传统上立场保 守的共党刊物在发表主张政治开放的文章，而这是多年未见的景象。 　　在胡锦涛准备发表七一谈话之际，中共党刊「求实」发表了一篇谈论 党内民主的文章，说到苏联共党垮台的教训，是「不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 的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制度，也是死路一条」。 这篇文章说， 政治变革是党唯一「务实的选择」。文章主张采取的党内民主措施，包括 针对若干重要职务举行开放式选举，以及若干决策让更多基层党员参与。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预言，胡锦涛将推动修宪，扩大党内民主，并局 部放宽对媒体的控制。 　　六十岁的胡锦涛在去年十一月出任党的总书记，今年三月再接任国家 主席。尽管江泽民仍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在九名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有五人被认为属于江派，但胡锦涛已出任中央对美关系、台湾事 务和经济事务三个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邮报说，胡锦涛五月间主持政治局一项讨论调整军事结构的会议，而 江泽民首次在这类重要会议中缺席。胡锦涛目前还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Chinese Leader Solidifies Power Seven months after becoming the nation's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defied predictions that he would labor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predecessor.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43022-2003Jun27.html ～～～～～～～～～～～～～～～～～～～～～～～～～～～～～～～～ 每日电讯报: 胡锦涛「七一」讲话将降调 　　胡锦涛的「七一」讲话被迫降调，主要宣示执行中共十六大决定的重 要性以及「三个代表」。原本胡锦涛在建党八十二年的讲话稿，内容包括 了在省市地方一级政府扩大实行党内民主的建议。消息人士说，由于消息 外泄，令中共高层大为紧张，怕胡的讲话会被解读成推行民主改革。不过 ，香港亲北京媒体称，胡锦涛讲话将在多处涉及政治改革。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说，胡锦涛的讲话只会轻触民主化，将主要宣示 执行江泽民临别之作──中共十六大决定的重要性，还会为今年展开江泽 民「三个代表」的宣传运动做准备。分析人士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很 难说。不会有政治改革。」 　　在此之前，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称，胡锦涛关于推动党内民主改 革的讲话草稿，已在内地党政机构间流传，主要内容是允许党内竞争，中 共中央今后推荐省市领导人不会只再推荐一个。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又 发表《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文章，被外界广泛视为胡锦涛讲话的 前奏。 　　每日电讯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由于胡锦涛「七一」报告的内容 太早向海外传媒披露，中共党内保守派担心报告被解释为走向自由化的改 革，以及宣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上正式退位，因此向胡锦涛施压 ，要求胡锦涛低调处理「党内民主」话题。 　　报道又称，胡锦涛的「七一」报告经过修改后对民主化只会简单地提 及，主要强调中共十六大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会为今年中国大肆宣传江泽 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铺路。 　　中国时报亦引述北京政界人士分析，江系人马最近动员全力掀起「三 个代表」学习风潮，主要目的是为将来「三个代表」入宪做准备，让江泽 民在幕后操政局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消息人士说，由萨斯提前引发的中共党内争斗中，目前有两股势力正 在激烈较劲：一派是以江系人马为主，他们认为，由中共传统上强调集体 主义、革命主义，是体制优越性成功的抗击了萨斯；另一派以胡、温为首 的人认为，萨斯暴露了体制的缺陷，中央要正视缺陷，吸取教训，主动进 行改革。 　　不少北京政治观察家指出，江系人马在此关键时刻重新炒热「三个代 表」，似乎有抢收成果之嫌；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江泽民刻意要压制胡锦 涛等人锐气，告诉外界，在非典结束后，「中国现在真正当家作主的还是 我老江！」 　　不过，大公报则报导，海外普遍关注的政体改革问题，胡锦涛的讲话 内容将会涉及。「但不会提及具体改革方案，只是从理论上进行更深入地 阐述。」有关人士称，总书记的讲话会在政体改革方向性的问题上作把握 ，不可能谈得过于具体，否则与他的身份和这次以理论探讨为主的讲话气 氛不符。 　　大公报透露，以人为本是胡锦涛的讲话重点至一。胡锦涛此次论及政 治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将突出：「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的各 项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比起「使党和国家充满活力」的政改目 的，在理论上无疑迈进了一步。这其实与十六大所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强调人民安居乐业是一致的。 　　北京分析认为，民主政治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也将有可能被胡锦 涛着重论述。民主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将不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改变， 也不能因领导人看法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党内民主方面，以民主集中制为 例，过去往往重心在集中上，而此番民主则有望被重点强调。 　　另据透露，为期三天的理论研讨会，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各部 部长，各省、区、市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和宣传部长，军队政治思想工 作者，以及中共理论界重量级人物，都将参加此次研讨会。因此，这次研 讨会被认为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检阅」。 ～～～～～～～～～～～～～～～～～～～～～～～～～～～～～～～～ 谁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头号绊脚石？ 　　杨镇江 　　今天， 谁在操纵著北京极权专制集团的暴力镇压机器和御用“大众传 媒”？ 是名义上的“党国”首脑胡锦涛温家宝吗？显然不是。那么，是谁 呢？是江泽民及其上海帮同党。枪杆子、笔杆子从来都是极权专制政权的 命根子，特别是枪杆子。古今中外，从无例外。 　　从中央到地方，江泽民集团牢牢控制著军队、武装警察、特务组织（ 包括国安、公安、军队总参、军队总政等特务系统），以及公检法系统。 自江泽民侥幸登上“大位”以来，这架镇压机器一直奉行江泽民“稳定压 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当中”的红色恐怖政策。在国 内，残暴镇压民主志士、法轮功人士、有良知的知识人士、工农大众等； 在海外，江泽民集团的魔爪早已伸进华人社区，通过威胁利诱，造谣中伤 ，渗透离间等卑劣肮脏手段，打击、孤立、围剿、“扫荡”坚强不屈的民 主志士，法轮功，分化瓦解反对派团体。同时，钻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空 子，收买华人社区大众传媒，寻找代理人，妄图在海外搞“喉舌”、“舆 论导向”那一套。几天前, 纽约领馆的特务们竟堕落到怂恿唆使流氓罪犯 梁冠军花俊雄等前台跳梁小丑, 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法轮功人士大打出手 的地步! 这真是江集团流氓残忍禀性在海外的一次大暴露呵! 　　自去年北京当局表面权力开始转移以来，江泽民集团主导的镇压机器 变得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辽宁工人抗争领袖姚福信、萧云良，“新 青年学会”杨子立等四人，以及黄琦等，先后被关押，接著被判以重刑。 海外民主志士杨建利已被关押超过了一年，美国公民、法轮功人士李祥春 被判刑三年，等等。更令人震惊的是，海外反抗北京极权专制政权的先行 者之一王炳章，自美国, 经越南被诱捕绑架到了大陆, 并且, 被判了个无 期徒刑！ 　　看，这架镇压机器反腐败无能, 但是, 镇压起自己的国民是多么有效 、多么疯狂啊！为什么？原来江泽民集团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因为任何 公开抗争的胜利，任何舆论自由的突破，任何结社组党的合法化，都将把 这个专制政权撕开一个缺口，都将鼓励更大、更多的人民抗争。到那时， 第一批垮台的就是江集团。另一方面，江集团意欲拉本身较为“干净”的 胡温下水，让他们手上沾上被镇压民众的血迹，从而死心踏地的维护这个 极权专制政权。当然，胡温对此决不是没有责任。 　　千万不要小看那位不学无术的戏子江泽民，他玩弄起权术来可是当仁 不让。现在，京师里正上演一出江自编自导并亲自参加演出的新“三国演 义”！在这部新戏里，江、胡、曾三方鼎立。江的如意算盘是，通过驾驭 胡曾之间的平衡，实现其终身稳做太上皇的美梦，死而后已。野心勃勃、 “足智多谋”、手段狠辣、自誉“摄政王”的曾庆红，一方面，在上海帮 的阵营里假借江名，自立山头，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虎视眈 眈，图谋随时取胡而代之。正是这位“摄政王”曾庆红和李鹏的代言人罗 干，在北京具体掌控著这架专制镇压机器。 　　陷于江曾势力的层层包围夹击之中的胡温, 势单力孤, 同命相连，他 们的处境比起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还要险恶。胡温同江曾势力的矛盾斗争 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而且，一登台与江集团的矛盾斗争就进入 了白热化状态。拾起社会政治“改革”的旗帜，缓解人民的怨恨，是他们 求生存，挣脱江集团束缚的唯一出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江的十 三年已经把中国带到悬崖边上去了。 　　至于胡温能走多远，如何走，是需要听其言，辨其音，观其行的。无 论如何，只要迈出第一步，哪怕微小，都是进步，这是因为任何变革都需 要一个起点！实际上，北京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斗争，早已和社会矛盾，人 民呼声，国际压力，反对派抗争等交织在一起了。 　　希望胡温沿著历史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等于依赖他们来推动中国变革 。其实，残暴贪婪的江集团早已为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准备好了 社会力量----被抛到深渊而对未来绝望的工农大众，惨遭镇压迫害的法轮 功、民主志士， 被排斥在所谓“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知识精英 ”之外的各界人士。 　　隆隆的历史车轮已经驶入二十一世纪，失道寡助的、当今世界仅剩的 极权专制国家残余的最后丧钟早已敲响。纵然高喊“三个代表”，但是， 江集团不可避免地步上了穷途末路。江泽民这块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头号 绊脚石离被彻底铲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大纪元) ～～～～～～～～～～～～～～～～～～～～～～～～～～～～～～～～ “七一”这天，全球高唱同一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女报幕员：“声讨中共暴政”大型义演正式开始！ 男报幕员：亲爱的朋友，人们把发生过血案的房子叫凶宅，您一定听说过凶宅的传说！ 女报幕员：亲爱的朋友，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变成了一个 凶国！ 男女合： 下面请全场和全世界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们一起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共产党腐败又邪恶， 共产党它血腥治中国。 它封锁了人民自由的道路， 它加剧了中国的贫富不均， 它坚持了文革十年多， 它制造了人间的惨祸， 它发动了运动一波波， 它草菅了人命何其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凶中国。 (作者：率歌) ～～～～～～～～～～～～～～～～～～～～～～～～～～～～～～～～ “求是”文章批判 　　不锈钢黑眼睛 　　谁是最可恶的人？ 　　中共的文章都太容易批判了，只不过，中共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牵强 附会的狗屁逻辑，满篇臭屁，读起来极为不爽，吃完饭后读怕影响消化， 吃饭前读怕影响食欲，唉，要不是因为近日看到有一篇中共的文章题目中 居然有了“民主”两字－－就象是代表者满是独裁脓疮的狰狞面目贴上“ 民主”的美容面膜，让我一阵恶心后产生揭掉那张美容面膜的冲动，我才 懒得动这类的笔。本文是对“求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 革除体制性 障碍”一文的批判。 　　不是么？原东欧人早已迫不可待地丢弃马克思、共产党的臭大粪，正 如饥似渴地喝着美国牌的民主乳汁，他们对待原共产罪人的做法是审判（ 那些民主社会中的反战分子恐怕是对民主乳汁喝厌了，是不是对独裁的大 粪感兴趣了呢？）。 　　我们的有些人可能是民主太渴望了，一见独裁者说到“民主”两字就 忘了民主的本义，君不见当年毛泽东也曾经大谈“民主”（指人民民主专 政）－－吗？不是有很多人听从了他的“民主”号召，结果怎么样？君不 见他们一面谈民主一面又禁止言论，这不是很滑稽吗？民间的民主－－民 众畅所欲言－－那是真民主，独裁者－－代表者－－手中的“民主”不过 是个棋子、木偶，甚至是把屠刀！ 　　谁是最可恶的人？在被代表的国家，虽然大家都听代表者的话，但是， 农民生产粮食，工人生产商品，司机提供交通，教师在教数理化，商人在 疏导商品，医生治病　　　这些人都在实际地为人民生活带来好处，但那 些所谓的理论工作者，享用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却为代表者的恶行提供着 理论依据－－那是一把无形的屠刀，干着祸害人民的勾当！ 　　《求是》这样的刽子手刊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这样的刽子手学 院，早晚要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中共先后提了很多类似“物质文明的建设”、“经济建设”、“建设 小康社会”等概念，从这些概念中，中共多么“伟大”啊－－狗屁！人的 生命欲望中就有生存本能等，这些欲望促使人们发挥聪明才智、挥汗水、 消耗体力脑力，从而获得物质，从而改善生活。中共不勒紧民众的脖子就 好，不捆住民众的手脚就好，不禁固民众的头脑就好，从而不需要他们建 设！现在民众拥有的也从来不是他们建设的！请问各位读者，如果你不是 中共的官员，请问你有哪些是他们建设的？ 　　以前毛时代，民众被勒紧脖子，被捆住手脚，甚至被屠杀生命。后来 松开了一点民众身上的绳索，就说是进行“经济建设”了！－－这是怎样 的无耻！！ 　　美国的物质比中国丰富的多，人家没说是政府建设的，人家没说是哪 个党建设的。 　　而现实中，那些并不劳动的代表者，他们个个肥得流油，天天花天酒 地，个个包养二奶、三奶、四奶　　　又个个干着破坏公平、破坏市场、 破坏环境的勾当，君不见一个个豆腐渣工程，君不见开个小店要十几个印 　　　他们在“建设”？ 　　恰恰，在他们松开了一点民众身上绳索之后，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无穷 力量！我们发现，当人的生命有了自由，当人的生命力可以自由发挥了， 就有了一切！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差别的生命力，使民主国家不断发展，民 众生活不断提高，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发展迅猛，也使我们中华 大地上的民众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是松绑－－之后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物质财富及生活品质。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差别的生命力，使欧美文 明在文艺复兴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因为一直以来的压制，我 们还只有“四大发明”可以拿得出手。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差别的生命力，再加上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使我们中华民话的子孙后代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中， 创造出了一个个的生命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欢迎 及尊重。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的十多亿人中反而没有涌现出象雅虎的陈志 远、搞文学的高行健等屹立在世界生命舞台上的人物，就因为在中国，民 众的身上还有重重绳索！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求是”的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 的劳动生产率上，而且表现在能够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上”。各位， 请对比到今天为止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包括中国、前苏联、东欧各 国等－－与资本主义世界，我们既看不到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看 不到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有的只是杀人、杀人、杀人，饥荒，贫 穷，饿死人，迫害，流血，流汗，逃亡　　　　 　　别人都把“社会主义”这堆臭大粪丢弃了，居然有人还在这里大谈“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堆臭大粪有多香！ 　　“发展人民民主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 　　 　　这是狗屁逻辑！在美国有没有人说“发展人民民主是共和党执政的本 质要求”？其一，什么才是民主？民主即是民众是主人，即是民众可以自 由地提要求，这些要求里就包括有“废除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必然与“ 坚持党的领导”的“共产党执政要求”矛盾，所以“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 求”的民主，必定是假民主。其二，民主是民众发展的，只要民众有人权 自由，只要民众可以自由地言论、不断地提要求，只要民众不受到压制， 民主就必然会发展，这是人的生命力的必然发挥，它不需要共产党来发展， 中国的民主一直被共产党压制着，这不仅是理论，也是事实。其三，共产 党执政的本质是什么？是独裁！“民主”两字早在共产党“解放”前就大 谈特谈－－指“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总是一面往自己狰狞的代表者的 面目上贴“民主”面膜，一面又在屠杀、摧残、侮辱着民众生命！ 　　“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 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多么漂亮啊，但这是狗屁！人民群众从 来不需要谁来“带领”，就象美国的民众从来不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来带 领一样，你不压制就好，你不来强拉着民众去跳火坑就好。如果真要“带 领”那就是牵着鼻子走－－象牛一样，可不是吗？！几十年来，民众在共 产党的“带领”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欺骗 民众镇压法轮功　　　没一件好事！ 　　“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其一，共产党建立了一大堆类似 “纪委”一类的监督机构，这些机构甚至更黑暗腐败，“民主监督机制” 真是个笑话！其二，拥有人权、自由的民众就是最好的监督，它并不需要 共产党来“建立”，不压制它就好了，但我们看到，共产党却一直在压制 着。“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 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 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满篇就只有这几句是人话，好啊，什么时 候不再压制民众的人权自由啊？看来漂亮的语言总是说说而已。 　　 　　对文中提到的“三个代表”，我已经作过评论了（注）。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狗 屁逻辑太多了，不看了，不批了。 　　总的来说，“求是”的此文只字不提中共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这 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中国人民已经经历过几十年“人民民主专政”，明白 了共产党的“民主”是什么，已不再需要进行什么“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 民主”之类的假民主的表演，“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民众被代表命运的根 源之一。推翻共产专制，实行真民主，改变民众被代表的命运，还民众以 生命，还民族以生命，还国家以生命，让自由的生命自由发挥，自由地创 造财富，自由地创造文化，自由地治理腐败，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 中重放光芒，这是当今中国人的不二要求、不二目的、不二追求，也将是 不二的行动！（2003.6.中国大陆） 注：“被代表的恐惧”： http://members13.tsukaeru.net/xianhc/viewpoint/blackeye.html ～～～～～～～～～～～～～～～～～～～～～～～～～～～～～～～～ 陕西异议人士赵常青因发起联署公开信活动，受到"煽动颠覆罪"起诉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五的新闻稿，陕西省异议人士赵 常青六月二十五号被西安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理 由是他于去年11月发动全国192名民主活动人士联署"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 信"。 　　消息说，赵常青在去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召开前发起联署公开信，提出 六项政治要求，其中包括，重新评价六四，抚恤难属受害者，以及允许政 治流亡者回国等等。但随后他就于去年11月7号被秘密逮捕。其他参与联署 签名而被逮捕的还有欧阳懿、戴学忠、桑坚城、韩立法、何德普、姜力钧 等多人。而他们中多数人现仍在关押中，有的也已经遭到同样罪名的起诉 。 　　据悉，赵常青现年36岁，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因参加89年 六四而入狱半年。后又因揭发陕西南郑县地方人大选举中的违法现象，而 再度入狱三年。而他在去年被捕前，因患染了结核病，因此，他的亲友对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也十分担心。 　　美国会决议案谴责香港第23条立法，中国指责美国干涉内政 　　北京消息：中国政府星期六指责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的谴责香 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决议案为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和统一的犯罪行为 ，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通则。香港基本法第23条尊重基 本法中的保护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原则。 　　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案认为，第23条立法会使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以未加详述的"颠覆罪"名义任意拘禁个人。而这也是许 多香港民众、团体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反对第23条立法的主要原因。 ～～～～～～～～～～～～～～～～～～～～～～～～～～～～～～～～ 王丹在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的证词 　　首先我要感谢中国委员会给我这个机会表达我在中国未来人权及政治 议题上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幸。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时间已经 过去十四年了，我可以用三句话来简要概括这十四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 。第一、经济方面，中国有显着的进步；第二、在社会方面，人民的自由 的空间有一定程度的扩大；第三、从政治自由上讲，中国完全原地踏步， 没有进步可言。中国政治上的制度缺失在这次SARS风暴中展露无遗。 　　针对中国在政治自由方面的现状，我愿意提供五条建议给各位： 　　一、我不否认中国在人权问题的态度上比二十年前有些进步，但我认 为这种进步即使不能说完全，至少也可以说是部分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1992--1997年的情况就是一例，当时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共的人权状况 给予了持续的压力，迫使中共在人权政策上有所调整。但1997年之后随着 这种压力的放松，中国人权状况迅速恶化，因此我相信继续在人权问题上 归中共保持压力是必要的，我不认为这种压力会影响关系。 　　二、关于公民社会：虽然中国还缺少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但这样的 公民社会正在中国不断地发育。美国应当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公民社会并帮 助它的成长，而不应当把注意力只放在与中共及其政府身上。美国对华政 策的重心应当从仅仅是人权问题转向更为广泛的民主政治上来，可以考虑 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美国的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扩大与中国的接触。 　　三、关于留学生签证问题：在面临恐怖主义挑战的今天，我完全理解 美国加强反恐措施的努力。但是对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比如收紧允许中 国留学生、学者到美国读书和交流的政策，我也表示担忧。作为这种交流 的获益者之一，作为留学生中的一员，我希望美国的留学生政策不要改变 。这一代中国的留学生早晚会回到大陆，他们将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性力 量。美国不仅不应该限制他们的入境，还应该扩大与留学生群体的接触。 　　四、关于对华政策：在推动中国的人权与民主方面，美国不应当仅仅 局限与一般性的诉求，而应建立起基于大量实际各案研究和政策建议的交 流平台。同时，要关注中国人对美国的关注的感受，要让中国人感受到美 国关注中国政治，是为了帮助中国，而不是为了阻止中国的强大。美国应 努力说明不把中国当作敌人的立场。 　　五、关于人权问题：尽管我建议美国更多地关注公民社会，但这并不 是说人权问题就变得不重要了，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重提一下王炳章、李 海、杨子立、黄琪及其他很多人的案例，希望中国委员会能予以持续关注 。 　　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没有人可以预测到 底会发生什么变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社会在中国的转型 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现在，我和一些我的正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朋友 正在希望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原与美国社会各方面，包括国会 ，保持联系并寻求进一步合作的机会。谢谢！(2003 6 2) ～～～～～～～～～～～～～～～～～～～～～～～～～～～～～～～～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鲁滨逊一人之独居荒岛，无所谓自由与否。 　　见星期五而为二人焉，使二人互不隶属而路视之，各保其权利不相侵 ，则“消极自由”在焉。 　　使鲁执刀奴役之，则鲁滨逊主也，星期五奴也，此反自由之奴隶岛也 。 今鲁滨逊既奴使星期五矣，于此主奴之外而有第三人至。使其人亦喜为 主为奴，则固无自由可言。若夫此第三人仅以消极自由自限，自不欲为主 奴，而视彼主奴为路人，漠然置之，不思夺鲁滨逊之刃解星期五之厄，则 彼甲今日可奴使彼乙矣，安知明日不更奴役此丙哉！是消极自由不可仅得 ，所谓三个和尚无自由也。若第三人起而与鲁争，是为他人争自由而险将 及己。此第三人者，利他主义者也，积极自由者也。无此积极自由，则并 消极自由而不存。以此积极自由律人，欲使人皆利他焉，人皆忘我焉，则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复堕奴役之阱矣。是故此第三人者，必以 积极自由律己，而为他人争消极自由也。必以利他利众之心，而为众谋人 各自利之权也。 　　此第三人者，其李公乎。 　　——《世说新语补》 　　最容易论证的“主义”：非全称判断的人性预设 　　前些时候，“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曾成为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无须论证的，因为它也许是人类 历史上唯一不需要“说服”（更不要说压服）别人的“主义”，其他“主 义”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因此总想消灭这些“错的”主义， 使别人归服于己。其中极端的，会诉诸“武器的批判”，试图压服别人， 温和的，也会诉诸“批判的武器”，试图说服别人。因此任何一种除自由 主义以外的主义都要建立庞大的论证工程，以便“以理服人”。除非到了 这种主义已破产时，论证已谈不上，就只能“以势压人”了。而自由主义 的两个基本信念就是：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事实判断），世界也应该是 多元的（价值判断）。因此，自由主义者并不指望建立“自由主义的一统 天下”，也不指望“说服”别人，当然更不会去压服别人。 　　自由主义所需要的唯一“论证”，就是论证不应压服别人（价值判断 ），也不可能说服别人（事实判断）。前一判断是基于人性“恶”（人的 德性有限），压服制度终会导致以恶压善，“善人专制”是靠不住的；后 一判断是基于人性“愚”（人的理性有限），“说服”到头来终会导致弄 巧成拙，“智者设计”也是靠不住的。 　　但这里要指出：自由主义所谓的性恶、性愚决不是把人都看成坏蛋和 傻瓜，更不是“鼓吹自私自利”和愚昧反智。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对性 善的价值否定，就是在事实判断的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理与那 种“人对于人是狼”的极端表述也全然不同——道理很简单：人们没有见 到狼群中存在市场，更不能设想狼与羊进行交易。 　　在中外思想史上，倒是极端反自由的某些流派，如中国传统法家才主 张人性皆恶：“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韩非子》），因而除了“法、术、势”之类厚黑功夫，法家是什么也不 信的。不久前在活报剧《格瓦拉》中，编剧安排几个女性“美帝国主义者 ”高声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显示“西方性恶论”之丑恶。可笑的 是这句话偏偏是一句纯粹的中国古代名言，流行于国人尚不知“西学”为 何物的时代。而所谓“西方的”性恶论，即使在“人对于人是狼”那样极 端的表述中，也只是一种事实设定，而决不至于在价值意义上对“不为己 ”者作出“天诛地灭”的诅咒。但在我国传统时代，这样的诅咒不仅见于 上述社会流行语，而且像韩非这样的经典法家，对那种不怕死不爱钱无私 无畏的海瑞式人格也可谓“疾善如仇”了。你听这叫什么话：“若此臣者 ，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 也，吾所少而去也。” [1]读者读完本文后面几章，就会明白这种“疾善 如仇”的“性恶论”实在是专制逻辑之必然。耐人寻味的是：法家思想恰 恰是在文革时代那种极端“反自由”的极左氛围中在中国得到空前普及的 ！ 　　而自由主义的“性恶论”（确切地说是人性局限论）当然不是反对行 善、利他，也不是怀疑人有善心或利他之心，说穿了它只不过是基于一个 谁都明白的常识——用并不信仰自由主义的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做点 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既然连成天把高调理想挂在嘴边的毛泽东都清楚人一辈子不为恶是最 难最难的，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的出发点时当然就只能从人有可能为恶的 低调假设着眼，而不能把制度安排建立在圣人永善这“最难最难”实现的 高调假设上。所谓“先小人后君子”（这也是绝无“西化”色彩的中华名 言）就是这个意思。再高尚的人，他的权力也要受制约，再平庸的人，他 的权利也要有保障；政治上的宪政法治，经济上的“自利人”假设等等， 都是由此出发的。 　　而“先小人后君子”当然不是否认人可以为君子，更不是怂恿人们去 做小人。恰恰相反，“先小人后君子”是为了消灭伪君子、真小人，以便 成就更多的真君子——即使镜花缘式的君子国未必能够建成；“先小人后 君子”是要消灭那种“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 之大公”（黄宗羲语）的“家天下”祸患，而增加“天下为公”的可能— —即使这种可能未必能够变成现实。 　　换言之，人性局限论是立足于公认常识的一种底线设置或曰低调预期 ，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能够杜绝人性越过底线落入恶的深渊，但这种底 线是向上开放的：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猛烈推动人性的提升，但至少它决 不会妨碍这种提升。 　　以经济学为例。“自利人”或“经济人理性”预设并不是断定人必定 自私而不可能利他（因此不能用某个或许多利他的事例来证伪这种预设） ，更不是鼓吹人们应当自私自利（因此不能用关于自利心如何可恶之类的 价值判断来否定这种预设）。这种预设只是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人人无私 ，也没有什么能保证某个人事事无私，因此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只能是：你 如果无私、利他、行慈善，当然再好不过，假使你出于利己之心，这种安 排也可以使你的行为实际上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社会总福利。显然，这 样一种安排就是市场经济。 　　总之，德性有限、理性有限之说是一种底线（或曰局限性）的判断， 非全称的判断。它并不否认人类之中有（可能还不少）善者、智者，而只 是说人有可能（或无法消除这种可能）为恶为愚。自由主义不否认有耶稣 ，但否认人人是耶稣，因而耶酥为犹大、为希律王所害之可能无法排除， 所以必须有耶稣不为犹大或希律王所害的自由（推而广之，即任何人都必 须有别人或人们所不能剥夺的自由）。反过来说，即必须有能够制约希律 王权乃至任何人及人群权力的制度安排。 　　但这类论证说到底，都是一种“低调论证”，它论述的实际上都是些 “常识”而不是“理想”。人们可以不满意这些常识（因此不满意仅以这 些常识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但却无法否定这些常识——任何最热情的性 善性智论者都无法证明天下人皆性善性智,也无法保证某一个人的善与智是 无限的，亦即无法保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犯私心或办傻事，也就是无 法否定上述两个“靠不住”。从这点上讲，自由主义与“强制性理想主义 ”（非强制的或自愿的理想主义不仅不与自由主义相悖，如下文所述，它 还是自由主义的要件之一）的分歧其实并非“人性预设”的不同，而是非 全称判断与全称判断的不同。 　　最容易论证的“主义”：除非“秀才遇见兵” 　　换言之，只要有性恶性愚的例子存在，自由主义就得到了最基本的证 明。而“强制的理想主义”则需要所有人都性善性智（或某人在一切场合 都性善性智），才能得到证明。一万个雷锋叔叔的存在远不足以证明“强 制的理想主义”是有理由的，但一个王宝森的存在就足以证明自由主义有 充分的理由。自由主义者不会去禁止“公有制”（它只禁止强制性地“化 私为公”，对于成员志愿结合形成的、不侵犯他人权利的“自由人公社” ，自由主义者是乐观其成的，尽管多数——并非全部——自由主义者对此 不抱希望），因此他实际上无须证明“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也不会被 诸如南街村（假定它确如宣传的那样美妙）之类的事例所驳倒。然而“强 制的理想主义”是要禁止私有制的，因此它必须证明“公有制优越于私有 制”，而一个自由企业成功之例就会对它构成挑战。这是因为这两种“主 义”的分歧实际上并非“公有”好还是“私有”好，而是自愿好还是强制 好。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确是无须论证的：如果你允许每个人自由 选择分开“单干”或者联合为“公有”，那还有什么必要争论“公有与私 有孰优”？让人们自择其宜可也。而如果不允许选择，争论“公有与私有 孰优”又有什么意义？没有选择，何言孰优！经济之外的领域同样是这个 道理：如果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同意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自由辩论，那他 事实上已经承认“自由优先于主义”，即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已经胜了。如 果他不许争论，而是干脆把自由主义者抓起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 争论又有什么用呢？ 　　总之，自由主义的宽容与低调使其具有与常识的亲和性，因而具有极 大的论证优势。哪怕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反对、而且会敬重慈善者 和利他行为，然而极端的“强制理想主义”却会“狠斗私字一闪念”。哪 怕最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不会禁止每个成员自愿组成的“南街村”，正如现 实中最“自由主义”的美国从来不乏“公社”实验一样。但“强制理想主 义”却常常消灭一切民间经济行为，正如改革前我们亲身体验的那样。从 学理上讲，自由主义承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所要求的只是 给“公说”和“婆说”同等的表述权利，而这其实并不需要以驳倒“公理 ”或“婆理”为条件。而其他主义（不只是“强制的理想主义”）本身就 是一种“公理”或者“婆理”，它们的成立是要以驳倒对方为条件的。换 句话说，自由主义的实质其实是“自由优先于主义”，它超越于所有的“ 主义”之争，或者说它是所有“主义”之争得以进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 上，其他主义的成功并不能证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自由主义的失败却意 味着其他主义要么不能成功，要么也将是一种“邪恶的成功”。正是由于 它的上述性质，自由主义不像某些设计完美的理想理论须对其理想进行严 密的“结构合理性论证”与“过程---目标可行性论证”，这使它完全可以 只依靠最普通的经验常识。说得通俗些：不读《资本论》，成不了马克思 主义者。但不读哈耶克的书，完全可以成为自由主义者。 　　也正是由于它的上述性质，尤其在非自由状态下，自由主义，或者更 确切地说，“自由优先于主义”，实际上是除御用文人之外的一切“主义 者”的共同希望。在其他文章中我谈到过“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 同底线”，谈到过“社会主义者爱美国”现象，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在发 达国家历史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甚至自由主义与一般意义上 的左派之争，都是在自由秩序实现后，即在上述共同底线的价值基础之上 ，才有实际意义的。在英国传统的两党政治中，自由主义者即辉格党人曾 长期属于“左派” [2]，直到20世纪初这一位置才为工党所取代。而象迪 斯累利那样代表传统特权阶层的右派托利党人却鼓吹“父权制社会主义” ，而为左派工会运动（后来的工党）与辉格党人所共同反对。在沙皇俄国 ，普列汉诺夫曾声言“俄国人分裂成了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 的个人”。 [3]列宁曾痛斥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 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 [4] 那时的社会民主派向 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 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而自由主义派宁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自 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反对托利党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 义。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这两家实际上是“分开走，一起打” [5]的。 如今一些所谓“新左派”喜欢指责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自由秩序而奋斗 是落入了“科学主义”的陷阱，中了“进化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论 ”的毒。的确，那时的人们有把自由秩序当作“客观规律”中一个“必经 阶段”的想法，但他们争取自由决不是仅仅基于“客观规律”的历史主义 考虑。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沙俄的“公社”比英国的私营工厂剥削更残酷， [6]列宁曾指出在西方的议会中工农代表可以“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话 ”，“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而沙皇制度下就做不到 [7]。这完全讲的是经验常识，并没有什么“ 不可避免的恶”、“历史进步的代价”之类理性主义的语调。哪怕是“抽 象的自由”、“形式的平等”和“虚伪的民主”，也比连这样的自由平等 民主都没有要强得多。这难道要学过什么“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之 类高深理论才能判断出来？不讲“客观规律”难道就做不出这样的价值判 断？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下追求自由，本是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人之常识 。至于有了这样的自由而犹不满足，还要追求更高的理想，那是另一回事 了。 　　“自愿当奴隶”与“强迫你自由”：不是悖论的悖论 　　实际上，论证自由主义的唯一困难不在于经验上或是价值上，而在于 形式逻辑上。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能不能同意“自愿当奴隶”的问题。自 由主义原则上认为：“对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除非这一选择 侵犯了别人的自由。”而“自愿当奴隶”并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从上述 原则上讲，好象没有理由干涉。但由于自由主义者最敌视的恰恰就是奴隶 状态，所以明确这样讲的人并不多。只有一些在逻辑上讲究彻底的论者直 接面对这一悖论，如诺齐克便明确说：“自由制度是否允许人把自己卖为 奴隶？我相信它会允许。” [8]这就被一些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家找到了 靶子。 [9]实际上，以往对自由主义、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切批判 ，几乎都可以归根结底于这个悖论。例如马克思当年讲的“异化”，无论 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还是其他表述，其实质都是讲的自由的异化，即 “自由得失去了自由”之意。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论战中，为奴隶制辩护的很重要 一个观点就是说南方的黑奴是“自愿当奴隶”的。这是“自愿当奴隶”论 声名狼藉、并成为后来反对自由主义的论者常常提及的“自由主义污点” 之由来。但人们都知道，当年的废奴主义者更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 。他们反驳“自愿当奴隶论”的方式是强调黑奴当奴隶决不是“自愿”的 ，而是强制的受害者。换言之，他们并没有针对“自愿当奴隶”本身而提 出“强迫他自由”的主张。而南北战争后奴隶制的废除也并没有伴之以自 由雇佣制的废除，真正“自愿”为前主人（假如他没有因违法而被联邦当 局取消雇主资格的话）工作的前奴隶仍然可以作为雇工留下来，不会有人 “强迫他自由”而把他赶走。一些激进的左派正是以这一点为理由之一， 批评联邦当局废奴不彻底。然而当时如果实行了“强迫他自由”，那美国 就不是今天的美国，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古拉格群岛”了。当然南北战争 后黑人的民权仍然是不充分的，其复杂原因本文不能细说，但决不是因为 没有通过“强迫他自由”来消灭“自愿当奴隶”。 　　可见南北战争的例子并不能解决关于“自愿当奴隶”的悖论。的确， 自由主义同意人们可以“自由地”放弃自由吗？如果同意，容忍奴隶制还 能叫“自由”？如果不同意，限制了人们的“自愿”选择还能叫“自由” 吗？这在形式逻辑上显然是个无解的悖论。思维中类似的悖论可以举出许 多，如：宽容者对“不宽容”能否予以宽容？相对主义能否用于“相对” 本身？解构主义本身能否被“解构”？以及古希腊的那个著名的“说谎者 悖论”：说谎者说：“我在说谎”，你是否相信他这话？等等。 　　这种悖论无疑是个逻辑上的死结。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够打得开它 。正是也仅仅是由于这个死结，各种反自由的理论永远不会消失。不过认 真想来，这个死结其实也仅仅是个逻辑游戏。至少对于非自由秩序下的人 们来说，它实际上构不成自由主义论证的真正障碍，理由有三： 　　首先，这个悖论在逻辑上实际是个双刃剑，它给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 的批评者带来的麻烦是同样的：“自愿当奴隶”的否定表述是“强迫你自 由”。那些声称不允许“自愿当奴隶”的人是否主张强迫别人“自由”？ 这在逻辑上同样是个不可解的悖论。 　　而且应当指出：如果不是玩逻辑游戏而是落实为现实的选择，实行“ 强迫你自由”的危险性实远大于允许“自愿当奴隶”——后者如下所述， 实际上无非是容忍了雇佣制这种“不理想的”状态。而前者则会导致真正 的奴隶制乃至“超奴隶制”：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 之名以行”不过蚩蚩小者。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大都只限于抨 击“自愿当奴隶”如何不好，却很少正面论证“强迫你自由”的正当。然 而说到底，如果不“强迫你自由”，又如何能够制止你“自愿当奴隶”呢 ？其次，正如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也明确承认的，“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当 奴隶是强制使然”。 [10]因此哪怕是最“消极”的自由主义——即反对强 制奴役而允许“自愿的”奴役——如果得到实现，也就可以消灭“大多数 情况下”的不自由（按这些批评者定义的不自由）。当然在已经实现了这 一点的地方，这种自由主义因其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追求，似乎就不那么吸 引人了。自由主义者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承认多元化，承认对方存在的 价值，承认这个问题上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在没有实现这 一点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魅力怎么能够否认呢？置“大多数情况下”的 不自由于不顾而专门抓住“自愿的不自由”猛批，不管现实问题而只去钻 逻辑的牛角尖，不是有点儿虚伪吗？ 　　最后，所谓“自愿当奴隶”正如诺齐克所说，它意味着“任何个人都 可以通过缔约建立对自己的任何约束，所以也就可以用这一自愿结构缔约 使自己摆脱它”。 [11]在现实中这就是雇佣制。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制度。 但至少在目前，人类还未发明比它更好的普适性制度安排，而至少在某些 地方，比它更坏的制度又比比皆是。那么至少在这些地方，自由主义—— 哪怕是最“消极”的——又有什么罪过呢？ 　　总之，作为自由主义论证真正的难处的这一逻辑悖论，同样会难倒它 的论敌：“自愿受奴役”在逻辑上并不比“强迫你自由”更荒谬。而在现 实中，“强迫你自由”确实比“自愿受奴役”更残酷。逻辑中的这一两难 困境在现实中其实并非两难，而是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因此，自 由主义论证的难处并不是它实践的难处。这一论证的难处可以为许多殚精 竭虑的学者提供饭碗，然而它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实际影响其实远没有人们 想象的那样大。而自由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真正困难，却是在那很容易论 证、简直无须论证的常识领域！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外：关于“第三种自由” 　　自由主义无须论证，但是，自由主义必须实践，自由主义者之所以难 当，不在论证难，而在于实践难，而且，特指在非自由秩序下的实践难。 前述关于“自愿当奴隶”的问题，涉及到自由主义思想史上著名的“两种 自由”理论。I. 伯林当年提出“消极的”(negative，有人认为应当译为 “否定的”)自由与 “积极的”(Positive，又译为“肯定的”)自由这一 对命题。通常最简明的解释是：消极自由即“免于……的自由”，而积极 自由则是“做……的自由”。前者意味着不受禁止，后者意味着得到保障 ，两者分别代表着近代体制的两种趋势，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 　　但是按过去的说法从权利主体的角度去区分“免于……的自由”与“ 做……的自由”并不容易，因为许多权利实际上都兼有否定与肯定两层意 思。例如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口号四大自由之中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和“ 免于恐惧的自由”，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福利的自由”与“要求减少强制 的自由”。前者与福利国家相联系，通常被认为应当属于“积极自由”， 而后者与“小政府”相联系，通常被认为属于“消极自由”，但从表述形 式来说它们都是“免于……”的句式。 　　其实从伯林的本意看，他讲的两种自由应当不是从权利主体、而是从 权力的角度来区分：一种“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或一种权力应当尽量不去 干预别人，以免妨碍、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而另一种“自由”则意 味着一个人或一种权力应当力图“使别人自由”，即更多地给别人以帮助 和保障，以防止别人“自愿当奴隶”。对于这“别人”来说，那就分别是 “免于束缚的自由”和“享受保护的自由”，或曰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 由。由于享受保护往往意味着带来束缚，而扩大保护则要求建立“大政府 ”并缩小个人自主性，因此包括伯林、哈耶克等人在内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通常都非常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同时极为警惕积极自由的扩张。 　　而相对于建立在契约性委托授权关系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即宪政民主国 家来说，个人对他人实行“积极自由”尤其让人忌讳。自由主义不能要求 一个人对他人当慈善家，但必须要求对他人不当强盗。在无外部性的条件 下，一个人无权（哪怕出于好心）随意干预他人，但也没有责任去“解放 ”他人，更没有权利对“自愿当奴隶”者实行“强行解放”。而在不存在 “强迫当奴隶”现象的自由秩序下这也就意味着无权对他人进行任何“解 放”。在自由秩序中那种不满意消极自由而动辄想要“解放”他人的积极 自由论者容易导致“到奴役之路”。因此不要说伯林、哈耶克和诺齐克这 类古典自由主义者，即便是在一定条件下认同民主福利国家的“自由左派 ”罗尔斯，在个人对他人的关系上也只假设“相互冷淡”，即既不助人也 不害人的这么一种消极自由态度。 　　换言之，为了防止损害既有的自由秩序，避免陷入“到奴役之路”， 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而在逻辑上很难设想两者之外的 “第三种自由”。 　　在自由秩序之下，只要不想强制别人的人在广义上就是自由主义者， 当然，他不一定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或“自由主义理论家”，要当后面 这两种“家”，需要在常识性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非常复杂的理论大 厦，组织非常精巧的概念—命题—逻辑游戏。但老实说，自由秩序的实现 与这种建构和游戏关系不大。人们通常都是凭常识去向往自由的。只有“ 完善精巧的科学蓝图”才需要极高的智力投入方能向往之。无怪乎后一种 “主义”极强调“理论学习”，而自由主义运动则很少有此兴趣。 　　在已有自由秩序，因而争取自由的实践已失去意义的情况下，精英们 把精力花在高智力理论游戏上是合理的——因为自由主义是那么低调，低 调得有些平庸，而人类有一种嫌弃平庸的本性，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智力 游戏，人们就会因其平庸而嫌弃自由主义，改而迷恋那些高智力的“科学 设计”了。因此说到底，阳春白雪式的自由主义高深理论主要是为了与反 自由主义理论比赛“高深”以捍卫（已有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争取或实 现自由。而（例如）社会主义的高深理论才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为了指导社会主义运动，但哈耶克写《自由宪章》并不 是为了指导自由主义运动，事实上该书也不可能指导什么运动。 　　但在没有自由秩序的地方，一个人是否为自由主义者便不是取决于他 是否做过这种高深的智力游戏，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实践了自由原则。这种 原则是分层次的： 　　第一层是保持自己的个人自由，即拒绝他人对自己的强制，这在有些 情况下（如在文革或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中，独善其身的“沉默的自由”都 会变得极难实践）很难做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难做到。即使外在环 境使你无法摆脱强制，你至少是希望摆脱的。甚至可以说，拒绝他人对己 的强制是人之常情，只要不是压力极大，一般人都不希望被强制。这一人 之常情正是自由主义思想可以成立的前提。 　　做到这一点便是个“自由人”。愿意做自由人，这是成为自由主义者 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确有一 种趋势，把保持人格独立不随波逐流就称为自由主义者。如陈寅恪就因为 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便被称为“自由主义史家的典范”。尽管他 自认其理念介于“湘乡南皮之间”，而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 的理念都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 　　的确，自由主义者必然会极力保持自己的自由，但保持自己的自由者 未必就是自由主义者。这正如在古希腊罗马除了奴隶之外都是自由民，但 并不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样。人格独立者遍见于古今中外，但自由主义者并 不是古今中外皆有，它只是一种近代以来的现象。 　　自由主义实践的第二层次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即不去强制他人。这相 对于第一层次而言已较难做到，因为“人性恶”的低调预设已经假定，人 往往易于重视自己的自由而漠视他人的自由，甚至于不希望被支配而希望 支配别人也是一种不仅人之常情，在生物界也常能见到的现象。自由人不 一定是自由主义者，最简单的原因是因为自由人可能是奴隶主或者想当奴 隶主。如果说，尊重自己的自由是权利，那么尊重他人的自由对于自己来 说就成了义务。承担义务意味着自律，而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尤其对于 已经拥有强制他人的能力（即权力）的人而言。但对于没有这种能力（即 没有权力）的人来说，可能就稍微容易些。 　　做到这第二层次是否就是自由主义者了呢？在已实现的自由秩序中， 可以认为是的。一个人既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又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这对于 维护自由秩序而言已是足够。如果超越这一点，不仅不侵犯他人的自由， 而且还要主动去“使他人自由”，有时倒是危险的。因为“使他人自由” 即“积极自由”，这在人们已经享有低调自由（即免于强制但仍可能“自 愿受奴役”）的条件下往往成为一种关于高调自由的“理想”，而用这种 “理想”去律人（不仅仅是自律）就会产生新的强制，即“迫使他人自由 ”，如上所述，这正是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 名以行”的由来。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已有自由秩序的前提下）坚持“消 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是完全应该的。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真 正的自由主义者就是“消极自由主义”者。如今在自由主义者中声誉极高 的陈寅恪、钱钟书等先生符合这一标准，如果处在今日西方那样的环境中 ，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的确不为过。 　　然而，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使他人自由”都等于“迫使他人自由” ，强行“解放”“自愿当奴隶者”与主动帮助“被迫当奴隶者”获得解放 完全是两回事。强调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混淆了这两者，就有可能把自由 主义混同于犬儒主义。 　　前已指出在自由秩序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使他人自由”的确就等于 “迫使他人自由”。因为在这种秩序中人们已经有了免于强制的“消极自 由”权利，你再要“使他自由”，就只能是针对所谓“自愿当奴隶”而言 ，也就是要强迫他放弃这种“不好的自愿”而接受你所认为的“自由”。 这样“使他自由”就成了“迫使他自由”，自由主义者当然不能认同这种 做法。 　　但在还存在着“被迫当奴隶”的非自由状态下，情况便大有不同。因 为对被迫为奴者而言使他自由是求之不得的，这里只有解放而没有强制。 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只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地关心自己的自由，自由 （哪怕是最低调的消极自由）能争取到吗？ 　　“鲁滨逊岛上的第三个人”：利他的自由主义者 　　我们可以以“鲁滨逊岛悖论”从逻辑上说明这一点：在笛福的故事中 ，如果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他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如果多了一个人，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 星期五”，那么鲁滨逊无疑是个自由人，但他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他 是奴隶主。或者鲁滨逊与星期五彼此尊重对方权利，遵守不强制人也不受 人强制的“消极自由”原则，那么不管他们是各自单干、平等协作，还是 星期五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上给鲁滨逊打工，他们都是自由人，而且都可以 说是自由主义者。 　　现在岛上来了第三个人，假如鲁滨逊与星期五此前已经建立了“消极 自由”秩序，那么他只要也保持“消极自由”，就也可以成为自由主义者 。相反，如果他不满足于这一点，比方说他看到星期五在给鲁滨逊打工便 上前干涉，强行制止这种“自愿受奴役”，而推行“积极自由”，那么他 反倒不能说是个自由主义者了。 　　但假如这第三者看到的是“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他会如 何反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如果他当鲁滨逊的帮凶，或者与星期五为伍，他当然就不是自由主义 者。如果他满足于“相互冷淡”的“消极自由”，既不象鲁滨逊那样强制 别人也不象星期五那样受人强制，但同时又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行为视若无 睹，不想“使人自由”，那么他能算自由主义者吗？ 　　我想一般人都会说不能算。问题不在于“使人自由”有多么高尚，而 在于这样的视若无睹等于默认奴役制度。而今天你默认了“鲁滨逊手持利 剑奴役星期五”，明天或许他就会手持利剑来奴役你了。因此，捍卫星期 五的权利，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努力“使人自由” 的人，哪怕他自己保有着“消极自由”，也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换言 之，自由主义者必须反对“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即便鲁滨逊并 没有奴役自己。在一般条件下只要自己不当奴隶（维护自己自由），也不 当奴隶主（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符合了“自由主义”的定义，但在存 在着奴隶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不仅自己不当奴隶也不做奴隶主，而且 应当积极推进废奴运动，他也许可以不反对别人“自愿当奴隶”，但他绝 对不能容忍别人强掳或强卖他人为奴，最简单的理由是：容忍了别人强迫 他人为奴，就难免有一天别人会强迫自己为奴。 　　总之，不“迫使他人自由”并不等于不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这 一点在自由秩序已存在（即“他人之间的强制”已不是问题）的条件下也 许无须特别强调，但在未有自由秩序时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自由主义 者必须反对“你对他的强制”，即反对任何人对任何其他人的强制，而不 仅仅是“我不强制你也不受你强制”。他必须帮助那些希望自由而不可得 的人（而不是“自愿当奴隶”者）。因为这时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争取 自由，然后才谈得到如何维护自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自由主义 者就不能只是“消极自由主义者”。他还必须有“积极自由”的实践，这 就是自由主义实践的第三层次。 　　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 、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 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 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 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 但是，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储安平一类人，而不是陈寅恪 、钱锺书一类人。 　　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 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虽然常识告诉我们自由不可分割，捍卫“别人的”权利也就是捍卫你 自己的权利。但不可分割的东西是“公共物品”，而“经济人理性”使公 共物品的供给出现“搭便车”的困境，也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三个和尚没 水喝”。因为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 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 “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 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 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 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 ”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 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 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斗争的结 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 “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 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 更容易被遗忘。因此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比松散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更能记 住自己的殉道者。人们经常责怪中国人没有记住王造时、林昭……等等， 这的确令人心酸，然而并不奇怪，这与“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未必有多少 关系。不信你去东欧看看，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些当年受迫害的著名持不同 政见者？ 　　因此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做别的主义者要难得多：不是难于论证，而 是难于实践。自由主义并不是犬儒主义（尽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义描绘 为犬儒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说他是“真 正的”，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律己而无法律人的理想。他与 某些主义的“理想”长于律人却决不律己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由主义的“ 消极”和“低调”是指自由主义者对人性局限（“性恶”、“性愚”等） 的理解，他不指望人人是圣徒，甚至他不排除人人为犹大的可能，然而自 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自由主义描绘的未来可能是 十分平庸的：那是个俗人的世界而非圣人的天国，那是个有缺点但可免于 “最坏”的场景。但为了这一“平庸”的未来，——为了人们都有过“平 庸”生活的权利而不至于在“崇高的强制”下陷于非人境地，却需要付出 最崇高的奋斗。一句话，自由主义者不能指望别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它 应当假设别人都是庸人而且完全有权理直气壮地当庸人，但他自己却必须 是理想主义者，他必须准备为“庸人们的权利”付出牺牲，而且不能指望 “庸人”们有任何回报。——还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能甚于此呢？ 　　世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 　　由此我们也就可知何以自由秩序的实现是如此困难。这困难不是由于 论证的悖论（“自愿当奴隶”之类），而是由于实践的悖论：世人皆知奴 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前一句讲的是自由主义论证之易，后一句讲的是 自由主义实践之难。这两点其实都是普世的，与“文化”或者所谓民族性 的优劣无关。 　　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但如果要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 定论”两者中进行选择，我以为后者的谬误肯定比前者小。人们如今讲的 许多“文化”之别实际上只是制度之别。比如许多人说西方人爱好自由， 而东方人爱好道德。初听之似是，深究之实非。其实所谓不自由毋宁死， 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极致之言，有几人能做到？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所 以无论西方东方，监狱如不上锁，犯人都要跑掉。但人类也有追求安全、 希望受保护的本能，所以西方中世纪乱世之中人们普遍委身为附庸以求庇 护，而如今也有刑满的犯人不愿“自由”地流浪街头而想赖在监狱里享受 保障的事。无论西方东方，牺牲自由而换得保障、接受束缚而获得庇护、 放弃机会而躲避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束缚多而保护少，或者只有 束缚而无保护，人们便趋向于争取自由；保护多而束缚少，机会小而风险 大，人们便趋向于“逃避自由”；而束缚与保护达到平衡，即所谓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那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契约。但广义契约由于没有形式化， 其结清的成本很高：如果君不君，不能给臣民提供保护，则臣不臣就只能 以“水能覆舟”的方式摆脱束缚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自然比“统治者 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形式化契约要大。 　　换句话说，对一般社会成员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专制制 度通常是束缚多而保护少，自由民主制度通常是束缚少而保护多，因此只 要超越特殊利益，无论从自由的本能还是寻求保护的本能而言，人们都会 认为后者比前者公道——后者也有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无怪乎许多具有正 常良心和智力的中国人，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的爱护 无可怀疑，对“西方文化”也谈不上多少了解、更谈不上迷信，而且从特 殊利益上讲他们还是中国专制制度下的获益者，但一经比较，从最朴素的 感性上他们还是肯定人家的国内制度（而非国际关系）比“我大清”更“ 仁义”：“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徐继畲）、“其民平等”（郭嵩 焘）、“公理日伸”（严复）。 　　至于东方人的道德爱好之说，只要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折腾克林顿性丑 闻而中国古代帝王有多少墙茨之丑却没有谁为此下台，就会明白真正的区 别只在于专制制度下是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讲道德、自由民主制度下则是 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讲道德，如此而已。明儒黄宗羲说中国的专制君主是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则民主社会的公仆便须“以我之大公为天 下人之小私。”岂公德与私恶而有东西之分乎？ 　　总之，自由比专制好，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而且自由主义对人性的 期望值又是如此低调和“现实”：“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 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 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只要求人 不作奸犯科。应当说这种要求比“社会主义新人”要好做得多。然而几千 年来各种独立发展的古文明都未能“自发”形成“自由秩序”，而是“自 发”地走上了各种各样的“受奴役之路”。而真正形成原创性自由秩序的 只有西欧，今日世界其它地方的这种秩序也直接间接都是从那里扩散的。 为甚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恐怕不在于什么“文化基因”的不同，也不在于“学理”资源的 匮乏，而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它一旦实 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 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如上所述， 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自 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 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 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 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如果这 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 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 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不仅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 便车”、中国人所讲的“三个和尚”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 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 人们非但不感谢，还会朝他泼脏水。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 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显然，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 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 ，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 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 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 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 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 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秩序的贡献无与伦比。究其原 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 横而奋不顾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 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 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于是他们这种“第三种自由”的实 践，使社会有可能走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 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 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 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 替我们干的。 　　“神学家”与“圣徒”：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自由的公共性有句引用率极高的名言，据说一位纳粹屠杀时遇难 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 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 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 起来为我说话了。”这位新教徒似乎原先不懂这个道理，后来懂了,但为时 晚矣。 　　然而这个道理果真那么难懂吗？懂了他就会在“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 义者”时站出来说话吗？常识告诉我们：未必。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在“起 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时也许会幸灾乐祸。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则不会。 但后者中的多数人恐怕也就是对这种“追杀”不以为然，甚或忧心忡忡而 已，他们也许希望犹太人、工会会员和天主教徒，乃至希望其他新教徒出 来为那些共产主义者说话，但自己仍然沉默。道理很简单：再残暴的专制 也不会杀掉一切人，最后轮到自己被害只是一种几率有限的可能性，但站 出来抗议招致受害则几乎是必然的。而如果别人冒险抗议成功，自己不付 代价照样可以免除专制的威胁。不说话之害是大家分担的，而说话的代价 则是自己承担，于是大家都明白不说话之害，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大家 都受害。 　　同样出名的一句话据说是伏尔泰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誓死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其实就多数情况看，古今中外知道“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之大道理的人并不少，但承认别人有发异议之权利是一回事，是否 愿意自己付出代价来“誓死捍卫”别人的这种权利又是一回事，尤其在自 己似乎并不缺少话语权的情况下愿意这样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古往今来 禁止异议的独裁者之所以得逞，固然有时是因为人们不知言论自由之可欲 ，但更多情况下恐怕还是因为没人、或只有可以被轻易镇压下去的极少数 人愿意自付代价为大家争发言权。 　　关于导致不自由的其他机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除了少数情况，通 常人们不是不知道自由之可欲，就像和尚并非不知道要喝水，然而还是不 免“三个和尚没水吃”。一位朋友几年前曾写道：专制主义有时依赖于人 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的冷漠有时是因为 无知，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专制主义的建立也许需要原教 旨主义，但专制主义的维持，通常只需要极其世俗的犬儒主义。专制主义 建立它的集中控制时需要臣民的“集体主义”，但维持这种控制时更需要 臣民的“原子化”，需要他们“黄牛过河各顾各”。古代帝王所以懂得“ 法道互补”，商君韩非之流所以通过分异令、推行瓦解族群自治的伪个人 主义来实现“利出一孔”的国家经济统制，“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所以 比具有自组织传统的俄国村社社员更容易“被集体化”而变成“一大二公 ”，都是这个道理。 　　在自由秩序中做自由主义者，低调律人，亦低调律己可也。在非自由 状态下做社会主义抗争者，可能需要高调律己、高调律人——以道德感召 与纪律约束双管齐下来组织运动。而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主子” ，完全可以低调律己，高调律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惟独 在非自由状态下做自由主义者，高调律己、低调律人恐怕是必具的品格。 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 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 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 　　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 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 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 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 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 不以势压人——尽管在并不时兴宗教宽容的中世纪，有些被教廷封圣者卷 入过宗教审判，但总的说来当时最严酷的那些宗教审判官如托尔克维马达 皆未得封圣。而像托马斯.莫尔那样的圣徒自己坚持信仰，受害于宗教迫害 而殉道，但在他自己掌权时对待“异端”按当时标准却是非常宽容的。[12] 圣徒并非神学家，尽管基督教历史上有些神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也 曾封圣，但绝大多数圣徒并没有神学著述，甚至有的干脆目不识丁，在宗 教理论上谈不到什么原创性发明。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 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 则远过于神学家。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成批“培养”圣徒，但中世纪的经院 制度曾经系统地培养了大批高造诣的神学家（所谓经院哲学家）。他们无 疑是有贡献的，过去某种意识形态对“经院哲学”的全盘否定是不对的。 但是无庸置疑，当时神学家的众多并没有改变宗教暮气沉沉、教会腐败不 堪的危机局面。后来的宗教复兴恰恰是从恢复早期圣徒传统开始的。新教 方面固然强调“因信称义”，天主教方面的人文主义者也强调“朴素的虔 诚”。被认为是近代自由制度创造者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有许多远远 超出“消极自由”的高调追求，五月花号的船民到美洲时甚至过着一种“ 共产主义”式的生活——但正是他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资 本主义”。 　　如果说作为一种具体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没有神学论证，但作为运动的 基督教更依赖圣徒的实践。那么超越于具体信仰之上、对于“多元化、信 仰自由、宗教宽容、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说是一种“元信仰”，如前所 说，这种“元信仰”之难不在于论证而在于实践。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能 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它的这后一种需要超过 任何具体的宗教信仰。 　　“拆下肋骨当火把” 　　显然，在这里笔者所谓的圣徒并非某一特定宗教的概念，更与教廷封 圣名单无关。笔者所指的圣徒无非是具有某种品格的人，这种品格说到底 ，无非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世。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 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在许多社会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 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 　　不言而喻，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自由秩序的实现过 程的确与宗教有关。马克斯.韦伯论证过“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关 键作用，一些学者如施密特等人反驳说不仅新教，天主教伦理也可以促进 近代社会的产生。其实在笔者看来，历史上所谓的英国革命形式上就是一 场宗教战争。支持国会抗击王军的那些英国农民很难说是基于什么物质上 的“阶级利益”，而就是基于新教徒的宗教热诚来投入这场变革的。没有 这样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动力，就很难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 境。近代自由秩序所以在英国出现，与新教的某些具体教义未见得有韦伯 强调的那种必然联系。但它的确与某种超越性的宗教精神有关。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神学自由主义”的概念，“神学自由主义”如 果被理解为基督教自由主义乃至新教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是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宗教观则必然是多 元的，它不可能仅仅与某一种宗教、某一种文化相联系，更不可能对其他 宗教其他文化持排斥态度。自由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宗教审判都不相容。但 是自由主义者完全可能是异端迫害的火刑柱上的殉教圣徒，自由主义这种 世俗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或曰终极关怀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 神学自由主义” 是可以成立的。但根据上文所讲的道理，它不能理解为“ 神学家自由主义”，勿宁说它是“圣徒自由主义”更合适。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 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笔者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 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 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 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反右”以后，90年代 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 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 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 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 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 制。 　　总之，以高尚持身，己虽达而知权力之限；为“庸众”而争，境固穷 而惟权利是守。此谓之圣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 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 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有一本讲顾准的书名为《拆下肋骨当火把》，就是突出了顾准、李慎 之等老一代自由先驱的这种精神。现在人们怀念顾准、李慎之等前辈，可 是有人说他们固然人格令人景仰，但是在学术理论上成就没有那么高。顾 准的学问早已经过时了。而慎之先生的“理论原创性”并不突出。其实今 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就以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的哈 维尔来说，他作为深受卡夫卡式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剧作家，很难说对自由 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少热情，甚至他 （如同甘地等人一样）的某些言论与如今一些所谓左派愤青也不无形似。 使他与后者截然有别的不就是他的实践吗？哈维尔能不能算自由主义的“ 神学家”我看大有疑问，但他作为自由主义的圣徒已足够伟大，他对捷克 自由事业的贡献亦堪称不朽了。 ～～～～～～～～～～～～～～～～～～～～～～～～～～～～～～～～ 痛说华夏五千年 舒侠 华夏号称五千年，民主从来不曾见。 天子龙种轮番舞，虎去狼来百姓苦。 成者为王败者寇，环环相扣无尽头。 巧取豪夺刮民膏，王道霸道本同槽。 当朝从来不会错，错的总归是前朝。 当朝都说永不倒，到时不免要改朝。 始皇梦想传万代，可怜二世国号改。 英雄残忍谋士奸，流氓无赖闹中原。 流氓无赖做天子，中国人民生如死。 中国天子有奇癖，阉割男人乐无比。 中国天子情欲浓，三千佳丽入深宫。 中国天子胃口好，山珍海味吃不饱。 中国天子最仁慈，个个爱民如爱子。 中国天子最博爱，随便杀人人不怪。 中国天子最谦虚，自称寡人又道孤。 中国天子最宽容，言路从来都畅通。 颂歌千曲龙颜喜，反调一出命休矣。 别怪言论不自由，只恨自己太大意。 中国天子最长寿，万岁万岁活不够。 天子逍遥美滋滋，人人都想做天子。 天子哪怕做一日，遗臭万年死也值。 先当英雄后无赖，天子一个不例外。 古代现代和当代，一个更比一个坏。 土匪军阀和救星，一旦掌权不留情。 朝纲换汤不换药，千变万化是王朝。 北洋军阀走马灯，国共两党闹翻腾。 国共本是双胞胎，弟比兄来更腐败。 国共同为革命党，弟比兄来更荒唐。 国共生来是同志，弟比兄来更专制。 国共两党搞民主，中国人民当奴仆。 国共两党闹革命，中国人民丢性命。 国共都是党天下，不容人民来当家。 国共两党争皇位，逼迫人民呼万岁。 共匪白匪相对骂，声嘶力竭喉咙哑。 大哥有刀弟有枪，大好河山作战场。 大哥伎短走台湾，小弟艺高占钟山。 从此一党治天下，一治就是五十年。 五十年似五千年，苦海茫茫望无边。 专横残暴秦始皇，怎比中国共产党。 寡廉鲜耻少节操，无法无天无人道。 吹牛撒谎行行精，欺瞒蒙骗样样行。 一党专政现原形，多党合作成虚名。 仇视知识和文明，知识分子受宫刑。 卸磨杀驴把脸变，农工相隔九重天。 穷兵黩武争霸主， 百万肉身化白骨。 一心要造原子弹，国库空虚国力残。 好大喜功靠蛮干，饿死灾民三千万。 拒谏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更难富。 战天斗地真豪迈，生态平衡遭破坏。 超英赶美说梦话，解放全球笑掉牙。 和平共处把人骗，输出革命谎难圆。 自欺欺人寻常事，出尔反尔不稀奇。 两个太阳出湖南，两虎相残国受难。 十年浩劫群魔舞，人人变成二百五。 荒谬年代多奇谈，笑话多得堆成山。 江南塞北乱哄哄，举国齐唱东方红。 人鬼混斗乐无边，停滞不前二十年。 一人想当救世主，亿万人民受穷苦。 一党独尊已三代，亿万人民好悲哀。 罪过都在“四人帮”，英明还是党中央。 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不许提人权。 大开杀戒反民主，贪官污吏没法数。 小人得志且高歌，武大开店乐呵呵。 言论自由尽管讲，只要不批共产党。 新闻自由尽管言，只要不揭阴暗面。 信仰自由不是空，只要不信法轮功。 结党结社可以搞，只要服从党领导。 民主政治不像样，洋人才配出洋相。 华夏本是弱民族，贱民哪配知荣辱。 中国国情太特殊，只求温饱学阿猪。 猪儿养得肚儿圆，供奉公仆开盛宴。 可叹饲料不甚多，瘦猪远比肥猪多。 中国百姓最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愚民政策顶呱呱，何须实行民主化。 坚持独裁万事足，抵制民主三生福。 切莫搞民主，民主国无主。 无主即动乱，动乱百姓苦。 蚁民困苦不要紧，涌向周边惊四邻。 四邻震荡五洲乱，世界从此不安宁。 此言果真讲得顺，中国历史要重论。 欢呼夏王桀，万民顺从不流血。 称颂秦始皇，儒者不言万年长。 朝拜西太后，变法诸君绝其后。 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永不改。 服从蒋介石，剿灭异党不抗日。 民主祸国果能讲，不该成立共产党。 颠覆国家搞动乱，谁能赛过共产党。 生灵涂炭几千万，共产党人坐江山。 伟大光荣正确党，不过一群山大王。 反复无常不识羞，争权夺利几曾休。 独秀右倾罪难容，秋白左倾搞盲动。 立三章龙有错误，王明国焘不可恕。 高饶反党罪难饶，彭大将军骂老毛。 少奇做贼真离奇，林彪出逃太蹊跷。 小平翻案不太平，王张江姚坐大牢。 总理生前投降派，主席死后三七开。 国锋批邓惹祸殃，耀邦不甘做儿皇。 可恨紫阳分裂党，同志杀人他退场。 伟大光荣八十年，当家只有一人贤。 贤人法号叫核心，核心就是江泽民。 核心好似神下凡，手段果然不一般。 核心似乎特迷信，一心诵读“三”字经。 位在第三代，身挂三家帅。 三讲没讲了，又有三代表。 讲来讲去一个调，抄来抄去一个稿。 人人过关搞学教，文革遗风犹未了。 沉渣泛起假大空，旧病复发患浮肿。 为平民怨来反贪，越反越贪越心烦。 反贪实在不好玩，不如谈谈权力观。 依法治国不管用，以德治国来补充。 国中道德已丧尽，以德治国又成空。 你恶我坏他无赖，党风民风都腐败。 世风日下世相怪，道德纲要又出台。 核心擅长搞外交，联大常投弃权票。 他帮谁来谁倒霉，他反谁来谁扬威。 国家大事不轻松，不如斗斗法轮功。 你骂邪来我骂妖，骂了三年不开交。 政治改革有风险，不如骂骂陈阿扁。 隔三差五骂几遍，阿扁至今仍未扁。 阿扁狡猾法轮凶，一时两时难成功。 华夏豪杰数不清，三人斗法冷清清。 核心治国无起色，压迫国民有良策。 蔽目塞听又钳口，誓把国民当阿斗。 严密封锁英特网，不让国民见真相。 干扰电波无休止，实情不让国民知。 弹压民意搞恐怖，谁吐真言谁受辱。 国人敢怒不敢言，万马齐喑实可怜。 十三万万五千万，只有几个政治犯。 十三万万五千万，再无一个男子汉。 千年国史很明了，是非从来相颠倒。 小人往往当其道，好人总比坏人少。 中国国情太特殊，封建王朝永不倒。 今日说罢五千年，明朝准备坐大牢。 ～～～～～～～～～～～～～～～～～～～～～～～～～～～～～～～～ 美国专家讨论中国三峡水库的隐患 　　中国三峡大坝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项目，在三峡水库今年6月放水之 际，美国首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就中国控制水患的历史举行讨论 会。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首都的美利坚大学环境学教授夏竹丽教授说，大禹治水，三过家 门而不入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1949年之后，毛泽东曾发起治理淮河 ，治理黄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在毛泽东人定胜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在黄 河上建立了一系列大坝和水电站，造成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比如黄河目 前已经有许多河段常年干枯，黄河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泥沙淤积问题根本 没有发挥其本来的设计效应。夏竹丽教授说（录音） 　　夏竹丽教授说，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毛泽东 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以及　以粮为纲扰等政策的指导，全国各地大力开 展填海造田，围湖造田等活动，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录音）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负责人切塔姆女士集中讨论了长江三峡大 坝工程，她指出，三峡大坝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项目，大坝工程耗费两 百五十亿美元。 切塔姆女士说，中国领导人把三峡大坝说成是工程设计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胜利。 大坝的建成将结束长江流域发生灾难性的洪灾 ，而且会为中国的经济提供大量电力。 但这项工程对生态环境方面造成的 破坏却没有得到重视。切塔姆女士说，三峡大坝工程目前已经导致六十多 万人从被淹没的地方迁移他乡， （录音） 　　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教授说，中国政府应该重新检讨毛泽东的人定 胜天思想，在今后的水利工程计划中一定要更多的考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影响。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