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082期(2003.11.14)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新一波涨价：中国燃油供应奇缺 2. 甘肃省天水市重判11年的民运人士李大伟: 患严重肛瘘、疝气和胃炎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甘刑一终字第297号 3. 东海一枭：为罪恶立碑 4. 李建平：关注导斌，关注中国的民主未来 5. 致胡锦涛：中国应尽早设立“政治特区” 6. 康原称赞美向中直言人权问题 7. 德国总统在南京大学：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能向“生存权”让步 8. 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 9. 韦露田：郑恩宠冤案的意义 10. 中国卫生事业 全球倒数 11.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新书《兴隆的九十年代--世界最繁荣的十年新历史》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有人说，其实中共也是愿意推行宪政民主的，只不过现在能做不能说 而已。不对。世上从来只有挂羊头卖狗肉，绝没有挂狗头卖羊肉。只有专 制政府打出自由民主的旗号招摇撞骗，从来没有一个愿意推进自由民主的 政府却死抱着专制的招牌不肯松手。如果中共果真还有一点实行宪政民主 的意愿，那么，它首先就该明确地放弃专制的理论，公开作出实行宪政民 主的庄严承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大陆的政治才是走上了光明的正道。 (胡平：从禁谈修宪谈起/RFA) 　　这个冼岩是在答那个冼岩，而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他说他“与朱学 渊先生以及其它许多‘自由民主人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制度决 定论”的看法，其实他的要害是反对政治改革。我倒要问他，共产党如果 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为什么就不放手政权呢？毛泽东又为什么要坚持 “政治挂帅”呢？他们是吃这口饭的，有个班子写文章，只是思想很混乱 ，口径不统一，这般的荒诞的言论，我没有时间去驳斥了它了。学渊评《 冼岩：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兼答朱学渊先生》 ～～～～～～～～～～～～～～～～～～～～～～～～～～～～～～～～ 新一波涨价：中国燃油供应奇缺 　　据网友提供的消息，中国很多地方燃油供应紧张，有些高速路加油也 开始限量。此前，海外媒体已经多次报道中国食品等大幅度涨价的消息。 目前，价格飞涨的原因解释有以下几种： 1）中国政府坏帐太多，通过印钞票还贷，造成通货膨胀。这种手段几 乎是所有金融政策失败的极权国家采取的办法，结果是国家信用丧失，造 成价格暴涨。 　　2）粮食产量下降，供应下降。类似此说法的是，国际和国内势力在故 意炒作，囤积居奇。 　　3）网友的解释：国家暗中管控粮,油和燃料等战略物资,秘密备战! 　　最后一种原因和第二种相关，因为中新社的新闻曾分析说“国际国内 神秘势力”在操纵，如果是军备，那么国内媒体可能真的不知道实情，但 知道有“势力”在秘密操作。 ～～～～～～～～～～～～～～～～～～～～～～～～～～～～～～～～ 甘肃省天水市重判11年的民运人士李大伟: 患严重肛瘘、疝气和胃炎 　　任畹町按：这张迟到的判决书，第一，表明了李大伟很强的民运活动 能力。 第二，所谓李大伟"索要"海外"活动经费"，仅仅是为坐狱人岳天祥 、郭新民、王凤山的家属和孩子，多了一点生活救急的钱。在"多如牛毛" 的贪腐面前，是"九牛一毛"而已。 最终，三家可怜女人拿到这点钱没有？ 还是个爱克思。 比之80多年前，"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一大党代表每人25块 大洋，够毛泽东同志一家在湖南省生活五年。整个"十年内战""抗战救国" "三年内战"，俄共每年运送中共的卢布和美圆有俄罗斯国家档案为证，是今 天民运不敢企望的。当然，这不能作为民运不得成功的主因。 共产党一直 是"穷棒子"党，但是，今天，已经是有钱阶级的"富人党"了。 如果拿三家 女人、小孩分得6000港元、400美圆、562。43欧元、40英镑、人民币1800 元，还当一回事，拿来问罪，那就让民运小瞧你"穷相不改"了，小瞧你堂 堂几千万党徒的执政大党，"小家子气"，悭吝如此！这点钱，够做什么"活 动经费"！ 　　以外国新闻机关的报道问罪，这叫什么事？ 　　李大伟的母亲许女士为我们提供了李大伟的判决书。她说，李大伟现 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监狱服刑，身患严重肛瘘、疝气和胃炎，需要及时 治疗。 许女士还告诉我们，李大伟就此向布施总统和布莱尔首相说话，希 望他们就判决书里指控他与"路透社、法新社、BBC、《纽约时报》""美国 人权组织"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及时向中国司法部门澄清。还希望得到 两国首脑的调查结果，以便于他的申诉。 李大伟认为：他与"路透社、法 新社、BBC、《纽约时报》"和"美国人权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法院以 此对他定罪，是不适宜的，没有根据的。 当李大伟要求法庭出示证据时， 公诉人以"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特殊性为由，拒绝了他的合法请求。但是， 李大伟作出了"控方没有证据"的有力抗辩。 李大伟还认为，地方司法机关 很少有他这样的案件，所以，少见多怪，对他的罪名认定和刑期过严。李 大伟说，他不便于直接向美英首脑写信。他的罪名和海外很多人有牵连， 所以，特别希望海外过去与他有关的朋友和团体，担起责任来。 同时，还 希望他们直接联系"路透社、法新社、BBC、《纽约时报》"和"美国人权组 织"。 方维粱// 请海外朋友们多问候/多关照 李大伟母亲许女士电话 0938-8297540 甘肃天水市公园路高层楼二楼二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02）甘刑一终字第297号 　　原公诉机关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大伟，男，汉族，生于1962年5月10日，河北 省乐亭人，大专文化，住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公园路42号。曾因犯运输毒 品罪，于199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5年9月28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窦培信；李浩，陕西博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李大伟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于2002年7月17日作出（2002）天刑初字第 0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大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和议庭， 经过阅卷，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以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定认为被告人李大伟犯有下列罪行： 　　一 ，接受境外敌对组织，敌对分子指导，进行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被告人李大伟1995年9月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及社 会主义制度的严重不满，主动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系，进行策划，颠覆国家 政权的活动。 1998年5月，被告人李大伟为联络境外敌对分子刘宾雁，魏 京生，王丹等人，给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韦廉写勾结信，积极要求加入"民 主运动"的行列。 　　1998年以来，李大伟通过电话，传呼，国际互联网多次与设在美国的 （中国人权）刘青，（中国正义党）顾问王炳章。（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 会）负责人庄彦。（民阵联大陆工委）主任王希哲，（台湾独立联盟总部 ）副主席，民进党顾问洪哲胜，（小参考）李洪宽，在美敌对分子徐水良 ，以及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劳工通讯》 负责人韩东方等进行联系，主动接受其指导。 还与境内被打击处理的敌对 分子任畹町，徐文立，江棋生、秦永敏等人进行联系，相互传递资料，策 划、商讨颠覆国家政权的对策。 1999年8月20日李大伟在于王炳章的对话 中，明确提出，"甘肃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然后是岳天祥"。 　　1999年８月又以"甘肃政治反对派人士"身份，强烈抗议我司法机关逮 敌对分子王有才，同时还上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然叫嚣 愿意与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一同出庭受审 。并攻击我司法机关惩治犯罪。 　　1999年12月，李大伟在退出中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的审请中，恶毒 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2001年1月，被告人李大伟在国内22省119人所谓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 公开信》 中签名。 　　2001年3月7日，被告人李大伟在 国际互联网上向"中国民主党海外联 合总部"发送所谓"三名异议人士"致2001年 "两会"的 公开信中，歪曲事实 地公开叫嚣"百姓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诉了也白诉"。 同年3月9日， 被告人李大伟通过国际互联网分别向境外敌对分子洪哲胜、徐水良发出求 助信，要求将自己撰写的对中国共产党和 我司法制度不满的材料，通过" 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交给中国驻美使馆，再向国内转发，还请求洪哲胜向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申诉。同时，借召开全国"两会"之际，要求来华采访的记 者揭露国内所谓严重的党政干预司法，明知错案枉法的虚假事实。 　　1999年10月5日，被告人李大伟给韩东方提供所谓天水市红山厂工人闹 事的情况。韩东方将此事在境外做了宣传报道。 　　1999年10月5日，被告人李大伟向香港卢四清提供天水市市长出国考察 将途径香港的情报，要求卢四清以记者身份采访发难。 　　二、指导岳天祥（已判刑）进行颠覆国家政权活动，与境外敌对分子 策划营救岳天祥，并勾结境外敌对分子在国际上制造舆论，企图为岳天祥 翻案。 　　1998年8月，李大伟从秦皇岛市给岳天祥打电话，宣称他已接受徐文立 、任畹町、秦永敏"民运高级人士"在政治、理论等方面的指导，受益匪浅 ，进步很大。 　　1998年9月，李大伟受徐文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委托看望岳天 祥等人说：让我来看望并了解天水"工运"、"民运"等方面的进展情况。指 导岳把"工运"、"民运"工作主持好，扎实工作。 李大伟在谈话中，始终以" 工运"、"民运"上级派员的身份和口气自居，指责岳天祥"搞劳动仲裁的工 作人少了，怕扩大不了影响，形不成势力"。 　　同时，被告人李大伟给岳天祥提供了大量非法资料，为灌输"民运"思 想，唆使其开展"工运"、"民运""人权"等非法犯罪活动。 非法资料主要有 秦永敏办的《中国人权观察》"湖南民运人士的游行申请""江棋生访谈录"" 致唐外长信"以及江棋生、李维平、吕鸿来等人的反动文章......岳天祥在 李大伟散发的反动资料中，得到了"浙江民主党筹委会"简介、参与人名单 ，联络电话等内容。 　　1999年7月，岳天祥等人颠覆国家政权案件审理期间，李大伟给美国的 刘青、庄彦、香港的卢四清，韩东方等敌对组织头目，通报编造岳天祥在 看守所有病得不到治疗的虚假情况，在国际上制造舆论、热点，企图为岳 天祥翻案。 　　为此，路透社、法新社、BBC、《纽约时报》先后报道了被歪曲的审理 情况。美国人权组织将被歪曲岳天祥案件作为案例对我进行人权攻击。 　　同年11月10日，李大伟又与王炳章商讨将岳天祥保外就医，向外逃亡 的安排。企图让岳天祥外逃，投靠境外敌对组织。 　　2001年3月以来，李大伟还通过国际互联网收集"中国民主党2000新年 文告"、"民主党民主大战略"、"中国民运的过去、时局与未来"、"小参考"" 大参考"。 在"中华述评"等反动文章中诋毁我社会主义制度，鼓动民族分 裂和鼓动台独。并在网上搞签名活动，攻击我国司法制度。 　　三、索要、接受敌对组织、敌对分子资助，筹备犯罪活动经费。1999 年8月14日，李大伟接受庄彦授意后，针对岳天祥等人被打击处理的情况， 李大伟七次通过韩东方、庄彦、刘青、谢万军等人为本人和犯罪分子家属 岳天祥、郭新民、王凤山的家属索要资助9笔，共计6000港元、400美元、 562。43欧元、40英镑、人民币1800元。庄彦为了鼓励李大伟活动，给李大 伟汇款500美圆。 　　原审判决有下列证据证实...... 在李大伟处查获的还有"中国民主党 章程（草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 。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大伟无视国法，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 以达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目的，其行为确以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与 境外组织、个人相勾结，接受其指导，还指导岳天祥等人实施颠覆国家政 权的活动，且寻求、索要境外敌对组织、敌对分子资助，应从重处罚。 　　依据"中------国刑法"第105条第一款，第106条、第56条之规定，判 决被告人李大伟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 被告人李大伟上诉提出其行为不具备颠覆国家政权罪...... 依据"中------ 国刑诉法"第189条（一）项、第197条和"中----刑法" 第56条一款之规定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钱霖 　　审判员 康榆生 　　审判员 王三寿 　　2002年11月28日 　　书记员 刘忠文 ～～～～～～～～～～～～～～～～～～～～～～～～～～～～～～～～ 东海一枭：为罪恶立碑 　　余樟法 　　杜导斌"落网"前夕，曾在《应该入狱的是审判长曹洪光》一文中指出 ，被吉林省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罗永忠只不 过是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讲出了自己的内心话，"如果行使公民权利要 受到法律制裁，那么，这并不能说明该公民有什么罪恶，只能说明罪恶滔 天的是那个与宪法精神直接违背恶法，以及依靠恶法维系的秩序和强权"、 "这样的恶法，曹洪光之流居然奉若圭皋，只能说明由审判长曹洪光、代理 审判员刘兵、陪审员林智琛所组成的法庭违反了宪法"。 　　曹洪光等人不仅触犯了宪法，而且践踏了人类的良知，即康德所说的 道德律令，犯下了双重的罪恶。有人说，在司法不独立的专制制度中，他 们不过是无辜的工具而已。当上级命令（或相对于宪法这部母法而言的子 法律）与个人良心发生冲突时，他们不得不以上级命令为准。这种辨护虽 非毫无道理，却是苍白无力的。 　　良知，是萌发自内心的一种善良觉悟和道德意识，是所有的正常人不 分种族、民族、职业分工都具有心理共性，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区别于 禽兽的根本所在。有古代西哲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一 个人违反良知意识和道德规则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罪恶。每个人都选择的 可能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现代社会法律应是公众的良知意识的体现， 是一切合理、公正、美好的事物的保护伞。如果法律明显违背公平正义原 则和公众的良知意识，如果政府或上级的指令严重违背道德律令，那么， 实施者执行者就有必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服从邪恶的法律、命令还是坚 守道德规则正义原则。制定恶法下发恶令是犯罪，遵从恶法服从恶令也是 一种犯罪，都是对宪法和良知的背叛。 　　1989年2月。柏林墙。十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 场死亡，高定足踝中枪。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的法庭上，举世瞩目的 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的结论是：以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两年徒刑，可以 假释；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 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 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 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 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当政府命令（或法律）与个人良心发生冲突时怎么办？爱因斯坦对这 个问题的态度很明确："我相信个人应当根据他的良心行事，即使这种行为 势必要触犯国家的法律。我相信他应当这样做，即使他明明知道他会被当 局判罪，他也应当如此。这种态度最符合我自己的道德感……盲目服从那 些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法律，只会妨碍为改革这些不道德的法律而进 行的斗争。"爱因斯坦在1950年7月19日给美国科学工作者团体的公开信中 写道，"一个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会期望它采取的态度， 他自己的良心认为是错误的，那幺他该怎幺办，这实在是一个老问题。很 容易这样说：对于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的事，个人是不能负责的，因 为它完全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以必须受它支配。但这种推理的 表达方式本身就说明了这样的概念同我们的正义感矛盾到了怎幺样的程度 。 　　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 完全摧毁它。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立场实际上被公认为自明的。我们目 前制度中存在着的道德标准，以及我们一般的法律和习俗，都是各个时代 的无数个人为表达他们认为正义的东西所做的努力积累起来的结果。制度 要是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从道义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无能为力的。 这就是为什幺任何唤起和加强这种责任感的努力,都成为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 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 。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英国学者 鲍曼在研究纳粹大屠杀《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昭示我们：人类记忆中 最耸人听闻的罪恶，并非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穿制服 的惟命是从的人完成的；它不是源自秩序的败坏，而是源自一种完好的秩 序统治。书中称引麦克唐纳于1945年的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 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书中问到，忠诚与服从由来是公民尤其是军人的天职，执行命令者的 罪恶隐藏在什么地方呢？鲍曼提到米格拉姆的关于"责任转移"的实验，它 表明：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力之中，行动 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即把自己看作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 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是相反的，实质上是逃避个人良知的责问。这样一种 连续的、普遍的责任转移，结果造成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造成一种情境 ，在这一情境之中，组织的每个成员都相信他是受人操纵的。所以，鲍曼 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 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的最有力的因。"由于 纳粹大屠杀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别人那里，在上级那里，或者简直就是 命令本身，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便变得更容易了。（《南方周末》2002年6 月21日林贤治）。 　　日尔曼式的清算，让杀人者被迫承担起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罪恶的 制度有罪，罪恶的参与者是帮凶，也有罪。有罪，就要得到清算，尽管在 清算时也应考虑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一九八四年。在围墙的脚下。两 名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 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法官说 ，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 ，大多数人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 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而我们中国式的清算呢？给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然后就万事大吉 ，皆大欢喜。只有受害者，全是受害者，迫害者和实施迫害者全都不见踪 影了。只因对反右和批判彭德怀有异见而被捕入狱北大才女林昭，在狱中 遭到长达八年的非人折磨，后在上海被杀害。据《林昭，不再被遗忘》披 露，自林昭获平反以来，其亲友一直上访相关部门要求查清事实真相。欲 查清当年发出钉舌、反铐、虐杀、灭尸等残忍命令的人到底是谁----即使 死了，不能绳之以法，至少也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其实要查清真相 并不难，只需在当年任职于上海法院、监狱等部门的人中寻找即可。然而 上海相关部门对这一诉求一直采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也 是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不合作态度，具体的做法就是既不接受采访 ，也不让别人接受采访，更不提供相关材料。 　　为此，渔翁先生在《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2003、12《杂文 月刊》）中指出："上海有关方面对林昭遗案的态度至少向社会发出了如下 负面暗示：一、作为社会基层成员的老百姓，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与当权 者思想相左的思想，否则，即使真理握在你手里，也难逃被消灭的命运； 即使获得平反，也仅仅是平反而已，休想追究具体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 、请在公检法等国家机器部门任职者放心，面对一个'犯人'无论怎样实施 虐杀都无妨，若干年后即使真相大白，证明被害人是无辜的，各位也无须 承担任何责任。你们依然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因为有人会全力保护你们 。" 　　岂止上海"有关方面"？全国各地的"有关方面"在我党统一领导下，都 是不允许揭露残暴、不支持实现公正伸张正义的。十年文革千古浩劫，一 切都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灭绝人性地对待张志新 、李九莲们，对她们割喉钉舌的下令者和实施者，还不都一样"隐姓埋名" ？别揪住历史问题不放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为善为恶，是正是邪，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上级 命令不能成为超越伦理底线充当恶政帮凶的借口。对丧心病狂的恶人和违 反宪法的罪人的纵容就是对良知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杜导斌 "揪"出了 在罗永忠一案中触法犯罪的审判长曹洪光、代理审判员刘兵、"人民陪审员" 林智琛，余杰在《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有感于「新青年」案件 维持原判》中"揪"出了新青年四君子案中"专制权力的帮凶和帮忙、罪恶的 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们"：审判长金星、审判员张永忠和仁民宾、检察员张 晓霞，以及安全的线人李宇宙，负责逮捕、关押并折磨四位青年的安全部 特务等。余杰说得对，"不能谅解和宽恕这些罪恶的参与者们"。建议海内 外有能力的热心肠人士或单位在网上建一个"恶人"榜或罪恶碑，通过各种 渠道和民间力量，把那些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破坏国家安全的罪人，把 那些滥施酷刑伤人害命伤天害理的恶人，把那些公民权利的剥夺者、国家 利益的损害者、民众苦难和志士冤案的制造者，把所有丑类败类凶手帮凶 刽子手们的恶名和罪行收集起来，推上道德法庭，钉入历史耻辱柱，让子 子孙孙世世代代记住他们，并在条件成熟后由独立法院举行公开公平公正 的审判，还公道于人民，昭罪恶于天下！ 　　附言：本文观点与我全民族大和解的主张并不矛盾。"在一个极权社会 中成长而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的罪人也并非绝对不可以得到 人民的原谅，但宽容和仁恕应该有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必须对自己所犯下 的罪恶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忏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在街头被人民包围 了的莱比锡警总头子那样，对着摄影镜头和电视机前几百万的人民道歉， 说："我错了，我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 李建平：关注导斌，关注中国的民主未来 　　导斌先生被捕，大家都很吃惊，包括久经沙场的刘晓波先生，在中国 其实这很正常，因言获罪，这已经是一种传统。对待传统，有什么值得大 惊小怪的！ 　　狗吃屎不值得奇怪,倒是不吃屎才值得奇怪。现在生活条件好，狗可能 没有机会吃屎了，但是习惯应该还是有的，并不是不会吃屎了。 　　导斌先生被捕，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中国距离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国 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放宽民主法制的标准，中国都称不上是一 个法制的国家，中国都称不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什么渴望改 革，特别渴望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就在于此。 　　导斌先生的文章我虽然读得不多，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导斌先生对 中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民主的渴望。导斌先生被捕能说明什么？ 说明爱国有罪，爱民有罪，追求进步有罪。生活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公 民当然有义务关心这个国家，说几句对祖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批评的话，这 应该是一个好事。一个泱泱大国，能容贪官横行，妓女遍地，怎么会容不 下一个杜导斌。这才真正令人感到吃惊和意外。 　　吃惊是吃惊，意外归意外。仔细想一想，也就不必吃惊和意外了。当 着和尚批评秃子，和尚当然不高兴。这根本无须吃惊和意外。 　　捋着胡须说话，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根本无助于国家和民族 。毛泽东说得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起码的自 尊和风度。 　　批评是为了进步，批评是因为没有绝望。就象我喜欢用自慰的方式， 渴望胡温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到底胡温能不能给中国带来进步？又能带来 多少进步？这都是我无法回答的。渴望也算是一种追求，自己虽然做不到 ，但希望别人做到。 　　寄希望于人，总是比寄希望于上帝更实在一些。尽管它可以走所希望 的反面。 　　对于新一代领导人寄于希望，可能令我，令所有关心中国民主进步的 人失望。但是我们渴望中国民主，中国进步，中国富强的愿望是不会变的 。有所寄，总是强于无所寄，即使我们的希望就是空的。 　　导斌先生为什么笔耕不辍，为民主呼喊，我想也应该是对中国还没有 绝望，对民主和法制还没有绝望，对正义和道德还没有绝望。 　　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导斌。关注导斌实质就是关注正义，关注民主， 关注中国的未来。无论什么时候，中国总是有希望的，民主总是有希望的 。导斌先生是“贼心”不死，渴望进步的人士“贼心”不死，原因就在于 此。 　　导斌先生的“贼心”就是民主之心，正义之心，道德之心。导斌先生 之所以无所畏惧，就是因为中国还有未来，民主还有未来。 　　导斌精神万岁！中国的民主未来万岁！2003年11月12日于山东 ～～～～～～～～～～～～～～～～～～～～～～～～～～～～～～～～ 致胡锦涛：中国应尽早设立“政治特区” 　　我觉得中国应尽早设立政治特区，这样胡锦涛的功绩将超越邓小平。 邓小平以前 设立“经济特区”，结果证明这一举措英明伟大，为中国的经 济腾飞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而如今，经济体制改革已没有多少余地，昏庸 腐朽的政治体制已成为阻遏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 　　当今高层政治斗争激烈，但对民主的镇压到是沆瀣一气。我猜想是因 为上海帮怕 民主会损害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胡温则担心民主不适合 国情，可能反而导致 更大的动乱，这一点前苏联倒是一个例子。 　　但是这种认为民主不适合国情的担心只是陷于空想，而没有任何实践 证明。我认为 胡锦涛不妨可以学一下邓小平，搞一下政治特区作为试点， 如果试验成功了，则可以 作为正面教材进行推广；如果试验失败，则也可 以作为反面教材让那帮民运分子心服 口服。 　　我觉得最适合搞政治特区的地方是海南省，因为海南省是一个岛，有 利于对政治特区 的封锁。在政治特区可以进行各种民主试验，如三权分立 、民主选举、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可以自由建党、游行 示威自由。 　　早期可以邀请赵紫阳去当海南省委书记， 因为赵留在北京始终是个心 腹大患，万一哪天象胡耀邦那样一蹬腿一命归西，说不定 又要造成全国动 乱。趁着赵现在还有点精力，把他弄到海南当省委书记，算给他将功 赎罪 吧，也遂了温家宝对老上级的心愿。以前赵紫阳当过广东省委书记，治理 一个 海南省应绰绰有余。 　　现在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民主斗士们个个前仆后继。真应了那句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生命诚可 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把那帮民运分子抓起来， 既遭外国批评，也遭国内 唾弃，关进监狱供民运分子吃住，其实也是国家 赔钱养着他们，劳民伤财。 　　现在有了政治特区就好了，把那帮民运分子往海南一扔，有点类似以 前英国把政治犯 都遣送到澳大利亚一样。你们不是要搞民主吗，海南也属 于中国，你们闹腾去吧， 民运分子们以前就在海外窝里斗，现在可以在海 南的议会厅互相殴打了。海南省用不 着设国安部、中宣部，只要有军队驻 扎就够了。中共有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当然对海南省这个政治特区 也会游刃有余。政治犯不象杀人犯，杀人犯不管到哪都 打打杀杀。政治犯 一离开大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海南人民也够不成 威胁。象 刘荻、杜导斌、杨建利、王炳章等人都可以遣送到海南，让他们去海南实 现 政治抱负吧。“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不定哪天有人象金大中从死 囚变成了大 总统，到时还不感激涕零，也放GCD一马？ 　　大陆现在也用不着设劳教所了，法轮功分子、李详春、基督徒，都往 海南送，法轮功 分子不是要自残吗？随你们去海南自生自灭去，关我屁事 。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民运分子都有一技之长，杨建利是哈佛博士(牛皮 不是吹的！） 王炳章是博士，李详春是医学博士，方励之更是天文学泰斗 了。与其把他们送到美国 让美国佬喜笑颜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还不如都往海南送，也可以让他们 报效祖国。 (Fa) ～～～～～～～～～～～～～～～～～～～～～～～～～～～～～～～～ 康原称赞美向中直言人权问题 　　按：康原这位老兄拿着美国国务院的钱，夸奖美国关注中国的人权， 似有舞弊之嫌。起码不可信。事实上，在美国布什当局的纵容之下，中国 共产党的所谓“胡温新政”已经在磨刀霍霍、肆无忌惮地镇压知识份子的 言论自由，剥夺城市居民的房产，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反动透顶的江 泽民时代。对此，中国人民心里是有数的。(智叟) 　　(方冰 纽约报导)长期从事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前美国商人康原11月14 日在纽约称赞布什政府内负责中国人权的官员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释 放政治犯的做法。他在美国国务院的赞助下发展了一个储存7000多个中国 政治犯名单的数据库，成为美国政府向北京提出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主要依 据之一。 　　*数据库存有7千多中国政治犯名单* 　　中美对话基金会执行董事康原过去十四年来从一名担任美国商会香港 分会主席的生意人成为对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影响最大的职业人权活动家 之一。星期四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出席中国人权发展讨论会时说 ，他的基金会经过四年半的努力现在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储存了超过7000个 中国政治犯名单的数据库。这一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数据库现在成为美国 政府向北京要求释放政治犯、宗教犯和良心犯的最主要依据之一。 　　康原说：“这一数据库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是来自官方信息的登 记，由从官方公开发表的资料中发现的人和报导组成； 第二部份是非官方 信息的登记，都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出版物；最后是优先登记，是我们比较 肯定的仍在监狱里的人的名单。4800个是非官方信息名单，3100是官方信 息中发现的名单，两者有一些重叠，总共有超过7000个名字。” 　　*美要求北京释放230名政治犯* 　　康原表示，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向北京递交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 上有230个名字，是历年来最大的一份名单。康原说，他的基金会的资金来 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美国国务院为赞助他发展政治犯名单数据库每年捐赠15 万到17万5千美元不等。第二个来源是美国史密斯里查德基金会，第三个来 源也是他认为最为自豪的是来自私人的捐赠，今年首次成为最大的单一资 金来源，其中小到5块钱，多到一人捐赠3万5千美元，也有人每年捐赠同样 的数字：88元8毛8分，他说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康原：布什政府努力没有减弱* 　　康原在演讲后回答听众有关“9/11”以后布什政府在需要北京在反恐 方面的合作以后是否减弱了对中国人权的努力的问题时极力为布什政府的 人权政策进行辩护。他说，现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的助理国务卿 克拉纳是他过去十几年间与数位同样职位的官员打交道中工作最为努力的 。他在过去一年中三次前往北京，这是他的前任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康原说：“他工作非常努力，他提出让我们给中国政府更大的政治犯 名单，表示不是50个、20个、25个，而是100、200、300，甚至可能是500 个名字的名单。我没有看到布什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的努力有所减弱，我 认为他们做的还可以。” 　　康原说，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每次演讲都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释放 的政治犯名单，甚至在中国演讲也是如此，这是过去的驻华大使从来没有 过的。 　　*关注中国人权是美国人的事* 　　康原在回答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权政策才能更有效对改善中国人 权施加影响时说，这不仅是美国国务院的事，更是美国人的事。 　　康原说：“我们必须寻求民间行业来参与，不仅是商界人士，而是所 有美国同中国有关系的团体，美国有超过100个姊妹城市或姊妹省关系，美 国同中国有千万个联络点，几乎没有一个被用于改善人权。只要有百分之 十的姊妹省市关系能够提出人权问题，就会发挥重大作用。” 　　*改善人权要靠对话* 　　康原不赞成用对抗的方式解决人权问题，所以他的基金会名为“对话 ”，意为通过对话解决人权问题。他说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作为一个前生 意人，他看到的中国人权问题就是由一个个在押政治犯名字组成的，他关 注过著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王军涛、王丹、徐文立，但在这些著名异议 人士一个个获释之后他后来转而注意那些无名的政治犯。他说，关注无名 政治犯的边际价值更高，只要提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处境就可能改善， 被提前释放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当一位中国学者在会后向他表示敬意时，康原说，正是你们的鼓励激 励他不断工作，听到一个政治犯获释的消息比签署一份几十万美元的合同 更使他感到满足。 ～～～～～～～～～～～～～～～～～～～～～～～～～～～～～～～～ 德国总统在南京大学：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能向“生存权”让步 　　廖天琪 　　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统约翰尼斯.劳于9月13日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说 ，指出批评中国的人权情况并不意味着“干涉中国内政”。人权问题之于 北京政府，就像阿Q头上那块癞疤，说不得、看不得、更摸不得。老外政府 和人权组织却好像有瘾似的，时不时要伸手去碰。怎能怪人有瘾？不说“ 不锈钢老鼠”、孙志钢、郑恩宠、爱滋病患者、法轮功信徒，就看香港那 上街的五十万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中国人想要的东西，自己不能说，否 则有可能被戴上“颠覆政府”或“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而从人间蒸发。 还得借助远来的和尚来念这本难念的经。 　　世界国家中大概只有美国还能正颜厉色地指责中共政权的人权劣迹， 虽然美国本国还有死刑并且经常“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实力外交跟道德 没有必然关联，超级大国就有超级大国的霸气和魄力，哪怕它一意孤行， 别人也得卖账。别说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本来就是劣迹斑斑，对于美国，北 京连更大的闷气都得忍呢。民族主义者总爱说美国善打人权牌，姑且按照 此“牌理”来推演，其他西方国家的确没有实力来打这张牌。已经废除了 死刑的西欧国家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时，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了本国的民意 和受到媒体的监督。有些小的国家如荷兰、挪威因批评了大陆的人权，而 受到北京政府的经济报复。 　　德国总统在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讲话是经过再三斟酌的。他指出： “中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政治权 利公约。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此以往用威权政治是很难治理的。”“中 国的宪法里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和宗教的自由。然 而这些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利益不能受到危害 。”（引自德文报Die Welt， 9/13）劳总统说，各项自由权利必须有明确 的定义。在跟一千多名师生讨论时，他反驳中国政府将“生存权”放在言 论和新闻自由权之上的地位。他强调，一种权利不能向另一种权利让步。 　　德国的对华政策一向十分谨慎，在科尔总理时代，由于天安门大屠杀 ，社会舆情激愤，德国政府对李鹏政府实行了经济制裁长达两年之久，和 挪威两国算是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坚持制裁最长的国家。李鹏九十年代以总 理的身份到访德国，东藏西躲，到处碰到德国民众和中国人的抗议，他跟 柏林市长在布兰登堡城门约好，将以元首的身份，步行穿过城门。结果到 时候他临阵逃脱，害市长空等一场。原因是李鹏老远就看见布兰登堡城门 前的大片抗议人群和写着“天安门凶手——李鹏”的旗帜，赶忙令司机改 道，将他送回安全的宾馆了。德国媒体， 西德意志报（WAZ）甚至故意拿 他的名字开玩笑，“鹏”（peng）变成“pang”“砰”—— 开枪的声音。 李鹏1994年7 月的访德，以落荒而逃告终，在慕尼黑他又受到抗议人群的 刺激，终于跟东道主不辞而别，提前坐上飞机逃往下一站的奥地利。一时 传为西方媒体当年仲夏夜的笑剧。 　　科尔时代对华的所谓“沉默外交”（Stille Diplomatie），是只做不 说。每位高级的政治官员到中国都带一份政治犯的名单，并且向中方提出 人权话题，只不过不对外张扬，以免损害中方的面子。但是这葫芦里卖什 么药，媒体和公众界就无法知道了。笔者当年曾因王军涛、吴弘达、魏京 生等异议人士的案件而同德国的外交部门有所接触，知道他们谨小慎微的 态度，也很清楚企业界欲进军中国市场的明确态度。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 没有现在的蓬勃朝气，市场也犹抱琵琶，半开不开，德国政府却已经谨慎 从事，执意不愿得罪北京。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开放又更上层楼 ，难怪施罗得政府早把人权议题丢在脑后，中德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放在 经济贸易的重点上了。 　　劳总统这次在访华期间有关人权话题的“直言”，让德国媒体又追回 一点儿尊严，难怪各大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世界报 》《时代周报》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毕竟没 有本钱打“人权牌”的德国，能让具有道德权威的总统直接向北京亮出这 张人权的警告牌，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姿态。 ～～～～～～～～～～～～～～～～～～～～～～～～～～～～～～～～ 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 　　高氏兄弟 　　曾经怀有余华情结的诗人宇向曾多次和我们谈起余华的作品，赞叹其 语言的魅力与叙事的精妙，建议我们阅读余华的作品，并将她购藏的《许 三观卖血记》借给我们看。虽然对于解冻之前一切浮在上的东西敬而远之 是我们的通常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些东西偶尔瞥上两眼。据说余 华是众多文学批评家最看好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是最具文化冲击力和颠 覆性的先锋作家，是中国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然而，最近我们 翻阅余华的言论与作品，却发现这位广受赞誉的先锋作家对中国社会真实 的历史与现实状况竟然惊人地无知，而且其作品的所谓“文化冲击力和颠 覆性”也实属可疑。 　　据报道，余华最近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以“文学中的现实” 为题做演讲，并回答读者的提问。有读者表示困惑：你的很多作品对中国 现实批判得如此深刻，当局为什么还能容忍呢？余华说：中国当局、中国 媒体也在逐渐变得更开明。他笑着说：前十来年电视报纸采访我，我毫无 顾忌放开了胡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反正是不敢刊登的；到95、96年我发现 不能那样放肆了，因为我说的“反动话”他们也敢照登！到现在更不得了 了，我没说的他们也敢登！政府？政府才不管呢，政府没人读报纸看这些 东西啊。(余华新州演讲：人生就像写长篇) 　　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惊诧，不知余华“放肆”说的“反动话”是些 什么内容，媒体竟会如此“开明”地刊登，为什么我们在电视报纸等媒体 的聒噪喧嚣中竟然没有察觉到如此“开明”的征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告 诉我们，当局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们认为，余华先生所说的那些被媒 体“照登”的“反动话”如果没有人管，也许并不像余华先生想象的那样 “政府没人读报看这些东西”，也并非是由于中国当局与媒体“变得更开 明”，而可能是因为余华先生那些所谓的“反动话”本身过于暧昧无关痛 痒，或者根本就不着边际，算不上什么“反动”。在这里，我们建议余华 先生上网读一下最近“世纪沙龙”上余世存先生的一篇题为“怀念杜导斌 先生”的文章，也许这篇文章能比我们更好地帮助他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 话才够“反动”，什么人的什么样的“反动话”才会让媒体惊恐，令当局 不快，被当局关注。如果余华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用google搜索一下“不 锈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廖亦武、刘晓波、任不寐、王怡、余杰、 余世存这些人的名字，接着查看一下与这些名字相关的内容，不管能否打 开那些内容，想必余华先生会自己掂量出自己所言的的那些“反动话”的 分量。 　　不知余华先生在盛赞中国当局与媒体在逐渐变得更加开明之时，他是 否知道近来“不锈钢老鼠”、杨子立、杜导斌等因言获罪者的遭遇。他究 竟对中国当局对电视报纸等媒体的长期操控浑然无知，还是有意向当局献 媚？或许余华说这番话并非言不由衷，他确实是认为中国不存在言论自由 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余华在意大利接受一个什么文学奖时就曾对西方记 者说：“中国作家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我们不知道其他中国作家在媒 体上看到余华先生在西方大包大揽地代表他们说话有何感想。余华本来可 以说他自己在中国创作与出版都很自由，这样说，别人无权干涉，也无意 质疑。而他如果想代表中国作家说话，就应当慎重地用脑子用心多想一想 ，想好了再说，别忘记了在“中国作家”这顶帽子下还有廖亦武、王力雄 、刘哓波、任不寐们的存在，也别忘记了一只老鼠一头猪或者一条金鱼所 要求的空间和一只雄鹰一头大象和一个人所需求的空间是绝对不同的。为 什么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竟然这样天真？我们猜想，余华先生大概从不知 道《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21世纪环球报道》等报刊 遭到当局的整肃或封杀的事，也不知道当局一直垄断新闻业与出版业并限 制大陆公民安装电视卫星天线的事，他上网大概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该页 无法显示”、“你无权查阅该页”，不知道国际互联网上有众多的网站网 页被当局有效地屏蔽，当然也不知道著名的“文化先锋”已被封杀数月， “不寐论坛”已被封数十次之多……写了《活着》的余华先生大约是崇尚 隐忍而又超然地“活着”的，然而，余华先生究竟是“活”在今天的中国 大陆，还是“活”在由小说文本构造的象牙塔里，抑或“活”在遥远的天 狼星上？为什么他对当局箝制言论整肃媒体的作为竟然无知无晓？！ 　　余华先生的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姓余的作家——余杰不久前 在美国接受万人杰新闻奖的演讲，余杰在题为《我们有肩住黑暗闸门的使 命》的演讲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措辞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政府践踏公民言论自 由和新闻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行径。面对西方，为什么两位作家对中国现实 的判断如此不同？究竟谁在撒谎？对比余杰与余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两位余姓作家都把鲁迅视为某种思想与写作的资源，而他们在对毛与文 革等问题上观点却截然相反，余杰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毛 与文革，而余华则站在许三观时代的废墟上对毛与文革一往情深。 　　余华曾经表示他的文学启蒙是从大字报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 始，余华读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余华中学毕业。在整个少年时期 ，余华没有书看，整天在大街上看大字报。他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 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小时。余华说：“在大字报 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 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 ‘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余华开始喜欢上了文学。 （朱筱菁《余华：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从 任何事物中发掘写作的灵感开始写作，我们并不认为余华从文革大字报中 学习写作有什么不对。这里的问题是余华当时或者后来是否在自己心中自 觉抵制或清洗了那些毒化人的心智的文革意识形态毒素。 　　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 “那段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 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 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只是他没有明白， 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随笔集》） 　　看来广场上的那块“理想主义”的蜡肉有福了，他有理由从水晶棺里 站起来，在余华先生或者像余华先生这样“成熟”的人的簇拥下，登上天 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成熟”了！然后挥动他那只 翻手为云俯手为雨沾满了王申酉、林昭、遇罗克、李九莲、张志新等自由 思想者鲜血的胖手，再发动一次文革邪教运动。自幼喜欢看大字报的余华 先生也有福了，他又可以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发掘文学灵感了。只是毛 幽灵一旦卷土重来，恐怕不但我们大家要受二茬罪，而且恐怕余华先生的 文学功业也将毁于一旦，他大概不得不告别靠稿费版税吃饭日子而重操早 已厌弃而且也早已生疏的牙医旧业。 　　“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毛）的理想”。这话说得 真TMD贱！好象中国人民“活着”就是为了去实现那个湖南胖子的什么“理 想”！我们本以为在今天仍然抱住毛的阴魂不放的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极 左之徒以及一些被毛的愚民政策彻底弄傻了的灾民，没想到中国的“先锋 作家”也有如此不辨香臭的恋尸癖！余华对毛的吹捧让人难以容忍！他把 发动文革浩劫的罪魁祸首说成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称文革“ 是一笔财富”，并且着力美化独裁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余华对毛的这种令 人感到肉麻的吹捧究竟是出于无耻，还是出于无知？按照余华先生的逻辑 ，希特勒的奥斯维新、斯大林的古拉格也是一笔财富，是否余华先生已经 “成熟”到把希特勒、斯大林也理解为“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程度？按 照余华先生的说法，似乎毛搞独裁发动文革浩劫没有罪没有错，有罪有错 的倒是遭受浩劫的中国普通百姓，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许三 观一家在文革中捱饿卖血活该，谁让他们“那时还不够成熟”呢！我们的 “先锋作家”是多么的“成熟”啊！那些从《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 中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的人是不是有点一相情愿，而且“不够成熟” ！ 　　诗人宇向最近在与我们交流余华问题时表达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 那么多写出优秀文字的作家诗人都有着巨大的立场判断错误，是对文字的 过甚进入伤害了他们？还是要被蒙住眼睛才能写出好的字句？而博尔赫斯 是否是在文字的迷宫中触动了上帝的隐秘才让他瞎的眼睛？文字必须要有 魔鬼的施术才能迷惑人心吗？还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弱小无能甘于被迷惑 而无力甚或难说不是一种暗藏的懒惰呢？”（宇向2003-11-11电子邮件） 我们一直认为，对毛与文革的判断不只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一种审美与 智性的判断，而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及智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处于 平衡对称的状态。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使他与其广受赞誉的小说 作品构成了一种荒谬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魅惑、历史的 遮蔽、错位的误读、批评的贫困、价值的迷津、文化的溃败、救赎的虚幻 以及对苦难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源于 他对中国现实政治与现实真相的无知，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写作 ，使他不得不在小说中或者极力淡化现实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谎言当作 真相。余华出生在1960年，那正是毛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期，这 一时期被当局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余华不喜欢的那些知识分子 早已澄清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中国大陆实际上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 发生什么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当时中国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完全是毛的极左 政策所至。余华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并不清楚，他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 述这段历史时，一直沿用当局的说法，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 大笔一挥降下大水，说什么“水灾过去后，荒年就跟着来了。”历史的谎 言就这样成为文本的“真理”。饿死上千万的大饥荒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轻 描淡写地虚化过去，一向以冷酷的叙事著称的余华在这里竟没有忍心让他 笔下的任何的一个人饿死。 　　看来余华先生对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并不怎么在意，但我们知道他是“ 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的。作为写作者，可能他对文本的“真理”更感兴 趣。那么，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心目中的“真理”究 竟是什么？余华说：“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 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 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 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余华作品集》） 　　评论余华的小说并非本文的主旨，但既然已经从余华的言论谈及余华 的小说，我们也不妨再多说几句。一个作家在小说叙事中隐藏起自己的道 德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零度叙述方式也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叙事 策略，中外许多作家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如果余华真的把“排斥道德判 断”视为一种真理，并达到了“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然”境界，他 还写什么小说？做什么演讲？要知道，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背后都潜隐着 一些相应的审美与智性的因素。当一个作家自我抽空了写作的基点和理由 ，他又如何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们不相信一个视苟活为幸福 并且崇拜毛氏纳粹思想的作家能“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那些从余华 那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宿命思想的小说中解读出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 文化冲击力和颠覆性”的读者实在是太富有想象力了。 　　据说余华与鲁迅有文化血脉上的联系。余华和鲁迅的确有不少相似之 处，比如两者都是弃医从文，都怀有某种矫饰的左倾情结，都缺乏终极信 仰，作品中都充满阴冷的气息……余华的小说糅合了鲁迅、卡夫卡、拉美 文学以及法国新小说，把鲁迅所概括的“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 悲剧模式推演到极致，发展出一种冷漠玩酷的寓言叙事套路。显然，余华 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属于阿Q的后裔，他们仿佛注定永生永世属于劣等种 族，对于他们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意味着一切，人生无 须自由、尊严，照样可以无可奈何而又自得其乐地像猪一样“活着”。与 鲁迅对阿Q的批判、嘲讽有所不同，余华对自己笔下的福贵、许三观们充满 了一种冷眼旁观、细心玩味的意淫之情，这实为一种冷漠的看客的心态， 而这恰恰成就了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就叙事的冷酷与精致来说，余 华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先师。也许，按照许三观说法，“这就叫　毛出得 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 　　余华自《在细雨中呼喊》以来一直沉迷于一种东方犬儒主义的“活着 ”的说法，1998年他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的采访谈到他 的小说《活着》时恕·“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余华也试图通过他的 小说让大家相信这一点。这与中国官方人权就是生存权的“高论”多么相 似多么吻合。难怪余华作品在中国畅通无阻。 　　毛时代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粪坑，置身于如此畸形的邪教现实 之中，有多少人为之窒息！有多少人久而不闻其臭！在当今中国的文学艺 术界，丧失了正常的精神嗅觉不以毛与文革为耻者绝非余华一人，即使是 在崇尚思想的所谓知识界、学术界，我们也曾碰到许多不辨香臭尊崇毛幽 灵的文革精神遗民。一个嗅觉被异化的民族一直漠视甚至抵制清理毛时代 的精神粪坑的工作，后毛时代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政治 策略，而某些被冠以前卫先锋新锐的艺术家作家学者也仅仅是将毛时代的 意识形态污物当作意淫玩味与谋取名利的资源，某些人还一方面以暧昧不 清的“艺术语言”对文革做貌似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无视与文革 有直接关系的当今中国现实的腐化残酷，有意无意地充当丑恶势力的帮闲 甚至帮凶，为那个给现实的腐化残酷提供制度保障的幽灵化的文革元凶招 魂颂德。诺大的中国真正在做清理文革粪坑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几个！？ 　　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被扣上“臭老九”的恶名多次遭受政治运动的 围剿打压，又在1989年的那个夏天遭遇国家机器的致命重创，半个世纪以 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失落，谎言成为合法的“真理”，而许多常识却被颠 倒了，在某些人的眼里，“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个令人羞辱的身份，有 些人羞于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并迫不及待地要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 。余华先生就曾对记者说：“我觉得现在我把自己放在起码不是‘知识分 子’的立场，这种状态挺好。”余华这种和知识分子不屑为伍的表白与姿 态很容易让人感觉是在模仿一直贬损知识分子并写过“千万别把我当人” 的王朔。实际上，王余两位作家也是知识分子，王朔后来在与老狭（刘晓 波？）的谈话中也已承认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自我批评自我批 判不是什么坏事，但有什么必要做出那种不屑于和知识分子为伍的姿态与 架子！？非要把自己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再来批评批判知识分子未免太自 恋了。世界上大概没有几个民族像汉民族这样喜欢糟蹋自己的知识分子， 世界上大概也没有几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像汉民族的知识分子这样喜欢自我 糟蹋。 　　“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余华先生还曾这样提醒（或者说 警告）人们。在一个最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唤醒历史记忆，清理毛坑，恢 复被颠倒的常识的时代，余华先生说这种带有帮闲意味的风凉话有什么意 义？！什么叫“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 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所谓“太把自己当成‘知 识分子’”的人就更少了。中国从来不乏帮闲的文人看客，而恰恰缺少“ 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而不满足于像猪一样“活着”执意要对强权 与现实说三道四的公共知识分子，缺少战胜了恐惧、相信自己“有肩住黑 暗闸门的使命”的独立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要向这样的知识分子致敬 ！我们也想提醒余华先生：写你的小说，看在许三观的份上，为了让许三 观的后代不再卖血，帮闲的话少说。 ～～～～～～～～～～～～～～～～～～～～～～～～～～～～～～～～ 韦露田：郑恩宠冤案的意义 　　伴随著「胡温体制」的，是一连串的逮捕和审判。被送上法庭和投进 监狱的思想犯名单越来越长，已经在社会上激起强烈不安和一片谴责声。 这是秘密警察有意给「胡温体制」抹黑呢？还是「胡温体制」本质的暴露 呢？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或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更 加尖锐了。而上海律师郑恩宠的案件是这场斗争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 役。 　　举世瞩目的官商勾结强占民地的周正毅案，牵涉到江家班子上海帮。 主持正义的郑恩宠律师站在广大受害群众一边，勇敢地用法律作武器把周 正毅拉下马来。周正毅的罪行如果曝光，上海帮的老巢就乱套了。保住周 正毅就能稳住江家小朝廷的阵脚。所以江泽民和曾庆红亲自上阵督战。现 在这场战役的第一场战斗已经打完，周正毅的盖子没有揭开，而把周拉下 马的郑恩宠律师却变成「罪犯」，被判入狱三年！ 　　中共几十年来制造了罄竹难书的冤案，但是像郑恩宠这个「案子」， 官方为了包庇罪犯而把原告判罪入狱，实在是旷古少有的奇冤！ 　　人人都知道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周正毅案件的背后是江家班子与胡温 体制的斗争。江家班在此前已经占了上风，周正毅案已经有了虎头蛇尾的 迹象。不过江家班子这一步走的太远，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原告律 师郑恩宠打入牢狱。这是他们利令智昏铸成的大错。他们没有意识到：把 郑恩宠送入牢狱很容易，只要给法院下个命令就行了；但是，他们自己也 就从此陷入泥潭，处在千夫所指的地位，再也别想摆脱被动的困境了。 　　这场战役并未打完，如今郑恩宠律师已经上诉。这个案子本来就不能 成立，所以只要严格按中国法律办事，上诉理应胜诉。如果上诉的结果是 撤消原判，郑恩宠无罪，那将是江家班子一次沉重的挫败，接下来人们必 然会把目光集中到周正毅案件上来。经过郑恩宠案的折腾，周案将更加为 全国和全世界所瞩目。江家班经此挫败，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 　　当然，上诉被「驳回」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江家班必定要迫使法院维 持原判。处在上海帮腹地的法官，能挺得起脊梁吗？敢于坚持依法断案吗 ？恐怕未必。但这就使江家班的丑恶行径更加暴露，更加遭到人们普遍唾 弃，因而更加被动。其结果是：只要郑恩宠被关在牢里一天，江家班就必 须在泥潭中奉陪一天。 　　不过这还只是就周正毅和郑恩宠案子本身来说的。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在等待江家班，这就是此案很可能成为江泽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他已经 积累了太多的民愤，已经为贪恋权位而算尽了机关，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上 最为声名狼藉的人物，早就该「识时务」主动下台了。但他老是赖著不走 ，那也就只能栽倒在某个节骨眼上了。周正毅和郑恩宠案很可能就是这种 节骨眼。此案旷日持久，必将使江家班和「胡温体制」的斗争日益激化， 也必将使江家班越发为广大群众所不齿。「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到 那个时候，事情就要起变化了。 　　所以周正毅郑恩宠的案子，不管怎样发展，在中国政局发展中，都可 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性意义。 　（2003年11月《动向》杂志） ～～～～～～～～～～～～～～～～～～～～～～～～～～～～～～～～ 中国卫生事业 全球倒数 　　陈劲松 　　最近，加拿大方面警告，该国明春可能重新爆发萨斯(SARS)瘟疫，源 头仍然是中国，因为中国依然潜伏著萨斯卷土重来的威胁。这一警告，仅 仅是外界对中国卫生状况极度担忧的表现之一。面对各界对中国医疗体制 的诟病，国内居然有专家将之归咎于"盲目模仿美国"，患上了"美国病"。 如果说美国医疗尚存在一些弊端，那是因为"过于迷信市场"；而中国医疗 存在严重弊端，则是因为"过于迷信金钱"，以及公开的、不受制约的歧视 。 　　就法治意识和人道主义而言，中国与美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表现，简直 是南辕北辙。在美国，任何一个病人，不管他有钱没钱，不管他是否拥有 医疗保险，都有权利先看病，再谈费用问题。治疗中，病人享有平等待遇 、人格尊重、和隐私保护的权利；有人在看病后无法付款，声称属于低收 入或无收入，医院经调查认定属实后，豁免其债务，勾销其欠款。这一平 等法则，甚至涵盖任何过境美国的外国人，也就是说，任何置身美国土地 的人，只要有需求，均能获得及时的医疗服务。一些过境美国的人，常常 没有结帐，便远走高飞，美国医院也只好不了了之。 　　而在中国，要看病，先交钱。没钱休想进医院。人们常常看到，一些 严重伤患，即便是被抬到了医院门口，因不能付款，也被院方毫无情义地 拒收。一些垂危的病人，就眼睁睁地看著在医院门口断了气。中国医院唯 利是图，只接受有支付能力的病人，将没有支付能力的病人统统排斥在外 。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病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 医；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一人数更多。 　　与美国的平等原则相反，在中国政府的卫生支出中，占人口80%的九亿 农民，仅获得15.9%；城镇里，每人每年平均享受大约130元的公共卫生服 务，农村每人每年仅享受10.7元的公共卫生服务，两者相差12倍多！正是 因为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落后得惊人。卫生部承 认：因严重短缺经费和设备，在县级和县级以下地方，包括防疫机构在内 的公共卫生系统，只有三分之一勉强运转，三分之一处于瓦解边缘，三分 之一已经完全垮台。相比之下，在部分大城市，盲目进口的大型医疗设备 已经超过实际需求，造成闲置和积压。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与弊端，显然来自当权者的倾斜意志和 现行制度绝症。当权者宁愿耗费巨资，实现诸如"神舟五号"载人上天这样 好大喜功的"政治工程"，或者生产更多核弹与导弹，以装点一个新"超级大 国"的门面，也不情愿将钱投放于攸关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百年大计的教育 和卫生事业。单从卫生投入一项看，政府投资之少，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 的1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卫生总体表现"排名，在191个国家中 ，中国排名144位，甚至不如伊拉克等国；在"医生负担公平性"的排名中， 中国排在188位，倒数第四。 　　中国医疗卫生的总体落后和体制积弊，突出表现在萨斯瘟疫爆发时， 中国官方蓄意隐瞒疫情，导致疫情迅速泛滥和扩散的世界性灾难。令人哭 笑不得的是，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严词批评，中国政府竟然一下子掏出了 一亿美元，向该组织捐款，以尽快堵住该组织的口。人们不禁质问：当中 国医疗卫生事业亟需投入的时候，那些钱，人民攒下的血汗钱，都到哪儿 去了？(自由亚洲电台) ～～～～～～～～～～～～～～～～～～～～～～～～～～～～～～～～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新书《兴隆的九十年代--世界最繁荣的十年新历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阶段，也是美国经济泡沫 形成、膨胀和破裂的阶段。美国经济是如何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 走向衰退的？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在最新出版 的一本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 这本书的名字是《兴隆的九十年代：世界最繁荣的十年新历史》(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泡沫经济破裂成因* 　　从2000年三月美国股市从顶峰爆跌以来，美国经济在衰退和疲软中徘 徊了三年。然而就在进入千禧年之际，人们还在为美国出现历史上持续时 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时期感到非常骄傲，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充满无限的希望 。有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以网络经济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出现很可能会 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周期，从此而进入一个充份就业、没有衰退 的新时代。言尤在耳，美国经济就跌落下来，经济衰退和疲软的阴影又牢 牢地笼罩在所有美国人的头上。历史为什么为给经济学家们开了这么大的 一个玩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里茨在《兴 隆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 一书中指出，新经济并没有打破 经济周期性，造成今日经济衰退的因素早在繁荣时期就已经出现。他认为 ，美国发起的经济全球化和简化经济法规的做法是促成经济泡沫形成和破 裂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毁灭种子** 　　斯蒂格里茨在新书发行会议上说：“甚至在90年代之前，全球化的问 题就已经呈现。1999年的西雅图会议原本指望会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 始。那次会议特别用西雅图这个城市的名字命名就有这个意思。克林顿总 统为会议议程的制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会议期望很高，甚至想把会议叫 做‘西雅图回合’或者干脆就是‘克林顿回合’。但天不随人愿。我们现 在记住那次会议的东西就是‘西雅图骚乱’。来自许多国家的团体和个人 对经济一体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美全球化宏观错误* 　　斯蒂格里茨在90年代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在书中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之上的：也就是通 过自由贸易，全世界所有国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会得到繁荣。斯蒂 格里茨认为，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全球化。 他批评美国政府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宏观管理方面的错误。 斯蒂格里茨说：“美国政府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以公平和社会正义为基础 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而是想尽办法为美国公司打开外国市场的大门，只是 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结果是乌拉圭回合，贫穷国家的利益被忽视。我们 打开了别国的市场，却没有相应开放我们的市场。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 做法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美国的自私，导致了贸易谈判的破裂 。” 　　*美国单边主义后果* 　　斯蒂格里茨强调，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所奉行的单边主义是一个重 大错误，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 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巴西经济危机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斯蒂格里茨认为， 贫穷未必会产生恐怖活动，但贫穷和绝望给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他认为，911以后美国经济受到恐怖活动重创，究其原因，美国对外 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难逃其咎的。 　　*简化经济规则导致泡沫形成* 　　《兴隆的90年代》一书中提出的第二个促使90年代因特网泡沫形成和 膨胀的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放权，简化经济法规。斯蒂格里茨说：“任何游 戏都要有规则、有裁判。没有规则和裁判，就是一片混乱。经济游戏也是 这样，需要规则和条例。90年代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太迷信放权或者简化 法规的作用了。不错，我们有许多经济法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不能够适用 于新的情况，需要修改。但不应当简化规则，应当补充或修改。” 　　实际上在90年代，斯蒂格里茨说，美国的经济决策者太迷信西方自由 放任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政府要小，经济法规要少，相信市场自身的 调控力量，因而大量简化经济法规，放手让经济自行运做。结果造成了许 多问题。斯蒂格里茨说，安然能源公司、世界通讯公司、安德森会计公司 等重大的公司丑闻都出在简化法规最多的几个行业，如电力行业、电讯行 业、会计和审计行业等。法规大量简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减弱、甚至取消 了对企业以及企业主管的有效监督，为各种舞弊做假行为开了方便之门。 　　斯蒂格里茨教授还指出，更为严重的是，当经济运做失去了必要的规 则之后，整个市场经济就从根本上出现了问题。本来价格是市场的导向， 但在疯狂的90年代，奠定价格基础，决定投资方向的不是供求关系而是有 意或无意造成的错误信息。公司主管为了得到巨额的股票期权不惜制造假 帐，玩弄“概念”来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争取投资。斯蒂格里茨指出，当 所有公司和整个市场都被这种虚假的东西操纵的时候，投资便失去了理性 ，市场便失去了缰绳，经济便陷入了灾难。斯蒂格里茨举例说，当时被人 们追捧最热的光纤行业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是，美国铺设好的光纤线路 中有百分之九十根本没有人使用，造成的投资浪费可见一般。 　　*格林斯潘“动口不动手”留下遗憾* 　　作为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有着经常的工作接触。斯蒂格里茨说，在90年代众人都被新经济的光芒照 耀得头晕目眩的时候，美国有一个人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意识到美国经 济正在失去控制。这个人就是格林斯潘。斯蒂格里茨说：“美联储的格林 斯潘看出来经济出现泡沫。他在1996年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谈到了‘非理性 繁荣’的问题。但是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他的话不会起多大作用。果不 其然，格林斯潘虽然对市场具有很大影响，他讲话后市场下滑了三天。但 新的数据出来以后，市场就又长了回去。” 　　不过，斯蒂格里茨指出，格林斯潘的失误是，他只动口而不动手，没 有采取具体措施减缓泡沫膨胀的速度，只是希望通过向市场发出警告而达 到消除泡沫的目的。实践结果看，格林斯潘的目的没有达到。《兴隆的九 十年代》一书还披露了一些美联储决策的内幕。当时人们都认为格林斯潘 没有什么有效手段阻止泡沫的膨胀，但美联储的文件显示，格林斯潘不仅 看到了泡沫而且认为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比如提高股民购买股票时需 要的保证金数量要求，以达到减少股市投机活动。但是，文件没有说明， 格林斯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斯蒂格里茨的分析认为，格林斯潘大概是不 希望得罪太多的人，充当庆典破坏者的角色。斯蒂格里茨认为，在这一点 上，格林斯潘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裂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斯蒂格里茨的结论是，追求私利的个体经济在没有恰当法规制约的情 况下将会造成灾难。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关系应当保持平衡，过渡扩大或 缩小政府的作用都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增长。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