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280期(2004.05.30)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湖南小学教师黄静奇案 2. 民运人士李海因"为海外机构刺探国家机密罪"坐牢九年邢满出狱 3. 布朗大学举办“纪念中国6/4十五周年” 4. 郑贻春：六四十五周年祭 5. 任不寐：十五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从小说《天安门情人》谈起 6. 何家栋：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 7. 辛明：“两王专案”的真假与是非辨析 8. 吴学灿：没有“爱国贼”　只有“爱党贼”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中共的政权基础已烂--湖南省常宁市的“三穷干部”：常宁市是个农 村人口不过60万, 经济落后的县级市. 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世世代代靠种田 耕地谋生. 现已不堪繁多的,巧立名目的, 强行的摊派, 罚款及沉重的税费 负担,下广东打工.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靠在外打工赚钱，生活很苦. 这个 市的财政历年累计负债已达数亿元. 2003年, 市本级财政总收入15487万元, 扣除应缴省和中央3110万, 支出23297万元, 收支两抵 赤字7810万. 其中, “三穷干部” 的工资支付11261万元. -作者：萧一湘 男 81岁 通信处：湖南省常宁市公园村250号 电　话：0734-7221817 邮政编码：421500 电子信箱：cnxyx99@163.coｍ 2004-4-2定稿 　　中国人口迅速老化，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专 家普遍认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世界各国从未遇过的一场人口危 机。中国学者认为，为化解这场危机，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废除计划生育政 策。 　　凤凰卫视前副主席一家在深圳被灭门！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凤凰卫视前 董事局副主席兼经营总监周一男在深圳福田区的寓所中，5月30日被发现5 尸凶杀案，尸身已经发臭。现场消息指死者包括周一男一家三口、保姆及 公司会计，全部身中多刀，周的6岁女儿更惨遭割喉。但警方则未证实案中 死者身份。据香港文汇报报导，事发现场为深圳福田区信托花园，周一男 居于该花园9E座地下一个逾1500尺的单位。据悉，周近期曾向友人透露遇 上麻烦，要结束生意，并出售楼宇及房车，准备离开深圳返回北京居住。 现年50多岁原籍北京的周一男，据悉曾在中央电视台属下的华颖国际任要 职。华颖于1996年收购本港凤凰卫视10%股权，周被委任担任卫视董事局副 主席兼经营总监；至1999年华颖国际出售凤凰卫视股权，周离开卫视。据 悉，周之后到深圳大展拳脚，开设广告公司，与30多岁的四川籍第二任妻 子及6岁女儿同住。今次一同遇害的还有16岁保母和60多岁的公司会计。一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保安告诉记者：「现场那叫惨啊，地上墙上都是血。居 然连一个6岁小姑娘也未能幸免。」 　　香港纪念六四游行7年来人数最多! 在30度的高温下，纪念1989年「六 四事件」 15周年的游行， 5月30日下午有秩序、和平地举行。主办机构支 联会相信，受到人大否决双普选及名嘴封咪的言论自由冲击，参加人数打 破了九七回归以后的纪录，约有5600人参加，较去年增加逾一倍。警方则 只提供起点人数，估计约有3000人。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为「这证明香港人 愈来愈成熟，愈来愈知道用什么方法维护自己的自由和人权」；左派阵营 则指摘有政党借六四游行为选举拉票。 　　游行队伍下午三时在维多利亚公园集合， 首先唱歌并宣读游行宣言， 然后在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的带领下，打着“平反六四还政于民”等大幅标 语，游行到特区政府总部。期间香港民间组织“四五行动”的几名成员抬 着一副黑色的纸棺加入游行队伍。据悉，支联会将于六月四日晚八点在维 多利亚公园举行十五年来从不间断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届时还要上演一 个音乐剧，将“六四”再现舞台，预计有四万人参加。 　　继多位名嘴因受压而「封咪」後，专门揭露国内违反人权事件的中国 人权民运讯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近日亦怀疑在港遭到监视，令他忐忑不安 。他昨日发出声明时，更两度要求传媒以後不要刊登他的相片。卢四清昨 在声明透露，前日在湾仔会展参加佛指舍利祈福大会时，有「一个人坐在 自己身边」，昨日下午他又发现同一人在自己家附近出现，该人「满脸横 肉」，令他感到不安。他自言「已厌倦政治人物的虚伪，今後只想利用自 己的能力及经验去发展事业，以让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我又可做一些 事帮到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卢四清又表示，不想再成为公众人物，又透 露自己把家庭看得比自己的的生命更重要。他在声明中先後两次要求传媒 今後不要再刊登他的相片。记者昨晚曾致电卢四清，但两次与他对话不足 一分钟便告离奇断线。(苹果日报) 　　美国总统布什星期六重申了“一个中国”的立场。据悉，由于台湾的 副总统吕秀莲近日出访中美洲要过境美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弹。美联 社星期天援引中国外交部的消息说，布什总统星期六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 涛通电话时，重新强调了美国将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保持一个 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 (RFA) ～～～～～～～～～～～～～～～～～～～～～～～～～～～～～～～～ 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湖南小学教师黄静奇案 　　按：清朝末年，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最后还是翻过来了，目下这个 小学教师黄静的案子并不复杂，之所以成为一宗奇案，就因为共党的司法 系统之不公，不正，居然连风雨飘泊之中的没落王朝都不如啊！（智叟） 　　一年前的2月24日，湖南湘潭市小学教师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教 师宿舍自己的床上。由於死亡原因引起争议未能结案，黄静遗体躺在当地 殡仪馆巳经四百多天。黄静之死，引发数十专家学者参与的大讨论，有人 为她设立专门纪念和讨论网页，迄今巳有163万人浏览。中央电视台26日播 出黄静案专题节目，再度引起全大陆性讨论。 　　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频道的「社会纪录」栏目中，选择深夜11时30分的 时段播出这一专题，但以中央级又是影响最大的媒体，采访了黄静案的当 事双方，即黄静的父母和一度被视为黄静案犯罪嫌犯的男友姜俊武及其父 母，以及办案的警员、法医等人，使得黄静案社会关注度全面提升，巳超 过此前大学生孙致刚在广州看守所被打死案。 　　21岁的黄静，在临丰小学任音乐教师，其母也是教师。生前男友姜俊 武之母是小学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其父是地方税务局前纪检组长。 小学校长戴灿荣是姜俊武的乾妈，是姜母的下级，也是两人恋爱关系的介 绍人。查办该案的当地派出所，与街道办事处关系密切。又传姜曾有求欢 不从，打断前女友之腿，其父出几十万摆平前科。 　　黄静死前当夜凌晨2时30分由姜俊武送回，姜一晚留在黄的宿舍。在黄 被发现死後，因现场留有姜的精液、黄有身体多处挫伤，一度视姜为强奸 致人死亡案件犯罪嫌疑人。但後来法医口径大变，相关证物报称失踪，姜 以不在现场为由不予立案，可证明黄无既往病史的体检表也从档案袋中不 见。 　　黄静究竟是因病自然死亡，还是因姜强行性交不从後死亡，四百多天 以来各方说法多多，现在更加争持激烈，有人说又可能要最高检察院和公 安部来插手，方可能有点结论。 　　这样一起怪怪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是一个普通的小学女教师和一个地 方小科长，之所以引起全大陆性的关注和讨论，一是很多人怀疑姜的父母 持权「摆平」该案，二是人们对今天的共产党干部、公安部门乃至司法制 度，实在没有多大信心，又实在有太多的怨气。（云上风/原载世界日报） ～～～～～～～～～～～～～～～～～～～～～～～～～～～～～～～～ 民运人士李海因"为海外机构刺探国家机密罪"坐牢九年邢满出狱 　　BBC/参加六四天安门亲民主运动的中国异见人士李海在被拘禁九年之 后星期天（5月30日）获得中国当局的释放。这个日子距离“六四”15周年 纪念日只有几天。 　　关押李海的良乡监狱的官员说，李海是在星期日当地时间早晨九点获 准离开监狱的。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的消息说，北京警方在李海被释 放前几天前往李海的家，警告他的母亲在李海出狱之后不要引发"任何不希 望出现的事件"。 　　随着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政治异见人士 及其家属的监视以防止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 　　李海的母亲在接受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中表示，"李海获释，大家都很 高兴，但没有完全自由。"她还说，每次外出都会被人监视，家里的电话也 被监听。 　　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李海在天安门事件后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一 年半。出狱后，他继续收集有关入狱民运人士的资料。李海被控"为境外人 员刺探国家机密"的罪名，1995年再度遭判刑九年冤狱。 ～～～～～～～～～～～～～～～～～～～～～～～～～～～～～～～～ 布朗大学举办“纪念中国6/4十五周年” 　　5月29日布朗大学在毕业典礼举办了“纪念中国6/4十五周年”,这是近 年少有的由美国大学主持举办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著名中 国异议人士徐文立先生做了题目是：“良知是人类最高尚的品质”的演讲 。 　　这次活动的具体主办单位是Watson研究所，所长介绍了几位来宾： 　　1. 郭罗基 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锋, 长期 被邓小平等人压制, 后被迫流亡美国, 为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现任“关 注中国中心”顾问、“中国人权”理事。 他将自己的一本著作《共产党违 法案纪实》委托Watson研究所赠送给布朗大学。 　　2. 谢中之 美国爱国华侨，一贯支持6/4学生的爱国运动和中国的民主 人权事业。 　　3. 李进进 原北京大学研究生, 6/4期间创立“工自联”并任法律顾问, 6/4之后被中国政府关押二年, 出狱后流亡美国, 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法学 院，法学博士，现任纽约职业律师。 　　4. 王启迤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布朗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社会 学硕士。6/4期间曾任布朗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 积极支持6/4学生的爱 国运动，现任职于罗德岛州医院。 参与创建“关注中国中心”，并任徐文 立高级助理。 　　5. 陈小平 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员，积极支持和参与6/4学生的爱国运动 ，6/4之后被中国政府定为“六四黑手”并关押一年半，后流亡美国，现任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6. 王有才 原北京大学研究生，6/4期间任“高自联”秘书长，6/4之 后被中国政府通缉、关押三年，1998年创立中国民主党，同年被中国政府 判刑11年，200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被迫流亡美国，现任哈佛大学访问 学者。 ～～～～～～～～～～～～～～～～～～～～～～～～～～～～～～～～ 郑贻春：六四十五周年祭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巨大惨案。今年的六 月四日，即将迎来它的第十五个纪念日。 　　每当这个敏感的日子到来之际，中共及其党魁又要像以往那样闻之而 色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然不可终日也！为了保权维党地使社会 主义红朝帝制苟延残喘，伟光正屠夫们想必又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始 终处于焦头烂额、无所适从的窘态之中，又要例行公事地颁布各种各样要 求严防死堵的「绝密」字样的内部档，以严密监视中国大陆民主自由的一 举一动，以预防针对极权专制共产政体的各种愤怒声讨与强烈抗议！ 　　这，实在是毫不新鲜的见惯不惯，乃至于司空见惯；这，实在是中共 一以贯之的流氓无耻之所为！ 　　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将一如既往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法西斯伎俩，再一次展现其与人类相异化、与人类文明相敌对的罪恶 本质！或关押异议人士，或严密监控天安门广场，或升高中共军队的战备 等级，或如临大敌地让警察特务严阵以待，总之哪怕使出吃奶之力，也要 千方百计地强制稳定处于火山口上的共产极权专制！中共的目的很清楚， 那就是：让中国人民在无情岁月的磨蚀下逐渐地消解自己的记忆和意志， 日益淡忘中共所制造的六四惨案及其全部的血腥与残暴！估计中国大陆党 控媒体的全部宣传机器，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在中宣部的 的严密指令下，也将全面地开动起来，制造出层出不穷、决不新颖、一如 既往且变本加厉的谎言垃圾，对六四掩耳盗铃地只字不提，全当没有发生 过这码子事儿似的！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误了中共的政治小命！正像十五年来每 到六四时所发生的那样，目前，国内外所有的正义之士正在大张旗鼓地从 事著让中共及其党魁极不情愿地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六四纪念活动。遍及于 全世界各国的民运人士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将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地区 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如在中共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共产暴政等活动，尤其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由著名网站大纪元等在互联网上有声有色、威武雄壮 地搞起了让中共数万网警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声势浩大的六四征文活动。 一篇又一篇六四惨案回忆文章，诸多言之成理的理论分析与掷地有声的深 刻评论，都异口同声地和众望所归地把制造六四惨案的中共及其党魁永远 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中共及其党魁的是：六四是中国人心中永远 的痛。六四是永远不会被中华民族所遗忘的，就像南京大屠杀永远不会被 中华民族所遗忘一样，就像共产专制的种种恶行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记 忆中、永远铭记在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尤其铭记在中国人灵魂的档案中 一样。中共想人为地篡改历史、伪造历史，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愈加强烈 地证明极权专制主义党的腐朽没落与无可救药的极端可耻的本质特征。强 迫中国人民忘记自己亲身经历的巨大的历史悲剧，只能是中共及其党魁的 一枕黄粱，只能是社会主义窃国大盗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痴心妄想！中 国人民对六四的记忆力，有如铜墙铁壁一般地刚强，有如合金钢一样地不 可断裂！中国人民已在血腥而残暴的共产专制所造成的累累白骨、哀鸣不 已、噤若寒蝉等悲剧面前猛然惊醒，大义凛然地显示自己不可抗拒的普遍 民意：告别共产魔道、与红色中世纪相诀别，目的是要开创出具有人类文 明普世价值意义的现代化公民社会！ 　　六四亡灵们为中国社会从奴役到自由的巨大的历史变迁曾经付出了沉 重和沉痛的无比珍贵的生命之代价！他们是自由的先驱，他们是民主的英 烈，他们是人权的卫士！他们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的理想，一定 要在神州大地上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从这种意义上讲，六四亡灵们的精神是永生的，是不朽的，是与日月 同辉的，是与星辰共荣的！ 　　愿六四英雄的亡灵们，安息吧！亲爱的英魂们，我怀念你们的滔滔泪 水和无尽悲鸣，已经化做惊天地泣鬼神的山呼海啸、海浪般经久不息的怒 吼以及滚滚而来的万钧雷霆，正在冲击、荡涤、淹没、摧垮并砸烂一切冤 案的最大制造者——狗尿苔金銮殿的共产王朝、社会主义的帝王宝座、窃 国大盗的顶戴花翎以及金字塔型顽固得不堪一击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 　　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九八九年 民主运动与最惨烈的六四悲剧的亲历者，笔者委实感慨良多，一言难尽矣 ！十五年的苦楚、十五年的忧伤、十五年的奋争、十五年的寂寞、十五年 风吹不干的泪水、十五年片刻无宁的愤怒，如何能够寄望于一篇或几篇纪 念文章？如何能够竹筒倒豆子似一点不剩地、全面而彻底地倾诉出笔者的 万端感慨、以及笔者那压抑已久的思索呢？于万般无奈之际，笔者也就只 好择其要者，概述大略，敷衍成章，以志纪念耳！ 　　一、六四是大屠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对和平请愿的北京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展 开大屠杀的惨绝人寰的黑暗之日，即俗称的屠城之日。五月十九日中共召 开戒严大会之后，由邓小平作为实际首脑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 ，用三十万大军对北京这个千年皇城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包围。 　　六月四日凌晨，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天安门广场 兵分几路地发起总攻，沿途遭到了几百万北京市民的和平抗议与封堵！但 是，中共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却禀承社会主义朝廷——以邓小平 为最高权力者的中共中央指令，扣动板机，枪声大作，滥杀无辜，死的死 、伤的伤！固若金汤的坦克和装甲车横冲直撞，在人群涌动的大街上如入 无人之境地一路疯狂挺进！多少人竟被坦克的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糊，顿成 肉浆，肝胆崩裂，热血奔流！ 　　一边是和平抗争的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即被中共所污蔑的 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另一边则是武装到牙齿的共产法西斯武装集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场面就以这样的两军对垒的方式呈现出黑格尔 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尤其不可理喻的是，后者竟然对前者展开了绝不 对等的、史无前例的、残忍而暴虐的大屠杀！ 　　被邓小平及其流氓无耻的中共封赏为「文明之师」和「正义之师」的 共产法西斯武装，终于取得了专制的稳定压倒自由民主、死亡的沉寂压倒 了一切鲜活生命的新一轮共产土匪肮脏无耻的杀人胜利！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国务院在以邓小平为实际首脑的屠夫们阴谋策划下一手制造了震惊 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大屠杀，是中共及其党魁对中国人民所制造的历来如此的丰功伟绩； 大屠杀，是社会主义制度草菅人命的本质表现；大屠杀，是红色中世纪自 身生存与流氓发展的一般常态！六四大屠杀，不过是中共草菅人命的历史 和草菅人命的现实的集中表现，不过是社会主义奴隶制下中共统治阶级， 即国家行政官僚阶级对付人民群众的一种司空见惯的御用方式！ 　　正如事实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比痛恨日本侵略者在 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同样地，与南京大屠杀具有本质上一致 性、在某种程度上比之更加卑鄙恶劣、更加惨无人道的六四大屠杀，理所 当然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声讨与一致谴责；包括中国 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极为痛恨希特勒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展开的对 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同样地，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苟同中共杀人党及其 党魁为杀人的「平暴」所做的完全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辩护之词。 　　作为杀人党的中共及其党魁至少应该懂得以下这些最起码的基本道理 ：稳定，不是屠杀的理由；红色政权的稳定，不是屠杀的理由；社会主义 制度的无耻发展，不是屠杀的理由；封建社会主义的顶戴花翎，不是屠杀 的理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帝王宝座之稳定，不是屠杀的 理由；社会主义的无赖国家政体，不是屠杀的理由。 　　如果说屠杀有甚么理由的话，按照中共及其党魁毫无人性的理解：死 亡以及死亡的稳定，乃是压倒一切的屠杀理由；中国人民只允许做社会主 义奴隶制下的红朝奴隶，而决不允许有任何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言论以及 自由的行动。这，就是中共及其党魁大开杀戒的理由！ 　　中共刚刚建政的五十年代初所搞的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 以保卫非法的共产暴政之名义滥杀无辜的；被中共定论为「十年浩劫」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保卫社会主义皇帝——毛主席的名义对所有 的知识份子、对所有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有识之士杀无赦的革人命运动！ 六四大屠杀，可以说是杀人党把自己的狰狞面目全部彻底大暴露的登峰造 极之表现！ 　　的确，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皆有赖于连绵不 绝地杀人，有赖于为杀人的合法性寻找到种种似是而非、硬把不是当理说 的胡搅蛮缠的歪理邪说！彷佛只有杀人，才能充分地显示杀人党的伟光正 。不杀人或少杀人，又如何能够显示出伟光正的英明与无耻？ 　　二、六四是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与理想的镇压。 　　中国人民二千多年来一直悲惨地生活在极权专制主义的重压之下。以 前是生活在历朝、历代的封建主义王朝统治之下。一九四九年所谓的解放 之后，中国人民又更加悲惨地生活在极权专制的共产王朝统治之下。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奴隶制所实行的罪恶统治，使中国人民概 莫能外地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被逼无奈的社会主义红色奴隶。红色奴隶 制的根本标志就是：在红色政权的淫威之下，人权被统统地取缔，自由被 全部地剥夺，民主根本就没有，人权无影无踪，法治被人治彻底地置换！ 按照江泽民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民只能有所谓的生存权，即喘气的权利， 亦即所谓的猪权，而没有或不可能享有民主自由等人之为人的权利。 　　自中共建政之后，虽然人们每时每刻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共产极权的强 力镇压，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奋力争取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停止过，反 抗共产暴政的正义行动始终都没有间断过！诚如我们所知，民主自由向来 是中国人民的理想，是公正与正义的内在与外在标志，更是人性、道义与 良知的制度化延伸。 　　共产暴政长斯以来全面彻底地消除民主自由的卑劣图谋，只能激起中 国人民不同形式的愤怒、抗议与反叛！ 　　无论一九五七年广大的知识份子对共产暴政的谴责与批判，还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遇罗克、张志新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对毛泽东及其领导 的中共所做的深刻的剖析与抗议，亦或是一九八九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 轰轰烈烈的声援北京大学生的广泛而深入的民主运动，都在在说明：中国 人民是决不会被强权的暴政所欺辱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挣脱共产暴政的沉 重枷锁，而大踏步地迈向有尊严的大写的人的光荣地位！ 　　以邓小平为幕后魁首的中共一手策划、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是对 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无耻镇压。通过包围北京，而包围中国人民寻求 自我解放的心灵；通过取缔北京大学生与市民的和平请愿，而取缔全中国 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普遍诉求；通过灭杀天安门广场的抗争运动，而灭杀全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制度、建立公民社会的美好理想！ 　　由此可以想见，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共何其无道！何其歹毒！中共及 其党魁又是何等的无耻！何等的小人！其卑鄙、其残忍、其暴虐，都一而 再、再而三地证明：与其说他们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莫不如说他们是货真 价实的窃国大盗，莫不如说他们是只懂玩弄权术、只善于幕后交易的权谋 家、阴谋家，莫不如说他们是天良丧尽的一帮无耻之徒、杀人不眨眼的屠 夫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骗子，等等。 　　中共及其党魁只知道为了一已之私或一党之私而使出浑身解数地保住 没有几两沉的顶戴花翎，牢牢把握住窃国大盗的非法权柄，甚么祖国的命 运、人类的前途，甚么道德、良知、人性等等，都统统地不在他们的话下 ，但却可以作为他们大肆行骗的共产口号。他们就是这样极端无耻的匪徒 、流氓、痞子、瘪三！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从江泽民到现在仍然活跃于 中国大陆、仍然把持著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资源的位高权重 者——政权上海帮等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庸人们，这些都是毫无人性、却不 乏党性和兽性的厚颜无耻的杀人狂魔！他们连绵不绝地、活生生地上演著 一出又一出丑陋的现代版和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他们决不允许中国人民拥有任何自由，但他们自己却可以有肆意滥权 的自由；他们决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任何民主，他们却要代表人民无商量， 强暴似地为民做主；他们专门讲究极权专制等统治权术，而全盘否定中国 人民的人权；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法治概念，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滥施人治 。 　　他们是野蛮的政治野兽，是反文明的权力败类；他们是丧失人性、更 毫无道德规范的弄权人，是反人类的红朝统治者；他们毫无人类文明普世 价值的现代观念，而专讲有权能使鬼推磨，是反现代化的落后标志。 　　由这些窃国大盗作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大 陆的社会进步，又从何谈起？希望都没有了，却不乏令人扼腕兴叹的绝望 ！中国人民的前途都没有了，只剩下了肆意滥权者的权途和钱途，是权钱 交易之途、是贪污腐败之途、是全面堕落之途！ 　　这是中国大陆六四镇压之后所必然出现的把无耻当光荣，把脓疮当花 朵、把肉麻当有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惨烈的政治图景！ 　　三、六四是国家暴力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共产罪恶。 　　中共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武装革命、武装叛乱等方式最后颠覆 了合法的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 中共及其党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红色王朝。之后，中共及其党魁一直在中 国大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一直从未间断地大搞具有中国特色 法西斯主义的共产暴力与共产恐怖！ 　　只要中共党魁拍拍脑门想出个甚么莫须有的名义，那就可以运动人民 无商量，那就可以动用国家强制力对中国人民横行无忌地肆意逮捕关押、 法办枪决！只要有谁胆敢发表与中共及其党魁的统治意志稍有不同、更不 用说反对的真实言论，大祸临头就不可避免，走向刑场就势所必然。总之 ，不是像张志新那样枪决之前被割破喉咙，就是像李九莲那样在走向为人 民服务的墓穴之前被活生生地取肾，再不就像林昭那样被无辜枪杀之后， 死难者家属竟被索要社会主义杀人不眨眼的子弹费！ 　　中共大规模地杀戳中国人民，可谓是罪孽深重，恶行累累，一言难尽 ，罄竹难书！在迫害人权和屠宰人类方面，中共比二千多年前秦朝大将白 起一次性地坑理40万赵国兵卒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希特勒焚烧六百 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大搞东亚圣战的日本皇军之三光 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50年代初中共以镇反的名义大开杀戒开始，到六四大屠杀为重要标 志，直杀得整个中国大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人人不保！直杀得红旗飘 飘、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的血红之色！极为荒唐的毛式运动，哪一个 不是以革人命为能事？哪一个不是以制造全社会的红色恐布为特征？哪一 个不是以连绵不绝地产生出惨绝人寰的冤狱为结果？ 　　中共及其党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荒谬绝伦的 活体实验中以暴力为核心，以恐怖为阴影，以谎言为旗帜，业已造成八千 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共产一世皇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命呜 呼之后，作为共产二世皇的后任者邓小平，非但没有排斥并否定毛泽东给 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共产暴力与共产恐怖之阴影，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把共产 暴力与共产恐怖推向六四大屠杀的反人类的无耻之极致！ 　　六四大屠杀是实行国家暴力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共产罪恶。因为六 四枪声一响，几乎所有人类正义的声音或是被消除或是被强力压制，至少 在六四刚刚发生的中国大陆，几乎听不到甚么正义的诉求与良心的呐喊， 但却不乏扭曲人性、献媚邀宠的莺歌燕舞，但却充斥著厚颜无耻的伟光正 及其独具特色的假大空！北京在六四遭到了屠戳，这也就意味著：中国人 民的现代化努力遭到了屠戳，中国大陆走向现代文明的希望遭到了屠戮， 中国人的良心、道义与人性遭到了屠戳！一切美好的希望均被共产暴力与 共产恐怖所造成的阴森森的绝望所取代，犹如鲜活的花朵被肆意摧残成支 离破碎之惨状！ 　　踏着六四鲜血一路登上共产三世皇宝座的江泽民，随即展开了中共再 三表白的决不秋后算帐的清查工作。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人人必须与中 央保持一致。哪怕共产红朝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也必须上行下效，不得 有误；哪怕中共党魁信口呲黄，胡说八道，也必须鹦鹉学舌，决不走样。 对中共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必须人人拥护，必须人人说好。尤其不可 思议的是，人人都必须认定六四是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英明果断之措施！ 　　人人都生活在六四的巨大恐怖之中，人人都面临著共产强权对普遍民 意的肆意强暴！在这万般无奈之下，人们于是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儿地按照小报抄大报、全国一个 调的行为方式，违心地作出拥护中共大屠杀英明决策的被逼无奈的表态！ 　　这，就像遭到匪徒抢劫的受害者得对匪徒的抢劫表达言不由的感激之 情一样，就像遭到强奸犯凌辱的少女得向心中无比厌恶的禽兽表达海誓山 盟的爱恋之情一样！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荒诞不经到这种极端可耻的程度 ，足可以让热衷于黑色幽默的现代派作家也不禁大开眼界了。实为千古未 见、千古未闻也！可能只有把暴力与恐怖当做统治之术的中共，尚可以做 到这样无耻之尤的恶劣程度！真乃卑鄙下流！竟达到恶魔之地步！ 　　四、六四是对改革开放的严重创伤。 　　改革开放是在八十年代初针对毛泽东式的共产极权和闭关锁国的统治 方式提出来的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正确路线、方针与政策。既然毛泽东那 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总得找一个能够有所不同的东西来替代它。这个 替代的东西，当时就叫做改革开放，这种提法并且也沿用至今。 　　中共上个世纪八十年初实行的改革，与八十年前的清廷政革具有极大 的类似性，虽然前者比后者尤显浅薄而狭窄。也就是说，清廷改革至少在 言论自由方面似比中共有更多的可取之处。在清廷的封建统治下，私营报 馆业已出现，言论自由已然具备较为宽松的条件。与之相比，中共则一直 实行紧约束的党控媒体。邓小平领导的中共在新闻自由方面甚至远不如慈 禧老佛爷领导的腐败无能的清廷！此外，清政府领导下的公民结社，也比 如今所强甚多。如此等等不改革，又怎么能行？ 　　所谓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要把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加以 彻底地改变，把毛泽东改成蒋介石、孙中山，把被中共所扭曲的历史给更 正过来，使中国大陆在摆脱共产统治的巨大的弯路之后重新走上中华民族 心向往之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正轨。 　　换言之，改革的成功标志是：悉数取缔中共长期形成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一元化领导而实行符合人性的多元化，破除中共意识形态的 长期垄断与严酷束缚，废除一党专政、党魁独裁的社会主义腐朽政体，根 除冤案产生的土壤——共产王朝：官爵分封制。按照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 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改造共产王朝统治下的 红色中世纪的中国大陆，从而使中国人民从专制压迫中挣脱出来，赢得自 由。 　　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逐步实行人类文明的 普世价值，实行三权分立、舆论自由、结社自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等 现代化民主制度。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理直气壮地实行资本主义 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人民在摒弃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赢得政治文明的 新时代，正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业已在中国大陆表现出它那生机盎然的 巨大活力一样！ 　　五、六四后遗症，极其严重，甚至无可救药！ 　　六四保障了以邓朴方为代表的中共官僚及其家属们利用窃取的国家权 力谋取的巨额非法私利，并且为中共高官的前腐后继打开了难以遏制的潘 多拉盒子。六四一声枪响，给中共的各级掌权者带来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信 息，这就是：国家是属于你们的，公有制生产资料是属于你们的，社会主 义奴隶们的命运也是属于你们的，对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更是属于你们的 。能贪者贪，能污者污。贪污腐败算是你们有本事，无耻之尤以至于恬不 知耻，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伟光正三个代表！ 　　六四镇压之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毫无信誉，不守承诺，毫无规 则地行事，整个社会真乃一塌糊涂！人之不人、鬼之不鬼，人鬼莫辩！六 四后遗症，委实难述其万分之一也！六四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人类文明 的耻辱。六四，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是所谓的光荣，并且是万古流芳 的自豪。六四，不但不是光荣，不是自豪，而且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 　　一九八九年伟大的民主运动由于挣脱共产极权统治、摆脱奴隶地位的 正义之举，将加载人类文明的史册，并毫无疑义地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 界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与骄傲！但是，六四由于是中共一手制造的惊天 惨案，因而不是人类的光荣，而恰恰是一种罪莫大焉的、无耻透顶的罪恶 。由此可以判定，作为伟大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与中共灭杀这一伟大民 主运动的六四惨案，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更不可以二者混淆。对此，我 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六四作为中华民族的巨大耻辱，作为人类文明的巨大耻辱，是必须加 以洗刷的。应该雪耻！只有在雪耻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赢得自身的光 荣，政治文明才能够回归于中国大陆！ 　　六、六四是挫折，是歧途，是失败。 　　六四是中国大陆全面现代化的重大挫折，这个挫折是由中共及其党魁 ，即垂帘听政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一手造成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 普遍意识到共产制度业已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理想的、是很不好 的一种制度。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伟光正社会，也是有极大缺陷的、十分成 问题的社会。 　　所以，如何选择一条抵达理想境界的正确道路，这个问题极其鲜明地 摆放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面前，也摆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倘要追求 中国大陆的全面现代化，那就必须彻底抛弃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酷禁锢，那 就要刻不容缓地和当机立断地把四项基本原则扔进历史垃圾箱。并在消除 共产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阴影之基础上，把历史的航向拨正到 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方向上来。这，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先锋知识份 子所极力提倡的。 　　但由于共产专制长期的巨大惯性，中国知识份子以及中国人民的全面 现代化努力最后遭到共产暴政的镇压而被强制阻断，六四由此成为令人痛 不欲生的巨大挫折。 　　六四是歧途，甚么叫歧途？歧途就是走弯路，而不能直线走。八九年 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这句口号是正确的，是足 以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反抗共产暴政的、具有凝聚力的鲜艳夺目的旗帜。 但六四一镇压，贪污腐败便加速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历史进程。权力市 场化，不断地攀上新的台阶，其无耻的程度不断地越演越烈。换言之，在 上海瘪三江泽民执掌红朝大权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成为具有中国 特色流氓无耻的最高阶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建立红色政权，是中国现 代史上令人惨不忍睹的歧途。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现代化的努力已经走过 了一个大大的弯路，这个歧途已经走了二十七年甚至更长。毛泽东老死于 中共主席的皇帝位置上还不能算是结束，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又搞 了二个「凡是」，也不能不算是歧途。 　　在毛泽东及其中共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情 况下，中共不得以向慈禧太后和清朝政府取经，搞了一个与一百年前的改 革开放相差无多的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及其领导的中共想把这个歧 途缩短一点。在具有改革思想的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内有识之士的主政下 ，毛泽东的歧途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更正，但大致属于修修补补的范围 之内，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与更正。 　　由于邓小平仍然无法摆脱毛泽东晚年的罪恶和悲剧，又不免重蹈了毛 泽东的覆辙，把中国人民引向了由六四所导致的巨大歧途。中国人民再一 次走上了一条巨大的历史弯路，又进入到无法摆脱歧途的恶性循环之中。 　　如何更正共产极权专制的歧途，并把中华民族自我发展的航程拨正到 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正确航道？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人们广泛而深入 的思索。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解除报禁 、恢复言论自由、取缔共产文字狱，并进而鼓励和提倡结社自由、结党自 由，尤其是允许监督执政党的建设性反对党的存在，如此等等，都不失为 从歧途踏上正途的好方法。 　　六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次巨大而惨烈的失败。在极权专制主义的中 共统治下，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所有的民主运动都还没有真正地成功过 。民主墙时期，即二十五年前的民主运动，以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等 人的被捕入狱为标志，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失败 ；一九八六年，合肥、上海等地的大学生运动，由于中共的严密布控，也 终致流产；一九八九年历时将近两个月，引发了全国性抗议示威的伟大的 民主运动，以六四镇压为标志而最终失败。 　　如果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点来考虑，所有与中共暴政相抗衡的 民主运动似乎都没有可取之处，似乎在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而所有的民主 志士都像唐　吉柯德那样与共产巨大的风车进行不自量力的斗争。其不难 预料的结果是：在没有行动之前就早以注定必然失败的悲剧命运。 　　这，就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横行整个欧洲大陆时 ，一批党卫军军官发誓要铲除希魔，并搞了个暗杀希特勒的正义活动，最 后竟全军覆没的的悲剧一样。希特勒脱险的成功与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 ，能说暗杀者的行动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吗？在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的历 史时期，极权专制主义势力可能或必然地，甚至要远远地大于民主自由的 正义力量。 　　在社会主义制度盛行于中国大陆的五十多年里，民主自由的正义力量 常常被共产极权强大的国家机器斩尽杀绝，乃至于消灭于无形。正像极权 专制主义者江泽民所发下的毒誓：一定要把民主的正义力量消除于萌芽状 态！争取自由的人们常常陷入铁丝网与高墙围困的监狱之中，也很难脱离 开专制手铐与脚镣的紧密束缚。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追求者本身不但没 有获得自由，相反却要遭到囚禁；不但没有取得成功，相反还要遭到各种 失败；不但劳心费神，遭受政治、经济损失，甚至连性命可能都要赔进去 ！但为了自由的信念，先锋的斗士们也就只能在所不辞、赴汤蹈火，顾不 了那么多个人得失的算计了。须知，追求自由者被囚禁，这是自由事业可 能或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认为，代价越小，越好。不能因为追求 自由的人遭到了失败而指责自由本身及其追求者。 　　应该考虑追求自由民主的艰钜性，应该认为一九八九年伟大的民主运 动历经六四虽败而犹荣！即便遭到了失败，但民主运动的意义就像埋在土 层里的金子一样，迟早会展现出灿烂夺目的熠熠光辉！有人因为六四遭到 共产极权的残酷镇压，并为此指责一九八九年伟大的民主运动。这，乃是 中了中共及其党魁保权维党的恶毒之奸计！ 　　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的学生运动，是破除共产极权专制，争取中国 人民自由解放的伟大的民主运动。宛如万丈灯塔，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 在茫茫无际的共产黑暗中照亮了中国人民闭锁已久的心灵，并为中国人民 走向公民社会的新时代指明了无比宽广的正确道路。 　　值此六四十五周年来临之际，笔者谨向遭到共产暴政屠杀的亡灵们表 达深深的祀奠与崇高的敬意！ 　　笔者在此强烈呼吁：恢复六四历史真相！希望中共及其党魁立即向全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忏悔自己作为屠夫的深重罪孽！如是，中国大陆方 可透视出一线政治文明的灿烂曙光。 ～～～～～～～～～～～～～～～～～～～～～～～～～～～～～～～～ 任不寐：十五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从小说《天安门情人》谈起 　　“六四”及其“份子”对北京来说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在《复活》中 多次谈到聂赫留多夫猎袋里的一只鸟——这是一只受伤而不死的鸟，它不 断在猎袋里扑腾，使猎袋的主人一阵阵恼羞成怒，因怒成恨。事实上这是 一群候鸟，每年春夏之交，他们会从世界各地在梦中飞向天安门广场，其 鸣也哀。今年是第十五个春夏。加拿大温哥华有位作者叫安田，或者说流 亡在海外的受伤而不死的鸟中的一只，从这年早春就开始的灵魂的故园之 徙。我们是在空中相遇的，每个人怀揣着一堆象形文字，准备撒落在中南 海光秃秃的头上。 　　我不认识安田，但通过他的小说《天安门情人》我们“认识”了。阅 读是一次远隔大洋的交谈，因为对天安门十五年的共同牵念，由于这个共 同的“情人”，由于作为这位卡吕普女神（荷马《奥德塞》）的共犯，我 能为他的故事所感动。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给孩子的信中说：“人的一生 是有限的，妈妈等不到这一天了”；作者在结尾处感慨：“还记得，曾经 的岁月悠悠，往事成空；曾经的壮怀激烈，烟消云散！”这些文字印证了 一个令人绝望事实：我们已经老了，而我们关于十五年前的记忆却一天天 年轻。我试图寻求哲学上的能力穿透这种生命的荒谬，但悲凉却把我束缚 在文学世界痛苦不堪……今年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祭年。无数流亡者从 世界各地抬起花白的头发打算看天安门最后一眼。那里，埋葬了我们的青 春和爱情，我们不过是天安门放逐的风筝，有一条线牵扯着我们的灵魂， 十五年来夜夜勒痛心弦。天安门是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主人，它决定 着我们这十五年的所有命运和选择，这十五年的悲欢离合，背井离乡，全 部可以在那里找到根源。天安门是我们的情人，一个不会爱却因此被疯狂 爱恋的情人，即使十五年之久，即使有所淡忘和放弃，都深刻表达着一代 人苦恋的酸楚和无奈。天安门是我们的羞耻，是我们的“哭墙”，它把全 世界变成“逃城”，把自己民族中的一部分变成“犹太人”，却使这些流 亡者面对世界为自己的国家无地自容。天安门是我们的墓地，是民族的火 葬场，是良心的行刑地；一个由刺刀戒严十五年的、不能放上鲜花的墓地 ，它埋葬着我们的情人、朋友、旗帜和帐篷，埋葬了“司马华”、“赵林 ”和“安娜”，埋葬着我们关于中国人之尊严的最后梦想。天安门什么也 不是，它只是一块厚厚的城墙，一些冷冷的石头，它不相信正义，常识和 眼泪，它只是焚烧献祭的香炉，假贵族发泄虚荣心的马桶，政治丑角建筑 在尸体上的化装舞会…… 　　天安门是我们的宿命。我能想象得出，包括安田和我本人在内，我们 这些天安门的流放者，在十五年旅程的尽头都会长长叹息一声：十五年了 ！然后却是长久的沉默。力量绝对地战胜了上帝，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文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我们真正的逃亡。不过我打算区分一下“我 ”和“安田”之间逃亡的不同，或者说区分一下国内流亡和海外流亡的不 同。最近我一直想详细回顾一下自己十五年来在大陆的遭遇，我想海外流 亡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但内在流亡方面也许同样值得有人做见证。海外流 亡者是失去了祖国，而国内流亡者不仅失去了祖国，也成为法律上不受保 护的人。海外流亡者的痛苦是异乡的文化隔绝，而国内流亡者的痛苦则主 要是警察的骚扰。但是我却每次动笔之际都停下来了。我缺乏文学记述的 能力，也缺乏回首往事的勇气。所以应该感谢邀我关于撰写“书评”的盛 意，它鼓励我顺着《天安门情人》鼓动起来的情绪返回“风雨仓黄的十五 年”。 　　悲剧没有在1989年6月4日结束，也没有终止于国界线上。事实上那仅 仅是开端。“六死之后”成为“六四惨案”的内在部分，并将后者延续下 来了。由于既得利益的自私、凶手的提心吊胆以及苏东巨变引发的大恐惧 ，“稳定”成为中国政治十五年来唯一的意识形态。1989年以后，中国当 局为了用“稳定”压倒一切，警察部门被赋予了更大的特权，随着经费和 人员的增加是整体素质的下降。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绝对地进入了警察 国家的行列，警察取代红卫兵和戒严部队统治了生活。换句话说，国家从 那以后一直处于戒烟状态，一场不断收紧的政治运动以法律的名义持续深 化。这是继“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政治史上又一个黑暗时期，也许可以命 名为“十五年乱动”：国家通过警察力量而不是群众运动有组织地进行政 治迫害。在这十五年中，“六四分子”首先成为迫害的主要对象。大量的 活跃人士被关进监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判处重刑，有的死于刑罚。更 多的人失去了工作，稍有良心的人被边缘化。“市场化”运动加速了这一 边缘化进程，其中一些人则卷入其中而参与了分肥运动。这是一个权力领 导着警察和资本共同统治的时代，因此良心成为国家的敌人和罪犯，同时 也成为国家的经济项目：著名人士成为国家人质，而其他人则成为警察部 门存在和要求经费的商业理由。结果糟透了：最高权力的政治目标是“稳 定压倒一切”，结果由于经济学上的逻辑，“一切压倒了稳定”，特别是 金钱利益压倒了政治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警察部门需要异议者甚于需要 稳定。这一情况似乎直到2003年秋天才略有好转。 　　我是幸运的，我没有被关进监狱。1990年我到了海南谋生。我第一次 和警察打交道是在一次“清除盲流”的运动中。那是一个晚上，海口警察 把我和一些没有暂住证的人“收容”起来了。交钱使我重获自由，但另一 位朋友，他来自武汉大学法律系，1989年也参与了当地的学生自治会，和 女朋友一起被以“卖淫嫖娼”判处15天拘留。我因政治问题和警察直接打 交道是在1997年邓去世那几天。从那以后，我重新成为“重点人口”。 　　1997年2月底，有关部门扣住了我的车子，并把我带到派出所进行盘问 。我的手机和证件也被扣押。三天后我取回了自己的东西，但从此生活失 去了安定。事实上我受到这一礼遇完全是有愧的，因为我从1990年开始一 直与政治无涉。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盘查也许是全国的统一行动，邓去世 被视为一个敏感时间，因此需要对敏感人士进行普查和警告。然而这场“ 重点人口”的普查工作给地方警察部门一个发现新项目的机会，我有理由 相信自己因此为有关部门做出了经济贡献。可以想象150万元的经费申请下 来了，增加人员、窃听和交通方面需要这些钱，尽管花不完。大约半个月 以后，我的司机被收审了。当地有关部门代表“祖国和人民”交给他一个 “光荣任务”：监视任不寐并随时报告。我的司机是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 人，他很害怕。由于他跟我的感情比较好，所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提 出辞职吧，但工资我还可以给你。过两天警察得知这个情况后对他大加训 斥，“不同意辞职”，“否则随时让他打包上山（劳教）”。于是他又来 找我。我说我开除你吧，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开除他的文件。他那这份文件 给警察看，警察将文件撕碎摔在他的脸上，并让他“转告任不寐，我们就 不信制服不了他！” 　　“制服”我的工作真的展开了，大约又一星期之后，我居住地的派出 所给我妻子发了一份“拘传”我的通知。于是我如约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警 察的讯问。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讯”方式，警察发现 我在注意这些细节后来就把现场转移了。我在那里待了7、8个小时。然后 他们办好搜家手续在夜里到我家中进行搜查。他们翻遍了我所有的书籍和 通信，包括机票和像片，并津津有味地阅读着我和妻子恋爱时候的通信。 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因为本来也没有任何“反动材料”。我在搜查令上签 字的时候再次得罪了他们，因为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搜家行动表示了抗议 。然后他们再次把我从家中带走了。我记得我在楼下的时候看见妻子在阳 台上哭泣，当时心情非常难过，也非常气愤。他们经请示最后允许我回家 ，我大约是深夜才返回家中。那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还小，她们问我：爸爸 ，警察叔叔为什么找你啊？！我对这个问题感慨万千，只是把她们楼在怀 里默默无语。面对孩子的问题我常常有许多无奈，那天幼儿园还举行了“ 悼念邓爷爷”的活动，孩子问我：“爸爸，邓爷爷能上天堂吗？”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没有办法做了。但生活最大的改变则是我同意了妻 子坚决要移民的计划。于是才有接下来我3年多妻离子散的痛苦。从1997年 到1999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过着提心掉胆的生活。我和妻子 常常半夜起来透过窗帘查看着外边黑暗的世界，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 我们。记得有一天妻子说：楼对面正对着我们的那个房间里有人在注意我 们。我留心了几天也发现情况异常：那个房间晚上总不开灯，但一直有人 在吸烟。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习以为常了。我后来看到苏联人写的《见 证——肖斯塔克维奇回忆录》、《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两本书， 对这种监视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人们不会知道，监视究竟要花多少 钱，并且监视到什么样的程度。赫鲁晓夫说：他们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听 别人放屁这些卑鄙的事情上了。“稳定”是不计较成本的，何况不是计入 自己的经济成本——相反，它是利益最大化或权力最大化的生产过程。值 得一提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们的监视工作，有时候甚至炫 耀这种特权，炫耀他们对别人私生活的了如指掌。有一次“负责我”的警 察给我妻子打电话，问我的新手机号码是多少。更明显的是此后每次和警 察遭遇他们都警告我：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完全掌握！中国人缺乏罪恶感， 因为人们以耻为荣。 　　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国家毫无根据地把我又变成 了流亡者？这是一种“安全悖论”：由于缺乏安全感，国家视所有人为罪 犯；由于监管，人们被逼迫重新记忆起六四，甚至成为真正的异议者；而 由于被迫害者同时成为监管部门的经济项目，这一返回政治的过程由于迫 害持续升级将不断加强。尽管我“无辜受禄”，但我仍然觉得愧对家人。 由于警察的不断骚扰甚至连我妻子也不太相信我了：你真的什么也没干， 那么为什么警察要找你？！我对这种疑问只能是百口莫辩。我想起1989年 下半年“清查”期间的一段往事，一个从里面出来的同学质问我：我们都 进去了，你为什么不进去？最近几年由于创办“不寐之夜”网站，不断有 人问我：你怎么会没有事情呢？言外之意是你怎么还没“进去”呢？更令 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坚称我在说谎：“他绝对没有遭遇 警察的骚扰，他只是吹牛；警察要是注意他，他太太怎么能移民？”我想 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这类问题：你们去问警察，我不知道。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我预感到这一年会给有关部门“制服”我 提供新的机会。大约四月中旬，有关部门到广州《南风窗》杂志社调查我 的情况，起因是4月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一次民营经济研讨会，参加会议的 主要是一些党内老知识分子，如李锐、李慎之、吴象、吴明瑜、孙长江等 。这次会议从哪一角度上说都是合法的，甚至也不是敏感的。调查的唯一 结果是我失去了《南风窗》杂志社驻京记者这一工作，当然也失去了为该 杂志写稿的自由。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5-8使馆事件期间，我 住在北京大学的招待所里，有一天人破门而入，随后他们就退出去了。我 想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后来在首都机场警察证实了这一点）。第二件事情 是8月份我在内蒙古参加“草原之夏笔会”，我在宾馆的房间再次被警察闯 入，庆幸的是我不在房间，我的几个朋友在那里“遇见”了他们。我到现 在也不清楚那次警察行动是针对我的，还是主要针对来参加会议的宋永毅 先生的。我和宋先生没有住在一起。他从内蒙回京后被逮捕入狱。 　　1999年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六月五日的首都机场。6月4日晚上深 夜两点左右（请记住警察在深夜行动这一习惯及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警察猛烈地敲开了我在中国南方某处的住宅，理由是“查户口”。对真实 的理由大家是心照不宣的。警察搜变了我住宅所有的角落，结果仍然是一 无所获。因为本来仍然一无所有。看得出，这次他们非常失望，因为本来 是有备而来。他们甚至到阳台去查看，到杂货室去查看。然后我再次被带 到当地派出所再次接受“姓名、年龄、性别”等老一套讯问。我从派出所 出来天已经擦亮了。我再没有感慨，只是以苦笑来自嘲。我匆忙赶往机场 ，因为6月5日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商务谈判。结果在当地机场，还不死心 的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我被带到警务室，全身和行李再次被翻个 遍，甚至连鞋子都脱下来查看过了。他们很失望。我终于上了飞机。我打 算喘口气了。我还是太乐观了。 　　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飞机停稳后，空姐突然通知“各 位旅客拿着身份证排队下飞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是找我的， 我先下。我第一个走下舷梯，看见地面上有一辆警车，如临大敌地站着四 五个警察。他们一见到我就围上来，四个人分别抓住我的胳膊，不动声色 地对我说：任先生，我们找你谈点事。我被推上警车。我看见飞机上的旅 客透过窗口目睹了这一幕。这很象电影里的情节，我一时还不能确认这就 是生活，而我自己是主角。看见他们“富有斗争经验”的表情我就想笑， 我心里屡次想说的是“至于嘛！”直到他们呵斥我“不许嘻皮笑脸”。我 被带到机场候机楼的一个会议室里，一场穷凶极恶的审判开始了。我的每 一件东西都没捏碎一般拆开查看，但折腾半天仍然一无所获。因为本来一 无所有。他们同时不断用“很专业”的方式追问我来京的目的，无论我如 何说是来开会，他们坚持我在说谎。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跟南方“举报 ”我的警察部门通电话。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这 是经典的——从“坦白从宽”转到“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最后转到“我 们交个朋友”。我的姿势也相应地得到了解放：从勒令蹲在地上到靠墙站 着，最后可以在会议桌前“平起平坐”。显然，他们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但显然是南方有人谎报军情。这一点我比他们知道得早。但他们意识到抓 错了并没有马上让我恢复自由，而是打算在我身上找到某种“回报”以慰 辛劳。他们要求我写悔过书，以便向上面邀功。这时候我天性中的幽默感 又起了作用，我背写了“忏悔宣言”（我“六四”十周年准备发表的文章 ）中的一些段落交给了他们——事实上十年来我对自己面对“六四”悲剧 的无所作为和屡次“无功受审”确实一直深感惭愧，确实需要忏悔；而当 时我刚刚接触基督教信仰，我想上帝是叫他们来教训我的。之后他们“盛 情”挽留我在机场过一个晚上。和我同睡或监视我的是两个年轻的警察， 一位富有“敌人意识”，让我想起红小兵式的警惕综合症和自以为是。我 一直觉得他的清秀和暴虐之间存在审美上的冲突，也许是国家教育使这两 者取得了和谐。另一位刚刚做爸爸，很善良的样子，对我也很友好。我当 时想到自己的女儿不免有所伤感：爸爸和爸爸之间在中国的距离是如此遥 远。两个警察聊着买菜和装修的事情，我被放在一边，仿佛我和他们不属 于一个人类。这种感慨我在清查的时候也有过：那天“清查办”里一为漂 亮的女士和那里的男人们打情骂俏，聊着“今天晚上看电影”等话题，没 有人在乎“嫌疑犯”在旁的感受，没有人在乎他即将面临的死活、自由与 否以及他的妻子、母亲和孩子的悲苦。索尔任尼琴说，这些人没有血液， 他们体内流淌着的只是一种稀薄的液体，没有一点一星的人类同情心。人 被消灭，被审查的人被视为异形或家具，而审查者因为幸存或幸免者，特 别是因为成为那些可怜虫命运主宰者而堕落为具有优越感的石头。 　　第二天我被送上飞机，他们从我的口袋里拿出钱“帮”我买了机票， 并警告我三点：第一，不要和南方的警察说首都机场发生的事情（他们是 怕被同行嘲笑吗）；第二、近期不要到北京，“我们会一直监视你”。第 三，不要抗议，抗议也无效。我当时也非常想回家去看看很久不见的女儿 ，因此我基本上没有“抗议”地上了飞机。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又发生了 ：我被交给空警“照顾”，由于我过于疲劳（大体上三天没有睡过）心脏 病发作，这位空警一边照看我一边责问我：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显 然，这是北京的警察跟他交代的我的“罪状”——这是他们当时能编造出 的唯一的“合法理由”。但这不是我唯一一次被警察诬陷为法轮功分子（ 读者会明白我在人权上对这些气功人士的同情和尊敬）。2003年秋天我陪 同一位老先生到四川考察，同时去了解李思怡案件。在程度和几位朋友见 面，整个过程一直有警察陪同。（此前在北京，我和余杰、路昆以及路透 社记者的一次会谈，也遭受了同样的“陪同”）但令人难堪的是，有人接 下来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是法轮功分子，因此让他们离我远点。作为基督徒 ，我得感谢上帝，这些污蔑仅仅是权宜之计，还没有上升为正式迫害。也 许上帝通过这些诬陷在提醒我：那些可怜的人们在遭遇更大的不幸。这个 提醒没有结束。 　　1999年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写作。事实上是有关部门帮助 我回归于自己的文字事业。从本质上讲，我自己决非一个对政治有热情的 人，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出色的作者。1989年来，由于谋生我暂时放弃了写 作和阅读，但监视使我无法继续商业工作了。谁都知道，在中国有“政治 问题”的人几乎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即使警察不关照 你，人们也会疏远你。坦率地说，我现在得感激这一转变。1999年5月北京 反美运动给我强烈的震撼。我觉得这十年的教育政策犯下了严重的罪过。 因此我“上岸”的第一个文化项目就是策划和编辑一套新的语文课本。这 个工作在2002年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我开始创办“不寐之夜”文化网站， 此前，有一个叫“思想的境界”网站被关闭，我打算在网络自由上表现出 更大的勇气。“不寐之夜”使我重新成为“稳定”要整肃的对象。“不寐 之夜”也株连了一些支持它的朋友。 　　2002年春天，网警第一次关闭了“不寐之夜”网站，几天后，他们敲 开了我在北京办公室的房门。我和一位朋友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盘问。 离开住所的时候我带了棉衣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警察则意味深长地告诉我 “不需要待很久”。这次“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是任不寐，“ 不寐之夜”是我创办的，我负责。于是谈话的效率大为提高，剩下的问题 就是：“不寐之夜”是否违法。他们问：不违法吗？我回答：不违法。他 们问：你为什么批评朱　基总理？我回答：我为什么不能批评朱　基总理 ？他们问：你是否相信我们有权力不让你出去探亲？我回答：我相信。他 们问：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处理你？我回答：不知道。大约六个小时后我们 获得了自由，但我的身份证被扣留，同时通知我们不许离开北京要接受调 查。然而祸不单行。当天晚上，我去宾馆看一位做生意的的朋友。他原来 在天津有一个法律纠纷，已经解决了。但天津警察部门“忘记”了从网上 撤消他的材料，结果被北京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擒获”。我也在场，便 一同被“专政”到派出所。当警察证实了事情的真相后我再一次体会了“ 由蹲到站到坐”这一转变，但他们却不打算立即放我。给我印象极深的一 件事是：当时有一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份法轮功的传单，坚持说是我带来 的。可能是由于他们最后跟北京政保大队联系确认我的身份之后（我的身 份证在他们那里），才不再继续这种诬陷了。显然，他们是在给误抓找一 个理由。我当天晚上就在派出所的一个会议室里度过的。我是这里唯一比 较自由、比较受“优待”的人。那里还有三十多个民工一样的人，这些“ 孙志刚”们都被手拷拷在座位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误抓”进来的。看 守是一位年轻人，他因为能够控制别人上厕所的自由而得意洋洋。在这里 我再一次感觉到中国社会底层的黑暗。地狱，这是我唯一能够想象的。那 几天正是耶稣蒙难日。我从内心深处感谢神呼召我以这种方式参与他的受 难。我在夜里一遍一遍地祷告：为警察的心不再钢硬，为中国早日认罪悔 改…… 　　我第二天中午离开派出所，警察委婉地表示了歉意并警告我不要谈论 这次遭遇。接下来几天是网络警察对“不寐之夜”上的所有文件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不寐之夜’上的文章不违法，但你能否不再写了？ ”警察还表示：“你的文章很多我们也赞成，但你有意见可以给人大、政 协写信嘛”。事情似乎就这样告一段落了。但是过两天房东却赶我搬家（ 尽管合同没有到期），物业管理处也多次催促。他们说，有人告诉他们， 我是来自加拿大的特务，不能让我住在这里。这个新的谎言几乎把我自己 都吓倒了。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于是我只能尽快离开住所…… 　　我再一次无家可归了。自从2000年底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国以后，我一 直有无家可归之感。我一直四处奔波，形单影只。我在想孩子的时候常常 后悔把他们送出去，但每当我遭遇黑暗的时候又庆幸他们到底离开了中国 ——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适合孩子居住。事实上1997年以 来，六一儿童节我从来没有和孩子一起度过，因为我担心“六四”前夕警 察在孩子面前骚扰我。我现在仍然无法跟孩子解释我们之间的分离以及我 迟迟不能出国的真实原因。三年来，中国有关部门一直拒绝发给我护照， 理由仍然是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警察谈到家人 离散的悲苦时有些动情，他很耐心地听了我的倾诉，然后平静地问我：你 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能理解安田写得这段话：“孩子，妈妈 不希望你仇恨任何的人，应该恨的是这个制度，是文化，吞噬了人性中善 良美好的一面。”但我想，问题可能比这个要复杂得多。那么，这一切黑 暗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曾经占领了广场，作为报复，国家十五年来占领了我们的住宅。 不容否认，我们和警察都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牺牲品。我也相信甚 至我所接触的警察总的来说没有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这个国家在某些方 面也在进步——但这些进步往往同时伴随巨大的倒退，这些进步跟人们而 期望相差太远了。 　　我尊重安田等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但我们也许还不应该满足于这 些作品给出的答案。读者也许会发现，我关于《天安门情人》的评论有些 跑题。事实上我试图为这类海外“六四文学”补充两个问题：1、六四之后 2、国内流亡。“六四之后”是“六四事件”内在的延续，但对这一点进行 文化上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六四之后”是“六四事件”真正的悲剧，它 把政治事件便成了文化事件，使心灵从愤怒转为绝望，从声讨转为内省。 另一方面，国内流亡由于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被充分披露和研究，而我相信 ，内在流亡也许更深刻地显示出中国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从来无意淡化海 外流亡文学的病痛，我只是提醒人们，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这也许可以视 为对《天安门情人》等作品的一种批评：从题材上，从思想上，回首天安 门应该看见更多的问题。 　　安田说：“记下你父母的遭遇吧，孩子，以一个‘六四’亲历者的名 义，控诉那些暴行的制定者和执行屠杀的禽兽！不要宽容它们，即使以基 督的名！”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一点正如安田所说：我自己也是 有罪的，情人并不洁净。因此“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以4：26-27）上帝使用“六四悲剧”在这地上有它的奥秘，有他的祝 福。我们应该垂翅倾听那神圣的旨意。中国需要一条精神出路，神是慈爱 的，也是公义的。十五年来，天安门在血中竖起了十字架的真理，圣灵降 临。 （博讯） ～～～～～～～～～～～～～～～～～～～～～～～～～～～～～～～～ 何家栋：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我和子明、军涛的合作 　　一九八○年代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 得到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形成摧枯拉朽的合力，使得国家绝处逢生。邓 大人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正如毛泽东第一次革命走到原初 的对立面，邓大人第二次革命也走到拥护他上台的四五运动的对立面。进 入九十年代，政治化社会得到强化，民间组织备受摧残，向公民社会转化 的途径几乎全部被堵死。这种倒行逆施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 础，想对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都做不到。这真像一个现代西西弗 斯神话，早晨把石头推上山，夜里石头又滚下来。因为它的稳定不是建在 凹点上，而是凸点上。邓大人南行讲话被认为是发动了“第二次改革”， 但它掀起的是“全民经商，抢钱圈地”的高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都看 到了：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接踵而来 。如果列出一个公式，就是：精英联盟+权威政治=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 经济。第二次改革的成果是以牺牲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为代价的。 　　陈子明等人创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实 力最强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它通过办学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基金。子明表 示：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之路” 。所谓“某些社会阶层”，主要是指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 员阶层和民营企业家阶层。虽然他本人可以算是八十年代成功的民营企业 家之一，他发起创办行政函大是为了促进公务员阶层的成长，但子明最心 仪、最投入的还是致力于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化与组织化。不论是办 学还是办所，目标都是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社会批判和政治参与搭建 一个民间的平台。令人惋惜的是，初试锋芒，即惨遭灭顶之灾，各个研究 机构在1989的大风大浪中解体了，人员扫地出门，资产没留一件。但是即 使是在山穷水尽之时，他们的基本成员也未散伙，仍抓住一切机会，利用 一切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坚持学习、思考、研究，没有放弃既定目标。 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们屡出成果，受到知识界的尊重。 　　我和李盛平、陈子明是从办学开始合作的，而且纯属偶然。这里有必 要对我自己做一些交代：1957年我在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期间，出 版了刘宾雁《内部消息》一书，一同被打成右派。反右进入整改阶段，工 人出版社突然宣布解散，只留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干部全体“下放 ”，它的领导机关已经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急于甩掉这 个大包袱。我则留交报社“监管”，担任《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中共 八届十中全会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中央举报“小说是为高岗翻案” ，毛泽东据此在会上宣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又被打成反 党分子，发配山东。原想戴罪立功，结果是罪上加罪。这种处置人犯的方 式有古老的传统，不过有个新说法，叫“挂起来”，因为《刘志丹》一案 尚未结案。1978年，我被“借调”回北京参加工人日报的复刊工作，此时 政策还没有落实（1980年2月，中央始为《刘志丹》小说平反），我一边编 报一边编书。当时一些复出的老干部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要防止文 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就应依靠四五运动涌现的新生力量，所以我主持出版 的第一本书就是《丙辰清明纪事》，而书中就记载有李胜平（李盛平）、 陈子明（小平头）在天安门事件中活动的情况。1982年，胡乔木倡议恢复 工人出版社，全总委派我为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但我当时正热衷于记 者工作，采访冤假错案，随中纪委书记到河北、陕西等地查案，带青年记 者们到上海、大庆等地实习，拖了一年多，也没有就职。1984年，北方书 刊发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门来，要求支持他们创业，给他一个书号，出版一 本《青年社交手册》，我才走马上任，讲好只收一万元交税，连书号费、 编审费都不收。这本书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还得倒贴税款，会计不干了 ，又叫他补税。谈这些细节，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 对于打破常规的作法，都急于一试，不那么看重“经济效益”。接着，陈 子明主编的《外国着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本，也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还开了新闻发布会。过去沿袭下来的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的制度尚未废 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免掉了。而我也没有把这些青年人和《丙辰清 明纪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我有心寻找的一些“四五英雄”给我留下他 们已经功成名就的印象，我在组织写了几篇报导后，也算大功告成。而真 正的广场活跃分子找上门来，我却茫然无知，这说明我的政治感觉是非常 迟钝的。 　　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 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 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 求必应”吧？其实我当时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为我主编 的《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因 一句话不符合中央现行方针，一位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长官指令销毁全部刊 物。我们说，这是历史。刊物已经发出的没法收回，尚未发出的，建议另 印一页换下来，以减少损失。问题还未解决，又碰上这么一个难题，我只 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 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但是，刊物问题出乎意料的复杂化了。这位新长官是个办事认真的人 ，毛泽东说，“怕就怕在认真二字”。他到南方视察，在广州、汕头、上 海三地买了三本《开拓》，发现文字原封未动，立时火冒三丈，回来就派 工作组查办。虽然我们声明过已经发出的收不回，来人还是不由分说，指 斥我们阳奉阴违，对抗中央。我们的社长胡甫臣是当年中央大学着名的学 运领袖，对这种没弄清缘由就乱扣帽子的做法大为不满，当即拍案而起， 犹如当阳桥上一声吼：“他算老几？敢说代表中央？”全场愕然。后果可 想而知，他们真的把中央搬出来了，打了报告，政治局常委依次画圈，工 作组要第三次进驻出版社。幸而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出面 挡了一下：“过去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别再整了。”我们才躲过一劫。《 开拓》已出到第四期，我自知罪责难逃，不如主动让贤。胡甫臣本来是要 留任的，也自动告退。我们一人领了一本“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回家“ 光荣”去了。 　　我们将《第二种忠诚》发在首篇，原有代发刊词的意思，旨在表明刊 物将持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我和宾雁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宾雁 认为无条件服从是第一种忠诚，苦谏进言是第二种忠诚。我则认为只能忠 于人民，对党无所谓忠不忠。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党员对组织 效忠，它只能要求党员遵守党纲党章，享有权利，负有义务，像马克思在 他制订的《国际工人阶级协会章程》中说的那样：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孙中山要求党人捺手印，向他宣誓效忠，遭到党人拒 绝。因为只有黑社会才要求它的成员这样做。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 ”云云，实际是对一个革命政党的亵渎。编辑部准备组织一次讨论，交流 思想，但宾雁文章发表后，即横遭干涉，我们还要为之辩护，那些想法也 就搁置下来。 　　八十年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 及分析框架都在发生急骤的转变，新思想、新语言应运而生，旧的意识形 态土崩瓦解，完全丧失了“镇制功能”。鉴于毛泽东“君师合一”或曰“ 政教合一”体制对国家的危害，我在为陈子明（喻希来）着作《世纪之交 的战略性思考》写的序言中，曾提出重建道统的问题。里面说到二十世纪 中国思想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 “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在从西方引入民主传统 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敏而好学，足够活跃，足够勇敢，但缺乏耐心， 缺乏恒心。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徐继畲赞美“泰西古今 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再到严复翻译穆勤的名着，先进的中国 人都是把英美的民主政体作为学习的榜样。甲午战败和庚子之乱后，当朝 野上下都决心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之际，人们开始看花了眼。20世纪初， 革命党向往的是法国模式，执政权贵锺情的是日本模式；过了二三十年， 老革命党变成了新权贵，新革命党不再崇尚法国模式，而是“以俄为师” ，新权贵则心仪德国模式，鼓吹时人所谓的“法东斯主义”；再后来，又 是什么南斯拉夫模式、新加坡模式……总是在不断地追时髦、赶潮头，一 遇挫折就改换门庭，拜新师傅。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中国知识分子才重 新回到宪政民主的出发点，聚集在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开创的自 由民主新道统的旗帜下。之后，谢泳又将“一二九”一代区分为“延安知 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这种区分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两个 群体，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对于民族独立 、政治民主、国家工业化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延安整风中他们普遍接受 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但在建国 后，由于毛泽东迅速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以极端化的手段推行极权化， “一二九”一代就发生分裂了，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 、李慎之等均陆续离毛而去。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已经官僚化的“延安知识分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 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几乎在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上都分道扬镳。 是汇入世界文明主流还是搞什么中国特色，是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 观还是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是走宪政民主之路 还是坚持权力独占，特别是在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是和自由主义结盟 还是把它当作主要敌人，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思想 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斗争的结果是延安知识分子群理论枯竭，影响消失 ；“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理论思维不断更新，充满活力。 　　“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 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我作为“一二九 ”一代的追随者，深感阅读面的狭窄，奋力突围，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 先后和陈子明的《外国着名思想家译丛》、姚鹏、马晓军的《西方思想宝 库》、甘阳等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在“清污” 的逆流中又以反自由化为名统统反掉了。直到李慎之破门而出，才建立起 两代思想家的链接。这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幸运。对“四五”一代我曾做 过如下的判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五’一代被称为‘怀 疑的一代’和‘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中国的花朵’、‘毛主席的 红卫兵’，但是严酷的生活实践使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坍塌，并开始了‘怀 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 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源头中的平凡的一支。‘四五’一代吸 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 历史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激进化的趋势。 由于‘四五’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覆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 之执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之强烈可以与‘五四’一代相媲美。由于 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 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的程度上，也绝 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现在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在未来二十 年中，自由主义将主导中国思想潮流也是没有疑义的。 　　陈子明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组织才能，学术思想的建树相对滞后。 也许正是囚禁生活给了他一个思考和研究的机会。他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 首倡者，也是行政区划研究的有心人，但行政函大的创办，又促使他暂时 将理论搁置下来而投身于实践。我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只限于国家与革命 、战争与和平这一类马克思主义常识，可以说是个门外汉，对我来说，也 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学校对我虽不苛求，但我也几乎天天要挤公共汽车 来上班，审读编写的教材，检查课程的安排，晌午由办公室秘书周海燕用 煤油炉子煮一碗清水挂面。给我的劳务费，我则资助两个青年读大学，直 到一个读完硕士，一个读完博士，去美国留学。在这期间，对子明的不满 也时有所闻，最突出的是实行“家族统治”，妻子王之虹、妹妹陈子华二 人“把持学校大权”，一个管人事，一个管教务。我曾就此询问子明，要 他做出解释，他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办学之初，他曾请各方合作者派 出可信任的人分任关键职务，条件是放弃铁饭碗，专职坐班，但当时没有 人决心下海，他只得动员自己的亲属来冒这个风险。紧接着，北京市审计 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 果有其事，我岂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虽然不信，却开始了明查暗访。访查 的结果，我曾写在《阴阳界》序言中。王之虹是这个群体的顶梁柱，她通 过自己抛弃仕途下海经商，为社经所团体在“单位社会”中生存找到了一 个立足点。但她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营养不良，疲劳过度。也有几个职 工向我告状，说她管理过严，不近人情，因孩子有病迟到几分钟，也要扣 工资。我回答说：她要不执行制度，我就扣她的工资了。她们也不得不承 认她以身作则，铁面无私。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不像她嫂子那么锋芒毕 露，从不高声喧哗，也很少见蹙眉皱额，待人接物，文雅得体，给人一种 “出污泥而不染”的超尘绝俗的印象。她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又曾借调到 社科院青少年所工作。我看过她编的两套丛书，基本上属于北京财贸经济 函授学院的教材，对她的知识和能力做了考察，因为我有意推荐她到出版 社去当财经编辑室主任。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没有房子，迟迟未能结 婚。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这两个女子在办学过程中，承受了最大的牺牲 ，负担最重，但她们并没得到相应的补偿或从中捞取家族利益，却被一些 人误解，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 　　在办学前，子明夫妇住在他母亲单位分配的一套二室一厅的单元房内 ，办学之后，他弟弟结了婚，两对夫妇就合住一个单元，有人提议买一个 大四合院安置校部兼作宿舍，也为他所拒绝。他在社科院领一份工资，在 学校不取报酬，连车马费也不领，过着粗衣疏食，简朴洁白的生活，我有 足够理由相信，他追求的是事业的发展，不是富贵荣华的黄金梦。审计局 、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三次进驻函大，反覆查帐，都未查出他 们想要查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宽慰，对子明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 　　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教学质量无可挑剔，出版了学刊《政治与行政研究 》，还计划设立研究生院，公开招生，但未获批准。函大开课后报名者仍 络绎不绝，可惜只办了一期。之后，子明和盛平等人分别筹建了中国政治 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 所，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邓正来在引进“市民社会 ”（或“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社经所 团体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在实践中致力于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邓正 来本人当时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和子明、军涛进入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1988年3月 ，《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崔绍林社长找到光明日报的陈 英茨求援。陈英茨想到我，因为我俩在“地下工作”时期，就一起办过报 刊。我们又和子明商量，子明同意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 个所出资组建经济学周报董事会，并立即拨款十万元以解燃眉之急。随后 ，周报进行了人事改组，在原社长崔绍林之外，又加一个社长陈英茨，由 我担任总编辑，陈子明担任总经理，王军涛、费远分任副总编辑和副社长 。实行“总编负责制”。 　　《经济学周报》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性报纸，一直 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理论重镇。创办人于光远、冯兰瑞都是在中国享有盛 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期间，对周报曾给予很大的 支持。我接手周报编辑时厚泽虽已去职，但他所营造的宽松的文化环境， 由于主政者的改革取向，舆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恶化。报纸所以弄得难以 为继，不是因为办报方针、思想内容而是因为运作方式不得其法。总编辑 及各版主编都是兼职，每期稿子编好，才到编辑部来一次，十几名专职编 辑记者除了校对，反而都没有事做。经过和冯兰瑞、于光远多次交谈，在 办报方针上取得共识，即改版后仍按经团联原定的方针“以学为主，不唯 学字”。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重视实证化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 充分理论论证；要有忧患意识，提高预见性；要各学科交流，注意经济发 展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三个面向：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版面的 分配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各版都确定了责任编辑。同时宣布周报工作人 员不得在外从事商业活动，因此有两三人自动离职。 　　王军涛撰写的改版发刊词《经济学的变迁》，引起经济学界的普遍重 视，给人以异军突起的感觉。多数读者对周报的改版反映良好，认为符合 中共十三大“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的精神。读者对某 些文章的提法、观点、措辞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们都十分重视，重要的还 在编辑部中进行讨论。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 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 ，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 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 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 而配合默契。 　　在这期间，社科院领导指出“带资办报”是非法的，周报人事变动亦 未申报，有意要周报停办。同时还批评周报的内容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九月，经团联秘书长会议就此进行检查，确认编辑方针没有错，但要 求压缩与经济学无关的内容。社会文化版应适当增加企业文化内容。决定 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兼名 誉社长），崔绍林任社长（法人代表），何家栋留任总编辑，增聘罗点点 、高瑜为副总编辑，并向社科院申报。 　　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 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 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 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 会的清道夫、守夜人。这里略举几个题目，大致可以看出周报的“舆论导 向”，它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个对公检法联合办 案持否定态度，而且不止一次指出“政府行为规范化是建立经济新秩序的 前提”，“用规范化方式调整宏观经济”，“有效政府是现代化成败的关 键”，“我们需要一个硬政府”，主张建立法理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 个人权威。第一个警告“流氓意识是社会公敌”，“游民是导致社会动汤 的爆炸源”，第一个提出官办群众组织不是政治优势而是政治劣势，第一 个对发展战略提出异议，认为“发展急于求成，改革推进不足”，要警惕 改革疲劳综合症。1988年10月9日，王军涛以评论员名义写的文章《稳定" ；改革"；发展》，把稳定置于首位，望政府好自为之，在多年之后才被政 府更动了一下顺序，采纳为指导方针。但是很多人还是把周报看作“机关 报”，“辕门抄”，对它采取兼收并蓄方针表示不满。对所有的批评，我 们都发表在“读者评报”专栏，要形成公共舆论，就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真正引起震动的是高瑜采写的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高 瑜的系列报导之一（第一篇为巴金、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载 香港《镜报》，高瑜在中新社时即担任《镜报》特约记者），也是个老问 题，因中共十三大就已强调“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所谓从人治走向法治，主要就是决策要遵守程序，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失误 ，很多就是由于决策无程序、无规则造成的。周报328期（1988年7月10日 ）就已提出“改革决策需要程序化”这个问题。高瑜这篇访谈提出经济要 防止勃列日涅夫停滞，政治要避免权力更迭非程序化，文章发表后，即被 一位高级权威指责为“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边缘”。“六四”后，陈希同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也诬指此文为“动乱纲领”，就更加 匪夷所思了。 　　我认为游行示威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 强行压制，不仅是违宪行为，也会迫使公众将不满转为个体反抗，造成普 遍的社会混乱。但我也反对将马路街垒化，一旦形成对抗，将危及公众安 全。我在编辑部多次说过，如果出现对抗，不是导致社会进步，而是社会 倒退，促成保守派得势。周报也一再发过“有足够的善意才能解决问题” ，“领导不能屈从华而不实的民意”的文章。绝食开始我即在编辑部宣布 “不要上街声援”。戒严令之前，周报发了社科院、经团联的声援信和曹 思源关于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三条建议及评论员文章，主观上是抱着息事宁 人的态度。基本出发点是要缓解而不是激化矛盾，要和解不要对抗，要诉 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感情。周报发的一些谈危机、谈困境的文章，也都是出 于防止动乱（文章细目有报纸可参阅）。《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实 际上是第三天写出的。因为不满意，我又重写了一遍。工厂等不及，编辑 临时从王军涛文章中摘录一段补充进去。我在第四天完稿，报纸已经上机 开印。直到六月四日这一期，我们还发表了署名陈非的文章：《中国：需 要平心静气》，呼吁“国家大事不可能在马路上获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 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 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报纸还没印完 ，枪声就响了。 绝食之后，中小学生也上街了，朋友们非常焦急，觉得这 要大乱。国务院发言人与学生对话的当晚，《北京青年报》孙禹找来，动 员我出面劝告学生结束绝食，退出广场。我们当即给王丹写了一封信，主 要是说，他们的政治诉求已得到表达，不要动员中小学生上街，不要呼吁 市民声援，以免扩大事态。同时劝他们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到广场纪念 碑前没有找到他，就把信留下了。过了两天，王丹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 证实两个消息，某人是否还活着，某人是否坐飞机逃走了。我说：“孩子 ，这两个消息我都无法证实。你们千万不要听信谣言，赶快回去吧！我是 真心爱你们的！”他说：“我们现在退不下来。”电话就挂断了。 　　悲剧已无法避免，正如李锐老诗中所言：“‘通灵宝玉’不能丢，刀 握手中岂可收！‘您好’之声犹在耳，门前坦克似洪流。”（《风波》） 胡耀邦生前说过：“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他是有“求仁得仁”的思想准 备的。学运导致改革者下台，贝子贝勒上台，他们虽然还打着改革的旗号 ，但已改变了性质，工人农民都成了被宰割的对象，改革中最大的牺牲者 。到了二十一世纪，新领导举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旗帜，开始遏 制这种势头，也许历史又给中国一次机会。但它肯定不会由声名狼藉者来 收拾残局。 《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 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 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 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 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 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 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 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同样有价值。失败是 可悲的，但失败不一定是可耻的。失败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失败并不 意味着永远的沉沦。这里所说的失败，仅仅是指社经所在89回合中暂时受 挫，就他们的理念和献身的事业，则不会失败，只会成功。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中间阶层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发展，都不是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的 。人们常常把传统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然而，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 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统。苏美尔文明 和巴比伦文明都曾显赫一时，但他们经不起失败，一蹶而不振，现在只留 下一些遗迹供后人凭吊；中华文明分分合合、几起几伏，屡经外族入侵和 统治，但它始终坚韧不拔，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西方社会，自由主 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曾经历了数十年到上百年的政治失败和挫折，才 从在野党、反对党转化为在朝党、执政党。不经历长期的在野，就不会有 政治上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 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是，从他开始就忘记了历史：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和自由主义结 盟才取得胜利的。当把自由主义当做敌人，他就开始自掘坟墓了。因为下 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就是清除内部盟友，动乱不已。第一代、第二代都有 这种不光彩的记录，而且不止一次。他们现在还在梦中，没有得出真正的 教训。一种腐朽的垂死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吸纳和更新的能力。我们必须 以此为戒。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鸣放”运动、“文革”运动和“北京 之春”运动中，曾经涌现过一批又一批争取民主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 的名字，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追求，在大众媒体中、在多数人记忆中现在 已经湮灭。如果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死亡，甚至是毁尸灭迹，失败者就会 成为历史的孤魂野鬼。我们必须记住失败者的事迹，坚守失败者的信念， 保存失败者的胤嗣，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这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中国 民主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 　　在失败中坚持，需要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只有把民主作为一 种普世价值、一种基本人权，而不是特定国家的一种强盛手段，才不会因 为一时的得失成败而动摇了追求的信念。秦晖说，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 源。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自由主义当然不能 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 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 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 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那位往自己火 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当人们缺乏足够虔诚时，学到的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花架子的东西，失 败和逆境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结合亲身体验学到真正精髓的东西。对 于中国的民主化来说，不仅需要学习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更需要养成民主 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开放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平衡的艺术，妥协 的智慧。 　　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社经所已经证明它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建设性的 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它一直在探索宪政民主的道路，执政者的自私心 理使它不能理解这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政就 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政的施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 域。仅与个人有关的事，由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仅与 一个社团、社区、地方（统称为人群）有关的事，由该人群自行决定，这 就是自治的原则。与一个国家所有人有关的事，由全体选民及其选出的代 表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原则。上述三个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 有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就事论事地不断审核与界定 上述三原则的各自有效范围。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 出了现行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 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不适应宪政民主的需要，未来中国应以宪 政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替代，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 ；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可以在个人自由范 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社区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畴内解决 的问题，不诉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法院、宪 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应根据位序原则来处理涉及人权与主权、地方与中 央关系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纠纷。人们寄希望于启动第三次改革，来个否 定之否定：以宪政体制取代权威政治，扶助弱势群体，抑制豪强势力，和 民间自发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以好的市场经济取代坏的市场经济。 ～～～～～～～～～～～～～～～～～～～～～～～～～～～～～～～～ 辛明：“两王专案”的真假与是非辨析 　　“新闻”事态发展 　　最近，中文媒体突然开始炒作台湾情治机构资助大陆海外民运的新闻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整版刊登消息并配以大幅照片报导大陆国安 系统向他们驻京记者提供来自台湾国安系统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台湾 情治机构一直在资助和掌控大陆海外民运。5月27日，王丹和王军涛发表十 点声明，否认消息是事实，指出这是故意制造政治陷害案，以达到政治目 的。他们还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台湾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也否认文件真实 性。多维新闻社转载中国时报消息和“两王”声明后，又独家专访王军涛 ，王军涛强烈否认事实并要求公开对质，表示大陆可以决定时间、地点和 方式。同日，徐文立声明，抗议中共制造政治陷害案，指出中共历史上拿 国苏联、日本、汪伪的钱并种过鸦片，实在没有资格指责别人。5月28日， 香港和北美媒体普遍开始转载消息。耐人寻味的是，大陆人民日报社旗下 环球时报声称转载中国时报报导。当日，“两王”表示，环球时报此举逼 他们闯关回国，澄清真相。 　　目前，事态仍在发展。但在两岸四地向不同方向演变。 　　在台湾，该条消息一下成为最热新闻，关注重心是大陆“一石二鸟” 既搅浑台湾政坛水，又抹黑民运，民进党政府无能保守国家机密，以及民 进党在野时杯葛当时国民党支持大陆民运但现在也转向支持民运。 　　香港媒体关注重心是“六四”前夕，大陆又发动对民运攻势以抹黑民 运。 　　大陆公众和北美华人则关注报导消息是否属实以及新闻炒作背后的内 幕是什么。 　　民运圈则争论，两王是否有必要否认接受资助的道义合法性。虽然新 闻热点涉及民运整体，但只有二王强势反击，笔者以为，姑且称此新闻战 为“两王专案”比较合适。 　　笔者认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新闻热点是一次意图明确、精心策划但破 绽较多的炒作，但确实又对时机和大陆心理把握准确因而有一定实效，其 事态发展有可能演变出多种新的新闻热点。笔者提出如下问题与公众讨论 ： 　　谁要释放和怎样炒作这一新闻 　　为什么释放和炒作 　　所涉及的事实真相如何 　　双方争论什么是非问题 　　关于事件发展的推测 　　对媒体、涉案人和读者的建议 　　新闻来源与炒作路径 　　显然，新闻来源是大陆国家安全部门，这在台湾第一时间报导中都明 确说明，新闻是大陆国安部门向他们的驻京记者站提供的台湾国安部门的 文件。接着，北美媒体的转载，引起海外华人世界的其他媒体和网站的注 意，最后大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又声称转载中国时报消息，但北美 多家网站指出，其转载内容许多是中国时报没有的。因此，大陆国安部门 是主要炒家，而且是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向试图影响国内公众舆论。但炒 作痕迹太明显，而且前后矛盾破绽颇多。 　　大陆国安部门为什么炒作这一新闻？ 　　显然，大陆国安部门并不是想弄清台湾情治机构支配大陆海外民运的 事实并且抓获这些威胁大陆安全的间谍，因为这种对境外媒体炒作不仅会 打草惊蛇，而且根据大陆国安部门处理这类案件的传统是泄密，严重违背 职业规矩。此外，自从大陆在1989年媒体围攻民运不成反为其作广告后， 大陆有长达十四年基本不在大陆媒体炒作海外民运消息，此次炒作显然异 乎寻常。 　　那么，大陆国安部门为什么炒作这一新闻热点？目前四种说法比较有 理。 　　第一，是进一步搞乱台湾。通过发表台湾国安局的绝密文件进一步暴 露民进党执政无能，动摇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并为反对党提供炮弹。 　　第二，为抹黑民运。六四前夕，大陆要求平反六四呼声日益增高，尤 其党内前辈情绪强烈。通过抹黑六四一案中学生代表王丹和黑手代表王军 涛可以短期内震摄人心，待等澄清真相后，六四十五周年已经过去。长期 效应是，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大陆民间不满和反对运动都有趋向高涨之势 头，通过抹黑民运可以切断公众不满与民运不满的关联，使得民众不满拥 戴反对运动。 　　第三，挑起海外民运进一步内斗。有媒体称，大陆会在网上进一步操 作，制造其他民运山头攻击拿到资助的山头的态势，从而搅和民运浑水。 　　事实真相 　　新闻成为热点，肯定是引起公众好奇或强烈情绪。但此新闻热点中的 事实，其实不同公众关注点不一样。对台湾公众而言，情治系统的机密文 件是否在第一时间泄漏是重点，没人怀疑或质疑台湾是否应当卷入大陆民 主化。但对其他地方公众而言，主要关注点是，大陆海外民运是否为钱而 参与台湾军情局计划并背书台独。 　　由于“两王专案”涉及的是大陆公众兴趣，笔者仅分析后一个问题。 但仔细分析，后一个事实其实是四件事实： 　　第一，两王是否介入新闻中所说的事实？ 　　第二，两王是否接受台湾资助？ 　　第三，两王是否参与军情局计划而事实上是台谍？ 　　第四，两王是否以支持台独作为交换条件？ 　　由于到目前为止，媒体都在炒作新闻，缺乏职业素质高的追问，对所 有这四个问题，都没有清晰足够的信息。但笔者还是愿意综合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王军涛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承认曾介入某些事实 ，但说明这与什么军情局无关，甚至与政治无关。例如，去韩国开会是应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韩国最大研究所邀请，讨论媒体与民主化关系，有 公开发言为证；大陆方面还有毛予轼先生和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也就 是说，大陆国安故意将王的行踪与台谍案联系。两王对绝大多数事实都否 认。 　　第二个问题，虽然两王否认拿过文件中所说的资金，但他们表示，他 们感谢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人民在六四后对大陆镇压的抗议和对民 主化的各种支持，并希望尽一步得到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支持；甚至他们要 动员这种支持。显然，他们并原则上不以拿钱为非。 　　第三，尽管有待查证，但笔者不相信两王是台谍，不仅因为两王一般 有清誉，而且他们是大陆重量级政治人物，不会屑于作台谍。最后，关于 统独问题，王军涛一贯希望大陆统一，因此与纽约地区民进党多次争论， 王丹虽然在台湾与民进党走得近，但正式声明一贯主张统一。此次两王十 点声明首先就表明一个中国的愿望。 　　此外，大陆环球时报的报导荒唐，因为其所言台湾资助十七个组织， 只有两王是陈水扁政府任期内的事情。而国民党支持民运是为反攻大陆， 那是一个中国，怎么可以扯上以支持台独为交换条件呢？以笔者观察，两 王或许与台湾有交往，但不能说是台湾间谍。即使那批文件属实，那也是 台湾一厢情愿的证据，还不能说两王知道真相。 　　据笔者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台湾情治机构以及其他境外政治力量 经常有对大陆领导人的排队分析，如果他们有文件说江泽民亲美因此要进 一步做江泽民的工作，我们能否说江泽民是汉奸呢？以此类推，如果民运 希望并有计划促使胡锦涛政治改革，能否说胡锦涛是民运的代理人呢？ 　　双方争论的是非问题 　　笔者以为，在这场两王与大陆国安局的争论中，确实有一系列的重要 问题需要大陆公众思考。 　　第一，两王指出，仅仅在媒体上抹黑或者解释并不能澄清真相，必须 要有公开化、专业化和合法化的法庭程序审理才能真正查清事实。这是对 的。在自由民主法治国家中，这是基本常识。新闻炒作有时可以监督，但 常常会使复杂问题更复杂。两王愿意接受调查，甚至由大陆定时间地点和 方式，相反，大陆确实躲躲藏藏地操作舆论但不敢公开指证。 　　第二，两王说，未经法庭判决公民无罪，未经法庭质证，文件不得作 为有效证物，都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陆国安部门确实是违背程序法 。 　　第三，两王提醒国人注意，如果国安系统可以肆意编造事实以国家安 全罪名栽赃公民并且动用国家安全机器惩罚，那么极易出现冤假错案，并 且这是一个公民没有安全保障的可怕的社会。笔者深表同意。 　　最后，在两王的争论中，还有一个道义问题，能否为促进大陆民主化 接受台湾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助。笔者以为，这可以有各种看法。但笔者 同意两王的原则，其实这种同胞关心大陆政治进步的支持与经济发展投资 、文化交流和救灾是一样的；关键是是否附加条件。共产党借助台商资金 和台湾捐款并不少，而且有许多贪污腐败。因此，政治支持只要不裹入个 人腰包和没有附加条件，就可以接受。 　　事态走向 　　根据目前情势看，大陆似乎还在继续操作，试图影响台湾政局、大陆 公众对民运的感情、以及民运内部斗争。但是，两王最近表态可能会使事 态有戏剧性转折，衍生出新的新闻热点。王军涛已经表态，愿意回国公开 对质。他甚至说要闯关，不惜采取杨建利方式。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态， 那么新闻关注点会一下转变。大陆让王进去，会有新的政治迫害案发生并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如果不让王进去，会使编制的新闻炒作破产；而 且，如果王采取杨建利方式进去，实际上是防不胜防。 　　无论哪种情形出现，在六四前夕，前黑手王军涛闯关将是爆炸性新闻 。不仅港台舆论、海外华人，而且大陆民众的心理都将有震撼，甚至牵动 西方主流媒体、人权组织和政界跟进。届时，大陆会很被动。 　　对各家建议 　　大陆目前操作暂有收获，确实台湾政局因此有些动汤，大陆公众对民 运充当台谍强烈反感，但是如果真相澄清或两王闯关讨还清白，会马上导 致大陆信誉严重危机。大陆目前的计划实在是欠周全考虑。应当立即降温 并缓解与两王冲突。 　　看看民进党当年挑战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就知道，这样的游戏对顾虑国 际形像的威权政体的执政者永远是滑铁卢，走下去会很尴尬。两王不仅可 以闯关，还可以走司法程序控告。对环球时报可以控告捏造新闻诽谤，因 为环球时报刊载许多内容并不是中国时报登出的。 　　对于公众，笔者建议，仔细观察，依照法律和道义仔细审视争议的事 实和问题，切莫被故意搅浑水者牵着眼球走。 　　对于新闻界，笔者只有叹息，因为华人新闻界缺乏西方新闻记者的职 业素质去仔细调查，澄清事实真相。在西方，如果出现如此新闻热点并事 关国家安全或法治严肃性的大事，一定不会乱炒一气，而是会仔细查验证 据、事实、动机、效果和是非观点。笔者希望华人新闻界能从此案开始学 习西方业界规范 ～～～～～～～～～～～～～～～～～～～～～～～～～～～～～～～～ 吴学灿：没有“爱国贼”　只有“爱党贼” 　　“爱国贼”是个新名词，大概只有两三年的历史。这个词，我第一次 看到的时候，是在网上。这个词的发明权，不知究竟属于谁。(按：印象里 首先使用这个词汇的人是纽约的项小吉先生。他以此定义那些高呼爱国口 号、迎合中共宣传、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所谓“爱国华侨”和留学生。这些 人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项小吉受过较好的法律专业训练，用 词还是严谨的。本文的主旨与项小吉原义其实是一致的。叫他们爱国贼也 好，爱党贼也好，都不是100%恰当，不如就叫政治商人，或政客。-智叟)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是因为有人提出要爱国；批评 者就写文章，说爱国的人就是爱国贼。从此以后，爱国似乎就有罪了，就 要被讨伐、批判、抨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爱国。我现在是难民，住 在美国，但我还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我还是热爱自己的国家——中国。 为了中国能够实现民主，我还在继续奋斗。 国家是什么？ 　　国家这个词，一开始就是国和家的组合。对于国家的概念有争议。对 于家的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 　　家，是人们休息的窝。吃喝拉撒睡的一个窝。一般的家，有丈夫、妻 子、孩子。正常的家，是享受夫妻恩爱、母子亲情、天伦之乐的甜蜜的、 温暖的、幸福的、愉快的“窝”。至于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 的大家庭，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新型的家庭也跟随着产生。新型的家庭主要有 ：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组合型家庭等几种。 　　国是什么呢？国就是许许多多的家的组合体。 　　国家，是说“国是由家为基本单位组合而成的”。 　　国，就是大家的家，是大的家，是一大块土地上的许许多多的家的组 合体。 　　中国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大的家。 中国是什么？ 　　有人说，从来就没有中国这个国家，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 叫中国。这种说法似是而非。 　　中国是什么？ 　　中国就是以汉族为多数的五十几个民族融合、发展而来的多民族国家 。这是从国民的构成上来说的。 　　中国是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 、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 从历史演变来说的。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过无比巨大的贡献 ，而且是没有被同化、没有被征服成为殖民地的唯一的文明古国。这是从 语言文字等文明主体一以贯之的角度来说的。 　　中国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汤显祖《牡丹亭》 、清曹雪芹《红楼梦》的诞生地。这是从汉语、汉字的丰富优美、意境高 远、无与伦比的角度来说的。 　　中国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等思想家群星璀灿光耀 全球的沃土和甘泉。 　　有人说，只有西戎的秦、蒙古的元、满族人的清和汉族人的两汉两晋 隋唐宋明等国，没有中国。 　　照这种逻辑推理，世界上从来没有中国，也从来没有美国、俄国、英 国、法国和德国。 　　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美国是十三个州开始组合发展而来的。照 这种逻辑推理，只有英国在美洲的一块殖民地，没有美国；只有十三个州 开始、后来发展到五十个州的美利坚合众国，没有美国；只有印地安人的 祖国，没有美国。 　　如果说美国历史短暂，不可比；那我们就说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 。 　　俄国是什么？ 　　是罗斯？是俄罗斯？是苏维埃联盟共和国？是独立国家联合体中的一 个。照上面的逻辑，没有俄国，只有苏联，只有远古时代的罗斯，只有彼 得大帝的沙皇帝国，只有叶卡捷琳娜波将金村时代的女沙皇帝国。 　　照上面的逻辑，只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没有英国；只有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没有英国；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没有英国。 　　法国呢？只有法兰西，没有法国；只有拿破仑帝国，没有法国；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的贝当政府，只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地方政府，自然不算是 法国。 　　如果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能被称为中国，只能称为元国； 满州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不能称为中国，只能称为清国；那么，法国人 不仅入主阿尔及利亚，而且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 亚也要改称法国了？包括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在内的国家，应该叫法国呢 ？还是叫法兰西帝国？或者叫做法非帝国呢？ 　　元朝和清朝的中国人并不说蒙古话和满州话，仍然是讲汉语、写汉字 ，却不能称为中国和中国人；而阿尔及利亚今天仍被称为法语国家，反而 不必叫法兰西和法国，还是叫做阿尔及利亚。世界上有这样蛮不讲理的吗 ？ 　　至于德国，更是从来就没有这个国家，如果说从来就没有中国这个国 家的话。照这种逻辑，没有德国，只有德意志；没有德国，只有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没有德国，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德国，只有东德和西 德；没有德国，只有普鲁士；没有德国，只有神圣罗马帝国。 　　骂别人为爱国贼的人，否认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而那些被人骂为爱 国贼的人，正是因为爱中国才挨骂的。这是个悖论。没有中国，哪里来的 爱中国的爱国贼呢？因为别人爱国，就骂别人是爱国贼，这实在是毫无道 理。 　　国，无非是千千万万个家的组合，而每一个家又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 。因爱国被骂为爱国贼，爱自己的家不是也要被骂成爱家贼了吗？因为爱 家中的每一个人，不是又要被骂为爱人贼了吗？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骂别人是爱国贼的人，可能会狡辩：说爱国贼爱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更是莫明其妙。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法西斯政 权的名称，而且名不副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既非人民的也不是共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象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政 府可以更换，美国依然美好。不同的是：布什和克林顿是经过选举才能够 建立政府的，而且任期只有四年，只能连任两次（八年）；而共产党呢？ 既不必经过选举，又可以用枪杆子和掌控媒体来保证政府的领导权“永远 ”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历史是不依共产党的爱好而发展的。共产党 的“永远”，就象鸦片和摇头丸，使党的领导人以及爱党贼们时常处于飘 飘欲仙之中。君不见中国共产党的恩师－－苏联共产党的“永远”的政府 ，已经仙逝了十几年了么？曹雪琴早已用“忽啦啦似大厦倾”说明了一切 貌似强大色厉内荏的强权的顷刻瓦解。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以预料 ：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顷刻瓦解，一定会比某些人想象得要快。 　　中国人讲爱国，只能是爱中国，就象文学大师林语堂所说的吾土吾民 ，爱中国的国土，爱中国的国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不是爱中国，只 是爱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就象八旗子弟爱满州人建立的清朝政府，而不是 爱中国；就象忽必烈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府，而不是爱中国。 党是什么？ 　　要弄清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就要先弄清党是什么。 　　关于党，中国古代有过一些说法。如：朋党、党争、君子群而不党、 结党营私，等等。最著名的党争大概要算唐朝的牛李党争和宋朝的王安石 、司马光党争了。牛李党争卷入的名角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韩愈 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于是又有了韩潮州、柳柳州的说法。 　　王安石、司马光党争中卷入的苏东坡和欧阳修，名气比两位党争的主 角还要大。苏东坡被流放海南，于是有了海南詹县的苏公祠，成为当地一 大名胜。 　　中国古代的党争，实际上只是皇权重压下的朋党之争、帮派之争，与 现代政党是根本不同的。 　　外国在古代也有党争，也有朋党之争和帮派之争。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最早产生于英国。 　　1679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剥夺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围 绕王权在议会形成了维新的辉格党和保王的托利党。这两党后来分别发展 为自由党和保守党。 　　现代社会中的党，都是与获得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因此，党也叫做 政党。 　　作为现代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最早是由英国的《选举改革法》在1832 年形成的。 　　政党的竞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征。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沙特 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汤加王国、西萨摩亚、巴林国、阿曼苏丹等君 主制国家中没有政党。这些国家的政权是由国王掌握的，不存在什么民主 不民主的问题。 　　有政党的国家不一定就有民主。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金正 日的北朝鲜以及古巴、越南、缅甸，都有政党，都没有民主。 　　为了保证现代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各国宪法和法律都对政党作出若 干规定。主要有三点。 　　一、政党的成立。 　　政党成立时，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宗旨。宗旨必须符合自由、民主、 宪政的要求。 　　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根据政党的宗旨 或者党员的行为，表明某一政党意图侵犯或者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 该政党就违反了宪法。” 　　二、各政党一律平等。 　　联邦德国《政党法》规定：“如果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对政党供给某种 设备，任其使用，或者给予某种支持，必须对所有的政党平等对待。”如 在竞选期间，给予各政党以平等的机会在新闻媒介中发表政纲，进行竞选 。 　　三、公开资金来源。 　　各政党必须对自己的经费来源予以公开，司法部门有权调查各政党的 经费来源。联邦德国规定各政党每年对财务问题提出一份公开的报告书。 报告书由经济检查事务所进行检查。 　　政党的目的在于掌握国家政权，与全国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政党的 经费来源公开化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防止政党危害人民的利益， 不允许他们只谋求自己的一党之私，就象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批评的“结 党营私”。美国的司法机构和新闻媒体调查中国共产党通过黄建南等人给 民主党捐款的事，就是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经费来源的监督和检查 。 　　上面说了党和政党。那么，什么叫做执政党呢？ 　　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一党专制国家和沙特阿 拉伯、科威特等王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政党竞选的制度。在多党 竞选中取得议会多数的党，才能执政。因此，也叫做执政党。 　　执政党通过竞选取得了议会多数之后，并不能由党来管理国家和社会 。执政党是通过掌握议会多数，由议会任命国家的主要官员，来体现对国 家的管理。 　　在宪政民主国家，实行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这些国家，公职分为两 大类。一类叫做政务官或政治职位。这些职位的任职者是由选民选举产生 或者是通过政治任命产生的。另一类叫做事务官（或称文官、公务员）， 一般是常务副部长或司局长以下的全部职位，通过考试录用、晋升，不受 政党政治的影响。不管哪一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都不得撤换未犯过失的 事务官和公务员。这样，国家机构就不会成为某一个党派的附庸，而且保 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 务者，而不能是某一个政党的仆从。宪政民主国家不准任何政党建立军队 ，也不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不准在军队内部发展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农民中敢于冒险的人为主要成分组成的打天下、 抢政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是富农的儿子。打天下的 主要人物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王震、许世友等人，都是农民中的 地痞、流氓、恶棍、泼皮、无赖。虽然其中的彭德怀、朱德还有点良心， 但他们在抢夺政权、建立共产党法西斯专政的过程中，还是犯下了不可饶 恕的罪行。 　　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有枪就是草头王。 　　毛泽东象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一样，拉起队伍是为了做皇 帝。刘邦、朱元璋、毛泽东当上了皇帝，是成功者；李自成、洪秀全先胜 后败，终于是失败者。所谓成王败寇，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呢 ？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把来自西方的流氓理论－－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拿来，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术和地痞流氓无赖泼 皮恶棍二流子的种种手法混合杂交，产生了最有效的超级流氓理论－－毛 泽东思想。这种叫做毛泽东思想的流氓理论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成为共 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的信仰和精神支柱。那些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邪教 蒙蔽了的农民子弟，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加上郭沫若、千家驹，于光远 、邓拓、邓力群、韦君宜、胡绩伟等等大学生、大知识份子的示范作用， 没文化的自然就深信不疑了。在信仰的驱使下，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 土匪武装改编而成的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争夺中国政权的所谓解放战 争中，终于取得胜利。 　　第二、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政府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与侵略中 国的日本皇军进行了八年浴血奋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加上美 国的支持和帮助，终于使日本侵略者投降认输。然而，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国民党的军队也被日本皇军打得七零八落，真正实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 所梦寐以求的“两败俱伤”的愿望。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也被打垮了 、打散了、打碎了。共产党呢？躲在旁边偷着乐。一边开荒种鸦片卖钱买 枪，一边收罗农民和傻帽知识份子加入共军，扩大所谓边区和“抗日”根 据地的地盘，还要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准备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这就是 共产党的“持久战”。 　　第三、斯大林新沙皇为了永远地侵占老沙皇从中国掠夺的几百万平方 公里土地，甚至还要得到中国更多的土地，对中国的叛国集团－－共产党 给予大量的财力支持和军事指导。武器弹药是从蒙古、新疆、东北等漫长 的中苏边界运来中国交到共产党的手中，有时还用飞机紧急运送到延安等 共产党盘踞的地盘。共产党卖国集团用新沙皇的卢布颠覆了中国的合法政 府－－中华民国，把中华民国政府挤到了台湾岛上。 　　为了报答斯大林新沙皇的指导和帮助，毛泽东默认了老沙皇的一切不 平等条约，默认了新沙皇对外蒙古的侵占和后来的蒙古独立。直到江泽民 这个中华民族的败家子，才与俄国签订了真正的卖国条约，明确承认老沙 皇的侵略成果。什么海参威，什么贝加尔湖（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都 在法律上成为俄国的天然良港和境内湖泊。 　　第四、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等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有狠毒的 一面。但是，蒋介石的“狠毒”，比起毛泽东，简直不值得一提。共产党 拍的电影，宣传国民党的军队把老百姓押在军队前面，使共产党不忍心开 枪。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国民党军队因为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危，不得不接 受共产党的条件。如：傅作义在北京投降，就是考虑到北京的老百姓和古 都、古建筑的安危，当然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如意算盘。他听信了共产党的 谎言。尤其是他的女儿、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傅东，对她父亲的投降起 到了关键作用。 　　现在，已经有许多史料刊登在海外的媒体上，尤其是电脑网络上，公 开了被共产党封闭了几十年的珍贵史料。如：东北战场上，林彪的军队为 了占领长春、四平、吉林等东北重镇，把国民党军队连同几十万、上百万 老百姓围困在城内，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老百姓偷偷出城挖点野菜 ，毫无例外地被共产党开枪打死。共产党的理由是：老百姓挖的野菜会被 国民党军队拿去吃。就这样，当国民党军队突围逃跑之后，城里的老百姓 也活活地饿死了。有的城市饿死几千几万，有的饿死、渴死几十万。这就 是共产党的“人民解放战争”。 　　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人民；实际是为了夺取政 权，不惜饿死渴死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民。至于六零年饿死几千万，也是 为了毛主席的三面红旗不能倒。老百姓被饿死了，实际上也是被解放了。 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继续解放。这种解放，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就会没 完没了。饿死了，就不用再受共产党的罪了。这不是解放，是什么呢？死 了，涅盘了，圆满了。这样理解共产党的“解放”，恐怕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解放。 　　第五、国民党坚持新闻自由、半自由，而共产党的新闻自由只是毛泽 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头目的自由。 　　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是所谓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的大后方，共产党利 用国民党的新闻自由，随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真真假假，有真有假，使老 百姓误以为国民党真的比共产党要坏几千倍、几万倍。一直到决战时刻的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心脏－－首都南京还驻有代表 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头目先后主持第五纵队的筹划和安排。代 表团驻地就在南京的梅园新村。 　　我的老上级胡绩伟，从二十几岁参加共产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直 到六十几岁才明白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这之前，就是象胡绩伟这样的大学 生、文化人，成千上万地奔向共产党盘踞的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了 国民党的新闻自由，才蒙骗了这些年纪轻轻、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文化人 。他们到延安后，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脑，成了有文化有 信仰（西洋邪教信仰）能说会写善于宣传马列毛邪教的宣传兵。他们有的 留在延安，有的进入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有的则返回国民党统治区， 成为动摇国民党政府根基的第五纵队。这些第五纵队的队员，利用国民党 的新闻自由，大肆宣传共产党的邪教理论，拼命诋毁国民政府走向宪政的 种种努力。他们还以拜师求教等种种手法，对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名 士大儒大灌迷魂汤。在这些所谓文化巨匠乐陶陶、昏昏然的时候，就被他 们的学生拉上了共产主义邪教的贼船，站在共产主义邪教的立场上，用手 中的笔写成攻击国民政府、诽谤宪政民主的文章，并自称是什么投枪和匕 首，戳痛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的心。他们混淆了老百姓的视线，降低了老 百姓的思考能力。 　　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这些文化巨匠背叛民主的国民政府，投向共产 党邪教的怀抱，对于中国人民几十年来遭受的种种苦难，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将来中国真的实现民主了，一定要把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文痞汉 奸骗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文化人永远的警戒。具体办法可 采用在历史书上写明、在教科书上列入、在碑铭上篆刻等。鲁迅、郭沫若 、闻一多等人自命清高，以反叛者自居；实际上反叛的是正在艰难走向民 主的国民政府，却投靠了根本没有民主的共产党邪教势力。只为了“反叛 者”的虚名，就被共产党及爱党贼们捧昏了头，欢天喜地地、孜孜不倦地 创作遵命文学，成为革命文化的旗手。 爱国有理　　爱党有罪 　　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爱家乡，一点也不含糊 。有人骂我是爱国贼，那就去骂好了。只要他们有精神，有力气，一天骂 到晚也没关系。如果他们有人供养，不用做工挣钱，还可以一年骂到头。 　　我因为被共产党逼得实在熬不下去了，无可奈何之下，才于一九九六 年八月底，离开自己的祖国，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来到了太平洋对岸 的美利坚。 　　来到美国后，远离祖国和家乡，时间越长，就越是思念祖国，想回故 乡。真是应了一句俗话：距离产生美。时间上、空间上距离越大，对祖国 的山河越是怀念，对故乡的风味小吃、儿时朋友越是怀念。我现在打电话 最多的是小学老师和同学，就是为了回忆童年时代的生活和学习。虽然回 忆是痛苦的，因为那时正是六零年前后差点饿死；但是与小学同学谈到当 年趣事，还是经常在电话里笑得肚子生疼。 　　越是怀念祖国，越是想回故乡，就越是痛恨共产党。与小学老师同学 谈到当年饿死的老师和同学，恨不得把共产党头目统统地千刀万剐。 　　为什么有人只骂爱国贼，却不敢骂爱党贼呢？因为共产党实在太可怕 了。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好的证据 就是毛泽东自己的文章。《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共 产党领导农村的地痞流氓恶棍无赖的下流嘴脸：“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 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地主小姐是个年轻姑娘，到地主小姐 的牙床上去滚一滚，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在新沙皇的支持下，利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 错误，混进了国民政府，混进了国民党中央。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共产党更是贼喊捉贼地大发国难财。明明是他们趁着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 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在一边乘凉、休整、训练、发展，坐收鱼翁之利； 却倒打一耙说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准备下来摘桃子。毛泽东感谢田中角荣 和大平正方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就在全国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四散逃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叛国集团却欢天喜地、兴高 彩烈、弹冠相庆。因为，国家的困难、人民的痛苦，正是他们这些乱世奸 雄大显身手、篡权夺位、称王称帝、出将入相、卖国求荣之千载难逢的大 好时机。 　　有人说毛泽东是千古一帝。不错，毛泽东就是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人 类历史上最凶残、最暴虐、最阴险、最毒辣、最无耻、最狡诈，最不讲信 义、最没有廉耻、最没有良心，杀人最多、祸国最烈、诛心最毒，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千古一皇、万年一帝。 　　以毛泽东为最高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敌人，是中 国历史上对国土破坏最彻底、对国民杀戮、摧残最严重的一个统治集团。 套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用语：以珠穆朗玛峰作笔，以太平洋作墨，以蓝天作 纸，也写不尽毛泽东、共产党的罪恶！ 　　奇怪的是，那些动辄骂别人是爱国贼的人，为什么放着毛泽东、共产 党不骂，也不骂那些为了从共产党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分一杯羹的花某某 、梁某某和陈文英之流。正是花某某、梁某某和陈文英们，打着爱国的旗 号，干着爱党贼的勾当。他们根本不爱中国，但他们确实爱中国共产党。 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让他们非常轻松、极其愉快地通过“做生意” 只赚不赔，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进账，还可以戴上共产党 送给他们的一顶花帽子－－“爱国”。 2004年4月23日于美国维吉尼亚。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