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680期(2005.05.24)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中国政府在新疆加强对民间维族宗教活动打击 2. 洛杉矶时报：新法院文件披露──两桩华人间谍案或有关联 3. 将政府威胁当耳旁风，郭国汀抵达加拿大参加一系列民运活动 4. 再聚天安门广场，再现人心的力量！——用行动纪念“六四”号召书 5. 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6. 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7. 纪思道：中共可能将在互联网大战中败北 8. 橄榄石静静地发光——记“中国人权”创始人之一李晓蓉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蒙古总统大选结束，人民革命党主席前总理恩赫巴亚尔获胜。期一， 蒙古广播电台报道说，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恩赫巴亚尔得到了超过50% 的 选票，击败了其他三名候选人，取得大选胜利。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民主 党候选人恩赫赛汗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恩赫巴亚尔回答说，他期待着和 所有的竞争对手携手合作。他在获胜后向选民保证，他将代表全民的利益 而不是本党的利益，将推动政府战胜贫困、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和争取民 主制度下的全民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用汉字写成的最杰出的垃圾。 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定义了中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 　　中国政府星期二封锁了通往北京市延庆地区的道路，据美联社和中央 社的报道，该地区传出爆发口蹄疫疫情，两千多头乳牛病死被埋掉处理。 据报道，当地居民向美联社记者证实了口蹄疫的疫情，但是当地禁止记者 前往采访。中国有关部门在5月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在泰安和无锡发现口 蹄疫疫情，有223头牲畜被处理，但是没有报告提到在北京市地区也有疫情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今年三月份从中国大陆进口到香港的牲畜中有16头 感染有口蹄疫。（自由亚洲电台） 　　青海爆发候鸟感染禽流感死亡以后，人们担心禽流感会不会在人群当 中传播。有报道说，青海已经有人死于禽流感。但是中国卫生部官员坚决 否认。日前有报道指出，中国青海地区除了证实候鸟感染禽流感外，已经 有100多人死于禽流感。对这种说法，中国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毛群安先生 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 联合 国最近发出警告，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尤其是非 洲和亚洲的贫穷国家更容易受到禽流感的“袭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 ，一旦禽流感在人类中爆发，将会造成几百万人死亡。最早的人类感染禽 流感病例是1997年在香港发现的，当时有18人感染，6人死亡。最近几年的 人类感染则发生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到目前，越南已经证实有38人死 于禽流感，而泰国和柬埔寨也分别有12人和4人死于禽流感。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二报道，江西省井冈山数百名村民因为不满当地政 府征地赔偿的处理方式，上星期六冲入井冈山火车站卧轨以示抗议，致使 中国交通动脉京九铁路中断6个小时。当局出动防暴警察进行强行驱离，有 多人受伤。这些抗议的村民来自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西门村，他们打破车 站玻璃，横卧铁轨，阻拦了两辆列车。现场围观的人群有大约一万人左右 。据一名村民表示，西门村离泰和县城不远，半年前当地政府批准开发商 征收村民土地用来修建商品房，但是给与村民的补偿很少，引起村民不满 。村民多次到政府交涉，但是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新华社星期二刊登的一篇报道说，北京建筑工地的一位来自山东的包 工头自揭家丑对外透露：许多建筑施工企业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的做法竟 然当成了一种“经营策略”。 　　黑社会势力不容忽视：公然贴布告“处决”警察. 黑恶势力的狂飙正 在席卷神州大地。专家分析：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手段之残忍，气焰 之嚣张，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 ”，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向政治领域渗透；权力的庇护是黑恶势力膨胀 的直接原因，反黑必须与反腐同时进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黑社会问题 己浮出水面。(东方网) 　　陈水扁星期二在会见美国基督教界人士时指出，台湾人民是世界和平 的爱好者，也是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与穷兵黩武的中国在本质上不同。陈 水扁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企图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才是麻烦制 造者和世界和平的挑衅者。陈水扁表示，今年3月14号，中国一意孤行，通 过反分裂国家法，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现状，使两岸紧张关系升高， 引起国际社会反感，更直接促使台湾人民走上街头，一起守护台湾。陈水 扁对国际社会和基督教会对台湾的支持表示感谢。（自由亚洲电台） 　　连宋大陆行，抨击“台独”有余，而倡言民主建政不足，应视为一大 偏颇。作为政党领袖人物，你们此行究竟是扮演“佞臣”脚色，还是要充 当诤友？也许你们各有难言之隐，或是想留给步其后尘者有充分展示的余 地，也未可知。（ 梁辛） 　　越来越多的美国孩子开始有机会学习汉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 弗吉尼亚州，有两所小学宣布，将从今年秋季开始增添汉语教学内容。弗 吉尼亚州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曾帮助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什里夫伍 德小学的汉语项目争取资金。沃尔夫对该校开始汉语教学表示赞赏。这位 国会议员认为，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美国人来说越来越重要了，美国商 业管理人员需要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用中文谈判，而美国政府也需要 更多精通汉语的人才。沃尔夫提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中国， 如今，人们只要翻开报纸就可以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不管是好事还是 坏事：“比如，会不会是关于宗教迫害的事情。在今日中国，天主教徒还 是受到迫害，基督教徒也受到迫害。几年前，我去过西藏，我是和很多人 一起去的。在西藏，藏人受到剥削，拥有达赖喇嘛的照片被认定是违法的 事情。在中国西北部，穆斯林人士也受到迫害。”这位国会议员还表示， 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变得越来越重要。什里夫伍 德小学今年秋季开始学汉语的学生总共将有120名。同时，费尔法克斯郡另 外一所小学也将有120名学生开始学汉语。 ～～～～～～～～～～～～～～～～～～～～～～～～～～～～～～～～ 中国政府在新疆加强对民间维族宗教活动打击 　　有来自海外的消息表明，中国政府在新疆一些地区加强了对民间维吾 尔族宗教活动打击。消息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监控当地清真寺的活 动。请听本台驻香港记者林迪发回的有关报道 * 下载声音文件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5/05/24/m0524-ldf.mp3 　　美国国会邀请学者讨论中国宗教问题 　　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圆桌会议，邀请美国学者 讨论中国的宗教问题。美国的学者究竟怎样看待目前中国的宗教状况呢？ 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 下载声音文件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5/05/24/m0524-myc.mp3 　　在这次讨论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奥 恩柏。他说，在过去25年里，中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宗教组织的人数基本持 平，虽然中国政府仍然在许多方面拥有权威性，但在许多经济和社会事务 方面不再控制得那样严厉。这使中国各地的宗教活动，特别是民间宗教活 动日益增加。当然，政府也有可能随时加紧对宗教的控制。 　　回顾中国宗教的历史，奥恩柏说，中国老百姓本身很难对他们自己宗 教信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他说，“宗教”这个字眼是19世纪才从西 方传到中国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所谓的宗教自由，也不知道人的信仰 应当得到保护。甚至到现在，情况也是如此。他说： 　　“人们去庙宇，并没有想到他们在从事宗教信仰活动，这对他们没有 意义。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他们会 茫然地看着你，因为除了政府宣称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之外，老百姓并不 知道其真正含义。” 　　奥恩柏还谈到气功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他说，在中国，许多人练气功 的目的主要是解除病痛，或开发特异功能。奥恩柏说，中国有几百万气功 练习者，但包括许多练气功的知识分子在内，很少有人意识到气功有任何 宗教信仰的含义。而练习法轮功的人大多数也出于健身的目的。奥恩柏说 ，也许法轮功有更多所谓“宗教” 的意味，但在他看来，法轮功和气功的 性质是一样的，与官方不应当发生冲突。 　　美国三一学院政治系教授帕里莎-桑顿也在会上发言。她说，中国的改 革开放促使中国各类宗教信仰派别丛生。近年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传真 机、手机和互联网络等日益普及，大大改善了人们之间信息的传播，为一 些教派组织发布信息、与海外宗教组织以及异议人士进行联络提供了方便 ，她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轮功，她说：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以往在中国大陆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直到1999 年4月，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前举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示威活动 。几个星期之后，李洪志证实，他就是靠互联网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的示威 活动。” 桑顿说，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为中国各类教派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同时也消弱了政府对信息传播的控制。 　　最后在会上发言的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化、宗教和国际事务研究所教 授罗伯特-韦勒。他说： 　　“在中国，绝大多数宗教活动从来就没有成为广大教会的一部分，也 从来没有超越地方范围。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人们烧香拜佛和拜祖，但 这些活动和中国有组织的宗教没有任何联系。这类宗教活动是目前中国宗 教活动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被忽略的部分。中国官方将这类宗教活动 视为封建迷信，也不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韦勒说，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宗教的管制有放松迹象，但 在一定时期，象法轮功这样的组织仍然受到打压。不过韦勒说，在过去20 年中，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日益增长，民间宗教活动也迅速增加 。这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比如在福建所调查的600 多个村庄中，几乎每个村子都建有庙宇，而这在北方农村就很少见。 韦勒指出，这类民间宗教活动遍布全国，预计有一半的农村人口参与了这 类活动， 总数约在3亿至4 亿人，比任何其它教派的人数都多。韦勒接着 说： 　　“从法律的角度讲，中国从官方的认可方面给与了宗教一席之地，但 这必须是在官方组织的范围之内。有两类教派显然被排除在外。一类是被 中国政府称为所谓“邪教”的教派，比如象法轮功；另一类就是老百姓的 民间宗教活动。对后一类活动，政府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不过，这类宗教活动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政府禁止。“ 韦勒指出，目前出于各种考虑，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民间宗教活动有时采 取了鼓励的态度，比如允许在庙宇用地上建学校等。他说： 　　“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由于中国试图在鼓励地方社会，来负担政府 所不再负担得了的社会福利保险等项目，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官方或非官方 的宗教组织，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其作用。” 　　当然，庙宇也可能成为老百姓表达不同意见的聚集场所。韦勒举甘肃 一个村为例，当地教派组织老百姓就当地污染严重、影响儿童健康举行了 示威抗议活动，显示了宗教表达公众需要的潜在作用。 　　但韦勒说，这一切并不说明中国的民间宗教会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他说，目前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各种民间宗教活动，如果中国政府能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宗教、包括民间的宗教组织， 这将是改善 中国人民生活所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 洛杉矶时报：新法院文件披露──两桩华人间谍案或有关联 　　洛杉矶时报记者罗森资威（David Rosenzweig）5月24日撰文称，根据 美国法院最新披露的文件，前FBI华裔员工吴丹妮的案子可能和双面间谍陈 文英及其情人史密斯的案子直接相关。 吴丹妮（Denise K. Woo），现年45岁，1999年从白领犯罪部借调到反中国 情报部，参与一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调查。该调查的对象是一名为某国防 承包商工作的美籍华人，美国当局怀疑他向中国政府传递机密信息。 　　一名消息人士向洛杉矶时报透露说，当局之所以借调吴丹妮，是因为 她认识被调查对象，两家人是朋友。通过调查，当局并未对调查对象提起 刑事指控，但吴丹妮据信泄露了一些敏感的FBI资料，导致内务部门对其进 行调查。 　　吴丹妮1999年首次被FBI特工盘问，2001年前后被带薪停职，后来被解 雇。但当局上周忽然对吴丹妮提起5项指控，包括泄漏被调查者“J.W.”的 身份以及向对FBI撒谎。另外，起诉书指出，1999年11月1日，她向FBI特工 撒谎说，她没有向J.W.泄露机密。 　　但吴丹妮的律师、曾帮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打赢间谍罪官司的霍斯克（Mark Holscher ）表示，吴丹妮是无辜了，她没有做错什么。他免费代表吴丹妮打官司， 因为吴丹妮成了FBI的替罪羊。 　　引人注目的是，吴丹妮案发之地同陈文英双面间谍案相同，都是四面 楚歌的FBI洛杉矶反中国情报部。洛杉矶侨领陈文英和和其在FBI的联络人 兼情人史密斯 2003年4月同一天被捕。前者被控非法复印、拥有FBI的机密 文件；后者则被控处理敏感文件不当，以致落入为FBI工作也为中国政府工 作的双面间谍陈文英手中。 　　由于洛杉矶时报、洛杉矶日报等当地媒体的一致要求，美国区法官客 劳斯内（Gary Klausner）同意披露当时的法律文件。在文件中，代表美国 政府的律师维兰瑞尔（Alicia Villarreal）认为霍斯克想把吴丹妮和史密 斯的案子联系起来是不合理的。 　　吴丹妮的私人律师霍斯克认为，史密斯曾经直接指导过吴丹妮行事， 并且在调查中和吴丹妮有过广泛的接触。但是维兰瑞尔辩称，如果吴认为 调查是不合法的，她应该通过FBI的指挥系统的分级去行事，而不是越级进 行。 　　根据洛杉矶时报最新披露的法庭文件，吴丹妮希望这个案子能够从当 前审理此案的客劳斯内手里转到审理陈文英案的法官库博尔（Florence-Marie Cooper ）手里，但是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库博尔以“没有关联”为理由拒绝接 过案件。 　　但是在吴丹妮的律师霍斯克提供的证据中显示，史密斯直接检视吴的 调查，并且对吴的许多调查负责。他在简略的批文中写道，同意吴的作业 。 ～～～～～～～～～～～～～～～～～～～～～～～～～～～～～～～～ 将政府威胁当耳旁风，郭国汀抵达加拿大参加一系列民运活动 　　(美国之音记者 严明 多伦多报导)被中国上海市官方吊销律师执照的 上海人权律师郭国汀抵达加拿大访问。中国警方在他出国前威胁他，不得 在海外有任何出格言论，否则将不利于他在上海的家人。 　　*抵温哥华出席学术会议* 　　加拿大律师协会所属团体“律师权利观察”发言人安士利向本台证实 ，应这个团体的邀请，曾为几十名中国异议人士担任辩护律师的上海“天 易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国汀已在周末抵达温哥华，准备出席一系列学术会 议。 　　*曾被当局拘留软禁* 　　现年46岁的郭国汀曾被评为2001-2002年度中国最佳海事律师，执业20 年。他曾办理各类经贸纠纷案上千起，其中部份案件具有国际性影响。近 年来，郭国汀为一些民运人士、异议作家和法轮功成员打官司，包括替被 判处12年徒刑的民运人士黄金秋和被判刑10年的诗人师涛担任辩护律师。 　　今年3月，当局搜查了他的家和办公室，没收了他的电脑及大量文件， 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拘留解除后将他软禁在家 。 　　*安士利：政党控制法院不是法制* 　　他的遭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加拿大国会议员基尔格以及加拿大的保 护律师权益的团体为他奔走呼吁，中国当局随后解除了对郭国汀的软禁。 　　负责安排郭国汀在加拿大访问行程的律师权利观察组织的发言人安士 利律师曾在上海开业多年。他认为，郭国汀被吊销律师执照说明了中国司 法制度的黑暗。他说，不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统治，中国的司法系统就 没有希望。 　　安士利说：“我认为，按照现在的中国法律系统，在共产党的控制下 ，如果要变化改良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一个政党可以控制法院，这不是法 制。”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貌似庞大的中国专制体系有可能同前苏联一 样在一夜之间崩溃。安士利说：“我知道，每一天在乡下有很多的起义。 也许有一天突然发生什么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好像苏联的情形一样。” 　　*郭国汀：出国前曾受威胁* 　　郭国汀本人表示，由于外界都知道的原因，目前他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他承认，出国前公安“多次反复威胁，并要我写书面保证不得有任何‘ 出格’言论，否则家小不要想出来，国门也将永远向你关闭”。 　　但是，多伦多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证实，郭国汀将出席6月4日在多伦 多举行的“纪念六四事件16周年晚会”，并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 再聚天安门广场，再现人心的力量！——用行动纪念“六四”号召书 （一）号召 起来，不忘“六四”的人们， 让我们再聚天安门广场，再现人心的力量，再创历史的辉煌！ 十六年前，天安门广场“六四”运动一声炮响， 给“苏维埃”阵营送去了民主自由的希望！ 东欧各国一个又一个天鹅绒革命的火炬， 就是点燃在天安门广场。 “六四”是宣言书， 她向全世界宣告：东方的天鹅绒革命开始了！ “六四”是宣传队， 她向全世界喊出了中国人对人权民主自由的渴望！ “六四”是播种机， 她使反专制的圣火接力般地远播东欧远播莫斯科红场！ “六四”是发生在共产国际阵营中心的核爆炸！ 她发出的冲击波震倒了柏林墙； 她释放的紫外线瘫痪了克格勃； 她散落的一粒尘埃，使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小命丧； 她激发的核辐射使东欧共产党专制阵营发生癌变，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她送出的超声波余音绕梁，使所有独裁者，从金正日到卡斯特罗到胡锦涛，如惊弓之鸟终日惶惶。 “六四”是航标灯！ 她照亮了漫漫长夜中被奴役者挣脱枷锁的道路， 她燃起了浩浩迷雾里已绝望者对大写“人”的希望。 “六四”是旧世纪的丧钟！ 她专为邪恶独裁者而鸣，不论它是“共产主义”沙皇还是“共产主义”秦始皇； 她警告雅鲁泽尔斯基、昂纳克、米络舍维奇等大大小小的邓小平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她正告形形色色的党卫军要弃恶从善否则将被永久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六四”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世界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没有“六四”的血与火， 东欧人民的天鹅绒革命就不会那么成功那么顺畅。 从莫斯科，到东柏林，从华沙，到布加勒斯特、到地拉那，到今天的基辅， 消失了冷战的全世界都在把“六四”的果实分享。 这是我们所有“六四”人的自豪，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尽管这自豪与骄傲中也带有忧伤。 是的，十六年过去了， 而“六四”的发源地却仍旧是专制的沙暴肆虐飞扬； 反腐败的“六四”英烈们的冤魂尚未获昭雪， 大大小小贪官们的腐败之路却越走越宽敞。 泱泱中国仍旧在一党专制腐败的泥泞中挣扎， 我国人民仍旧在一党专制暴政中旧伤又添新伤。 总之，一党专制是中国人的耻辱！ 一党专制是中华大地的溃疡！ 同胞们，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由于一党专制的顽固、颟顸跋扈和嚣张！ 我们要用每一个人的公民权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要拍案而起，要用肩头去扛起历史的重任，要成为民族的脊梁。 让我们学习“六四”英雄，学习东欧人民， 用行动来纪念“六四”！ 用行动来告慰“六四”英烈！ 用行动来藐视一党专制这个庞然大物， 用行动来捧出一轮民主中国的金灿灿太阳！ 为此，我们号召： 公民们，再聚天安门广场，再现人心的力量，再创历史的辉煌！ （二）方案 1、参与时间： 2005年6月4日—2005年7月20日，每个周末上午10:00至下午8:00。 2、参与地点： 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围胡同。 3、参与人员： 中国各地的学生、 下岗工人、 进城农民、 上访冤民、 有血性的知识分子、 面临复员即失业的解放军及武警官兵、 申请抗日游行屡屡被拒的爱国青年、 成立独立工会频遭镇压的在职职工、 被内线交易套牢害苦而血本无归的股民、 被官商勾结欺负强行撤迁的居民、 被各种大盖帽黑吃黑欺负的小商小贩们、 被“逼良为娼”不行贿就寸步难行的各大小公司的老板们、 动辄得咎老怕封报封刊封社的记者们编辑们、 被信息柏林墙害苦了的网民网管、 被扼住咽喉不准有真正独立声音及学术自由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 被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害得苦不堪言的老百姓、 法轮功学员，中功学员，一切被取缔遭迫害的民间气功学员、 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一切被取缔遭迫害的地下教会教友，……； “六四”绿卡持有者、 港澳台同胞、 海外留学生和爱国侨胞，……； 全球各地中国“六四”成果的受益者、 东欧各国已获得自由的人们、 包括波兰前总统瓦文萨、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等等，等等。 4、参与方式： 所有愿意参与此活动的人们请按各自最方便的方式，以游客、路人的身份，在指定的时间前往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街口静站围观。 自备标语口号。 如遇警察讯问，以沉默权回应。 与警察警戒线保持三米距离：警进我退，警退我进。 在围观人数未达十万人时，不喊口号，不游行。 在静站围观人数超过十万人时，由自发产生的运动骨干领头统一呼喊口号，绕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随后由天安门广场出发，沿长安街游行。 广大冤民们请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你们的鸣冤书、控诉书、申述状，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 （三）口号（参考选择使用，并可自行补充、改写之） 纪念“六四”，实现民主！ 还我王维林，国葬赵紫阳！ 惩办“六四”凶手，抚恤“六四”难属！ 释放政治犯！释放良心犯！ 信仰自由，声援退党！ 宗教自由！释放班禅！ 练功自由！释放李祥春！ (注1) 退党自由！释放许万平！(注2) 回国自由，释放杨建利！(注3) 绑架可耻，释放王炳章、(注4)释放彭明！(注5) 中国不学北朝鲜！(注6) 打倒中国金正日！ 审判江泽民，解散“六一○”！ 宪政中国，民主中国！ 中共必须服从宪法、服从法律！ 不准中国共产党再无法无天！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宪法！ 军队国家化，不要党卫军要国防军！ 欢迎国民党回大陆参加多党竞选！ 一党专制是阻碍中国统一的罪魁祸首！ 一党专制是中华民族分裂的罪魁祸首！ 一党专制是中国动乱之源！ 一党专制是中国落后挨打之源！ 一党专制是中国腐败黑暗的总祸根！ 国库不是党库，国有不是党有！ 失业工人要吃饭要再就业！ 农民的孩子要上学，义务教育要落实！ 迁徙自由，取消农奴户口制！ 全民医疗保险，穷人也要看病！ 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工人权益！ 强制就业保险，退休养老有保障！ 城市现代化是民工血汗所换，拖欠工钱天理难容！ 反对官商勾结掠夺股民！ 反对官商勾结非法拆迁！ 反对官官相护司法黑暗！ 反对警匪勾结黑道猖獗！ 降低大学学费，提高学生资助！ 保障校园学术自由！反对暴政干预校园！ 留学自由！出国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 自由工会！独立工会！ 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 注1、李祥春是美国公民，法轮功学员，2003年2月回大陆探亲期间被中共610办公室逮捕判刑。 注2、许万平因声明退团而被逮捕。 注3、杨建利是哈佛博士，2002年4月回国考察东北工运被中共逮捕判刑六年。 注4、王柄章是加拿大医学博士，2002年7月在柬埔寨旅行期间，被中共劫持绑架，后被判无期徒刑。 注5、彭明是原中发联领导人，2004年5月22日在缅泰边境遭中共劫持绑架被捕。 注6、胡锦涛号召全政治学北朝鲜，学金正日。 中国天鹅绒行动 2005年5月24日于北京 ～～～～～～～～～～～～～～～～～～～～～～～～～～～～～～～～ 正视“六四”，朝野对话，民主强国——对1989年后中国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昝爱宗（浙江） 　　按：又一个与虎谋皮的好汉。我也希望作者的苦口婆心能够感动中央 领导当中的某些人。可能性有多大？1%？（智叟） 　　16年前的1989年5月底，江泽民的上台是有些不够体面的，因为当时北 京正在发生震惊中外的海外媒体所统称的爱国民主运动（即“六四天安门 事件”）。江被急匆匆地召唤到北京来--仅5月底就有两次紧急被召进京， 其中有一次还被迫作了“伪装”（美国商人兼《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语， 一说伪装成医生），是以防止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对于此事，当时权威的官方并没有公开发布消息。63岁的江当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就任，此前是上海市长、国家电子 部长），他进京所受到的接待和紧急任命也不是完全公开和符合法定程序 （或合法）的--有些程序是事后“追认”或事后“确认”的。 　　1989 年5月30日，江泽民离开上海去北京走马上任。这一去，就一连 干了16年。江是 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的中央委员，当时的胡锦涛也被选入 中央委员（候补），江历任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中央委员，十六大时 退出。这16年来，他是如库恩的书名所言 “他改变了中国”，还是他以表 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了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拉大了 贫富差距和内部矛盾”？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疑问和希望得到回答的重 要问 题。 　　一、正视“六四”，建议官方公开当时高层决策详情和内幕 　　1989 年5月底至六月初，国内外公认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是赵 紫阳，虽然邓已经在内部废黜了赵，实际上江也来到北京就职，但中央还 没有正式宣布“撤销”其职务，怎么可以同时有“两个”总书记呢？是否 名不正、言不顺呢？再者，新接任的总书记是紧急召开全体中央委员参加 的中委会议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呢？还是政治局常委会内部指定、推 荐和投票决定的呢？我看了不少公开的资料，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权威 而准确的官方说法，以及未见相关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解密。查中共《党 章》，见第22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 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1982年9月6日中共第十二大通过 的《党章》就有此规定）。至于非常时期的决定，尚不 得其程序和要领。 　　今天，笔者从库恩着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5年3月出版 ，号称全国零售超过100万册）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消息：1989 年4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例行星期五政治局会议上，江是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1987年十三大上当选）身份参加会议的，当时正赶上由中央总书 记降为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在场显得非常细心的江拿出自己 的硝酸甘油以备救急。可是，等胡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之后，并未见根本 好转。到了4月15日，胡就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了。可以相信当时的江 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会继任当年胡耀邦的位子，而且是接替当 时主持会议的总书 记赵紫阳。 　　江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回到他任职的上海，但此后的上海并不平静，5月17 日，上海学生 与上海市委对话，但江当时不在其中。3天后，江出现了， 他对学生表示“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称赞”。此前的4月26日，江在上海的 一个体育馆内宣布解除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对 该报进行“整顿”的决定，虽然他承认该报“在宣传 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 作用”，但关键问题未作根本性的让步。 　　到了5月19日，北京天安门上的形势仍然很严峻，赵紫阳在当时的中办 主任温家宝的陪同下，以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希 望学生们结束绝食，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公开报道，全国人民最后一 次在电视上见到这位总书记。5月22日，当首都的戒严部队试图进城的同时 ，晚上，元老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 “开始实施罢免赵 紫阳的步骤”。库恩的新书透露，“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领导人见 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经 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 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 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它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杨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 ，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 ”，那幺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 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现仍在世的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说“只要我们不碍手 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 “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随后，邓小平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 正式表决。结果全 部全票通过--具体参加的都是哪些人，是否全体政治局 常委（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参加和决策，全体到会者的名单目前还不太清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有杨 尚昆、李先念，元老陈云、薄一波等。可以相信此时的江，还不知道这次 会议的内容，等他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赶到北京，在西山见到邓小 平时，邓亲自“通知”他将担任总书记，他很吃惊--后来他说“高处不胜 寒”。当晚领会了“最高指示”后，他又乘接送他的同一架飞机回到上海 。这一天到底是几号，库恩的书没有明确记录（众说不一，有说23日赴京 的，有说22日的），但该书后面的注释中称是援引1996年台湾中国时报出 公司杨忠梅的《江泽民传》资料，是23日，而另外注释援引的纽约《天安 门调查》则介绍“江的任命是5月27日由邓主持的党内8位元老进行的5小时 会议中投票通过的。江于5月30日飞赴北京，连夜拜访了元老陈云和李先念 。次日即5月31日晨拜见了邓。这一些“党的最高事务”，除了大陆出版物 《江传》首次在注释中稍微披露（既公开解密）外，从来还没有更为详细 的公开说明，似乎这一 切都是“国家的最高秘密”。 　　正处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学生表现爱国和要民主的地方。5 月29日，广场上 首次出现了学生们用三轮车驮来的“自由女神”像。看来 当时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几乎没有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不在此刻 关注中国的命运。第二天，正在上海一个会场开会的江泽民被北京的紧急 电话所打断，几小时后飞往北京--这个说法与《天安门调查》相吻合，此 后或许江就留在了北京，开始接任总书记前的准备工作。 　　6月4日晚上，已经进入中南海的上海市委书记江与李鹏（总理）、罗 干（国务院秘书长 ）、钱其琛（外长）、王忍之（中宣部长）在中南海一 处深宅开了一个很长的会（《江传》145页）。库恩写道：江在现场“一言 不发”。“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具体是5月 31日拜见邓后，至6月4日白 天，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他后面还写道：“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 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目睹 事态的升级，江吸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在他任期之内 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 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 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 议以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3周后，也就是1989年6月23-24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已经参与 “热身”的江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赵被正式罢免职务。也就是从5月19 日赵从天安门广场上离开后就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其正面形象就已经 “消失”在公众的 视线之外了。 　　事后，也就是1989年7月6日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证实，5月19日，赵赶到 天安门广场看望 学生的这天，中央（当时李鹏发挥重要作用）已经召开党 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 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0日，李鹏为首的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到1990年1 月10日解除）。5月22日，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发表讲话（内部） 明确指出赵紫阳所犯错误。此前一天的5月21日，赵紫阳已进入“请假期间 ”，但他认真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被当时的一名全国人大常 委宋汝棼说成此举是“公开暴露了他的面目”，后来赵被中央正式定性为 “支持动乱、分裂党”--这一评价一直到2005年1月17日赵去世都没有改变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还透露，自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后，所谓作为 “后台”的赵，其人马组织的“前台” 已经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 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库恩的《江传》提到，1989 年5月30日，邓将对江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 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幺口号都提出来了 ，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 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 革命’。”“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解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 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6月4 日晚上，江已经在中南海内参加重要会议了。而具体在6月3日晚上、6月4 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学生们所在的天安门广场时，江到底在哪里？都做了什 幺？库恩的江传没有透露，倒是认真地提到江在事后就“防暴”问题发表 的一番 “例如橡皮子弹”的讲话（前面已经引述），笔者却不清楚他讲话 中的“目睹事态的升级”到底升级到什幺程度？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是 如何防暴的？解放军和学生等所有参与者的人数？学生们的伤亡何时公开 全部资料？江所言“吸取了教训”具体是指什幺教训？以及他谈到“有必 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和“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 子弹”，其前提、背景如何？用意所在？库恩在书中没有回答这些疑问， 却对江决定出任总书记的细节做了祥述。他写道，在江决定接受这一职务 前，在上海特意请示了其前任上海市长汪道涵，汪对于江的担忧给予了信 心，并把1840年领导抗英鸦片战争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送给他，“使他恢复了自信，决心接受邓的 召唤”。后来，江确实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这幅对联，而且还提到一句非 常坚定的话是：“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 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1989年7月5日，曾经在高中学生时期就已 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63岁人大常 委宋汝棼--曾是美国教会私立学校燕京大学学生，在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并发言时，特意提到江的这句话，并“希望全国人大常委 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 严”。至今，也没有见公开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没有成立调查组，以及 江表示的要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些政治阴谋“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 最后 有没有结果，是否半途而废？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 中共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认为：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 心”的邓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同其它老一辈革命家一道 ，坚决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意见，坚决支持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反革 命暴乱的严重政治斗争……决定还提出全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 志（新任中央军委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总结过去，展望未 来 ”。 　　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一去，就一连干了16年 （近13年总书记 ，近16年军委主席），从63岁一直干到79岁，一直都是“ 第三代核心”。至于谁是“第四代核心”的说法，江公开的文章和文件未 见到类似提法。江于2005年3月彻底退出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国家军委 主席后，新任领导人已经与89年的民主运动没有直接联系了，现在的高层 应当到了可以考虑正视“六四”事件的时候了，建议官方公开当时高层决 策详情和内幕，重新评价历史事件，让历史和历史人物恢复其本来面目。 　　二、朝野恢复1989年中断的对话，继续推进1987年中断的政治体制改 革 　　自1989 年以后的16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却比1989年之前更加退步了。据1987年12月26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显示，湖北沙市（现已并入荆州市，为下辖区）在1981 年10月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后，1987年中共十三大赵 紫阳做了政治报告后又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该市着手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书记常委不再分管政府工作，市对企业实行一级管理。该 报引述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开炳的公开介绍，沙市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 进行党政分开、转变职能、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 ，市委对原来不再政府任职但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的工作进行 了初步调整，书记、常委不再分管政府的工作；市委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 的工作部门，政府各工作部门的党组将陆续撤销，与此同时，各工业主管 局的群团、武装组织也要撤销；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兼管的文化、教育、 卫生、体育、宗教、民族等工作，移交到政府部门管理，一些由党政工团 “齐抓共管”的工作，也按工作性质，确定其归宿；党的纪检部门不再兼 管法纪、政纪，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党纪建设；企业领导实行党政分开， 分别确定党政负责人，除大中企业建立党委外，小企业不单独建立党委， 就近组成联合党委，企业党委由市委直接领导，不设中间层次。机构改革 市委、市政府首先带头。春节前该市可撤销10个市级党政机构，归并10个 机构，局党委（组）春节后可陆续撤销。公务员制度开始起步，而且全市 还正在民主推荐市长、副市长，为即将召开的人代会准备候选人；新成立 的机构，如监察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开始按照公开、民主、竞争的原则 ，选聘公务员。这是中 共朝着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第一步。 　　当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沙市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也就是1987 年11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提到鉴 于1986年12月设立了国家监察部，为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十三大报告提 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 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十三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第37页。）同时，十三大后逐步撤销了在国家各部门设立的监察组， 对国家各部门的监察工作由国家监察部负责。据笔者从当年的某省政府一 机关人员处了解到，该省也开始撤销厅局级机关的党委和党组，正待全面 展开--也就是党政分开仅仅开了个头，最后却没有结果。到了1989年“六 四”以后，先前全国各地试行或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被停了下来。到了1992 年中共十四大的时候，中共的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领导体制等一系列基 本制度没有变化，只是在管理体制上，十四大后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 和国家监察机构合署办公的体制（党政不分）。“在工作上，为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点。 ”直到今天，纪委和监察机关仍然是党政不分的，而且可以查处党的、政 府的、司法机关的案件，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案件，在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之 前先实行“双规”，即在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交代问题，引起法学界和司 法界的争议，主要焦点是“双规”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有侵犯人权之嫌，再者就是“双规”以党代政，党政、司法混合在 一起，且没有时间约定，当事人没有申请律师辩护的权利，程序上不合法 等等。 　　历来，宪法都被公民视为立国之基，政治之本，人权之要；共和、民 主、平等和自由， 被宣布为宪法原则；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公民权利，被 宣布为宪法权利；基于宪法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宪政。我国宪法第三十五 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 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1989年大学生组织参加的和平的游行、 示威，最后却被认为是“动乱”、“反革命暴乱”，随后，官方又不公开 提这这些字词而是笼统地说是“那场风波”，这是正面面对“六四”事件 和当时的历史 吗？ 　　16年来，我国政治体制不改革，也就是在“有宪法，无宪政”的现实 条件下，建立宪政 国家和公民社会建设，恢复政治常识和历史真实记忆， 推动民主化进程，实在是步履艰 难，阻力重重。 　　什幺叫公民社会？，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公民，无论你是胡主席，还 是街上的擦鞋匠，都有平等的公民权，都有合法被批准的上街游行示威权 ，都不能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以及都能够依照宪法保证拥有组织独立工会 、结社、办报、集会、选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他是少数民族，或 者他是残疾人，或者他的农村人，或者他没有上过学，但都不能在公民权 利上有丝毫的不平等，都不能非法剥夺其政治权利。公民社会就是权利社 会，没有权利也就谈不上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民社会？ 　　什幺叫宪政？我认为宪政并不是我们笼统解释的所谓“民主的政治” ，而是具体说“在宪法制约下的限制政府等公权力的使公权力有边界的政 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设计的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向 往的宪政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保障下的限制政府权力的有限责任政 府，公权力是受到公权相互制约和民众舆论监督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 力不是无限的，同时，公民的私权是受到法律严格保障和限制的，在不侵 犯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我认为，当前的中国，或者是在当前经济发展快速、正在建设小康社 会的时候，只要公权力得不到制约，私权利得不到保障，全国各地还有一 定数量的受苦的人，还有更多遭遇司法不公受到政府冤屈的人，还有一些 被公权力迫害的政治犯，还有大量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环保等老大难问题 ，而且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不能进步和发达到拥有新闻出版自由和民 主选举决定政府领导人的政治民主自由，就不能不检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 制改革停下来所引发的后果，以及对这16年来的执政方针，存在问题，不 能不加以正面面对和反思。如果说，这段历史时期有不少由公权力制造的 种种公开或未公开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都应该一一清点和正面面对的话， 政府应当与民对话、沟通，通过全民团结和共同的力量，积极推行政治民 主和保障公民权利，尽快恢复1989年中断的朝野对话，继续推进1987年中 断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真正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富强的现代化宪 政国 家、法治国家。 　　三、吊民伐罪，重新评价历史，惩治腐败，推行民主政治，重振民心 　　古人有一句话叫“吊民伐罪”，意思是说慰问受苦的民众，讨伐有罪 的统治者。吊民伐 罪，就是让那些有罪的统治者无法掩盖其罪行，无论他 在台上统治的时候多幺威严和多 幺伟大光荣正确，都将走到自己被历史审 判的那一天，这一关也是无法躲过的一关。 　　以前，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打倒邓小平“右 倾翻案风”、“四五反革命事件”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当时的权力核心毛 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把刘、林等政治对手的“历史”（大多是捏造的不实 之辞，后都归罪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 ”集团）给掀个底朝天，按 照当时以毛为首的领导人的意思去审判，去定性。可后来，刘少奇和邓等 都被平反了，加在他身上的“叛徒、公贼、内奸”罪名及其它人的所谓罪 名都一一被否决了，说是诬告之辞，也是不实之辞。至于《党章》上确立 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所谓“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其人其事就有点不透明，问题是林彪为什幺要“发动政变阴谋杀害毛主 席”？为什幺先向南方方向后又要“掉头 ”向“苏联方向”逃跑？为什幺 毛泽东又指示“批林”与“批孔（孔子）”联系到一起 了？当时中央的结 论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 　　早在 1980年11月15日，受过“文革”磨难的邓小平就以中央副主席的 身份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的采访提到林彪事件 ，邓回答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 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 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 了。” 厄尔.费尔 还问到为什幺外国记者不能旁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邓说“四人帮 ”知道国家的全部机密，因此不能公开。至于林彪逃跑时的飞机失事，是 自然原因还是其它原因，邓的解释也不甚明白，因为他不在那架飞机上， 怎幺知道“搏斗”、 “迫降”和“飞行员被打死了”？《剑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还提到一处资料称“林彪无法在国内降下飞机只得飞往苏联方向 ，后成为“投苏”的罪名，也一直得不到中央的 证实。 　　刘少奇的平反是在1980年，而他已死于 1969年。中共1980年2月23-29 日召开的十一届五 中全会决定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 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 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 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的 名誉。 　　刘少奇被平反了，而诬陷与打倒、致死他的人--死后才放弃权力的毛 泽东，其地位和 荣誉却仍然高高在上，仍然是“人民的领袖”“民族的大 救星”。检讨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反”、“五反” 、“反右”、“大跃进”、“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毛难道一点 罪都没有吗？都是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恶行吗？邓在生前并没 有试图否定毛的政治地位，他只是结束了“文革”，改变了其政治路线， 走向另外一条使大多数人解决温饱和富裕的发展之路。只是邓小平并没有 迈出更大的政治改革步伐，而是在政治、经济上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 式和“不管是黑猫和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救急、功利原则，解 决了当时国家迫在眉睫的吃饭和穿衣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或许无力解 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比如吊民伐罪的工作做了吗？毛泽东 要不要重新评价，要不要像林彪和“四人帮”一样接受法律的审判、历史 的审判？“六四”如何评价，如何让全民正面面对这一历史事件？以及更 多的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等等尖锐问题，邓都没有作认真的推进。 　　早在1957年7月，毛泽东就在他的同事中间号召“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 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波，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中国建设的基础。后来，邓又有相同的号 召--是在1978年12月底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具体阐 述如下：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 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 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邓小平文选1975-1982）《剑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这一点时认为，邓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幅员和以农业 为中心的经济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束缚，提出要“加强统一认识、统 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但 “难就难在这里”，这对 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政治实体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如果 要使思想得到发展，这样做也是不利的。在国家和党、警的强制下的“统 一认识”是无效的空门面。这里，统一这个概念只能是自我拆台，是无法 实现的。在邓上台的八十年代，他重新从中央加强了政治控制。1983-1984 年他采取了短暂的行动。 　　1986-1987年，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1989年夏甚至动用了军队。 毛和邓都没能使中 国既保持统一，又同时享有自由。镇压运动、反右运动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 ”天安门广场事件等悲剧就是足够的证明 。就中国领导人而言，统一及作为其基础的纪律严明的秩序似乎总是更重 要的，而自由及其造成的失控则是太危险了。但是，中国领导人承担的维 护统一的重任是中国人民日益沉重的负担。如果说在人民共和国40年的历 史中一一条有历史意义的教训而需要记取的话，那就是，如果世纪以来把 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变。否则，正在发展中的 、日益自信的社会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使在一制度完全崩溃。在 九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之后，只有实行多元 化，才能维护统一。（剑桥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928页）。 　　美国人编述的剑桥中国史只描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 ，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年，美国人库恩在邓后的重要领导人江泽民的《 江传》中总结到，江在国外的表现和形象，展示了人性化的一面，说明“ 中国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 ”。比如他会改变观点，如对 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 “法轮功”问题 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有时， 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 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还是中共地下党），他在“天安门事件” 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 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 予以必要的限制（江传466页）。有人形象地形容江是似毛又非毛，似邓又 非邓--据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江泽民2005年上半年正“突破禁区撰写回 忆录”（2005年5月14日出版，第十九卷二十一期），这总是一件好事，因 为他总能说出一些不可回避的真话，毛和邓都没有类似的行动。 　　回顾江泽民时代，仍然没有解决政治民主多元化和统一的问题，他只 是使中国得以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WTO大家庭，维持了邓小平开创的发展 经济和维护稳定局面的事业，以及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总书记和武装统帅权 力移交给邓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江之后，他的影响力并不一定一下子 消融掉，但中国改革中最关键的区域--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迈开大步 ，仍然面临着《剑桥中国史》编述者所指出的实现多元化和维护统 一而无 法摆脱的政治风险和危机。 　　在这一重要“转型” 关头面前，我们当代人怎么办？笔者认为，正如 邓小平提出解决香 港问题“一国两制”一样，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后 人的智慧，他希望一代总胜过一代。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仍然是发展经济 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和全民的爱国心，以及强国力量 参与，需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尤其是针对1989年以后的历史，需 要重新评价历史，推行民主政治，重振民心。同时，对于“绝对的权力导 致的绝对腐败”现象，要打击贪污，惩治腐败，吊民伐罪，增进执政党与 广大民众的紧 密联系和平等对话，走进一个真正的“民主多元化的新时代 ”。 　　历史的经验足以证明，一个公权力受限制和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宪 政下的公民社会， 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皇帝式领导人的 ，也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这样权力 没有明确边界限制的领导人的。 　　著名宪政学者刘军宁说，民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 ，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各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追求，与民主自身的 特殊价值和政治功用是分不开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 一的途径。民主国家虽然也免不了有许多违法的、丑陋的现象，但却很少 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内乱。专制国家往往靠剥夺和限制公民的自由来 用强制手段维持稳定，而民主国家的稳定则是建立在公民充分享受各种自 由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自由包括，民众和反对派可以充分地表达他们对政 府的批评甚至反对的立场，而不必担心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报复。在一个 典型的西方民主制度下，执政者与反对派虽然常常对立，但双方绝不动用 武力来对付对方。他还提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已 实行完善程度不同的自由民主政治。到了今天，如果一旦一个国家有机会 重新选择一次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口头上宣称它要选择一个与民 主相反的东西，哪怕其实际行动是这样。凡是实行非民主或假民主的国家 ，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不同的民主化运动。为什幺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在政体 上变革如此趋同呢？ 最关键是一个国家若没有民主就没有安定，这是普世 价值。 　　2004 年12月，前《21世纪经济报道》社论评论员王光泽通过一封他起 草的“呼吁朝野大和解公开信”表示，在正常的社会里，应该存在着多元 化的信息和思想、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可随意组合的资本、可进行自由转 让的土地。但“最近两年，国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大规模民间抗议事件， 也出现了执政党大规模打压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我们担 心，中国再度滑入暴力镇压和暴力反抗的怪圈，中国人再度陷入漫长的悲 情之中。为了防止新一轮的同态复仇和政治报复，为了实现名副其实的民 主共和，朝与野都必须怀着爱与宽恕的良善之心，想方设法摆脱仇恨，以 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为此，他公开呼吁：“1、中共应该充分检视执政 五十多年来政治行为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揭开历史真相，承担历史责 任，寻求民间谅解；2、中共作为执政党应该表现出在位者的宽宏大量，停 止对民间维权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列出开放政治垄断的时间表， 恢复和尊重其它既有党派的党性和党员的人格，允许中国民众组建新的政 党，允许民间办报，并逐步开放各个层级的行政首脑和人民代表的直接选 举；3、体制外人士应当充分尊重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理解中共遭遇 政治迫害的历史，体谅中共政治仇恨形成的原因，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 与宽容感化中共；4、体制外人士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和平表达不同的 政治见解，尊重中共及其党员的人格，不要蓄意挑衅或者用暴力威胁现实 的政治秩序，为减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承担另外一半责任；5、体制内外 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应该主动承担起化解仇恨的中坚责任，用自己的专 业能力技术性、规范性、公正性地化解仇恨、解决纠纷；6、朝野之间都是 中华民族的同胞手足，不要互相妖魔化、敌对化，而应当互谅互信，弃绝 仇恨化、痞子化的语言，放弃武力镇压和暴力革命的手段，共同塑造爱与 公义的和解运动（见《议报》周刊）。 　　恢复常识和记忆，直面历史，勇敢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新的对 抗，走向更加繁荣 与民主的未来，应该是中国人避免重蹈覆辙的不可或缺 的一步。王光泽提到，1978年以前，中国已经完全不具备这种特征，只有 一种思想、一个大脑、一种资本（国有资本）、一种人（无产者）、一种 土地（不可流转的死地），整个国家自然难免陷入政治疯癫的泥潭之中。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在接受库恩访谈时也提到“江的功绩之一就是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既然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没有人愿意历史重演，那么，今天 的政治大环境和现状对于每一个思考中国命运的中国有志之士来说，都是 无法回避的。一个伟大的国家，自然会有伟大的人民，经历伟大的事件， 只要每个人都责任在肩，爱国，团结，努力，就将会 得到历史的关照，就 将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让我们相信历史，同时也相信今天和未来，大家一同去努力创造民主 富强的新时代，用 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多元化形象和国家的政治统一！ 2005年5月22日 ～～～～～～～～～～～～～～～～～～～～～～～～～～～～～～～～ 专访王怡：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演变 　　中国当代知识份子长期以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然而近两年，体 制内外的知识份子似有相互接近、相互融合的趋势。就这个新的趋势，本 台记者吴晶对跨越体制内外的活跃知识份子、成都大学法律系讲师王怡， 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晶的报道。 　　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鸿沟和对立 　　中国知识分子不乏忧国忧民之士。但是由于身处体制内外的不同，这 些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公共话语权、人际关系甚至人身安全 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别。王怡说， 　　“ 在几年前，中国的所谓体制内、体制外也曾经是一个有很大争论的 概念：谁是体制内、谁是体制外，或者说谁是官方的谁是民间的。” 　　谁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无论是依附当朝权贵、大红大紫，还是既拥护 主旋律也针砭时弊，体制内知识份子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官方的文化 教育或研究部门任职，可以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在大专院校授课，就公共 政策发言。而和他们相反，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大多散布在民间，以批判社 会、鼓吹变革为使命。他们的言论较为激进，职业经常和“知识”无关， 而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不少人的地位甚至处于社会边缘。在成都大学教 书的王怡谈到体制外知识分子说， 以前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叫做体制外的，甚至是属于打入另册的，叫做 异议分子，他从来就不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任何东西。 　　“以前有一部分知识份子叫做体制外的，甚至是属于打入另册的，叫 做异议分子，他从来就不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任何东西。”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在较长时间里，他们不仅界限分明、老 死不相往来，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鄙视和排斥，以至于都尽量避免出 现在同一个场合。 　　“ 例如刘晓波，以前体制内这些人他都认识。但是他出来之后很多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使在人际上都是相互冷漠的。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对体制内的知识份子来讲，内心都是有忌讳的。” 　　“(原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互相都不愿意被归纳到对方去。体 制内的被归纳到对方去就意味着你可能会丧失发言权；而且也不愿意被扣 上激进的帽子，激进就显得没有理性。体制外的被归到里面就好像被招安 了)被招安了。对，在评价上会感觉到一种羞耻。” 　　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也不屑于和体制内的为伍，看不上他们因为害怕 脱离社会主流，丧失公共发言权，所以一味地维护体制、附庸当局。 　　“而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呢，我们普遍对他有个批评，说他非常犬儒化 。他会自我保护，会绕开很多问题，不管是在观念表达上或是人际交往上 ，他会有意的跟前一个群体之间划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从内向外超越 体制的冲动 　　虽然大致的格局是这样，可其实不少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究竟应该站在 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内心仍然有着一番挣扎。他们既想能像体制外的人士 那样，更鲜明彻底、痛快淋漓地表达观点，又怕因此受到封杀而干脆失去 公共发言权。在成都大学教授法律的王怡虽然身在体制之内，但又不甘在 公共发言中受到限制。因为不甘，他在网络上的发言果然受到当局的封杀 。 　　“我自己明确希望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参与一些评论。包括我做网站和 网刊，都是尝试。” 　　“我当时在世纪沙龙短暂地作过版主。那一年三月份去作版主，到五 一劳动节我组织了关于下岗工人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组文章，其中有我自 己的一篇文章叫做《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这组文章当时发到世纪沙 龙之后又引起了麻烦，有关部门就叫世纪沙龙不能让我在那里作版主了。 ” 　　2002年，王怡又跟人合办网上论坛，但是因为论坛大胆敢言而遭到反 复关闭。 　　“后来又合作，做一个叫“宪政论衡”的论坛，一直到现在。“宪政 论衡”是一个专门关注宪政理论和中国宪政转型的学术性的思想论坛。在 海内外相关的人群里有较高的影响。这是在０２年六月做起来的，直到今 天“宪政论衡”已经被关闭了有１０次。” 　　思想的激情冲撞体制的藩篱，似乎就要越墙而出。王怡的言论尺度和 表达方式已经到了体制可以容忍的边缘，而越来越接近体制外知识分子的 代表人物杜导斌因言获罪的程度。 　　“去年以来我的言论尺度和表达方式似乎向着杜导斌先生的直白方式 转变。” 　　“ 03年杜导斌被抓以后，我写过一篇声援他的文章说，像杜导斌那种 直来直去的文体我是非常佩服的，因为49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没有用那样的 口气来说话。他是一种直白的表达。而我们长期都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想 法。。。比如说，知识分子可能会用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和学术的包装来 使自己在既有的语境下获得最大化的表达，自己的安全也有一定的保护， 所以是一种隐讳的表白。我当时的文章说，跟杜导斌比起来，我更接近于 隐讳的表达，传统知识分子。对这点在杜导斌坐牢以后我觉得挺惭愧的。 ” 　　而体制也在毫不客气地对王怡进行着惩罚和封杀。 　　“去年底有一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件”。当时中宣部有一个六 人封杀令，列举的人里面也有我的名字。我从02年开始，在网络上的写作 就有一半进入到传媒里，在一些主流媒体上都开有专栏和评论。但是到去 年年底中宣部的禁令出来以后，我从国内的刊物上基本就消失了，所有的 专栏已经全部都取掉了。“ 　　体制内外部在泾渭分明 　　可是近两年，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 来，知识分子的格局出现了重新组合的趋势。王怡认为，这主要的是体制 内知识分子异端的兴起： 　　“尤其是03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体制内的异端知识份 子的兴起。从身份上来讲他在体制内，人家没有完全把你踢出去，你自己 也没有完全放弃。比如说我现在也在高校里。但是在体制内又成为一个异 端的知识分子。他的发言，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的尺度慢慢就跟几年以前 的异议知识分子的、民运人士的、被共产党视为反对力量的那些人的尺度 都已经非常接近了。这是最近两年非常重要的变化。” 　　体制内知识分子异端为了坚守思想独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 2003年的时候已经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我已经被停课了一年半 的时间，他不让你上课。我当时是发一个基本工资，扣掉社保等一个月就 两三百块钱。像我和焦国标这样的还有一些。对体制内的异端，它就是用 不让你上课、停课的形式对你做处理。就是让他去编教材不去上课。然后 用1打击你的经济生活的能力，不让你发稿呀，不让你授课呀。但是关系让 你保留着。这种情况比较多。像北京青年教育学院的杨之柱先生，就是被 长期踢到图书馆里作管理员；南京的樊百华也是被踢到图书馆去。有人说 他们是中国两个最有名的图书馆管理员。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的萧雪慧也是 非常有名的学者，89以后坐过牢。出来后也是一直留在学校里但是一直不 让她上课。” 　　体制内异端知识份子，就是以这样的代价不妥协地坚守独立的立场。 然而，他们能够涌现和存活又和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起这一大的潮流 密切相关。划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体制内外、或在朝在野的界限正在逐 渐模糊。一个新的知识份子的定义正在取而代之。这就是最近在中国学界 和知识界炒得很热的“公共知识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识份子的兴起，不 仅为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的崛起开辟了生存空间，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全 社会的言论空间。下面是吴晶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对成都大学法学 系讲师王怡访谈的第二部分。 　　维权运动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 　　2004 年9月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 公共知识份子50人名单，一时成?大陆知识界和新闻界的热门话题。该刊物 对「公共知识份子」的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 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以及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在列举的50人中，包括很多公众熟悉的知识界人士，像朱学勤、徐友渔 、卢跃刚、茅于轼，以及网路公共知识份子王怡。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即 明确又宽泛。他们不仅要理性、超然、独立，秉持良知，并且还要兼具专 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建树之外，还要对公 共事务发言。我们就举大家熟悉的??波和余杰等?路作家，何清?、?桂棣和 春桃等新???人?，丁子霖等人权活?人士，投入扶贫的经济学者茅于轼，揭 露萨斯病疫情真相的蒋彦永医生，和揭开河南爱滋村内幕的高耀洁医生等 。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关注社会敏感议题、挑战言论管制，不少人失去官方 的庇护，有的人则干脆站到了体制外。王怡说， 　　“比如余杰，有一个从体制内彻底到体制外的过程。像焦国标、茅于 轼，法学界的贺卫方先生，他们都是在体制内，而且已经有比较高影响力 。” 　　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名高望重，他们在法制、维权等方面率先秉公发言 ，极大地扩展了社会的言论空间。 　　“他们慢慢开始大胆说话，而且说话的尺度在近一两年越来越厉害， 已经开始接近于传统的所谓异议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向。” 　　公共知识份子运动的兴起，打破体制内外的界限，使身份各异、立场 各异的中国知识份子相沟通，使维权活动、民主运动相呼应、也使海内外 的中国思想者相融合。 　　“尤其是在03年，萨斯事件、孙志刚案件和一系列民间维权的案件和 网络公开信运动，海内外传统的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从人员到思想沟通 到行动都跟国内思想论坛上的人群都有非常明显得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的过 程。”由恐惧、不屑到理解、尊重 　　“这几年慢慢的的确有所改变，主要的改变是在体制内知识分子这边 。他内心的恐惧感的确在慢慢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社会的某些进 步的表现。”王怡讲师说。 　　随着知识和思想界这一格局的变化，原来的隔阂、冷漠和相互排斥也 开始化解消融。特别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体制外者，由 鄙视不屑到产生敬意。 　　“现在呢，像您刚才说的内外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而且恐惧感消失 了之后又相互交流了一下，也比较了解了，对对方的人格也比较尊重了。 ” 　　“对对对。就是在相互的评价上也出现了一种尊重。不像以前对对方 都有一种道德评价或学术评价上的一种鄙视。” 　　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之间隔膜的逐渐消融，从刘晓波遇到的一件小事就 可以看出。 　　“晓波有一次在北京的万圣书店碰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 主持人就过来和他打招呼，口气像领导代表组织上一样，说你这么多年受 苦了。这个是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也是互相融合、走近的一 个例子。我觉得我可以走近你，然后打个招呼。” “在公共领域就更是这 样。我们可以在一份公开信上一起签名了，可以就某一个问题都写文章发 表意见了。” 　　角色不拘一格，都要人来扮演。 　　“（各人有各人的角色）对。这里也有一个相互的尊重和理解,也包括 这样一个角色感。就是对对方所扮演的角色和在他的位置上所做出的贡献 和成就有一种尊重和理解。” 　　相同的舞台，不同的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也为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扩大了生存的空 间。王怡说，现在政府对体制内的异端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给彻底踢出去。 　　“体制内异端的兴起，中共当局的处理方式也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他 对这些人基本上采取的一个态度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把你彻底地踢 出去。而是打击你经济的生活能力，不让你发稿呀、不让你授课呀，但是 关系给你保留着。” 　　最近王怡本人被学校又招回去教课。 　　“他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去年底一方面中宣部的封杀以后，我在国 内公开的发表权基本上就被压缩得没有了，但同时学校让我回去上课了。 这是矛盾的信息。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想把你逼得太死吧。” 　　能够回去教课，当然是好事情。那么，一般来说，秉持独立的公共知 识分子要不要付出一定代价留在体制内呢？ 如果我给国内的一个刊物上写专栏，那么我的尺度和在网上写文章是 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接受妥协的。 （王怡） 　　“对，这些年我们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就是体现在 ，比如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说，我要不要保持我在高校里的身份，或 者我在公共空间、平面媒体的发言？如果我给国内的一个刊物上写专栏， 那么我的尺度和在网上写文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要接受妥协的。” 　　留在体制内就可以在刊物和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但同时又必须付出 代价。 　　“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转变。我以前特别不愿意接受这个妥协。因为 我一开始就是在网上写东西的，没有经历过在平面媒体上投稿的过程。” 　　即使本人可以忍痛接受妥协，王怡还是担心，体制外的朋友会不会理 解？ 　　“如果你接受那样一种妥协的话，其他的朋友们包括体制外的一些朋 友，可能会有一些看法，觉得你那样还不如不写，有什么意义呀，甚至包 括在道义上就会对你有一些贬低的看法，这都是难免的。比如2002年我曾 经给国内的21世纪经济报道写不署名的社评写了一年半。写的很多东西， 很多朋友批评很大，说这个东西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去写，你没有必要去 写。但是我说，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写出来可能就没有我这个样子。我来写 的话就可以写的比他更前一点。但是这肯定又不如我自己在网上写得那么 强。那么，这值不值得去做？” 　　体制内外知识与思想界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宽容，使王怡摆脱了左右 为难的困境。 　　“ 我觉得这一二年来大家对此有了比较宽容的看法。比如我在国内公 开媒体上能否发言，这是不是重要和必须？体制外的一些朋友，包括刘晓 波这样的都会说，我一定要这样、不能放弃。大家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理 解了、平和一些了。”结束语 　　过去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语，强调中国知识份子与 党的依附关系。知识分子无一不苟活在党的专政制度下、服务于政府体制 中。后来，知识人群分化为体制内外的格局，体制外知识人士虽然独立但 却极其孤独。再后来，又出现体制内异端知识分子；到现在终于兴起公共 知?份子的潮流。再过几年，还真难说是由中宣部到底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领 袖来主导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公共舆论呢！ ～～～～～～～～～～～～～～～～～～～～～～～～～～～～～～～～ 纪思道：中共可能将在互联网大战中败北 　　五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网站刊登了该报专栏作家、前驻中国记者纪 思道(Nicholas Kristof)从北京发回的两组报导，在图片和电视报导中， 纪思道介绍了率先在自己的网站揭露“下跪副市长”的一名“编外记者” 。接着又在文字报导中介绍了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的现状，再从中共对网络 言论严厉控制，到胡锦涛近来的强硬言论令江泽民和朱熔基都惊骇不已， 从而预测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共，可能将在这场互联网大战中败北。 　　纪思道说，与国民党展开的殊死较量，同美军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激战 ，以及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最后都让中国共产党“幸存” 下来。可是，眼下共产党可能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网。 互联网与中共政权间所发生的较量，是历史上重大的较量之一，从中国的 舆论监督网(yuluncn.com)便可略见一斑。这家网站是由一位自我任命为记 者的、名叫李新德(译音)的人开办的。李新德当初靠着在全国各地卖药， 获得了一些财富。现在他把赚到钱用来开办这个舆论监督网，象李新德这 样的由自己创办的博客式网站，中国已拥有四百多万个。 　　李新德随身带着他的IBM手提电脑和一台数码像机，在全国调查中共官 员违法乱纪的案件，然后把这些文章贴到他的舆论监督网上，并在那些地 方官员可能会逮捕他之前，逃之夭夭。李新德所调查的最大的案件就是轰 动一时的济宁市“下跪副市长”李信贪污受贿案，此案的一名女受害者曾 遭到这名副市长的骚扰和企图绑架。 　　李新德的舆论监督网发表了一篇有关“下跪副市长”的调查报告，并 登出了一组副市长下跪求饶和痛哭流涕请求受害者不要向警方报案的照片 。这些照片随后轰动了中国互联网，不久，这位“下跪求饶”的副市长被 先遭到“双规”，最后被正式逮捕并接受审判。 　　李新德卷入的另一起案件调查是，一名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 案。这名农村妇女最后被官方关进监狱，并强迫给她戴上宫内节育器。李 新德的调查报告令官方感到尴尬，那些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官员最后被判刑 一年。纽约时报说，在纪思道找到李新德时，他正在调查另一起有关一名 商人神秘死亡的案件。这名商人曾与一名警察发生过的金钱纠纷，最后商 人被逮捕并神秘死亡。 　　纽约时报称，李新德所做的一切表明，互联网如何正开始在中国扮演 着西方媒体所扮演的监督角色。不过，中国的互联网正在被官方的信息垄 断侵蚀着，也在被中共传统的“内紧外松”政策困扰着－－假装着对外国 人广泛开放，但对本国老百姓却实行严厉镇压。 　　纪思道在报导中指出，他在中国新闻界和中共内部的老朋友，绝大多 数人都对胡锦涛重新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及近日称赞朝鲜的政治制度 和镇压媒体的言论，而深感惊骇。据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朱熔基也 被胡锦涛的这番言论而惊骇不已。 　　然而，令人感到幸运的是，现在的中国已大于它的皇帝，此外还有一 亿多网民，电子信件和网上聊天室早已无所不在了。尽管中国所逮捕的网 络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正在上升，但却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控制互联网，当 一些网站被中国官方查封后，网民还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再次登陆。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介绍了几名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论文章的知名人士， 如已获释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陈子明，现在就定期在互联网上发 表文章。此外还有已被官方列入黑名单的着名学者焦国标，仍在撰写一些 措辞严厉的文章，并在全中国的电子信箱内流传着。一名中国政府高级官 员向纪思道表示，不读中共文件也无所谓，但绝对不能不读焦国标的文章 。 　　为了测试一下中国网络的反应，纪思道讲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他 先在搜狐的一个论坛用汉语发表几句评论，“如果海峡那边的中国人可能 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海峡这边的中国人不能选择我们自己的领导人 ？”象其它评论一样，纪思道的言论也自动出现在论坛上，不过十分钟后 ，这几句话便从网上消失了。 　　纪思道说，在上边的言论被删除后，他又用中文打出“在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如果再过二十年，党 就会允许反对党出现，因为那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尽管这些言论 暗示着多党制，中国的网民也都能看出来，但这段“明显歌颂党”的言论 没再被网管删掉，一直保留在论坛上。 　　那么，中国在走向何方？纪思道在报导中自问自答说：我认为互联网 正推动中国走韩国、智利以及台湾所走过的相同的道路，这几个国家和地 区都曾经历了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提高了教育水平，增加 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触，甚至对迫害异已人士都越来越感到气愤。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私下讲话中称猛烈抨击说，外国“敌对势力” 正企图改变中国。纪思道说，既然这样，也把他算进这个“敌对势力”， 因为他象所有热爱中国的人那样，反对胡锦涛再穿上空空的毛式外衣。但 正在自掘坟墓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怪罪任何人，要怪也只能怪他们自己， 谁让他们允许中国上亿网民拥有宽带了。 ～～～～～～～～～～～～～～～～～～～～～～～～～～～～～～～～ 橄榄石静静地发光——记“中国人权”创始人之一李晓蓉 　　茉莉 　　今天知道有“中国人权”这个组织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诸多拓荒 者，尤其是傅新元和李晓蓉这两位大陆留学生，因为他们都是极不愿意宣 扬自己的人。傅新元后来献身科学卓有成绩，而李晓蓉，十六年来为这个 组织投入了她的心血和她最茂盛的年华，直到被迫辞职的那一天。 　　凡是认识李晓蓉的人，都说她是一位温婉的女性，她的美，属于由内 及外的那一种。我们从未谋面，只在照片见过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听昔日 中国人权组织的同事朋友娓娓谈起晓蓉，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在美国 斯坦福大学拿到哲学博士的第一位中国大陆人，她的高尚，她的理性，她 的宽容和执着，她身上学者的智慧和女性的典雅，她献身人权事业的勇敢 、热忱与忠诚，就如同一颗淡绿色的橄榄石——那种在夜间静静发光、给 人带来吉祥的珍贵宝石，留在我的印象里。 　　我这样赞美晓蓉，恐怕要令晓蓉本人不高兴了，她是那种最怕被写出 来亮相的人，至今仍拒绝我的采访（此文文责作者自负）。但我坚持要根 据我的调查，如实记录她的事迹，不但是因为这颗橄榄石清澈秀丽的色泽 ，更是因为，在这个势利的时代，我们走近晓蓉，也就是走近知识分子不 计得失捍卫人权的的理想主义。 　　◎从联合国邂逅到成立组织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时，年轻的晓蓉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 读哲学，怀着一腔义愤，她参加了加州留学生组织的集会示威游行和为国 内学生运动筹款的活动。据一位访问学者回忆，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支 持天安门学生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与晓蓉的积极投入分不开。 　　从那时起，晓蓉对人权问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她从科学哲学专 业转攻政治哲学。就在那年暑假，她获得一个实习的机会，于是她选择了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纽约分部。 　　在联合国实习期间，晓蓉认识了在纽约地区组织六四救援活动，并在 联合国大楼前静坐示威的傅新元等人。在此之前，傅新元和一群留学生， 就在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入狱十周年的纪念日——1989年3月29日，举办了一 次公证会。“六四”之后，大批中国留学生踊跃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很 快，晓蓉也加入了傅新元一群，帮助编写有关六四的资料，出版了《龙的 传人》这本大型纪实史册。 　　暑期过去了，他们手头的工作还很多，留学生们都得返回学校继续学 业，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助学金和违反有关签证规定，但这些工作却需要有 专职人员做下去，以便继续关注六四后国内日益恶化的人权。傅新元等留 学生大多都是搞科学研究的，只有晓蓉是文科生，又比较擅长做实事，加 上她已经完成学位必修课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可以离开校园。于是大家 就建议晓蓉留下来，专职做执行主任。 　　晓蓉觉得这是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就回到斯坦福大学和导师商量， 把学业停下来，并得到校方许可继续实习一段时间。当时，这个新成立的 组织一无所有，幸亏“人权观察”借给他们一间房子，不需付房租，也不 需交纳办公费用什么的。办公室很小，除了晓蓉专职工作，还有一帮留学 生和热心人士（包括傅新元、王渝、郑心元、玮琳）有时间就来尽义务。 没有钱，他们得处处小心节约开支，一切因陋就简地对付。 　　作为中国人权组织第一任执行主任，我听说晓蓉当时的年薪才5千美元 ，而且是向“人权观察“借的。这样低的工资怎么能过日子呢？晓蓉根本 无法在纽约那样昂贵的地方租房住，只能在一位就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 家里打地铺。 　　中国第一家民间的独立人权机构，就是在晓蓉睡地板的艰苦条件下起 家的。 　　◎早期工作成绩斐然 　　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晓蓉干得很来劲，在创办这个组织时，他们这 群人有很多打算，感觉有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当时，人权对许多在共产 党中国成长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观念，国际人权运作更是一门崭 新的课题。具有学者素养的晓蓉，把这个机会当成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理论 的实习机会。 　　早在联合国实习期间，晓蓉就已经搜集了不少有关资料。到了中国人 权组织，她翻译编写了《怎么利用国际人权机构和条例维护自己的人权》 ，后来由王渝等人整理出版。这本小册子针对“六四”之后当局大规模的 政治迫害、任意羁押和非法审判学生和工人领袖的现状，以问答的形式， 深入浅出地解释联合国机构可能给人权受害者提供的帮助和具体联系办法 。 　　他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例如建立良心犯资料数据库，发布人权迫 害信息，广泛联系国际人权机构和媒体，接待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受迫害者 。据当时的义工回忆，有时一天要发出上千封信，常常干到深夜。晓蓉还 和王渝等人一起创办了刊物《人与人权》，该刊物在索非亚加入进来后， 变成中英文，后来英文名称改为《中国人权论坛》（China Rights Forum） 。 　　待人诚心的晓蓉，在工作中结识了许多国内和海外关心人权的人士， 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成员或赞助人。据早期参与中 国人权组织工作的诗人贝岭回忆，在“六四”两周年纪念会上，晓蓉居然 有能耐请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布洛斯基，并从此与这位诗人建立了 友谊。 　　第一年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从国内逃亡出来的人。当时，一些著 名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纷纷来到美国避难，都是晓蓉等人帮助他们在 美国落脚，联系学习或进修的地方，给他们安排国会听证、国际人权机构 和媒体采访，承担翻译工作等，非常辛苦。 　　就这样，在早期创业期间，这个组织以很少的经济开支，干出了令人 刮目的成绩。 　　据王渝回忆，晓蓉在任执行主任的那两年，一个令人难忘的贡献是： “她主办了一个大型生动的有关如何促进中国的人权保护的探讨会（symposium ）。那时我们办公室人很少，专职一个，半职和义工三、四个人。我不记 得自己帮过什么忙。她人脉好，外援多。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有林 培瑞、黎安友、杜维明、余英时等几百位中外学者、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 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开了两天，报告和讨论都很精彩。后来，我 们还把发言稿逐一整理出来，出版了《国际人权标准与中国人权状况国际 研讨会文集》。” 　　晓蓉在“序言”中写道：“1991年1月18、19两天，许多东方人、西方 人﹔汉人、藏人﹔大陆学者、港台学者，聚在一起，琢磨中国人是否应该 享受人权﹔他们怎样才能争取到人权的保障﹔中国人是否真的与众不同， 象有的人提出的那样，只关心温饱，而不在意做人的尊严。” 　　晓蓉总结说：“这本论文集的作者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人权理论研究 的拓荒者。”而晓蓉本人，则是这一批拓荒者的辛勤组织者。 　　◎从专职到义工 　　那一段时期工作非常繁重，而晓蓉是那种不知休息的拼命三郎，她没 日没夜地埋头苦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中国人权组织的事业上。她 的工作热忱到了忘我的境界。 　　过分的忙碌损害了晓蓉的健康，她在插队时患上的严重胃溃疡又犯了 ，经常胃疼得受不了。有一次在办公室搬东西时，晓蓉不小心伤了背骨， 结果卧床一个星期起不来。当时中国人权已经有所发展，筹到一些款，做 专职的人已有几位，另有索菲亚、萧强等人表示愿意来做事。同时，晓蓉 对政治哲学的理论兴趣尤浓，舍不得放弃学术上的追求，而国内父母一再 恳求她完成学业、成为祖祖辈辈第一个博士，加之斯坦福大学当时给她提 供了四年全额奖学金，机会难得，同时，她的学生护照也不允许她继续实 习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李晓蓉离开中国人权组织的专职工作，回到大学做博 士论文。她和其他几位“中国人权”成员（包括Orville Schell，吴玉亭， 胡苏珊等）在加州建立了一个西部分部，搞了一系列讲座、媒体、和募捐 活动。 　　1993年，晓蓉的学位拿到了，此后，她一边在马里兰大学做研究学者 ，一边继续为中国人权组织尽义务。这期间的晓蓉，认识了她的先生，结 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工作和家务的劳累，没有改变她对人权工作的执着 和热忱。每逢节假日，她常去纽约办公室义工帮忙，十几年几乎没有缺席 过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理事会会议、和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 　　晓蓉先后在这个组织里担任过各种职务（副主席，秘书，理事会政策 委员会负责人），经常组织并积极参与理事们有关“中国人权”工作议案 、组织健全、和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为 了把《人与人权》网刊办下去，她干了有报酬的编辑工作，拿半薪。多年 来，她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代表这个组织出席联合国人权活动、国会听证 、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联席会、会见基金会、接受媒体采访、担任翻译等 ，并以该组织成员身份写作发表过许多文章，协助当时的研究主任索非亚 撰写研究报告，等等。 　　据我了解，美国汉学家黎安友曾经对人说：晓蓉是非在职人员中，为 中国人权组织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也最认真的理事之一。现在却有人信口 开河，说辞职理事们本来就不做事，走了无所谓，这种说法是多么无稽。 （按：举例不当。黎安友是个喜欢讲真话的人吗？尤其在这个问题上，他 能客观吗？真相是，黎安友爱恋李晓蓉，苦苦追求多少年，最终没能打动 姑娘的心。李晓蓉嫁做他人妇。黎安友的前妻是文革后期写江青传记《红 都女皇》的那位著名女作家。几十年来，一直有传言说，《红都女皇》一 问世，就被周恩来用一亿元人民币的天价买断了版权。从此以后，此位女 作家封笔辞职，从纽约上州的大学搬到康涅狄格州，购置豪宅，干起了古 董生意。-智叟）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权组织接待过的许多从国内出来的流亡者当中 ，刘青给晓蓉留下不同一般的印象。她后来说，刘青当时待人很平和、憨 厚，不善夸夸其谈。于是已经回到加州的晓蓉和萧强和傅心元等人商量， 竭力推荐刘青，她说：“我们都是一帮学生和知识分子，刘青是老一代民 主运动人士，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这样的人，光靠我们这样的人是有局限 的。” 　　晓蓉意识到，在海外从事人权工作对刘青是一个挑战，为此她曾多次 鼓励刘青学英文，以便了解国际社会人权运动发展和操作规则。1997年， 刘青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中国法庭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案的审判不 合法。晓蓉曾称赞刘青对人权的非政党政治性有深刻理解。 　　但事隔几年后，刘青在王柄章被判无期徒刑后，拒绝以“中国人权” 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并要求拿下《人与人权》网站上转载BBC对王炳章一案 的报道，这种违背人权组织职责的无理做法，令晓蓉痛感自己当年对刘青 的评价有误。在2005年理事会上，晓蓉不客气地说，刘青在粗暴处理玮琳 劳工纠纷事发后一再拒绝道歉，则再次说明刘青已经“变了”。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在国内被视为优秀的民运人士，不等于到 海外就能做好人权工作。但当时，像晓蓉那样单纯的留学生，对民主墙时 期的斗士充满崇敬之情，因此毫不自私也毫不警惕地，就把主席的职位， 送给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刘青，自己心甘情愿地做副手。 　　◎为理想承担牺牲 　　1994年，晓蓉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她去拜访了北京和成 都的一些异议人士朋友，随即被便衣跟踪，在上海出境时被羁留、搜身、 并在随身物品被没收后强行推上飞机。1998年4月，晓蓉回国探视生病的父 母。她当时持有美国护照和中共的有效签证进入大陆。但是刚回到四川老 家探视双亲不到一个小时，她就被当地警察强行带走，没想到那竟成了与 父母的最后诀别。 　　公安连夜开车押送她到四川省会成都，十几位便衣公安人员立即对她 进行讯问，并搜查了她的行李。晓蓉要求允许她打电话给美国领事馆，但 便衣公安不予理睬。主持讯问的官员一再指控她违反了中国法律，但拒绝 说明她触犯了那一条法律。最后，有关方面宣读了“上面”的一项命令， 说她被列入了禁止入境人士的名单，然后将她送上一架由成都飞香港的飞 机，扔出境外。 　　老人家为被抓走的女儿担心，真是肝肠寸断。从此以后，年迈多病的 父母一直生活在政治压力中，几次被公安找去问话。2002年7月，晓蓉的母 亲过世，后来，她的父亲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九个月后也在家乡过世。在 此期间，为了回国奔丧或探望病危的父亲，晓蓉曾经几次向中国驻美国使 馆提出签证申请，但大使馆官员拒绝了晓蓉一家连同两个小孩的签证，不 肯说明任何理由。 　　那一段时间，晓蓉总是眼泪汪汪，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最后的孝心。陪 着她一起伤心的还有王渝，王渝曾经因为在海外参加保钓运动，上了国民 党的黑名单，在母亲过世时也不能回台湾。这两位默默无闻地为中国人权 组织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女士，也如同许多流亡人士那样，为了理想，她们 付出了牺牲家庭团聚的代价。 　　◎缺乏一种“见恶”的能力 　　对于中国人权组织的分裂事件，晓蓉有过很沉痛的自我反省。她告诉 友人，如果当初自己不在乎学位，放弃美国大学里的工作，留在中国人权 组织里继续做专职，也许可以避免今天的悲剧。 　　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像晓蓉这样竭诚奉献的创始人会被人逼走。 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由于后来的执行主任谭竞嫦不容忍晓蓉。谭竞嫦心胸 非常狭隘、权力控制欲很强，而晓蓉对自己辛勤创建的组织要求严格、期 望很高，因此经常提出批评建议，结果她在谭竞嫦眼里，就成为必须除之 而后快的“眼中钉”。 　　谭竞嫦的拿手高招，就是在工作意见出现正常分歧的时候，动不动就 到美国东道主席波恩斯坦面前去哭诉，以辞职相要挟。而书生气的晓蓉， 毫无讨好取悦他人的习惯，因此在伯恩斯坦先生眼里，她就成了“不受欢 迎”的人，她因此不再能够对这个组织施加影响。 　　正如玮琳在访谈录里提到的，在2003年和2004年间，谭竞嫦和刘青曾 多次施压，以“利益冲突”的借口迫使晓蓉退出执委会和理事会，连晓蓉 对办公室工作的批评建议，也被指责为“瓦解”“破坏”办公室负责人的 工作。连司马晋先生和萧强也在这种压力下被逼迫辞职，老实的晓蓉根本 没法对付那些手段厉害的人。以前，这个组织不管内部如何激烈争论，最 后大家仍可以相互理解、和睦相处、协力共事，但到后来，那种正常风气 已荡然无存。 　　在我这个局外人冷眼看来，即使晓蓉当初不要学位留在办公室工作， 她是否能够阻止中国人权组织后来的蜕变，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像晓蓉 和王渝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往往只能在一个组织早期创业的艰难时期，发 挥骨干作用，一旦钱多了，抱着各种目的动机的人就混进来了，那些玩弄 厚黑权术的人，就慢慢地把一大批忠诚正直之士给排挤出去。当然，晓蓉 和其他理事忙于各自的事务，对这种蜕变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没有充分发 挥监督作用，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三年前，茉莉曾经要求中国人权组织做天安门母 亲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单位，刘青拒绝采纳这个建议，并要求执行委员 会保持统一口径，对外谎说这个组织历来不向任何颁奖机构提名。当时， 在“顾全大局”的心理下，晓蓉她们盲目地执行这个谎言。他们其实都知 道，这个组织几乎每次都在向“人权观察”的“哈默特言论自由奖”和“ 肯尼迪人权基金会”提名。面对晓蓉等前理事迟来的歉意，茉莉感慨良多 。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人应有‘见恶’的能力，为战胜恶必 先看到恶、揭露恶。”晓蓉太善良，太忠厚，性格过分的温良恭俭让，令 她难以洞察别人的用心，很容易被人算计。即使看到了恶，她也不会使用 相应的手段去对付，这样，在坚持正义的事情上晓蓉往往败北，遭受了很 多委屈，终于被人排斥出局，离开她参与白手起家创建起来的这个组织。 　　生来就是一颗熠熠发光的橄榄石，不管别人如何不义、如何卑劣，晓 蓉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光的。她不会因为挫折，而丧失她理想主义者 的高贵心地与坚忍。离开中国人权组织的晓蓉，仍一如既往地义务从事人 权工作，并进行学术研究，以加深世人对人权思想的理解。她最近完成了 一部有关文化特殊性与人权普世性的学术著作，即将由英国麦克米伦公司 出版。她仍然在思索、在行动，在探索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多元渠道。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