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960期(2003.07.13)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东海一枭：为孙大午鼓与呼 2. 阿扁再批港23条 大开民主倒车 3. 说服港人向政府感恩是不容易的 4. 刘晓波：请霍英东不要用铜臭玷污东方明珠 5. 华尔街日报评论：董建华和北京不知港人要求 6. 破天荒第一次：中共官员主动接触香港民主党 　　香港太阳报：中共研判香港民主派无力颠覆中央 7. 张伟国：香港民意检验胡锦涛“执政为民”真伪 8. 世界日报社论：中共军方军事变革的“路线图” 　　陈世耀：亚洲政客的历史地位问题 9. 林保华：江泽民怒吼了！ 10. 赵达功：中国的政治变革与“走俄国人的路”──“六四”运动反思 11. 曹思源：修宪“双十建议”──中期目标 12. 访“Ｘ”社主要组织者张鹤慈先生 13. 悉尼三名中国留学生因绑架案被捕 14. 自由时报社论：从中国百万大学生失业谈起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港人再集会 要求普选: 约两万多名香港民众十三日下午参加在中区举 行的民主大会，这是自七一大游行後港人再一次大型集会，大会於晚上七 点半左右结束，过程平和。大会的主要诉求是还政於民，普选行政长官和 立法会。 　　台湾澎湖籍五艘渔船十一日在公海作业时，遭中国两艘武装渔政船以 违反中国休渔期规定为由，强行扣押并索取高额赎金，渔民担心生命受到 迫害，只好花钱消灾，在各自交付四万六千元至五万五千元不等人民币罚 款後，於昨日获释返港。历险归来的渔民痛斥中国土匪行径，盼政府加强 护渔。 ～～～～～～～～～～～～～～～～～～～～～～～～～～～～～～～～ 东海一枭：为孙大午鼓与呼 　　我对中国富人尤其是大富阶层一向缺乏起码的尊重，在《不与富人交 朋友》一文中我说过，中国富人，为官，必是腐败分子，绝无例外，为商 ，必多腐烂之人，较少例外。也有一些凭真本事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发达起 来的小富人，但此辈视挣钱与发财为人生最大乐趣和唯一目标，念兹在兹 ，唯利是逐，心无旁骛，唯钱是求，时间长了，必会变得心灵枯竭、思想 贫乏、语言无味、面目丑陋，纵然可敬，也不可爱也。 　　现在"例外"出现了。这个富人凭真本事勤勤恳恳扎扎实实把事业做大 ，不但没有堕落腐烂，而且深语言有味、面目佳好、思想丰富、心灵渊深 。他不贿赂、不投机、不攀权附势，"不屑"与政界人士交往。他带领和依 靠一批农民兄弟苦斗十八年，建起了远近闻名的"大午集团"；他实实在在 做事的同时，认认真真读书，深入思考"三农"问题和"国家大事"，俨然成 了"三农"问题专家。他受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直言现在 农村有八座大山，农民和农村企业在发展中受到很多限制。他的真言实话 和真知酌见，赢得了广大师生和许多知名学者的敬佩，胡星斗教授誉他为" 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的良心"…。 　　他就是孙大午----河北省徐水县大午集团负责人。 　　一个多月前就从网上知道老孙被河北省徐水县公安局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的名义刑事拘留了。有网友断言"非法集资"是个借口而已，实情是老 孙发表在网上的几篇文章的观点激怒了当局，希望我为他声援一下，我拒 绝了。一是网上文字真伪夹杂泥沙俱下，我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明辨，二 是"非法集资"的罪名既使是借口，只要案情清晰、量刑合理，便是铁案如 山。仁人志士犯罪也是犯罪，也应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我一直关注着此案的进展，昨天，看了7月11日《南方都市报》胡杰 采写的《孙大午是经济犯罪还是因言获罪？》之后，我的疑虑打消了，得 出了两个结论：一、"非法吸储"罪名难以成立；二、孙大午"特立独行"的 事迹品行，进一步得到了证明，确实值得敬佩。 　　正如报道引述的孙大午的辩护律师、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的朱久虎 律师所言，依照中国民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大午集团 的工人及其他借款户与大午公司已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们出于多年 的信赖而把钱借给大午公司，属于合法的民事借贷行为；从行为的目的上 看，大午集团的借款行为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没有挥霍浪费、吃喝 嫖赌的动机，没有盲目投资、疏于管理从而使借款人产生危机的事实。所 以大午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杨支柱先生则将孙大午"非法集资"的情况与刑法的有关规定加以对照 ，发现给孙大午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两个方面存在疑问：首先，孙 大午的非法集资严格地讲应该说是消费借贷（此处"消费"是与"使用"相对 应的，而非与"生产"相对应），而非吸收存款。第二，孙大午集资的对象 是大午集团的职工和附近农民--其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大午中学的学生家长 。这样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人算不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众"，也是 有疑问的。而上述两大疑问只要有一个孙大午就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刑事案件应当遵守"疑罪从无"的原则。 　　杨支柱认为，类似孙大午这样的"非法集资"，许许多多的私营企业、 乡镇企业都搞过，甚至有许多国营企业也搞过非法集资，都未因此致罪。 那么，正如网上普遍流传的看法，孙大午出事原因在于：一、与地方政府 关系僵硬，招致"合法"的打击报复；二、因言致祸。河北徐水县公安局不 就指责孙的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吗。 　　更深层的原因是，专制政治下各种取劣汰优、保劣害良的机制又在暗 施神威了。二十余年时间里，中国诞生了上千个亿万富翁，几十万、几百 万几千万的更是多如牛毛。他们有几个是靠勤奋、智慧加苦干成功的？还 不大都是靠坑蒙拐骗和巧取豪夺发起来的。纵然天开一缝，凭真本事踏踏 实实勤勤恳恳取得一时成功，如不在政界找到强硬后台、建起深远背景， 也是"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老孙众人皆浊尔独清、众人皆醉尔独醒， 只学会做事，没学会"做人"，只知道保持与学界的接触，不知道搞好与官 方的关系，这在当今民企中，实乃万中无一的异数，不出事是偶然，出事 是必然，迟早而已。 　　孙大午事件，凸现出专制体制和各种机制包括银行机制的不合理，凸 现出人民财产缺乏保障的现状，也凸现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黑恶化倾向 。司法机关已沦为地方政府"合法地"维护特权利益、残害正派人士、阻碍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据悉，保定市规定"该市所有律师事务所都不许接 孙大午的案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执法违法吗。 　　老枭与老孙素昧平生，之所以奋笔而起鼓与呼，是为了老孙的平安， 更是为了我们的社会的健康、国家的强盛。如果继续持之以恒地把好人正 人优秀分子民族精英淘汰掉，如果任凭这样邪气张扬正气衰颓、瓦釜雷鸣 黄钟毁弃的悲剧一再发生，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自断生机、自毁前程啊！ 　　(东海一枭2003、7、12) ～～～～～～～～～～～～～～～～～～～～～～～～～～～～～～～～ 阿扁再批港23条 大开民主倒车 　　记者郭琼俐／台北报导，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昨天举办研讨会， 陈水扁总统在委由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宣读的讲词中，再度批评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的订定，是大开民主倒车的行为，他也强调，希望台湾的民 主化经验，能做为香港与中国的灯塔。 　　由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董事长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昨天举办「一国两 制与香港民主─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看香港前途」研讨会，这是民主基金 会创立以来第一次举办活动。陈总统在书面致词中指出，七月一日超过五 十万的香港民众上街游行，表达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迫使港府延後二 十三条的二读审查，一个礼拜後，上万名香港民众再次齐聚香港立法局前 静坐，要求政治改革，这一幕幕的景象，台湾人民并不陌生，从争取民主 化与解严到国会改选、总统直选及政党轮替，台湾一直扮演华人社会民主 进步的领航角色。 　　陈总统表示，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检视一国两制和香港民主， 九七年香港移交时，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并强调「法律制度」等三 项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令人遗憾的是，六年来看到的却是香港现状不断改 变，香港人民在新闻、集会结社、司法等既有人权，屡屡受到侵蚀，基本 法第二十三条是对「一国两制」的严重破坏，依据条文内容，未来港人的 所有自由恐将受到严重限制，香港民主化动力将大幅受挫，这是大开民主 倒车的行为。 (联合报) ～～～～～～～～～～～～～～～～～～～～～～～～～～～～～～～～ 说服港人向政府感恩是不容易的 送交者: mzxtd 于 July 12, 2003 21:22:22: 　　面对着香港抗议23条立法的大游行，一些人责怪港人“低俗势利”。 说他们光知道争取而不懂得保护，精于计较个人利益而不把“国家”，也 就是政府，放在眼里。他们特别责怪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明明已经 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大的照顾了，还是没完没了地要闹。他们希望港人明白 ：任何国家都需要订立国家安全法律，而香港就基本法23条所订立的法规 已经是全球最宽松的了。 　　从立法的文字条款上看，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在港府保安局网站上， 列出了一些立法条文与英美加澳相应条款的相比较，也与回归前的香港法 例相比较。说真的，从条文字面上比较你只能看到宽松。再看看该网站上 列出的几个不会被定罪的具体行为，更是没法不承认其“宽松”了。请看 ： 　　任何人 --＞ 意图推翻中央政府 --＞ 没有作出任何实际行动 --＞ 不构成「颠覆罪」 　　任何人 --＞ 意图将中国某部分自中国的主权分离出去 --＞ 绝食 -- ＞ 不构成「分裂国家」罪 　　中国公民 --＞ 意图胁迫中央政府改变政策 --＞ 和平集会 --＞ 不 构成「叛国」罪 　　任何人 --＞ 宣扬分裂国家 --＞ 没有鼓动受众发动战争，没有使用 武力或类似恐怖主义行为 --＞ 不构成「煽动叛乱」罪 　　任何人 --＞ 披露关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中央管理事务的文件 -- ＞ 不构成损害性后果，即不危害国家安全 --＞ 不构成「非法披露」罪 　　本地组织 --＞ 从属内地被取缔组织 --＞ 在本港没有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的活动 --＞ 不会被取缔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看了这几条后多半会说：宽松至此，已经离包 庇窝藏罪不远了。而在拥党人士看来，如果党在内地实行这几条话，百姓 们早该山呼万岁起来赞颂党的大恩大德了。香港人真是不识抬举。 　　港人并非看不懂这些文字。之所以不识抬举地拒绝这些宽松的条文， 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傻。傻不到党中央所希望的程度，故而很难领政府的情 。 　　首先是港人懂得看行动比看文字重要的多。这本来是常识，傻瓜才会 相信字面上的美好就等于现实中的美好。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里宣称要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并不少于其他国家的宪法。但中国公民基本 权利受保障的情况如何，港人心里都有数。当你对港人说23条立法比台湾 国安法律还宽松时，港人不太会去找台湾国安法律的条文来比较。因为他 们更重视自己看到的台湾的消息，更重视比较两岸政府怎样做。台湾媒体 经常和政府领导过不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例如台湾媒体曾为给吕秀 莲评“金驴奖”的事炒得热火朝天。港人有理由问：在“宽松”的23条立 法下，港报给中央军委主席来个“金猪尾奖”行吗？还有关于购买法国军 舰的舞弊案，法方曾有人透露说两岸都有高官受贿。台湾那边各媒体竭尽 全力挖内幕，也没有看到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起诉或封闭过哪个 媒体。而大陆媒体却从不敢提一提这个消息。23条立法后，港报能报道解 放军涉外军购中的丑闻而不被指为“毁我长城”并遭到国安法惩罚吗？ 　　更重要的是，大陆人习惯于以依附于党机器上的“螺丝钉”身份为党 工作，而作为国际大都市市民的港人则更多地以独立公民角色参与社会政 治活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港人在向政府提要求时“不识抬举”强 烈进取的主要原因。独立公民们更多地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谈及税收的 时候他们争取少缴税；谈到公共福利的时候要求多享有。就是要鱼与熊掌 兼得。而且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努力去做到，这就是百姓为什么要养政府。 讲到国家安全，港人觉得政府的责任首先是保障百姓的安全而不是领导人 权位的安全。牺牲政府领导人权位的稳固性来保障公民安全地监督政府是 应该的，而反过来就是不应该的。如果见到政府做得不好就要开骂，严重 些时就要游行。今天为23条立法而上街，明天还会为其他权利而抗争。总 之吃肉和骂娘两不误。这没有什么不好。现代的公民社会就是这样。台湾 人也是这付德性。大陆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后也很快就变成这付德性。经 常听到美籍华人们指责美国政府的种种不是，从没有听到哪个美籍华人讲 过“共和党/民主党对我们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一类在中国大陆常用的“ 质朴”语言。 　　香港人在殖民统治下过了一百年，却始终没有学会对政府感恩戴德。 不管是对港英当局还是现在的政府。指责港人不爱国是不对的。他们爱国 精神一点不弱，只是不象内地人那样以爱政府来代表爱国而已。他们唱的 爱国歌曲有“国人渐已醒”、“我的中国心”等等。而不唱什么把某党“ 比母亲”一类的曲子。在他们看来，把自己出钱供养的官吏比作父母是对 “父亲、母亲”这些神圣名词的亵渎。可能是精神出了毛病后才会有这种 感情。因此，想说服港人去学会对政府感恩，那还真是任重而道远。 　　让港人学会对政府感恩的简易方法当然有。赶走外国媒体，再把戒严 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开到中环上去，也许能很快奏效。相信在子弹面前港人 一定会和毛泽东邓小平们一样地珍惜自己的生命。问题是在香港这种地方 这样搞，难度比在北京大的多，后果也严重的多。看不出党中央能下得了 这样的决心。 　　党中央在回收香港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一些宏观的政治效果上。对香 港和内地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差异的影响后果并没充分的评估。那时大概觉 得只要让香港人“马照跑舞照跳”就够了。而现在看来香港人对自由民主 理念的执著程度远远超乎预料。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在港人心中很重要并 且还会越来越重要。内地方面不能继续忽略港人的这种意识。想用内地意 识形态标准来评判和改变港人的观念，也是行不通的。 ～～～～～～～～～～～～～～～～～～～～～～～～～～～～～～～～ 刘晓波：请霍英东不要用铜臭玷污东方明珠 　　近些天，港人践行自由意志的胜利，使香港再次受到世界的关注。回 归六年来，为抗议23条恶法而有五十万港人走上街头，第一次在政治上行 使了“港人治港”的权利，并取得了逼迫港府押后二读的大成果。同时， 自由党党魁田北俊的倒戈，之所以造成港府搁置23条的轰动性结果，关键 在于立法会对港府的独立立法权。由此，也让大陆人看到了：在港人与钦 定特首、与独裁中共的较量中，英国留给香港的政治架构，在重大政治问 题上是怎样发挥着制约港府的作用。 　　民意的大规模街头表达──港府修改草案的妥协和着名议员的良知觉 醒──要求押后二读的民间压力持续发酵和田北俊倒戈陷港府于立法会劣 势之中──港府不得不做出押后二读的决定。 　　简单勾勒23条危机的全过程和因果关系，就会发现：在此次民意与政 府意志之间的激烈冲突中，港人民意的大规模街头表达和立法会相对于行 政权的独立立法权，乃为民意获胜而港府失败的关键因素。其对未来香港 的政治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对大陆转型的政改方向，起到压力 和示范的双重作用。 　　然而，今天，看到《华盛顿邮报》的评论“香港成为北京的难题”， 其中引述香港大亨霍英东的针对港府执政危机的意见，他说：“香港是个 经济城市。我们应当多讲经济，少讲政治。这才会带来社会稳定。” 　　为什么？霍大亨不屑于解释。 　　而我以为，如此理解香港，显然是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偏见，对香港 也好，对大陆也罢，其效果只能是帮助港府和北京掩饰错误，误导两地不 明真相的民众。 　　也许，霍大亨所言，是多年来人们对港人的最严重的常识性误解，即 便早在1989年春天，百万港人走上街头声援八九运动和抗议屠杀，已经证 伪了这种流行的偏见和误解，但是北京政权和傀儡港府及其御用名流们， 仍然陷于这种流行偏见之中，而一再误判香港民意之向背，最终导致了董 特首的执政危机，也为北京出了一道罕见的政治难题，显然是咎由自取。 　　在大游行之前，温家宝首次踏足香港，在尽显亲民姿态的46小时访问 中，温为香港经济带去了CEPA的大礼，反覆强调重振香港的经济，呼吁港 人的团结和香港社会的稳定。同样，备受港人置疑和反对的董特首，也在 应对执政危机时，一再强调重振经济的首要性，强调“团结和稳定”对重 振经济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是中共在港媒体凤凰卫视，在报导港人反23条时，也把50万人 上街解释为：大多数人是因为香港经济的长期不振才上街的，而出于政治 目的上街的人，至多占三分之一。只是，没人知道凤凰卫视是如何得出这 一统计结论的。而据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此次上街 的人，大都抱有两个目的：一是反对23条；二是反对董建华。其中反23条 的比例高达90％。由此可见，凤凰卫视作为中共在港的喉舌，专门以误导 大陆民众为职业，因为港人几乎不看凤凰卫视。 　　在大陆，支持23条立法的人，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也大都 从经济的角度解读此次港府执政危机，而且普遍表现出对港人的流行性偏 见。如网上就有大量类似的帖子： 　　“香港人把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意见用对23条的政治反对来发泄， 是在错误的时间，采取错误的形式，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他们自己搬 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来必付出沉重代价。一个在形式上回归祖国而心眼 里没有回归的人，能有啥作为？” 　　“香港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人民应当面对这个事实，他们 被过分高估的劳动力和房产，迟早会价值回归，现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居心不善啊。除非回到30年前，大陆只通过香港对外贸易，保证香港的经 济又繁荣起来。” 　　“关于二十三条立法香港同胞应该认识到当务之际是香港经济最困难 的时候、只有在保证香港政治稳定，香港的政治稳定离不开二十三条立法 ！香港的同胞要认清事实，不要被有些组织给利用了！” 　　“亲爱的香港同胞，相信你们会挺过暂时的困难，香港的一时不景气 与‘一国两制’没有关系，相反经过经济的调整，相信香港会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 　　也有许多网民指责港人的忘恩负义： 　　“香港只会无休止的从内地拿钱，从来不想自己应付出什么，这个包 袱我们还要背多久啊！” 　　“香港是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香港是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但以为自己经济多繁荣有多了不起 ，没有大陆的支持，就没有香港的今天。香港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大陆的封闭。我想大陆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崛起，是香港重新认识自己的 时候了。香港，是时候放下特权思想了！” 　　“在一国两制中，大陆人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的，香港人凭什么既 受宪法的保护，还享受基本法的保护，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待遇会不一样 ，只是因为香港人是从前送人扶养的孩子，作母亲的觉得对不起她，所以 格外照顾。今天这个孩子长大，母亲不要回报，只要孝顺！香港人要自爱 ！！要感受祖国母亲用心良苦的心。” 　　“说一个小故事，一个穷困户的孩子上大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父 母想他念他，千里迢迢来看他时，他竟然不认还告诉同学是老乡来了。” 　　（以上所引言论，均来自新浪网7月7日的网民评论） 　　我之所以引述这么多网上的文字，一来因为网民的帖子大都是自发民 意的表达；二来是想说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仍然具有不可小视的效力。 　　改革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党权至上”的独裁体制，致使大陆改革一 直在“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决策中跛足而行。官方不惜一切代价，全力 保证七上八下的增长率，其意识形态灌输也形成了“党权至上”、“爱国 第一”、“稳定优先”和“GDP崇拜”的一体化。这种跛足改革策略，不仅 得到经济精英们的“现身说法”的辩护，也得到了依附型知识精英的“学 理化”辩护。 　　在九七之前，香港与台湾、新加坡、南韩一起，曾经被作为“威权型 繁荣”的有力证据，频频出现在大陆的“新权威主义”和“集权式改革” 的辩护中。香港回归后，中共政权也自然地想把大陆的统治模式搬到香港 ──当然，不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制度，因为大陆在经济上正在不断地资 本主义化──以便改造这个“境内外敌对势力挑战大陆政权的前沿基地” ，使之在政治上变成大陆化地区。尽管碍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的承诺，使北京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号施令，但仍然通过钦定特首、暗中操 控立法会、经济利益收买和威逼利诱媒体自律等手段，试图左右香港的政 治局势。逼迫港府强行就23条立法，就是在政治上使香港大陆化的关键一 步。看看港府起草的23条草案，与大陆《刑法》中的“颠覆罪”和“煽动 罪”，何其相似乃尔！23条能否顺利通过，实在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最大 政治利益之所在。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摆平港人民意和特区政府之间、“一国两制自治 ”和“中央独裁权威”之间的冲突，如何弱化国际压力和香港形象受损， 如何使中共的香港政策不对两岸关系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了令中 共头痛的难题。也就是说，享受过自由的港人不是毫无权利的大陆百姓， 如何在不能强制的情况下说服港人，需要更高远、更开阔、更现代的政治 智慧。 　　显然，当下的中共高层，囿于传统体制，还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政治智 慧。而这种缺陷，尤其表现在对港人的文明素质及其诉求的误判上：先是 认为港人仅仅是经济动物，不关心政治，给足了经济实惠就能摆平；接着 又误判诉诸街头政治的港人不会大多，最高估计也就是10万人而已。当然 ，中共高层对港人素质的直接了解，主要来自与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名流 们，也是造成误判的原因之一，比如霍英东之类的富豪。 　　当23条遭遇港人的强烈反对而其他手段逐渐失灵之时，中共就想利用 在大陆奉行的“经济优先”的稳定策略，拿出利益收买的杀手，用赐给香 港经济大礼来平息港人的政治诉求。港府及其御用名流们，也自然要着主 子的步伐起舞，大跳“经济决定论”的跛足舞步，以至于到了完全无视发 生在眼前的事实的程度。 　　霍英东，是最早和北京眉来眼去、且得到中共优待的香港大亨之一。 他在中共政协里当花瓶已经数年，也是挺董最买力的香港名流之一。就算 霍大亨多年受到北京青睐，时刻不忘投桃报李，但也不能面对眼睁睁的事 实还胡说八道。七一大游行刚刚结束不久，中央电视台采访了两位香港富 豪，其中就有中共政协里的“霍花瓶”，他那副瞪眼胡说的狡辩像，实在 难看。 　　七月一日，这个值得所有心向自由的国人骄傲的日子，这个令已经黯 淡的东方之珠再次让世界为之眼前一亮的日子，50万人走上街头，恰恰不 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或就业等经济目的，而是亮出鲜明的政治诉求的纯民 间街头运动。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政治抗议，进行得如此理性平和，绝非一 个只关心经济的社会所能成就。以至于没有任何群体的骚乱和物品的损坏 ，这在欧美社会也是难以想像的。正如被称为“香港良心”的陈方安生所 言：香港人的文明素质令人骄傲。 　　今日香港，面对北京钦定的特首，背靠大陆独裁政权，港人的自由可 谓腹背受敌，稍不留神，强权就会乘虚而入，不但昔日的自由空间被蚕食 ，未来的民主化也将更为艰难。所以，香港的政治与每个港人的自由之多 寡和有无密切相关，焉能无动于衷！ 　　在普通港人已经表现出远远超越铜臭的高贵道义心、并让全世界再次 看到东方明珠的真正闪光之时，也是在港人最需要同胞支持之时，请已经 中南海化的“霍花瓶们”，不要自以为高明地得了便宜还卖乖，不要用泯 灭良知的小人之心度港人的君子之腹，不要用北京钦定的荣誉头衔来玷污 清白的港人──哪怕这些普通港人的物质财产只是霍大亨的九牛一毛，但 他们是政治智慧和道义精神的富有者。反观霍英东这类香港大亨，其花瓶 的政治地位才是铜臭熏天。与他们相比，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霍大亨不过 是让中共高官们把玩的空花瓶而已。 　　在自由和面包孰先孰后的抉择中，那些由独裁制度所培养出的犬儒主 义者们，根本无法理解视自由为人性第一需求的道义行为，更无法理解对 于已经拥有自由的人民而言，丧失自由是比任何经济损失都大的多的利益 受损，甚至就是个人利益受损的最大化。或者说，对于没有个人自由的人 来说，争取自由就是追究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于个人拥有的自由遭遇到近 在眼前的即可威胁时，捍卫自由就是捍卫最大的个人权益和社会公益。而 无法理解这些的独裁者及其御用帮凶帮闲们，才会一再误判人性和民意─ ─不但误判独裁制度下的人性和民意，更离谱的是，还将误判延伸到自由 制度下的人性。 　　此次港人大游行及其政治效果，已经击碎了“霍花瓶们”的谎言，也 已经驳斥了“港人只关心金钱而不关心政治”的偏见，更让一再误判港人 民意的北京政权和傀儡港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2003年7月10日于北京 ～～～～～～～～～～～～～～～～～～～～～～～～～～～～～～～～ 华尔街日报评论：董建华和北京不知港人要求 　　在香港政府推迟23条立法之后，董建华和他的北京老板对于香港人仍 然愤怒感到迷惑。尤其是在国安条例已经删除最有争议的条款，同西方民 主国家同类法律相比，它已不再对民权构成更多限制。华尔街日报说，董 建华和北京迷惑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港人的真正要求：民主。 　　华尔街日报11日发表评论说，问题是他们没有听到香港9日五万人抗议 聚会的信息，答案就是“民主”。的确，美国和英国都有法律限制民权， 保护国家安全。但他们只有在得到公民通过选票表示同意才能那么做，如 果他们滥用权力下次选举中就要下台。 　　对比之下，对于北京强加给他们的政府，香港人从来没有任何权利表 示同意。在香港社会大部份人眼中，这个政府已经失去所有合法性。 　　评论说，香港特首董建华被迫推迟国安条例的立法是因为他的盟友对 于大游行感到震惊。但那只是战术性退却。他仍然坚持要早日通过该法案 ，同时却说民主可以推迟。 　　这些说明董建华过去一个星期很少吸取教训。抗议不仅是因为他要通 过不受欢迎的国安条例，而是更多公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因为政府不代表 公众利益，也因为公众对挑选政府没有任何发言权。 　　仅仅是对国安条例再次举行公开咨询不能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咨询 不重要。董建华政府毕竟要对去年的假咨询做出修改，而在去年政府拒绝 公布新法草案，操纵数字，声称得到强烈支持。 　　但是，任何咨询活动都可能超出新法律内容并包括董建华总是想避开 的问题--允许公众挑选他的接班人。北京任命的特首看来无法理解以下问 题：如果不是放在民主政府之下，香港的国安条例永远不会得到西方国家 同类法律的尊重。 　　理想的做法是新法律的制定应当推迟到香港实施民主之后。正如最近 的和平抗议所表现的，香港人是温和的。基本法不允许香港在2007年之前 选举特首，也不允许香港在2008年之前选举所有立法会成员。如果北京和 董建华承诺到期就允许普选，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他们允许提前自 由选举就更令人信服。 　　评论指出，就董建华来说，妨碍民主同中华民族的光荣和以国家安全 名义侵蚀民权一样重要。但香港人民的权力已经取得在一个星期之前还难 以想象的结果。它已经迫使董建华放弃最压制性条款，推迟立法。香港能 否迫使董建华和他的北京老板在民主上让步成为人民权利的下个重大挑战 。 ～～～～～～～～～～～～～～～～～～～～～～～～～～～～～～～～ 破天荒第一次：中共官员主动接触香港民主党 　　【联合报系记者李春香港十三日电】香港民主党证实，近日有中国大 陆官员主动与民主党接触，了解香港的情况和民主党的看法。这是香港回 归以来，中共官员首次与民主党正式接触。 　据悉，近期北京还派出一批官员到香港，收集各方面意见，中共主要领 导人指示，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而稍後北京将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香港 问题，可能做出政策性调整、和涉港澳事务的人事调整。 　香港民主党昨天表示，近日有一名广东省局长级官员，与民主党见面， 而且是对方主动要求接触，希望听取看法。 　民主党说，双方会面谈了两个小时，气氛「坦诚和良好」。 　民主党说，会面主要谈三个问题，即香港 50万人上街游行的原因，对基 本法 23 条相关立法的看法，对中国大陆总理温家宝的看法。 　民主党在会晤中表示，香港人上街游行，不是针对北京当局，而是针对 香港政府仓促立法，以及对行政长官董建华施政的不满。民主党强调，港 人大游行不是六四事件的翻版，而是香港人表达不能削弱香港的人权和自 由；民主党对温家宝的印象良好。 　　香港太阳报：中共研判香港民主派无力颠覆中央 　　在七一有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后，中央迅即主动采取自回归以来对香港 最大规模的民情收集活动，包括国安系统亦派员来港向各阶层「收风」， 徵集对特首董建华施政的看法。 　　香港太阳报获悉，中央最希望了解民主派会否挑拨上街的市民反对中 央政府。消息称，中央早于大游行前已定调，民主派只是针对特区政府， 没能力颠覆中央，在今次收集民情后，调子没有改变，但中央不排除考虑 调整对港政策。 实际上，早于九七回归前，中央政府已透过既有渠道收集 港人意见，回归后渠道仍然存在，但一直保持低调及次数减少，但七一大 游行后，收集意见的活动再趋活跃。 　　中方消息人士透露，来港收集意见的中央官员来自三个系统，包括中 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及国防部，国安系统的官员更先后两次来港，部分 更在总理温家宝自深圳返京后，特别再度来港收集意见，而其中一条特定 的问题是「你对特首董建华的施政，有何看法？」 　　该消息人士又透露，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 特别注重民意，尤其在特区政府及中联办错判大游行的形势后，反令中央 更觉得要亲自掌握民情及民意，尤其中央关注到大游行渗透了许多不同的 诉求，担心事态发展令香港失控，甚或有人会利用市民的情绪反对中央政 府，甚至影响国家安全，故特意派出国安系统官员来港。 　　该消息人士说，这次大规模收集民情的活动历时大约十日，有关工作 已告一段落，中央正研究在港收集的资料。 　　有中央官员曾接触民主党副主席何俊仁，询问对董建华施政的看法。 据悉，何俊仁一直与一名浙江省的官员有联系，而今次该名省级官员再与 一名中央级官员来港会晤何俊仁，探询有关七一大游行的看法。 　　何俊仁昨日证实曾与内地官员接触。他指出，香港近来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七一大游行所造成的种种原因，中央欲更充分从民主党的角度去理 解，第二是想更清楚该党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态度，包括作出全 面修改后，是否仍会绝对反对。 　　不过，中通社引述香港中联办官员表示，有关中央官员与民主党接触 的报道纯属无稽，又强调联系香港各界增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 香港居民对内地的意见，是中央政府赋予中联办的职责之一。何俊仁强调 与中央官员会晤千真万确，只是未经中联办安排。 　　对于有中央官员与民主党接触，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强调一向主张中央 及特区政府与民主党沟通。曾坦言，在七一游行后中央没有接触他，但不 认为内地官员与民主党会面是不信任特区政府。 　　城市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蔡子强指出，在七九集会中也听到个别中产 人士担心，持续类似的大型活动会否令香港失控，而中央这样收集港人意 见，对董建华的打击很大，令人揣测中央不信任董。 ～～～～～～～～～～～～～～～～～～～～～～～～～～～～～～～～ 张伟国：香港民意检验胡锦涛“执政为民”真伪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八十二周年的党庆日，也是胡锦涛接任中 共总书记以后的第一个党庆日。在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胡锦 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另一件是香港发生了五十 万人上街示威游行。 　　对于胡锦涛的七一讲话，海内外舆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曾报以厚望 ，希望胡锦涛通过最起码的党内民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中国完成 民主转型。 　　然而，胡锦涛的七一讲话，长达12555言，据网友统计：全文有 178个 句号， 1个感叹号，共179句话。提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86处。另 单独提到三个代表，有3处。平均2句话都要提到一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原来在媒体和网络上被大肆炒作的"党内民主"，在他的通篇讲话中连影 子也没有。唯一有点意思的地方是，他把三个代表归结成“为民执政”。 　　你固然可以讲，胡锦涛这个讲话只是讲给太上皇江泽民听的，用意是 缓解来自上海帮的压力，或者是他“进两步退一步”的政治谋略，只要你 一厢情愿，你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为他辩解，但是你不能无视原来 对他的讲话报有很高希望的那些人由此产生的巨大失望，这对于他在领导 抗萨斯疫情中建立起来的所谓“民意基础”肯定是有伤害的。 　　尽管胡锦涛的七一讲话让人充满失望，发生在同一天的香港五十万人 大游行似乎又燃起了一种朦胧的希望：这是对中共强行炮制基本法23条所 谓的反颠覆法，香港的主流民意所表达的举世震惊的抗拒，这既是对董建 华当局的公然否定，也是对中共想要把一党专制搬到香港公然“说不”！ 这是被剥夺了民主权利的人，在专制和自由之间，用脚进行的投票！ 　　香港人民的民主诉求，对于胡锦涛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千 载难逢的转机，尽管他到现在为止还有没有表现出在主政西藏时期的那种 铁腕，相反迫使唯江泽民马首是瞻的董建华做出了让步，但是能否象利用 抗萨斯疫情的民意遏阻江泽民上海帮的干预，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方面 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未知数。 　　胡锦涛最终能否顺应香港的民意，不仅是对他口口声声“执政为民” 最直接的检验，也是他能否走出江泽民上海帮阴影，开启中国进入“胡锦 涛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你如果把对中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胡 锦涛身上显然是不保险的，倒是近来香港人民的出色表现，反映出中国社 会蕴藏着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巨大能量，这才是中国希望的真正载体。 ～～～～～～～～～～～～～～～～～～～～～～～～～～～～～～～～ 世界日报社论：中共军方军事变革的“路线图” 　　来自北京的权威消息说，中共军方高层正在展开全军性的江泽民军事 思想的学习运动，这个学习运动预计为期一月，在八月一日中共军队建军 七十六周年之际，达致学习和宣传的高潮。这个学习运动的目的，是为预 期在「八'一」以後分步推开的中共军队「军事变革」，作好政治思想的准 备，同时也是一场最大规模的造势。但中共军队的军事变革，却有与外间 传说不同的「路线图」。 　中共军队这场即将揭幕的「军事变革」，发端於去年苦夏的中共十六大 筹备期间，在江泽民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小心翼翼地首次提出，「 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当江泽民已留任中共中央 军委主席，即将连任国家军委主席之际，他三月在人大解放军代表团的讲 话中，修正了他以前提出的「军事革命」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要积极推 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口号。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新领导人胡锦涛在首次以元首身分出访前夕，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活动，由军事科学院的两位 研究员主讲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情况。胡锦涛在会上提出，要认真落实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任务，借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经 验，实现国防和军队的跨越式发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学习会」後，不断传出中共军事变革的消息， 有人更指胡锦涛要主导中共军队的大裁军五十万，以及裁撤重组目前的七 大军区制，建立全新的军队作战指挥体系。 　中共军队即将推行的军事变革，其特殊的「路线图」何在？首先，这场 军事变革当然是跟随世界大势，在世界范围内，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即兴起一场新军事变革，这是冷战结束後国际安全局势演变、两极格局不 再，「一强多极」格局出现的必然要求。而过去十年来的世界新军事变革 ，其结果是国际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大调整，战争形态和方式的划时代 变化，军事手段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有了新要求。中共军队走上军事变革 之路，可以视之为中国大陆作为现在的政治大国、未来的经济大国的必然 要求，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大陆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後的「军事全球化」的 要求。 　从中国大陆自身来说，军事变革直接受到两个「二十年」的刺激。一个 是中共军队「二十年无战事」，这支军队能不能打仗，适不适应世界军事 变革下的新形战争，即使中共军方自身，也是猜疑甚重，早前的阿富汗战 争、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带来直接的刺激。另一个二十年，是一般认 为中共军队与美国军队相比，在物理概念上落後二十年，包括作战装备、 作战指挥系统等都全面落後。於此，中共军队的军事变革，预期将包括三 方面的内容，一即军事理论的创新，要由机械化、陆战化、协同化等作战 思维，转向资讯战、多维战、联合作战；二是军事体制的创新，军队必须 有一场结构性的变革，要建立新的指挥体系、作战体系和保障体系；三是 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的创新，走机械化和资讯化同步跨越式发展。 　最令人注目的，则是中共军队这场军事变革政治和权力的路线图。外间 传说胡锦涛主导军事变革，是因不明内情，胡锦涛的主持政治局学习会， 只是为江泽民的主导权作出背书，以缓解「枪指挥党」的尴尬现状。这场 军事变革，客观上有千条理由，主观上则是江泽民的最後一击。江泽民十 三年任上不断努力，仍有未竟之志，现在退而不休地任中央军委主席，既 在指挥枪，又要指挥党，领导一场毛泽东、邓小平未能完成的军事变革， 既是发挥余热的稳固权力，又是为自己的历史定论去锦上添花。中共军方 高级将领们提出学习「江泽民军事思想」的运动，就是协助江泽民牢牢把 握军队的领导权和军事变革的主导权。 　　陈世耀：亚洲政客的历史地位问题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未提政治改革，高举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大旗 ，被国际媒体评论为对江让步。报导指出，三个代表已逐渐和江泽民脱钩 ，换言之，江斤斤计较於垂名史册，与马、列、毛、邓同辉的愿望可能落 空。与江泽民相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10月将交棒，却出版14本「马哈 迪思想」丛书，拟设研究院传承；台湾也有「李登辉学校」「凯达格兰学 校」，亚洲政客沉迷历史地位，追求「不朽」的梦想似不绝如缕。 　希望奠定自己历史地位、永垂不朽的领袖，古今中外多如过江之鲫，但 成功者凡几，英雄需要时势创造，英雄不等於权力似成历史定律。独裁者 胡森在伊拉克无处不在的各种造型雕像被愤怒的人民拆除践踏殷监不远， 但这些场景并未提醒亚洲的政客们谦卑，个人崇拜或叱吒风云只是一时， 权位终有交棒的时候，只有制度和人民才是永久的。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共产党都无法否定； 毛泽东、蒋中正、邓小平各领风骚，各有独特的历史定位。江泽民卸任总 书记、国家主席後，还冀图藉三个代表理论巩固其一代宗师和思想指导地 位，即使换得胡锦涛人马的妥协推崇，但江把持军委主席不放，胡温体制 藉抗SARS、整顿旧体制的贪腐和官场文化，获得民意和国际舆论支持，江 的政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中国大陆此後如不再出现如毛邓的强人领袖，未 尝不是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之一。江泽民在政经改革方面开放并无重大实绩 ，随著职务交棒，权力光环消失即快速褪色，说明人治消褪、权力制度轮 替正在成型，这是正面的讯息。 　反观台湾，我们也看到鲜活的实例。蒋中正时代各地竖建铜像，领袖顺 位排在国家、责任、荣誉之前的实例自不待言。号称解除戒严民主时代的 李登辉，掌权初期并无塑造个人威望的企图，但其任期後段，包括出版李 登辉言论集、赴革命实践研究院授课，卸任後更设置「李登辉学校」、出 版丛书，图藉个人主张延续影响力，甚至登上历史宗师或「国父」地位的 意图不言而喻，和江泽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水扁是草根起家的政客，但却未免除个人崇拜式的竞选手法。他学步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拍个人写真集，先拍「阿扁写真集」贩卖，竞选期间 又用「扁帽」筹款，当上总统後电视台出现「阿扁与阿珍」连续剧，戴扁 帽迎接他视察的空军将领将获拔擢为副侍卫长；他创立「凯达格兰学校」 ，招募政商界人士收为己用，厚植政经实力，好像李登辉和过时的国民党 「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翻版。 　加上马来西亚马哈迪半独裁的例子，亚洲政治领袖这类举动，其实是「 部落式臣属政治文化」的缩影，是社会未臻足够文明或政治文化发展未成 熟前的象徵。部落式政治文化讲求领导魅力、臣服和对最高权力掌握者的 个人忠诚，所以领袖的思想、言行成一般民众遵循的指导纲领和仿效对象 ，萨达姆统治伊拉克即是如此。 　西方社会个人声望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或美国历史上几位声望政 绩俱佳的总统，即使对国家的贡献卓著，却罕听闻出版个人思想指导书籍 ，或拍个人写真集、设置xx学校传授後进者。江泽民、李登辉一辈追求这 类虚浮不实的梦幻犹情有可原，如果胡锦涛、陈水扁或未来如果泛蓝的连 战、宋楚瑜有机会掌权，但愿他们都能摒弃个人崇拜，或刻意塑造个人历 史地位的风格，用真正的政绩扭转乾坤、创造历史，藉权力轮替淡化个人 色彩，华人社会才可能真正步入现代化国家之林。 ～～～～～～～～～～～～～～～～～～～～～～～～～～～～～～～～ 林保华：江泽民怒吼了！ 　　最近中共高层情况诡谲。上海的反腐败突然沉寂下来，香港的“官逼 民反”北京也没有声音。胡锦涛在7月1日党庆大谈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给 人奇特的感觉。因为4月28日“非典”高峰中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已经提出要 掀起高潮了。当时还以为要以“三个代表”为纲来战胜非典。那时北京市 和其他省市有成千上万的问题人物被隔离，正好是给他们开办“江泽民思 想学习班”的好机会，可是党放任他们不管，让这些被隔离的人无所事事 ，在那里骂娘，或者上网泡时间，有的乾脆鸡鸣狗盗，浪费大好时光。如 今梅开两度，再掀高潮，只怕胡锦涛并不真心，而江泽民也心有余而力不 足也。 　　不过江泽民威风了13年，按照他的老家扬州大街上挂出的大标语是： “江淮之水，恩泽于民”，果然是言必行，行必果。虽然中共实行严厉的 新闻封锁，但是我们还可以遥遥听到江泽民的咆哮。 　　7月1日党庆，黄浦江开始不老实，冲垮了上海滩的几栋大厦。江苏、 安徽一带的暴雨，长江、淮河水位暴涨，但是不是恩泽于民，而是“洪泽 于民”。至今已有数百人死亡。江苏、安徽交界的洪泽湖，达到了历史记 录以来次高水位。新华社7月11日的电讯说，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指挥部获悉 ：7月11日9时，洪泽湖蒋坝水位达14.25米，创今年以来最高值。另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江苏省因洪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94.5亿元。 　　但是前年10月22日中通社从南京发出的消息说：“自今年五月以来， 洪泽湖区连续两次低水位，且上下间隔不足一月，为历史所罕见。截至十 七日湖区水位仅为十点八八米，低于死水位十一点三米。第二次断航至今 已一月有余。”报导还说：“目前，洪泽湖水位仍以每天平均二厘米的速 度下降，整个洪泽湖湖区航道即将全面断航。湖区捕捞业、湖区养殖业生 产完全停止。”不到两年洪泽湖完全变脸，倒像是江泽民的脾气。 　　流经南京市的秦淮河水位也上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旖旎风 光暂时落幕。硕果尚存的明代城墙已经塌了三处，只怕是朱元璋做恶梦引 起的。朱元璋在群雄并起时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口号， 赢得天下。今年3月大陆媒体报导，经过6年的勘察，已经确认朱元璋葬在 南京明孝陵独龙阜下数十米处。在全民打洞以后，要“深挖洞”把他老人 家晒在太阳光下也不难了。难怪老人家在洞里暴怒，城墙也塌下来。但是 老江在北京玉泉山怒吼威力更大，可以令千里之外江淮之水肆虐。同是暴 君，到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与时俱进也。 　　现在最倒霉的是中国老百姓，在灾荒中还要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而 总理温家宝也不会做闲人，四、五月北京、香港抗瘟，六、七月再南下香 港救董，如今恐怕又要抗洪了。温家宝1998年抗洪有功，看这次如何再显 身手，只要江泽民在位，中国人民就要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温家宝也不会 好受。 ～～～～～～～～～～～～～～～～～～～～～～～～～～～～～～～～ 赵达功：中国的政治变革与“走俄国人的路”──“六四”运动反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国际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苏 联解体和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分崩离析，柏林墙被推倒， 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划上了句号。这期间，亚洲 的共产主义大国中国也发生了震惊中外天安门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 月间，反腐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席卷全国，学生和市民是这场运动的 主力军。但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用坦克无情地碾碎了中国人民的梦想，民主 自由的希望在六月四日清晨的枪声中化成血红血红的泡沫。 　　中国人早在清末就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孙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实就是要实行西方宪政民主，可惜由于民族主义在 中国成了第一主义，加上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展，最终“画虎不成反 类犬”。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中国的专制制度从民国开 始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 ，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 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 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过，时至如今， 我们都发现走俄国的路走错了。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崩溃，俄 国包括所有的“走俄国人的路”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承认失败，并且 都重新回到西方资本主义，回到民主自由体制，而剩余的所谓“走俄国人 的路”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越南等也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信仰，虽然政 治上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事实上却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顽固的共 产主义专制国家，也只剩下影响力有限的北韩和古巴。 　　从清末到民国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中国的道路──中国怎样才能成 为民主宪政国家和世界强国。但是渠道没有中国自己现成的东西，只能参 照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50多年，其公有制、计 划经济体制也一同行使了50多年，专制制度还没有改变，能够直接借鉴参 考的西方国家并不存在，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才 有参考价值。因此，中国的变革只能参考前苏联的经验。当然，从专制走 向民主的角度，从儒家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参照借鉴南韩、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的经验，但就从国家经济政治整体制度而言，其转型还是俄国（前苏 联）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因此，中国必须放弃（事实上也已经放弃）80 多年前所选择的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但现在应该走的路是前苏联变革的 路，这条俄国人的路不同于80多年前俄国人的路。走俄国（前苏联）人政 治变革的路──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和前苏联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是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都是同样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 着巨大影响的大国。不同点在于俄国是传统的欧洲国家，两国文化差异很 大。俄罗斯民族是个有宗教信仰（东正教）的民族，而汉民族基本上没有 宗教信仰的民族；整体上前苏联国民文化素质比中国高出许多，包括文化 教育、法制道德体系都比中国要完善得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比中国大 得多。这就一般可以说明为什么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具有骨牌效应， 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专制政权却如此顽固。尽管苏东政治变革过去了十几 年，但亚洲的中国、越南只是在经济上进行了变革，朝鲜甚至依然坚持斯 大林主义，经济都已经崩溃，却还在顽固坚持共产主义专制暴政体制。 　　虽然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速度缓慢，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 不能证明不能走前苏联政治变革的道路；令人惊异的是亚洲一些非社会主 义专制国家和地区大都进行了民主转型，其转型过程方式都不尽相同。南 韩转型充满了政变、谋杀、暴力，连任四届总统的朴正熙是靠军事政变上 台的，是被刺杀身亡的，全斗焕在位时制造了光州大屠杀；台湾自蒋经国 先生开始进行政治民主变革，政治制度转型是比较平稳顺利的；菲律宾的 马科斯独裁政权和印尼苏哈托独裁政权的倒台要归功于人民上街和军队倒 戈。如果说前苏联政治变革是中国的主要参考对象，台湾的政治变革道路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系数，其中最主要的参考值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 观。关于走俄国（前苏联）的路，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社会形成的要求政治变革氛围对专制政权的压力。 　　前苏联与西方阵营的对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使得前苏联国民经济包括东欧国家在内都 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没有新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就不能与西方相 对抗。冷战拖垮了经济。当然这仅仅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阻 碍经济发展的，加上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求经济上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开放 成为历史的必然。前苏联所谓的“休克疗法”指的是政治经济一同进行全 面变革。而中国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如果依然坚 持毛泽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道路，中国的经济 必然走向全面崩溃。经济的崩溃必然导致专制制度的崩溃。邓小平认识到 了这一点，所以他从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出发，提出并实行了经济上的改 革开放。尽管政治上依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社会生产力还是被释 放出来，国家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中国的改革显然是跛脚改革，经济改革后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是政治 问题，政治不改革，社会经济不仅会受到影响，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也 必然使中国社会动汤。所以在改革开放十年后发生的天安门运动，正是社 会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产物。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政 治前提，前苏联走了正确的道路，而中国走了邪路。 　　当中国发生SARS疫情时，专制制度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显现出社会政 治危机。中共当局向人民隐瞒疫情，造成疫情扩散威胁到人民生命甚至威 胁到人类生命，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愤慨。军医蒋彦永勇敢地向共 产党的专制谎言发起挑战，迫使中共当局处理了两名高官，并开始了有组 织的对SARS疫情的控制。事件说明了共产党专制制度是SARS疫情在北京和 全国蔓延的罪魁祸首，而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再次响起。 　　二、政治变革要从共产党内部分化开始。 　　前苏联的政治变革是从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的。 进行政治上的开放，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允许各种政 治团体的存在和活动，基本上开放了新闻自由。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举动 并没有得到共产党内多数的支持，但也并没有强硬的极左派与其对抗。戈 尔巴乔夫自己说，他的新思维和政治改革会遭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 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但前苏联的知识分子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 。政治改革必然引起共产党内部分裂，恰恰是这种分裂表明政治改革的成 功。 　　中国的政治变革也要从共产党分裂开始，这种分裂要源于戈尔巴乔夫 式的共产党领袖。中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戈尔巴乔夫”的诞生， 其实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赵紫阳都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 ，他们都具有政治改革的意愿，包括后来人们都曾猜测乔石、朱熔基是中 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人们又把希望寄托于胡锦涛、温家宝，开明领袖呼 之欲出。通过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产党不是铁 板一块，是可以分裂的。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坚决反对武力镇压学 生，也有一些共产党高层站在赵紫阳一边。赵紫阳被罢官和软禁至今，江 泽民对他又恨又怕，说明赵紫阳的思维和政治改革的愿望不仅得到中国老 百姓的支持，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是大有市场的。 　　三、政治变革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 　　武装革命，“十月革命”式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历史。 暴力革命产生的往往是专制政权，所以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一定 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革道路已经为我们提 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循序渐进的实行程序化政治，以和平 的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实现政权的更迭，是唯一的必行的方式。具体来 说，通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形式，不断向 专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内产生更多的政治革新人物。波兰团结工 会的成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前苏联及俄罗斯工人和社会各阶层 对专制当局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共产党高层分化，都是和平、理性、非 暴力所形成的政治变革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需要与共产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和 开明领袖进行合作，而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尽管共产党在统治中国的 五十多年当中，使用暴力镇压民主，屠杀或迫害致死众多的中国民众。但 改变政权性质的政治变革决不能使用共产党曾经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而应 该理性地对待共产党组织和所有的共产党官员。应当看到俄国的叶利钦、 普京都曾经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共产党高官，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是共产 党而否定他们选择的民主道路；前苏联共产党解散是随着前苏联解体而必 定解散的，但俄国和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依然存在，民主 社会是允许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存在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社会了。因 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它的存在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一个执政 党，却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即便还能够重新执政，党的性质也已经完全 不同于原来的共产党。 ～～～～～～～～～～～～～～～～～～～～～～～～～～～～～～～～ 曹思源：修宪“双十建议”──中期目标 　　一、删除宪法序言 　　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主要是规定一个国家最基本的 社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的职责等。宪法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人人都必须遵守；凡宪法所列，违者即是犯罪。 　　但是，有人误以为宪法是历史教科书，于是我们的宪法就有了一篇长 达二千字的序言，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开讲，讲鸦 片战争、讲辛亥革命、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讲社会主义改造，一直讲到改 革开放。 　　也有人误以为宪法是理论教科书，于是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统统写进宪法，且不说十多亿人口中，宗教徒不可能信仰马列毛，其他 许多人也搞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更有不少自称是马列主义者的互相斗得 死去活来，让人难以判断究竟是谁违反了宪法中所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国人实在无所适从。 　　也有人误以为宪法是政治宣言，应该庄严宣告的东西一个都不能漏， 于是不同时代的宪法中便出现了如下一系列口号：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同伟大的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备战、备荒、为人民。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我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 期存在。等等、等等。 　　更有甚者，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的序 言还号召：“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泽东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要 不是林彪自我爆炸得快，这部宪法如期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怎么 得了！ 　　显然，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研究上述口号是否正确，但必须从逻辑上 研究一下，那些口号有没有必要写进宪法序言？更需要进一步反思：宪法 是否根本就不必有这么一篇序言？ 　　我查了110个国家的宪法，发现其中81个国家（约占74％）的宪法根本 就没有序言。而在有序言的29部宪法中，24部宪法的序言纯属制宪技术性 的内容，只有5个国家（约占4.5％）的宪法序言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内容。 这5个国家是越南、古巴、圭亚那、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后两个国家以伊斯 兰教为国教，其誓词就是“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庄严宣誓”云云。 　　我国修宪如果要借鉴世界立宪发展的潮流，当然还是删除序言为好。 决不能把宪法当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每每时移世易，难免频频换装。 现在有不少人议论说，我国宪法修改太频繁了。其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 序言所累。单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从1993年到1999年，6年间翻来覆去 竟改了两回，创造了世界修宪史上的奇迹，难怪人们有点烦。 　　我看还是忍痛割爱删掉序言吧。这无损于共和国的伟大，却有助于提 高国家宪法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二、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制 　　所谓直接选举，指的是国家代议机关的代表（如人大代表）、国家领 导人（如国家主席或国家总统等），由选民按选区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一 种选举方式；而间接选举制度则是由选民选出代表，甚至下级代表还要层 层选出上一级代表，最后产生最高级的代表（如全国人大代表），再由他 们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 　　这两种选举制度中，哪一种最能充分反映选民意志呢？不言而喻，当 然是直接选举。在直接选举中，每一个选民都能对国家领导人能否当选， 以及得票的高低产生直接影响；而在间接选举中，亿万基层选民的影响力 全部等于零，因为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最后的投票程序之外。例如：不管有 多少人痛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不能阻止他们“光荣当选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对世界各国的选举制度作了一次调查研究。在调查总数110个国家中 有69个国家的宪法规定实行直接选举制度，约占63％；规定实行间接选举 制度的国家只有7个，占6％；在宪法中规定直接间接两种选举制度兼有的 国家占13％；宪法对选举制定规定较为笼统的国家占14％；此外，在宪法 中未对选举制度作出规定的国家，只占4%。显然，直接选举制度是世界潮 流所向。 　　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是举世公认的，可是现在有些爱国主义者一谈 到选举制度方面的问题，往往就成了十足的民族自卑主义者，口口声声“ 中国还很落后，人民群众民主素质比较差，外国能搞直选，我们还不行” 。依我看，并非群众落后，而是某些干部落后于群众，他们害怕自己或自 己瞩意之人在直选中落选，这与“三个代表”的要求实在相距甚远！ 　　其实直接选举并不难，台湾同胞能做到，我们大陆同胞没有理由做不 到。选举制度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它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只要真正站在 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从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出发， 是不难搞好直接选举的。 　　为此，我建议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 。 　　在该款之后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由选民直接选举 产生”。 　　据此，可以修订相关选举法及选举法实施细则。 　　三、公民有投资新闻出版事业，参与同业竞争的权利 　　建议将此内容写进现行宪法第二十二条，列为该条第二款。 　　我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中国作为人民共和国，却长期不允许公民投资 新闻媒体和出版发行，把这个领域完全划为国家垄断，是十分荒唐、极其 有害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当时那么多报刊，竟没有一篇文章反 映刘少奇、邓小平的冤案！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民百姓，挨整挨批、受 辱自杀、冤假错案不计其数，而书刊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却是“文化大革 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可谓“十年浩劫， 一片叫好”。──这就是新闻一概官办的历史“荣耀”！如果新中国建国 伊始就放手让人民群众办报，平等竞争，至少会有几家为那些被迫害的共 产党员说话，会有几家批评文化大革命，这就有利于及早纠正文革错误。 　　“文革”那么惨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能换来在宪法上承认公民有权投 资新闻媒体吗？公民如果在新世纪仍然没有这项权利，万一再遭到什么浩 劫，公民们能用什么来保护自己，能用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共和国呢？ 　　四、承认双重国籍，抚慰海外赤子 　　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这里，公民权的前提是国籍；而对“国籍”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宪法却不置一词。究竟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本国国籍？在什么情况下丧 失本国国籍？这在绝大多数国家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的问题在我国宪法中 却找不到踪影，这些问题一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去规定。其实按国 际惯例，国籍方面的重大原则均应先由宪法作出规定，尔后再根据宪法来 制定国籍法，作出具体规定。由于我国宪法对国籍未作原则规定，因此我 国国籍法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宪法根据的法律，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置比较草 率和粗糙。否认双重国籍问题即是一例。无论是国籍法1980年起草之时， 还是现在，许多侨胞都希望在取得外国国籍的同时，保留祖国国籍。目前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允许本国公民在取得外国国籍的情况 下，自己选择是否同时保留原国籍。而我国国籍法第九条却规定：“定居 国外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国籍是公民权的前提，也可以说是一个公民所享有的首要权利。一个 人取得外国国籍并不是犯罪嘛，他完全有资格自主地选择是否继续保留祖 国国籍；而我国国籍法规定此时他立即丧失中国国籍，这不就等于强行剥 夺他的中国国籍吗？这对于海外赤子岂不是最大的处罚！请问罚有何据？ 罚有何益？ 　　由此看来，我国宪法完全有必要充实关于国籍问题的规定。我建议现 行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作如下修改：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或其入籍申请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人，均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属于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取得他国国籍的，可 以根据其本人意愿，保留或放弃中国国籍。” 　　我国有一句讲了多年的口号：“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 承认双重国籍，显然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海外赤子的积极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如果再接受千百万双重国籍的 中国人，恐怕不堪重负。其实大部分海外华人生活基础在外国。他们即使 重新申请了中国国籍，也不可能都重新回国定居。他们可以更好地支持祖 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却不一定马上需要占用国内的生存资源。即使有一些 人会陆陆续续回国定居，我们也是应当欢迎的。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 、科技水平和道德法律意识，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五、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权，无须审批 　　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所列“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在行使时是否需要经过批准？我看应当“一分为二”： 　　第一类，须经批准的──如游行。由于交通管理上的原因，游行所经 过的街道可能引起交通堵塞，需要有所选择，事先要告示，事中要疏导， 需要有警察维持秩序。因此，游行须申请，得到批准方可进行。第二类， 无须批准的──如言论、出版、结社。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时 ，并不直接妨碍社会秩序，完全没有必要审批。有人说如果公民在行使言 论、出版、结社自由时杀人放火怎么办？那当然要制止并依法惩处。但那 惩处的是杀人放火行为本身，而不应株连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所以 ，要求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时必须经过批准，是没有根据的， 是违宪的。这里不妨试举一例。国务院1997年发布施行了一个《出版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消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条例的文字较长，这 里概括如下： 　　第一，只有报社、期刊社、出版社等出版单位才有权从事出版活动； 一般公民无权。 　　第二，所有出版单位的设立都要经过政府审批。审批时除了对出版单 位自身条件有严格限制外，还要受政府制定的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 的强力控制。也就是说，即使你所有条件都合格，政府不给你“出生”指 标，你还是没有“出生”的自由。 　　第三，出版单位设立之后，其出版活动受政府严格监督，其出版物的 思想内容如果被认为犯禁，将随时可能受到罚款、停业处分，乃至追究刑 事责任。 　　这个条例显然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其违宪情形好有一比： ──我承认你有吃饭的自由，但是你吃饭的行为只能由别人代理；至于选 择谁来代理，还必须由我审批；而代理者在吃饭过程中如果对饭菜的挑选 违反我的规定，则立即取消代人吃饭的资格。呜呼！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一份材料，说朱德元帅出版文 选被禁止，后来找了一家文学出版社出了《朱德诗选》（笔者有幸买了一 本），还被批判为“非法出版”。看来，违宪的出版管理制度不仅剥夺普 通公民的出版自由，也能剥夺无权的领袖的出版自由。君不见，赫鲁晓夫 下台以后，其回忆录无法在苏联出版，只好偷偷送给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和 英国安德烈　多伊奇出版公司出版。他那时也许后悔，当初在台上时怎么 就没把这出版自由落实几个百分点呢？ 　　我们今天来落实公民的自由权利也不太难，只需在现行宪法第三十五 条加上几个字──“公民行使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无须经过批准。禁 止任何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剥夺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 　　六、信仰宗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现行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第一，将上述条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从事宗 教活动的自由。” 　　实际上，一个公民如果纯粹在脑子里信仰某个宗教，这种思想性质的 自由是外界难以剥夺的，真正须要加以保护的是公民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当然，思想与活动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作上述修改，才比较完整。 　　第二，建议将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取消，因为它与宪法第五十一条 的内容重复。五十一条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 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 由和权利。”这一条涉及宪法第三十四条至五十条所有条款，是对公民行 使各项自由与权利的总的限制，当然也包括行使宗教自由的必要限制。如 果在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作重复限制，不仅逻辑上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有歧 视宗教活动之嫌，所以我主张将其删除。 　　七、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要改革 　　人民代表肩负着国家大事的决策职责，只有通过“定期直选”产生并 “专职专薪”从业，才可能履行国家立法机关的决策职能。现在的人民代 表都是兼职的，全国人民代表每年到北京开一次大会，各地的人民代表也 只是每年开一次大会，平时各忙各的工作，这样的人民代表对国家大事的 决策能起多大作用？ 　　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举了150位以上的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 。而这些常务委员和人民代表一样，绝大部分也是兼职从业，不在常务委 员会领工资，也不在常务委员会上班做常务工作。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其大多数常务委员却是不搞常务 的兼职人员，岂非咄咄怪事！ 　　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应当改革。一是取消现有的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二是通过在公民中定期直选产生专职专薪的人 民代表，组成常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从事日常工作。现在全国人 大代表三千左右，这么多人开会，根本无法深入研究问题，完全是形式主 义，劳民伤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人民代表的人数要大大压缩。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由三百名左右的人民代表组成，现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交由人 代会合并履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改革，当然需要修改现行宪法第三章第二节 。工作量比较大，但意义更为重大，只要思想明确了，操作起来并无不可 逾越的障碍。 　　修宪之外，还需要相应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正副委员长或正副主任和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 员及所有工作人员、专家、顾问（临时邀请的除外）的工资，一律由人民 代表大会发给。他们任职期间不得在其他任何政党、机关、单位兼任领导 职务和领取工资、奖金、津贴、补助，不得接受任何方面的赠款和贵重礼 物。 　　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局或秘书处应负责定期出版《人民代表大会公报》 、《人大会议发言记录集》、《法律汇编》等。涉及机密事务的材料可以 列为专号，缩小发行面，推迟公布时间。除此之外的一切材料，都应该定 期如实向全民公开，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立法机关的活动和各位人民代表 的主张，并作为选民考察人民代表及考虑在下次选举时如何投票的重要依 据。 　　八、政协与“两院制” 　　全国各地从上到下每年要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 议，兴师动众，轰轰烈烈。作为两会之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特有的一 种政治组织。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政协的主要职能是 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 议政。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协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并不明确 。中国任何一项法律都不需要政协委员投票表决，即使政协委员纷纷反对 的某一件事，决策者说办还得办。政协无权参与决策，其作用也就很难发 挥。社会上对“政协话”的描述很形象──“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白说还得说。” 　　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换一条思路──把政协由“陪聊”机构变成立 法机构之一。 　　政协委员产生于不同的界别，各党派、无党派群体、人民团体、少数 民族以及文艺界、文学界、科技界、社会科学界、医学界、体育界等等， 是与人民代表不完全相同的民意代表。因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以改为 与人民代表大会并列的另一个立法机关，相当于国外两院制议会中的参议 院；而人大则相当于众议院。目前欧美议会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采用 两院制。 　　两个立法机构并列，由于存在相互制衡，法律案必须由两个机构都通 过才能立法，这样就会使立法过程更规范、讨论更透彻、制订更严谨，进 一步减少立法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在政协向类似参议院职能转换的过程中，第一步可以先赋予政协法律 创制权和立法复议权。前者是政协可以直接创制法律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后者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必须由全国政协复议表决以过半数通过后， 才能正式颁布生效。对于全国人大提出复议的法律案，全国政协可以否决 一次，经由全国人大修改再行通过后，全国政协如果再作第二次否决，须 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才有效。地方各级政协也应有相应的权力。 　　为此，建议在现行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之后增加一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既然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国家的一个立法机构，那它的组织结构 、委员产生和运作方式也都应当据此作出重大改革。 　　九、地方国家机构改革 　　省级（包括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包括地级市）、县级（包括县 级市和地级市的区）以及乡镇这四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参照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思路，也需要通过修改宪法有关条款来实现。这里不 赘述，只强调一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地方政府首脑的选举 一律实行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概莫能外。 　　目前地方人大代表（包括人大主任）和地方政府首脑在任职期间调动 频繁，尤其是新任行政首脑往往是先上任工作，然后由地方人大常委会通 过等额选举予以追认，实际上是“先斩后奏”。说重一点，是对选民意志 有所“蔑视”。解决的办法是对新补选的地方政府首脑同样要坚持差额选 举和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在这种条件下候选人不可能“稳操胜券”，风 险度提高，以适当遏制民选公务员在非换届期间调动的随意性。 　　十、明确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特别程序 　　建议在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四款之后增加一款：“决定国家处于 紧急状态，并发布紧急公告，在一定期限内暂停执行宪法某些条款。此项 公告须在发布后的50日内得到全国半数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 大会的决议批准，才能在180日内有效（从紧急公告发布之日起计）。期满 若紧急状态尚未解除，须按上述手续重新获得批准，紧急公告方能继续有 效180日。” 　　明确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特别程序，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在我们 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方面是有过沉痛教训的。 　　我国宪法较长时期以来，没有作为根本大法得到应有的尊重。1966─ ─1974年，未经任何手续，宪法就不宣而废，停止生效了。号称最高权力 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停止一切活动，“冬眠” 了整整9年。在此期间，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最高指示”当然是绝对地存 在着，踩在宪法上面的“最高法律”大量地制定出来，并影响每个公民的 命运。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规定》 （简称“公安六条”）就曾规定，攻击林彪就是现行反革命等等。 　　也许有人会说，文革是个特殊情况。但是，由于宪法本身没有规定其 停止生效的程序，一旦遇到文革、准文革、小文革之类的“特殊情况”或 “史无前例”的情况，随随便便停止执行宪法，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了。因为它并没有与宪法中任何条款相抵触嘛。这就是悲剧所在，这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四部宪法的共同缺陷─ ─都没有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程序。 　　今天我们修改宪法就是要居安思危，要从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 明确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宪法部分条款停止生效的严格程序。确立这种程序 ，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遇到特殊情况时有符合宪法的变通办法；另一方面使 全国人民易于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同违宪行为作斗争──凡未经既定程序 而停止执行宪法，均属违宪行为，任何公民都可以投诉。向哪里投诉？当 然是我们修宪建议中将要建立的宪法法院。 　　※ ※ ※ ※ ※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修宪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既然中华人民共和 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当然也有权讨论宪法和宪法修正案。政府 要为所有公民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创造条件。建议有关方面在宪法修正案 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之前的六个月，在报纸上刊登草案，以便 引起广泛讨论，充分征询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再不要像前几次修宪那样搞 得冷冷清清、神神秘秘，只在高层和少数专家中听听意见。我们这一次是 站在新世纪的台阶上，在新一届国家机构和新一届执政党领导班子上任伊 始的新情况下讨论修宪，应该会有新气象。 　　磨刀不误砍柴功。全民讨论修宪的过程，也是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 法观念、提高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减少法盲和宪政盲 ，使许多不应有的悲剧消灭于萌芽之中的过程。 　　我衷心祝愿我们国家这次修宪获得较大的成功。 (2003年7月7日) 注：本文引证各国宪法均据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文中 不再一一列注。 ～～～～～～～～～～～～～～～～～～～～～～～～～～～～～～～～ 访“Ｘ”社主要组织者张鹤慈先生 　　宋永毅 　　“Ｘ”社、“Ｘ”诗社或“Ｘ”反动集团——每一个稍知中国当代思 想史或地下文学史的读者便不难记起它的名字，因为它是六十年代初北京 大中学校中极少数的异端沙龙，还因为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是沙龙主要成员 ，在文革中因此罹难，更因为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 来都都对“Ｘ”社一案有过讲话和批示。 　　时过境迁，“Ｘ”社已经被作为文革前异端思潮的先驱挖掘出来，有 关它的记载和回忆，在网上流传的，竟也有数十篇之多。而当年激扬文字 的“Ｘ”社少年，几经牢狱之灾后，有的已经作古，幸存者也年逾花甲， 却从没有一篇认真的回忆和访谈问世。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 　　两年前我应邀去澳洲参加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经在墨尔本莫纳希 大学东亚系任教的好友孙万国教授介绍，出人意外地会晤了现已经定居那 里的原“Ｘ”社的主要组织者张鹤慈先生。不久，我在美国远东研究图书 馆查到了一份一九六三年中共公安部关于“‘Ｘ’反动集团”的绝密文件 ，便又把它寄给了张鹤慈先生。这份当年“Ｘ”社成员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文件，勾起他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往事的强烈回忆。以下便是我与张鹤慈先 生多次面谈、通讯中关于“Ｘ”社的访谈记录。 　　中共官方版——公安部绝密文件中的“Ｘ”社 　　这份中共公安部绝密文件原名“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其中第一 例便是“‘Ｘ’反动集团”。文件颁发于一九六三年九月，编号为００７ ８９。为了使读者了解中共公安机关眼中的“Ｘ”反动集团，作为理解下 面访谈的历史背景，我在此全文照录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Ｘ”反动集团》 　　“Ｘ”反动集团是由反革命分子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孙经武（军队 后勤部门某部负责人的儿子）等组织起来的。参加的还有郭世英和叶蓉青 。他们原是北京一Ｏ一中学的同学，后来分别升入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医 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一九六一年底以来，他们就经常聚会、通信、传阅 反动书籍、偷听反动广播、交流反动观点。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他们 共同研究决定，秘密办一个“Ｘ”杂志，从此“Ｘ”集团就形成了。—九 六三年五月“Ｘ”集团被查获后，他们交代，组织“Ｘ”集团是为了“要 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发泄不满，扩大影响”，“追求绝对真 理”。孙经武还说，Ｘ是俄文“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字母。他们了扩大反 动组织，还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牟，其中有高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 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 名。 　　这个反动小集团进行了下面这些活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们在张鹤慈家里共同研究，向缅甸或香 港逃跑，确定在暑假期间行动。五月七日，又第二次密谋逃跑，确定先到 杭州，然后同去广东，伺机逃往香港。孙经武曾表示，“出国是为了推翻 共产党”。 　　“Ｘ”杂志创立前后，他们写了很多反动文章和书信。据已经查到的 就有文章二十五篇，信件九十四封，内容十分反动。主要是： 　　反对共产党。张鹤慈说：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阻碍”。孙经武说：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它既然是建立在骗局上，骗局揭穿， 就会结束这一切” 　　反对社会主义。张鹤慈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 义法西斯本质一样”。孙经武说：“中国言论、出版不自由，看书、听广 播都不自由”。郭世英说：“我们的理想从来没有符合过现实……我只能 向社会大叫，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产物”。”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张鹤慈说：思想改造是“对有思想、有性 格的青年的压抑”。张经武说：“大跃进与人性要求绝然违背，充满了野 蛮的悲剧”。又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十分冥顽不化”。 　　反对马列主义，赞扬修正主义。张鹤慈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了， 辩钲法是胡说八道”；“战争是两支军队、两个国家的集体自杀”。孙经 武说：“对于马列主义我已找到了一切反对的理由，修正它甚至推翻它， 不仅在理论上有可能，甚至是新时代的历史要求”；“中国只有两个出路 ，或者被消灭，或者走赫鲁晓夫的道路”。 　　说父母的革命信仰不能当“传家宝”。孙经武在写的文章中，对自己 的父母极尽丑化和卑视，咒骂他的父亲是：“植物性的生命”，“头脑是 一个虚伪的实体”，“理想只是两三个空洞的教条”，说父母的信仰没有 分毫价值，不能当作“传家宝”。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这两个美国间谍的教育，影响 很深。张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 什么主义都应该看看，马列主义太肤浅，和别的主义比起来，象水和酒一 样，什么味道也没有了”；“现代西方的学术流派大有道理”等等。还给 他讲述“人民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反动哲学。张 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 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什么都好，中国 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张鹤慈曾经对 这个集团的成员散布了许多反动的思想观点。 　　张鹤慈首先向他们推荐的是十九世纪的西方古典小说，他们被里面的 “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抱负、人性论”所“深深地打动”。随后，张又向 他们介绍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和《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家宣言 》等反动书籍，使他们认为：“人是利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 过是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他们还在一起看了一些修正主义的书刊，如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爱伦堡文集》、《山外青山天外天》 等。 　　张、孙经常收听美国、台湾和修正主义的广播，并向郭、叶等传播。 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广播、报刊是“灌输信仰”的“政治宣传”，不合他们 的口胃，反动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报导客观”，跟他们的观点一致 ，美国人“百分之八十有汽车，百分之四十有电冰箱”，美国经济在发展 ，证明“帝国主义制度是进步的”；美国大学生可以和主要官员辩论政治 问题，说明美国有“民主、自由”；美国有各种艺术流派，是“学术自由 ，重视天才”。 　　孙经武交代，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好，要什么家里给什么。在中学 手表就换过几次。在部队当兵锻炼不到—年，家里去看过几次，有时还带 着高级点心、糖果。他从小就有浓厚的优越感，总想作个大人物。 　　对这个反动集团的成员，现在已经分别作了处理。张鹤慈、孙经武二 人已被送去劳动教养。 　　“Ｘ”社：一群探索中的热血青年 　　围绕着这一官方的描述，我随张鹤慈重返历史的风风雨雨，谈了如下 的一些问题。 　　问：从中共的绝密文件来看，你们“Ｘ”的起名似乎与赫鲁晓夫有关 。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如不是，请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们当时成立这一组织 初衷？ 　　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在北京大学中关园１５３ 号我家后门的一片苗圃中，Ｘ社成立。这个日期公安部没有搞错。我、张 经武、郭世英和叶蓉青四人姓名都对。但我们为共同发起人，而不是我和 张经武是组织者，郭和叶是被发展对象。当时我们商定的不过是办一个名 为“Ｘ”的杂志，发表我们读书的体会和文学创作。大家用活页纸写好文 章后集中在我处装订成册而已。孙经武虽然想过正式印刷出版，但也只是 说说而已，并没有实践。因而说Ｘ社是一个集团，实在没有道理。因为我 们完全是“君子群而不党”。“Ｘ”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五月被捕后 曾是审讯的重点。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Ｘ是数学中的常用符号，表示未 知数。我们用这来表示怀疑。另外，Ｘ又可以看作是一个叉字，我们用来 表示否定。Ｘ还可以看作是一个十字路口，表示探索。再有，便是４只伸 出来又握在一起的手。在中共大力提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当 时，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否定和探索，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但审讯人 员仍不满足，在７月中旬又追问了两天。我仍然照事实回答。我们都看过 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他的非斯大林化和和平 共处都非常肯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出了一切为了“人”，而不是什 么抽象的主义和人民。但是Ｘ的起名和他没有关系。可在当时，这条“莫 须有”的罪名可成了逮捕我们的主要原因。“Ｘ”杂志从２月１２日成立 到５月１８日被捕共出了３期。上面发表的是我们的纯文艺的创作，主要 是诗，是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党文艺的不满，想闯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 路来。在公安局抓我们之前，我们烧了许多其他材料，但这３期刊物决定 留下了。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纯文艺的东西。我们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虚度青 春年华，做一些有益的事。 　　问：“Ｘ”是否你们的第一本手抄本杂志？ 　　答：其实我们在Ｘ之前就做过各种自由文学组织和出版物的尝试，如 高三时我和郭世英想一起搞一个剧团，为此找来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学生， 但是我们谈不拢，因为我们喜欢的易卜生、萧伯纳，他们只听说过其名而 没有看过著作，至于奥尼尔，梅特克林等，更是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只得 作罢。我在高中时还办过一个离经叛道的墙报《风》，它和传统的墙报不 一样，任何人可以不经过我这个编辑，把他们的文章贴上去，很象文革中 流行的大字报、小字报。《风》主要有杂文、漫画、知识介绍、古画欣赏 等等栏目，最后一期漫画是三张系列，一张是“微分”，另一张是“积分 ”，还有一张是一个三岔路口：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社会主义。校领 导很快发现《风》的风向不对，就把它停刊了。 　　问：你提到你们在被捕前烧了不少东西，那是些什么？ 　　答：主要是通讯，如孙经武到部队后我和他的通信，那里都包含着我 们对中国社会思考的一些真实的思想。在公安部的绝密文件中指出我们间 的通信共有９４封，那是他们对我们实行秘密邮检的拷贝件，原件都被我 们销毁了。 　　问：公安部的文件提到你们４个成员，你是否能对你们的组织成员情 况作一介绍？ 　　答：我们当时都是北京１０１中的学生，这所中学当时高干、高知子 弟云集。我被公安部文件排在第一位，当然是主要成员。文件中提到我的 祖父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原为北大教授，目前海内外都对 他有非常正面的重评，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人之一， 也是中国最早和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公安部文件给我加了“张东荪 的孙子”这个定语，其潜台词是十分明显的。其实祖父无论做文做人，都 非常民主，从不因为我是小辈而教训我，他很少给我一个答案而只是引出 问题进行讨论，有一次，我和郭世英比较毛泽东和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对 政敌全部处死而毛不同，当时我们认为一是为毛对自己的统治有更多的自 信，二是许多被整的人，如胡风，对毛不构成威胁。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两 条自相矛盾：一个自信的人怎么会想到整肃对他根本没有威胁的人呢？后 来和祖父谈到此点，他告诉我说：世界各国惯例不同，审讯纳粹，杀那些 元帅部长等对战争负责的人，当兵的没事；而中国却只杀小兵，大的养起 来，如军统，底下沾边的在镇反时基本杀光，而沈醉等头头却养起来了。 对毛泽东，祖父有一次讲到毛与尼赫鲁的谈话，毛对尼说：他不怕第三次 世界大战。中国有４亿人，死了２亿，还剩下２亿。这些都影响我对毛的 看法。我从来不认为毛泽东的罪行是他的理论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个浪漫 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一个冷血流氓。我 对祖父的文章知之不多，如佛罗伊德，我当时也并不知道是他最早引入中 国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有一次在旧《观察》上看到祖父的〈论思想自 由〉，我把它带到学校给孙经武看过。我在思想上受祖父影响是有的。我 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解放后一直不受 信任，历次政治运动受冲击。但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西化的知识分子，也被 中共洗脑，１９６３年我被捕前，竟然每天晚上把我叫到床前进行爱国爱 社会主义教育。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被洗脑，只是因人的道德而异，好 的只是自我忏悔，坏的则为虎作伥。说他是美国间谍、对我的离经叛道“ 有影响”纯属无稽之谈。孙经武的父亲孙仪之是解放军卫生部部长，长征 干部，将军。他作为中共的将门之后走上反叛之路更不容易，他从高中起 就老捧着黑格尔的《小逻辑》，说：“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 建立起一个小宇宙，来和真正的宇宙抗衡。”中学三年，我们关系一直不 错，下了晚自习，常在园明园里散步聊天。如同那个公安部文件中所说： “孙经武在一九五九年和张接近以后，思想就逐渐反动”。郭世英是郭沫 若和于立群之子。但“Ｘ”社成员对郭沫若，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否定 的，郭世英本人也是如此态度，只是矛盾地说：“他是我的父亲。”现在 外面流传的有关Ｘ社的文章，都把Ｘ社说成是郭世英组织的北京大学哲学 研究小组，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出了轨，那是完全不对的。Ｘ社事发时，我 们都已经从１０１中毕业，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叶蓉青在北京第二医学 院，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孙经武已在部队。因为离经叛道，我在中学时就 是“小右派”，曾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有个马克思，有个恩格斯 ，还有个张克思”。郭世英当时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但他对我的评价却 很高。他当时的思想并不反动，但也不正统，如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认 为因为中国穷，落后，中共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牺牲少数优秀人的 利益，就象草地上不允许长树一样。对中共的草皮政策，我俩的看法一致 ，即中共把亿万人都变成小草，只能分配到固定的阳光和雨露。但对这一 政策的好坏，我们看法不同，他认为是为了草皮（群众），我认为是为了 园艺者（中共）的集权统治。尽管如此，他仍然支持我和孙经武出国。当 时没有“出国留学”一说，任何自己想到外面世界去看看的人，一概被公 安机关视为“叛国投敌”。没过多久，郭世英对现行制度便越来越否定了 ，但仍很温和，套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叫“体制内的反对派”。叶蓉青 加入Ｘ社，和她是孙经武的女朋友有关。她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又是 上海来的。高中时便一直被视为“情调不对味”，品行竟一直被重视阶级 斗争的校方评为“中”，对一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这简直是个污辱。如 果说孙经武和我是主动挑战社会，那么叶是被社会抛弃后走向“反动”。 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８日我们四人被抓后，公安人员对叶、孙关系采用挑拨 离间的伎俩，他们告诉叶：孙经武还有另外的女朋友，而且关系异常。我 想当时叶一定非常恼火。这是中共整人的惯技，先把人搞臭，这样使揭发 批判者减轻了良心上的负担。 　　问：在公安部文件上，还说你们“拉拢过十九名落后青牟，其中有高 级干部的子女六名，一般干部子女六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三名，反革 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四名”。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被公安部搞出来的，事实上可以肯定的 人不会有一半。说到干部子弟，应当有金捷，她是当时中南局书记金明的 女儿。现在有的文章把她的名字搞错了，还误说她去了香港（如筱白的〈 Ｘ社与郭世英之死〉，载《民主中国》１９９５年５月）。她比我们都大 ，在郭世英和我看来很漂亮，郭世英曾为她要自杀，这也是后来惊动中央 ，抓我们的导火索。在抓我们之前，公安部找了她和叶蓉青了解情况，并 不让她们告诉我们，但她们都马上向我们通风报信。高干子女中还应当有 丁映秋，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位高干的女儿，她后来成为郭世英的未婚 妻。右派子女中我想应当有刘忆燕，她是我大学同学，父母都是右派。她 思想很单纯，认为我看《资本家宣言》是好奇。另一个反革命子女应是曹 天予，他是郭世英的北大同学，他父亲死在中共狱中，自己也进过公安局 。 　　“Ｘ”：对现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 　　问：在公安部文件中，罗列你们的“反动小集团活动”有“密谋逃跑 ”，“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 ，和“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等几条，这些是否属实？ 　　答：我看了公安部文件后，觉得在“罪行”方面还是留情的，语气还 是温和的。这可能和周恩来插手，为了郭沫若的面子保郭世英有关。例如 ，在“反对共产党”这一条中，就没有列出我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有一次我们在孙经武家里找到一把女式手枪，有八颗子弹，我们在骑车进 城途中便说应当分配给８个中共领导，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自然还有刘少 奇、彭真、周恩来等。孙经武在语文课上公开说毛的《沁园春 雪》有帝 王思想。当时我们都认为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不过是农民造反的改朝换代， 建立的仍然是封建王朝。我对毛泽东的反感源起于读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 选一卷本，那是毛与我祖父见面礼。我突然发现，《论联合政府》中的许 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样，尤其是提及美国的部分，我当时就觉得抓住了 小偷一样，修改可以，但必须要有说明。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间，我在清华 二校门上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毛在延安就如何整肃异己。另外还为胡 风鸣冤，说：“莫须有，何以罪天下？”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 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一条中，我们目睹三面红旗搞得一团糟，饿死 那么多的人，毛还要整肃敢为民言的彭德怀。对彭德怀，我们非但有大量 同情的言论，当时听说彭被关在北京郊外某地，还设法去看过他几次，但 每次都因为警卫森严而没有成功。此外，听美国之音、台湾广播等活动， 在文件中只作为“根源”。在当时，每一件都是杀头坐牢的大罪。关于“ 密谋逃跑”，我在当时曾托北京师院的华侨同学带信给父亲在海外的的朋 友，如当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沈昌焕。虽说只是表示要出来读书，但在当 时都算“叛国投敌”。文件竟然没有提及，也可能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 　　问：公安部文件讲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和西方十九世纪古典小说对你们 “反动思想”的影响，你也讲到Ｘ社其实只是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 会而已。你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精神阅读史，即读的一些书和对你们思想 的影响？ 　　答：初中的时候，我基本上什么都看。主要是中国现当代作品和大量 的苏联小说，如《青春之歌》等。当时最喜欢普希金和拜伦。高中时选择 性就强了，不看中国现当代作品了，开始看大量西方古典作品，如雨果、 狄更斯、屠格涅夫。不仅不看中国小说，国产电影也不看。高三时开始转 而看西方近现代作品，最喜欢陀斯妥也夫斯基、雷马克和易卜生等。当时 ，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如《资本家宣言》等 。但得益最多的，是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 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佛罗伊德的心理分析的著 作，就是这样得到的。当时我提出过一个口号，叫“进入二十世纪”。我 发现哲学从古希腊、黑格尔一直到马克思断了；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 义、现实主义也到了马克思为止。因而我们要多看马克思以后的新东西。 　　问：虽然Ｘ社案发在文革前，但比较你们和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的区别 ，似乎觉得你们在离经叛道上要比他们，诸如遇罗克、李一哲等，都直接 大胆得多。除了文革的政治环境更为险恶，你觉得有些什么根本的区别？ 　　答：我觉得根本不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当时对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一直到马克思都是持的否定态度。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 点。有趣的是：文革中我重新被抓，在牢里遇到“反革命”的都是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不同上去批判毛 泽东。当然，这和经过六十年代，中共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封锁在文革中到 达峰巅也有很大的关系。年轻人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资源，唯一可以读的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我们当时还可以看到一些西方现代文化的著作 。 　　问：你已经提到了周恩来以及当年公安人员对Ｘ社的兴师动众的抓捕 ，是否能讲得详细一些，还有哪些中共领导人对Ｘ一案有过指示？ 　　答：我们因人告密，１９６３年３－４月就被公安部注意上了。那年 ５月１日据说毛泽东发话，说：干部子弟闹得也太不象话了，要整顿。据 说和Ｘ社的材料也有关系。郭沫若家很紧张，他和于立群想带着郭世英和 我一起南下，去参观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是想 避一避风头。孙经武当时和他父亲一起在杭州的军队疗养院。５月７日， 我们商量过找到孙经武后下广东或云南出逃。这纯粹是出于面对暴政“惹 不起，躲得起”的办法。但没等我们南下，孙经武回了北京，我们便发觉 被严密跟踪了。５月１８日我们全部被捕，共关押７０多天，几乎天天被 审讯。参加办案的单位有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解放军总后勤部保 卫部。扯上解放军总后勤部保卫部是因为孙经武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他的 户口也在那里。所以有时审讯我们的是军人。当时都知道具体处理这一案 子的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最后处理，我和张经武被劳动教养２年，郭世英 没有处理，只是被送到农场劳动，从当时阶级斗争越抓越紧的政治形势下 ，这些处理要算是轻的，这显然和周恩来的庇护有关。１９６４年我和孙 经武在劳教中准备外逃未遂，审讯中传来过周恩来的又一个指示：“我不 相信他们改造不好”。我们被延长了一年教养期。此外，据孙经武告知， 刘少奇也在１９６４年的国务报告中点了Ｘ社的名，作为青年人中阶级斗 争动向。 　　“Ｘ”案中的一些遗留的Ｘ…… 　　问：你在前面的访谈中一再提到Ｘ社案发是有人告密，告密者究竟是 谁？ 　　答：告密者是郭世英北京大学的同学曹天予。他当时出身于反革命分 子家庭，后来居然上了北大。他参与了Ｘ社的活动，但不久就写信给郭沫 若秘书（可能还有公安部）告发了我们的离经叛道的活动。信到了郭的秘 书手里，很快被郭世英和我们大家知道了。他曾哭着要郭世英给他一枪。 郭世英当时对他说：“干什么？你进医院，我进法院？！”更为恶劣的是 ，郭沫若和于立群本来是准备把我们保下来的，因此才会有１９６３年５ 月准备带郭世英和我南下之举，但是曹天予到于立群处再一次告密，告诉 了她我们对郭沫若和她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这使郭和于勃然大 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５月１８日公安部的大逮捕。曹天予在Ｘ 案中没有得到任何处理。１９７０年我遇到一个为曹翻案的原农业部杨姓 副部长的女儿，才知道曹很早就成了公安系统控制下的专业告密者。据她 说曹在中学时代犯事被抓，出公安局时接受条件成了专业“点子”（告发 者）。无论是当时的小偷小摸，还是政治言论，他都要定期向公安系统告 密。可是，负责我们案子的公安部十四处白处长在审讯中处处流露出对他 的鄙夷，大概他们也看不起告密者吧。 　　问：对郭世英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之死，你的看法如何？其他人 在文革中遭遇如何？ 　　答：当时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一批人非法绑架和刑讯逼供，主要 又是为了５年前的Ｘ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后 来据丁映秋说，郭世英死前是被捆绑的，无法爬楼，如何在三楼破窗跳出 ？我怀疑是他杀，即被人扔出去的。因为郭世英之死也可以说是郭沫若“ 大义灭亲”的结果，郭沫若晚年才懊悔不已。天天以抄写郭世英日记表达 自己的追悔和思念。文革开始，公安部谢富治、李震借口说原来负责此案 的凌云、徐子荣两个副部长当时欺骗了周恩来，就又把我和孙经武戴上“ 反革命分子”帽子，加重了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 后，由石家庄３３０２厂当作“三类人员”加以控制。我则一直在劳动教 养，于１９７３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一直到１９８１年公安部、北京 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平反后，我才回到北京。 为了这个Ｘ社，我从２０岁到３６岁，整整十六年在监狱和劳改中渡过。 如果把重返社会比作是北京常见的等车的话，我足足等了８００余万分钟 ！ 　　问：按你的说法，Ｘ社一事在八十年代也没有真正平反？ 　　答：确实如此。在八十年代平反的高潮中我们为此共找过胡耀邦三次 ：一次是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写了关于Ｘ社的内参，后两次是陶斯亮带我们 亲自去见。胡耀邦共作了三次批示，但公安部却不买账，理由是当年是周 总理亲自处理的，又没有书面结论。当时没有看到这个绝密文件，加上周 恩来的威望还高，便无法进一步争辩。结果是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１日公安 部、北京市公安局和总后勤部保卫部为文革中的加重处理作了一个平反， 结论部分如下：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 出申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 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 帽子，重新加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 的。公安部与一九八零年四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 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出了如下处理：一，孙 经武在重庆３４０３厂受冲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均从档案中抽 出销毁。孙在石家庄３３０２厂被当作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 。二，给张鹤慈发了按１９６６年５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 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料作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 京。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在结束对张鹤慈先生访谈时我蓦然感到：数十年的历史风雨过去，Ｘ 社竟成了少数几个不被中共官方予以平反的异端学生组织。而在民间的中 国当代思想史上，它被官方遗留下的尾巴，却不正是它作为一个较为彻底 的异端思想组织的骄傲吗？！ ～～～～～～～～～～～～～～～～～～～～～～～～～～～～～～～～ 悉尼三名中国留学生因绑架案被捕 　　（法新社悉尼十二日电）三名不到二十岁的中国留学生被控在日前绑 架悉尼一家饭店的华裔店东勒索赎金，今天三人在悉尼出庭应讯，庭上基 于受害人的安全考量，谕令不准嫌犯交保。 　　在悉尼开饭店的周姓老板（五十五岁），九日凌晨约两点钟，在离开 他开在中国城的饭店后，遭一群持大刀的歹徒胁迫押上车。歹徒利用周老 板的大哥大，联络其子，要求六十万澳币赎金。歹徒在昨天得手后，傍晚 六点半才将周老板释放。 　　悉尼警方十日接获报案后，动员逾百名警员跟监与监听电话，终于在 悉尼郊区的一个公寓内逮捕到六名嫌犯。其中两名十八岁的嫌犯与一名十 九岁的嫌犯，今天在巴拉马塔地方法院出庭应讯，事后录士艾万斯正式告 知三人都不准交保。 　　艾万斯说，警方提出的犯罪事实「特别严重」，这三名被告显然持学 生签证。「鉴于受害人与其家属的身心煎熬与焦虑极大，受害者受到的安 全风险亦极大，检方决定，基于受害者的安全与福祉，正式拒绝让嫌犯获 得保释。」 　　警方说，另外一名二十一岁的少妇也被起诉，尚未出庭，另一名十七 岁的少年与二十一岁的青年，被捕至今尚未被起诉。 　　检方说，住在悉尼市郊奥本的十八岁赵姓少年是此案主谋，坦承从头 到尾参与犯罪。 　　警方告诉庭上，周老板在获释之前，偷听到三名被告还计划干另一票 绑架案。 ～～～～～～～～～～～～～～～～～～～～～～～～～～～～～～～～ 自由时报社论：从中国百万大学生失业谈起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二○○二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百分之五 十三，一九九九年扩大招生之後的学生今年开始投入职场，由於大学毕业 生数量突然大幅增加，今年比去年增长六十七万人，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如果按照二○○二年的就业率，今年二一二万的大 学毕业生中，至少有一百万人找不到工作。许多应届毕业生为了避开就业 困难选择继续深造，虽然可以暂缓就业问题，但会形成就业的恶性循环。 　 其实，在中国面临就业问题的不只是大学生，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 及农村的闲置人口，都是以亿计的失业大军成员。二十多年来，中国吸引 外资前往设厂，固然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但是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 再多的外商投资也吸收不了剩余劳力。然而，随著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 贫富差距愈来愈大，那些剩余劳力因为无业可就，已经逐渐形成社会稳定 的潜在威胁，官方也一直在寻求脱困之道。 　 有趣的是，中国年轻一代想尽办法出国留学，中国大学毕业生则就业困 难，中国也到处充满剩余劳力，到中国的大学读书甚至就业，却隐约成为 近年台湾的新趋势。现在，不只一般学生热中到中国就读大学，连立法委 员、法官也有到中国攻读学位的例子，情况值得注意。除此之外，国内大 学校园中，也经常举办两岸大学生交流，以及举办赴中国「留学」说明会 等活动，这些现象说明国内的「中国热」已经往思想、意识层面渗透了。 　 台湾的教育大体上比中国进步，在台湾也比较容易获得国际资讯，更不 要说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有些人执意要前往中国就学，这已不能从 教育的角度来作分析。近来俨然出现赴中国就学的风气，主要仍在於亲中 人士与统派媒体的宣传所致。他们整天宣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即将 成为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所以中国是台湾未来唯一的希望，中国也是台 湾年轻人未来的发展天地。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之下，到中国就学进而 就业，好像成了幸福人生的方程式。 　 我们并不是要泼冷水，但从前面所引述的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中 国整体的失业程度来看，所谓到中国就学就业到头来恐怕是一场空。更积 极地说，眼看国际竞争愈来愈激烈，年轻一代要培养更高的竞争力，也应 当是前往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学习，在取法乎上的学习环境中磨练竞争优势 ，让台湾的科技、人文向上提升，而不是把相对落後的中国当作学习的榜 样，让台湾的知识水准向下沈沦。 　 近年来，随著前往中国就学的人数增加，中国学历认证问题也浮出台面 ，成为朝野争议不休的议题。虽然政府仍然拒绝承认中国学历，但中国却 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吸引台湾学生前往就读。中国的盘算十分清楚，就是透 过就学增加台湾年轻一代的倾中心态，同时以累积「台生」数量施压我方 开放学历认证。有些在野人士总是以「教育归教育」的藉口，要求政府尽 快承认中国学历，以免前往就学的学生权益受损。但若这道关卡打开的话 ，台湾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恶梦当中。 　 首先，自然是国内的大学院校会受到冲击，目前国内大学院校的数量颇 多，在教育资源稀释下早已备感压力，如果中国学历受到认证，带来更大 的「中国就学热」，许多国内大学院校恐怕会难以为继。其次，如果中国 学位获得政府认证，那些人将可以依法参加各种政府考试成为公务员，当 然也包括情治机关的招考，这对我国公务员的国家忠诚势必形成冲击。再 者，就教育文化而言，我们若逐渐向相对落後的中国靠拢，疏离先进的欧 美日等国，台湾最後将难逃沦为中国边陲的命运。 　 国际冷战结束後，两岸关系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十余年来，我方释 放善意的两岸交流，中国往往用来掩护统战，国内的许多团体则把对外交 流窄化为两岸交流，许多国内大学院校几乎只与中国大学交流，形成拿政 府补助为中国统战铺路的讽刺画面，就是所谓两岸交流的显著弊端之一。 而在亲中人士与统派媒体的蛊惑下，前往中国就学就业也形成一股歪风。 中国真的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吗？只要看透中国虚有其表的假性繁荣，就可 以知道答案是否定的。台湾的希望在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在充满敌意的中 国，年轻一代一定要有此认识，朝野人士更应当有此认识。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