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356期(2004.08.14)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广州官员存款来源不明加拿大避难被拒 2. 福建官场――中共政坛的火药桶 3. 郭国汀：狱中会见黄金秋（清水君）手记 4. 刘荻：为什么民族主义难以理性——评《潜流》 　　智叟：讲狂热的爱国主义的愚蠢，没有比电视剧《走向共和》更好的了。 5. 外国人在中国被殴打一览表，经过爱国人士认可 6. 中美内幕交易的六个故事 7. 吴思：中美官场比较——序《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 8. 廖建明：中英继续出卖香港 9. 港人为何不向英国而只向中共要民主？ 10. 爱国主义与香港 11. 投诚专制的张艺谋:偷情脉络 和 仇女症 12. 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可以这么搞 13. 茉莉：一句话和一封信——我和杨小凯的交往 14. 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转嫁坏帐 中共华尔街圈钱:中国正通过各种渠道安排大陆企业在美国 和国际金融市场上市，国际媒体经济学人等近日纷纷报道中国经济真相。 中国银行香港分支机构8月3日公布，公司两名高管人员朱赤、丁燕生因涉 嫌渎职正在接受政府调查。这一事件对于正在筹备明年上市事宜的中国银 行而言，其公信力无疑再遭重创，并引起华尔街的关注。华尔街牵动世界 ，是国际金融业的神经中枢。中共正用外交手腕、在中国出动宣传机器， 争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派大量经贸团在美国游説，目标是进军美 国 资本市场，大规模圈钱。中共官员正通过集体性大规模投资，瓜分国有 资产。中国银行系统钜额的坏债超过6万亿人民币，给中共政权带来巨大压 力和政治风险。中共急于将这部分资金转嫁到国际社会，分散风险，延续 中共政府的统治稳定，这是中共进驻华尔街的重要经济战略。中国商界企 业界大腕于6月中旬云集美国纽约，如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海尔集团首席 执行官（中国对总裁的时髦称呼）的张瑞敏，TCL集团总裁李东升等人均联 袂 赴美，在纽约举行各种活动，意在树立企业形象，争取美国基金的青睐 ，以便他们的企业早日在美国上市。（大纪元）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日前表示，美国不会把关押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的 维吾尔人交还给中国。据美联社星期六报道，鲍威尔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 时说，这些维吾尔人不会回中国，但是为他们找个地方也很难。据美联社 的报道，有22名维吾尔人在阿富汗被美军抓获后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美军基 地。人权组织担心把他们送还中国会受到虐待甚至被枪毙。美联社认为， 美国决定不送还维吾尔俘虏给中国会惹怒支持美国反恐的中国。中国主动 向美国提供所谓反恐情报，表示有3百多名维吾尔人在阿富汗接受基地组织 的训练，但是美方没有证实这个数字。（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国际上努 力地妖魔化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人权组织披露从印度返回中国的藏人受到迫害 http://www.rfa.org/service/audio_popup.html?file=http://www.rfa.org/content/service/man/audio/040813yl.mp3 　　毛主席显灵助王义夫夺冠? 第八发子弹打完，8.9环，马可波罗射击中 心里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王义夫刚刚夺回的领先优势，刹那间拱 手送人，而且落后了整整1环，大家都只剩下两发子弹了。王义夫突然用右 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心脏。看台上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崔大林惊出了一身 冷汗，“我又想起了1996年那一幕，”崔大林赛后心有余悸。其实崔大林 多虑了，王义夫当时并没有感到身体不适，他在抚摸藏在胸口的毛主席像 章。“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让我保持头脑清醒，在给我力量。”老王 赛后无比诚挚地说道。--体坛周报:王义夫夺金后感言毛主席像章 毛泽东从一介布衣做到皇帝，没有神佑行吗？所以把老毛当神，也算有根据。 (干脆给每个奥运选手一枚毛像章得了，这样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奖牌拿回家 ？那些偷渡的福建农民，一度也用毛像章，结果多数淹死在太平洋，我从 来就骂毛泽东，总是逢凶化吉！从世界最糟糕之地到最好的地方。看来毛 泽东还得经常骂着才合天意。他要是神的话，怎么他活着的时候中国人连 奥运会都去不了呢？) ～～～～～～～～～～～～～～～～～～～～～～～～～～～～～～～～ 广州官员存款来源不明加拿大避难被拒 　　(美国之音记者严明多伦多报导) 一名中国前政府官员在加拿大以遭受 政治迫害为由申请难民被拒。原因是，她无法解释自己账号中数百万人民 币存款的来源。 现年五十四岁的前广州外经贸委官员谢柔兰(译音)及其二十七岁女儿 是2001年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并提出难民申请的。在此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 ，她们一直过著流亡生活，其中的十九个月是在委内瑞拉渡过的。 *中国发出全球通缉令* 谢柔兰申请难民的理由是，由于拒绝参与贪污舞弊，因而成为当地政 府和一些官员对付的目标，遭受了政治迫害。但加拿大移民部调查的结果 显示，谢姓母女在中国的银行帐户内有二百七十万元人民币的存款。与此 同时，中国官方得知谢柔兰在加拿大申报难民之后，已通过国际刑警发出 全球通缉令，指控她侵吞公款，要将她拘捕归案。 负责审理谢柔兰难民申请案的法官科伦认为，谢柔兰提出的理由和证 据不可信。基于她在中国被指控犯有经济罪行，因此拒绝了她的难民申请 。谢柔兰母女随后提出上诉，要求就这一审理进行司法复核，但加拿大联 邦法院已拒绝了这一要求。 *中国政府高官申请难民* 谢柔兰母女通过律师表示，将在这个月内，向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再 提出上诉。多伦多的难民律师斯特迪表示，近年来，来自中国的难民申请 人的成份发生了变化，以往的申请人大部分是普通百姓，他们声称因为政 治观点、宗教信仰或一胎化政策而受到迫害；但近来，许多申请人都曾在 中国政府部门工作，有些甚至是高级官员。但她强调，加拿大的难民法保 证了所有申请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审理。斯特迪说：“我不能对个案进行评 论。每个难民申请人都会得到一个公平的聆讯。这是每个难民申请人都拥 有的权利。” 另外一位华裔难民律师李约翰表示，确实有一些中国的难民申请人， 编造谎言，欺骗法官，希望能够蒙混过关，但往往事与愿违。李约翰说： “人家现在也不那么傻了。有人以为可以随便蒙洋鬼子，人家什么都不懂 ，说什么他们都信，但其实不是的。” *谢柔兰案与赖昌星案不同* 难民法庭的审理结论显示，法官不相信谢柔兰是为了避免受到迫害而 被迫逃离中国的，更不相信她对二百七十万元人民币存款来源的解释。法 官科伦在他的审理结论中说，基于有足够理由可以认为谢柔兰曾犯有“严 重的非政治类罪行”，因此不能接受她的难民申请。由于谢柔兰聘请的律 师就是中国远华案首要嫌疑人赖昌星的代表律师马塔斯，因而一些加拿大 媒体把谢柔兰案同赖昌星案相提并论。但曾撰写《远华案黑幕》的盛雪说 ：“这位谢女士作为政府官员，我相信她的二百七十万元资产的确是个疑 问，因为她不是商人，不是自己经商所得。我相信，加拿大移民部对她的 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她的难民申请案和赖昌星难民申请案性质是 完全不同的。” 谢柔兰表示，她和女儿一旦被遣返回中国，将会面对酷刑折磨的危险 。如果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她的上诉，移民部会就遣返展开风险评 估，而如果评估的结论是可以遣返，那么谢柔兰母女将会被遣返回中国。 ～～～～～～～～～～～～～～～～～～～～～～～～～～～～～～～～ 福建官场――中共政坛的火药桶 　　武君 　　一：官场江湖，众官自危 　　 　　欧州的东南角，有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导至现代多场战争。中国的东 南角，有一个福建，是中共政坛的火药桶，这个火药桶没有炸到对岸台湾 的半点皮毛，倒把一任又一任的中共高官炸得焦头烂额。近日，福建连江 县委书记黄金高的公开信轰动全国。堂堂一个县委书记，穿了六年防弹衣 ，终日住在军营自保，确实道出了中共权力斗争与社会治安之险恶。 　　昨天看到凤凰卫视上几个政论家的讨论，一个名叫王英的评论员，满 口福建腔，处处贬损黄金高，说其工作能力不强，方式背动云云。王英自 诩了解中共国情政情，我看这个王评论家狗屎不通，自以为言辞高明，结 果当场网民给他的支持率是零，给他的辩论对手是100%，让他一脸尴尬下 不了台。我估计这个王英走出凤凰卫视后，避弹衣可能还用不着，头上顶 个脸盆倒是应该的，得防着满大街随时可能飞来的臭鸡蛋，烂茄子。中共 贪官找王英这种低能儿作托，实在是找错了人选！ 　　其实，福建的治安之差，在中共政坛是众所周知的！90年代初的省委 书记陈光毅，亲生儿子竟在省委大院门口被人用块砖头当头开瓢; 　　96年两件大案更是震惊朝野：新任代省长贺国强从甘肃来就任，新来 乍到，还住在省政府风光如画的西湖宾馆，没来得及收取地方官员进贡的 红包，竟先被梁上君子光顾了！这个梁上君子可能是位贫下中农，连鞋都 偷：丢下自已的臭鞋，穿上贺省长贼亮贼亮的新皮鞋，拎着大包小包，大 模大样地从宾馆前门走了。难道梁上君子竟不知道封疆大吏贺省长的身份 吗？非也，他从贺省长的皮箱中居然也翻出李鹏亲笔签字的省长委任状， 翻来倒去，思前想后，李鹏的一手臭字，比自已鞋还臭，这玩意实在换不 到现金，还不如那双新皮鞋实在，就将委任状单独抛在床上了，那意思似 乎是：已阅，不买帐！现在八年过去，贺国强已经高升为中共中央组织部 长了，可是这起盗窃案还是没有破，福建江湖的凶险，一定在部长大人心 中留下深深的阴影！ 　　　 　　　96年的另一起大案更为轰动，不仅震惊了朝野，也震惊了整个东南 亚，这就是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的独生女儿被杀，凶手是陈书记独生女的 前任男友，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87级学生（91届）。作案现场又是省 委大院，陈省长的独生女在后山花园陈尸数日才被发现。作案原因据说是 因为这位北大高才生在外地嫖娼被捉，又不甘心与陈的女儿分手，但这只 是官方说法，背后有什么陷井隐情，无人知晓。就象当年人大副委员长李 沛瑶案，官方媒体都说是李大人与武警小偷英勇搏斗，为保护神圣的私有 财产光荣牺牲。现在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小武警将自已农村妹妹介绍来北 京工作，李大人虽然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却要老牛吃嫩草，强奸小 武警的妹妹，受到报应。　　 　　　陈明义书记老年痛失独生女，失去了贪污腐败的动力，成了福建官 场的最大清官。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远华大案发生后，为了保证贾庆林能 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断然将陈明义这个小亲信作了替死鬼，陈明 义泪流满面，将书记一职转交团派宋德福。 　　二：中央权斗，地方强震 　　当然，说福建官场凶险，绝不是仅仅从这几起刑事案件来说。福建官 场的震源，一直是在中央。80年代，广东，福建同时被列为改革开放的两 个试点省份，胡耀邦派出了两员改革大将：任仲夷出任广东省委书记，项 南出任福建省委书记。二人全力大胆推动两省政治经济改革，一时闻名全 国。保守派陈云掌握着纪检实权，分别以走私，假药两个小小案件将二人 整垮。 　　但是广东由于有叶剑英的势力荫阴，经济改革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福 建却调来了个陈光毅，政治经济改革全面倒退，在改革大潮中远远落后， 陈光毅可谓是福建省的勃涅日涅夫，集保守与腐朽于一身的狗官。86学潮 后，一大批胡耀邦培养的团干部从中央被发配到地方挂职，王兆国也到福 建省任代省长，陈光毅仗着陈云，李鹏的保守势力支持，在福建省说一不 二，处处给王兆国小鞋穿，书记与省长二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拍桌对骂， 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按说陈光毅，王兆国都是从外地来挂职的，在地方 都没有什么深根基。但是从86年到92年，中共政坛保守势力如日中天，袁 启彤等一大批福建地方官僚，见风使舵，全都抱紧了陈光毅的大腿，猛踢 王兆国，福建官场当时完全成了李鹏，陈光毅的天下，王兆国成了孤家寡 人，后来愤愤然调回京城。 　　袁启彤等地方官在福建培养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虽经过远华案，陈 凯案，陈健案等多次强震，连袁启彤自已的儿子都进了大牢了，但是官场 上仍有袁的一大批亲信，只要细看黄金高的这次公开信，就会发现最大矛 头明显不是对前任县委书记俞云风，而是对福州市长练知轩。练知轩当年 从福清县委书记起步，正是投靠袁启彤起家的。 　　福建政坛的第二股强大势力是贾庆林。傻大黑粗的老贾，本来以为人 生的辉煌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就到了顶点。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一 机部的老同事江泽民八九年后平步清云，成为总书记。但是江泽民开始时 与赵紫阳一样是个儿皇帝，所以开始几年还没几个人看出贾庆林头上有紫 气东来。直到十四大后，江泽民在曾庆红帮助下，扳倒杨尚昆兄弟，坐稳 了总书记，邓小平又垂垂老矣，福建官场才如梦初醒，纷纷向黑乎乎的老 贾靠拢。果然，96年江泽民再次扳倒陈希同，权势如日中天，贾庆林春光 得意，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首次进入中共政治局权力核心。福建百官以为 好日子来了，争先恐后地抓住了贾庆林这根福建有史以来最粗最长的天线 。谁能料到，中央权力斗争的一道闪电，就顺着贾庆林这根天线击下，贾 本人作为金属天线安然无恙，只苦了抓住天线的一群亲信，个个电得人仰 马翻，就连原来清清白白的陈明义，也电得焦头烂额，一脸乌黑。 　　福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是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的风格与薄熙来完全不 同。习在福建省如轮盘转一般，当遍了各个地市的书记，就是不出成绩， 不拉帮派，一直到升任省长，仍是政绩平平。习近平也算是深得中共官场 的个中三味：什么也不干，就什么错误也没有，什么错误也没有，又有老 爹的中央势力引导，还怕不升官吗？！十六大上，习升了一小步，到浙江 到省委书记。笔者以为，习近平的手法，保命还行，升官不太管用，没有 一个强大的帮派势力，除非得到邓小平这样元老的青睐，习很难升进中央 。 　　　福建政坛的第四股势力，是卢展工。陈明义因为远华案下台后，本 是宋德福接手省委书记，宋是胡锦涛的人马，可惜体弱多命，难支大局， 就由省长卢展工接手代书记。卢展工在全国总工会是尉健行的得手干将， 结下深厚关系。但是卢展工到任时间不长，要想真正扫荡前几任的政治势 力，阻力颇大。但是官场职位有限，不扫掉前任的势力，自已的势力就插 不进。黄金高无疑是卢展工收编的一员地方干将，只是这次公开信事件本 身，未必是得到卢展工的支持。 　　三：公开竞争，政治进步 　　权力斗争，是贯穿中共政治的唯一主线，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 ，其乐无穷。海外某些三流学者评论家拼命抹杀权力斗争的事实，要么是 白痴，要么是别有用心，任何一个有正常智力的人，在中共官场生活三个 月，就会感到，处处是帮派，处处有势力。你是个能人，就会有几个派别 拉拢你，如果你哪一个派别都不靠，除非象习近平那样有天线，你根本连 本职都坐不牢的。 　　但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政治最黑暗的，并不是权力斗争本身 ，而是权力斗争的方式，一切都是暗箱操作，不论各派如何斗得天昏地暗 ，选出李鹏这样的智障，江泽民这样的变态，老百姓都毫无知情权。 　　无论黄金高有什么样的政治后台，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其诉诸媒体的 公开斗争方式，应视为中共政治的一种进步倾向。而正是这种进步倾向， 让其他一大批中共官僚胆战心惊，痛骂黄金高。黄金高敢走出这一步，是 不容易的，至少其自身屁股是干净得很，就是让陈光毅用舌头去舔，也没 有什么异味。 　　在这种危难时刻，海内外的中文网络媒体，应该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意 识，保护黄金高的言论权利，就是保护网络媒体自身的存在价值。海外媒 体可以放开所有炮口，猛攻黄金高的对立面，国内媒体可以避实就虚，不 谈黄金高，只谈练知轩，俞风云，就事论事，务必将案件本身翻个底朝天 ，要让练知轩之流走上政治的断头台！也要将阻止网上讨论的众官一一曝 光。 ～～～～～～～～～～～～～～～～～～～～～～～～～～～～～～～～ 郭国汀：狱中会见黄金秋（清水君）手记 　　今天与佟律师一道赴常州中院阅卷，下午到看守所会见被关押的清水 君。首先我声明是因为同情理解他的大部分见解与主张而自告奋勇为他辩 护。同时转达了海内外朋友们的关心关注与问候。我问及他在里面的生活 待遇及肉体精神上是否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自己有什么想法有何自我 辩解及有何需要向朋友们转达。以下是他的陈述： 他表示目前23个人关在一个房间内，生活待遇尚可，未受到任何体罚 ，至于精神上是否受到压力，并不重要。他还强调，看守所各方面对他均 还好，所领导较关心关照。他要我代他向海内外朋友们表达谢意。向所有 爱过他，他爱着的所有的人表达歉意。 他说在狱中已写了《爱国民主党的起源》约三万字；《我在海外之言 论》；及《给胡温吴的公开函》。曾申请过检察官回避，其他都正常。他 表示要以我们的诚意，讲清道理。自认为：有错但不致罪。由于没有经验 ，过去做过很多错事。在海外有些过激言论，回国后，也因没有经验，牵 连到别人。如果追究责任就追究我一个人的责任，对受牵连者说声对不起 。 他说自己正在狱中写材料给中共中央，一方面声辩，另一方面研究问 题。认为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 他表示自己回国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但当时主要考虑：留学花家人的 钱无从还；始终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出国几年，想回国了解国内现状，作 一些实地考察。筹备爱民党没拿过一分钱，也没有收过一分钱赞助。 筹备爱国民主党是一个人在网上发起的，初时想请几位有社会知名度 的人士共同发起，邀请了两人后因他们未答复，故一个人行动起来。所有 的言论都是公开的。 对结社组党的认识，自认为不构成犯罪。这是个大原则。首先必须搞 清楚弄明确，自认为有错，但错不致罪。如果当局强行认定所谓颠覆国爱 政权罪名成立之日，就是他自动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之时。自认为是 个爱国者，为国家做过有益的事，说心里话，在国外几年也挺累的，当时 被别人攻击，不太理解。 没有写过认罪书，而是检讨自己性格上的错误。我是中国首位在海外 发表民主言论被捕审判的留学生。当然中国也有进步，情况也好也许多。 有这么多人关心我，过去也做过许多错事，无论如何我的动机出发点 是好的，无论结果如何，我死而无怨。我的观点：中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但决不是唯一的先锋队，也不能自动地成为先锋队。要接爱无产阶级 的监督。 虽然朋友们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我从不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我 不愿放弃自已的专业而愿做一个自由的记者养活自己，更愿意做一个自由 作家，记者而不想做个政治家。 我的错误主要错在个性较骄傲，不听劝；文章用辞有过激成份，不慎 重；牵连了一些朋友，但这些错误不是有心的；一直没有想把政治作为终 身职业，考虑个人利益多些，想回国成家立业，孝敬亲人，过平淡的生活 。 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争取最佳的结果。希望当局以我无 罪开释，开政治文明之风，行尊重和保护人权之实。不希望以一个归国的 爱国者之罪陷政府于不义，寒海内外学子之心。 代向曾爱过我，我曾爱过的朋友们致歉，虽然想善待每个人现在只能 是伤害人。一直认为自已清清白白，因而不顾朋友们反对，以为在网上用 清水君别人不知道是黄金秋，回国过平静的生活，有些想法较稚气，现在 经思考对自己的缺点过错都比较清楚，如果当时认识到这些，我会做得好 些。如今造成极大损失，这不是我的本意。有些事我想不通，在网上发表 言论，在国外完全是合法的，一回国即变成犯罪？与国际接轨，三个代表 ，三个为民，政府为什么不宽容异议人士？如果说犯罪根源，就是我太爱 国了。一旦获罪，我将放弃中国国籍，同时在狱中申请政治避难！ ～～～～～～～～～～～～～～～～～～～～～～～～～～～～～～～～ 刘荻：为什么民族主义难以理性——评《潜流》 　　按：不锈钢老鼠刘荻批评民族主义的毛病，很有道理。民族主义再发 飚一点，就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六四后，中共给青年人灌输爱国主义的目 的是为了让大家都疯狂，不看党的罪恶，只讲无条件爱国、爱党、爱社会 主义。描绘狂热的爱国主义的愚蠢，没有比电视剧《走向共和》更好的了 。首先，《走向共和》借李鸿章赴日谈判遭刺杀的史实，叙述了一个狂热 的日本爱国青年破坏了日本政客的谈判计划，让日本少从大清国榨取25%的 赔款。那损失的可是一亿两白花花的银子啊！另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之愚 蠢的例子就是义和团了，他们杀外国传教士，更多的是杀信主的同胞，结 果呢，招致八国联军武装攻入北京，中央领导集体外逃，国家政权落入洋 人之手，最后陪赏了人家多少亿的银子啊！狂热的爱国主义没有给强大的 日本带来任何益处，也没给清朝带来任何益处，它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什 么呢？不开启民智，只教青年发疯，没用。（智叟）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这本书，从各个方面对现今 颇为“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做出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深入了 解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缺点：它对自己的研 究对象，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本身，是很难能有所帮助的。其原因在于，这 本书的前提假设是：民族主义是理性的，因此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对话。 但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民族主义是很难理性的，我们也是很难和他们 对话的。 　　什么是“不理性”，我先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笔者就曾在某种情况下 遇到一位女士，该女士心中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即无论无论你生活得 如何痛苦，也无论你未来的孩子会生活得如何痛苦，一个人都应该尽量多 生孩子。这位女士就是不理性的，因为她不是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人”， 她所表达的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需要，而是基因的需要--基因的需要 就是尽量把自己传播下去--她只是基因的奴隶而已。而且你是无法与她对 话的，因为她并不清楚自己这样想的原因，而只是认为这样是“天经地义 ”的。基因没有智力，它只能深藏在你的无意识和无数人的集体无意识中 ，暗暗地起着作用。我们不能与基因对话，我们只能与“个人”对话。但 是当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基因的工具的时候，这种对话显然 是无效的。我把这种对话叫做“撞到了集体无意识的软墙上”。所以，当 一个人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而是受到无意识的支配时，我们就说这个人 是不理性的。 　　和民族主义者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上面的例子。 我们的集体无意 识中不仅仅有基因的欲望，还有无数的“原型”。例如“神”的原型。今 天，这通常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但也有人将自己内心中的神向外投射到不 合适的对象，比如领袖、国家、民族、集体等等上面，这就导致了领袖崇 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人渴望回到神的怀 抱里、失去自我意识的欲望，投射到上述对象上，也就导致了为领袖、国 家、民族、集体献身的狂热、狭隘和煽动。失去自我意识，就能够达到与 “神”，与那些“神圣”的东西同一，小我熔化在大我里面。但是失去了 自我意识，不再是个“个体”，也就不再是人了，这时一个“人”只不过 是集体无意识的工具，而无意识是没有理性的。神是超越一切经验、价值 和真理之上的，因此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的价值也是超越这一切的、 至高无上的价值；神是超验的，因此你无法用经验和理性去说服他们。我 们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出这是无意识中的投射的结果，但一个人是意识不 到自己的投射的，因此他只能和上文提到的女士一样，认为这是“天经地 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与民族主义的对话往往是无效的：我们所假设的对 话对象是有理性的个人，而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消灭了个人的集体无意 识，对于不是人的东西，我们是无法与其对话的。 　　还有一种原型叫“阴影”。阴影是我们内心中不愿为人所知的阴暗面 。阴影向外投射的结果是创造了恶魔、敌人等等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最痛恨的东西，往往源自我们的内心。纳粹会把自己的阴暗心理投 射到犹太人身上，斯大林主义者会把自己的阴暗心理投射到“阶级敌人” 身上，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则把他们的阴暗心理投射到美国、日本、台湾 身上。“阴影”的投射制造了偏见、仇恨、种族歧视、异端审判和战争， 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更为可悲的是，制造这些悲剧的人不可能意识到 ，他们所痛恨的恶魔其实是在自己的心中。民族主义者不仅需要一个狂热 崇拜的“神”，也需要一个站在对立面的“恶魔”。因此，当民族主义者 没有任何理性、丧心病狂地叫嚣要核平台湾、血洗东京、轰炸华盛顿的时 候，任何有理性的对话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有理性的人，支配他们的 是无意识。 　　无意识没有理性的，人们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无意识内容的投射，理性 的对话更不能动摇埋藏在深处的无意识。那么能够拯救民族主义者的，不 是《潜流》这么一本理性的书，而只能是寄希望于他们自己的成熟，成长 为真正的、有自我意识的个人，和与自己内心的和解。——真名网 ～～～～～～～～～～～～～～～～～～～～～～～～～～～～～～～～ 外国人在中国被殴打一览表，经过爱国人士认可 　　送交: Gress 　　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在中国，思维正常，良知尚存的中国人有吗？有。但很少，而且不被 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承认，他们称这些人为汉奸，洋奴和卖国贼。现在的大 多数中国人早已经和炎黄子孙划清了界限，礼孝仁义已经丧失殆尽。他们 砸孔庙，批老二；他们抛弃中华文化，引进　西洋邪-教；他们殴打自己的 老师，自己的母亲；他们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夫妻互相告密，父子反目。 他们不但打他们自己人，还杀外国使节，焚外国使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尊称为民族英雄，大加宣扬。他们从来没有象日本人那样表示反省过 ，更没有象美国人那样道过歉。 　　 　　在日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在欧洲，你很难得看到打架斗 殴的现象。但在中国就成了他们现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骂架，暴力打架 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受法律惩罚，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国家公务人 员打人反而会得到升迁，因为他们说他们打的都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人。 　　 　　在中国，老百姓被打死，以前值一头猪的价钱，现在也只不过是一头 牛的价钱。在中国每年都有数十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们早已习以为 常。也只有死在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手里的时候，他们才会从上到下借机 鼓躁一阵子，以表明他们的民族尊严。在中国，从政府官员到地方百姓， 口口声声说他们自己尊重人权，时时谴责别国的人权状况，还发表别国人 权报告。那么他们自己尊重了别国人的人权了吗？ 　　 　　根本没有，他们不但不尊重自己的人权更不尊重外国人的人权。近几 年来已经有数十个外国公民被中国警察殴打或非法逮捕。不管他是记者， 学生还是游客都遭受伤害，甚至连宗教和平人士也不放过。这些伤人凶手 往往不会受到法律惩罚还会被表扬，只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来不报道罢 了。 　　 　　日本军刀已经封存在博物馆了，中国“军刀”正却正在挥舞 　　 　　比如，美国公民克特－秦在北京遭受警察的暴力。他说：4个北京警察 扑上来掐我的喉咙，扯我的头鬓，抱我的脚，将我提起来狠狠地摔向地面 ，使我几乎昏厥。 　　 　　美国桥治城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布睐恩－玛波儿述说他在中国所遭受的 警察暴力：我受到中国警察的多次殴打，其中一个警察连续打我多个耳光 ，并用警靴狠狠踢我的背后，将我的头撞向墙壁多次，致使我头面部受伤 。 　　 　　去年在西安，在众多中国警察和中国官方人员的眼皮底下，中国人将 两名无辜又瘦弱的日本女留学生围殴至伤，打人凶手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中国政府也没有任何道歉，中国媒体集体哑巴。 　　 　　再比如今年5月份来自日本大阪的女性裕西－荷丽和来自新泻的女性埃 波－阿裕蜜被中国警察非法秘密绑架殴打。 　　 　　根据中国人自己在互连网上透露的消息，中国人显然已经把当众殴打 外国人当成一种乐趣，并侍为值得炫耀的爱国资本了。 　　 　　比如今年3月份北京警察王强在天桥附近地区将两名前去中国合法投资 的日本商人的骨头打断。犯案警察只是受到内部的纪律处分，正规媒体没 有任何报道。 　　 　　2002年1月18日，在浙江台州的一个边防检查站，中国武装警察用枪托 把一个将脚搁在升旗台上的日本船员打成“死猪”一样，并拖进岗亭用手 铐拷在哨卡上。事后这个武警表面上被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事实上易地 提干了。 　　 　　在中国，不但警察肆意殴打外国人，还让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 都参与殴打。据中国的爱国同盟者网报道：2003年的中国国庆前夕（9月30 日晚），4名解放军战士将一名日本留学生围困在铁栅栏下的草地上海扁， 往死里打，打得这个日本留学生面目全非：脸肿了，到处都是淤青，右眼 被打得凸了出来，只剩下了一道缝儿，血痕封住了视线……脸上、嘴巴、 手上、身上都是血，不知道是哪里流出的血……后来据医生说，右眼的击 伤十分严重，眼底出血、前房出血、虹膜组织被打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 果现在还很难说。中国警察赶到后不但不扣押打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反而要刑拘受害者-日本学生。 　　 　　至于，一般的中国人蓄意殴打外国人人那就更多了，许多是预先通过 网络号召，手机联系后专门“蹲坑”等候外国人出现后蜂拥而上进行围殴 的。 　　 　　比如，去年在北京什裟海后街，美国青年被中国人围殴，警察赶到后 ，放走了打人凶手，使得那帮行凶者在网络上吹嘘了好几个月。 　　 　　2004年7月22日，事实上就是中国妇女赵燕被打得同时(因为中美之间 有10几个小时的时差)，荆州市沙市区小青年用砸断的酒瓶子袭击两个逛文 物市场的日本人，当时在场的有蛮多客人，但都冷眼相看，一个中国老太 婆甚至叫喊着给那几个小青年加油。警察看到也不管。这两个日本人的命 运和中国妇女赵燕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到底是谁搞双重人权标准 ，一目了然。 　　 　　大概在今年5月份，在成渝高速公路上，在中国防暴警察的包围下，三 个日本游客被几十个中国人狂殴，以至倒地不起，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狂 叫，发出难听的倭语。前年，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一群中国大学生把 一个日本留学生打成半死，学校连个处分都没一个。 　　 　　在南京师范大学门口的“麦当劳”的中国店员将来店中就餐的日本女 留学生反锁在店内，任由中国学生围殴日本学生长达半小时之久，日本女 留学生在预感到可能被殴打时拨打了报警电话110，南京警察虽然三分钟内 赶到现场，但听说是日本人被打，就在门外等候打完，进店后却将挨打的 日本学生带到局子里，结论是：日本留学生寻衅滋事，南京学生仗义出手 。　　 　　 　　这样的事例多的数不胜数，中国人的网络上天天都有。如果冯锦华是 日本人在北京广场纪念碑上喷漆，他还能站着从中国派出所出来吗？在中 国发生的涉及外国人的事件中，只有湖南的中国人梁少男被法办过，理由 是他侮辱了中国人的感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真的是善良的民族吗？ 外国人的生命难道就不如中国人的感情重要吗？赵燕在美国被打需要同情 ，那外国人在中国被打就不需要同情了吗？ 　　 　　中国人在做下这些丑事后，当事人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宣扬 。中国读者多是大声叫好，所作评论更是不堪入目，一些十几岁的中国女 学生更是称这些人为英雄哥哥，要给他们送鲜花，甚至表示愿意奉献一切 。和中国人成鲜明对比的是，赵燕在美国被打后，上至联邦高官，下至和 打人事件无关的平民百姓都多次表示同情和道歉。不少素不相识的美国人 主动去看望和慰问赵燕，甚至还流下同情的眼泪。赵燕在纽约的朋友美国 人杰妮佛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被警察打得这么重的人，现在当务之急是 先为赵燕治病，把健康找回来最重要。” 　　 　　对比美国，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中国人到底是怎么 一群人？象美国人杰妮佛那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的中国人也有，但断然 不敢公开表达这样的感情。因为如果这样，那就会被中国人当成汉奸，洋 奴，卖国贼。中国人已经没有正义和是非概念，有的只是立场和利益的判 断，眼里首先看到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讲究的只是胳膊如何往里拐，叫 嚣的是如何残暴复仇。所以，我要说：打人的不对的，但打中国人是没错 的。不要说我冷血，虽然我是有点冷血，因为我身上还淌着中国血，心灵 还没有完全被西方文明所净化。不要骂我是卖国贼，因为我是爱国者，我 的祖国是日本和美国。别的国家需要反省和道歉，中国人难道就不需要自 躬反省了吗？(来自九哥网的文章节选) ～～～～～～～～～～～～～～～～～～～～～～～～～～～～～～～～ 中美内幕交易的六个故事 　　中美内幕交易一：见面礼和出售武器 　　中美之间的内幕交易很多，我没有时间一次全部写出。我想还是按时 间顺序，分几次写。如果读者有什么可以补充的，非常欢迎。 　　1971年当时的大气候是苏联的全球军事扩张，(按中国的意思是苏修美 帝争霸全球)。另外一个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中拖了很多年，每年伤亡达一 万五千人，而且没有有任何能结束的迹象。 　　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从而达到：1). 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2). 联手对抗苏联。于是基辛格暗中给中国送了见面礼：一个中国原则；美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没有秘密交易”的话成了 那次访问美国政府对外声明和评论的常用词语。但是尼克松的确私下向周 恩来保证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美国将限制日 本对台湾的影响力；双方向政府关系正常化方向努力。 　　然后，双方的秘密谈判就展开了。美国同时希望能开始对中国贸易， 当时负责谈判的乔冠华就曾经利用不开放贸易来威胁美国，如果双方不能 在对台湾立场的言词能达成协议的话。 　　为了做成生意，1975年12月，基辛格提议购买中国的原油(想必那时中 国除了原材料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由于当 时美国有法律禁止向...国家出售武器，那么如何打开这个缺口呢？ 　　基辛格先安排由英国Rolls-Royce公司向中国出售价值2亿美元的可以 用于战斗机的引擎。尼克松通知英国首相希思，美国准备公开反对英国这 样的出口生意(可想而知当时出口武器的阻力有多大)，但是你们英国不用 理睬，只要继续出口就可以了。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国，要中国开个武器采 购单。中国一下子列了46项，布热津斯基转手就交给西欧国家，说：“我 们不能卖，你们可以卖”。两年一过，美国政府就理直气壮地向国会说： “看看现在西欧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我们自然不能落在后面”。 　　中美内幕交易二：中美建交和攻打越南 　　美国在七十年代末正在考虑同时与中国和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当时 中国不同意，理由是中美两国正在共同对付苏联，而越南却是苏联在亚洲 的代理人。面对中国的反对，美国也只好将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的议程暂 时搁置，谁知一搁竟是17年。 　　如果1971年美国为了越南而把台湾作为见面礼给中国的话，后来中国 为了越南又在台湾的议题上让步了给美国。 　　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同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在秘密商定如何 建交，关键问题僵持在台湾上。美国坚持要继续售台武器，中国则反对， 并且不放弃以武力收回台湾。但是在1978年底，由于内外局势所迫，中国 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要“教训”越南，兵力上都作了部署，中国急需要加强 与美国的关系，以免在背后被苏联捅上一刀。美国方面也是害怕久拖的谈 判会被泄露，收不了场。所以双方在12月底，匆匆达成妥协，宣布在1979 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了尾巴 　　事隔多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中方有人说不应该在台湾上让那么 大的步，而美方也有人指责卡特太过迁就邓小平，因为那时明摆着中国需 要美国，以进攻越南。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会谈中，邓要求小规模秘密会谈，美方人员 只有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参加。邓描述了中国准备以 几星期的时间出兵惩罚越南，谈到苏联可能的几种插手方式，邓需要美国 在道义上的支持。卡特当时没有说什么，在第二天告知邓小平，只是希望 中国军队在进攻越南时能“克制”，这就是等于给中国的进攻开了绿灯开 了绿灯。在中国进攻越南的期间，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几乎每天到白宫与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会面，美方每天向中国提供苏联军队的部署和调 动情报。 　　中美内幕交易三：对台售武和八．一七公报 1981年，因为荷兰向台湾出售潜水艇，中国为了报复撤回了中国驻荷兰的 大使，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杀鸡敬猴。 　　在那一年的8月份，正当里根总统权衡是否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时 ，黄华通知国务卿黑格，要美国定一个对台出售武器的截止期。美国经过 权衡后，表示美国不同意设定截止期，但是愿意设定出售武器限度，不超 过卡特行政当局的金额。 1982年初，美国向中国让步不出售F16给台湾，但是出售较老式的F-5E战斗 机，希望这会使中国满意。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满意，仍然坚持要截止期。 在此情况下，由于黑格的建议，里根总统出现动摇，指示在台湾的联络处 主任李洁明(James Lilley)说服台湾领导美国在售台武器上将会有一个最 终的截止期。李洁明回复说，这个不行。布什副总统听到后，非常生气地 对李洁明说：“你要知道两边哪一个关系更重要，台湾根本比不上中国！ ”。最后里根总统出面调停。 　　在行政当局的争执中，最终因为与其他的人员关系不合，黑格在6月25 日宣布辞职。黑格是个很倾向于中国的人，他的离去对中国产生了不利的 影响。 　　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定了所谓的“八．一七”公报。表面上美 国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但是在公报中美国的意思是：这个承诺有一个 前提，这个前提是在台海双方关系趋于和平的条件下。这是一个美国对中 国含含糊糊的承诺，但是以后每次中美在售台武器上出现危机，中国就提 醒美国不要违反“八．一七”公报的承诺，而美国并没有直接支出当初承 诺的前提。 　　“八．一七”公报的签署证明了黑格当初的恐慌是多余的，因为中国 并没有像对荷兰那样召回驻美大使。 　　在公报公布后数日内， 美国公开向台湾做出了以下的承诺：美国不会 向中国商谈何种武器可以卖给台湾；美国不会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做调停者 ；美国不会逼台湾去与中国会谈。是否美国真的做到了对台湾的承诺，应 该是不言而喻。 　　公报签署后， 里根总统另外给美国方面自己准备了一页的备忘录，解 释了他对该公报的理解和立场：“只要能维持台海两边的军事平衡，美国 就能限制对台出售武器”。 日后每当中美之间出现对台售武的纠纷，后来 的总统除了要咀嚼“八．一七”公报的文字以外，还要参考里根的备忘录 。 　　当时的世界局势是：美中联手对付苏联，美国同时对中国和台湾出售 武器。美国认为只要能把握住对中国出售的武器，自然就能把握住对台湾 出售武器的限制。 可是谁又知道， 十年以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采购武器 ， 美国没有办法再把握住中国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于是新的危机又来临。 这一点以后会再具体地谈到的。 　　中美内幕交易四：军事合作及“和平珍珠”流产(中国的歼八被扣) 　　有新闻报道因为1989年美国扣留了中国的歼八飞机，日后美国又向中 国收取“保管费”。 中间的细节又是如何？这要从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 汗的说起： 　　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中美在军事上的开始了合作，两国联合起 来支持阿富汗游击队。最初游击队需要大量的骡子作为运输工具，中美达 成的交易是美国出钱给中国、中国出骡子，通过巴基斯坦运入阿富汗。后 来在渐渐地发展为由美国出钱给中国、中国向游击队提供中国的武器。美 国这样做的原因是： 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良好使得武器输送技术上可行； 苏联也找不到美国直接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把柄。不过到后来美国也顾不 得了，通过中国向阿富汗运入了1000筒价值三千万美元的肩扛式“针刺” 导弹，专门用于对付苏联的直升飞机。 　　这样的生意越做越大，在1983年美国CIA向中国购买了一万吨的武器弹 药，到了1987年达到六万五千吨。 中国也尝到了做军火买卖的甜头，开始 向别的国家出售武器。 虽然日后CIA抱怨中国向中东出售武器，可是CIA却 是中国最早的和最大的军火买主。 CIA给中国军火生意最大的一年达到1亿 美元。在1989年之前，中美之间60-70%的军事联系是军火交易， 包括中国 向美国购买武器。中美之间其它的军事联系是美国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 设立电子监听站，美国出设备， 中国出人， 情报互享。 　　关于美国扣留了中国的歼八飞机的事始于一个叫“和平珍珠[Peace Pearl] ”的合作项目。 在八十年代中期， 中美签定了5.5亿美元的合约，由美国 帮助中国更新55架歼八飞机的电子设备。这个项目开始了没有多久就出现 了技术问题： 歼八对于美国来说太陈旧，即使是安上了需要的设备， 还 是达不到应有的性能。要彻底达到预期的性能，必须要更换引擎，而当时 美国没有对中国出口引擎的许可证。 双方就开始发生了纠纷，安装设备的 成本也随之上升， 到后来估计要8亿美元才能完成，比预期要高2.5亿美元 。 　　接着又发生了“突发事件”， 布什行政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开始 对中国进行制裁， 包括冻结军事合作。 1990年初，中国重新评估了“和 平珍珠”项目，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追加了那2.5亿美元，由于恢复冻结 的军事合作也遥遥无期，也不知道什么何时才能把飞机拿回来。 然后做出 了痛苦的决定。 　　在5月份， 中国通知布什行政当局，中方决定取消“和平珍珠”项目 。中方为了这个流产的项目一共投入了两亿美元(而不是这几天新闻报道的 五千万美元 -“China took a $50 million bath.”)。中方得到是一些没 有什么用处的模型和未完成安装的设备，连应有的技术资料也没有得到。 　　随着这个项目的取消， 中国开始了与俄国洽谈军事合作。在1992年3 月，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项10亿美元，由俄国向中国出售40架Su27的战斗 机生意。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买卖， 因为Su27不但要优于歼 八，而且比台湾的F16还要好， 价钱也比改装歼八要合算。 　　这个“和平珍珠”项目的流产为长达十多年的中美军事合作划上了句 号。中国开始了从其它国家寻找武器来源，美国也更难控制中国的武器发 展数量和质量。 注：这次中美撞机事件后， 李洁明[James Lilley]出来说明歼八是一种很 老式、二流的适合混战[dogfight]的战斗机。网上马上有人责骂李洁明小 看中国战斗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当时李洁明参与了中美歼八飞 机技术合作的会谈，他自然对歼八的性能一清二楚。 　　中美内幕交易五：中国从前是如何对付美国售台武器的？ 　　以前讲过， 在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自那以后美国的 确在对台售武上采取了限制。 　　到了1992年， 美国大选年， 由于经济不佳、失业率高，老布什处于 很不利的竞选地位。 他在对中国的政策上，也被民主党指责太过软弱。 由于军工的生意不好， 1992年7月General Dynamics在德州制造F-16的飞 机厂宣布要在两年内解雇近六千员工。鉴于这一系列的压力，老布什在9月 决定出售60亿美元战斗机(150架F-16)给台湾，同时也决定出售90亿美元的 飞机给沙特阿拉伯。虽然两笔生意都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拖了许多年，但 这次老布什真是急病乱投医了。 　　按照“惯例”， 老布什马上派秘密特使前往中国解释目前自己的窘境 ，答应如果能被选上连任， 将来一定会有所补偿。同时马上答应中国：1). 恢复因为六四而冻结的双方商贸交往； 2). 交还按原双边协议中方购买的 武器设备(鱼雷、雷达、还有上次所说的歼八飞机[见中美内幕交易四])。 　　中方当然不满意这么点offers， 但是的确知道老布什在紧要关头，中 方不希望在这时刻有所过火反应反而帮了民主党的忙，因为民主党批评中 国、主张限制对中国贸易。所以在表面上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没过几个月， CIA发现中国违反1988年的口头承诺，向巴基斯坦 出售东风11导弹(M-11，射程达300公里)的零件。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邓 小平在1988年答应不再向外国出口中程导弹，当时是针对中国向沙特阿拉 伯出口东风3A导弹(CSS-2，射程达3000公里)，和其它一些中东国家出口东 风15导弹(M-9，射程达600公里)。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按美国的要求，下“ 中程”导弹的在距离上的定义。 　　因为“八．一七”公报在限制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数量上并不明确， 美国在出售F16时打了个擦边球。中国为了报复，采取了同样打“擦边球” 的方法。 随后几年，每当美国要求与中国谈关于向巴基斯坦出售东风导弹 配件的时候，中国就说要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向台湾出售F16一起谈。 　　由于有1988年中国的口头保证， 按照美国法律，如果中国有违反的话 ， 美国就必须要进行制裁，但是并没有规定总统必须如何制裁。关于如何 制裁的中国，有人开始压老布什决断。 但在他离任的最后一个月，老布什 说他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因为CIA的情报尚未得到最后确认。他就把这个 “烫山芋”扔给了下一个总统-克林顿。 　　到了克林顿接手这个“烫山芋”，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因，所以他就 仍然拖而不决。 最后实在拖不过去了，就说中国又保证过了，他就以“下 不为例”， 一笔购销了。这个事一直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对中国“叩头 ”政策的把柄，其实的确是冤枉了他。 　　所以这次美国决定售武公布之后， 一定还是这样：美国按照“惯例” ，派个密使， 给些中国其它的好处；如果中国觉得不行的话，一定还会违 反一些原来答应过的出售战略武器的承诺。中美两国都是大国(或许是大家 说的superpowers)，稍微有谁不负责任，就会捅下大篓子。 中美双方都有 制约，谁在哪一步跨得太大了，对方就会在另一个方向跨出相应的一大步 。最后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表面上这次美国给中国的一个“讯号”是：出售那么多武器(40亿美 元)实在是因为中国在福建导弹增加太多。这其实是给自己下了个圈套：如 果中国继续增加导弹，美国自然会继续增加对台军售。 可美国有没有考虑 过，在这样的军事竞赛中， 台湾还能拿出多少个40亿美元？最后谁会被拖 垮？ 　　中美内幕交易六：第二次海湾战争 　　中国认为美国能胜利。所以，在开战之前，当法，俄都号称要在安理 会投反对票的时候，中国更本不表态，开战后对美国不谴责，也不对战争 性质做出评价，只是呼吁能双方和平解决问题，在战争中减少平民伤亡。 表面上是谁也不得罪，实际上是抛弃了萨达姆。 　　战前法，俄都没有鸟中国，不是他们不想鸟，是没有东西来鸟，也就 是说同他们合作得不到什么利益。倒是美国的鲍魏尔来了一趟，除了老生 常谈的“一个中国”，其他谈了什么没有公开，我想不外乎是保护中国在 伊拉克的油井以及战后重建的工程方面的问题。作为交换，中国在战前的 政策实际上是有利于美国的，即不加入法，俄一边。 　　中国这样做： 1.保护了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而坚决反战得罪美国的 国家利益受损。前几天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不允许法，德，饿，叙 利亚四国的公司参加战后有美国主导的重建工程。中国实际上能在战后分 到点利益。 2.欧洲和美国的矛盾明朗化。战前法，饿认为中国会像以往那样反对美国 ，这样就可以拿中国来当反美的挡箭牌，即反对美国开战，又不得罪美国 ，战后也能分到点利益，黑锅让中国来背。但中国这次不上当，法，饿， 德只能走上前台。欧美关系搞僵，美国需要时间来处理，同时也就无暇顾 及中国，又可以为中国国内的发展争取的时间。听说小布什力排众议，要 在战后给中国一些订单，可见两国之前早有交易。 　　再说一点，虽然中国和美国有交易，但中国对美国并不信任，也不认 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这可以从开战以后的舆论宣传看出来------美 国是非正义的一方，而不是“解放者”，伊拉克人在保家卫国。 　　转自 西祠军事胡同 真假请水友自辨 ～～～～～～～～～～～～～～～～～～～～～～～～～～～～～～～～ 吴思：中美官场比较——序《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 　　审校者找我写这篇译序，是因为我写过一本书，介绍了中国传统政治 中的潜规则。而这本美国人写的书，介绍了美国官场中的赢家策略和幕后 规则。两个大国，同一个领域，同样一些未必明说的东西，究竟有何异同 ？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 　　在这本书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的东西。 　　作者讲了一个故事。在美国参议院工作期间，他发现，每当人们的生 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国会就要周期性地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于是作者为自己的参议员老板起草了一个提案，建议把工人的最低工 资标准与生活费用上升、生产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指标自动挂钩。请猜猜看 ，那些亲劳工的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个有利于劳工的提案将持什么态度？ ——按理他们应该支持这个提案，实际上他们却否决了这个提案。 　　后来，作者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说，每隔几年，民主党的政治 家们就会要求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这种小糖果必定使得自己选区里 的工人选民踊跃地支持自己。假如他们同意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生活开 支上升和生产发展自动挂钩，而不用每隔几年提一次新的提案，他们就会 失去这个赢得选民的机会。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中国历史中官兵养贼自重的悠久传统。把贼 剿完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立功升迁和捞油水的机会了，说不定还要失业。 有人甚至用这个道理解释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狡兔死，走狗烹， 捉了诸葛亮，司马懿也就死到临头了。 　　这类故事的美国版似乎很常见。作者说，七十年代早期，一位众议员 提议，要求设立国会督察专员，专门揭露并纠正政府部门拖拉、不负责任 等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可以使各位议员的办公室从一项棘手的任务 中解脱出来，即帮助家乡选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任务。看起来这是很不 错的主意，马上就有许多议员签名支持。但是，这项提案最终却没戏，那 些资深议员不肯设立一个专职官员与自己争夺荣誉和信任----帮助人民解 决在与政府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刁难或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这件事应该由议 员们来干，他们需要做这种事情来年复一年地获得重新当选。 　　在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代理人与主人的差别，代表和被代表者的 差别。代理人或代表们无论如何热心，他们毕竟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他们 的饭碗依赖于他们存在的必要性，保证让主人的难题继续存在，他们才不 会有失业之虞，才有做私人交易并谋取私利的机会。 　　美国的大政治家也和中国传统官僚一样假公济私。作者说，美国总统 罗斯福曾经与美国驻英大使老肯尼迪私下交易，让他转变立场，支持自己 1940年竞选总统。作为回报，罗斯福支持肯尼迪的长子1942年竞选马萨诸 塞州州长。 　　见多了这类官场内幕，作者总结出一条道理。他说：如果要了解并影 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 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这条总结太重要了，以至作者在书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说：你在 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 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 　　作者强调说：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 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 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 自我。 　　作者重复说：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 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 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作者甚至引用了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的粗话来强调这番意思 ：“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作者解 释说，人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 给自己的肠胃。 　　那么，我们的精力有限，到底应该关注谁的敏感点，关注谁的肠胃， 关注谁的自我和个人抱负呢？ 　　我曾经转述过明朝首辅张居正讲的大官怕小吏的故事。在这本美国人 的书里，我也见到了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美国副总统戈尔1999年讲的 。副总统先生说： 　　布莱德利议员进入参议院的时候，他头上有两个光环，他不但是普林 斯顿最优秀的学生，之前还曾经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著名球星。有一次 他被邀请去一个大型宴会上发表演讲。这位自信的立法议员坐在贵宾席上 ，等着发表演讲。这个时候一个侍者走过来，将一块黄油放在他的盘子里 ，布莱德利立刻拦住了他。"打扰一下，能给我两块黄油吗？" 　　"对不起"，侍者回答道，"一个人只有一块黄油。"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我是谁吧。"布莱德利高傲地说道，"我是罗氏奖学 金获得者、职业篮球联赛球员、世界冠军、美国议员比尔·布莱德利"。 　　听了这句话，侍者回答道："那么，也许您也不知道我是谁吧"。 　　"这个嘛，说实在地，我还真不知道。"布莱德利回答道："您是谁呢？" 　　"我嘛，"侍者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就是主管分黄油的人"。 　　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总有人是主管分黄油的。如果想多吃黄油，就 需要关注他们。这就是中美官场的通则。 　　那么，中国和美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最终且最关键的黄油分配者不同。中国最重要的黄 油分配者向来是皇帝，其次是上级领导和领导的耳目，而美国的政客最需 要巴结选民。作为选民的耳目，媒体死死盯着政客和官僚，于是，他们又 要讨好并提防媒体。 　　本书的许多内容，涉及到如何对付媒体，如何巴结选民。这些知识， 在中国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搬硬套，为了民众不惜 得罪皇帝，譬如英勇的海瑞，那可是要倒大霉的。 　　看了这本书，我感到在美国当官比在中国当官难。他们的对手太多， 他们需要巴结的人太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小心和更多的知识。反过来说， 在中国当官就不用这么难，这恐怕也是中国人的当官热情比美国人高的原 因之一吧。　 2003年9月10日 　　（美国前总统演讲撰稿人克里思·马修斯所著的《硬球：政治是这样 玩的》，中译本这个月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 廖建明：中英继续出卖香港 　　中国和英国外交部驻香港的最高官员，最近先后发言谈香港情况，挑 起了我对北京及伦敦二十年来一贯漠视香港的旧恨新仇。 　　先讲以前的宗主国。英国外交部七月二十日公布《香港半年报告书》 （见本版七月二十二日摘译），说中国「似乎」、「可能」损害《联合声 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这已是回归以来，英国采用最强硬的措词。我虽 然觉得「似乎」和「可能」是多余的，但也谅解这是外交圈的基本动作。 　　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Stephen Bradley）八月三日在外国记者会演 说，为报告书降温。我当时在场，也不禁问他：「如果中国真的（不是似 乎、可能）损害《联合声明》，香港人现实地可以期望英国政府做甚幺？ 」当然，这是「假设性」问题，柏圣文没有回答。 　　香港人权监察主席夏博义（Paul Harris）也对柏圣文大为光火，致函 英国首相投诉。 　　再说现在的宗主国。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杨文昌，同一星期发表《 我看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章，篡改香港历史。 　　杨文昌说，「香港的繁荣从来不是别人的恩赐」，主要靠两个原因， 「一是港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二是港人抓住机遇，背靠祖国大 陆……与内地共赢发展」。 　　我只想问一句。大陆人也有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更加身在中原，为 甚幺有这两个原因却没有香港的繁荣？全因大陆没有香港般幸运，如杨说 的「沦为英国殖民统治」。没有英国的荫庇，香港过去半世纪，能捱得住 中共治下祸国殃民的种种暴行吗？ 　　杨文昌的史观，跟香港历史博物馆呈现的一套差不多，英国在香港史 上只是微不足道的脚注而已。 　　二十年了，中英继续联合出卖香港。 　　——苹果日报，作者为苹果日报论坛版主编、公共事务总监 ～～～～～～～～～～～～～～～～～～～～～～～～～～～～～～～～ 港人为何不向英国而只向中共要民主？ 　　张三一言 　　自起草基本法始，中共主流舆论就以“为何不向英国而只向中共要民 主”罪名来指责港人；尤今为烈。他们指责说：在港英殖民政府时期，你 们为什么不要民主？而回归到祖国怀抱后，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远比港英时 期更多的民主，你们却还成天吵著要民主？ 　　港人向中共要民主是理直气壮的。 　　[一]、港人在英治下可自由地生活，在共管下没有安全感 　　主要由逃避中共暴政和经济盘剥的难民组成的港人及其后代，在体验 过中的共产主义“天堂”和万恶的资本主义英殖民地“地狱”生活对比后 ，感到英治下的香港有自由，人权有保障，可以自由发展。其次，因为英 殖民地统治的后面是一个自由民主政府，人们不会感到失去既存自由生活 的威胁；争民主没有迫切性，形不成社会势力，所以没有向英国争民主的 社会运动。相反人们对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文革、六四屠杀等迫害记忆 尚鲜，加上要23条立法：员警可以不经法院批准就可任意闯入你家门抄家 、你说台独的话、看或藏有台独的文字就可以判颠覆罪等等新生的恐惧（ 这就是李肇星说的“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远比港英时期更多的民主”！）， 眼看香港就变成大陆了；人们失去了安全感。在恐惧和对中共全无信任的 情况下，港人只好奋起保卫自己的既有权利；而保权益的最佳和最现成的 手段就是争民主。所以，可以这样说：港人向中共要民主是由中共迫出来 的。 　　[二]、党官恶形恶相用大石压死蟹之势，文革批斗之法对待港人 　　中共对港人的打压从基本法起草始，七八年下来越演越烈。初始还有 董建华作中间缓冲，后则中央赤裸裸上阵与港人针锋相对恶斗。 　　京官破坏基本法，用一国扼杀两制，直接干预香港内务；北京的护法 恶形恶相、驻港京官板脸训斥，御用港商、人大政协、土共们文革批斗， 人大释法否定07/08普选；一众高官在港内外打压民主派，甚至拿李柱铭老 爸来开刀。莫须有的“逢中必反”、“勾结国外反华势力反中乱港”、“ 卖国”、“港独”……要实行爱国者治港对港人治港、还要建立政治审查 机制对民主派参政人员进行政审、用黑社会手段对民主派议员进行人身诬 蔑和恐吓、迫使为民说话的名嘴封咪……把理性争取权益的港人平添几分 激情。两次数十万人大游行、区选大败保皇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中共 恶意打压和挑衅至之。中共的打压，不但没有港人压倒或打残，反而壮大 了力量，区选是例证，现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令中共土共感到草木皆兵也是 例证。在形势比人强之下，迫于无奈，中共也只好生硬地唱起沟通和解之 调了。所以可以说，港人奋起争民主是中共恶意刺激的结果。 　　[三]、董建华无能而反动的统治 　　董建华无能的事实是在他统治下：香港经济一团糟、创出空前失业率 和负资产阶层、政治经济两极分化加深和扩大、把称誉世界一流的香港公 务员改造成为事事失误的被动办事者……说董建华反动统治是指他劫贫济 富：维护垄断财团，向中下阶层向刀。在董建华把香港搞到民不聊生时带 头裁员减薪，掀起社会裁员减薪狂潮，创下空前失业数字；董建华借外判 工程之名创造出一群新的中间剥削阶层，并创造出空前的工人月薪三千元 以下的可耻纪录；把维港汇亿元丢进咸水海同时又去狂减社会救济综援户 的只位元数字金额。董建华带头破坏法治不起诉胡仙、维护无能和犯错高 官、用人唯亲、排拒代表绝大多数港人的民主派、偏听偏信土共和垄断资 本家……对这样一个一屈任满好事无成坏事一箩箩的害港特首，港人强烈 要求其下台，但是中共就是要和港人对著干：死保不放，还要他他第二屈 ，还要港人继续受灾受难。这是中共迫港人上梁山。在这样情况下，港人 除了奋起自救外，请问还有甚么办法？自救之道就是争民主。 　　[四]、一个深层的理由 　　英殖民地，顾名思义，这是一块外国人统治之地。在这块土地上，当 地人并不是当地的主人，是没有民主权利的，除非取消殖民统治。所以在 殖民地下理论和逻辑上是不存在争民主之理；可争的只有自由人权。要民 主先得结束殖民统治，然后再谈民主。现在殖民统治结束了，人民成了这 块土地上的主人，主人要行使主人的民主权利和权力，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事实上，中共明言：中英移交主权是还政于中（当然是中共）而不是还 政于民。当年起草基本法时中共极力反对“三脚凳”就是排除港人参与接 受权力。既然权不在民而在党，那么民要民主是天经地义之事了。所以港 人不向英国要民主而向中共要民主是因应逻辑的事。 　　现在作为港人之一的我对此指责作了如上理直气壮的回答。 　　不过，若由港人用同样的问题回问中共：在港英殖民政府时期，我们 为什么不要民主？而你们中共接收香港后，我们为甚么却还迫切地要民主 ？ 　　面对这样的质问，如果中共还有起码的人性、起码的政治道义和起码 的羞耻感的话，应该无地自容！但中共并不如此，而是理歪气壮，面不改 容心不跳。 ～～～～～～～～～～～～～～～～～～～～～～～～～～～～～～～～ 爱国主义与香港 　　史东(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有一位世界名人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一个坏蛋干坏事的最后借口 。”香港回归已经七年了，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是广大中 国人民对香港回归确实充满了真正爱国情调，有物归原主的自豪和正义感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收回香港这个问题上利用爱国主义把自己打扮成反 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从而塑造自己民族英雄的解放者的地位也的确 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借口，与历史事实不符合。 　　1949年中共掌权以来，有好几次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和收回香港的机 会，但是中共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故意延长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中共第一次丢失回收香港的机会是1949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山 倒，横扫全中国，发誓要推翻三座大山。但是，当解放军打倒广州，直接 面临三座大山中的第一座，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时候，却退缩不前，不愿去 轻而易举地“解放”香港。相反，中共向英国当局百般讨好，表明中共绝 对没有收回香港的意思，并请香港当局不要慌张，继续长治久安。1949年2 月9日，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文汇报》发表题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 其中有下面这些话：“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态度看来，它们似乎对香 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但我们不能了解这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 。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今为止从没有一 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威 胁决不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 1949年2月17日，中共的另一份报纸《大 公报》又发表题为《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论，更直接了当地告诉英国人， “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绝不如一些人像想那样悲 观。” 　　1949年10月17日，中共军队抵达深圳，大兵压境香港，但突然停止进 攻香港，相反，为了安抚港英当局，中共严禁野战军驻防边境线上，并派 保安部队替英国人维持边界治安，还警告当地民兵不得制造或扩大边界上 任何的外事纠纷。 　　中共失去的第二次收复香港的机会是1967年。当时中共的文化大革命 正搞得走火入魔，中共在香港的激进份子自5月份的警察罢工后，向港英当 局采取一系列的暴力行动。6月，极左人士突然切断香港水源，使香港生活 一片混乱。中共地下组织策划恐怖主义行动，在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大 使馆的同时，攻击英国和美国在香港的办事机构。美国银行和美国新闻总 署驻港大楼均遭到暴徒围攻和炸弹攻击。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距香港100 英里范围内布暑了近8万军队，调集了170多架飞机，英国在香港只有8000 多名守军和三架用来联络的飞机，而英国在1967年危机重重，其殖民统治 在罗得西亚，在阿拉伯，在东亚到处碰壁。更为严重的是，英国和世界超 级大国美国此时冲突尖锐，英国拒绝约翰逊总统的要求出兵越南，美国国 务卿迪安.拉斯克当面告诉英国人，如果香港遭中共进攻，英国休想盼望美 国人出来帮忙救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断然于1967年7月宣布，英国 将把其军事力量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至欧洲。这等于把香港拱手让给中共 。可是，中共行动出尔反尔，居然对这一局势置之不理，反而立即停止在 香港制造事端，稳定香港局势，继续让英国人统治。 　　历史表明，在中共的香港政策中，爱国主义从来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相反，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远远超过任何民族主 义和爱国主义的考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中共宁愿让英国殖民统治在 香港继续下去，而为自己一党利益谋取最大好处。 ～～～～～～～～～～～～～～～～～～～～～～～～～～～～～～～～ 投诚专制的张艺谋:偷情脉络 和 仇女症 　　在人文情感和人类心灵上薄弱是“摄影师”的片子难攀美学高峰的根 本原因。他的片子很少关心人文的涌动和民生的悲欢，当然知识分子的忧 患意识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他总把目光总是投在什么朝代都安然无恙的 男女偷情上。他不会像姜文那样认真地去拍对民族性格进行反思的《鬼子 来了》，也不会像谢晋那样用儒家的正大悲情去反思民族的悲剧，他只会 打擦边球地去拍他认为既讨好外国人又在国内不惹麻烦的偷情系列。 　　著名的影视评论家何东，在几年前就发现了张艺谋的一个秘密，即偷 情脉络。何东认为，在张艺谋前期的一系列影片之中，不难发现一条曲折 发展的“偷情”脉络。拍摄于1987年的《红高粱》之中，女主人公是一位 野性十足的叛逆女性，她因不满既成的无爱的死亡婚姻，最后终于在一片 高粱地里以野合方式与自己相爱的人完成了逃离婚姻的大胆偷情； 　　到1990年的《菊豆》，其中的女主人公仍然还是一位不满无爱婚姻的 叛逆女性，只不过这回她的偷情已经由高粱地里的野合，而升级到在染坊 里“乱伦”了； 　　到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故事却有些变味儿了，原来一对一的 “偷情”，到《大红》里变成了一个土冒儿老太爷加妻妾成群。其中的女 主人公先被一个充满阴暗压抑心理的“老太爷”娶作小妾，里面更不乏偷 情和变态； 　　到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其中女主人公干脆变成了一个土得掉渣 的现代农村妇女，她蒙受了种种委屈，却到处哀告无门。所以她一直叨唠 着要“讨一个说法”，这“说法”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作为一个女 人的名正言顺。 　　到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中女主角是一个被黑社会老 大从小养大，后来又成了他姘头的明星交际花。当后来“老大”察觉她竟 然背叛自己而和别人偷情甚至还想私奔，就干脆将她活埋处死。 　　何东提醒读者注意，在张艺谋的一系列影片里，女主人公一直处在这 种极压抑而不健康的男女关系之中。他说，我死活猜不透导演为什么当初 每次拍片都要挑选这样离奇的情感故事，但我又能从中明确感觉到那么一 种对女性的深刻蔑视与情性压迫。 　　根据这一条“偷情”脉络，何东发现了《摇啊摇》是张艺谋电影的一 个重大转折，而他其后的几部片子也从此一蹶不振不复当年之勇。 　　何东批评道，除《红高粱》之外，张艺谋的电影创作思维，从一开始 就不是向外开放和放射型的，而是内闭和自闭的。当然，从《大红灯笼高 高挂》到《活着》，张艺谋电影的国内、国际声名，一直还在不断得到抬 升，但是如果仔细留意他那封闭的创作模式，就不难感觉到他其实早已将 自己置身于一种无法逃离的艺术悬崖之巅。 　　评家解玺璋也说，张艺谋的片子两大主题是民俗和反性压抑，这是他 早年在西方成功的法宝，成就了国外的一个小众市场，也成了他的标志物 。但“性压抑”这条路子根本达不到人道主义层面，在西方不可能久受欣 赏，在中国也不可能供到神圣祭坛——《蓝风筝》、《活着》和《霸王别 姬》这三部片子被认为是中国九十年代电影艺术的最高峰，不见“性压抑 ”的影。张艺谋的片子突破不了极限进入华林，他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 ：题材、故事、情节、细节、主题、灵魂…… 　　解玺璋说，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华民族思想变迁转向犬儒主义，表 现在影视上就是皇权崇拜，从《雍正王朝》、《天下粮仓》到《康熙帝国 》，形成一股热潮。张艺谋对这个思潮是熟悉的，权威主义不过是红卫兵 意识的复活，举着红宝书，干着一切夹私公事——心理学分析，青少年时 的烙印是影响一生的，只不过八十年代的多样化暂时冲击了这种烙印…… 　　如果说皇权崇拜是儿时毛主席万岁的影子，那性压抑呢？君不见那华 北大地、关中平原、中州河山等广大北方农村，多少男女打情骂俏在漫漫 青纱帐中，消解枯燥贫穷的岁月。 　　这一切构成了张艺谋电影的底蕴，使他真的没有超出一个中国农民的 所思所想...... ～～～～～～～～～～～～～～～～～～～～～～～～～～～～～～～～ 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可以这么搞 时间：北京时间，午12时 地点：鸟巢体育馆 1、男女主持上场：宣读本次开幕式来宾名单。赵忠祥、倪萍，时间1小时30分 2、国家领导人排队拍手入场，并与来宾和观众代表握手，合影留念。时间1小时 3、国家领导讲话。追忆中国体育发展史，从山顶洞人开始。时间1小时50分。 4、中国奥委会主席讲话，痛说争取奥运阻力并讲述中国体育为世界发展取得的成绩。时间1小时30分。 5、北京市长发言，表扬北京市民为本次奥运举办成功所做贡献，并为建设中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 6、主持人宣读贺电500封。时间30分 7、国际友人讲话。时间30秒 8、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运动员入场。时间10秒 9、运动员入场。2小时30分。 10、运动员出场。1小时30分 11、演出开始，1万少年和老人，分别表扬散手对练和太极拳。时间1小时。 12、2万壮汉《威风锣鼓》。时间1小时。 13、5万大学生团体操。时间1小时。 14、主持人朗读贺电500封。时间30分 15、刘欢＋韩红演唱京剧奥运主题歌《我们奥运》，时间30分钟 16、奥运火炬点火仪式，电子点火，1分50秒——2分50秒 17、午夜钟声倒计时，全场起立高声：5、4、3、2、1 18、礼花 ～～～～～～～～～～～～～～～～～～～～～～～～～～～～～～～～ 茉莉：一句话和一封信——我和杨小凯的交往 　　得知杨小凯去世的消息，我正在英伦三岛的旅途中，震惊之余，不免 感叹人生的宿命。旅行回家，在书桌旁静下来，我才慢慢领悟出杨小凯这 个人对于中国、对于我们一代人的意义。痛楚就这样迟钝而缓慢地，一点 一点地弥漫心头。 　　回顾我和杨小凯的全部交往，记忆中，只有当年在香港见面时他对我 说过的一句话，和去年七月他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的一封信。 　　一九九三年春，杨小凯携妻儿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天，我和香港 新闻界同仁－－《前哨》杂志主编刘达文、政论作家凌锋，一起去中大教 工住宅拜访杨小凯。 　　一见面，杨小凯就对我说：“我看过你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写得很 好。”当时我把这句话当做一般的客套之辞，没有很在意，应付了一句， 就很快到厨房里看他的太太包饺子去了。 　　说实话，那次在杨小凯家吃饭，他的太太留给我的印象更深。因为当 时我正一个人逃到香港，丈夫孩子都还留在国内，和小凯的太太小娟－－ 我的邵阳老乡，在厨房里聊女人之间的家常话，令孤寂惶惑的我感到很安 慰。记得我日后和朋友谈起，说湖南邵阳是出刁民的地方，女人贤惠的不 多（我本人就不贤也不惠），杨小凯能在我们邵阳找到那样贤淑的太太， 真是好福气。 　　此后十年，我和杨小凯没有任何来往，只是常常阅读他公开发表的文 章，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直到去年杜导斌被捕，我在为“关注杜导斌网 站”做义工，徐水良先生转来杨小凯的一封签名信。我代表杜导斌亲属， 向“小凯老乡”表示感谢，然后，他发给我一篇他的新作《怎样才能使宪 法得到尊重》。 　　一句话，一封签名信，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人际交往。如果不是在杨小 凯去世之后，在网上找到《牛鬼蛇神录》一书来通读，我无法悟出杨小凯 和我仅有的两次交往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颗自由的心灵，对专制迫害的深恶痛绝，对被欺凌被压 制者的真诚关怀。所以杨小凯才在和我初次见面时，提起我的法庭自辩； 才在自己重病缠身之际，给杜导斌发来声援。曾因一篇文章坐了十年的监 狱，历尽苦难的杨小凯绝不忘记与他同命运的同胞。 　　“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囚禁的精灵在一起”，“我会永远与一切受政 治迫害的人认同”－－这是一个有义气有血性的男子发出的肺腑之言。 　　当人们总结杨小凯短短一生中的专业成就，赞赏杨小凯对经济学做出 的贡献时，我记起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的一句话：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 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和她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 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今天，杨小凯已经回到聚集不少“被囚禁的精灵”的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想，作为基督徒的杨小凯在临终时，一定对天堂和来世怀着希望。这 样一个正直而高贵的人，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眷顾他。仍然在俗世中挣扎的 我，只能怀着尊敬和伤感，记下杨小凯留给我的一句话和一封信。 ～～～～～～～～～～～～～～～～～～～～～～～～～～～～～～～～ 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时间是自在和连续的，而历史则呈现为人类活动对时间的切割1。从所 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再到后来的改革，中国的当代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断裂的过程。本文认 为，这种断裂同样表现在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换句话说，70年代 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平滑的连续过程；相反，这个过程中曾 经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于这个断裂，本文判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 中，中国进行了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次改革。第一次改革，起始于70年 代末期，结束于1989年夏季，而第二次改革，则起始于1992年春天，大体 展开并持续于90年代。简要地说，本文提出一种「两次改革论」，以解读 当代中国政治现实。 　　为甚么说中国当代历史上存在这样两次改革？两次改革的区别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将是本文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为甚么会出 现两次改革？两次改革这种历史发展的存在，对于解读中国最近四分之一 世纪的道路，具有甚么意涵？对于展望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具有甚么意义 ？响应这样的问题，从而在论证并建构「两次改革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 发它的历史和现实启示，是本文的另一个任务。为此，本文以下将首先对 比改革与「二次改革」的不同，从而在这样的历史考察基础上建构所谓的 「两次改革论」；继而试图阐发改革与「二次改革」的这种不同所具有的 丰富政治经济学涵义，解剖在「二次改革」中所发生的「专制资本」现象 对今天中国的政治涵义。 　　整整两年以前，笔者拜《二十一世纪》赐予篇幅，提出「改革终结论 」2，试图在官方营造甚至神化的「改革话语」和民间某种一厢情愿的「改 革幻想」所交织的思想混沌之中，清理出某种可能更为贴近中国现实发展 状态的概念，以判断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毋庸讳言，本文是「 改革终结论」的延伸。它试图还原改革的历史发展轨迹，重新思考「改革 」这一在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最为重大的历史现象，并从中寻求理解当今中 国种种令人困惑的奇怪状态的某种锁钥，为中国下一步出路寻找一个可能 的思考出发点。从改革，到第二次改革，再到今天改革终结之后的「后改 革」，后毛时代的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历史道路？这样的历史道路 对于这个民族的前景意味着甚么？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就是对此做出反省 的一种尝试。 　　一　改革与「二次改革」：不同的起源和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始于1978年。这一年是农历戊午年。为了方便 起见，我们不妨将之简称为「戊午改革」。这次改革，在本文看来，到1989 年的春夏之交就结束了。由于它大体上是在80年代进行，我们也可以称之 为「80年代改革」。1989年之后，在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 进程完全停顿，甚至没有进行任何起码的经济改革。直到1992年春天，改 革浪潮再度涌起，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早在十年之前，我已 经注意到这是「第二波改革」，是应该与第一波改革有所区分的3。经过进 一步的考察，本文发现，1992年开始的改革，与70年代末发动并盛行于80 年代的改革相比，具有多方面的重大不同。这些不同，足以让我们认为这 是「第二次改革」。 　　那么，甚么东西足以区分这样两次改革呢？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展开观察。 　　首先，两次改革的肇源方式不同。尽管无人否认毛之后中国改革派领 导层在发动中国改革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也已经无人否认， 中国70年代末期的改革，事实上肇源于底层和社会。作为中国改革激活项 目的农村改革，并不是开始于任何官方改革政策的出台；相反，它首先是 农民的自发动作，继而得到改革派领导人的默许、呼应和支持，从而蔚为 壮观，形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大面积地改变中国的改革潮流4。甚至 城市经济改革（主要是企业改革），也不是在中央领导层的发动下开始， 而是首先在地方层面得到当地富于改革意识的领导人支持，继而席卷全国 。同样，70年代末的政治变革图景，如果没有突出「西单民主墙」，而仅 仅谈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那也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 重。即使是这样的中央会议，即使是在中央改革派领导人直接主持下展开 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看到，也不是完全由上层领导人计划 、发动和主导的。相反，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嘴八舌」， 日程超出了当时领导层的控制5；「实践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轫文章， 则来自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南京大学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如此种种， 在在说明，中国70年代末期改革的发源，并不是来自某个伟大领导人的英 明决策，而是来自社会的自发动作，来自于在当时政治态势下这些动作很 快就得到了领导层的支持这样一种历史现实。 　　在很大程度上，1992年开始的「二次改革」，其起源方式与「戊午改 革」的发动几乎完全相反。「二次改革」仅仅是由于一个事实上仍然掌握 国家最高权力的残年老人的所谓「南巡」而起始。当然，没有人否认，邓 小平这样登高一呼，马上得到了社会和地方风起云从的反应，第二次改革 的浪潮因此才会迅速席卷中国。但是，尽管两次改革的发动过程都具有上 下结合的因素和背景，这种不同还是形成了强烈对比：第一次改革是自下 而上肇始的，无数普通民众在这里扮演了创造历史的角色；第二次改革是 皇帝一般的人物所谓「出巡」所发动的，民众不过是被动者。我们知道， 在认识事物的性质时，对于其起源方式的认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 不同的母亲，不同的分娩方式，不会诞生出同一个孩子。70年代末期和1992 年以这样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两件事情，怎么可能混为一谈呢？即使它们 都被称之为「改革」，那又怎么可能是同一场改革呢？ 　　围绕农民，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大区别，那就是农 民地位和农村改革局面的不同。在80年代改革中，农民不仅扮演了改革发 动者、创始者的角色，而且，他们也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70年代 末、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通过改革而迅 速提高，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景观。通过制度变革，农民迸发出高 涨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不仅改善了他们自己自农业合作化以 来即基本陷入贫困的那种非人生存状况，而且为整个社会积累了实行持续 改革的物质基础；农民也通过制度变革而大大摆脱了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 状态，从人民公社的重重捆绑中解放出来，开始成为独立生产的「自由人 」；农民还通过这种制度变革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所取得的经 济成就，大大有助于改变1949年以来所建立的那种制度性歧视农民的社会 架构和社会心理。另一方面，具有改革精神的国家领导层，在这期间也以 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乐于承认并支持农民在改革和 发展中的首创精神，顺应时势地把农村改革和发展引导到了中国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之一。这一切，都是第一次改革的重大特点。 　　尽管农村变革在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遭遇整体制度瓶颈的严重制约而 大大放缓，但是，在90年代之前，农村改革的局面并没有逆转。这种逆转 仅仅发生在1989年之后。在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了城市居民的大规模政治抗 议运动之后，当局随后马上开始了一次默默的重大施政调整，把在经济上 收买城市居民作为90年代施政的政策重点，以缓解城市中的社会矛盾，稳 定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带。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1992年开始的「二次 改革」，与农民几乎没有甚么关系；如果有，那只是负面的关系。就物质 层面而言，曾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一度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的农民， 在90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就政策层面而言，我们 看到，「二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 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 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方针7。 　　很明显，从改革到「二次改革」，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方向， 出现了几乎恰恰相反的发展轨迹：改革是削弱国家（the state）8并解放 农民，而「二次改革」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 家，虽然它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之中。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农民问题尤 其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何况，就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决不可以忽视。因此，农民在两次改革中的地位和处境 的不同，并不是一个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关系改革实质的根本问题 之一。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的改革既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背道而驰，它 们怎么能够说是同一场改革呢？ 　　二　「二次改革」的神圣三角同盟：官僚、资本和知识者 　　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角色与命运在「二次改革」中变得黯淡 的同时，另一方面，历史的聚光灯开始打在另外一些集团和社会群体的身 上，召唤新的角色在改革场景转换之后粉墨登场。在「二次改革」中叱咤 风云的人们，首推官僚、资本和知识者这样三个群体。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他们如何用自己的不同行为，界定了改革与「二次改革」的鲜明分野。 　　其中，官僚对于改革态度的变化和他们行为的相应变化，可以说，从 改革到「二次改革」，使他们成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角色发生最大转折 的人群。这种戏剧性的转换，无疑也是政治上最为耐人寻味的。谁都知道 ，「戊午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在 底层民众与改革精英联手推进80年代改革的时候，他们遭遇的最大困难， 就是所谓「中梗阻」，也就是来自各级党政官僚对于改革的不同形式的抵 抗。一直到80年代后期，这种「中梗阻」的力量之大，以至参与经济改革 的知识精英提出甚么「新权威主义」，主张中央主持改革的领导人以铁腕 对付各级反对改革的官僚9。同样，在政治改革的提出、讨论和贯彻过程中 ，也是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各级官员，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10。所 谓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及其体制化 所提出来的11。 　　然而，这些在1988年看来还顽冥不化、似乎准备用他们的花岗岩脑袋 筑起新的血肉长城以抵挡市场化冲击的中国各级官僚们，到了1992年，却 几乎一夜之间就「咸与维新」了。不错，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也面临 某种来自内部的抵抗或至少是冷淡，但是，这不是来自各级官僚机构的抵 抗或冷淡，而仅仅是最高层几个领导人的一时转不过弯子。甚么「弯子」 ？从不改革、反和平演变，到再次改革。这一玄机本身已经说明，1992年 开始的是「二次改革」。而1992年的改革一旦开始，我们看到，它恰恰是 以各级党政官僚为基本动力。在90年代，还有任何人抱怨甚么党政官僚对 于改革的反抗吗？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听到和看到的，是党政官僚对于改 革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他们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可能超过了社会上任 何其它阶层，甚至超过了私营企业家阶层。不管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甚 么（腐败也好，甚么其它东西也好），也不管其可能的政治后果是甚么（ 经济过热也好，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好），反正，我们可以说，仅仅官 僚与改革的关系的不同，已经构成了80年代和90年代这样两次改革的第三 个重大差别。 　　第四个差别表现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上面。这里同样出现了一种 耐人寻味的变化，而变化的实质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80年代改革中，知 识分子一面与国家在政治上具有张力，一面却在改革进程中实行着与国家 领导人的政治合作12。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与国家之间的那种 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往两个极端的方向演变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对 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蜕变成为对于国家的政治依附；在紧张的一端，也 就是对于另外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则遭遇与国家在政治上相互对立与 排斥的状态13。这种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 力，因为政治依附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而处于被排斥状 态的知识分子，则既无可能借助国家权力影响社会，也因处在权威主义的 高压下而无能诉诸社会运动以寻求政治理想。 　　对比之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那种关系，一方面为知识分子参 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此前少见的政治信道，从而强化了知识 分子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也为权威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形成 了难得的政治和智识氛围，从而强化了改革派领导人与社会的关联。那个 时候，国家和知识分子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即否定文革，开放中国，改造 制度，追求现代化。那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的结合。90年代以来以激进市 场化与政治权威主义化相结合为特点的改革，则大大压缩了知识分子之作 为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或者自我改造成为市场与强权双重结构 的附庸，或者同时为市场与政治所排斥而边缘化。前者与国家确实有利益 的「共谋」，而后者则成为利益追逐场之外的牺牲。 　　这种「共谋」，又岂止发生在国家与知识者之间？从改革到「二次改 革」，第五个巨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崭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和它迅速取得 经济、政治乃至话语权力这一令人瞩目的现实。毫无疑问，这个阶层就是 资本，或者说是资本的人格代表14。当然，80年代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 也是实行市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化。在这个意义上 ，90年代的「二次改革」，不过是在80年代改革的急速「掘进」之后的平 稳「回采」。但是，改革与「二次改革」之间，就引进市场化和实行资本 主义而言，所呈现的重大区别，绝不仅仅在于播种与收获、快速推进与平 稳转型之间的差别。毋宁说，改革与「二次改革」在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 的问题上，存在三个根本不同。第一是历史现实的不同。80年代，中国面 对的是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当然 仅仅是对占全体人口极少数的城市人口而言），引进市场并采用资本主义 措施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积极意义；90年代则面对市场压倒一切、资本主 义铺天盖地的现实，这就是另外一幅历史图景了。第二是政治经济关系的 不同。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改革中，尽管遭遇多种抵抗，以民主为承诺 的政治改革始终具有强大动能。我们知道，民主与资本主义具有复杂的政 治关系，它既可以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于资 本主义的政治制约。因此，80年代改革的走向，是在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的同时，建构一种适应并制衡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从而努力促使「好 」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90年代的「二次改革」，则一味放纵资本主义 经济上弱肉强食的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 文化因素，根本放弃实行政治改革以建设民主这个对「好」的资本主义而 言所必备的政治因素，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第三是国家的意图和 政策不同。80年代改革的官方顶峰事件，是1987年的中国十三大，主题是 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建设民主政治；90年代改革的官方政策成果，体现在2002 年的中国十六大，最为引人瞩目的宣示，是资本家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句话，80年代改革试图建设「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失败了；90年代「 二次改革」，则成功地建设了目前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这样一种资本主义 。 　　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一体。准确地说，就是公共权力 与私有资本一体。所以，「共谋」不止发生在国家与知识者之间，而更重 要的是发生在国家与资本之间，知识者充其量不过是后两者共同支使的一 个小小听差。这样的国家与资本的共谋，甚至伸展到了国际范围。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区分两次改革的第六个重要指针：即在对外关系上 ，从改革年代的拥抱西方文明，发展到「二次改革」的拥抱国际资本。在80 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保守力量不断发动「清除精神污 染」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抵御国际文化与规范进入中国； 另一方面，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民族那种亟于拥抱人类文明的热情 与向往。在对外关系上，改革逐步消解了毛时代闭关自守、与周边国家在 安全事务上为敌和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为敌的锁国状态，这种消解在1989 年5月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问北京中得 到一个鲜明的体现。然而，80年代改革过程的血腥休止，为近代以来中国 少有的这种对外关系蜜月画上了句号。紧接着，就是要全力反对西方「亡 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变战略了。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共产主义孤儿的世 界了，除了向资本主义乞讨，哪里还能寻找奶水养活马列孽种？邓小平的 九二改革，说到底，不过就是要借助西方资本来支撑共产主义政权的一种 「过继」战略。所以，「二次改革」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国资本（而 不一定是国际文明）的改革。共产党和资本之间，甚至别的甚么党和资本 之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这样赤裸相拥的热烈场面。 　　不过，同床不妨异梦。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虽好，它的民主、自由却 是要不得的。这样一来，在「二次改革」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形 成了一种大体可以称之为「两张皮」的关系：一张皮，要喝奶续命，在经 济、技术、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努力吸收西方资源；另一张皮，也要续 命，但是那是续灵魂之命，要在政治与国家的层面保持自我。否则，喝奶 把自己喝成了人家的儿子，续了命又有何用？在这样一个试图借助经济、 技术、外交上的对外友好，以达成政治与国家层面压倒国际社会和西方国 家的战略目标的考量下，中国的国家就越发要进一步拉近它与国际资本的 关系了。 　　三　为甚么有「二次改革」？──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以上就起源、农民、官僚、知识者、资本，以及国际等六个方面的对 比，已经可以证明：在70年代之后的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出现 了两次改革。就改革的起始年头而言，它们分别是「戊午改革」和「九二 改革」；就改革行进的年代而言，则不妨分别称之为「80年代改革」和「90 年代改革」；如果要借助某个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事件作为分水岭，那就可 以说是「八九前的改革」和「八九后的改革」；如果借用某些政治人物的 名字作为象征，则分别是「邓胡赵改革」和「邓江朱改革」。或者，最简 单地说，就是改革与「二次改革」。 　　这些不同的名称，当然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那么，究竟这样两次改 革具有甚么样的深层历史意涵？为甚么会出现两次这样不同的改革？它们 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具有甚么样的意义？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两次改革之间的历史断裂。两次改革 都是改革，甚至人们经常习焉不察地认为这是一场中间没有发生断裂、也 并不具备本质不同的改革。这当然是因为，它们在上述不同之外，还具有 重要的相同点。对本文来说，这种相同点，可以简约为两项：第一，两次 改革都是以引进市场化、改造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为基本改革内容；第二， 这种改造是在一党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正是这样两个「基本点」的相互 冲突，导致了1989年的抗议运动，也导致了80年代改革的失败。1989年天 安门镇压，形成了两次改革之间的断裂。那是一党专制压倒一切的时刻。 在这之后，改革停顿数年之久。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甚么在这数年的停顿之后，改革以那样的方式和 那样的特点第二次兴起？这个答案，同样要从这种历史断裂中寻找，要从 中国改革的固有特点当中来寻找。我们看到，改革的两个基本特点虽然同 样贯穿在这样两次改革之中，但是，两个特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在两次 改革中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状态。简单地说，80年代改革是试图冲击一党专 制框架的市场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则是在一党专制框架内驯化了的改 革。当然，这并不是说，90年代以来改革的社会、经济、文化进程，最终 不会冲击一党专制。我们仅仅是说，80年代的改革，由于它所具有的独特 起源等一系列特点，尽管不断遭遇政治强制力量的控制，但是总是也在不 断试图反抗这种控制，改革本身就具备强大的意图和力量，力图超越一党 专制的政治框架；90年代的改革却在主观上丧失了这种意图。换句话说， 就改革的两个基本特点而言，在80年代，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矛 盾与冲突；在90年代，这种关系则转变成为比较协调的、具有所谓「共谋 」色彩的关系。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和国际根源。第 一次改革兴起于全球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它是现实社会主义在遭遇 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败之后出现政治反思的产物。在中国，它是对于毛主义 专制权力肆虐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的批判与超越。第二次改 革则兴起于一党专制遭遇致命危机之后。在中国，这首先表现为社会反抗 力量对于政治专制的抗议，继而由于专制政治的暴力回答而导致国家产生 了空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这其实也是一场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在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走到了极限，共产主义制度随即土崩瓦解，曾经 在斯大林主义专制下的那片广袤土地，剎那间卷入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漩 涡。邓小平的九二南巡，也就是中国第二次改革的缘起，基本上就是在这 样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中寻求经济发展的资源来支撑政治合法性的尝试。 这个尝试，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尚算成功。在国际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减退 、全球化浪潮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在第二次改革中出现的资本主义长足发 展，不仅为专制政权提供了支撑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和国内社会基础，而 且迎合了所谓「历史终结」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趋势下再一次经济 扩张的势头。 　　在这个背景下来观察，我们不妨说，在第一次改革之中，是市场经济 借助中国的国家的政治躯壳而试图达成其政治意图；在第二次改革中，则 是中国的国家在借助市场经济的资源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因此，问题 的要害在于政治。我们看到，70年代末，几乎与经济改革发源于农村的同 时，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响亮地在城市居民中出现，并且明确地把改革 的方向和内容界定为「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15。改革事业 的领导人也同样具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改革意识，甚至配套的政治改革方案 ，尽管这些领导人的意识经常并不能得到官僚阶层甚至领导阶层本身的认 同和支持16。换句话说，尽管第一次改革其内容也主要是经济改革，但是 政治改革在这期间从来都没有丧失其动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巨 大张力事实上构成了第一次改革的基本特点，也种下了第一次改革失败的 基本原因。当这种动力终于超越了国家的容忍而与垄断暴力的国家相碰撞 时，悲剧几乎必然发生，问题只在于流血与否和流血多少了。 　　第二次改革正是发生在这样一场镇压之后。它不仅孕育于政治权威的 新的高度集中，而且本身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压倒了市场化的「负 面」政治效应这一基本背景下兴起的。在这里，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作为对 于政治改革的替代和抵制措施而推出的。质言之，第二次改革的兴起，就 是中国专制政权为了避免走上苏联东欧道路而采取的根本对策。 　　四　中国在专制资本下：后改革的困境 　　正像老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喜欢说的那样，大凡重要的思想和事件，在 历史上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中国的两次改 革也是这样：市场化在中国的引进及其政治效果，在80年代末作为悲剧出 现，那就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到了90年代，市场化本身成为 一场闹剧，它与政治的关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所谓闹剧，无非是说这里 充满了滑稽和荒谬，而不再是悲剧时代的庄严和沉重。第一次改革是建设 ，是在艰难困苦之中的建设，其中既有开辟草莱的「破坏」，也有破土兴 工的混乱，更有新旧交替的失落；第二次改革全部是解构：解构体制，解 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解构一切，除了不挑战政治体制。说到底 ，即使是这样一个不被挑战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处在解构之中，失去其曾 经刻意为之的庄严宝相，露出来一面狰狞凶恶、一面嬉皮笑脸的双重闹剧 嘴脸。 　　狰狞凶恶的并不仅仅是专制政治，而是包括与专制政治血肉相联的资 本；同样，嬉皮笑脸的也不仅仅是那种除了金钱一切都可以不在话下的纯 粹市场逻辑，同样包括儿戏民脂民膏、民意民生并时时展开流氓逻辑的专 制政权。正是这种专制与资本、狰狞与嬉皮的近乎完美的结合，才是中国 今日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之底蕴。这已经不是70年代末期的贫穷而伪善的专 制，也不再是80年代末期的骚动而蓬勃的解冻。这是一个已经拥有了金钱 的专制，也有一众已经学会了享受专制的资本。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 就是：资本来到中国，从头到脚流着专制的血脉；而专制在中国苟活，则 更是从里到外借助资本的生命。一句话，如果说，第一次改革所孕育的中 国，是一个市场与专制相互矛盾的中国，那么，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国 ，就是一个专制资本的中国。 　　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专制资本，而并非资本的专制。专制资本以专制 为骨胳，以资本为血肉。尽管资本可以侵蚀专制，而专制也一定扭曲资本 ，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制约下，也就是在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治 合法性这一根本的盘算下，它们形成了共同维护专制的底盘交易。我们看 到，那些仅仅批评资本的人，可以帮助专制在国际上改善名声；那些主张 放任资本的人，则可以帮助专制增加厚实的物质储备。在左右逢源之中， 还有甚么东西可能挑战现状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合，原因在于：一个是政治上的巨大力 量所在，而另一个则是经济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这样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 ，果然俘虏了无数曾经梦想自由或者公平的左派或右派们，为一切艳羡和 赞美它的人们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以至大家可以高声咏叹「盛世」的 呈现。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困境也正在于这种两个巨大力量的结合 之中。这是一个舍弃了弱者的社会，而弱者的优势在于人数；这是一个没 有制约的机制，永远的正反馈可以使这样一个机制自行进入疯狂状态；这 是一个如此的「盛世」，它的崇拜者已经不复梦想任何未来，甚至于惧怕 未来。而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难道不是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中吗？ 注释 1 参阅David S.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2002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4-13。 3 吴国光：〈中国在第二波改革中〉，载吴国光编：《国家、市场与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页1-16。 4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Intellectual, Legal and Governmental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5 鲍彤：〈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会议〉，载《中国的忧思》（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0），页34-39。 6 不必引征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仅仅看一下近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名著，就可以知道研究事件起源对于了解事物性质的重要性了。例见：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 HBJ Books, 1948/1973); 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92);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文献中，例见：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83,1997). 7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 鉴于中文概念中「国家」涵义的含混，这里特意标明「国家」是英文概念的the state，即中文一般所说的构成统治机器的所谓国家机构，而不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country）或民族（nation）。本文中，凡是把「国家」单独作为一个名词使用的时候，都是这种涵义，不另注明。 9 参见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0 参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另见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另参见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12 关于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既紧张又合作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改革决策的情况，英文文献中有一些系统的研究。例见：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therine H. Keyser,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13 关于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可参见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关于资本家在中国的兴起及其政治意涵，参见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例见：Tom Hart and Torbjorn Loden, eds., Wei Jingsheng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re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5). 16 例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四年七月号　总第 28 期 2004年7月31日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