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1988期(2003.08.10)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周正毅被立案审查，举报者沈婷却被迫逃亡 2. 共产党到底有多少秘密 3. 中国富豪为何纷纷落马？(3) 4. 顾则徐：孙大午案是个信号 5. 财经时报：揭开“福州首富”的神秘面纱 6. 银行诈骗案暴露中国银行业责任真空 7. 明报：杨斌很可能在二审后被中国驱逐出境 8. 建议北大闵维方韩启德退党 9. 董首如临深渊死不罢休 10. 曹长青：美国舆论支持港人争自由民主 11. 改良梦断八九，反思始于六四——一个海外学人关于体制内改革的思考 12. 冼岩谬论：自由、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的悖论 13. 张晓平：余杰是好样的！ 14. 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 15. 世界日报洛杉矶员工闹工潮，全美亚太工盟前往声援 16. 马悲鸣：本人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 　　王希哲: 马悲鸣不过是一条官府的鹰犬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北京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以月薪人民币2500元招聘软体工程师，附加 条件是「有留学背景者优先」，结果竟然引来3名喝过洋墨水的「海归」（ 海外归国学人）硕士竞相面试。《北京青年报》以「留学两年花费人民币 20万（多在领有奖学金情况下），换来月薪人民币2500元」为标题，报导 了许多「海归派」在中国身价大跌的窘境。 　　古人通常将大面积严重蝗灾视为对当朝昏庸无道的“天惩”。不过， 自1999年以来，的确，中国多地区频繁地发生著大面积严重蝗灾，从上面 北京市植保站金副站长提到的“威胁北京的飞蝗（日行数十里、所到之处 一片肃杀萧条的东亚飞蝗）主要来自天津大港、静海和河北白洋淀、海兴 等地。”可见北京周边就是一片“蝗军”的肃杀气氛。难道这是在向人们 证实著什　？耐人寻味！据新华社8月2日报导，数以万计的蝗虫近几日突 然袭击呼和浩特，城区大部份街巷出现了成群结队的蝗虫。记者在迎宾南 路的一处小区看到，密密麻麻的蝗虫铺满了院落，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 ，院里的居民正用扫帚清理蝗虫，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小区 旁边的饭店，墙上地下也都爬满了蝗虫，饭店服务员大热天裹著头巾，躲 避迎面扑来的蝗虫。 　　张艺谋自好莱坞载跟头之后，就开始铭心刻骨地爱党妈妈了。从“英 雄”开始，到现在的“奥运”，这鸭挺的整个一个现代“郭沫若”，太滑 稽了。 ～～～～～～～～～～～～～～～～～～～～～～～～～～～～～～～～ 周正毅被立案审查，举报者沈婷却被迫逃亡 　　香港居民沈婷多次向海外媒体披露上海动拆迁过程中的黑幕。沈婷为 躲避打击报复，正在前往北京告状，希望胡锦涛和温家宝关心上海的拆迁 问题。 　　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披露，虽然上海地产商周正毅因为涉嫌经济犯罪 已经受到官方调查，但协助揭发此案的香港永久居民沈婷却受到上海警方 的追捕，罪名是窃密，目前在北京等地逃亡并继续向中央政府申诉。 　　沈婷是定居香港的永久居民，因为住在上海的父母房屋被强行拆迁， 特意从香港赶回帮助父母解决房屋侵权问题。她同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联 系，成功地将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以及上海静安区政府告上法庭，并得 到国际媒体的密切关注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重视，周正毅因此被关押并被 中央专案组的调查，但帮助数以百计拆迁户争取权益的律师郑恩宠却被上 海警方以“非法搜集国家机密”的罪名拘捕，身陷囹圄。沈婷在郑恩宠律 师被拘捕后，主动担当了援救他的责任，最近还向胡锦涛、温家宝写公开 信请求关注，因此上海警方对她进行追捕。 收听： http://www.rfa.org/content/service/man/audio/0808ym.mp3 ～～～～～～～～～～～～～～～～～～～～～～～～～～～～～～～～ 共产党到底有多少秘密 送交者: 向光明 于 August 09, 2003 21:10:11: 　　重庆有一位拾荒人黄可俟，在市内一些废纸收购点，以每公斤２元至 ３元收购了一些国家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据查，至今年３月，黄通过这 种方法共收购了国家秘密文件和内部资料２００余份。其中，有近３０份 标有国家密级的文件、资料被卖给福建的关系人。　　 　　案发后，国家安全机关从黄的家中搜出了１７２份标有国家密级的文 件和内部资料。经鉴定，仍在保密期内的有３份机密级国家秘密文件和７ ５份秘密级国家秘密文件。 　　为什么共产党的这些文件，在国内就是垃圾，到国外就认为是宝贝呢? 我不知道这些秘密文件是什么见不得人东西，但我知道已经成为了垃圾的 东西不会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共产党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吧。 　　对一个收荒人治罪，为什么就不对中共那些高级干部，曾经拥有文件 的人治罪呢?这些人或许得到了高升，或许是对自己曾经追求的政党失望， 正在为自己的钱财奋斗终身! 　　人们知道：最困难的莫过于和共产党讲理。从三反五反，57反右，文 革，六四，法轮功等等，那一次不给人民造成数不清的冤案。一个不要监 督的政党，一个不许民众讲话的政党，靠高压封锁来堵住人们的嘴巴耳朵 。蒙得了人们的双眼，却难限止人们的思想。多少双眼睛在看著当权者为 之奋斗的目标;多少人在关心共产党到底有多少秘密。 ～～～～～～～～～～～～～～～～～～～～～～～～～～～～～～～～ 中国富豪为何纷纷落马？(3) 　　中国富豪过去一段时间来纷纷出事凸显的问题之一是商业领域的法律 不健全。民营企业家在这块灰色的法律地带里极有可能掉进陷阱。 　　*法律不健全形势变化快*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十分脆弱，倍受歧视，如果一个 企业希望发展成长而不肯走官商勾结，攀权附贵的道路，就特别需要法律 的保护。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商业领域的法律并不健全，缺乏连贯性。 　　中国民营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茅于轼指出，整个社会无法可 循，这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全面 公有制转向部份公有，部份私有。茅于轼说：“这个转变牵扯的面非常广 ，宪法已经改了3、4次了，宪法一改，底下的法律都要改。所以昨天是违 法的今天就不违法了。民营企业家过去干的事情是违法，现在看起来就不 违法了。” 　　*灰色地带有空子有陷阱有把柄*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家刘晓波说，由于中国的政府行为经济化、利益化 ，因此在制定商业法律时带有垄断性和歧视性，甚至制定相互矛盾的法律 。这就制造了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国企与民营企业在经营时都不得不在 这一灰色地带找漏洞、钻空子。不过刘晓波指出，中国官方发现这片灰色 地带对他们有利。 　　他说：“官方忽然发现它喜欢这样一种灰色的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 主动权在政府手里，反正你要经商，它上边解释法律的时候说你违法你就 违法，说你不违法也没人管。在这种情况下把柄攥在政府手里，这就使得 政府有一个非常好的要挟所有想发财的人、想得到利益的人的一种工具， 要挟你忠诚它，要挟你在政治权力上不向它挑战，不跟它找麻烦。” 　　*非法集资现像多对错全由官方说* 　　刘晓波说，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因为发表一些关注农民问题的 大胆言论而被捕后，很多人为他抱不平，就是因为孙大午掉进了法律灰色 地区的陷阱。中国的金融法规极为不健全，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不明确， 官方就非法集资的罪名可以任意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处理。 　　天则研究所负责人茅于轼说，中国大量存在着所谓的“非法集资”现 像，民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不得不走民间集资的道路，而大午集 团吸收公众存款正是中国金融界垄断造成的后果。他说：“这就是一个例 子，说明现在的法律非常不完美。不许非法集资，这个话不是完全没有道 理，但至少是不完全有道理。中国有好多地下金融，就靠地下金融民营企 业家才起来的。现在都砍掉，民营企业家就很难有日子过了。” 　　刘晓波说，中国当局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地带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 是把民营企业收归国有。他说，北京有一份畅销报纸叫“精品购物指南” ，这份报纸本来是社科院一份经济改革报，经营不下去后，一个名叫王炎 的人垫付了5千元承包了这份报纸。该报在王炎的经营下相当成功，年广告 额到2亿多人民币。但它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当中国一位官员说“精品购物 指南”属于国有资产流失，报纸不能私营时，王炎在奋争一段之后不得不 出局。 　　*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企业家*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他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 点”一文中说，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危机似乎大大超过经营方面的危机。 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廉洁自律守法的政府，这就需要改革。他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看中国社会现在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要出 现一个好政府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政治制度很重要，要有民主法治的 制度。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科学性角度上看还存在缺陷。”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说，在 现行制度下，人们不应当对正在成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过于苛求，那样的 话将给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带来风险。(VOA) ～～～～～～～～～～～～～～～～～～～～～～～～～～～～～～～～ 顾则徐：孙大午案是个信号 　　孙大午被羁押于2003年5月27日，距今已经两个多月。案发以后，一时 成为焦点，多有为他鸣冤叫屈的。我觉得孙大午一案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同 寻常，它是个复杂的信号，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我并不认为对孙大午的指控和调查是不正当的，相反，我认为长期以 来相关刑事侦查机构对拥有中国大部分财富的极少部分人口，进行的严肃 调查是太少而不是太多。问题在于，调查是否就一定要以关人为基本手段 并导致所拥有企业发生灾难性崩溃为代价？侦查机构为什么要么不碰对象 ，一碰就是关人，在整个社会酿造出一种恐怖气愤？中国司法实践中有个 恶习，就是只要一从重从严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关人，甚至对没有犯罪 嫌疑的人也是只要足够“重视”就是关。没有犯罪嫌疑的人被关是大面积 的，甚至就是抗着法律旗号进行的，比如过去任何一级的领导、组织都可 以把某个“群众”关几天几夜进行审查；比如人人都还记得的两个“收容 ”——收容遣送和收容审查；比如今天仍然大红灯笼高高挂着闪光的劳动 教养。有犯罪嫌疑一体现重视更是要关。比如，刘晓庆的偷逃税早就是路 人皆知的事情，但就是一直不严肃地调查她，当调查她的时候已经不是她 偷逃税高峰的时候。她之所以被调查，我以为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已经人 老珠黄了，还认为仍然是十八岁女孩展示魅力到处惹是生非，成为了严重 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正好需要挑一只鸡杀，于是她就被杀。中国演 艺界象刘晓庆这样偷逃税的人，抓抓可以一大把。调查她就调查她，但一 调查就先把她关起来，弄得惊天动地，好象她是中国头号偷逃税的罪犯。 已经关了很久了，到现在刘晓庆还没有审判，原因一般总是当中有一些事 实不能及时查清而在案件的某个环节进行延期或补充侦查，可见把人关在 里面并不见得就一定有利于快速查清事实。一“重视”就关人，不顾关了 人所导致的社会损失，这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太大的恶习。 　　孙大午的被指控和调查是正当的和正常的。据报道对他有两项嫌疑指 控，非法集资和私藏枪支弹药。后一项指控的理由并不充足，但至少非法 集资指控是具有充足理由的。两颗手榴弹、几颗子弹听起来吓人，其实没 什么了不起，他拥有放着坦克车的国防教育基地，实际也就是“保管不当 ”而已。或者，是孙大午从职工手里缴来还没有及时移交武装部门而已。 等等。但这两颗手榴弹和几颗子弹是在对孙大午采取行动后所发现的，发 现后有关部门又把它们当作了“宝贝”，所以在案件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可 能真地成为审判罪名。根据各种报道所介绍情况，孙大午非法集资应该是 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乡镇、农村其实很多，大多是集体企业甚至基层政 府出面进行的，一般年息也远高于孙大午集资所支付的利率，有集资型和 贿赂型两种：集资型是面对所有愿意或被迫借出钱的人的；贿赂型是以集 资方式对方方面面人员进行分红贿赂，不是任何有钱的人能够参与进集资 圈的，有不少基层农行、信用社本身也经常是这种“热心”的集资单位。 但这种事实不能构成律师为孙大午作无罪辩护的依据。在中国的司法实践 当中，即使很多人在犯着同样的罪，但“法不责众，只责一人”，虽然不 追究其他人的刑事责任，既然在追究你一个人，就是你一个人有罪，其他 人“无罪”，同样的行为被追究的与不被追究的不具有可比性。比如1980 年代早期查所谓“黑灯舞会”，普通青年因跳舞吃官司、收审、劳教、拘 留的有不少，但上层干部的“家庭舞会”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比如有相当 一段时期普通老百姓即使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象做贼一样坐在一起玩麻将， 而打麻将却是很多干休所离休干部正常的活动方式之一；比如一个私人老 板因为急需现金把一批还没有支付货款的货物低价抛出后，结果无法支付 货款，他就是诈骗罪，但如果一个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发生同样的事情， 则不构成这一罪行；比如孙大午的行为是非法集资，但如果乡政府或县政 府因为某个项目从银行贷不到款而向老百姓集资甚至强行摊派集资，则不 构成非法集资嫌疑；比如中国现在至少99%的室内外规模化集会包括公、检 、法自己组织的许多集会都是非法的，并没有办理集会许可手续，但要是 一个普通公民以个人身份组织了集会，不等集会结束，他一定已经坐在了 班房里。孙大午的辩护律师试图从孙大午没有挥霍集资款角度为孙大午作 无罪辩护，是连一个法律专业一年级生也说服不了的。崇拜书呆子的孙大 午集资前请教了书呆子律师，书呆子律师说没有关系，今天便有了这一罪 名的牢狱之灾。 　　孙大午案的问题不在于指控和调查的正当与不正当，而在于进行得不 自然，对他出的明显是过分的重拳。孙大午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案前 没有一个集资参与者受到损失或预计到会发生损失，也就是说，孙大午的 集资对任何集资参与人都没有造成过直接的经济伤害，也没有形成任何跟 集资有关的心理恐慌，不足以导致社会不稳定。其范围并不大，仅仅是邻 近的几个村，所直接影响的是一个或两个农村信用社储蓄点的私人存款吸 纳业务，还没有影响到农业银行的业务。这一点很重要，虽然信用社与农 行都属于金融企业，但农行是国家资本所组建的银行，而信用社是合作化 时代由当地农民集资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并不是完全意义的“银行”，它 的真正的原始“老板”是当地农民，但后来被悄悄地官僚化，农民的“老 板”身份和权益被剥夺了。现在，“老板”们对背叛和抛弃自己的“儿子 ”失去了信任，不再相信“儿子”的信用，把钱储存到了他们认为更值得 信赖、更有信用的人那里。也就是说，孙大午及其集资参与者所伤害的是 本来属于他们的“准”金融企业的利益，而没有伤害国家金融企业的利益 。虽然按照现行法规孙大午的集资是影响了当地的金融秩序，但这种影响 是非常有限度的，其程度是轻微的。从改革总是不同程度突破原有体制、 法规、政策的实际现象和历史来说，孙大午的集资也是对现行农村信用社 体系不合理性的批判和挑战，是对农村信用社不再属于农民了的历史和现 状的抗议，是对农村金融体系和制度进行改革从一个特殊角度的刺激和推 动。因此，虽然孙大午构成了非法集资嫌疑，但无论从性质还是数量上说 ，都不足以达到很严重的程度。这一点，也可以从案件仅仅只是由所在县 公安局查办得到证明，如果孙大午的犯罪嫌疑真的严重到一定，所在县即 使抢着要办这案件也不会有资格，只能出人、出物帮着跑腿。 　　但是，当地对这件并不十分严重的案件进行查办的动作实在是杀鸡用 牛刀，出了不必要出的重拳。不必要关人何必关人？侦查阶段关人并不是 判决服刑，其基本目的是出于展开侦查工作的必要，是为了达到侦查目的 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对孙大午进行调查，孙大午会不会逃跑？不会， 只有智商低到无法理喻的人才会判断他逃跑。现在孙大午妻子逃跑了，这 并不是由调查所导致，而是由轻易抓人所恐吓的。孙大午会不会掩盖证据 ？不能绝对说不会，但查案的人稍微动一点脑筋就足以防止证据丢失，这 种覆盖才几个村、有帐册、凭证的集资行为，凭孙大午一个或几个人的力 量想掩盖掉证据，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真地找不到证据，办案的人也就 不要混饭吃了，应该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还有理由关孙大午吗？恐怕 难以找出。法律的制定、执行特别是经济性质案件的查处，其隐藏在法律 条文背后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对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促进经济的发展。 徐水县并不是什么富县，一个资产上亿的大午集团绝对是县里非常重要的 纳税骨干企业，是解决该县相当数量人口吃饭问题的企业，其对当地经济 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几个信用社，查孙大午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他关起 来，如果能够起诉并判决，结果是实刑，直接从法庭押赴服刑也不迟，从 调查到判决的这段时间里，可以让孙大午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企业的后事， 把因此而对地方经济形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另外，孙大午在外面接受调 查，也更有利于还付集资款的顺利进行。这些道理徐水县负责查案的人不 懂吗？应该是懂的。那么，为什么还要一动手就关人呢？很简单，唯一的 解释就是对直至判决都具有影响控制力的人定下了从重从严的调子，是非 要孙大午在县一级量刑权力范围把牢底坐穿；或者，是至少要通过查案过 程的强力手段促使大午集团倒闭，使孙大午遭受毁灭性打击。也就是说， 是用最基层法律机构的权力造成孙大午最大的损失，消灭孙大午。既然如 此，一些读书人为孙大午鸣冤叫屈的干呼，便是不可能动摇这一决心的。 　　不说是在徐水县，即使是在北京那样高官、名流、大款如云的地方， 任何机构要想关一个象孙大午这样曾经到北大演讲、显身于这个那个研讨 会的私人老板，都不得不三思而行，要层层汇报，反复研究，才能够下出 最终决心。一个小小的徐水县公安局，量它也没有自说自话的[][]。孙大 午非贰’资既不是眼前发生的事，他也并没有在地下秘密进行，而是公开 的，是自以为属于正当、合法的行为而在阳光下操作的，当地公安局要是 真的象今天这样道貌岸然，早就可以对孙大午采取行动了。之所以现在行 动，一行动就关人，实在是孙大午已经令一批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忍无可忍了。所以，在对孙大午的行动中，便惟恐其罪名太少、太轻，所 以便要搜去跟集资毫无关系的孙大午的讲演资料，所以看到两颗手榴弹就 大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指控其私藏枪支弹药。既然孙大午令人不可忍，便 一定跟孙大午这人的特点有关。孙大午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两条：其一是 人太抠，偌大的企业竟然没什么业务费、招待费开销；其二是话太多，一 个做生意的人竟然不喜欢洋房美女，偏喜欢跟一帮读书人打交道，这个会 那个会，还去大学演讲，指东道西。 　　有记者去问当地县政府，是不是跟孙大午关系不好？也实在不知道记 者是怎么想的，大概是还没毕业的、对社会无所了解的实习记者，所以会 问出这种笑话问题。就象当今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徐水县的有关政府机 构和人士也肯定是想跟孙大午建立亲近关系并积极支持孙大午发展的。在 当今中国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眼睛里，一般老百姓找上去好听点称之为上访 ，难听点则斥之为闹事。有两种人最受欢迎，一是老外，一是老板，这二 老是当代中国官员眼睛里的爷爷。孙大午是老板，绝对是政府机构和官员 所欢迎、巴不得能天天坐在一起端杯子的对象。但孙大午抠，是个另类， 以为对方是讨饭的，拿几个鸡蛋就是体现自己盛情了。做生意抠如孙大午 本就另类，另类而能做大到亿元，实在是当今中国的一大奇迹。既然是奇 迹，也就注定了不能长久，长久了也就不是奇迹了。孙大午很幼稚，把在 中国普遍发生着的现象视作腐败，是法制不完善，而没有认识到支持与被 支持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同盟、联合的过程，是作为新生资本家的自己与 官僚阶级进行合作的过程，这不是凭个人的好恶所左右的，而是历史性的 趋势。孙大午既然采取不合作态度也罢，那就老实做你的生意，等哪一天 醒悟了再合作也不妨，但孙大午却不理解对方的高姿态，反而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到处说“八座大山”。孙大午所说情况是 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他说的是一个农村资本家所遇见的现实，根本不 是一个普通农民所面临的现实，一些专家把它们作为农民的声音高度重视 ，把孙大午请过来请过去，影响日大，殊不知这就把孙大午的对手逼到了 绝路上去，没有时间可以提供给他让他醒悟了。孙大午早晚不能作为孙大 午存在下去，他不想改变自己，那就只能消灭他；他话多，就加快消灭他 。要在当代中国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身上找一个消灭他的切入点，是一 件非常容易的事，混乱的社会体制、混乱的活动规则、混乱的是非标准必 然导致混乱的行为发生，混乱的行为一定会触犯到这条或那条随时可以按 需通电的高压线上。 　　这就是中国新一代产业资产阶级的命运。孙大午案是个信号，这个信 号宣示的是中国新一代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命运。这命运不是如孙大午 的毁灭，恰恰相反，是生存，是一种历史性的生存前景。这种生存前景概 言之就是两条：一是无条件地和官僚阶级建立同盟，一是不允许表达自己 的独立思想，而只能提些个别意见和建议。这种情况跟旧中国的民族资产 阶级具有类似性，但生存状况将得到很大的改善。旧中国民族资本受着外 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今天的私人产业资本受着国营、集体资本 和外国资本的挤压。但旧中国的外国资本凭借着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拥有着 强大的压迫力，官僚资本则不仅处在高速增长状态，而且排挤了民族资产 阶级跟官僚集团建立全面联盟的机会。今天的外国资本虽然享受着一系列 优惠，但在根本上毕竟已经站在了平等的法律平台上，而国营、集体资本 虽然受着政府的努力维护，但从总体上正以比较快的速度发生着萎缩，不 仅萎缩，而且恰恰是所有资本（外国的、中国的）包括私人产业资本乃至 官僚阶级最大的掠夺对象。因此，当今中国是私人产业资本前所未有的黄 金发展时期，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得到发展。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这种发 展并不是独立的，产业资产阶级必须和官僚阶级建立同盟，在经济上有钱 大家赚或大家用，在政治上依附于官僚阶级，否则，就是如孙大午一样被 消灭的命运。因此，在灵魂上，当代中国产业资产阶级和旧中国民族资产 阶级一样，都将处在没有自我的空虚和痛苦当中；在政治上具有软弱、动 摇性，将在民主和专制的选择中徘徊，时而附和民主，时而又是专制的积 极支持者，即使批判现实勇敢如孙大午，他的发挥也具有明显的骑墙特征 ，他的理想是构造一个小象牙塔而已。 　　孙大午案对中国私人资本是个严肃警告，是付强烈的清醒剂，将对新 兴的产业资产阶级的道路选择起到历史性的规范作用。(新思想工作室) ～～～～～～～～～～～～～～～～～～～～～～～～～～～～～～～～ 财经时报：揭开“福州首富”的神秘面纱 　　福州公安局原局长黑社会头目徐聪荣在王振忠等人接应下逃往美国。 　　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1998～2003)、号称“福州首富”的陈凯是当 地著名企业凯旋集团的拥有者。8月6日上午11点，位于福州市五四路19号 的海山大酒店屋顶“凯旋集团”霓虹灯招牌被拆除，每个字都有两米见方 。与此同时，福建省会福州市，针对当地“社会名流”陈凯涉嫌贩毒、洗 钱的调查行动正在紧张而低调地展开。 　　据财经时报10日报导，陈凯是中国迄今最大的贩毒团伙──“１２５ ”团伙的骨干之一，由公安部和福州当地公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正在对此 团伙进行调查。陈凯洗钱的手法，是把他所在贩毒团伙的“黑钱”，通过 开发房地产和投资餐饮娱乐业“变白”。 　　陈凯按其名下在福州当地公开的房地产项目，以及他拥有的餐饮娱乐 设施推算，他的资产远多于先前媒体报道的“逾亿元人民币”。陈凯败露 缘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中国最大毒贩“亭江１２５”王坚章被抓获。 这是中美两国警方联手，费时２０个月侦破的一个大案。有关人员称，该 团伙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团伙之一”。有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这个团伙 贩毒的收益高达百亿美元。 　　王坚章被抓后，供出了为他洗钱的团伙成员陈凯；陈随后被公安机关 抓捕。公安部禁毒局表示，目前，主要破案人员还在印度对这一贩毒团伙 进行最后的侦破。北京威宇律师事务所的郭向东律师称，根据中国法律， 贩卖海洛因５０克就可以被判处死刑，而“１２５”团伙的所作所为已经 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 　　海山大酒店是一幢９层的三星级涉外酒店，由港澳人士开办。凯旋集 团总部占据著这幢大楼的第９层。如今这里已是人去楼空，连电梯里到“ ９层”的按钮也已被关闭。两个穿工作服的酒店工人说：“去９层的电梯 已停了一个多月。” 　　记者坐电梯到达８层，然后从楼梯走到９层，但这里出入口也是大门 紧锁。闻声而来的酒店服务员说：“凯旋集团已经解散，要找人去公安局 吧。”她说凯旋集团在此办公已有三四年时间。 　　目前公开的陈凯在福州的最大产业应是原计划今年９月竣工的“凯旋 花园”。它由４幢２０层左右的高楼组成，总建筑面积８　２万平方米， 位于福州最繁华地段，亦是福州第一座境外人士高级公寓。“最高时卖到 ６５００元一平方米”。据传，陈凯为获得这块土地曾使用“非常手段” 。 　　《财经时报》从福州市工商局查询的“福建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档案显示，这个项目的立项时间是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８日，总投资额２ 　０５亿元。如果按目前５０００元１平方米的均价简单计算，这个项目 将赚２亿元左右。 　　从位于古田支路的福州市工商局的后门，可以看到凯旋集团的另一个 房地产项目□□凯旋公寓。它由两幢占地约３０００平方米的９层楼组成 ，靠近马路的一幢并没有几户人家住，里面一幢全部住上了人。据说这是 中国银行福建分行的家属区，里面住有中国银行福州分（支）行的职工。 看门人告诉记者，这个小区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但现在不卖了。“过去 最低价是３５００元１平米”。一位住户则告诉记者：“不要问这儿的房 子，没有产权证。” 　　有传言说，陈凯开发房地产从银行贷款了几个亿，但这个传言并没有 哪家银行能够证实。陈凯另外的公开产业是凯歌音乐广场和全嘉福海鲜酒 楼。据福州市的《海峡都市报》报道，凯歌音乐广场“占地２万多平方米 ，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音乐厅”。 　　记者来到与福建省图书馆相邻的凯歌音乐广场，透过大门玻璃可以看 到，西式吧台已落满尘土。同来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过去每天晚上都 有上百辆出租车在此门口排队等客。位于福州六一路的全嘉福海鲜酒楼也 是门前冷落，一付破败样子。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福州餐饮界人士对记者说，陈凯由一个不知名的 小人物骤然为“福州首富”只有六七年光景。一位常在凯歌音乐广场载客 的出租车司机则称，陈在当地“黑白两道都趟得开”。但他并不认为陈凯 是福州“首富”。 　　福州当地各相关政府部门均对此案三缄其口，不愿过多评论。福州市 公安局有关人士对记者说：“案件还在侦破阶段，有关情况无可奉告”。 福州市检察院批捕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并不记得发过正式的逮捕 令。” 　　在距凯旋花园不远的福州市政协，政协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一位人士说 ：“陈凯当政协委员时一般也不去政协，也没听说他提过什么提案。”陈 凯以前所在的政协台港澳小组则不愿发表任何看法。 ～～～～～～～～～～～～～～～～～～～～～～～～～～～～～～～～ 银行诈骗案暴露中国银行业责任真空 1999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年轻的政府官员薛文杰走进了太原城市商 业银行(Taiyuan City Commercial Bank)，用不足1美元开了两个银行帐户 。几小时后，他向新帐户内转移了120万美元的社保基金。 一桩金融诈骗案由此开始。负责管理政府社保基金的薛文杰与一位银 行高官达成一笔交易－－将社保基金暂时转入新银行帐户后他将获得好处 费。到去年薛文杰案发被捕时，除社保基金，共有3200万美元的公司和个 人银行帐户资金被转移，这还不包括一次未能得逞的偷窃中国军方资金的 企图。 参与此次金融诈骗的人员除薛文杰和该银行官员之外，还包括一位为 债务而急需现金的高档餐厅老板。 按照中国银行业的标准，此次金融诈骗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薛文杰 和他的同伙诈骗3年半而未被人知却折射出腐蚀着中国银行业的蛀虫现实。 中国的金融欺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截至6月份，中国的银行个 人存款高达1.12万亿美元。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纲说，据不完整的官 方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欺诈案件单在2000年就报告8000多起，总金额大约 为120亿美元。而在80年代末期，官方承认的金融欺诈案件仅有几十起。 近几年，中国银行上海、香港及其他一些城市分行的最高官员以及中 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的行长都卷入了金融丑闻。在广东省，银行职 员去年从中国银行窃取了4.83亿美元并逃离出境。6月份，中国建设银行广 东分行的数十名银行职员被指控发放了1.2亿美元的虚假住房按揭贷款。 在金融欺诈案件日益增多之际，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汇丰控 股(HSBC Holdings PLC)等外资银行正通过入股当地银行和增设分支机构为 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做准备。根据WTO协议，北京承诺到2007年准许外资银行 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如果中国的银行仍然举步维艰，一些外国银行家 担心北京可能会拖延开放过程。 在银行重组计划实施10年来，北京着重解决银行业的另外一个问题： 坏帐，即在政府行政命令下给国有企业提供融资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政 府在过去5年花费了近2000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根据官方数字，中国 银行业仍然深受3750亿美元坏帐的困扰。许多人士表示，问题的实际状况 要远为严重。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驻香港的分析师Ryan Tsang估 计，中国几乎有半数的银行贷款是不良贷款，这意味著中国银行业的坏帐 总额接近7500亿美元。金融欺诈造成的坏帐占其中多大比例不得而知。 中国还升级了金融系统的科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法律和监管架构。 但是中国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官员在银行管理中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无论是最大的国有银行还是数百家当地政府所有的小型农村 银行。在人员任命、大量贷款决定甚至年度存款额度等问题上面，中国的 银行员工不是向独立的董事会或股东负责，而是向党的高官负责。 银行家及业内人士表示，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责任真空的系统，成 为腐败孳生的温床。上海的一位银行业顾问Stephen M. Harner说，“中国 共产党实施的控制体系在许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无效的，这一体系的建立不 是为了有效控制不当行为。” 尽管金融诈骗在美国也是个问题，但是美国金融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将 打击金融诈骗视为维护自身利益，因为诈骗通常令他们付出金钱代价。这 些金融机构有大型的内部诈骗调查部门对犯罪指控进行追查，而中国的同 类机构规模远不及美国。美国的州和联邦监管机构也监管银行的活动，清 查欺诈行为。在中国，政府所有的银行缺乏监督其自身行为的动力，因为 任何损失最终都将由政府买单。 太原金融欺诈案的消息直到今年年初才为北京的银行监管机构所知晓 ，此时距离此案件最初发生已经有4年的时间。北京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前往 太原进行了数日的调查。监管人员拒绝对他们获知的消息作出评论。太原 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督部门称，此诈骗案之所以没有被早些发现是因为“案 件极其复杂”。 根据太原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现年35岁的薛文杰供认了其犯 罪行为。有关薛文杰及其同伙的犯罪情况均出自这份题为《薛文杰主要错 误事实》的警察内部报告以及对涉案人员及政府官员的访谈。 薛文杰目前仍被警方拘留。检察官表示，他至少将被提起挪用公款罪 ，可能将与其他12人一道在今后两个月内受审。根据中国法律，他将面临 长期徒刑，甚至死刑。 薛文杰的妻子称，薛文杰已经雇佣了一名律师。但是她拒绝透露律师 的姓名。太原警方以及太原财政局均拒绝了本报采访薛文杰的申请。（华 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5日讯） ～～～～～～～～～～～～～～～～～～～～～～～～～～～～～～～～ 明报：杨斌很可能在二审后被中国驱逐出境 　　（中央社台北十日电）曾被富比世杂志列为中国大陆第二大富豪并获 北韩任命为新义州特首的荷兰籍华裔商人杨斌，上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明报今天报导，杨斌很可能在二审后被中国驱逐 出境。 　　杨斌具有华裔荷兰籍商人、北韩新义州特首、香港上市集团主席等多 重特殊身分，他在去年十月于沈阳荷兰村住家被监视居住后，随即成为国 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法院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杨斌透过律师表达将 声请上诉，但据了解，他在二审后即可能被驱逐出境。 　　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张行湘昨天对香港媒体表示，杨斌名下荷兰村的资 产如何处置，将由他本人决定，如果杨斌需要当局协助，沈阳市将成立专 门小组协助善后。 　　面对香港欧亚集团股民的关切，张行湘表示，杨斌目前忙于上诉，尚 未提出名下资产要如何解决，未来将依他本人意愿善后，按照经济法等法 律办事。张行湘表示，他很理解股民的心情，由于这牵涉到沈阳的形象， 因此沈阳方面也希望事件能早日解决，这样对政府税收也有帮助。他同时 透露，现在已经有多家外资和民营企业有意收购杨斌的资产，届时如果杨 斌需要的话，市政府可以设立专门小组协助处理资产问题。 ～～～～～～～～～～～～～～～～～～～～～～～～～～～～～～～～ 建议北大闵维方韩启德退党 　　胡祈 　　中国没有反对党，尽管有一些花瓶式的党，只是做做样子，依然在革 命执政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一举一动都要与党的利益相对应，而且每个绣 花枕头党的魁首也可能是革命党员，例如北大常务副校长九三学社主席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先生就是中国党员，使中国没有真正的在野反对 党，是政坛上的一大问题，必须要解决。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一个党统治，很容易产生独裁，滥用权力，国家人 民遭殃，中国的过去五十年，大家有目共睹，最关键的事情是如何权力制 衡，建立真正的在野反对党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世界文明最高峰的美国，能够将这么大的国家管理的井井有条，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有共和党及民主党之间的抗衡，两党争先恐后地满足广大选 民的利益，互相指责对方的错误，让美国人民看得一清二楚，美国的国力 越来越强，其根本原因是国会两党的相互制衡。 　　九三学社主席韩启德先生最近也说了话，要求广大九三学社的社员们 ，献计献策，广开思路，建议帮助中国政府和党进步发展，有一点在野反 对党的味道，但远远不够，九三学社要想成为中国的真正反对党，韩启德 社长必须辞去革命执政党的党员，所以笔者才建议。 　　北京大学最近积极改革，发愤图强，为的就是要建立真正中国政治文 化人才摇篮，让北京大学响彻全世界，也要跟清华大学争个高低，革命党 政治局常委会有几位是清华出身，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只是小小的中央候 补委员，简直不像话，闵维方先生应该退党，组织一个一北大人为核心的 中国在野反对党，发扬光大北大造反革命传统，为中国的前途努力。 　　如果闵维方先生不愿意马上退党，也可以考虑建立中国革命执政党的 第二个党内反对派，众所周知的党内上海帮是第一个反对派，革命执政党 必须首先开始有反对派，以后就可能有反对党。 　　中国政坛上有反对派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全是封建统治 ，不容许有反对派和反对党，将所有的反对人士杀光，政治上一点民主都 没有，对中国发展进步前途很不利，现在有了党内上海帮的第一个反对派 ，如果闵维方先生最组建一个以北大人为核心的第二个党内反对派，加速 中国政坛的改革，是中国走向光明，步上成熟民主道路的大好事 　　看看台湾的政坛，起初也是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后来才逐渐地有了反 对派和反对党，国民党也分裂了，新党和亲民党成立了，民进党成立了， 大选胜利，执政了，台湾政坛由独裁变成民主，现在越来越好，当初假如 没有反对派，台湾政坛能有今天吗？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有好几个合法公开的派别，互相竞争牵制，寻找自 民党自己派别的利益，自民党的共同利益，以及日本的国家利益，硬是将 那么小的岛国，那么多的人口管理得十分出色，自民党中的派别功不可抹 。 　　闵维方韩启德两位先生，敬请认真考虑退党的建议，建立中国真正的 在野反对党，为中国的前途，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为政坛的改革，也为您 二人的前程，努力奋斗。 ～～～～～～～～～～～～～～～～～～～～～～～～～～～～～～～～ 董首如临深渊死不罢休 　　锺祖康 　　前言：若以人体作比喻，现在的香港是一个部份器官相当发达，部份 器官异常萎缩的异形怪胎，四肢、大脑、五脏、六腑、性器俱不协调，脑 部日夜格物致知，嘴巴则以粪为食，互相攻击要害时或有之，长此以往， 诸器官不互相纠缠、七孔流血才是奇迹。 　　正如我过去评论香港政治每与时人不同，被人目为怪物一样，在廿三 条议题上我在民主派阵营里可说是没有同伴的。但往绩显示，结果证明我 的判断是对的多，错的少，大错更少。就如曾是吾师、学养深厚的中央政 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在七月一日大游行前估计游行人数不出三万左右 ，而我则向访问我的传媒估计说在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因为以我的评估， 人数不足十万的机会是零，但可以超过五十万也不大容易，但以香港人的 「无厘头」特性，弹性可以很大，我穷思极想，也不敢收窄这个波幅。但 刘教授居然估计人数不出三万，要不是在搬弄孙子兵法式的计谋，就肯定 是典型的书生之见。 　　结果是所谓五十万人上街。何以「所谓」呢？因为现场拿著咪高峰的 总指挥说有五十万，但许多参与者都说觉得游行人数甚至比八九年六四大 游行时更多，所以应在百万之数，是以力斥主办大会「报细数」，令「七 一事变」的震撼力锐减，甚至有人建议特区要给少报五十万人的总指挥颁 发大紫荆勋章云尔。 　　廿三条立法唤醒民主意识是好事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特区政府为廿三条立法是好事，也非常担心特区政 府突然在汹涌民情下中途撤退，或会从善如流，太顺从民意。有人以为我 是在插科打诨，其实我是为香港严肃断症下药。我在《从中国文明看香港 沉沦》一文中力陈廿三条立法对香港的好处：「我支持廿三条立法的另一 个原因是，香港的民主运动至今还是半死不活，主因是香港人受的政治压 迫太小（大陆是太大，台湾是适中），现在特区政府加强压迫，或可迫使 昏昏民众反省进而反抗，从而为打破香港的民主死局带来一线曙光。」关 於香港民主运动「死於安乐」的问题，我也曾在许多作品如《香港民主派 党错在哪里？》一文中一再论及，激起颇大的回响。 　　从文化和制度而言，香港的民主运动本来就是近於无药可救的绝症， 所以必须本著「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精神，试以「砒霜疗法」之类药方方 有一线生机。我的看法是一以贯之，不随风摆柳的。整个廿三条事件发展 至今，显然已一步一步朝著我预计的方向走，香港特区政府暨保安局局长 叶刘淑仪至今所作所为，是一个「坏心作好事」的经典案例，以此胡天胡 帝的统治来激起民众的政治诉求在传统汉人社会简直是百年不遇，就如经 济学家张五常说：「特首上任以来，没有一件事做得对 ...... 局长们每 做一次错一次 ...... 我之见很简单：全部零分违反了或然率的可能性。 」 　　中国共产党一向只擅於「好心作坏事」，甚至「坏心作坏事」，「坏 心作好事」殊不多见。 　　香港已陷无法管治的恶境 　　百万港人上街能否扭转香港的残局呢？不可以说机会是零，但还不可 以寄以厚望。对於香港的现况和前景，我的看法是，套用中国通Lucian Pye （按：Lucian Pye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著有《中国政治精神》）对中 国前景的惯用语，是「审慎悲观」。 　　目前的香港已陷於「无法管治」（ungovernable）之恶境，这主要可 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分析。经济方面，香港有两大毒瘤日以继夜的蚕食香 港人特别是香港平民的血肉。一是联系汇率，我已经多次讲过，联系汇率 廿年来令港元币值高踞不下，竞争力大减，并使香港的利率政策形同废物 ，结果催生负利率，造成泡沫楼市，香港经济为此搞得五痨七伤，至今仍 由於联系汇率令港元币值无法像其他亚洲国家货币那样自动调节，而迫使 其他生产因素如物业价格和工资等继续沉底。 　　香港经济第二个大毒瘤是香港政府开支无法在不削减公务员人手下大 幅减少。由於当年中国政府为了安抚香港人回归独裁政府的恐惧，以及诱 使公务员归附一向对内信守履历不佳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基本法第一 百条立下这样一条贻笑中外古今的规定：公务员的待遇不得低於回归之前 ！本来条文尽管荒唐，还是可以改的，换作任何有点常性的政府都会那　 做，可是我们的中国偏偏是全球冠军的形式主义大国，死也不改基本法。 结果是，当几乎所有金融风暴受害国都已马上大幅削减公务员薪酬之时， 当一般发达国家都只是将政府开支的两三成用於公务员薪酬之时，香港公 务员的薪酬只是按通缩而减去了四个百分点左右。 　　香港的公务员薪酬福利开支继续占去政府总开支的七成，傲视全球。 这是为甚　政府要在失业率近百份之九时居然仍要大幅裁减公务员人数， 在通缩已持续近五十个月时要加费加税！结果是高官继续吸血，黎民继续 出血！据联合国最新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香港的贫富悬殊之严重已在全 球发展地区中位列第五，香港已逐步浮现一个由一小撮「贵族」统治大夥 贱民的社会形态。 　　香港经济政治毒瘤不除无希望 　　在联系汇率与公务员薪酬不得削减这两大经济结构毒瘤的支配下，还 有特区政府无法控制自己的人口政策、经济转型、中国生产力向外「泄洪 」等等不利因素，为特区理财简直就是难克之务(mission impossible) ， 不先去除制度上的毒瘤而高谈振兴特区经济是随口放屁居多，恰如国父孙 中山说的那样：「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要是仍然 有人愿意担此难克之务，要不是这人有特异功能，就是无知蠢物，不然就 是贪名甚至贪财的光棍。在一个分明没有前景的政府里面，居然还是人声 鼎沸、熙来攘往，不就是因为光棍盈门？这就是当前董家黑店的末世光景 。 　　除了经济上的制度性毒瘤，令香港特区管治难上加难的是香港的特有 的政治环境。香港虽然由於中国政府的阻挠一直无法发展民主，却有相当 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要是香港特区政府像澳门 、新加坡甚至中国等政府一样的独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万马齐　，司 法独立荡然，政府所受的压力肯定大大减少，当官的必定写意得多。若以 人体作比喻，现在的香港是一个部份器官相当发达，部份器官异常萎缩的 异形怪胎，四肢、大脑、五脏、六腑、性器俱不协调，脑部日夜格物致知 ，嘴巴则以粪为食，互相攻击要害时或有之，长此以往，诸器官不互相纠 缠、七孔流血才是奇迹。这边董家黑店草菅人命、视民若仇，那边百万倒 悬生灵捶胸顿足、千咒万骂、悠悠众口，如此下去，在位者任他脸皮多厚 ，也很难早晚不被骂得失魂落魄，失足落下万丈深渊而死的。 　　温家宝四个「依然相信」其声哀婉 　　残灯末庙，大势难回，但硬要主子说些宽心话，安慰将死的奴才，可 以怎样说呢？更何况，正如我已多次分析，香港走到今天的穷途末路，罪 魁祸首就正正是因为回归中国，任何信奉「唯统一论」而尚能反思的人对 此应有言穷词塞之窘。惟历练老成的温家宝总理仍能以呼告式的修辞发出 四个「依然相信」，其声哀婉，一派无视现实横逆倔强不死的模样，味道 仿似北岛的诗作〈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 无报应。」但再三细听，个中氛围其实更像孔尚任《桃花扇》里的「倒不 如把些剩水残山，孤臣孽子，讲他几句，大家滴些眼泪罢。」 　　在此特区政权土崩瓦解、大厦将倾之时，董建华居然还执意连任第二 届特首，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此货毫无自知之明，才智低於常人。黑 格尔说，历史仿佛总是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信焉！梁锦 松硬要在此黑店投宿，结果狼奔豕突、落荒而逃，也同样证明梁某亦属一 等蠢货，遑论解决特区财困。这是物以类聚的宿命。果然，董连任後，还 是依然故我的被两湾白眉拖著，唾壶麈尾，不知末日将临，天天犹唱後庭 花。就董建华个人来说，如今可取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於任内驾崩，以 换取「鞠躬尽瘁、死而後已」的美谥和羡煞城中豪门的风光大葬。 ～～～～～～～～～～～～～～～～～～～～～～～～～～～～～～～～ 曹长青：美国舆论支持港人争自由民主 　　自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和平大游行之后，国际舆论就一直相当重视 香港政情发展以及北京的反应，尤其是美国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对香港动 态的报道和分析。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不仅将决定香港政情的下一 步发展，并将直接影响北京的国际形象，以及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统战宣传 效果，并可能影响大陆的政局和社会变化。 　　世界三大势力批评23条立法 　　对于香港的二十三条立法，美国政府早就公开批评，白宫发言人说， 香港的「新法律」将损害当地的自由和自治。港人七一大游行后，美国政 府、英国政府、欧盟等三个西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和组织都公开批评二十三 条立法限制香港人民的权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　凯 利（James Kelly）七月十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专论《香港的大街上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这是美国高 层官员首次就香港时局发表文章。 　　美国媒体齐轰二十三条 　　比美英政府和欧盟反应更强烈的是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几乎是齐轰二十三条。港人「七一」大游行之后，美国主要大报《纽约 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洛杉矶时报》、《今 日美国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时报》等，都给予大篇幅 报道。全部报道调子都倾向同情和支持香港市民，批评董建华政府。其后 的三个星期中，美国主要大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对香港政情的报道和分析。 这种密集、重视程度，同情和支持的语调与气氛等，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 事件以来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罕见的。 　　《华尔街日报》立场最强硬 　　在美国各大报中，《华尔街日报》的态度最强烈，支持港人的立场最 坚定。该报亚洲版七月一日率先就香港政情发表了社论《香港的衰落》（ The Decline of Hong Kong），明确指出，香港的掌权者试图通过牺牲本 地的权利和利益来向北京输诚，引起人民愤怒。 　　第二天《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再次就香港政情发表专题社论《向北京 发出的信息》（A Message for Beijing），高度评价香港市民七一大游行 ，并感叹说，任何一个城市如果有百分之八的人上街游行示威，都是非常 值得重视的事件。这么多香港人走向街头抗议，是向北京领导人发出清晰 的信号，香港人不接受中共剥夺人民权利的统治方式。 　　七月八日、七月十八日，《华尔街日报》美国版一再就香港政情发表 专题社论，而且措辞更加强硬，指出香港的民意是要求董下台，董建华如 果真的对香港负责，就应该辞职。 　　美国三大左报激烈批董 　　和右翼《华尔街日报》政治立场向来对立的美国三大左派报纸《洛杉 矶时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香港问题上，却表现出同 样强硬的态度。《洛杉矶时报》七月十八日就香港政情发表的社论题目和 《华尔街日报》一样，也是《香港特首必须滚蛋》（Hong Kong's Chief Must Go），指出，如果北京领导人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香港，并认真考虑 自己的利益，就应该撤换董建华。因为全世界媒体都在盯著香港政情发展 ，台湾的独立运动在潜流涌动，北京需要找个比董建华好一点的特首，来 使「一国两制」更有吸引力。 　　相比《华尔街日报》，美国主要左派大报《纽约时报》对香港政情发 展虽然在新闻报道上也相当密集，但在言论上比较薄弱。直到七月十七日 ，该报首次就香港政情发表社论《香港的动荡日子》（Heady Days in Hong Kong ），指出，香港的大游行传递出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北京领导人应该采 取明智的办法来处理，如果采取镇压的方式，只能付出像当年天安门事件 后那样高昂的代价。该报社论仍期待北京的新领导人能够冷静、智慧地对 待香港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被视为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在香港政局问 题上，虽然对董建华政府的批评调子没有像《华尔街日报》那样激烈，但 比《纽约时报》强硬。该报七月十八日发表了《香港的下一步》（Next Step in Hong Kong）的社论，指出，香港的下一步相当关键，北京采取什么措 施，对胡锦涛是个「考验」。胡锦涛不会愿意看到来自香港的这个考验， 因他主要想稳住刚获得的权力。但不管怎样，胡锦涛做出怎样的决定，不 仅影响香港的下一步，也影响到胡温政府的形象，以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 政府对他们的看法，因此北京领导人应该慎重考虑。 　　新闻价值＋道义良知 　　美国主流媒体所以这样重视香港政情，并口径一致地支持香港市民， 批评董建华政府，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董建华政府推动的国家安全法，完全无法被强调法治和自由人权 的美国媒体及舆论接受。在根本价值观上，美国媒体都倾向保护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立场和理念，因而出现这种左、右翼同步同声支 持港人的舆论现象。 　　其次，在港人七一大游行之前，虽然美国大报也有对二十三条立法的 报道和评论，但没有构成密集而有影响力的新闻。港人「七一」大游行是 个转折点，这么大的群体（占香港人口百分之八）上街抗议游行，既使美 国媒体震惊，也给了新闻媒体报道的机会；同时也给了西方知识界对香港 被中共收回的过去六年中地位下降、自由被限制、经济衰退、以及萨斯处 理不当蔓延到其他国家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其三，香港大游行之后，政局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例如，由于香港自 由党主席田北俊倒戈，导致董建华政府无法获得立法会多数票通过国安法 ，只好无限期推迟。这种政局变化，为西方媒体提供了继续报道、重视的 新闻价值。 　　美国两大报齐喊换「特首」 　　其四，七一大游行之后，随后又有五万人包围立法会示威，要求取消 二十三条，董建华下台，民选特首；然后又有二万人集会。这种多次大规 模民众抗议活动，标志著香港政情将继续演变，具有更多变数的可能，它 为媒体继续报道、重视香港政情变化提供了机会。 　　其五，从美国右翼媒体《华尔街日报》七月开始的不到三个星期之中 ，就对香港政情发表了四篇社论来看，美国右翼保守派对香港政情的演变 ，更加重视。《华尔街日报》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布什保守派政 府的看法。 　　其六，《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在七月十八日不约而同地对 香港政情发表社论，并同时都使用「董建华应该下台」的标题，可以看出 美国一右一左、一东一西（岸）两大报，在对待香港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 ，并警告北京不得镇压香港民意，否则将付出像处理天安门事件时那样的 巨大代价。虽然《纽约时报》社论的调子没有上述两大报那样用词激烈， 但基本立场也相当接近。这一迹象显示，美国主流舆论对香港政情发展不 约而同立场一致，均持越来越强烈批评董建华政府、支持香港民众、警告 北京不得乱来的态度。 　　美国政府盯著胡锦涛 　　虽然布什政府为了其全球反恐的战略目标，近来相当重视和北京发展 关系，尤其是北韩扬言发展核武之际，华盛顿更期望北京在朝鲜半岛核武 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促成北韩和美中日南韩举行「五方会谈」，但如果 北京对香港的民意采取高压措施，势必会严重影响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致 力维护的良好关系。毕竟香港不是北京，中共采取对付天安门事件那样的 方式，是美国等西方社会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港人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的态度始终不是十分明朗，主要原因可 能是：一是找不到更好的处理方式，如果对港人采取强势镇压方式，担心 矛盾空前激化，并将进一步导致台湾人民不相信一国两制的承诺。但如果 让步，让香港有更多的民主，北京领导人又担心这种民主之风刮到中国内 地，造成大陆社会的不稳定。 　　二是现在北京有两个决策中心，一个是幕后的江泽民及其党羽；另一 个是胡锦涛、温家宝等前台的较温和官员。很可能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上 两派有分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才导致迟迟不做出对香港问题的决策。 　　最后北京的选择方式，将标志胡锦涛、温家宝等温和派官员到底在中 共高层具有多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这将是衡量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策 走向的晴雨表。 　　如果北京顺从香港民意，撤换董建华，启用比较为港人接受的官员接 替「特首」职务的话，对于稳定香港政局会有一定帮助，同时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美国等西方媒体对香港当局的批评。但如果北京坚持挺董，至 少会影响布什政府对胡锦涛、温家宝新政的看法，会进一步不信任胡锦涛 ，认为他不仅缺少真正的权力，而且不属于开明派。胡锦涛已接受布什总 统在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上发出的邀请，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胡锦涛 处理香港问题的方式和作风，都将影响他在美国朝野中的形象，并潜在地 影响美中关系。 　　香港人民的进一步抗争 　　不管北京如何处理香港问题，仅就二十三条立法的强硬行动看，就可 证明所谓一国两制完全是假的。香港五十万人上街示威抗议董建华政府， 其实就是对中共的一国两制承诺投不信任票。正如《华尔街日报》社论所 说，港人的大示威显示，人们认为北京的承诺是骗人的。 　　香港的政情发展已成为北京的一个烫手山芋，相当棘手。由于香港的 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给了香港人特别的机会和条件；同时港人通过五十万 人和平抗议令立法会无法通过国安法，以及美国等西方媒体一面倒的舆论 支持而获得了空前的信心。由此意味著香港人民进一步的抗争。 　　香港人民抗争的诉求，从抵制二十三条立法、要求董建华下台开始， 最终目标是特首直选，在香港实行真正的民主，有一人一票选择自己的领 导人，选择政治制度，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个权利不管北京的共 产党政权是不是给予，香港人民都只能用抗争来争取。在这种抗争中，香 港人民将赢得全世界的尊敬，并将最终赢得自己的权利。 2003年8月争鸣 ～～～～～～～～～～～～～～～～～～～～～～～～～～～～～～～～ 改良梦断八九，反思始于六四——一个海外学人关于体制内改革的思考 　　陈礼铭 　　八十年代初期，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学术领域的空气也非常 活跃。保守势力虽然还在兴风作浪，但是明显处于守势。证据之一是一九 八三年前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搞起来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很快就无疾 而终。当时的感觉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祸国殃民的共产党已经跟着毛泽 东那一代人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经过三十年的胡作非为，中国的国民 经济濒临崩溃，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因此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现实而把中国 人民的福祉作为追求目标。于是我们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正可以聪明才智 报效国家。而报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进入体制，负起责任，否则难免受制 于外行领导而难以施展专业技能。记得当年我们一群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 同学在宿舍最后一次聚餐时相互约定毕业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入党，第 二件事是当官，目的类似于胡适的好人政府论。至于什么为民请命推翻专 制之类的事情当时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说到容易做到难。开始工作以后才意识到毕业前的 想法有多么幼稚。中国官场亦即“体制内”的黑暗非亲身经历是无法想象 的。归纳起来这种黑暗至少表现在论资排辈、嫉贤妒能、排斥异己、不思 进取、摧残人格这样一些方面。这种黑暗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一个正直善良 的君子变成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把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一个圆滑世 故的老手。 　　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场又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因为官场新手要靠上司 的欢心才能击败竞争对手获得升迁，再勇敢的改革家、再完善的改革案也 必须做到既赢得上司赏识又不给暗中窥伺的小人以进谗把柄，所以改革家 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改革的方案必须十分保守有限，否则便难逃王安石 、康有为等人的下场。这样一来，能够在官场幸存下来的多半是靠维护旧 制逢迎上司爬上来的无能无耻无良之辈。混迹在这种人当中要想有所作为 自然是很不容易。 　　当然，中国官场也不是洪洞县，好人还是有的。我的老所长就是一个 十分让人尊重的人。虽然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是他跟党委、人事处、保卫 处那帮家伙明显不同。他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正直，也非常惜才。 他十分明白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他所能做的很有限，因此除了主持研究所的 日常工作、改善所内职工福利以外，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大力扶 持所内的年轻人。 　　在研究所的那几年，完成了几项研究课题，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可 是在进入体制方面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在所长的鼓励下，我考了托福和Ｇ ＲＥ，获得美方资助，自费出国留学了。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够攻读一个 更高的学位，那么不但可以学到新的专业知识使日后的研究工作更加得心 应手，而且对于未来进入体制报效国家也是一种助力。 　　不久以后，一九八六年上海安徽等地的学潮导致中共体制内的头号改 革家胡耀邦下台。几年以后，北京等地的民运导致赵紫阳下台，同时国务 院总理李鹏宣布在中国首都北京实施戒严，几十万军警包围北京城。两个 星期以后，中国政府命令中国军队以坦克和机枪残杀数千手无寸铁的中国 学生和市民，把中国人民的首都从中国人民的手中“解放”了出来，写下 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如果说一八九八年六君子喋血标志着戊戌变法的终结，那么一九八九 年的六四惨案则宣告了中共政权体制内改革的失败。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十 年由于实用主义的猫论中共还稍微能够容忍一点创意的话，那么因六四屠 城而原形毕露的中共政权由于濒临灭亡的恐惧却不得不把一切异端思想都 扼杀在萌芽状态。九十年代迄今一切所谓改革措施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维护中共独裁统治。余世存说得好：“六四之后的中国改革，不过是 体制资源配置给服从者们享用的筵宴，所谓的体制资源，不过是无助无望 的中国人的人肉，中国，即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记得九十年代初毕业时曾经就是否应该回国的事情探询过老所长的意 见，这个曾经在六月四日的东长安街上痛骂法西斯兽行差点被枪杀的勇敢 老人对我说的竟是“不要回来！回来做什么？”是啊，回去做什么？去分 一杯人肉羹汤吗？从此，我在美国留了下来，专心学业，再也没有做过进 入中共体制改造中共体制的梦。 　　回想起来，中共政权体制内改革的最好时机是从一九七七年西单民主 墙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十余年间，因为在那段时期，靠宫廷政 变篡夺政权的邓小平立足未稳，需要胡耀邦赵紫阳那种锐意创新的人物在 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有所作为以安抚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使在这段时 期的最后一刻，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如果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门 广场看望学生的赵紫阳能够顺从当时铺天盖地的民意，象后来的莫斯科市 长叶利钦一样，登高一呼，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维护宪法权威、 反对镇压学生、留在广场跟同学们同进退共存亡的决心，同时联合党内政 府内开明派人士共同对付顽固派，中国的历史未尝不会改写。 　　可惜赵紫阳的软弱怯懦使得他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叶利钦，十多年来 积累的一点点体制内改革的人才和经验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中共政权体制 内改革的路子基本上也就走到了尽头。 　　六四惨案是我重新认识中共组织性质的起点，也是我重新考虑从内部 改造中共政权可行性的起点。经过慎重的思考，我认为中共是一个相当典 型的黑社会组织。这除了表现在中共内部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以外，还表 现在一旦进去以后要洁身自好很难，要金盆洗手也很难。目前的中共政权 好象风雨飘摇中的一条由恐怖分子控制的装满十三亿人质的破船。所谓体 制内的改革无非是要上船补洞堵漏，延缓这条船的下沉速度。问题是首先 要能上得船去，其次要能冒充恐怖分子，再次要能找到并堵住所有漏洞， 再次要能消灭所有偷偷在船上凿洞的恐怖分子，最后还要保护自己不被诬 为凿洞沉船谋财害命而被恐怖分子甚至被人质们扔进海里。 　　希望从体制内改造中共政权的用心固然是希望减少中国民主化过程给 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然而良好的主观愿望跟残酷的客观现实未必总是合 拍。六四以后的中国好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非动手术不可，再拖下去只 怕是连手术都动不了只好回家等死。这个时候还主张体制内改良就好象主 张给病人进补靠病人自身免疫力来消除癌肿，只怕是过于天真单纯、感情 用事。 　　有人说“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 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并不符合事实。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前共党国家的体制外抗争 取得成效以前都不曾有过本国体制内的改良，除非我们把南斯拉夫的工人 自治那种东西也算上。即使在唯一实行改革开放（гласность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铁幕国家前苏联，最终埋葬专制政权的也是 叶利钦领导的体制外抗争，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体制内改良。没有叶 利钦鼎力相助，戈尔巴乔夫恐怕早已成为顽固派的刀下鬼。 　　诚然，戈尔巴乔夫决心消灭共产主义的信念和行为客观上配合了各国 反共争民主的体制外抗争，也必将对下一次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产生积极的 影响。为此，戈尔巴乔夫功不可没。然而，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只是 共党国家中的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异数。把民主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种 人物及其作为身上实在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懒汉心理。何况，中国还有自己 的国情。把戈尔巴乔夫放到中国官场那口大染缸里他未必能逃脱彭德怀、 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下场，至多可以象周恩来、朱熔基那样为 独裁政权拆东补西、苟延残喘，从而延长暴政下人民的痛苦。 　　当然我不排除十四年前北京街头的百万义士中有很多人此刻正非常隐 秘地藏身于中共组织和中共政权当中，预备某一天揭竿而起，跟体制外抗 争的勇士们里应外合，联手消灭中共专制。如果真有这等英雄，那么我向 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希望他们多多保重，坚持到中国人民重见天日 的那一天。但是，我真的不敢期望这些英雄们能够在体制内改良方面有任 何作为。 　　对于中共政权不要说体制内的改良，就连体制外的改良都没有可能， 因为这个政权跟胡适希望改良的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 曾经迷恋中共的左翼文人储安平半个世纪以前就有痛澈心肺的觉悟。在漫 天撒谎、草菅人命、厚颜无耻、无法无天方面，这个流氓政权可以说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谓予不信，有杨子立、刘荻等长长一串名单为证。 　　那么我们怎么办？ 　　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究竟是希望 进入体制内做一个改革家，还是希望留在体制外做一个批评家。社会定位 不同，做法自然不同。 　　其次，体制内改良的前提是体制本身还值得保留。六四惨案的发生以 及其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说明问题出在中共的体制本身。我们需要 更换而不是改造这个体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场革命。 　　说到革命，很多人就想到暴力因而极力反对。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革 命只是指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已，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一九八九 年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除罗马尼亚外基本上都是和平的。 　　对于中国民主革命今后的发展，王炳章、王希哲等先生都有很好的议 论。主观上很希望中国的民主化能够通过如苏联东欧的“盛大庆典式的革 命”那种和平方式而不要通过如辛亥革命那种暴力方式来实现，但是这个 主观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革命低潮时期的舆论准备工作和革命高潮时期民 主势力和专制势力的力量对比。没有人可以掐算未来。我们只能尽人事听 天命而已。 ～～～～～～～～～～～～～～～～～～～～～～～～～～～～～～～～ 冼岩谬论：自由、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的悖论 　　按：中共文化特务冼岩一改过去粗暴武断的文风，开始把自己的谬论 包装起来，装成学者的模样，把本来清楚的思路搅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 化。学养不深的读者或许真被他给耍了。实际上，不管是自由、自由主义 ，还是宪政民主，讲的都是要否定共产党现行体制，实现民主化。这些概 念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悖论。好比我们把0.10元人民币称作一角、一毛的 道理一样，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民主、共和等等概念对于中国来 说，实现任何一个都是好的，这些概念之间在目前没有丝毫悖论。(智叟)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保障个人自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 目标。同时，自由主义强调，“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如果剥夺了 人的财产权，人的自由实际上就失去了依托，就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 权力关系”；“因为财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的 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基础；因而完全可以说，财产权是构筑现代文明大厦的 基石”（张祖桦：《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确实，私人产权保障是自 由主义理论的一处精髓和重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也于此处得到 贯通。这既是从历史经验中推导出的理性结论，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中资产阶级自我壮大之必须；在今天的中国，它同样成为“私产入宪”的 理论依据。 　　许多财产权制度的鼓吹者喜欢将财产概念抽象化，似乎只要法律上肯 定了私有财产，人人就都拥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自由保障。但是，可作 为“自由之依托”的个人财产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只有当财 产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起到成为个人“自由之依托”，使个人无须“依 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的作用。无疑，仅有一间破茅屋、一件破棉袄 ，不管将其界定得再怎么神圣，也无法托举起个人自由。对于贫困者而言 ，即使已经存在一种维护个人自由的外在制度，他们可能仍然无法真正享 有它；(按：作者开始树假靶子。贫困者当然可以自由地去创造财富最终 可以自由地拥有财富。-智叟)换言之，在一种有着大量贫困人口的社会， 纵然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很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这种 民主自由。(按：谬论也。-智叟) 　　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看，事实确实就是如此。西方早期的“民主宪 政”，将一定的财产额作为社会成员能否拥有某些个人权利的资格标准。 (按：在西方的老皇历上，妇女、黑人也曾经没有民主权利呢。西方的民主 制度也是不断完善起来的。中国应该学习人家的教训，不必学人家的错误 。-智叟)西方社会制度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扩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产阶 级群体的扩大是同步的，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更是如此。美国1960年代 的民权跃进有其内在必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在诠释着这一命题。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 国家与亚非拉后发展国家在政治转型上的巨大差异，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往论者将后发展国家的这种差异性表现（例如拉美化的权贵资本主义 模式）归因于历史路径、归因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纵。但是，利益 集团与民众的博弈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人性的贪婪、权力谋求自我扩张也 是普遍事实。如果在同一条件下反覆出现同样的博弈结果，说明这种现象 背后必定存在某种规律在起作用，政治腐败和行政低效率只是其副产品。 这种规律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存在大量低 收入人群的社会条件下，尽管有着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但大多数人的个 人权利和自由因为缺乏物质性依托而成为徒有其表；为了生存和生活，他 们仍然“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利益集团因而膨胀，垄断 着政治权力，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他们的专利；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先进制 度所许诺的自由民主，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按：结论不对。每个国家走 向民主的道路不同，碰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南美经济学家德索托就认 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经济上部成功，主要是因为土地财产所有 制方面落后，使得房地产交易成本太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智叟) 　　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争取大众的民主自由，几乎是一场注定了绝望 的战斗。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弱势者来说，维持生存是最迫切的需要， 财产（即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贫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任何制度 安排都无法抵消它的决定性作用。何况，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倾注在 解决贫困问题上的资源有其限度；更何况，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越 “民主”的游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越有利于强势集团。理论上， 强势集团可以在各个环节操控一切。(按：议会是干什么的？-智叟)因此， 自由民主的扩展，只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增多而缓慢展 开。这就是中产阶级被普遍视为宪政民主必要载体的原因。 　　回到中国，我们只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当然是典型的贫富分 化、存在巨大贫困人口的社会。这一现实短期内无法改变，只能随经济和 人口状况的变化而逐渐改观。因此，在现阶段实行政治转型，即使进程顺 利，收获的也只会是少数人的“民主自由”。(按：这是你的中心思想。) 　　自由主义关于“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的命题可说是理论界少有的 直言不讳的论述，这也是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即行论”的当头棒击。笔者 相信，许多宪政民主的信仰者、鼓吹者都怀有济世情怀，追求一种普惠于 大众的理想社会。但现实往往是对理想的亵渎、对理论的讽刺；现实的逻 辑是：真正普遍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制度 安排，而是取决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富裕人群的增加。从这个意义 上说，中国政府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将其它价值置于次要的做法，虽然 广受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批评，实际上却很有可能是“主观上为自己，客观 上为大家”，即大有可能这才是在中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不二法门。并 且，现在这种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或许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较之民主政 治下更好的平衡和保护。并非说中国现政权已经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好 的平衡和保护，而是说按其能力和运转机制，它有可能能够为弱势群体提 供这样一种更好的照顾，但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无疑，中国今天的许多弊端都与现行政治模式联系在一起。但是，由 于社会缺乏许多基础性的基本条件，其中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并 非政治制度的转换即能化解。由于中国恰恰采用了现行政治模式，社会弊 端就以目前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换一种制度形式，弊端并不会消失（因为 它更基础的根还在），只会换一种表现形式。换言之，中国问题的真正根 源在其社会与经济状况之中（这是我们难以改变的）。而我们习惯于从政 治制度方面（这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寻找原因，找到的其实只是一种关于 弊端表现形式方面的渊源。当秦晖先生们断言：“自由主义可能认为单纯 追求经济水平像美国那样，既不可能，甚至也不可求，但是人权、自由、 民主理念是独立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见《杭州对话》）时，他们可能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描绘一种空中楼阁。 　　这才是事实真相：虽然从长期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制度有 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宪政民主也有可能是当今已知最好的制度形式 ，但其在中国的落实可能要分几步走。很有可能，现在的权威主义模式会 成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并且是适宜的一步。从中国现状看，如果试图一 步到位，现阶层即实施宪政民主，其间的艰辛风险暂且不论；即或能顺利 完成转型，其主要成果也将为少数人所拥有，就像历史上一再重覆的那样 。这样一条路，相对于其它选择而言，未必是最好走的，也未必是最好受 的。 　　笔者赞成私有产权制度，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必须的。 对于宪政民主，它能够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笔者想指出的是，在中国 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私产支撑个人自由的覆盖面极其有限。 　　对于中国未来（甚至全人类未来），整体而言，笔者悲观多于乐观。 无论从哪条路望过去，都望不到平稳顺利过渡的前景。笔者的结论是：这 种前景只能寄望于技术变革对资源瓶颈的突破，同时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当然，还必须保证中国能够在这种变革收益中分得一大块蛋糕。 　　真相的昭白当然会有损于那些自以为手握济世秘方的自由主义者的声 誉。一方面，作为一种面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由主义（包括宪政民 主）的针对性、适应性大打折扣，甚至显得有点缓不济急和药不对症；另 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仰，自由主义的号召力也将大受影响──试 想：当社会进步需要许多人作出决断和牺牲时，当牺牲者知道自己的牺牲 只会使另外少数人坐享其成，他们还会甘心于这种牺牲吗？只要设想一下 ：半个多世纪前的奋不顾身者，如果他们预先知道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就 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还会那么义无反顾吗？很多时候，理想都是因为盲 目才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些自由主义者都会 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掩饰此一真相。 ～～～～～～～～～～～～～～～～～～～～～～～～～～～～～～～～ 余杰是好样的！ 　　张晓平 　　大约4、5年前，余杰已经成名於中国，和那被当局媒体吹捧的文化名 人余秋雨并称小余、大余，而我则冷眼观之。 　　我虽一介凡人，但对中国社会上的那些所谓才俊名人，不感兴趣。记 得早年曾崇拜过一些名人，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名人就不说了，我也曾被 像郭沫若那样的名人所写的《女神》、《凤凰涅磐》等诗歌和刺客列传等 剧本感动不已。後来看到的却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名人在毛泽东的淫威下 ，竟奴颜地自请将自己多年的作品予以焚毁，说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东西。 文革中郭沫若还带领臧克家、赵朴初一流名人，逢「5　1」、「7　1」、 「10　1」等执政党的庆祝节日，就要给执政党献谄媚诗，登载在《人民日 报》上，以向独裁者表忠心。在进入其後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独裁者时代 ，影星、歌星、球星、导演之流的名人，一样是钻入政协、人大，既捞取 更大的社会资本以镀金身，也极力地事事为当局捧臭脚，令人作呕。所以 我现在认为，所谓的社会名人统统是依附於官方权势的蛆虫！ 　　开始注意余杰是一年前左右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他记述新青年杨子立 的文章。立时，我对余杰有了好感。杨子立、徐伟、张洪海、靳海科等新 青年都是70年代出生、9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关心祖国，关心社 会，尤其对中国农民悲惨命运问题十分关注，自费到农村去搞社会调查， 曾举办过「农民之子」的活动，还为民工的子女做义务教育，并撰写了许 多揭露农村黑暗的文章。杨子立创办了《羊子的思想网站》，提倡「做新 公民、重塑中国」。中国当局对这样的渴望中国能尽快地走上民主与自由 之路的新青年却怕得要死，竟於2001年3月将他们抓捕，以阴谋颠覆国家政 权罪起诉。余杰和这些新青年是同时代的青年，有些亦曾是校友。他能写 文章记述这些现今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为他们鸣冤，这颇令我感 动。 　　此番又在网上看到余杰近日访美在接受万人杰新闻奖时的发言。他在 其中再次谴责中国当局对杨子立等新青年的迫害。余杰提到，杨子立等新 青年都是优秀学子，却因关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被警察抓捕遭受虐待。有 一位还在法庭上抗议警察对他的毒打，出示了脖子上被警察用烟头烫出的 片片伤痕。然而，中国当局的法庭却无视这些，分别判处了他们10年和8年 的重刑。余杰指出，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在天津 组织「觉悟社」，80多年前的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的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 而80多年之後的杨子立等新青年却被诬指「颠覆国家政权」遭重刑。80多 年以来，中国的国力有所提高，经济有所增长，但人权状况却更加惨不忍 睹。见余杰能够对中国的反动当局进行如此的抨击，我不得不对这位年青 後生的才俊肃然起敬。本来，我也想用这些材料来写文章痛斥今日之中国 当局连当年的北洋当局都不如的，余杰已为我代笔，使我感到余杰这样的 才俊是中国所真正需要的社会名人啊！ 　　我坚定地认为杨子立等新青年是1989年「6　4」的大学生们之爱国精 神的继承人。他们的努力是我们民族明天的希望之所在。今看到余杰在利 用各种机会尽力地为他们呼吁和呐喊，我承认余杰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好青 年，也是我们民族明天的希望所在。我要说，中国有杨子立等那样的新青 年和余杰这样的好青年值得我们骄傲！ ～～～～～～～～～～～～～～～～～～～～～～～～～～～～～～～～ 辛灏年为何陷入“四面楚歌”？ 　　辛明 （本名葛陵元；出生於中国大陆。现居加拿大魁北克） 　　辛灏年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访谈时指出，他发表了《谁是新中国》 之後所受到的压力比在国内还大。他说：「共产党恨我，国民党嫌我，民 进党厌我，民运人士看不惯我。我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作为一个独立 知识份子，笔者不属於这四面的任何一面，愿意仅仅从他的大作本身来分 析一下他何以会陷入四面楚歌。 　　如果对此书进行破题解题，那么它论证的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即是 新中国。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 国民政府」，从而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1911年结束帝制後 的中国终於结束了军阀混战。中国从此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变成了 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国家。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当时，把这个国 家叫做新中国是恰如其份的。 　　但是，这个「新中国」创建伊始，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就 对它实行了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及其各级党政军官员在各种媒体上都 毫不讳言地自称其国家为党国。在此党国中，蒋介石大搞个人崇拜、特务 统治、重用私人、排除异己，干尽了独裁者的勾当。因此，它很快就不「 新」了。今天再说它是新中国，不仅共产党、民进党、民运人士不能接受 ，连国民党自己都无法接受。因为现在的国民党人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们 接受了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进步观念，已经脱胎换骨了。把当年的国民 党党国当作新中国来推崇，不但与他们目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的，也将影 响他们在下次总统大选中与民进党的抗衡。 　　正如书中所述，在抗日战争前後，国民党确实进行了从军政到训政到 宪政逐步转化的努力。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 制政权会转化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因为它还在继续它的特务统治， 还在镇压异议人士，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它致力於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 转化的诚意还需要考验，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这种考验了。 　　辛先生说，共产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对这 种努力的反动和倒退，是一种专制复辟。共产党在大陆50多年的统治证明 了这个论断。因为，在这50多年里，共产党几乎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 力，几乎限制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正如储安平在1947年所说：「我们 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 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 题了。」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虽然都是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是国民党 党国比共产党党国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国民党党国表彰为 「新中国」。特别是在今天，国民党党国在大陆和台湾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就像共产党党国将来也必然会成为历史一样。我们应该著眼於现在，放 眼於未来。如果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个新中国的话，笔者认为目 前台湾的多党制的中华民国可以算得上。因为在那里没有经过动乱就实现 了全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了多党政治和总统直选；那里的人民已经在享受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最大的民主和自由。 　　辛先生的大作把蒋介石捧为民族英雄，这可能是使辛先生陷入四面楚 歌另一个原因。总结辛先生在《民族英雄──蒋介石》一节中把蒋介石封 为民族英雄的四大理由，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抗日战争，取得了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如果只要领导卫 国战争取得了胜利的人就可以称为民族英雄，那么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 也可以称为民族英雄（辛先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只要在对 外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就都可以算做民族英雄。那么，民族英雄未免太多 了，也未免太容易当了（只要具有领导人的地位，并且在对外战争中获胜 ）。 　　蒋介石是受到各个方面的很多人所共同憎恶的独裁者（尽管辛先生叫 他「新权威」）。他把总统职位传给儿子蒋经国（尽管辛先生说，「在选 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 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体现了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思想。在他的领 导下，全国人民（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外）同仇敌忾，坚持抗战 ，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後胜利。这里有他个人的功劳，但不全是他个人的 功劳。我们不可以仅仅因为这一点就认为他是民族英雄。 　　在保卫国家的战争中，独裁者和民族英雄一样，也可能很坚决、很顽 强，因为在独裁者的心目中，国家就是他个人的私产，他当然不容许他人 染指。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於，独裁者以保卫国家政权为目的，理直气壮 地要求人民为他作出牺牲，不考虑人民的愿望和死活，而民族英雄在保卫 祖国的领土不被侵犯、资源不被掠夺的同时，还要尽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 全，还要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为民族英雄不是人民的主宰，而是 人民的一份子，他们把人民视为自己的骨肉同胞。笔者认为，恰巧在这一 点上，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视人民为草芥，使中 国人民付出了许多重大的并不必要的牺牲。 　　首先让我们以辛先生提到的花园口决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1938年 ，为了延缓日军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听信两个小参谋的馊主意，决定「 以洪水掩挡敌军」，命令商震的部队在6月9日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用重炮 轰开黄河大堤。滔滔不绝的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县的大片土 地，使百余万人身葬鱼腹，千余万人流离失所。给华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 苦难。而日军只损失了一些来不及转移的辎重，只淹死了几千个日本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部早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们估算，如果要 淹死日军3个师，至少会淹死300万中国老百姓。於是，他们得出结论，任 何政府对自己的老百姓都不会这么残忍，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使用这一下策 。但是，蒋介石让他们失算了。因为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中国老百姓当人 看。对於他来说，保卫他的国家是第一位的。他的子民反正是可以子子孙 孙、繁衍不绝的。 　　辛先生说，「『弃一方之众，以存我一国之民』。古今各国战史皆富 其例，历史功过自明。」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举动的历史功过吧。在花园口 决堤以後，黄河改道流行，富饶的华北平原之一部从此变成十年九涝、人 烟稀少的黄泛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华北粮仓的面积从此大为减小。更 为甚者，1943年，改道的黄河再次泛滥成灾，造成河南省的特大饥荒，饿 死了将近1千万人。这真是「历史功过自明」啊！ 　　花园口决堤仅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草菅人命的一个典型范例。别的 例子还可以具出一些，例如发生在笔者故乡长沙的「长沙大火」。（也许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够，好像辛先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1938年10月， 日军攻占武汉，进入湘北。蒋介石慌了手脚，命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搞焦 土抗战，在日军到来之前把长沙烧为灰烬。自11月12日晚间纵火，至14日 熄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古城长沙的房屋几乎全部烧光，两万多名老 百姓被活活烧死。而且，问题还在於，古城长沙被烧为灰烬之後，日本鬼 子并没有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是在将近一年之後的1939年9月到10月才打起 来的。因此，焦土的结果并没有抗上战，而是让几十万长沙老百姓在数九 隆冬里露宿风餐。这怎能不让老百姓义愤填膺呢？面临无可压制的民愤， 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下令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就算把事情了 结了。但是，葬身於火海的两万多冤魂却并不能因此而复生！ 　　把民族英雄的桂冠授於这样一个随意把人民置於水深火热（不是形容 ，是实指：水深：花园口；火热：长沙市）之中的人，恐怕共产党、国民 党、民进党和民运人士四面的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作为第五面，笔者也 无法接受。 　　历史研究是很严肃的科学活动，来不得一点感情用事。我们不能因为 共产党党国邪恶，就肆意拔高国民党党国，就神化国民党党国的领袖── 独裁者蒋介石。从事历史研究，应该把客观、公允、事实求是和恰如其分 当作座右铭。笔者以此与辛先生共勉。(民主论坛) ～～～～～～～～～～～～～～～～～～～～～～～～～～～～～～～～ 世界日报洛杉矶员工闹工潮，全美亚太工盟前往声援 　　大纪元洛杉矶8月10日讯/全美亚太劳工联盟(Asian Pacific American Labor Alliance简称APALA)八月八日到十日，在洛杉矶举行年会，讨论亚 太裔劳工关切的问题。数百位劳工代表并在八日中午，乘坐大巴士到蒙特 利公园市的世界日报前面，向该报正在艰苦奋斗组织工会的一百五十多位 员工，表示声援和鼓励之意。国会议员苏丽丝、州众议员赵美心等十多位 政要也亲自出席，鼓励员工，同时也向世界日报的雇主喊话，要求他们尊 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立刻停止打压员工，马上承认工会，双方坐下来 商谈合理的合约。CBS2电视台、帕萨迪纳星报(Pasadena Star-News)、新 唐人电视台，以及韩语、菲语等多家媒体到现场采访报导。 　　亚太劳工联盟主席Lisa Blue说，今日职场成为移民劳工每天争取移民 权利和民权的战场，劳工唯一获胜的途径，就是团结起来组织工会。 　　到世界日报前面示威的亚太裔劳工，有成衣、餐馆、旅馆、医院护士 、教师、公务员、媒体工作者，各种行业都有，到世界日报前面声援同为 移民的世界日报员工争取工作权和职场正义。洛杉矶长期家庭护理工会(SEIU) 负责人甘翠平表示，工会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而在世界日报，员工连「 工会」两个字都不能提，谁参加工会就会被打压。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声援 世界日报的员工，建立工会，使员工的权益得到保障。 　　代表蒙特利公园一带的国会议员苏丽丝、州参议员罗密若、州众议员 赵美心、州众议员Jackie Goldberg、蒙特利公园市长刘达强、市议员伍国 庆、亚太法律服务中心主任郭志明、以及加州劳工联盟主席Art Pulaski、 洛杉矶县劳工联盟主席Miguel Contreras等十多人，也亲自出席示威行动 ，要求世界日报管理层遵守美国法律，不要再打压员工。伍国庆并宣布蒙 市议会在八月六日晚间一致通过决议，支持世界日报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 。 　　世界日报组织工会会长记者王联懿代表员工向声援者表示感谢，她指 出，世界日报管理层在工会打手和律师误导之下，一再犯法，已经遭到劳 工委员会起诉廿多项罪名，其中部分还可能申请禁制令。在管理层高压之 下，洛杉矶世界日报员工被迫签字同意管理层监听员工电话、搜查信件、 办公桌和电脑、到处装监视摄影机、甚至找私家侦探跟踪支持工会的员工 。新移民员工不了解美国法律的保障，很多人担心丢掉饭碗而不敢出面， 只能被迫表面上欺骗管理层，其实大家心中更愤怒，更明白须有工会才有 制度保障。亚太裔劳工联盟数百位同样是黄面孔的兄弟姐妹前来支持，对 世界日报员工非常重要，让员工们知道，他们的奋斗并不孤独，亚太裔新 移民也有权利组织工会，继续努力就可以像其他族裔一样，得到职场的民 主和正义，雇主不能一味鸭霸，必须倾听员工的声音。 　　世界日报纽约社工商记者已经组织工会签定合约，最近广告业绩创下 廿七年的新高。世界日报旧金山社的工商记者也投票通过组织工会，正在 商谈合约。洛杉矶世界日报员工因为社方要减薪水和强迫员工签字同意随 时可以开除不须理由或事先通知，在2000年10月全社百分之九十七的员工 签卡要求组织工会，工会名为美利坚传播工会报业工会(CWA-TNG)。员工在 2001年3月19日投票通过，可是社方上诉，劳委会在八月判决投票有效，社 方又在九月上诉到华府，华府劳委会因为委员人数不足，拖延两年仍未有 结果。 　　记者王联懿说，社方其实随时都可以承认工会，立即商谈合约，根本 不须要等候所谓的法律程序。希望社区一起来告诉世界日报管理层，劳资 双方坐下来谈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世界日报应在美国做个守法的好榜样 。 　　世界日报方面暂时还没有回应。 ～～～～～～～～～～～～～～～～～～～～～～～～～～～～～～～～ 马悲鸣：本人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 　　郑义够硬的了吧？他能熬得了疼，把毛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肉上。谁 能硬得过他？结果是个假的。山西省委一再呼吁“郑义出来吧，我们不会 追究你了！”可他就是没这个胆，最后还是夹着尾巴逃了出来。其实有什 么可怕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坐几年监，又有牛气的资本了。可惜 郑义不敢，所以这个硬汉是假的。 　　王希哲够硬的了吧，坐过中国十年大牢。结果也是假的。还是夹着尾 巴逃了出来。 　　有人问我胡锦涛和鲍彤比，哪个更硬汉。当然是鲍彤，所以我专打他 这个混不讲理的硬汉。 　　intell: 你歪曲了人家的观点，是你在犯“混”。你说人家“混不讲 理”，得说出个那些事情“混”，那些事情“不讲理”。你歪曲了人家的 观点，是你在犯“混”。如果你要批鲍彤的老共八十年文章，你得把人家 的文章考来，按原句批判。否则，你只是沦落到骂街的牛二水平。 　　王希哲: 马悲鸣不过是一条官府的鹰犬 　　本国今日将马悲鸣先生的《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新出炉一文， 转王希哲先生阅，问其意见。希哲先生喷饭仰天抚掌大笑曰： 　　真个是让天下人哭笑不得！ 　　马悲鸣说，他是“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的。但这个“天下”他 定义的则是海外；海内，国内，在他的眼里是什么？是天上？是阴间？ 　　国内，马说：“在国内，共产党是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我虽然没有硬 抗，但至少是不趋炎附势，不买他们的账。” 　　这就叫“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么？哈哈哈哈！！没有“趋炎附 势”？没有“买他们的账”？谁知道你？谁证明你？ 　　“本人平生所羡慕的是《三国演义》里鞭打督邮的张翼德、《水浒传 》里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说唐》里的程知节、《杨家将》里的杨七郎 ，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哪里是欺软怕硬么？” 　　可这些人物，都在大汉，大唐，大宋国内，都在官府治下。那么在共 产专政治下，我们的马好汉如何？----“故我在国内时只有闭住嘴。”（ 马悲鸣原话，一字不赖他的） 　　中国传统的好汉是专打官府权贵的；专打反官府硬汉的，不过是官府 的鹰犬。 　　马悲鸣，这个自吹“专打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取人头颅的“张翼德 ”，在国内不敢动指头碰一个权势者，相反，只敢唯唯诺诺闭嘴俯首认孙 子，这样的人一到了海外，居然就占住了长坂桥挥舞丈八蛇矛，要“专打 天下混不讲理的硬汉”？可笑不？？ 　　一幅恬不知耻的活脱脱的小丑漫画而已。 　　按：应该说王希哲此文一脚踹倒马悲鸣后，老马除了造点小谣泄愤然 后赶紧向王希哲道歉外，没有别的辄了 -打油郎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