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478期(2005.01.02)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反制亲共游行 长毛竟被拘捕 　　凌锋：中国向“最不自由”迈进 2. 胡锦涛的庐山真面目渐已显露 3. 金钟：中共回归毛式独裁制 4. 赵达功：想念江泽民 5. 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中国局势的一大变数 6. 行动起来，制止胡锦涛成为中国的金正日！ 7. 温铁军：为《中国改革》农村版关闭而作 8. 余杰：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9. 袁红冰：高智晟律师的孤独 10. 高智晟律师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 11. 美丑倒置——杨振宁“婚事”带来社会问题 12.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13. 马克．吐温曾笑骂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综合考量中国内外的各种压力，综合考量世事的大势所趋，笔者的直 觉是，这次北京退向毛时代的倒行逆施，将是短命的。估计半年之后，就 难以为继。它不过是毛氏极权主义的一次短促的回光返照而已。中国老话 曰：知耻近乎勇。既然是没有前途的开倒车行为，中南海诸公，何不学学 卡扎菲，痛下决断，回头是岸？-- 陈奎德：北京当局回光返照的哀鸣 　　海啸后胡江赏京剧 台上台下各有好戏----邻有丧，居不歌！共党高官 ，狼心狗肺，无人性！图：北京，2004年12月31日贾庆林、曾庆红、李长 春等观看北京新年音乐会与首都观众共庆新年，12月31日，2005年北京新 年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 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长春等领导同志与首都6000余名观众一起，在华美典雅的音乐声中辞旧迎 新。（新华社） 　　我说的是赵紫阳的意义，不是赵紫阳的作用。赵紫阳的意义是在一九 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显示出来的。……赵紫阳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发生 作用，事後本人还遭囚禁，它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後世垂范。邓小 平式的改革派，被历史所证伪了；中国未来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赵紫阳式 的人物。-- 郭罗基：论赵紫阳的意义 ～～～～～～～～～～～～～～～～～～～～～～～～～～～～～～～～ 反制亲共游行 长毛竟被拘捕 　　凌锋 　　按：香港的民主派都在忙着赈灾捐款的世界大事，而共产党却组织一 些玩股票的人出来游行，成为新年第一丑：它向世界表明，香港人是些经 济动物，毫无人性可言。中共为了丑化民主派无所不用其极，不惜动员香 港人上街败坏香港的国际形象，真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啊！（智叟〕 　　今年元旦，香港出现政治生态上的重大变化，原来“垄断”游行的民 主派，因为投入赈灾募款，取消游行，因而成了亲共人士的独家游行，号 称是“反政客乱港大游行”。他们眼中的这些“政客”，就是郑经翰、梁 国雄（长毛）、陈伟业等民主派议员及区议员陶君行。 　　参与这次游行人数，警方同缩小民主派游行数字的态度不同而比较实 事求是，约一万人，一些亲共报章也承认这个数字，但是组织者还信口开 河说是五万人。而原先亲共报章也声称会有四万人。由于游行中不少身娇 肉贵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游行路程只在中环的遮打花园到质地广场，几百 米的路程。游行的动力就是因为在诉讼过程中领汇暂停上市，阻碍他们“ 发财”而迁怒民主派议员。但是实际问题是把它转化成为政治事件，企图 扭转中共在香港的民意劣势。也因为有这个图谋，一些原先要参加游行， 只以经济作为诉求的市民就退出了。 　　这个集会游行充满暴力语言，他们在标语中以“郑癫汉、陈秽孽、长 毛贼”辱骂他们，声言要“去‘毛’除‘奸’、屠‘君’废‘孽’”，不 少人士更骂他们为“汉奸走狗、民族败类、香港人渣”等，更有写上粗言 秽语甚至具恐吓成分的标语如“再斩他的黑手”等。 　　在这个反民主派集会游行中，梁国雄没有置身事外，他像孤胆英雄那 样，深入敌阵，拿了扬声器对他们喊话，解释领汇事件，不想民众被亲共 政客与媒体误导，体现了他的勇气与胆识。但是由于主办者以反民主为宗 旨，当然不会把梁国雄的话听进去，甚至向他骂娘，体现当年毛泽东等人 在党内斗争中的本色，甚至还出言暴力恐吓。但是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不 去拘捕那些暴民，而是抓走梁国雄。事后质询，警方说是为了保护梁国雄 的安全。既然梁的安全受威胁，警方应该拘捕威胁梁的安全的人，怎么反 而抓梁国雄？那不是助长暴徒的气焰？不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是如他 们所说“保护”，为何抓走后还要他“签保”才能走出警署？ 　　但是如果了解香港已经与中国是“一国”，公安干警自然也是“中国 化”，那就是以镇压异议人士为主要任务了。只是香港还有“两制”的外 衣，所以警察还要以“保护”来掩饰他们的“专政”。香港每个星期在维 园的城市论坛节目，“维园阿伯”的暴力语言与行动不就是在警察的纵容 下日益嚣张吗？ 　　这次元旦游行所出现的政治生态变化，是暂时的，还是有某种指标性 ，应该引起重视。 　　凌锋：中国向“最不自由”迈进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年度报告最近出炉，指出总体而言， 二○○四年全世界的自由程度在增长。二十六国自由程度增加，十一国减 少。全世界一九二个国家中，有八十九个自由国家（二十八亿人）、五十 四个半自由国家（十二亿人）和四十九个不自由国家（二十四亿人）。 　　看来，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势均力敌，相互争夺半自由国家这个“ 中间群众”。值得注意的是不自由国家的二十四亿人口中，泱泱大国的中 国就占了十三亿，成了他们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将为此感到骄傲， 中国共产党将因此更加“伟光正”。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九个不自由国家中，“自由之家”还列 出“最不自由”的八个国家，他们是缅甸、古巴、利比亚、北朝鲜、沙特 阿拉伯、苏丹、叙利亚和土库曼，以及车臣和西藏两个地区。中国有幸没 有被列入，但还是沾了一些光，因为还有“神圣领土”西藏在内。 　　而且也别先高兴，因为十一月号的“开放”杂志刚刚披露胡总书记兼 国家主席对中宣部文件的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 。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朝鲜与古巴都 是“最不自由国家”，因此中国不但对北朝鲜大事进行经济援助，主管意 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二○○四年九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 访问过北朝鲜取经。最近胡锦涛出席在智利举行的APEC后，也去访问了古 巴，胡锦涛与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惺惺相惜，见了一次还不够，临行再见 一次。在胡锦涛同志的努力下，中国有机会在他的任期内“超古赶朝”， 同列“最不自由国家”。近来对媒体的大力封杀与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警 告，正是要完成他的丰功伟业。 　　在这个情况下，胡锦涛煽动反台、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目的 都是反对他们的自由制度而为中国向最不自由国家迈进加温，这点不可不 查，不要被中共所利用，成为专制制度的帮凶。但是胡锦涛就是不煽动反 俄情绪，并且还向它出卖国土，因为在自由之家的报告中，俄罗斯二○○ 四年已经倒退为“不自由国家”，再度成为同中国平起平坐的兄弟国家了 。自由之家认为：“这种从自由往后倒退，代表了今年的最重要政治趋势 。”俄国的倒退，难道就没有中国的功劳？ ～～～～～～～～～～～～～～～～～～～～～～～～～～～～～～～～ 胡锦涛的庐山真面目渐已显露 　　张伟国 　　胡锦涛被中共第二代大家长邓小平隔代指定为第四代领导人，经过十 几年“储君”的历练，外界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显山露水的深厚内功 ，谁都不瞭解他内心的真实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他也给外界留出了很多想 象的空间，而其中以期待他带领中共进行政改、完成民主宪政转型的呼声 占上风，在十六大以来的两年时间里，他提出的“以民为本”的所谓“新 三民主义路线”，为他赢得了不少的民间政治资源。然而，最近一个时期 来，这种情势开始出现了逆转。 　　首先是在今年九月十五日，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他接替军委主席的“亲政”宣言，明确地申 明他的政治立场、观点、策略：继续奉行马列主义和毛邓江思想，继续否 定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其次是，胡锦涛9月19日在十六届四 中全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由，批评“国内媒 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 ，散佈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 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 渠道。”并指责戈巴契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苏联、 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第三是 ，媒体报道胡锦涛近日主持的政治局第十七次学习会，提出了“只有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在过去两个月里，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方面採取了 一系列“收紧”的措施。9月29日，中宣部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媒体 会议，下达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导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 、官民冲突等。中宣部还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导 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最近， 有媒体又报道中宣部下达新的文件，将焦国标、余傑、李锐、茅于轼、王 怡等党内外自由知识份子列入禁止报导名单；禦用文人也“拿起笔作刀枪 ”，对社会舆论讨论“公共知识份子”问题，上纲上线大加挞伐；日前中 国当局公然封锁GOOGLE的英文版新闻网站。此外，《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 》记者、评论员王光泽，赴美参加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资讯时代的 族群关系”研讨会，在11月22日返回北京后，被报社突然解聘；另一位参 加这项活动的北大副教授焦国标也遭受了新的压力，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11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网路局开会，要求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组织 文章批判焦国标最近在美国的言论…… 　　很显然，中共宣传系统正在贯彻落实胡锦涛的思想路线。知情人士披 露，胡锦涛的保守僵化绝不止这些，蒋彦永医生自从1998年在党内为六四 问题上书开始，就被打入另册，其实他被内控已经多年，藉他今年再度上 书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在六四前夕对他实行拘捕，后改为软禁一直到现 在，绝非偶然，而是由胡锦涛主导精心策划部署的。另一个重要的例证是 ，卢跃刚在网上发表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后，胡锦涛很快作 了批示，主要内容除了为赵勇撑腰以外，严厉斥责了卢跃刚公然提出六四 问题的“险恶用心”，并责令要将卢跃刚从现在的岗位上赶走，后来只是 《中国青年报》社的同仁齐心抗争，才暂时保全了卢跃刚。 　　从这些变化，我们不难看到胡锦涛的庐山真面目渐已显露，眼前仿佛 再现了一幅图像：1989年解放军镇压西藏人民视为抗议后，胡锦涛头戴钢 盔出现在拉萨街头……虽然，这可能就是邓小平等中共老人锺情于胡锦涛 的主要原因，但这却是胡锦涛本人和中国官方宣传机器所一直竭力回避的 。之所以这样，源於他在中共党内名实不符的政治处境，他需要刻意营造 亲民、务实的形象，挖掘和利用民间资源，与他的政治对手博弈。 　　那么，现在胡锦涛终於显示“真身”，是否因为他接掌军委主席一职 ，就标志着他的政治对手已经臣服，他对民间资源也就不再需要了？情况 似乎并不如此单纯，胡锦涛的权威实在非常有限，当年邓小平一句话就把 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人开除出党了，如今胡锦涛要处置卢跃刚，竟 遭到了《中国青年报》的强烈反弹，中南海的政令现在很难出得了北京， 已是众所周知。抑或恰恰是他的政敌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逼迫他在这些敏 感人与事上，表明立场——他的政治对手非常清楚：在一般的正常情势下 要用非程式的方式，难以逼迫胡锦涛让位，只有等待时机，即等到胡锦涛 “犯错误”难以为继之时，再吊民伐罪取而代之。 　　中国正处於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是积极融入现代人类文明，还是重 新筑起思想的藩篱；是向前完成民主宪政转型，还是退回到毛泽东一元化 的专政年代，……胡锦涛作为中南海当权者，现今所可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选择没有出路的倒退。近期，他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方面表现的保 守僵化，恰恰反映了他正在犯最大错误的趋势。作为一个政治家，胡锦涛 处理万源事件的四点批示，显示了他的务实理性，现在就看他的务实理性 能否帮助他不要去犯那种历史性的错误。-《北京之春》05年1月号 ～～～～～～～～～～～～～～～～～～～～～～～～～～～～～～～～ 金钟：中共回归毛式独裁制 　　 经历文革浩劫的惨痛之后，邓小平带头反对权力高度集中，整个八十 年代实行了分权制，但六四风暴和苏东巨变，老人帮惊恐之下无计可施， 重回毛的极权体制。大权独揽，接班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牵制。 　　《开放》杂志2004年12月号上披露中共领袖胡锦涛在九月四中全会的 内部讲话和有关指示后，引起传媒和读者的广泛重视，大约同时出版的香 港亲中镜报月刊和稍后出版的亚洲周刊都有内容近似的报导。看来，胡锦 涛将要在意识形态管制上推行极左路线，并非一种臆测，也有近年来不少 事例可以佐证。 　　不少评论分析了胡锦涛的个人素质与仕途背景，有必要补充的是，中 共最高权力的传承方式可能比掌权者个人的品质更为重要。换言之，中共 的接班人制度必须再予审视。 　　胡锦涛何德何能大权独揽？ 　　问题的直观，其实很简单：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个六千万党员 的大党，加上一支三百万兵力的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交由一名元老指定的 接班人执掌，斯人何德何能肩负如此大任？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 　　这种权力授受的性质，中共自身早有定论，叫做「权力高度集中」， 而我们则称之为「独裁」。被中共尊崇为改革大师的邓小平，在一九八○ 年八月十八日作了一个他一生中可能是唯一的一篇存有「历史价值」的讲 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重心，就是批判「权力高度 集中」。他开宗明义提出四条要求：一、权力不宜过份集中，否则容易造 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二、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 、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解决好交接班问题。邓小平还分析 造成家长制、终身制和特权的根源，与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和共产国 际的个人高度集权传统有关。这种弊病「导致了文革十年浩劫」，「使我 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些分析，我们都可以接受。邓为甚么可以表现得如此英明？那是文 革的记忆犹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对他们说来比亡党亡国更为沉痛，代 价更高，多少中共干部、知识份子及平民百姓无辜死于暴政之下。因此， 痛定思痛，邓有了一番入骨的反省，并制定了一系列分权政策，例如领导 人退休制（后来以年龄划线实行到今天）。权力分散、下放最像样的是八 十年代，犹如三套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制，党政军大权分属三人。八十年代 中共体制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之名载入史册的。邓胡赵分担军委主席、党 总书记和政府总理主要职务，国家主席另由第四人出任。 　　邓小平从分权退回到专制传统 　　八十年代这个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执政时期，建立 在对文革和整个毛独裁时代的反省基础上，贯彻至今的改革开放战略均在 胡赵时期奠定成形，但是在政治路线上，因为有第一代余孽元老帮的强大 掣肘，改革极为艰难而有限，最后党内外矛盾集中爆发在八九民运上，胡 赵的主导权先后被推翻，六四惨案给有希望的八十年代划上句号。 　　具有大家长地位的邓小平从支持胡赵路线转为正统，「六四」的震撼 和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给邓的教训不止是撤换领导班子，他深谋远 虑，更重视制度的力量，决定废除分权制。虽然没有见诸于党的决议与文 件，他们实际上采取了这样的步骤：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不管这个人 如何平庸，只要他们认为忠诚可靠，便可以防患于赵紫阳──戈尔巴乔夫 式的人物上台掌权。 　　这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大权独揽的由来。这无疑是邓小平的设计， 虽然他对毛的独裁感触很深（如前引八十年代讲话所示），也曾有意尝试 改革，但八九民运与苏东之变的震撼使他对毛时代的记忆早已「好了伤疤 忘了痛」，他的实用主义脑子和在中共体制内打滚一生的经验，令他完全 没有其他理性资源可供利用，从六○年代主持反修斗争到生命最后，他都 迷信「我们的优越性，就是一下决心，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他多次声 言，反对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在他的逻辑中，必定认为，分权会导致 党的权威削弱，乃至西方体制的侵入。八九动乱，苏联瓦解绝对是证据。 　　我们说共产党极权主义，在江泽民、胡锦涛集权模式上，找到了当代 最保守也是最肆无忌惮的例证，中共做得如此极端，已经无出其右，即使 是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大独裁者，他们在形式上也没有囊括党与国家的 全部最高职位，至少他们可以不做国家元首。江胡高度集权只能解释为这 种体制的虚弱性，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一点够份量的独裁本钱，无论是资历 、人望，还是才能。他们只有抓紧党政军大权不放，害怕一旦有人可以与 之平起平坐，他的权威立刻受到挑战。他们敢于接受这样君临天下的巨大 馈赠，勇气来自百倍于大贪污犯的厚颜无耻。 　　不废除接班制中国没希望 　　可见，这种体制本身的腐蚀性，即使怀有开明之意的人物，落入其中 ，也必将被塑造成一个独裁者。在「邓小平思想」被定为一尊的中国现实 ，没有人质疑体制的缺失，只有对统治者善意的期盼，那是呼唤「胡温新 政」最大的局限。在权力的大结构上已经回归毛式的「权力高度集中」， 胡温纵有小修小补，但他们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胡锦涛从上台去西柏坡 朝圣，「向毛主义倾斜」，直至最近意识形态上的杀机毕露 ...... 其来 龙去脉已清楚不过。 　　当江泽民公然把拥有上千万信众的合法团体法轮功打成邪教加以镇压 ，把九八年民间温和的组党人士一网打尽，投入监牢时，为甚么体制内没 有丝毫异议？当胡锦涛出手打压异议份子和香港台湾的民主发展，内政外 交大开倒车时，为甚么体制内鸦雀无声？不正是显示了独裁体制的淫威吗 ？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改造，寻求出路，江之后有胡，胡锦涛之后仍然「 革命自有后来人」，无异于头痛医头，舍本逐末，永无超生之日。 　　有人认为，中共体制树大根深、谁能撼动？只有期待它自身的演变。 例如，江胡是邓指定的，江胡没有权威指定接班人，再熬几年，到二○一 二年胡交棒时，就有希望了。 　　这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仍然是低估了中国极权主义的顽固性，接班人 不由个人，可以由集体指定。问题显然在于，中共的集权性质不改变，新 的接班人一样可以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根本诉求应该是废除这种早已证 明既荒谬又一再沦为笑柄的接班制。 　　大陆的维权运动，现在此起彼落，根据宪法维护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 ，意义非常重大。但我们不要忘记，维护国家权力的正常分配，反对「权 力高度集中」的复活，是更重要的维权，不搬走接班制这块大石头，政改 无以启步，民主化更是遥遥无期。—《开放》杂志2005年1月号 ～～～～～～～～～～～～～～～～～～～～～～～～～～～～～～～～ 赵达功：想念江泽民 　　对过去的2004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也不对2005年中国政治改革抱有 任何希望。有人说“胡不如江”，我还真有同感。 16届4中全会总算让江泽民离开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位置，尽管还有国家军 委主席的职务，已经没有实权了，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似乎江泽民交出 所有大权人们就达到了期望值——民众已经厌烦了江泽民。此前，全世界 和全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江泽民是否交出军权，从而退出政治舞台，并且 人们幻想从此胡温新政可以放开手脚，启动政治改革，整理江泽民留下的 烂摊子。不过，两年多来，胡锦涛的所作所为令所有抱有幻想的人大失所 望，人们只是一厢情愿罢了，苛政猛虎相比江泽民有过之而无不及。 　　偶尔，我心里油然产生一种失落感，茫然四顾，空空荡荡，斗志松懈 ，激情不在，似乎不习惯江泽民的离去。没有了江泽民，中国政治舞台上 缺少了点什么。仿佛周围的世界沉寂下来，没有了熙熙攘攘的气氛。评论 家缺少了一个主要抨击对象，民间绯闻笑话缺少了一个素材最多的来源， 国家缺少了一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领袖，甚至连海外法轮功也倏地失去 靶心。从此后，报刊、广播、电视将不再闪现那熟悉的身影，那神采奕奕 的面容，那幅大号眼镜，那便便大腹，那交叉在肚子前的双手，还有那老 太太般的抿嘴微笑，以及那木偶般呼喊口号的动作。有时心里还不由得念 道“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ve”，还不由得哼着《月亮 河》（Moon River）、《德州的眼睛望着你》（The Eyes of Texas Are Upon You ）、《我的太阳》（O Sole Mio）等江泽民喜爱的西方歌曲，还试着脚下 挪动笨拙的双脚模仿着华尔兹舞步。总觉得江泽民虽然体态臃肿，大腹便 便，那么高龄，依然激情四射，给一点音乐，他就能翩翩起舞，就能引吭 高歌，舞姿还算轻盈，歌声还算嘹亮，还算过得去，还是那句话，“给一 点阳光你就灿烂”。喜欢宋祖英的歌声也不算什么过错，我始终不相信江 泽民与宋祖英的绯闻，!心里也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即便真的有爱慕那也正 常——“主席也是人嘛”！您瞧，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教授都82高龄了，不 也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吗？老牛吃嫩草？“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 　　江泽民在位15年，最大的“功绩”莫过于让权力腐败泛滥，让贫富两 极分化，让社会矛盾激化。残酷镇压法轮功也许是江泽民个人最大的得不 偿失，不过现在压力已经转移到胡锦涛身上，江泽民应该可以轻松了一些 ，在家里弹弹钢琴，唱唱歌曲，也可以游山玩水，颐养天年，也不亦乐乎 ？比起前任赵紫阳那垂暮的糟老头子，江泽民可是春风得意，悠哉游哉！ 　　江泽民的好大喜功、卖弄风流，自诩炫耀的确反应了他的个性，尤其 在出访中丑态百出，丢尽国格、人格，笑柄不断。不过话要说回来，江泽 民并非像自己所说“闷声发大财”，还是人老话多，口无遮拦。俗语说， “言多必失”，也说“祸从口出”，江泽民人前总是滔滔不绝，有时显得 “率真”，倒也可爱。看看胡锦涛就与江泽民差远了，那句“too young，too simple ”倒是像在针对胡锦涛说的。 　　胡锦涛太古板，太庄重，太阴沉，韬光养晦那么多年，现在依然显得 深藏不露，有点毛泽东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说江泽民处处杀气腾 腾，明目张胆，胡锦涛则总是暗藏杀机，阴险毒辣。看不到胡锦涛的舞步 ，听不到胡锦涛的歌声，捉摸不到胡锦涛的心思，人们却感觉到了阴冷。 他有时表现出亲民，却对民间冤案、民间维权置之不理；他有时大谈宪法 的权威，却继续鼓吹党领导一切；他有时高喊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却对蔓 延的腐败现象视而不见……谁也看不到胡锦涛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图。如 果说胡锦涛在政治上有所举动，并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史倒退。胡锦涛 往西柏坡无非是要回味毛泽东的权威，借助死人加强个人权威；胡锦涛要 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不仅要强化专制暴政，而且也有复辟终身制嫌 疑；胡锦涛2004年9.15讲话开始为专制制度寻找中国封建历史依据，说共 产党专制制度 “关键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 阔沃土”，……胡锦涛所作所为的确比江泽民还要倒退。 　　江泽民把中国不同政见者关押起来，作为人质，作为筹码，要挟西方 国家，与西方国家人权谈判讨价还价，真是够肮脏的。尽管是一种政治交 易，尽管令人恶心，但还是在斛光交错中，在音乐舞步中，在满足虚荣心 中，他不得不释放了一些异议人士。而胡锦涛则不同，他是霸王硬上弓， 硬碰硬，对西方国家释放政治犯的呼吁不屑一顾。胡锦涛手中的牌就是经 济与市场问题，就是北朝鲜核武器问题，就是反恐与美国合作问题，就是 台湾问题，这些就是胡锦涛手中的筹码。对于异议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 胡锦涛只会赤裸裸的镇压。西方国家领导人只能在气氛严肃的谈判桌上与 胡锦涛谈及人权问题，不可能与胡锦涛谈笑风生，不可能有轻松愉快的环 境。江泽民喜欢与西方领导人个人建立私交，容易沟通交流，有些妥协可 能就是由于私人感情，这也是许多西方领导人愿意与江泽民打交道的缘故 。 　　嗯，还是有点想念江泽民。 ～～～～～～～～～～～～～～～～～～～～～～～～～～～～～～～～ 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中国局势的一大变数 　　梁京 　　胡锦涛最近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发动的一连串打压行动，令自己陷入 了一个危险的政治僵局。现在还不清楚的是，除了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倾向 ，胡锦涛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打压，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策略考虑。比 如说，胡锦涛是为自己的威权统治定下一个基调，还是说，他确实认为局 势已经如此危急和严重，以至如不采取强硬措施，就会有大局失控的危险 。 　　但不管胡锦涛是如何想的，他对自由知识份子的打压都将对大陆的内 政和外交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对大陆的内部改革 将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而这种不利影响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将是大陆在 新一年中面临的一大变数。 　　影响这一变数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胡锦涛对自由知识份 子的打压是愈演愈烈，还是能够找到一个政治台阶，停止对自由知识份子 的非法迫害。如果这种非法迫害继续蔓延和升级，就将毒化整个大陆的社 会氛围，加速各种危机。六四的经验说明，当共产党不择手段地大肆压制 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时，同时也就对各种恶势力发出了可以放手的强烈信 号。八十年代末，本来大陆的多数农民，并不关心在城里发生的事情，但 是，六四的枪声一响，农村中的土霸王们立即心领神会。八九年以后，农 民上访一路上升，就是六四开枪的一个直接后果。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与此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胡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 ，会不会因政治局势的紧张而发生动摇。胡锦涛不信民主，已相当明显， 但他是否如其所言，相信法治呢？当然，即使胡锦涛相信法治，也一定会 与自由主义者们的法治概念有巨大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锦涛没有机 会推动法治在大陆的进步。历史上法治的进步先于民主，是民主发展的基 础。正因为如此，开明的专制统治者，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法治的。 问题是，如果胡锦涛真正相信的其实只是共产党凌驾法律之上的组织力量 ，而并非法治，那大陆的局面就很可能迅速恶化。这是因为，大陆各个阶 层目前最高的共识，就是走向法治。如果大陆民众发现，胡锦涛在打压自 由知识份子之后，又进一步加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就会产生更大的反 感，滋生更多的民变。 　　多数人都能够看到，无论胡锦涛做什么，都不可能挽救共产党的一党 专制。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个一党专制如何被终结已经不重要。至少， 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关系到当代和下一代的十几亿中国人 的切身命运的。 　　胡锦涛镇压大陆自由知识份子，对他个人来说是非常不明智之举，而 对中国和世界则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事态说明，胡锦涛在他作为“接班 人”的岁月里，为了保护自己，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地学习治理国家的全 面知识。胡锦涛显然自己对此也感到心虚，因此，他上台后的一个举措， 就是请学者给政治局上课。但是，他应该明白，这些由他身边的人精心导 演的讲学，只可能讲他喜欢听的东西，而并非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相比，胡锦涛现在有一个极大的技术优势，那就是 他可以直接上网去学习，去搜寻自己需要的许多重要资讯。当然，再先进 的资讯技术，也代替不了一个领导者的悟性和判断能力，更改变不了一个 人的政治心胸。现在看来，胡锦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品质和能力，将在2005 年经受一次重大的检验。他能否在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被认为合格，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和政治智慧，把自己从目 前的政治僵局中解脱出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胡锦 涛能否通过2005年的检验，中国大陆的社会危机都将会加速发展，中国将 迎来又一个动荡的年代。 ～～～～～～～～～～～～～～～～～～～～～～～～～～～～～～～～ 行动起来，制止胡锦涛成为中国的金正日！ 　　胡锦涛近日发表了一系列“反和平演变”讲话，要求中共各级政权学 习古巴卡斯特罗及北韩金正日的成功执政经验。随后，中共公安机关便立 即大肆逮捕异议人士，近日更是传唤或拘捕了中国民主党王荣清先生等12 人。我们对于中共胡锦涛政权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深感愤怒，对于中国人民 即将被胡锦涛拖入金正日统治下的北韩似的恐怖黑暗社会而深感忧虑。 　　看看今日之北韩，当金正日屠杀被遣返的北韩逃亡者时，没有北韩人 为自己的同胞呐喊呼吁，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除去山呼万岁的一切言论自 由；当北韩发言人宣布日本若停止对北韩的粮食援助便是宣战行为时，没 有北韩人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流氓加丐帮行为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被剥夺得 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饥饿。这就是胡锦涛所向往的北韩！这就是胡锦涛给中 国人民指出的努力方向！我们敢说，这决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向往的方 向，因为我们只看到有成千上万的北韩人冒着生命危险逃亡中国，还不曾 看到有中国人自愿投奔北韩。 　　胡锦涛在学习金正日强化执政党地位的旗帜下，月前曾随意传唤恐吓 张祖桦、刘晓波、余杰，仅仅因为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政见；上周又 大批拘传中国民主王荣清先生等12人，仅仅因为他们曾依法申请注册民主 党；直至今天还在大规模逮捕关押成千上万的各种不与中共政权同流合污 的人，包括绑架关押王炳章、杨建立等政治异见人士，仅仅因为他们要回 到自己的祖国；收审姜维平、喻华峰等维权人士，仅仅因为他们为弱势群 体辩护呼吁；长期刑囚李祥春、王志文等法轮功修练者，仅仅因为他们坚 持修练真善忍。如果我们一味地容忍胡锦涛如此大学特学金正日，那么， 明天遭到绑架拘捕的就可能是你、我、他，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不佩戴像 章或是仅仅因为我们不曾效忠胡锦涛政权。 　　我们希望中共学习并改善执政经验，是希望中共学习现代文明的执政 经验，而绝不是学习金正日和卡斯特罗的种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经验。在此 ，我们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切不愿像北韩人或古巴人那样再度生 活在极端恐怖和贫穷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制止中共政权的倒行逆施， 制止胡锦涛在学习金正日的路上走得更远。我们要誓死捍卫我们中国人民 经过多年努力所赢得的令北韩人向往的一点点自由。我们要坚决维护我们 的每一个中国同胞行使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信仰、和结社的权利和自 由。我们呼吁胡锦涛尽快同金正日和卡斯特罗等邪恶流氓政权划清界限， 顺应历史潮流，回到文明世界中来。我们敦促胡锦涛立即收回有关学习金 正日及诽谤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尽早全部释放王荣清、王炳章、杨建立、 姜维平、喻华峰、李祥春、王志文等一切因政治、信仰、言论所关押的政 治犯。 　　如果胡锦涛固执己见，坚持要学习金正日，我们建议胡锦涛带领全家 人立即移民北韩，以便其全家能充分享受北韩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更便于胡锦涛能得到金正日言传身教，取得真经。如果胡锦涛愿意留 学北韩，我们全体签名人愿意承担胡锦涛北韩取经期间的一切合理费用， 包括其全家投奔北韩的学资和安家费。请胡锦涛先生接受我们的呼吁和建 议。2004年1月1日 　　签名人（按签名时间顺序） 　　刘刚 王军涛 王有才 李进进 吴仁华 邵江 张伦 陈子华 　　签名网址：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13 ～～～～～～～～～～～～～～～～～～～～～～～～～～～～～～～～ 温铁军：为《中国改革》农村版关闭而作 　　今夜，雪仍然是白的；内里却是那种被无数生灵糟践得脏兮兮的僵硬 ，僵硬得让所有敢于正步走路的人都摔跟头。 　　于是佛说，众生皆随缘……。 　　今夜，在去塞外的火车上，我读完了《中国改革/农村版》告别读者的 最后一期。这之后，它就真地被关闭了。 　　有谁听说过当代“莫须有”的故事…… 　　作为眼看这个刊物从诞生到死亡的总编，我在腹背中箭的感觉中固执 地拒绝为农村版的最后一期写任何告别文字。因为，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 么在完全没有主管部门任何正式批评的情况下，在“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 的重中之重”的时候，这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刊物到底在什么人 看来必欲去之而后快。说白了吧，我问了上级有关部门，他们根本就不知 道究竟是谁非要关闭农村版！ 　　今天，我的固执被年轻人打破了。我在反复品味年轻的编辑们为这期 绝版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个字都让我想起那纸墨背后我所熟悉的无数故 事。于是，我觉得应该对我的同仁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 　　一、给年轻朋友 　　差不多有半年了。当我得知自己竟然是最后那个得知要关闭农村版的 决定的人之后，也曾经试图挽回；但随即便感到，认真做事在道貌岸然们 面前从来只被计算为成本，正直做人在蝇蝇苟苟们面前更被视为失败者的 软肋。前辈如迅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之于当代自我市 场化了的文雅们，乃是天大的笑话。 　　是的，是我自己选择的离开，否则我无法强迫自己沉默……。 　　离开之后才敢说，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善意而艰苦的努力遭遇到错综复 杂的阴沟中的翻船罢了！那在如千古泥沼般的“文雅界”本来就是一种所 有善良多少都会得到的回报。所以，才应该没有怨言，才刻意地强制自己 以沉默来表达那种只有沉默才能表达的声音。 　　其实去年夏天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了暗流涌动。由于从来不善于应 对复杂局面，我只能离开。在这个“最好和最坏并存”的时代，个人所能 做的，也许一如所有磨去了棱角才得以自保的同类。 　　可这次，不仅是我这种饱经磨砺心硬如泥的半百之人，与我一起遭遇 阴沟翻船的，还有这些多么难得地把稍纵即逝的真诚当作唯一自卫武器的 年轻人。 　　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如何理解这种无奈？最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 在无奈之中难免遗憾地四散落荒！ 　　……没有流泪，因为，儿时爱哭，被父亲打过很多次才知道真正的男 子汉不能哭；长大了心里爱哭，被社会打了更多次才知道没有谁相信哪怕 内心的泪。 　　此刻，在火车上，我独自双颔紧咬，默默地咀嚼他们因为无处倾诉悲 愤而无以言状的尴尬…… 　　读着他们用流血的心拓印在农村版上最后的文字，心里所有尘封的疮 疤都逐个迸裂开了……。 　　然而，既然多年前就早已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多年前已经说 过“无论以何种手段把我整倒的人都将只得到感谢”，既然从来对各种派 别争论退避三舍而且对所有加害者都行礼如仪，那么，我这半年伴随农村 版垂死之际的无奈和沉默，也希望被同仁理解为正常；否则，我也只能感 到深切的遗憾。 　　无数失败让我已经习惯了失败。因此才不再有任何被情绪左右的延宕 ，才毫不犹豫地抓紧去做后半生我还能做的任何被文雅们所不屑的“明知 其不可为而强以为之”的事。 　　倏忽之间，有歌自冥冥中来：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二、给读者 　　我并不是《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终结者”。 　　为了不被读者误认该刊的总编就是跟从这种终结的屑小，我以拒绝在 告别读者的农村版绝版中发表任何文字，来多少维护一些我这个文字匠的 尊严。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还是有很多农民朋友找到 我现在任教的学校来质问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我也总在问：这份深 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刊物为什么一定要关闭……。 　　所有给我的理由都牵强，都在内中附会着某种我无法学着去附会的话 语……。只能在无奈中沉默，我至少不愿把谁也不清楚的解释再用我的笔 墨生硬地填塞给读者们。 　　看来我的年轻同仁们也如此。于是，你们在绝版这期看不到任何对于 它被迫关闭的哪怕是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共中央十六大即将召 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 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 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 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 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 向”。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是清楚的。两年多来，农村版汇聚了一批有志于 乡村复兴的热血青年，但也有被个别以新闻权谋私者玷污的角落。而我作 为牵头人之最大失误，恰恰在于我坚持必须根除知识分子历来党同伐异的 劣根性；或者在于过分强调了“做人”的宽厚。实际上，我并不缺乏对于 这种混迹其中的屑小之徒的辨别能力，也曾经或婉言相劝或正色相告；我 所客观缺乏的或主观不愿的，是及时处置的气魄和果断。如今事已至此， 我仍然相信个把得益于一时者今后还能有机会学会做人，或者被迫重新做 人。 　　诚然，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近年来不再激进，转向“改良”的又一 种代价……。 ～～～～～～～～～～～～～～～～～～～～～～～～～～～～～～～～ 余杰：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今日中国文字狱集满清皇帝和纳粹帝国之大成。但文字狱没有办法消 灭文字。 　　在中国大陆，要想获得某些身边的消息，其途径历来都有“出口转内 销”的“中国特色”——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 下发正式文件，将焦国标、余杰、李锐、茅于轼、王怡及姚立法等六人列 入禁止报导名单。我看到这则消息并不感到意外，近年来我已多次听到过 类似的“封杀令”和“黑名单”。中宣部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台一张“黑 名单”，严令出版社不得出版在这张“黑名单”上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 电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媒体上也不得出现这些人的名字。有时最高领导 还会亲自“点名”，被“金口玉言”殃及的“思想出格人士”只好“销声 匿迹”了。 　　有趣的是，堂堂一个执掌全国文宣大权的中宣部，从来没有将这样的 文件送到过作为当事人的我的手中。即便是二零零零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单 方面撕毁劳动合同，剥夺我应有的工作权利，“据说”也是缘于中宣部部 长丁关根给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一通电话。当我去作协办公厅“讨说 法”的时候，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他们是在“奉旨办事”，没有一个官 员敢于供出命令他们的后台老板来。作为执政党的“喉舌”部门，中宣部 做事却像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真让人感到既可气又可笑。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一直很兴盛。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最多，仅举其 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公元一七七七年，即乾隆四十二年，书生王锡侯 被人告到江西新昌县衙，罪名是他编撰的《字贯》一书中有“狂妄悖逆” 之语。时年六十三岁的王锡侯多年科举不第，转而发奋著书，《字贯》是 他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一本简明字典。他希望这部体例新颖、资料丰富 的工具书能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书却为他带 来了杀身之祸。在这部字典中，他略略批评了一下《康熙字典》，云：“ 然而贯穿之难也！今《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遗彼， 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在字典中还出现了康熙、雍正 和乾隆三个皇帝的名字，没有按照规定缺笔“避讳”。他之所以在“凡例 ”中将三位皇帝的名字如实写出，是想提醒士子们不要忘记了避讳。 　　接到举报之后，新昌县令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禀报江西巡抚海成。 海成命令幕友们仔细检查《字贯》，确实发现了上述问题，但认为该书只 是“狂妄不法”，还算不上“悖逆”。于是，海成便拟了奏折，向乾隆皇 帝禀明案情，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的功名，以便进一步审理定罪。同时， 还将《字贯》原书恭呈御览。 　　乾隆一番“御览”之后，大发雷霆。他亲自批示说：“罪不容诛，应 造大逆律问拟。”乾隆还痛斥海城“双眼无珠”、“天良尽昧”，居然没 有发现连如此可恶的“悖逆”之处。于是，王锡侯迅速被押解到京。几天 之内，大学士、九卿会同刑部便拿出了这桩“大案要案”的处理意见：请 旨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他的子孙、弟侄及妻媳二十一人照律缘坐 ，家产没收入官，王锡侯所著一切书籍通令各省查缴销毁。乾隆皇帝假惺 惺地“法外开恩”，将王锡侯“从宽”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王霖等七人改 为斩监侯，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王锡侯的全部 家产，连同锅碗瓢盆、小猪母鸡通通加在一起，也仅有七十多两银子。一 个清贫而迂腐的老夫子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案子还没有了结。江西巡抚海成也难逃其咎。海成本来是乾隆在封疆 大吏中树立的收缴禁书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缴禁书八千多部，居全国之首 。海成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县将地保招集起来 ，让地保挨家挨户收缴禁书，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则拿州官县官是问；另 一方面也给予献书者以丰厚的补偿，由政府发给原来书价一倍的补贴。乾 隆曾经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这种做法。这次海成却栽了。乾隆先是“传旨 严行审饬”，继而“交部严加议处”，然后“革职交刑部治罪”，直到刑 部拟斩立决，他才装模作样地“从宽发落”以示“皇恩浩荡”——从斩立 决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狱中第一个因为查处不力而 被判处死刑的地方大员。乾隆毫不掩饰地宣称，处死海成的意图就是“使 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 　　乾隆朝的文字狱在有清一代数量最多、牵涉最广、惩罚最重。乾隆皇 帝大兴文字狱的兴趣来自于爷爷康熙、父亲雍正的“遗传基因”，而又将 其发扬光大。在我看来，这些残忍疯狂的帝王都患上了一种特殊的“文字 过敏症”——就像有些人是“花粉过敏症”患者，他们是“文字过敏症” 患者。比如，像乾隆这样一位号称“诗人”的皇帝，虽然一辈子都在吟诗 作赋，但骨子里却始终有一种“野蛮民族”的自卑感。作为最高统治者， 他时刻都在警惕著别人动摇、挑战、乃至颠覆他的权力，而文字正是一种 特殊而危险的武器。乾隆深知，只有柯断了文字，才能柯断思想；只有柯 断了思想，才能让臣民都成为顺民，自己的帝国也才能“江山永远不变色 ”。 　　在纳粹德国，宣传工作一直是法西斯党的重点，而文字狱更是伴随纳 粹政权的兴起与灭亡始终。谎话大师戈培尔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 长达十二年之久，在他的努力下，谎言成了真话，说真话的人统统被送进 了监狱。纳粹的宣传部部对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均设有专案，其中 附有详细的调查材料，包括有关这些人对纳粹制度态度的告密信件。该部 的人员从最初的三百五十人迅速膨胀为一千九百人。该部的地方机构为地 方宣传办公室，负责搜集本地区民情资料，以“报告”和“行动报告”两 种形式上呈国民教育和行动建议。地方宣传办公室的头目经常去柏林，听 取戈培尔的宣传指示和纳粹高级头目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形式报告，然 后迅速在地方上展开行动。 希特勒刚刚染指政权，便祭起了文字狱的法宝。一九三三年五月，希特勒 青年团等组织在柏林洪堡大学上演了“焚书日”的闹剧，将两万多册“非 德意志文化”的书籍付之一炬。紧接著，在其它城市也纷纷开展了类似的 焚书活动，被焚烧的对象乃是“对我们的前途起著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 意志思想、德国家庭和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一切书籍。纳粹当局进而开 始有计划地迫害和驱逐所谓“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从一 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纳粹当局先后公布了七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 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了一九三八年底，共有五千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 亡，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内心的流亡”。 　　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字狱可谓是集满清皇帝和纳粹帝国之大成。表面 上，中国似乎已然进入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时代，但文字狱仍旧悬在每 一个文化人的头上，那些“文字过敏症”的患者们并没有断子绝孙，他们 的后代仍旧高高在上地掌握著权柄。虽然今天的中共政权不会随心所欲地 像乾隆那样将某人“凌迟处死”或者像希特勒那样将某人驱逐出国，但是 专制政权对文字及其背后的思想的恐惧和仇视是一脉相承的。关闭报刊、 封杀作者、警告编辑、关押记者，种种下三滥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次，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评论某西方学者写的 一本遏制腐败问题的著作。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个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 过数据：中国“光荣”地名列世界四大腐败国家之中。这下可引起了轩然 大波：如此污蔑中国的材料岂能使用！即使在《参考消息》上发布过，但 只要是被“某些人”所引用，那就是“别有用心”的了。于是，责任编辑 遭到处分，我的文章再也不能在该报上发表了。还有一个更加荒诞的故事 ：《广州日报》的餐饮娱乐版面上发表了一篇谈论佛教素食的文章，其中 有一道菜的名字叫“法轮常转”。这下可被“审读组”的老先生们抓住了 辫子：这不是在影射法轮功吗？编辑是如何“把关”的？编辑的警惕性哪 去了？编辑受到严厉处分，该栏目也被停办了很长时间。 　　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文字狱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变本加厉地增加了 。《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相继被禁，赵岩和师涛等仗义执 言的记者先后被捕，《战略与管理》和《同舟共进》等开明刊物被关闭或 清洗。就我个人而言，我今年出版的几本著作无一例外地全部被禁：《光 与影——我的美国之旅》（东方出版社）、《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 思录》（长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当代世界出版社）、《“暧昧的邻居”—— 日本笔记》（光明日报出版社）。最迅速的一次，在新书出版之后不到一 个星期，便被下令禁止发行。甚至还出现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到市场上去 查抄数千本书籍并立即焚毁的事件——各地新闻出版局对于宣传部向来是 惟命是从，难怪有朋友将“新闻出版总署”戏称为“新闻出版警署”。如 此禁书和焚书的恶劣行径，再次终结了某些人士所谓“胡温新政”不切实 际的幻想。这种与文明为敌的文字狱，与满清帝国和纳粹政权有什么差别 呢？ 　　那些实施文字狱的人，从最高领袖到中宣部的小官吏们，无不是严重 的“文字过敏症”患者。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病症，它的内因是对自由、 民主这些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的恐慌和排斥，它的外因是对自己的面子和利 益的死命扞卫，因此这种病症一般来说都是无药可治的。“文字过敏症患 者”象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蝙蝠，只有在黑暗中，他们的统治秩序才能 稳稳当当地维系。所以他们从心底里仇视光明，千方百计阻止光明的来临 。从古代的帝王、纳粹的走卒到今天中共统治者们，都是严重的“文字过 敏症患者”。中共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他们的“笔杆子” 制造的乃是愚民和洗脑的谎言和假话，乃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奉承话 。伟大领袖们习惯了享受谎言、假话和奉承话，就再也不敢面对真话、实 话和批评的话了。一旦后者出现，他们必然“过敏”，就像艾滋病患者身 体的防疫机能出现漏洞一样。他们的身体中缺乏承受真话、实话和批评的 话的某种“??”。于是，他们便把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消灭 真话、实话和批评的话上。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文字 的监狱。一套没有新闻出版法制约的、隐形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像章鱼 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肆无忌惮地伸展著它的魔爪。 　　我不认为文字狱能够长久地维护少数统治者梦想的“稳定”，我也不 认为最后胜利属于那些可怜又可恶的“文字过敏症患者”。“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就像没有办法堵住黄河一样，文字狱没有办法消灭文字，“ 文字过敏症患者”们也无法阻挡思想的流淌和传播。作为一名立志用文字 来揭示真相的写作者，这正是我的信念所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 袁红冰：高智晟律师的孤独 　　纵观世界各国，律师几乎都被视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然而，可悲之 处在于，中国却是例外。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纺线。当代中国 ，司法公正早已死于腐败，社会正义由此失去司法的的保障。以司法腐败 为背景，中国律师所扮演的经典社会角色，便是在法官和当事人之间进行 权钱交易的掮客。 　　社会角色的肮脏决定了社会地位的可耻，在法官的斜视下，中国的律 师只是一条向腐败的司法权摇尾乞食的狗，尽管它西装革履；在当事人的 心目中，中国的律师则是以法律的名义骗取金钱的卑鄙者，因为，中国律 师最重要的作用，只表现为充当用金钱替当事人收买法官的肮脏的手。 　　曾有法官轻蔑地说，律师就是我脚下踩的一块臭泥；曾有见过律师私 下向法官献媚的当事人羞耻地说，宁肯作妓女，也不作律师。确实，中国 的律师比妓女更卑微―― 妓女只出卖肉体，律师却要出卖灵魂。但是，中 国的律师仍然能为自己找到俯视别人的理由。通过担当腐败的司法权的男 妓，律师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并因此在经济地位的意义上进入“上层一 万家”。用可耻的方式换到的金钱，不仅为中国律师买来充分的物欲满足 ，也为他们买来充填空洞灵魂的虚荣。 　　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的律师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他在上流社会中志 得意满地昂视阔步，却又要时时以自愿承受腐败司法权“性奴隶”式的虐 待为生活补充。 　　无论在国内，还是流亡海外，最令我心神黯然的，莫过于中国民族人 格的腐烂。但是，在中国律师界的整体人格堕落中，高智晟律师却像一片 灿烂的朝霞，使我看到了圣洁人格的希望。 　　从高律师致吴邦国的公开信中，我感受到了可以踏平万里波涛的英雄 气慨。在当今的中国，为苦难深重的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乃是对暴政发 出的最锐利的挑战。六。四期间，一位学生只身阻挡坦克的身影震撼了世 界。现在，高律师面对的何止是坦克车队，他是站在危险的锋刃上，悲愤 地抗议黑手党化的中共政权的人治黑暗，抗议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独裁群 体的暴虐。非大勇者，不足以为此。 　　从高律师致吴邦国的公开信中，我感受到了古中华的侠义精神。今日 之中国，道德沦丧、腐败公行、物欲横流；见义勇为者受到嘲笑，追逐私 欲者成为时尚，依权附势者多如过江之鲗。高律师铁肩担当道义，超乎世 俗之上，以大悲悯之心，视个人生死荣辱如无物，为喋血于政治迫害铁幕 下的法轮功学员请命，使古中华的侠义精神重现于人格腐败的今日，又何 其感人至深。 　　从高律师致吴邦国的公开信中，我又深深感受到了孤独的荣耀与悲哀 。时至今日，中共官僚寡头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暴行，已经可以说是 尽人皆知。然而，十三亿中国人，数千万中国知识份子，数十万中国律师 ，却对此保持着可耻的沈默。为了在暴政下安全但卑微地生存，现代中国 人可以出卖自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并对血写的事实熟视无睹。正是 中国人对真理和正义的整体冷漠――如果不是背叛的话，使高律师成为孤 独者。不过，高律师的孤独乃是无尚的荣耀，因为，只有伫立于正义之巅 的英雄男儿，才配拥有那种孤独。当然，高律师的孤独也是深刻的悲哀， 那悲哀属于现代中国的民族人格。 　　正义是艰难的。高律师正以高贵的孤独承受着属于中国命运的艰难。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我众多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学友，现在已成为中国 的著名律师。但是，面对中国广大弱势群体的权利被官权和金权肆意践踏 的现实，却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在未名湖畔 ，博雅塔下，或慷慨悲歌，或沉思静默，然而无论慷慨悲歌之上，或是沉 思静默之中，都有自由理想的神韵。难道，今天你们真要让自己的心灵变 成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坟墓吗！我相信，高律师不会这样问，因为，他定 然早已决心把自己讬付给高贵的孤独。但是，我却要如是问――以北京大 学校友的名义如是问。 ～～～～～～～～～～～～～～～～～～～～～～～～～～～～～～～～ 高智晟律师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 　　近来一段时期，作为律师，我多次收到各地有涉法轮功人员被刑罚及 劳动教养处罚遭遇的申诉及求助信函。12月26日，我及另一位律师同行赴 河北省石家庄市，决定对被劳教处罚的黄伟以法律援助代理形式予帮助。 具体介入案件后，在与行政及司法机关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 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现象，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存在于立法的和司法的两 个方面。作为律师的公民，作为身处人类这个时代者，面对这种不可思议 的存在，我感到异常的沉重及悲哀。将这种令人窒息般的沉重及悲哀情势 尽快以信函方式上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是我在石家庄数个 法院多次奔走交涉后的第一想法。只是对以何种形式予此书信的选择耗掉 了我的一些时间及精力。 　　2003年，我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下称《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 ），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家执行的经租房政策及最高人民法 院相关司法解释明显违反《宪法》问题，分别以挂号信的方式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寄交了《请求违宪审查申请》，三次三个请求一个相同的结局－－ 没有任何回复。这次择以公开信的方式是我痛苦思考后的结果。 　　黄伟，石家庄市居民，大专学历。1999年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国家法律实施”为由劳教三年，释放时34岁的他头发已一半变白。黄憧憬 美好生活，以超出常人想像的勤奋，在经营领域拚搏，初步奠定了较好的 经营基础，清贫的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决心忘掉过去的痛苦，努力创造 今后美好的生活。2004年4月 13日早七点半，黄伟像往常一样送孩子去幼 儿园，刚走出幼儿园准备去上班的他被四名不明身份者强行带走。被带到 国保办公室后对其进行了搜身，对自行车及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现金扣 留，后将其送进看守所关押。至此，关押他的人未出示任何手续，更未表 明身份。后来有关部门自己打开黄的家门，对他家进行了搜查。黄伟被关 押38天后，公安机关因不愿担当超期羁押的名声，又将其押至公安留置室 关押15天，期间也没有作任何说明，只有两名拒绝说出姓名的公安人员来 作过一次 “讯问笔录”（当时黄问及办案人员的单位及姓名时，办案人员 回答说是“我们在审你，而不是被你审”），由于记录的内容与实际谈话 内容风马牛不相及，黄伟拒绝在笔录上签名，令其惊愕不已的是，“办案 ”人员竟面无表情却从容地当着黄的面在“讯问笔录”上签上了黄伟的名 字，并自己在“黄伟”名字上按了手印。黄伟后来揣摩，这次“讯问笔录 ”是为劳教他提取的“证据”。6月3日，黄伟再度被宣布劳动教养三年， 结束了在留置室被“监视居住”的他，于6月4日再度被送至劳教所。此后 ，为了向市政府复议及行使有关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黄伟每次必以绝食 的代价才获得。其多次累计绝食天数达42天。其景之惨、其情之悲足见一 斑！ 2004年12月27日上午，我和另一位律师同行赶到石家庄市劳教所依法申请 会见黄伟，被劳教管理部门告知，其他劳教人员会见可以依法办理，但对 被劳教的法轮功人员，管理处无权批准。须由“610办公室”特别批准方可 在管理处办理会见手续。我们冒着严寒奔波于管理处特设的“610办公室” 与司法局的 “610办公室”之间。“610办公室”各领导的内部批示竟让我 们奔走、等待了3个多小时。而被“610办公室”法外施权耗掉了3个多小时 后的管理处依法办理会见手续的时间不到3分钟（在场的人戏称是法外3小 时、法内3分钟）。12月27日下午，律师携带黄伟诉石家庄市人民政府行政 不作为（石家庄市政府对黄伟的复议不予答覆）案件的起诉材料，到石家 庄市中级法院立案未果。12月28日早8时30分再赴中级法院立案被拒绝。中 级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接待后告知，让到新华区法院立案。上午9时20分 ，律师又来到新华区法院，该院行政庭一位姓苗的法官在看过材料后说： “现在上边有规定，凡是涉法轮功的案件一律不受理，并且不出具任何手 续”。在律师向他说明相关法律规定时，他表示此规定是“上边”下的， 他们只是执行，并要律师再与立案庭的法官交涉。立案庭的两位女工作人 员在看过材料后，情绪颇为激动地表示，凡是涉法轮功案件，一不受理， 二不出具任何手续，因为上面有文件。律师表示，是否受理应按国家法律 规定办，如果相关文件与法律相抵触，那么这种文件应属无效。这时，其 中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几乎叫喊着说：“如果你认为上边的文件无效，那 你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去修改法律呀”。她说完后，一位被她们称作“庭长 ”的法官出来说道：“你不是党员吧（指律师），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你也 没学过吧，律师不允许接此类案件你知不知道，法院都是共产党的，法律 也是共产党定的，现在上边有规定说不能受理，就是不受理，你愿意找谁 就去找谁，愿意哪告就去哪告”。此后，不再有人对此事做任何解释。在 律师的询问下，一位法官又让到长安区法院立案。上午10时30分，律师第 三次走进法院的大门，还是一位行政庭的法官负责接待，在被律师告知此 案系涉及法轮功的案件后，正在看材料的法官立刻将材料退还，仍旧是那 个理由：上边有规定，涉及法轮功的案件不予受理，不出具任何手续，亦 不出示任何依据。该法官还说：“你们律师正在做的事很危险，如果接下 来还要继续的话，就要写司法建议（要求处理你们）”。至此为止，律师 到石家庄市两级三个法院的立案努力无果而终。 　　办理黄伟被劳教案，我发现以下与现代社会文明及全社会倡导、实践 及追求的法治目标格格不入的存在，这些存在，更多严重的是司法方面的 问题，问题的严重至令人恐惧及绝望的境地。作为律师，作为中国人，我 无法选择沉默！ 　　从既有法律原则角度看，对法轮功人员的刑罚及处罚存在以下完全悖 离基本法律原则、现代法治精神的作法： 　　一、在任何制定法国家，刑法的适用当然地包括刑法的适用范围（含 人、事、域）及刑法的适用时间。理论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 称《刑法》）也不例外。法不溯及既往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 刑法》对其颁布实施前的行为不具有调整功能。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止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下称《决 定》）颁行后，只是在形式上弥补了“罪刑法定”的空缺。而此后对绝大 多数修炼法轮功的公民的刑罚则完全针对的是他们在《决定》颁行前的行 为，黄伟99年11月（《决定》颁行墨迹未干）被劳教即完全属这种情形。 这种作法是公开地、长时间、大规模地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即绝大多数公民是在违反我国现行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势下被投入监狱的。 　　二、无论是在制定法国家里，或者是海洋法系国家里，刑法调整的（ 我国的一贯叫法是“打击”的）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是人的思想或某一 类人的身份，这也是全人类普遍的刑法文明成果。许多修炼法轮功的公民 是因为其具有法轮功人员的身份而被治罪，黄伟这次被劳教是最明显的鲜 例。这是对现代法治文明的反动。这种作法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对法律普遍 标准的任意性，对国家确立及追求法治社会的努力造成现实的、长期的危 害。 　　三、《决定》对修炼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法轮功行为、法轮功组织 ，法轮功者与法轮功组织的关系，邪教组织、法轮功组织与邪教组织的关 系，什么是邪教组织？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什么行为及法轮功组织的什 么行为是邪教犯罪，没有任何可资司法审判时予以准确判断的法律界定。 致使对绝大多数法轮功者的刑罚及处罚千篇一律冠以“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实施”由。至于是否有邪教组织可资被刑罚者利用、是否真的 利用了邪教组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如何利用了邪教组织、是否实施 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如何破坏了国家法律实施等刑事判决中必须陈述的 被罚者的罪状几乎是一律没有。对黄伟的两次处罚（虽属行政性质）都是 简单地描述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这种现状，根本 无法保障刑罚及处罚的具体性及准确性，使公民处于一种毫无保障的危险 之中。 　　四、一些地方对法轮功者的劳教随意性令人痛心（就在写这封信的时 候，武汉的一位刚生产完小孩三个月的杜文利女士发来传真，绝望地叙述 她丈夫倪国滨，在被三年关押释放不久后今年7月13日在上班途中被不明身 份者绑架，十天后奄奄一息的他被送回，后经 “110警察”追问才知身份 是国保处的。12月3日，倪再次被绑架，至今无音迅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遭遇 ），诸如拒不改造、拒不转化等。而需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劳教制度的存 在及执行状态本身，即明显地违反了《宪法》第五条、第三十三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行政法规 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外的行政处罚）及《立法法》第八条之规定。剥 夺一个公民数年的人身自由，对被剥夺人身自由者而言，是没有任何可以 陈述、申辩及听证的程序。一个劳教决定送到被处罚者手中时，即被送进 劳教所。这在规则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事。被剥夺自由后的被劳教 者的所有救济途径形同虚设。黄伟在 99年被劳教时根本无法作任何申诉。 这次劳教后，每个要求申诉的环节都须付出多日绝食的惨痛代价，在包括 警察在内的全体公民都知晓劳教制度违反宪法、基本法律、违反现代法制 文明的情势下，继续持之以恒，国家就此承担越来越大的非道义及非文明 的成本。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关注这种存在的价值。 　　五、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上述恶劣现象的制度性纵容及鼓励带来的最直 接后果，是对司法工作人员品行的恶性毒化。黄伟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员 的角色错位及执业道德的堕落已到了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地步，更令人恐惧 的是他们不以为耻。法官、法院，是法律价值的守门人，他们的职业操守 、专业修养及文明制度的作用，使他们对任何悖离法律价值的可能保持着 本能的警惕。这是全人类制度文明社会里法官、法院价值境界的普遍状态 。在为黄伟立案努力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法官、法院依然是 “守门人” 的角色，他们对国家法律的价值、法治的精神已没有了一丝的责任及道德 。他们向狗一样地扑向任何企图张扬国家法律价值者。他们对职业的神圣 没有了任何敬畏之心，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的权力运作在道义及文明的 负面评价积累方面不遗余力，令人痛心不已（我想吴邦国委员长当与我有 同感）。 　　在我动手写这封信时，人们善意地告戒我，法轮功问题是敏感的问题 ，是政治问题，作为律师，我们深谙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势。一个权力 正当行使的社会里，有敏感问题是个笑话。有敏感问题的存在，足见一些 权力行使的扭曲、非正当性及不磊落。另一方面，政治问题为什么公民就 不能去谈，不让谈的政治是谁的政治，不让谈的政治绝对是非正当性的政 治。当一个社会就剩下一种声音时，那时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朱元璋时期 太远不提，近若“文革”时期及眼下的被述为“邪恶轴心” 的北朝鲜就只 有一种声音，谁需要这种局面。 　　我们近年来在诸多国际场合说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 最正当、最有价值的评价莫过于国内公民的认可，公民连向执政者反映存 在问题都呈惊恐状，足见我们与负责任的大国的遥远距离。 　　综上，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写这封公开信，既不是为哪一类 人摇旗呐喊，更不是为“与党和政府唱对台戏”。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是 这个时代唯一能让我激动起来的原因。同时，写这封信，也不单单是为使 黄伟的不公正遭遇带来改变。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努力 ，以制度性的力量来改变立法及司法的扭曲现状，则是我写这封信的最重 要的思想所依。人类文明初始，区域文化的形成大相迳庭，当时互不交流 的人类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字及依崇规则这些共同的东西，亦即依崇规 则权威是文明人类共同的科学选择。当今世界，凡逆之而行的国度，无不 伴生着封建、落后、动荡及野蛮。每个公民对社会稳定的期盼及追求热情 的自觉永远不亚于执政集团。“稳定压倒一切”口号下的权力无规则施行 ，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不稳定之源。在法轮功问题的处理上，首先承认他 们的中国公民地位应为当局、尤应成为法律工作者的一般思想。另一方面 ，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当局及法律工作者必须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代表国 家行事。代表国家行事，“治道运行皆由法式”，一切应因循于刚性规则 行事，岂能荒蛮至规则外行事。规则外是代表谁行使权力，诸如法院不立 案、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不准律师代理，黄伟案件中至今不允许其配偶 、孩子探视，这是公开的、毫无遮拦意义上的逆规则行事。更令人痛心不 已的是，这种逆现有规则行事的执行者恰恰又系由本应保障国家规则执行 的执法者来执行，长此以往，执法者视野蛮践踏规则寻为常事，完全不再 视捍卫国家规则价值为自己的职业责任。不断地以身体力行来摧毁并葬送 着道义文明及权力运作的正当性，这到底会是谁的需要！这只能是与现代 社会为敌者的邪恶之徒的需要。我们必须予之以千倍的警惕！ 　　此 致 祝吴邦国委员长健康！ 　　北京市晟智律师事务所　高 智 晟 2004年12月31日 ～～～～～～～～～～～～～～～～～～～～～～～～～～～～～～～～ 美丑倒置——杨振宁“婚事”带来社会问题 　　警惕杨振宁“婚事”带来的社会问题——“杨翁”婚事绝非普通个人 私事。 　　如果是一个82岁的普通老头，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有这种想法也 会被人当成疯话；如果是一个有点钱的好色的82岁的土财主老头娶了个贪 钱的小老婆，周围的人会不耻，而媒体会当成笑话报导，以上这些都可以 看成个人私事，因为它不会对社会主流的德伦理、美丑善恶概念造成什么 影响，而现在是我们一向奉成华人楷模的杨老，做了同样的事，有头有面 的人们不断称颂，各大媒体也都纷纷祝福，异口同声称为“佳话”!所以， 这就不再是个人私事了!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道德认同的标尺。 　　一个普通人做了坏事，会受到大家的谴责，从而成为反面教材，对社 会并无害；而一个“带着光环”的“正面人物”做了坏事，却被社会主流 们纷纷称颂，这就扰乱了正常的道德人伦、是非善恶观念，遗害无穷! 　　试问：这对所谓的“忘年恋”“佳”在哪里？又“恋”在何处？ 　　婚姻应该是有感情基础的，而杨翁的感情基础就只是杨妻尚在时的一 次谋面，接着就是杨妻尸骨未寒后的几封通信，真不知“佳”在何处？ 　　婚姻应该是有未来的，而杨翁婚姻的未来众所周知，真不知“佳话” 在哪里？假如翁真是杨的学生，天天一起共事，暗恋杨老十载八载，现在 终于吐露真情，也值得大家理解一回；即使这样，一个有情操的老人，也 不会接受。当然，假如翁寻死觅活非杨而不嫁，杨不得不接受，如果是以 上的故事情节，媒体们大可 “佳话”一回，只可惜没有这些故事，现实中 只是赤裸裸的金钱与肉体的关系。 　　其实，自古这样的事有的是，但都是被唾弃的；老而富而色的人有的 是，电影中都是反面的；贪财卖身者有的是，没有被颂扬的。 　　只是现在，道德面临了挑战，是非观念被扰乱了，相信在这种颂扬下 ，很快就会有许多“杨老”“翁姐”们效仿，原来不敢放在阳光下的东西 ，很快可以堂而皇之了! 由此可能还会引来诸多的社会问题，要知道，丧 偶离异的老人很多，有权有势的老人很多，贪钱求不劳而获的女人多着呢! 接着就是子女孝道问题出现矛盾，遗产分割问题出现矛盾……还多着呢!那 时，社会还需要道德吗？现在社会已经相当道德沦丧了，笑贪不笑娼已经 很严重了，“谐模”杨老和主流声音们还在更进一步的推进一把，试看明 日中国，谁分美丑？ ～～～～～～～～～～～～～～～～～～～～～～～～～～～～～～～～ 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 送交者: 胡平 于 January 01, 2005 22:18:52: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 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 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 富农。 　　1、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 　　众所周知，中共夺得政权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第一桩革命行动就是 土地改革。所谓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 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这当然是政治迫害，因为在这里，实行专政的依据不是他们做出过什 么违法的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且不论这些 地产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即便你认为，在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 占有确实存在问题，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在于如何改：是 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徵购？以国民党在 台湾的土改为例，其做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 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徵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 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 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 不曾把地主当做敌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私 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 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 暴力土改，不但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 过较多的土地。 　　顺便驳斥一个关于共产党的神话。不少人至今都以为，共产党打下江 山，是因为当初它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贫苦农 民的热烈支持拥护。其实不然。杜润生在回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里写到，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除了行军打仗外，另一个任务是要解决新 区土改中的政策问题。起初，他们的做法是“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 打土豪”，实行这样的政策，按照杜润生的说法，是“忘记了争取多数、 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脱离了群众”。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给 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提出，第一，用减租减息代替平分土地。第二 ，取消分浮财”。毛泽东批准了邓小平提出的新政策，这才使得解放军在 新区作战的地位得到大大的改善（见《读书》杂志，1997年4月号）。由此 可见，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幷没有为自 己赢得多少群众的支持拥护，相反倒造成了“脱离群众”的后果，因此也 没有坚持采用。只是到了革命胜利、共产党独掌大权之后，不再顾忌脱不 脱离群众，它才真正地彻底地实行了这一政策。 　　当初，共产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让占多数的贫苦农民一下子 就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不但没有为自己赢得群众的支持，反而导致 “脱离群众”了呢？原因很多。首先，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穷人和富人的 关系不一定那么紧张，其间还有宗族亲情的润滑作用。只要读一读例如费 孝通的《乡土中国》一类着作，你就会知道地富与其他农民的关系和共产 党宣传的很不一样。你平白无故地打击富人，穷人也未必都看得过去。其 次，共产党强调说，穷人对富人的权势有一种习惯性的恐惧，怕“还乡团 ”报复。这条解释虽然不是毫无根据。不过，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是，私 有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地富所拥有的土地，要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么是 白手起家，勤俭致富挣出来的，要么在外经商或做官赚了钱买下来的。这 中间，依仗权势巧取豪夺的自然也有，但数量有限（四九年前的半个多世 纪，中国政局一直动荡多变，权势者暴起暴落，其财产转换也很频繁）。 一般人，包括穷人，也承认私有产权的合理性，所以他们也未必欢迎共富 人的产，哪怕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眼下的某种利益。尽人皆知，最早起来 积极响应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中，正经农民不多，流氓痞子不 少，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写到，“在这些人心目中，'共产共妻'是天 底下最好的口号和理想”。大多数农民幷不欢迎这个口号。共产党把这种 观念称为“落后”、“不觉悟”，其实那反映了农民朴素的产权意识。知 青一代应该记得，当年在农村开忆苦思甜会，领导挑选安排苦大仇深的老 贫农给大家忆苦思甜，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讲着讲着，老贫农就忘记事先 的排练叮嘱，说起当年地主的种种好处，控诉起60年、61年来了。 　　由此，我们也就解释了另一件历史现象。有人纳闷，为什么同样是在 农村推行集体化，苏共遭遇到强烈的反抗，以至于在集体化的过程中充满 血腥和暴力，而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则显得相对顺利和平。不是说农民把土 地当做生命吗，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在当局没施加多大压力的情况下就乖 乖地把自己刚刚得到的土地又交出去了呢？原因就在於土改。从表面上看 ，土改似乎是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建立小农的土地私有制。其实不然 ，因为中共领导的土改本身就是对私有产权的粗暴践踏，所以它不是巩固 了、而是破坏了私产观念。共产党的暴力土改，一方面是杀人立威，杀鶏 吓猴，一方面是掠富济贫，分到土地的穷人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土地是共 产党恩赐的，因此当共产党“号召”农民交出土地，走集体化道路时，很 少有农民敢于正面的反对和抵制。 　　2、持续的时间最长 　　地富受迫害最早，持续时间也最长。当初共产党给所有的人划成份， 根据的是“解放”前三年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张三被划成地主，李四 被划成富农。然而土改之后，地主无地，富农不富，他们事实上都成了“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继续称他们是“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岂不荒 唐？起先共产党还讲一点逻辑，规定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份，三年后农 村就不再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分，大家从此都称作农民。殊不知三年后 共产党幷不兑现，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份成了终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 了世袭制，老的地主富农死了，由他们的儿子“接班顶替”——为的是对 敌斗争不缺活靶子。 　　本来，在经历了土改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幸存的地主富农无不战战兢 兢，“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斗争 的弦免不了会自然地松弛。可是到了1962年，毛泽东再次提出“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毛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放松阶级斗争，地富反坏、牛鬼 蛇神就会纷纷出笼，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 茬罪”。于是，庞大的镇压机器再度启动，地主富农又一次首当其冲—— 他们才是真正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此后的每一次大小运动中，地 富是理所当然的打击对象，是一切问题的无可推卸的替罪羔羊。包括四清 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按说是该整走资派的，但地富仍然无法幸免。正象《 中国农村历沧桑》一书作者陈佩华教授写到的那样，“村民们乐意把地富 当作斗争对象，他们很明白，只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四类分子的罪恶上， 像他们那样的普通农民就可以躲在一边，免受批斗。干部们乐意拿四类分 子开刀，因为反动阶级一向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如今他们要开展阶级 斗争，就等于再度表明了共产党干部自身的合法性”。对地富的政治迫害 从1949年1950年开始，一直到1979年才结束，一共持续了三十年，比任何 其他群体受迫害的时间都更长。 　　3、受害的人数最多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 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 份地富都已经死掉。据《北京周报》报导，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 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保守的估计也在200万以上。这里，我们还必 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 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 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对象，其 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对象。各种好事， 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 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 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着媳妇 ，只好长期打光棍。地富子女的人数不会比地富少，两者相加之和更是令 人触目惊心。 　　4、受迫害的程度最深 　　在共产党的敌人名单上，地主富农总是名列榜首（所谓四类份子，是 指地富反坏；所谓黑五类，是指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九类，是指地富反坏 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受到的迫害最为深重。一场土改，就有 超过200万地富死于非命。其中有些是由政府宣判处决的，有些是在斗争会 上被活活打死的。一般人只知道文革中的批斗会野蛮残暴，但若和土改中 的斗争会相比，文革批斗会就太“温良恭俭让”了。必须看到，土改中斗 争会的血腥残忍，绝不是因为所谓？群众运动？失去控制，而是共产党一 手主导。注意：对地富的迫害从来就是超法律的，其间未经过起码的法律 程序，无罪受罚，轻罪重罚，一罪多罚的情况极为普遍。事实上，在整个 毛时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文革初期北京郊 区大兴县发生的对地富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它 足以证明地富的任人宰割悲惨无助的境遇。 　　我们知道，中共建政后，把城乡差别扩大化，幷且制度化，农民的生 存状态一般都很恶劣。所以，把一个城里人下放农村，那本身就是一种极 严厉的惩罚——仅次于进监狱进劳改队。地富本来就在农村，而且是农村 中的人下人，即便在没搞运动的期间，他们也随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微 小“过失”而招致批斗殴打，他们的工分总是被压得很低，连走乡串户的 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还总是被派以繁重的无偿劳役。这就是说，即便在 “正常状态”下的地富，其处境也比其他绝大多数被专政对象更为悲惨， 更不用说政治运动了。 　　5、至今没有得到平反 　　“四人帮”垮台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重 新审议，平反冤假错案。有的罪名——如“走资派”——被一笔勾销，受 害者全部平反，恢复名誉。有的罪名，如右派，留下个空壳，留下几个不 平反以表明反右运动只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99％以上都平反。“反 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当然还必须保留，不过进行了甄别 ，给相当一批扣上“反革命”罪名的人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唯有对地富 没有平反，只是摘了帽。只是说以后不再整了，没说以前整错了。自那以 后，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没有给地富平反，恢复名誉。 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大大小小的中 共官员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当然知道了私 人拥有土地不是罪过，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们不敢认错，因为他们害怕 认不起。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我给土改加上引号，以便和国民党 的土改相区分）都是错的，那么，它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6、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地富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平反，因而在经济上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或赔 偿。其他受迫害群体，凡是获得平反的，许多人（不是全部）也得到了数 量不等的经济补偿：当官的官复原职，有的还加官晋爵，原先有工作的补 发了工资，另外一些则得到一定数量的赔偿或抚恤。不消说，这中间的差 别很大，无公平可言（譬如遇罗克烈士，官方报刊也曾大力宣传称之为英 雄的，平反后其家人只得到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的学徒工的工资，没有任 何抚恤金），但好歹总算是得到了一些补偿吧。资本家当年也被共过产， 不过他们多少还领过一段时期的定息，后来也还得到过一些补偿。唯有地 富遭到彻底剥夺，他们的经济损失是最惨重的，而事后却没有得到一分钱 的补偿。 　　7、他们的苦难被遗忘得最彻底 　　尽管作为一个群体，地富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 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但让人难以原谅的是，他们的苦难也 被遗忘得最彻底。 　　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如山如海，可是， 我们能从几部作品中瞭解到地富的苦难呢？即便在那些反映毛时代的农村 生活的作品中，你也很难找到几个地富的成形的人物和故事。这固然与当 局的书报检查有关，但那难道不也表明地富的命运根本就在绝大多数作者 的视野之外。在自由的海外，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也很少，偶尔有几篇作品 问世，读者的反应也很冷淡。你或许会说，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地富的 悲惨遭遇其实我们都知道，所以不再感兴趣。是的，中国人当然都知道地 富的遭遇，只是这种“知道”太笼统，太大而化之。问题是，其他一些群 体的不幸遭遇，按说我们也是知道的，例如老革命受迫害的故事，例如着 名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故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我们本来也是知道 的，但我们仍然对他们的故事怀有强烈的兴趣，有的甚而至今不衰。为什 么唯独对地富的遭遇缺乏这样的关切呢？在我看来，那恰恰是因为地富遭 受迫害的时间太早，持续的时间太长，受迫害的程度太深，被压得无声无 息，以至于被人们习以为常，见惯不经。一般人无形中已经把他们视为另 类，因而对他们缺少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的同情能力。 　　抢救历史，刻不容缓 　　陈桂棣、春桃写的《中国农民调查》激起强烈反响。这本书主要写的 是改革之后中国农民的状况。我以为我们还需要《中国地富调查》。我们 需要对地富的状况有完整的和详细的瞭解，大至一个县、一个省，乃至全 国，小至一个乡、一个村、一个家庭。要有统计数字，也要有个案分析。 尽管说在共产党专制依旧的条件下，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地富调查是不可 能的；但若等到共产专制垮台后再做这件事，那就为时已晚。土改运动离 现在已经五十几年了，绝大部分地富已经离开人间。活着的、神志清醒的 所剩无几。到目前为止，有关他们悲惨遭遇的文字记录仍然极度缺乏。如 果我们还希望为这段历史留下足够充实的第一手的素材，如果我们不但想 知道他们的遭遇，还想知道他们在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如果我们还 想知道他们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痛苦与思考，希望与绝望，爱情与亲情 ，梦魇与幻想，以及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就必须抓紧时间工作，否则就来 不及了。 ～～～～～～～～～～～～～～～～～～～～～～～～～～～～～～～～ 马克．吐温曾笑骂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 　　作者：大陆人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笑骂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 部分议员恼羞成怒，要与作家诉诸官司。马克．吐温便在报上作出更正声 明：他要说的是有些国会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巧妙地用了一个逻辑方式 ，使那些议员只能怀恨在心而无可奈何。笔者的题目虽不雅，但确是偶尔 记起马克．吐温的这一趣事而有感而发，只是作为另一种无可奈何而已， 因为在现今的中国，令人无奈的事情实在太多，除了球迷一律的激情澎湃 ，好像已没有人再较真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老当益壮和血气方刚的知识分子曾天真地以为 当局真的是要坦诚纳谏，便真的大鸣大放起来，结果被别人布好了阵，杀 得连灵魂都走了形，也许我说得过分，反正是中国人从此就长了见识，昧 了良心。 　　有了见识的中国人接下来便不断地创造奇迹：他们把树砍了，漫山遍 野地用木材炼起了钢铁；他们神奇地使一亩土地长出了数万斤粮米，中国 丰收得让世界目瞪口呆。然而阿拉伯数字到底是只能娱目而不能充饥，丰 收的赞歌还未唱完，便饿得剥树皮、挖草根，最后连观音土也弄来吃。惨 ！饿殍遍野的惨状令人心寒而又压抑。当时，身历其境而明知其舛的人断 不止以万数，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阻止，敢于对愚昧的人们大喝 一声：你们是错的！没有，当时就是没有，因为敢于直言的智者不在地狱 ，就在牢狱，世上已听不到有良知的智者声音。 　　人为的灾祸实在太重了，终于唤醒了一位元帅的良知，于是就有了庐 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在战场上两军相逢勇者胜，但在政治较量中， 勇者却不一定是胜者。原本批左和纠左的会议，被毛泽东反戈一击，变成 了批右和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胜利战役。不过这次战役的最终胜利者只 有毛一人，他的同盟和帮手后来被毛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网打尽，其结 果不比彭德怀好，甚至更惨。 　　据悉，有些中国人不愿提“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中国 人，他们或许有他们“不愿”的理由。但作为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任何中国人都是不应该回避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甚至可以说 把人类最丑恶的本质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美 与丑、善与恶、真理和谬误被彻底颠倒了，人们以丑为美，疯狂地追逐丑 ，那是一个没有理智的颠狂至极的年代。如果我们深刻地了解了那个时代 所发生的一切和发生那一切的根源，那么我们对当今社会出现和存在的所 有问题就都感到不可理解了。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有统治 者的原因，有历史沉淀的原因，也有中国民众自身的原因。“文化大革命 ” 的主力军也就是今天的下岗失业大军，践踏人者必遭践踏，在冠冕堂皇 的口号下从事伤天害理的勾当是不能得到宽恕的，因为你明知是恶却踊跃 而为，你想要显示自己的积极而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 前的痛苦是人们本该承受的。既然你们那么无情地毁坏并没有妨碍你们的 人和事物── 你们强迫书教得好的先生去扫马路，会治病的大夫去洗厕所 ，你们把人类智慧的结晶──书籍投入烈火，只留下那本“无所不能”的 “红宝书”，你们丧尽天良地污辱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师长，你们为了表 现自己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疯狂到要砸烂一切，于是洛阳龙门石窟 再没有一尊完整的石象，这些石刻的佛难道阻止了你们革命的步伐了吗？ 南京的栖霞山，武汉的木兰山上的石象也没有逃脱那疯狂的一劫。所以， 你们就应该承受今日的折磨，这本是你们该得的报应；既然你们当初作为 一个身体和头脑都健全的人，对身边所发生的丑恶和犯罪视而不见，对受 难者的呻吟和求助无动于衷，那么你们今天被抛弃，生活困顿也正是你们 当初见义不为，贪生怕事的回报。 　　我们不能忘记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我们在那时所犯的罪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彻底的清算和审判，无数冤屈的亡灵还得不到安宁，谁能断定那种 疯狂不会在今后又打着一个什么更革命的旗号再次发生呢？假如我们不能 进行认真的、彻底的认识和批判，并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治、司法公正体 制来防范的话。 　　我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关注一下当今社会和自己身边的环 境，扪心自问：我们民众真的有能力阻止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连对 贪官污吏都不敢拍案而起的芸芸众生，连对流氓小偷都畏之如虎的懦夫贱 民，凭什么挡得住一场汹涌狂恶的“大革命”呢？中国人的偷安意识已经 把整个民族都麻痹得像行尸走肉一样，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在腐败和堕 落的竞争中，我们倒是实现了“超英赶美”的宿愿。 　　我真的好想恶毒地问一句，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养的？懦夫？佞臣？抑 或娼妓！然而有另一类中国人，固然不多，但我觉得民族大厦之不倒，确 是因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的支撑，也足以使我不以一个中国人为耻：悲壮 的谭嗣同，为兴国强民慨然赴死；为唤醒民众，推翻帝制，刘天华不惜蹈 海殉志；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张志新女士，宁可断喉饮弹也不屈服…… 这些也是中国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之人，中国因有他们而能够 挺直脊梁，他们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精 神所养育的中国人。 　　只是，面对中国腐臭不堪的现状，面对空虚堕落的国人，我还是想学 吐温先生说那句不中听但很有点解恨的话：还有些中国人不是XXX养的。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