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参考》总第87期1998.06.02 ================================================ 1. 自由民主潮流滚滚向前－写於六四天安门事件九周年前夕 2. 大陆西北部地区十二位异议人士呼吁民众起来争取平反「六四」 3. 「六四」将届大陆异议人士与公安动作频频 重点打击正义党 4. 青岛“不结社”朋友最新消息：借助法律控告政府 5. 旅英大陆民运人士纪念「六四」九周年 6. 台北举办六四纪念音乐会 侯德健登台 7. 乔石警告大陆有官逼民反现象 8. 柯林顿即将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共最惠国待遇 9. 透视知识界“小阳春”：中国深层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 自由民主潮流滚滚向前－写於六四天安门事件九周年前夕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共产中国军队血腥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 震惊了世界。当年只身阻挡坦克的平民王维林，已成为人类反抗暴政的象 徵、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北京暴君」摧毁了天安门前 的民主女神，却使「六四」成了世界历史大变动的「奇点」。 　亚欧民主化的进程不同 　「六四」以来九年，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两股历史潮流在全球激□，使 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结束了一九四五年雅尔达会议後 统治人类半个世纪的共产极权制度同自由民主制度的恐怖平衡。在欧洲， 是民主化推动市场化，使苏联东欧帝国的恐怖政治制度和计画经济制度彻 底瓦解。 　在亚洲，是市场化推动民主化，使标榜虚伪「东方价值」的专制腐败政 权被民众唾弃，走向全人类共同理想的自由民主之路。 　然而，开始这一波自由民主「大爆炸」的「奇点」北京，不幸成了反自 由反民主恐怖政权的最後堡垒。法新社五月三十日北京电：一九八九年民 主示威参与者，有三千多人被囚狱中，一名被判十五年的十五岁少年刘新 ，被控罪名是买了一盒火柴给他的亲戚吴贺鹏，而吴被控点燃军车判无期 徒刑。在「六四」屠杀九周年之际，人们必须认知一个事实：苏联、东欧 帝国作为全球恐怖之极消失之後，一个新的恐怖之极正在东亚崛起。邓小 平在「六四」屠杀後宣称：「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 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麽也算一极。」 　中共崛起成亚洲新霸权 　当邓小平在共产中国掌握权力之时，世界正处於从军事地缘战略时代向 经贸全球战略时代的历史转折。他看到了这一点，把共产中国从毛泽东 u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防御战略转向经济上对全球市场开放，政 治、军事上继续坚持共产恐□牋牎酢跸╥攻战略。「六四」屠杀之後，邓小 平把权力转移给他挑选的最後一个「接班人」江泽民。江泽民政权一手继 续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也向世界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手紧握枪 □子与笔□子，即强化军队武警和意识形态暴力，使共产中国成为经济开 放、政治恐怖、军事扩张的亚洲新霸权。 　共产中国恐怖政权所以能够在「六四」屠杀和苏联、东欧帝国崩溃之後 避免淹没於自由民主历史潮流，除了邓小平的市场共产主义战略获得经济 上的成功之外，还得归功於全球资本主义超强美国柯林顿政府对这最後一 个共产霸权的特殊宠爱和支持。 　由於柯林顿的资本主义全球经贸战略同江泽民继承邓小平的市场共产主 义战略一拍即合，使柯林顿在就任总统後抛弃了他竞选时许下的「惩罚从 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诺言，一步步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记录脱钩、停 止谴责江泽民政权践踏人权、默认江泽民的「民主人权相对论」，走到同 共产中国建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 　民主集权两岸三地对垒 　近日（五月二十八日）柯林顿在白宫向记者宣布，他将不顾众议院议长 金瑞契和一百五十二位议员联名要求他暂缓或取消共产中国之行，决定在 紧接「六四」屠杀九周年之後的六月下旬，率领三千多人包括政府、商界 、保安人员、记者的庞大访问团，对共产中国的北京、上海及香港进行八 天访问，还要亲临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江泽民及为他举行的军礼欢迎仪式 ，踏上红地毯，检阅共产中国三军仪仗队，接受礼炮二十一响，其规模之 大，旅程之长，时间、场所之敏感（六月、天安门），在美国和共产中国 的外交史上都是空前的。 　因此可以预期，由於共产中国自身经济力量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共产制 度与民主制度在亚洲的恐怖平衡还会继续。而共产中国政府统治的大陆， 共产中国政府半统治的香港，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民主台湾，这「两岸三 地」将是两种制度最後对垒的前沿地带。从全球实力对比和历史前进方向 衡量，民主制度的力量大大超过恐□牋牎酢魿然而今天自由民主国家，包括 民主台湾的一部分人，对共产中国制度的威胁不像当年对苏联威胁那样认 真对待。总以为共产霸权制度会「善意」对待自由民主制度，甚至通过 u交往」演变为自由民主制度。结果却使共产中国到处「得寸进尺」，分 化、孤立自由民主力量，到头来不但「演变」不了共产中国，反被共产中 国「演变」了去。 　柯林顿往访犯历史错误 　在经贸全球战略时代，两种制度可以而且必须在经济上平等交流合作， 这是国家利益。但重要的原则是，民主国家不必也不该牺牲自由、民主、 人权等基本原则在同共产国家做交易，这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举例说， 柯林顿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持开市敲钟仪式，作为对江泽民八个月前 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主持开市敲钟仪式的回报，但柯林顿毫无必要到天安门 踩红地毯检阅共军仪仗队，被「北京暴君」用来亵渎九年前为人类理想献 身的亡魂。 　生意就是生意。他买你的波音飞机，你买他的儿童玩具，公平交易、平 等互利。不需要你卖一送一，卖了飞机还要赔上对民主、人权的让步。美 国总统无权对任何人（无论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或美国人自己）的自 由、民主、人权作出让步。柯林顿应记取罗斯福的历史教训。六十年前， 张伯伦在慕尼黑出卖捷克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给希特勒，美国总统罗斯 福向张伯伦道贺，称赞他「做得好」，以为能换来和平，结果得到的是战 争。後来罗斯福又在雅尔达犯了出卖东欧和中国人权利给史达林的历史错 误，换来苏联共产霸权的全球扩张。 　共产中国难挡历史潮流 　八个月前，柯林顿在华盛顿记者会上批评共产中国镇压民主运动是「站 在历史错误一边」。这个历史错误没有改正，魏京生、王丹出狱，连共产 中国自己都不承认是人权改善，宣称只是「每年一万个刑事犯保外就医名 额」中的两个，柯林顿却以此为共产中国「人权已经进步」的证明，为他 听凭江泽民摆布，出席天安门欢迎大典辩护，岂非自欺欺人，同江泽民一 道「站在历史错误一边」？ 　但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不会因柯林顿同江泽民站在错误一边而停止前进 。共产中国最後的恐□牋牎躜氖淹没於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自由民主旗 帜终将在天安门前高高飘扬。 　（原载《中央日报》作者阮铭教授现客座於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 ================================================ 大陆西北部地区十二位异议人士呼吁民众起来争取平反「六四」 （记者黄矿春纽约三十一日专电）中国大陆西北部地区 十二位异议人士今天发表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民众起来 平反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从大陆得到的消 息，联署发表此一公开信的十二位异议人士分别是马晓 明、王中陵、白应学、汤致平、路中明、杨海、张鉴康 、林牧、郑保和、高军生、阎均与傅升。 他们在公开信中首先向「六四」死难者致哀，慰问受难 者家属，及向尚在狱中的勇士致敬，并指出今日中国大 陆贪污腐败及执法犯法愈演愈烈，是镇压一九八九年民 运、阻止政治民主化的直接恶果。 公开信强调，要解开数亿民众心中的疙瘩，解决严 重的腐败、下岗、社会不公等问题，唯有平反「六四」 ，重新评价一九八九年民运。 「中国人权」指出，过去大陆异议人士发表公开信 都是给与国家及政府权力机构，不仅得不到善意的回应 ，反而招致劳改等迫害，此次直接诉之於全国民众可能 是第一次，期望舆论及公众压力促使问题早日解决。 ================================================ 「六四」将届大陆异议人士与公安动作频频 重点打击正义党 （记者吴显申香港一日电）香港虎报报导，再过几天就 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九周年纪念日，中共公安为 防□可能出现的对峙情势而加强戒备。至今已有数十名 大陆异议份子受到公安威胁。 由流亡美国的大陆异议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正义党 说，公安武警至今已短暂拘留了大约二十名异议份子， 并且警告另外十名异议份子在六月四日之前勿离开自宅 。 中共公安已向山东的数名异议份子提出警告，要他们在 美国总统柯林顿到访期间消声匿迹。 中国民主正义党声称，被公安留置的二十名异议份子当 中有两人至今仍在狱中。其中之一是五月二十三日在青 岛遭扣留的陈增祥，另一人是五月二十七日被逮捕的天 安门民主运动人士李协林。 此外，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运动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 安门民运期间的异议人士孙维邦，最近两度被留置、受 到侦讯後获释。 而根据「中国人权民主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公安武 警还逮捕了安徽的异议人士王洪学，打算将他关上半个 月，不让他到北京。 中国民主正义党指出，「至今共有三十多人受到威 胁，他们被警告勿离开家门，当局随时会传唤他们，因 为六月四日转眼即至，而且柯林顿即将访问大陆。」 中国民主正义党声称已在大陆设立分支党部。 除此之外，儿子在「天安门」广场血腥屠杀中丧生 的前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说，她寄给其他「六四」事件 罹难者家属的信件，全部石沈大海。 她告诉香港虎报，北京以外地区的「六四」天安门 事件罹难者家属，被禁止在敏感时期来到北京。她说， 这就说明了上周公开致函中共主席江泽民，呼吁当局平 反「六四」事件的罹难者署名家庭为何只有二十八个。 同时寄给中共总理朱□基的这封公开信，吁求当局 对「六四」杀戮事件展开公正、立场超然的调查，并应 给予「六四」事件的罹难者适当的赔偿。 丁子霖说：「印尼学生民主运动的胜利，令人感到 非常振奋。」 ================================================ 青岛“不结社”朋友最新消息：借助法律控告政府 青岛异议人士陈增祥先生最近因参加正义党被捕已在押9日，仅仅因接待了陈而无端 被卷入的“不结社”朋友李协林先生已在押6日。李因身患严重冠心病， 生命与健康随时受到威胁 。青岛“不结社”朋友及其李的家属已多次 要求公安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予以取保候审 ，但青岛公安当局竟置 人的生命与健康而不顾，拖延答复，至今未果。为此，青岛“不结社” 朋友与李的家属，被迫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特委 托了青岛市政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罗光先生与特邀律师巩固先生为 代理人，开始依法与公安当局进行严正交涉。希望国际舆论给予关注。 青岛“不结社”朋友 1998.6.1 最新消息：通过法律抗争，李协林先生已经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6/3) ================================================ 旅英大陆民运人士纪念「六四」九周年 （记者欧俊麟伦敦一日专电）由旅英大陆民运人士组成 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自由民主党英国分部昨天在伦敦华 埠举行天安门事件九周年纪念，并指责中共当局至今仍 拒绝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项活动在人潮不断的唐人街大道上举行，主办者 高高挂起一幅布条，写著平反六四，昭雪英烈的八个大 字；并配合展出许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照片和大陆孤儿 惨状的图片，看来颇为怵目惊心。 民联阵自民党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秘书长黄华等 人均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除为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英灵 致哀，并严词抨击中共迄仍顽拒平反六四。 负责这次纪念活动的副总指挥陈金良说，六四事件 距今已有九年，在人民易於健忘的情况下，他们有义务 为当年的受难者，以及目前仍以刑事犯的名义被中共拘 禁狱中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保持一定温度，不使他们的 奋斗白费。 陈金良并表示，他们一方面纪念死难者，一方面续 与大陆民运人士维持连系，推动中国民主，最终目的仍 在寻求瓦解不受人们支持的共党极权。 ================================================ 台北举办六四纪念音乐会 侯德健再登台 　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九周年，包括朝野立委、 艺文界人士及中国人权协会将於後（四）日举办纪念音 乐会，并在会中与旅美的知名大陆民运人士魏京生、王 丹连线，以表达对民主及人权的关切。 　这场名为「血脉相连的追思」纪念音乐会，由血脉相 连大陆民主运动後援会主办，中国人权协会协办，空大 校长，同时也是後援会义工的陈义扬表示，过去外界认 为台湾人民对六四事件过於冷漠，此次举办纪念音乐会 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一直没有缺席」。 　曾经以「龙的传人」一曲扬名海内外的音乐创作者侯 德健表示，九年前他在天安门广场，亲自见证「六四」 ，就是被千千万万学子为争取言论自由，牺牲奉献的精 神所感动；他强调，台湾是中国最後一块可以自由自在 纪念六四的地方，他将不会缺席。 　纪念音乐会将在六月四日於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会 中将邀请音乐家吕丽莉表演歌剧、大地之声合唱团、歌 手殷正洋、陶晶莹演唱，朝野立委葛雨琴、韩国瑜、吴 惠祖、周阳山、陈一新、施明德、高惠宇等，大陆民运 人士吾尔开希，及学者专家、艺文界人士共襄盛举。会 中将安排与旅居美国的魏京生及王丹等进行连线，共同 悼念六四英灵，并为争取民主自由尽一份心力。 (杨秀芬．台北中央社讯) ================================================ 乔石警告大陆有官逼民反现象 （记者刘坤原香港一日电）今天出版的最新一期 香港「争鸣」月刊报导，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最近赴 深圳视察时对干部讲了重话，指中国大陆目前正出现「 官逼民反」的现象。乔石说，有些农村已具备造反动乱 的气候与条件。 报导指出，乔石於五月五日带著秘书及警卫人员一 行二十五人乘专机到深圳视察。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 广东省长、省人大主任等都到机场迎接。报导说，乔石 所带的随从及在机场迎接者的官阶都依然如旧，显示乔 石出局後的政治待遇未变。 报导说，五日晚上乔石出席了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 议，会中他出人意料地讲了「重话」。 乔石说：「当前党政的腐败更趋恶化，社会上突出 的问题更为严重，党和人民的关系更趋紧张，有些地方 不满现状者已成立了非法组织，随时会发生大动乱」。 乔石又说：「城市大批职工下岗，被迫提前八年、 十年退休，这是否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是否对头？是否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乔石指出，据他所知，有 些农村已具备了动乱的气候和条件，随时都可能爆发。 乔石并指出，中共目前的问题是，共产党干部对党 产生信仰危机，人民对党也产生信仰危机。 五月七日乔石出席广东省和广州、深圳及珠海三市 党政、人大干部等的谈会时，又提出中共当今的六大弊 端是： 一、共产党内部搞宗派、搞山头、搞地方主义、搞用人 唯亲。 二、党政干部搞特权、滥用权力。共产党再这样无法无 天下去，将丧失人心。 三、党内自我批评机制丧失，领导干部自我膨胀。 四、干部间相互吹捧、说假话、讲空话、不负责地向人 民许诺无法兑现的支票。 五、党高级干部习惯於把个人意志凌驾於法律之上。 六、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但最近 党内从上面到地方又在搞个人崇拜，又在为在位的 领袖歌功颂德。 报导说，李长春事後曾指示，有关乔石的讲话，须 注意可能产生的影响，宜由省委决定统一发表的尺度。 ================================================ 柯林顿即将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共最惠国待遇 （记者潘应辰华盛顿三十一日专电）美国总统柯 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柏格今天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为即 将来临的柯江高峰会作必要安排，柯林顿本人则可望於 本周稍後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一年。 柏格这次中国大陆之行，将会晤中共国家主席江泽 民、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及中共外长唐家璇等 人，就核武扩散、贸易与人权等议题，寻求扩大彼此共 识。 柯林顿预定六月二十四日启程前往中国大陆西安、 上海、北京等地的国事访问，近来在美国持续引起广泛 辩论，众院近三分之一议员要求柯林顿在国会调查中共 政治献金及非法自美商取得卫星科技问题前，应暂缓访 问中国大陆。 不过，柯林顿已表明如果他未如期访问中国大陆， 将是「一大错误」；印度及巴基斯坦最近相继不顾美国 的呼吁，一再进行地下核子试爆，凸显出美国和中共进 行战略性对话的重要性，也使防止核武扩散及加强合作 维持区域稳定，成为柯江高峰会最优先议题。 依据法律规定，柯林顿总统应於六月四日以前，通 知国会无条件延长中共最惠国待遇一年的决定，多位共 和党国会领袖，包括过去一向支持的参院多数党领袖罗 特，今年已表示可能投票反对续惠中共的决定。 不过，过去几年国会反对延长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努 力，在众院就已败阵而终，无需轮到参院来表态。众院 前年是以二八六对一四一票，通过总统续惠中共贸易的 决定，去年众院经三个半小时激辩，支持取消的势力增 加了三十二票，但最後仍以八十六票之差（二五九对一 七三），未能否决总统续惠中共的决定。 根据美国一九七四年贸易法案的四○二及四○五条 款（俗称杰克森｜范尼克法案），美国总统要给予「非 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依法必须向国会指证该国 符合贸易互惠及公民有自由、毫无限制迁徙权两项标准 ，自卡特总统时代以来，美国每三年即自动延长和中共 双边贸易协定，以符合第一项贸易互惠标准，但总统年 年豁免第二项与移民相关的规定，以授予中共最惠国待 遇。 ================================================ 透视知识界“小阳春”：中国深层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今春以来，中国政局略有些微妙，外界便猜测不已。大致的脉络，是一个“朱 容基旋风”之后，北京又有所谓“知识界的一个小阳春”，于是“中共开始政治改 革”、“北京之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等等雾里看花的分析报道，充斥西 方和港台媒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停顿、下岗失业大面积蔓延、金融危机高 悬，却显示着另一类冰冷严峻的基本态势。政治钳制的短暂“松动”与社会深层的 乱序、少数知识分子的活跃与大量失业者的怨气、江朱李体制机关算尽的“小聪明 ”与它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皆不足的限制，所有这两者之间都透露出某些信息，使我 们不必为某个“小阳春”而激动不已，也不必以为中国已大乱临头、中共已到了非 “改革”不可的临界点。 一、“思想解放”已沦为政治游戏 　　北京知识界的动向，历来是一个政治晴雨表，几乎也是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首 要指标。这种经验自然是八十年代从“西单民主墙”、朦胧诗、“文化热”直到各 种“上书”“请愿”塑造出来的，因为最后终于酿成了八九年的天安门学运。然而 ，八九之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变质”───说它“边缘化”也好，转向纯学术、 纯艺术也好，总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具有重大影响力（无论对官方还是群众）的阶 层，因此，甚麽人发表了一份“宣言”、“纲领性文件”、敏感谈话、稍有新意的 文章，甚至出了一本甚麽畅销书，其政治上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力，同八十年代早 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外面的媒体，始终还在炒这锅“八十年代的冷饭”，一有这 类东西出现，便大惊小怪，声称“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分析、预测、背景介绍 、小道消息充斥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然而外面闹得不亦乐乎的这些“新闻”，常 常在中国内部绝对不是甚麽“重大事件”，有的也许议论过一阵子，有的立刻被官 方封杀，有的则根本是路人不知。因此，今天的知识界尽可以“活跃”，但对政局 变化已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因素，也不再是对外界提供分析价值的“政治晴雨表”。 　　最近沸扬不止的所谓中国知识界“小阳春”，就是一个显近的例子。 　　报载，北京知识界最近又活跃起来，围绕着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和真理标准讨论 二十年，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又是撰文，又是出书，又是开讨论会，煞是热闹。老 一辈的如于光远、孙长江、李慎之等在久未露面後，又重新出现；新一辈的如刘军 宁、汪丁丁等脱颖而出。大致前者疾呼政治体制改革，後者则高扬自由主义旗帜； 最热门的则是政治畅销书《交锋》的出版……对这个动向，不知为何西方媒体反应 得比港台中文媒体还要热烈，英国《远东经济评论》甚至很动情的写到：“这是一 九八九年以来最温暖的春天”，令人不禁联想起十几年前作家白桦刚刚撰文高呼“ 春天难道还远吗”，报纸上就开始批判他写的电影剧本《苦恋》。 　　这次“小阳春”中风头最健的《交锋》一书，因反左尖锐，据说上市一个月就 销了十五万册。有趣的是，这本书恰好也提供了所谓“思想解放”今天在中国当作 何解读。 　　第一，此书引起轰动，主要并不在于它所叙述的二十年中共意识形态之争，而 在于乃是由江泽民的心腹智囊刘吉作序，似乎透露江泽民又有了一次“反左”的倾 向；而已经退出政坛、久不露面的党内大老万里突然接见该书两位作者，也颇耐人 寻味。这都显示此书的政治意味远大于思想意味，或者说，它主要是反映了党内的 “反左”呼声而谈不上是甚麽民间的“思想解放”。 　　第二，此书出笼显示当下中国依然胶着在一个“反左”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上 ，几乎是二十年一贯制，并没有前进一步。对此，曾参与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 讨论的改革派人士孙长江有一番话讲得很精彩，他对香港《明报》记者谈到此书时 说：“二十年後的今天还讨论思想解放问题，显示中国这方面的进展很慢”，“思 想解放是好事，但老是讲这个问题就不是好事，思想解放如果总是需要去推动，这 个国家也就完了”。 　　第三， 此书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为副题，其中“第一次”即一 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讨论，虽然是借助一个在哲学上并不成立的“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作“非毛化”的武器，但还勉强称得上是“思想解放”， 用孙长江的话来说，那不过是“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罢了；至于“第二次”，即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不再借助任何“哲学命题”，也毫无“思想”可 言，完全是反击极左派陈云的一个政治宣言，它的实质意义是邓小平镇压了“六四 ”天安门运动这次货真价实的“思想解放”之后，决定在经济上放开搞“资本主义 ”以挽救“改革”的机会主义之举；另外书中称为的“第三次”，其实并不存在。 　　更彻底的讲，所谓“思想解放”，实在不过是突破中共自设的“思想禁区”， 《交锋》所写的内容，也许称作三次“反左”高潮更为合适，都纯属党内政治斗争 ，而且一次比一次勉强。二十年前邓小平要否定毛泽东“两个凡是”的禁区，否则 他的“上台”就名不正言不顺，也无法“解放”大批成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却 又担心否定了毛泽东势必否定整个中共体制的合法性，于是才绞尽脑汁去借助一个 事是而非的哲学命题，并撇开《人民日报》而在《光明日报》首先发难，事后邓又 立即宣布“四项基本原则”，重设了更大的禁区，第二次“思想解放”不过是又回 到原点，去突破邓小平自己设下的新禁区而已。从一开始，这一切就象作圆圈游戏 一样，一次次回到原点。江泽民就更不敢突破邓小平设下的禁区，于是这一次他虽 贵为第三代的“核心”，再加上那个位高权重的万里，竟还要躲躲闪闪的借助民间 出版的一本书来“反左”，可见“思想”并不“解放”，“反左”也反得越来越胆 怯，由于胆怯，才越来越变成政治游戏。 　　果然不久，在《交锋》出版发行近两个月后，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终於开始 追查，要求《今日中国出版社》负责人就《交锋》的出版过程作出说明，理由是该 书触犯了凡“重大题材”必须事先向主管部门通报的规定；左派理论权威邢贲思也 批评《交锋》反左不反右；北京《中华工商时报》连载《交锋》受到中宣部批评； 《北京青年报》对该书作者马立诚的专访也不准刊发。“小阳春”大概就此结束。 然而，游戏却还没有结束。到了真的开始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邓力群反而主动回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通过《中 流》杂志等基地，清算《交锋》、《解冻年代》、《现代化陷井》等反左书籍的出 版；而原定要亲自出席纪念会讲话的江泽民，竟未敢露面，换了胡锦涛出来应酬一 下，大讲甚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却失口不提当初主持“真 理标准讨论”的胡耀邦的名字。江朱李这个体制有多大胆量敢“反左”、敢“实事 求是”，从中也可窥见一斑了。 　　如上所述，一九九八年这次“小阳春”远称不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连说它 是一次“反左高潮”也太勉强，那麽它的政治含义究竟是甚麽？很多人其实都看清 了：克林顿突然宣布提前在六月份访问北京，因此这个“小阳春”最可能是江泽民 提前送给美国总统的一份礼物。“思想解放运动”在邓小平时代的使用价值仅止于 党内斗争，到了这帮“第三代技术官僚”的手里，已经“进化”到具有国际斗争的 价值了。 二、 意见领袖、压力集团皆不成气候 　　中共今天已从“六四”危机中走出来，并不急于修改的它的既定政策以挽救“ 亡党亡国”，这种情形，同二十年前邓小平刚上台之际，以及“六四”镇压后又发 生“苏东波”大崩溃时的情势，完全不同。因此虽然中国内部不断出现各种建议、 请愿、呼吁一类的政治参与，却丝毫不能触动中南海，压根儿不象一九七八年有人 说出一句近乎废话的“真理标准”来，就立刻让邓小平如获至宝。 　　自然，出自民间的种种建言、献策，不会的中江泽民下怀，无法引起他的兴趣 ，也同这一类“民间意见”，并不代表任何实力的利益集团，不具有压力作用，有 很明显的关系。 　　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近来政治参与意识渐趋强烈的民间人士，大致分 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被安全部门定为“异议”性质而不断加以骚扰、拘捕的人权活 动分子，大部分是外省人士，有的还是劳工阶层，如武汉的秦永敏、上海的杨勤恒 、安徽的沈良庆等；另一类则主要是北京的知识界人士，有学者、教授、新闻或商 界人士等。由于中共的控制依然严峻，北京这些人士不仅都是各自为政，绝不互相 联络，也绝对同外省的人权分子们划清界限。这个现象，说明今天中共的社会钳制 力度及其恐怖效应，远远超过“六四”以前那几年，使分散的民间力量，基本不可 能凝聚成为压力集团。 　　还有一种现象，则可称为出乎寻常，与中共无孔不入的社会高压环境极不相称 。北京知识界主流患政治冷感症，“不谈国事”多年了，如今居然还有人敢跳出来 ，颇令外界惊诧，这也是“小阳春”之称谓的由来，但如今几个“出头的椽子”， 背景多晦暗不明，加之他们放胆议政，又接受西方记者采访，其“放肆”程度，比 那些不断被公安无端拘押的异议人士不知厉害几倍，却皆安然无事，个中蹊跷，很 耐人寻味。本来，北京的“自由化分子”和党内胡派、赵派两类“体制内改革人士 ”都是营垒分明的，“六四”后基本溃不成军，虽然还在不断“反左”，但言行皆 十分谨慎，尤其决不轻言“西方民主”、“政治改革”一类话题的，相形之下，最 近冒出来的几张新面孔，则令人有无所顾忌之嫌。 　　综合以上两个现象，按常理分析，今天在民间一时还形成不了代表性清晰、诉 求明确、背后具有强大民意基础的意见领袖（远不是政治领袖），零零星星冒出来 的个别建言者，不是某种体制内势力的偶然代言人，就是由官方默许“秀”出来的 “样板”，无论其言论如何大胆，都丝毫不反映社会真实，只徒然混淆海外视听。 下面就民间政治参与的不同方式作一粗略的归类。 　　自然，目前真正称得上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只有那些被视为“异议分子” 的各地人权活动人士，但他们既无公开的民意基础，大多也都是“单干户”，除了 可以得到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在道义、舆论和“通风报信”上的微薄支持 之外，基本上是孤军奋斗，对眼下中国的政局，影响微乎其微的，也不可能促成甚 麽温和、良性的社会转型。这是今天中国标准但也凤毛麟角的第一类民间政治参与 者。 　　另一类也是“单干户”，但却出乎寻常地风险不大、也不受迫害，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一份署名“方觉”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纲领性文件”，在中 国内部无人知晓，似乎是专门“秀”给外面的。这份“文件”以几乎是执政者的口 吻大谈种种外交内政、台湾西藏政策，不仅给人大而化之的荒唐印象，也诚如许多 人所分析的，其政策口径完全是抄袭西方的，没有甚麽具体操作的意义。作者的动 机，似乎也并不在引起官方“重视”，而是某种“政治明星”的心态，好象是在对 并不存在的“选民”发表一个“竞选纲领”。或许因此，中共对它也很“容忍”， 作者安然无恙。至于此人的背景，各种小道消息的说法一盆雾水，说他曾是八零年 北大竞选活动中的活跃人物，又说他后来特意去钻营“太子党”阵营，乃是这股势 力的代言人；后一种猜测，可信度极低，不仅在于“太子党”这种政治学界定有些 子虚乌有，即使中共高干子弟们有权力野心，也不会找这类背景复杂的人以西方话 语“代言”的。“方觉”及其理念，应属极个别脱离中国现实“闭门造车”的“策 士”类型，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皆无足轻重。此外，前不久还有一份传到海外 来的所谓《军方改革派意见书》，据称“由一批中低层军官串联而作，受到若干高 级将领支持，在军中征求意见”等等，大致也是“方觉”式的类型。 　　比较系统而专业性的向执政当局“建言”，属于第三种参与方式，即以智囊机 构提供政策方案，由于犬牙交错、半体制半民间，最为复杂。这里需要指出智囊机 构与秘书班子的不同，因为中共历来有浓厚的唯命是从的秘书传统，以前的毛、刘 、周都有自己强大的秘书班子，其中“大秘书”最重要，不仅侍奉、进谏、代言， 也几乎是“捉刀代笔”者，因此往往权势熏天，如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最重要的“ 秘书”，而《毛泽东选集》有近一半文字出自胡乔木之手；到了邓小平、陈云时代 ，秘书直接染指中枢更为剧烈，邓陈的秘书们都成为“邓派”、“陈派”的首领， 互相倾轧、暗斗、你死我活。中共体制中启用民间智囊参政者，首推赵紫阳，英国 《远东经济评论》四月二日报道中称：八十年代中共“党内各派都坚持自己的意识 形态，各自有自己的智囊班子彼此明争暗斗。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们掌握著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赵的对手，老牌左派邓力群也有他的一套班底。两派的办公 室在同一栋办公楼”，所不同的是，赵手下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智囊”，而 邓力群的班底完全是旧式秘书，并无半个“智囊”；而且，赵紫阳的智囊机构后来 也彻底“官化”，成为标准的政府机构，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倒是江泽民颇有“智囊”之好，早在上海时代就刻意网罗上海知识界中的“年 轻才俊”为他出谋划策，是标准的民间智囊机构。“六四”后他人去了中南海，却 不肯使用那边强大的秘书班子，不但频频从上海调旧部来京，大主意还是垂听“上 海智囊”们的意见，其中有个王沪宁，虽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极少亮相，知 名度也不高，据说却是江泽民最倚重的一个智囊型人物。朱容基系统的智囊，大多 是留美学生，给他出主意收拾地方“经济割据”、搞“宏观调控”那一套，成效可 观。这说明，中共的“第三代”们面临原体制“脑力”应付不了的许多执政难题， 知道非得从外引进“智力”不可，他们同第一代的最大区别，就是终于有了这种工 具理性。事实上，江泽民主政以来的许多新招数，如反身重吻中国传统攫取“第二 合法性”、遥借西方之“反西方中心主义”点燃一把民族主义大火、拘捕魏京生王 丹以为筹码同克林顿作“人权交换”，等等，甚至江泽民外访的形象设计连同跳恰 恰舞、唱“我的心肝肉儿”之类，都绝对不可能出自旧体制原有的那个“老年痴呆 症”的大脑，而是来自颇有现代观念的“智囊”。 　　话又说回来，智囊、智库这类东西，本身并不是体制、当局、政客，不过是一 种“智力卖出”，是中性的，无所谓意识形态的左右，商品制造出来，看谁愿买， 或者也不仿“拿定单”、投标等等，因此可以是提供“民主政治”的智囊，也可以 是维系“一党专政”的智囊，总之“士为知己者用”，或“道不同不相与谋”罢了 。目前中国尚无西方式标准的民间智库，个别智囊型人物大多也是为中共维系专制 服务的，不属于本文所谈的参政范畴。但是，江泽民等人既然喜好用智囊，也就给 民间预留了以智囊方式参政的可能性，如今中国各种建言、呼吁、意见书频频生出 ，与此有关。另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共政治局已授意中国社科院两个科研项目：一 是拿出一个政治改革的蓝图；二是拿出一个政党法，规定政府权限高於包括共产党 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之上；还有一个据说是直接下达自江泽民办公室的研究项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家化，使之由效忠党转为效忠政府；北京校园内至少也有三个研 究“基层直选”问题的项目在分头进行，是为年底举行的一个专门会议准备的。而 且，如今独立的学者们发表论文讨论政治改革，不是专门面对某一派政治领导人， 而是面对所有的听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辑邓正来说，现在不需要由某个领 导人去建立甚麽智囊班子，因为“各种各样的理论都登在杂志上。” 　　这就涉及到第四类参与方式，即知识分子借言论工具间接议政，目前最为普遍 。据说，这是最近才由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带头引起的一股新风潮，也是“ 小阳春”的主要内容。有一份《改革》杂志一向宣传经济改革，但基本是官方口径 ，李慎之于该杂志今年一月号纪念创刊十周年的特刊上，发表题为《提倡政治改革 》的文章，呼吁政府尽快认同国际人权标准，否则中国将令全世界感到恐惧和厌恶 ，同时鼓励“改革派”冲破禁忌。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在北京日 见高涨。不少政治性的书籍，在四个月前还不能公开出版，现在成了大学区书店的 抢手货，如《中国伦理学未来》一书，付印后一直不敢上市，却在两个月内销掉两 万五千册。由于中共宣传部长丁关根对新闻出版界极为严厉的控制，中国其实没有 纯粹民间性质的出版机构，《方法》、《经济与社会制度比较》、《改革》等杂志 ，原皆默默无闻，近来皆因某个著名人物的介入，言论突然大胆起来。杂志上发表 文章争论“基层直选”问题、教授们组织会议讨论政治改革、编辑出版各种思想和 政治类丛书等，都是中共十五大之前不可能的。同时，半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也出 现了，如从中国社科院退休的老学者茅予轼，创办了一所独立的经济研究所──天 则研究所，最近也活跃起来，邀请北京若干“自由化分子”开会讨论哈耶克的著作 《自由宪章》，与会的十五位人士中包括不少“文化热”时期的活跃分子，如社科 院政治所的王焱、北大经济所的周其仁、北大法律系的朱苏力等。会议论文集也准 备整理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以言论间接议政的指向和作用对象，主要不是执政当局而社会 大众。办杂志、出丛书、搞电视，本是十年前中国“文化热”时期知识界的老把式 ，并不新鲜。当时的活跃分子不仅没有明确的参政意识，一般都忌谈“政治”、回 避官方，但因终于孕育出“八九”一代大学生，导致天安门学潮，被中共视为“背 后长胡子”的“黑手”，结果都被封了嘴。因此，从“小阳春”的情形来看，今天 的中国知识界好不容易回到了“间接议政”，而且比原来的起点还要低得多，并免 不了又开始“孕育”另一代人了。因此，中共宣传部立刻感觉不妙，召开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又讨论“稳定社会”，加紧对新闻出版的控制，说明当局已不能容忍知 识界的自由空气。有人分析，当局也许并非一定是同知识分子过不去，而是出於对 社会动乱的恐惧。 三、衬垫在底下的大寒流 　　其实，九八年春天最严重的事态不是知识界的“小阳春”，而是弥漫在民间的 失业寒流。下岗失业工人成千上万，精简机构又增添了一支下岗干部大军。香港《 明报》说：“中国人一旦饭碗不保是最要命的，这时候就什麽事都做得出来，任何 一个小乱子就可能触发社会大动荡。因此，当局担心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会 成为社会弱势集团的精神力量，重演八九年‘六四’的历史。” 　　然而，谁都知道，假如真的“重演”，就不会再是一个“学生运动”──八九 年那种哭着游行、跪着请愿，要邓小平收回“动乱”定性，讨一个“爱国”标签的 “秀才造反”了。早在“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不久，许多人都说：连这样的学生娃 娃都敢杀，共产党是只认狠的了。今年以来，随著下岗工人和流动人口的增加，社 会治安问题日趋严重，下岗工人在各地政府门前请愿示威已司空见惯，连李瑞环都 感叹：“我现在到下面考察，大多走不了正门”，可见正门都被请愿、示威者阻塞 ；还有就是武汉两次公车爆炸、福州则是火车爆炸、长沙重庆游行、成都警民冲突 、鞍山卧轨、广东抬棺示威，真可谓神州四处冒烟。根据官方统计，今年一月份各 地发生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共一千一百五十二宗，其中有一百七十五宗发生冲 突；二月份发生九百七十五宗，其中九十五宗发生冲突；三月份发生一千二百五十 五宗，其中一百三十一宗发生冲突。而一至三月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集会、游行、 示威、请愿的案件仅五百三十五宗，其中只有四十二宗获准举行。中共曾对国际社 会反复强调，人权在中国首先是“生存权”“吃饭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也真 不能算错：老百姓确实是生存不下去了，而这种“反失业、反饥饿”式的游行、示 威，是不要“爱国”名分的，人家只要饭碗。自然，这不是甚麽“政治参与”，或 者说肚子没填饱时人是不会有“参与”兴趣的。 　　近几年来，域内海外争说乱世，人人都对大崩坏危言耸听，可谁也说不了真的 乱起来该会是个甚麽景象？从最近传出的因禁止传销而爆发的南方数省骚乱，终于 可以看到一点端倪。报载，自四月二十二日中共国务院禁令一下，全国各地出现近 百起骚乱，其中死亡的百姓和军警已超过二十人，受伤逾千人，震动了中南海。湖 南省全境骚乱最为严重，省会长沙一家金福来的传销公司，有军方背景，得知禁令 後该公司高层立即携款逃走，将传销员缴纳的数千万元人民币现款全部提尽。传销 员们知道後，包围公司、抢劫财物、围殴公司办公室职员。军警赶去维持秩序，开 枪打死一个传销员，激发更大骚乱，有十多人在冲突中死亡。张家界、衡阳、湘潭 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财产受损的传销员还迁怒於记者，见到采访的记者就打 。公安局的人说，想不到会有那麽多传销员，他们像蚂蚁一样突然漫山遍野扑过来 ，根本无法控制。这次骚乱较严重的地区除湖南外，还有深圳、浙江、贵州等地。 中共高层急召各地负责人和公安、武警负责人研商对策，下令“冷处理”，尽量疏 导群众，绝对不要再去刺激，防止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同时防止引发其他方面的示 威游行、罢工罢市活动，责令各地负责人签下军令状，各保一方平安。 　　“六四”后许多人都说，学生最大的失误，是叫中国老百姓没有勇气再上街一 次了，但湖南骚乱却昭示，关键要看他为了甚麽东西才肯“再上街一次”，为“民 主”大概是甭想了，但若为了钱，人人照上街不误，挡都挡不住。这起事件，也典 型反映了眼下中国的一大吊诡：想稳定就得让老百姓搞钱，人人搞钱就会搞出不稳 定来。传销被中国人视为“二十世纪最後一次发财机会”，自九十年代传入後，迅 速风行全国，短短数年内吸引会员三千多万，传销中的诈骗自然在所难免。但真正 引起中共忌讳的，还在政治方面。国际通行的传销业，本来就象树根似的在社会形 成一个网路，这在开放社会不是一个问题，但进入中国那样的封闭社会，就犯了中 共的大忌，因为它又带上中国传统行会、帮会的特色，一旦入了传销网，就像入了 行会、帮会一样，有行规、帮规，对外保守秘密，外人也难以知道内里的情况。这 种组织的严密性，主要是让税务和工商部难以管理，便于逃税，却俨然成了一个庞 大的秘密结社。传销公司开始只搞家庭聚会，一般只在二百人以下，后来大型聚会 愈搞愈多，大的聚会甚至超过万人，很容易就转化为政治社团。其次，中共也担心 这种传销网成为失业大军的聚集点，不仅凝聚城镇下岗工人，也吸引农村更庞大的 流动大军，那是以数亿计的。今天的失业者往往不是炒股，就是蜂拥去做传销，广 东惠州不到百万人，就有十万人做传销，可见一斑。再就是，传销网络的全国性， 如一个做摇摆器等体育用品的传销网，已经渗透到全国三十多个省市，也是一个大 忌，“文革”过来人都知道，那时毛泽东号召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就是不允许成立 跨省、跨市、跨区的组织，更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最後，这些传销网很多由 外商控制，如美商安丽公司的传销网，覆盖了中国全境，甚至渗透到农村，显然令 中共担心外商控制传销网，变成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总而言之，所有忌讳， 都是一个专制社会的忌讳，很反讽也很彻底地揭示出邓式“改革开放”的虚假性： 即使以专制政治搞市场经济，也压根儿不可能有甚麽“中国特色”的。 　　真正的“中国特色”在这里：四月十日中共国务院颁布“关於处理集会、游行 、示威、请愿的若干意见”十二条，要求省、直辖市政府“根据不同性质、不同情 况做不同的对待与处理。”事到如今，我们其实不必再去费神分析老百姓“还活不 活得下去”、“造反能造到甚麽程度”，反倒应当瞧瞧中共如今“镇暴”的技术和 能力比八九年那阵子长进点没有、“现代化”了多少？ 　　文件首先将集会示威活动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非政治性、非组织性、非蓄意 对抗性的活动；一类是敌对势力勾结外国和境外反中反共势力的具政治性质、有组 织并以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领导为目标的活动。一望而知，这是半个多世纪 前就出笼的、让人耳熟能祥的“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说最简陋的翻版， 要知道，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来都分不清这两类矛盾，才在这半个世纪里弄死了几千 万人，而且它的发明者毛泽东也弄死了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这个“两 类”魔咒最欺人之谈的地方在于，它其实只有“一类”：“敌我”和“人民内部” 是可以任意互换的，而互换它的权力也是赋予任何人，因此任何人都可能任意成为 “敌我矛盾”──任何一次“非对抗性”的游行请愿，都可以随意定性为“勾结外 国和境外反中反共势力”的颠覆活动而予以镇压──八九年就是这样！假如今天江 朱李这些“第三代”有本事哪怕只拿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第三个“矛盾”来，也好相 信共产党是有长进的，否则，谁游行都还是一个“敌我”矛盾：叫你吃枪子儿。 　　至于技术上，十二条规定是∶ 　　１、及时、准确地判断活动性质； 　　２、及时、准确地掌握主要策划者的政治背景； 　　３、及时、准确地了解是否有跨部门、跨地区的串联； 　　４、对人民确实受到损害的请愿，应防止因官僚作风及主观判断错误而引发事 件扩大或恶化； 　　５、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人要深入问题多而复杂的地区，在示威事件酝酿期间予 以解决或平息； 　　６、要劝阻示威活动在市中心、交通要道、使馆区、军事基地举行，劝阻无效 应采取非武力的强制性措施； 　　７、对带有暴力性示威请愿活动，应动用非致命杀伤力装备对付； 　　８、对大规模在市中心、交通要道、党政军部门、外国使馆区的请愿示威活动 ，应在事发后两小时内上报中央； 　　９、对有组织、有目标的攻击党政军机关、监狱、关卡、电力通讯等机关，在 鸣枪示警无效后，给予武力阻止； 　　１０、对敌对势力策划的政治性示威活动，应坚决、及时地阻止、驱散、拘捕； 　　１１、对敌对势力与境外势力勾结策划的政治性活动，应坚决、及时地驱散并 拘捕骨干份子。对暴力破坏、攻击活动，应以武力阻止、打击，绝不手软； 　　１２、对分裂主义份子策划的暴力攻击性示威游行，应予武力打击，依法制裁 ，绝不手软。 　　无须仔细分析，这“十二条”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开不开枪”的规定，这大概 是从“六四”以来唯一的长进──至今中共不敢说出来，是谁下令对北京市民和学 生开枪的？然而这些规定也还是等于零，因为“两类矛盾”可以任意转换，尤其对 于少数民族闹事，干脆就是一个“格杀勿论”；不过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终于出 现了“非致命杀伤力装备”的字眼──据李鹏向外国人解释，天安门死人的原因是 那时“非致命杀伤力装备”不足，好象毕竟中共如今外汇存底上千亿，还愁没钱进 口橡皮子弹？可是，就连小学生也算得过来，中国上万个县城，如果橡皮子弹配备 到每一个县公安局，那点外汇存底恐怕还不够呢。 　　所以，到时侯还得野战军坦克上阵。只这一个细节就亮出了底线：如今中国若 要避免流血而“温和转型”，橡皮子弹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技术性瓶颈。 四、樱桃好吃树难栽 　　毫无疑问，如今中共是天下最希望“温和转型”的了，但要质疑的却是：它还 有多大本钱搞这一套？ 　　大部分舆论对此似乎都是想当然的，其逻辑也很清晰：邓小平不是改革了吗？ 这个改革不是被“六四”事件打断了吗？后来不是又有个“邓南巡”吗？江泽民接 了班自然还得改革的，无非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然而，上面的逻辑如今大概只能哄哄小孩子。还有另一类也是很简单的逻辑， 却被人们视而不见： 　　其一，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民主风潮既然已经失败， 则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转而期待这个国家能够发生一个温和而渐进的转型。这种期 待，在邓小平尚在世之际可以概括为“和平演变”四个字，而那时还未“扶正”的 江泽民是死命反对“和平演变”的，认为这是对中共更为“阴险的颠覆”，而他所 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反对和平演变”，其中他最得意之举，就是煽动民族主 义情绪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并且成效显著。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其实都很难界 定，江泽民最终之所以能够“接班”，究竟是因为他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成功呢，还是他反对“和平演变”成功？ 　　其二，如今许多人秉持的“温和转型”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同那个“和平演 变”概念区别开来，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是不清楚的。而“和平演变”这个说法，本 质上依然是美国试图消解共产体制的一种战略概念，其最早发明者据说是杜勒斯， 而继承者是尼克松，如今又传到克林顿手中，然而荒诞的是，克林顿不过是打着“ 和平演变”的幌子一要同中共作生意，二要靠中共维持亚太的稳定，“消解共产体 制”的原初意图已经被他自己取消了，因此至少在克林顿任内是不存在“和平演变 ”的企图的，不仅不存在，而且由于他的这种绥靖主义，中共可能在下个世纪坐大 为取代前苏联的世界超强。说到底，谁“演变”谁还在未定之天。 　　其三，无论“和平演变”还是“温和转型”，其共同之处皆在于认定中共只要 “打开大门”就无法永远维持其专制，非得朝西方式民主政体“演变”或“转型”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这已变成一种口头上的谋略，即声称只要“勾引”中共“走 向国际大家庭”，就不怕驯服不了它，结果邓小平却拿巨大的市场反过来“勾引” 美国和西方，所以到底谁“勾引”了谁也还很难说。无论是西方政客还是中国人当 中的“温和改革派”，都是只愿意惯性地接受这种“尼克松式”的一厢情愿思维， 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对外开 放”环境之下从基层党支部开始重建体制的种种努力，已经大大增强了这个体制可 能被“和平演变”的免疫力。另外，“温和转型”派不仅在理念上放弃了施加体制 外压力的思维向度，而且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这种压力可能在哪里。 　　不过，尽管中共将一切“演变”“转型”均视为对它的颠覆，希望中国渐进、 温和转型的理念本身却没有错，问题是那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意倾向等等， 是否具备了提供这种转型的条件？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旨。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中 共这个体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来都是他们自己搞得危机重重、民怨沸腾，实 在统治不下去了，才会由他们自己来推行某种“改革”的，对于外面施加的压力， 不管是来自“敌对的西方”，还是来自本国少数知识分子，他们是一概排斥、视为 恶意的。其实，中共的本质犯不着用多麽深奥的理论去分析，用老百姓的两句俗话 就能概括：一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另一句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对这两个 毛病，惟有民主制度能治它，虽然民主制度毛病也不少。 (梁辰/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