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参考》总第89期1998.06.04 ================================================ 1. 大赦国际呼吁江泽民释放250名政治犯 2.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到期，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谈六四(一) 3. 鲍彤建议把“六四”定为国殇日或国耻日 4. 不废江河万古流－六 四 屠 杀 事 件 九 周 年 声 明 5. 最惠国待遇与制裁上海 6. 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7. 在无用中努力 8. “六·三”之夜：谁开枪？ 9. 美国之音报道学者关心克林顿总统到中国的首脑会晤 ================================================ 大赦国际呼吁江泽民释放250名政治犯 大赦国际星期二呼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释放和1989年 6月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有关的全部政治犯。总部设在伦 敦的大赦国际说,根据他们的记录,目前至少还有250名和 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士受到监禁,大赦国际相信,实际受 到监禁的人更多。他们也请求其他国家继续对北京政府 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释放全体政治犯。 ================================================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到期，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谈六四(一) 各位听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因为六四被捕并在释放 后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上个星期,两年期满后,在星期二早上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海 涛的访问),他回顾当时对他的指控,分析了六四以及他被逮捕的问题,他也对六四学 生、邓小平等方面做出了评价。这是九年来,鲍彤首次开始接受外国媒介的采访。 我们在六四九周年前夕,特别播出对鲍彤的专访。今天请听访问的第一部分。 *************** 鲍彤1989年五月二十八号被捕,直到上个星期才可以对外讲话。鲍彤是六四后被捕 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当时是政治局秘书,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享受部长级待遇。 五月二十七号,几名警察到鲍彤家里,向鲍彤宣布后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已经结束,从 当时起,他就是个自由公民了。鲍彤问,这是真是假,回答是真的。鲍彤认为,既然是 公民,就有言论自由,别人可以讲话,我也可以。他说,既然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已经结 束,在宪法范围内,我和任何公民一样,国家主席,公民都如此。宪法33条规定,中国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其他人可以接受采访,我也可以。他们不犯法,拿 我也不犯法。 接下来,我请66岁的鲍彤先生回顾和分析一下,他当时,被关押起来的原因。他说,我 一直到现在,他们和我说的理由,没有一条有事实根据。正因为如此,北京中极人民 法院对我的判决,我表示不服。我不服,这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高级法院驳回 了我的上诉。我不能再上诉,就不上诉了。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89年六月底 ,国务院,也就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报告据说是陈希同作的 ,但我不是因为陈希同如今如何如何,我就怎样怎样,我就事论事,我就报告而言,报 告说,我向学生泄漏了北京即将戒严的机密,这就是所谓泄密。但这事根本不存在,之 所以不存在,最雄辩的证明是,三年后,北京中极法院对我审判的时候,根本不敢再提 到这件事。他也说我泄密,但不再说我泄密北京即将戒严的机密。因此可见,经过两 年调查后,及时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找不出半个证人来证明我向学生泄漏了要 戒严的秘密。 记者问鲍彤,当时他被逮捕,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些遭遇,是否同报道中邓小平所说 的「鲍彤是个坏人」的定论有关系?鲍彤是这样回答的。鲍彤说:一个人老到这样的 程度,讲点糊涂话是难免的。至于他说鲍彤是个坏人,等等,我不知道他说了没有。 如果他说了这话,从糊涂人嘴巴里说出来,我也就不计较他了。如果他是一个清楚的 人说出来,那我到要问一下,法律有责任,你这样污蔑人,有什么根据?我们是法治国 家,你不是主张要依法办事吗?请问,你说鲍彤是个坏人,他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不 同意你的意见的人,就是坏人?!是不是要全国人民都鸦雀无声?你自己不是说最可怕 的就是鸦雀无声吗?为什么,当你提出来要动用军队和武力的时候,别人提出来要在 民主和法律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人就是坏人? 采访进行了半天,还是要回到六四。那末,作为赵紫阳的主要政治秘书,鲍彤到底对 学运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最后六四起了什么作用呢?鲍彤说,他很想起点作用,但是没 有能够。 他说,很多人说六四是鲍彤弄出来的。我不敢贪天之功。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野 心,想把六四算到自己的帐上。我只能说,在六四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起什么作用。 非常惭愧。我很想起作用,但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人以为我是在六四后被捕 的。实际上我在六四前一个礼拜,五月二十八号就被捕 了。当天,我跟人说,政治局 常委叫我去开会,我一去,就被送到秦城监狱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是想,可 能这是秦城吧。我问,这是秦城吗?回答说,是的。公安人员没有出示逮捕证。他们 后来发出逮捕证,时间是1992年一月,我已经在秦城住了三年了。 六四已经过去九年了。鲍彤先是在秦城监狱住了七年,出来后又被软禁了两年,被剥 夺了发言说话的权利,家也被迫搬出木犀地部长楼,妻子儿女倍受精神折磨。今天,鲍 彤终于可以自由接受采访了,那末,鲍彤到底是如何看待六四呢?鲍彤从几个角度评 价了六四。鲍彤说,对当时的学生活动,我表示钦佩。不仅北京学生,我对全国各地 青年学生,北京市民,都表示钦佩。我为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青年感到自豪。从这 样的意义来说,六四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帜。如果我可以建议的话,我要建议,中国 把六四定为「国庆日」。庆祝勇敢的人民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的壮举。我为六 四当然感到非常痛心,六四死了这么多人,使得国家整个历史倒退。六四使得这么多 人在精神上造成这么大创伤,六四为今后的重新起步改革增加了多大的困难!特别是 政治改革增加了多大阻力!六四说明我们中国要改革步履艰难。所以,我认为,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六四应该定为「国殇日」。屈原九歌最后一歌就是「国殇」。 我认为,六四还应该定为「国耻日」,一个国家政府居然可以调动几十万军队,来对 付手无寸铁的人民。这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包括北洋军阀,蒋介石。他们对付 学生都没有这样。我也在蒋介石时代生活过,没有看到这样对付学生。一个国家自 称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公仆居然可以调动军队来对付人民,这不是国家的耻辱 吗?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六四后被捕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彤如何看待六四 。明天,请继续收听鲍彤谈话的第二部分。鲍彤回顾了当年赵紫阳在1989年五月会 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如何提到邓小平的地位。赵紫阳这次的说法,被认为是 泄漏国家机密的罪状。 ================================================ 鲍彤建议把“六四”定为国殇日或国耻日 鲍彤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中央政改办主 任，邓小平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后，他被秘密逮捕，后来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力两年。“六四”过去九年了，鲍彤先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七年，出狱后又被软 禁了两年，被剥夺了讲话的基本权利，他的住所也被迫从木樨地的部长楼搬走。五 月二十七日，有几名公安警察来到鲍彤家中，向鲍彤宣布他被剥夺政治权力两年的 刑期已满，从当时起，他就是个自由的公民了。鲍彤立即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回答是真的。 于是鲍彤认为，“既然剥夺政治权力两年已经结束，在宪法范围内我和任何公民一 样，国家主席，公民都如此。宪法三十三条规定，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其他人可以接受采访，我也可以。别人可以讲话，我也可以。”在此期间，美 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等新闻媒体捷足先蹬，通过电话（如果面对面的采访，中共 的一些现行规定对外国媒体记者有申报批准限制，但对于电话采访显然约束乏力了 ）对鲍彤进行了采访。以下是根据鲍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音整理的报道。 在被问到当年被秘密逮捕监禁的过程，鲍彤说，“一直到现在，他们对我说的理由 ，没有一条有事实依据。正因为如此，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判决，我表示不服 。我不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高级法院驳回了我的上诉。”“我想举一 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底，国务院，也就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报告据说是陈希同作的，但我不是因为陈希同如今如何如何，我 就怎么怎么样，我就事论事，我就报告而言，报告说，我向学生泄漏了北京即将戒 严的机密，这就是所谓的泄密。但这事根本不存在，之所以不存在，最雄辩的证明 是，三年后，北京中级法院对我审判的时候，根本不敢再提到这件事。他也说我泄 密，但不再说我泄密北京即将戒严的机密。因此可见，经过两年调查后，即使想欲 加之罪何患无词，也找不出半个证人来证明我向学生泄漏了要戒严的机密。” 对于他的秘密逮捕外界一直是一个迷，鲍彤现在自己是这么说的，“很多人说‘六 四’是鲍彤弄出来的。我不敢贪天之功。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野心，想把‘六四 ’算到自己帐上，我只能说，在‘六四’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起什么作用，非常惭 愧。我很想起作用，但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人以为我是‘六四’以后被捕的 ，实际上我是在‘六四’前一个礼拜－－五月二十八日就被捕的。当天，有人说， 政治局常委叫我去开会，我一去就被送到秦城监狱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 是想，可能这是秦城吧。我问，这是秦城吗？回答说，是的。公安人员没有出示逮 捕证。他们后来发出逮捕证，时间是一九九二年一月，那时候我已经在秦城住了三 年了。” “六四”九周年到了，“六四”对于鲍彤与记者之间便是一个当然的话题。他谈到 ，“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我表示钦佩。不仅北京学生，我对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 北京市民，都表示钦佩。我为有这样的人民，这样的青年感到自豪。从这样的意义 来说，‘六四’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帜。如果我可以建议的话，我要建议中国把‘ 六四’定为国庆日，庆祝勇敢的人民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的壮举。我为‘六四 ’当然感到非常痛心，‘六四’死了这么多人，使得整个国家历史倒退，‘六四’ 使得这么多人在精神上造成这么大创伤，‘六四’为今后的重新起步改革增加了多 大的困难！特别是政治改革增加了多大的阻力！‘六四’说明我们中国要改革步履 艰难。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应该定为‘国殇日’，屈原《九哥 》最后一章就是《国殇》。我认为，‘六四’还应该定为‘国耻日’，一个国家政 府居然可以调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这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的 ，包括北洋军阀、蒋介石，他们对付学生都没有这样。我也在蒋介石时代生活过， 没有看到这样对付学生。一个国家自称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公仆居然可以动 用军队来对付人民，这不是国家的耻辱吗？！” 对于目前中共把江泽民称为“第三代领导核心”，鲍彤的看法非常尖锐，“所谓‘ 第几代核心’这成为一个国际大笑话，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自己竟然讲出违背党 章的话来，而别人竟然讲他讲得是至理名言，还（跟着）翻来覆去的讲‘第几代领 导核心’，这样明显的违反党章都不以为耻，我觉得非常奇怪。他且糊涂，别人比 他年轻二十岁、三十岁的人也糊涂了嘛？是不是想从他的胡说八道里面捞什么稻草 呢？我不能不这样来想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个党章的严肃性有多少。” 曾经有报道说，鲍彤被定罪是因为邓小平说了一句话“鲍彤是个坏人”，鲍彤说， “一个人老到这么一个程度，讲一点糊话是难免的，至于他说“鲍彤是坏人”，我 不知道他说了没有，如果他说了这样一个话，从糊涂人嘴里说出来，我也不计较他 ，如果是一个清除的人说的，那我倒要问一下，法律有没有责任？你这样诬陷人有 什么根据？我们是一个法制国家，你不是主张依法治国吗？请问，你说鲍彤是坏人 他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不同意你的意见的人就是坏人？是不是要全国鸦雀无声？ 你不是自己说，最可怕是鸦雀无声吗？为什么当你提出来要动用军队和武力的时候 ，别人提出来要求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人就是坏人？” 鲍彤强调“我想，历史将会证明，中国的命运是由中国人来决定的，不是中国领导 人来决定的，是各个的人，所有的领导人和非领导人，大人物跟小人物，知名人士 跟默默无闻的人，海外的人跟大陆的人，大家一起来创造中国的历史。所以，过去 放在国内来折磨，现在让他到外国去，我看这未必不是一种进步，但是到外国去你 应该让他回来啊？！如果不允许人家回来，这就有些跟沙皇流放一样，沙皇流放列 宁，一会儿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会儿驱逐出境到了什么地方，这种事情是不行的。 但是我想，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中国人有一个办法，大家都张开嘴巴来讲，大家都 睁开眼睛来看，睁开眼睛来看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张开嘴巴来讲中国现在好在什么 地方坏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我说，中国就有希望。” 对于在海内外声誉日隆的中共总理朱熔基，鲍彤表示“我的看法是这样，经济如果 没有政治的配合就要走向腐败，经济如果有了政治的配合就能走向繁荣。讲到朱熔 基先生，我个人对他很有好感，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报复有能力的人，他可以为中国 做很多的好事情，我希望他做的事情成功，我希望他能引赵紫阳先生的前车之鉴。 我知道，紫阳在他的工作前期，他也认为中国的问题有这样一种倾向，中国的主要 问题是让老百姓吃饱，现在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裤子都不够穿，在这个情况下谈 别的东西不现实，因此紫阳自己也说过这个话。我知道他说过，他在经济改革上是 激进派，在政治改革上他是保守派。但后来经济改革得到实质性进展的时候，当经 济改革遇到重重阻力而必须转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他就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政 治改革的配合，经济改革举步艰难。我认为紫阳这样一个反思是非常好的，这说明 紫阳本人在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中国的问题。我希望，朱先生也能够考虑一下，经济 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改革（配合），是不是会象我鲍彤所说的一样，必然走向腐败？ ！” 现年六十六岁的鲍彤，目前每天在家的生活主要是读书、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所以 身体状况比出狱时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从他表达意见的言论来看，依然怀着一片 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如今他敢于大胆直言，相信他的独特经验和真知灼见将为中 国的进步有所贡献。＃ （张伟国） ================================================ 不废江河万古流－六 四 屠 杀 事 件 九 周 年 声 明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民主中国阵线 一 九 九 八 年 六 月 四 日 日月如梭，流年似水。九年厚重的岁月，会淹没人们的很多记 忆。日常生计的忙碌，会冲淡人们的浓烈悲恨。但每一个有良知 的中国人，在六月四日这一天，都会在记忆中翻找出那些带血 的片段，都会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忧虑和隐痛。而对于献身中国民 运的仁人志士来讲，九年前的希望与悲痛仍记忆犹新，铁血火 泪还历历在目。而那些失去自己亲友的人们要祭典英灵， 诅咒暴君。暴力永远无法屈服人类的良知。相反，施暴者对良知 的恐怖则将伴随终生。每年的今天，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布满警察 士兵，正是其无法掩饰的刻骨铭心的恐惧的表露。 六四民主烈士以及作为他们继承人的民运组织，是为了追求一 种使人“免于恐惧”的自由制度才选择了抗争之路。在专制制度 下，不仅受迫害的人处在恐惧之中，迫害者同样也恐慌不安。官 僚集团的倾轧和人民的反抗，均可以使专制统治者无法寿终正 寝。而今天，免除恐惧的路，就在江泽民统治集团的脚下。我们 已经注意到江泽民在六四评价问题上的松动态度，但我们要求 中共立即公开地为六四屠杀事件向国人道歉赔罪，释放一切被 关押的政治犯，抚恤六四受难者的家属。即便使象李鹏这种当 年积极参与屠杀学生的人，只要能忏悔罪过，承担责任，人民是 会宽恕他们的。 九年前的今天，中国一批行将入土的老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特 权私利，用机枪坦克将许多热血沸腾的年轻生命毁灭了。这一 滔天大罪，是任何说词都无法冲刷的。那种主张只有屠杀一个民 族的年轻生命才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冷酷谎言，同杀人的 刀枪一样残忍。如果中共当局当时能按照赵紫阳等人的主张， 在法制、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话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推进政治 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绝不会象现在这样腐败、混乱、专制。 在今天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更应该立即解决六四问 题，医治历史的伤口，开放党禁、报禁，允许海外流亡人士返回 祖国，共同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统一的中国。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九年，对于历史来讲是一瞬，对于人 生来讲是半代。民阵、民联的将士们在海外遥祭六四雄杰，为他 们含冤九泉而痛哭；我们怀念自己的故土亲人，为自己有家不 能归而伤怀。我们不禁要仰天长叹：中华民族的自相残杀要到何 时才能终了，同胞的仇恨要到何时才能化解！？难道中共当权者 在月明星稀的时刻没有扪心自问？ 难道六四屠杀者的千古罪人 的恶名愿意传至子孙万代？ 摘自《中国复兴论坛》： http://revive.hypermart.net/forum/messages/754.html ================================================ 最惠国待遇与制裁上海 送交者: 笑榕 于 June 03, 1998 14:46:31: 最惠国待遇与制裁上海 金枫 一年一度的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讨论，又在美国国会与白宫之间展开，虽然克林顿 会如期批准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以证明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为他 计划中的访华行程铺垫。但一般预料，原本去年江泽民访美时与克林顿达成的给予 北京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协议”再次遭到搁置，而且因为美司法部正在调查北京 向民主党提供非法政治捐款、美国公司涉嫌向中国提供飞弹技术，以及该公司被怀 疑与白宫进行钱权交易，这些不但增加了白宫批准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时的压力， 也对江泽民去年访美时苦心营造的“形象”和两国所谓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也是一大打击。 然而，最惠国待遇讨论的核心问题还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政界为了战略利益 而对这一问题开始避实就虚的时候，海外人权组织和民运人士在这方面的游说工作 仍然在继续进行，如果说与往年有什么不同的话，王希哲为正义党起草的给美国国 会参、众两院的信，可以算是一个代表。王希哲表示，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释放并以 “保外就医”名义放逐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王丹，制造了“人权改善”的 假象，因为在此同时，人们看到，趁着国际社会人权压力减轻之机，中共当局在国 内开展了新一轮的镇压．大批的政治异议人士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被捕入狱，并未经 审判就被送去“劳动教养”．其中有上海的杨勤恒，安徽的沈良庆，王庭金，陕西 的赵常青，广州的范一平，山西的李庆喜等。 王希哲特别强调，在中共这一轮新的镇压中，“上海市政府起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带 头作用．他们首先逮捕了杨勤恒．仅仅以他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关于 中国下岗工人问题的评论，就不经法庭审判，判处他三年“劳教”。这种肆无忌惮 践踏人权的行径，为其他中国城市的跟进镇压，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正如一九 八九年“六四”前夕，上海市政府首先镇压《世界经济导报》，为后来的全国性镇 压，开了头一样．直到今天，上海还是拘押政治异议人士最多的城市之一。” 美国之音五月二十九日报道，在上海，异议人士戴学忠和韩利发，计划在外滩集会 悼念六四死难人士，但是，被公安传唤十二小时后，仍然处在监视之中。早前，上 海当局还在国内首创以“精神病患”的名义囚禁民运人士王妙根，并以此手段威胁 其他民运人士，而后北京也积极跟进，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了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六 四”的民运人士。所以，上海在控制和镇压民运活动中颇有“领先一步”的示范作 用。为此，王希哲请求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并讨论通过制裁中国上海市政府的议 案，具体内容包括： １．暂停美国与上海市的经济、文化交流；２．禁止上海市政府官员访问美国，直 到上海市释放全部政治异议人士为止；３．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不应访问上海。 据王希哲本人介绍，这封信已用电子邮件向美国参众两院全部议员发出，也欢迎各 人权、民主社团和个人向美国国会开展游说工作，推动上述提案的提出和通过。 前些年美国国会讨论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有人提出要对中国企业进行区分，以明令 中国军方企业、劳改企业等不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王希哲的这一建议，与此有异曲 同工之处。不过前者因为具体区分中国企业的技术问题而无法实际操作，后者因为 时间上比较仓促，今年未必就能成为国会的法案，克林顿届时不但会去上海，而且 据报道他还希望能参观代表上海风貌的旧式建筑。 不过，上海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与极左思潮有着天然 的联系，直到文革出现了四人帮；此外，上海因为是江泽民的发祥地，用江泽民的 话来讲也就是他的“面子”，同时又是今日中南海当道的上海帮权力集团的后院， 被当作全国的“样板”，如果其人权案件在最惠国待遇讨论成为媒体的焦点，用中 共的术语来讲，就很有“典型”的教育意义。最近加拿大电视台播放的上海公安对 嫌疑人犯刑讯逼供的镜头，可以预期对中国内部的影响要超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持续发展，各地诸侯的实际权力也有了相当的扩充，对于执 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实行全国性的政策，地方领导人灵活应变的空间越来越大了， 但享有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一致性，同样是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各地处置 的方法又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八九年朱熔基在上海采取与北京完全的不同手段，就 是一个例证。而且，随着地方利益的发展，开始采用公共关系手段在国际上塑造形 象，并竞相争取外资，业已成为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施政目标。如果 国际社会对一个在意自己国际形象的地方政府，为某些具体的人权案例或政策施加 压力，其效果可能比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明显；这就是捏紧拳头和四面出 击的关系，王希哲的建议信的意义就在于，国际社会需要调整对中共的人权较量的 策略：集中优势攻其一点，在继续与北京当局打交道的同时，也将侧重点移到与地 方政府的交往上去，可能就比较容易见到成效！ 新近出国的王丹，认为应该延续中国最惠国，但是每年进行一次讨论也是必要的。 这不但符合实际，也很富有启发性。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人权有什么变化进步的话 ，是与美国国会每年一次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讨论分不开的。俗话说，响鼓 不用重捶，但愿还没有等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上海的法案，杨勤恒就已经获释，上海 的人权就已经得到改善，并真正成为一个“样板”。(金枫) ================================================ 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这是绝对真实的事实，没有一句经过了我的矫饰。 在1998年6月4日0点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写下这段文字，因为，历 史是不容篡改的，人民是不能被欺骗的。由于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经历可能使人忘却 了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残酷，而沉湎于争权夺利的生活，所以，我更觉得不能忘却 曾经流淌过的鲜血。 1998年3月的一个深夜，生日聚会后，我送一位当年在N大的校友回Z大学，出租车在 广州天河通向Z大的道路上奔驰。由于余兴未尽，我们继续热烈地讨论着关于大学的 种种传闻，其间说起当年高考时由于特殊的原因，虽高分也没有填北大清华的遗憾 和无奈，突然，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问到：“你们是北大的吗？”，并开始讲述他 在北京的故事： 你知道当时死（死伤？）了多少人，两万多人啊！ 我是38军的，当时我们正在河北保定（？）一个水利工地施工，上级突然命令进京 ，当时走得急，来不及配备武器就来到了北京。后来，听说是37军拒绝这次任务， 才转由38军来承担，37军的下场如何，大家都清楚。 进京以后，在执行任务前，我们发现在饭菜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吃了以后感觉亢 奋，后来才知道是兴奋剂，怕我们下不了手啊。在执行开枪镇压的时候，在我们身 后就是军法官，我不开枪，就要捱枪子儿。我杀了学生，尤其是那个女学生（满含 愤怒的哭腔），他妈的，这叫什么人民军队，我不想杀自己人，可我没办法。如果 当时下令去把LP抓起来，我们可能会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任务。后来出现有人抢武器 、烧军车、军人失踪死亡的事，你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连曾经抓到两个人，结果发 现是国家安全部的人！！！这是什么？典型的政治阴谋啊，你们学生太缺乏斗争经 验了！L某人在结束镇压后的阅兵式上，当众讲瞎话假话，可这些话居然欺骗和蒙 蔽了那么多人。 后来，我在北大搞了两年军训，和学生们的关系都不错，其实，我是很喜欢很敬重 这些大学生的，他们是真正的人才啊。再后来，转了志愿兵，去年退伍回乡，在一 家厂里干了半年就下岗了，没办法，只好跑到广州来开出租车了。 在他的故事中，屡屡涉及对38军高层将领的回忆和评价，内容较零散，只得作罢。 整个交谈过程中，司机的情绪兼有悔恨、无奈、愤怒、伤感等等。听罢斯言，良久 无语，然终不可忘怀，值此伤怀之夜，略述之，以证其事，以正其是！ 摘自《南京大学校友论坛》 作者：凡夫 ================================================ 在无用中努力 作者: 小林 (送交者: 无名 于 June 03, 1998 06:56:34:) 　　政府会听小民的意见吗？不会的。特别是当大多数小民认为政府不会听而放弃 表达意见的时候；政府会听小民的意见吗？会的。特别是当大多数小民都表达自己 对一事的不满的时候。 　　大跃进遍地骸古，民怨沸腾，纵以毛泽东的声望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于是有 了调整期，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恢复。十年文革腥风血雨，民不聊生，于是成全了 小平的拨乱反正，有了今天的经济改革。 　　这些都不是共产党或政府主动出来纠正了什么错误，而是千万人的要求。不但 有彭德怀那样的大人物，也有四五天安门运动中的小人物，还有李一哲和魏京生那 样的人，读一下这些人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要求有的被采用了，没有 被采用的正象他们预言的那样结出了苦果。 　　为什么不被采用？因为大多数人不以为那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明哲保身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当我们不断地躲开一个个小问题时，诸如默认了小小地谎报了一个好一 点的亩产量、默认了一个犯罪者得到的不公平待遇、默认了当局用强权违反了宪法 的一个条文、默认了量刑不及当权者、默认了用不当重刑制裁了小民的犯罪、默认 了当权者开始高悬自己的头像、默认了一切似乎与己无关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你 会发现这世界变了：亩产会高达五万斤、囚徒的困境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非难、说话 写字都有可能是重罪、１８３亿的人民血税去向不明而责任者却不受法律的制裁… …于是有了反右有了文革，有了四五有了六四，有了反精神污染，有了贪官有了腐 败……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独裁开始新一轮的祸国殃民……这时一切都是那样的不 可挽回，一切都要面对新的遍地骸骨，面对新的民怨沸腾，面对新的腥风血雨，而 这些苦难有你一份也有我一份，同时这苦难的责任也在乎你我。 　　当我们面对掌权者的非法暴行沉默的时候，当我们为轻罪重判叫好的时候，当 我们狂呼要枪毙魏京生王丹的时候，……，当权者的心情会是高兴人民站在了自己 的一边吗？不，那心情一定是恐惧的，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人们的无情，看到的是掌 权者可以为所欲为的舆论基础，看到的是将来一但权力失去时他们自己的命运，看 到的是法律的无用。这种恐惧又会使他们加速地在独裁道路上狂奔，为维护既得利 益和地位更加不择手段，最后导致新的灾难。 　　只有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会产生一个民主合理的社会，南韩也好台湾也罢，今天 得到的民主（虽然还很不完善）都不是从天上自然掉下来的，民众的要求是社会走 向民主合理的最关键的一环。当民众的要求消失时，只一个独裁者就会将一切的经 济成果化为灰烬，老毛带来的狂信就是一个例子，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 给我们带来多一点的民主，反而是新一轮的灾难的降临。历数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 经济兴旺期，何曾有过一点民主的痕迹呢？ 　　政府会听我们的吗？不会的。因为我们沉默不语；政府会听我们的吗？会的。 只要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力量而放开喉咙，这时一切看似无用的事情都会开 始有用。 　　让我们不要等待更大的灾难的到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在小事上积累，在 “无用”中努力。 ================================================ “六·三”之夜：谁开枪？ 　　　　·高　新· 　　“六·四”镇压过程中，到底是北京的哪几个方位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到底是中共的哪支部队开枪杀人了？海外舆论对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云。尤其是到底是哪支部队开枪杀人的问题，海外舆论一直较一致地认为是第二十七集团军。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哪支部队在开枪 　　自李鹏发布“戒严令”后，北京城内盛传三十八军军长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因而被中共最 高当局下令逮捕的故事。也有盛传他已经被军事法庭处决的。所以，中共下令开枪后，人们就自然推理 既然军长不服从进城命令，其部下当然也不会朝手无寸铁的北京老百姓和大学生开枪。但事实是， 正是这三十八军担负了中共“平暴”的主攻任务，在进城受阻时，“忍无可忍”，用真枪实弹对手里充其 量就有点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子的数万“暴徒”进行“自卫还击”。 　　至于三十八军军长开枪之前即被撤职逮捕倒是确有其事。但是，中共的军队同当年国民党的部队大不 一样。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军官都不大可能保证自己所带的部队忠于自己一个人而不忠于党中央。 　　事后，中共为处理这位三十八军军长伤透了脑筋。他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中央有过通知 ，野战部队一个班以上的人员带武器进京，需军委三个以上的领导签字方可。我接到的进京命令不符合这 一规定，所以我才没有执行。 　　另有一支开枪的部队是中共从外地空运北京的特种部队，空降旅。据中共自己编写出版的描写戒严部 队如何英勇善战的一本书中透露，这支部队是开枪前几天乘坐中央首长的专机进京的。 　　　　“六·四”第一枪 　　从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三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大学生同仇敌慨，众志成城，自发地在城郊 东西南北的各个路口分头把守，把无数军车堵截在北京城的四环路以外。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三十八军的众多部队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陆续进入了其预定位置，大多集结在北京城西面万寿路一 带的军队大院里，如总参、总后、三零一医院等。 　　三号晚上八时，集结在总后大院里的三十八军的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 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 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 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士兵们个个斗志高昂。“怎么打？”“往死里打！” 　　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三十八，万岁！三十八，万岁！”的口号， 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耐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 扣动冲锋枪搬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由此可以判定，大规模开枪前，并不单是老百姓朝军人扔石头 。 　　　　正式杀人从木樨地大桥开始 　　三十八军的这支部队在木樨地以西的开进速度一直很慢，在公主坟首先遇到了北京市民用汽车和公路 隔离墩等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大概九时许，他们开始鸣枪示警，但枪声稀疏，而且确实基本是朝空中射 击。 　　从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以东、木樨地以西的北蜂窝一带，因为市民的一路阻截，不到两公里的路程 ，这支部队行进了近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里，确实有少许市民将零星的石头、汽水瓶子投向他们的队 伍里，但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是从事后的中共自己公布的“暴乱真相”看，也没有一个武警 或戒严部队的士兵是在市民的石头、瓶子下丧命的。 　　十点许，因为大批市民组成了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一带的丁字路口处，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 米对峙。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 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后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后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市民和大学生们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且看部 队如何动作。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 斯。市民中，几乎不见手中持棍棒武器的，更没有象袁木所说的“用带钉子的木棒和火枪袭击戒严部队” 。只有个别人随手拾起路边的小石头扔向部队方面，但立刻遭到大学生们的阻止。 　　部队方面则不进也不退，偶有士兵拣起石头回敬市民，但也同样是些造不成大的伤害的小石头。 少许几个军官手持半导体话筒朝市民方面喊话，请他们别再扔石头并迅速离开，保证部队通行。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 愣神过后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从北蜂窝到木樨地大桥，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这一段距离中，部队一开枪就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倒是市民和大学生因为向东慌乱逃命，拥挤的人流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只能鱼贯通过路障中间的缝隙 。所以，这段时间有个别人被踏伤、挤伤的情况，但还没有被枪弹打死的。 　　木樨地桥上，部队再次受阻，市民事先已经运到那里的两汽车碎砖头被卸下来成了抵抗的武器。 一辆头几天就已经被军队遗弃在那里，然后又被市民横作路障的军用卡车被暴怒的市民点着了。这是这 个地区里确实是由所谓“暴徒”点着的第一辆车，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钟。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时，前面先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不服气的市民立刻将雨点 般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几乎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士兵开始 步行冲上大桥，边喊着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从这个时候开始，枪就完全是直接朝人群开了。 　　四散逃命的市民和大学生纷纷就近将树丛、建筑物等当掩体，但还不住口地叫骂： 法西斯、土匪¨¨¨！也有人躲在掩蔽物后面继续扔石头、砖块的。于是，已经开了杀戒的士兵干脆毫不 克制地胡乱开枪，而且全都是用冲锋枪扫射。只要哪里有“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哪里有石头、 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于是，不断有大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就被别的市民 和学生用各种车辆运进了附近的医院。因为当时气氛紧张加之现场上的市民群众和大学生基本没有懂得 战地救护知识的，所以有些当场没有咽气的中弹者因为来不及救治而死亡。现场拉运伤员的也没有几辆真 正的救护车。对比二十天以前数百辆救护车齐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因为有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己家窗户探出头来痛骂，所以，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 （大概有半公里的路程）两旁的高大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 的十一楼等家属住宅的许多人家里都中了子弹。 　　半年多后我从监狱出来，家住十一楼的一个朋友领我去那里凭吊战场。在这朋友家里的墙上， 我见到一个深深的弹孔，旁边题有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朋友告诉我：一位家住二十二楼的延安老诗人，满怀对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烈憎恨和对 “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听见枪声后立刻手持小红旗下楼迎接解放军进城， 结果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打得半蹲半爬地回家去了。 　　步行的士兵大规模开枪后，后面有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后。从木樨地桥头开始 ，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间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壮威，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 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密集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部队基本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在这个过程中，先头部队与固守堵截的市民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先是凌晨两点不到时在西单 一带，然后是二点之前在南池子一带。 　　一批军车路过西单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时，因为还有被子弹打跑的市民跟在后面骂“法西斯”， 车上的士兵竟掉回头去，朝后面的人群扫射。 　　一位军官回忆说：当时杀戒一开，许多士兵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倒是有些理智的军官还时不时地提醒 “尽量别开枪”，但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了。 　　另外，从北京城南大兴县地界的一个军用机场出发向城内挺进的空降旅与欲堵截他们的市民和大学生 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进城过程最为顺利，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就横冲直撞地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后 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到凌晨三点左右，北京城内的枪声虽然还在持续，但不象在此之前那样密集了。至于零星的枪声， 则一直持续到六月七号。 　　　　北城未响枪，东线无战事 　　我从监狱里出来后，因为共产党不再允许我工作，也正好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我先后找到了各个大 规模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甚至军人，同时也找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中共自己宣传“平暴”胜利的报刊书籍 和“内部宣传材料”以对照。我统计的结果是，从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清场之前， 中共戒严部队大规模开枪杀人的现场主要是四个地段：木樨地一带、西单一带、南池子一带、珠市口一带 。 　　从东线开进的部队则是在六月二日下午行动的。这支部队几乎都没有带枪，全部是徒步行进。结果 ，最深入的先头部队也不过就到达建国门立交桥一带就全部被围堵的市民冲散了。其中的许多人跑进了位 于国际饭店以北的禄米仓地区的军区干休所里。所里住的一些离休老军人看见他们一个个那丢盔卸甲的狼 狈样子，痛心疾首。逃兵们住在干休所家属楼的走廊里，没有给养，十分可怜。离休干部们的家属最多 是象打发要饭的一样给他们两个馒头加一碗酱油汤。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一家请这些士兵 进屋的。 　　至于从北线开进的部队，绝大部分在天安门清场之前就没能进到三环路以内。多数军车都被大学生和 市民阻截在北三环路的马甸立交桥一带。这批部队被阻截后，双方基本没有武力冲突。很显然，他们的指 挥官对执行其上级的进城命令是消极的。 　　四号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向师生们表示“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 人民开枪”，他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 的士兵劝走了。这位连长事后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四号凌晨，开枪进城的部队分别攻占了长安街和北京南城。西线进入的步兵部队和装甲兵部队占据天 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两侧，空降旅则盘踞于前门箭楼以北、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一大片空地上，双双待命 对天安门广场的总攻时间。 　　六月三号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一带曾发生了一起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就在这前后的 几个小时里，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了 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先后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各兵种部队共有万余人 。可笑的是，这个数字是因为写文章的一个部队文官为了说明戒严部队条件如何艰苦，在人大会堂里厕所 不够用而在文中透露出来的。 　　六部口围堵弹药车的事件证明，人民大会堂里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面包车等伪装运进人民大会堂的。 也有人认为是从地下运进的。这分析是否属实待查，但人民大会堂原来就有地下通道则是肯定的。 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辆弹药车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被市民发现了。而万余人的部队进入了 人民大会堂，其武器弹药远不止一车，怎么运进去的呢？如果是从地下通道运入的，为什么就那么一车 弹药要从外面运？ 　　另外还有一支部队是在开枪前一天就陆续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大院。这支部队负责了 对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包围。一位军官告诉我，进入天安门的这支部队不知为什么，武器弹药到五号才运 进去。但是，在历史博物馆方向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却全部是荷枪实弹。所以，如果这位军官的话是可靠 的话，历史博物馆方向的部队可能也是从西线开着枪打进去的一部分。清场开始时，也正是这支部队最先 冲上纪念碑基座并朝纪念碑上架着的高音喇叭用冲锋枪扫射的。 　　　　武警部队没开枪 　　关于武警部队是否在“六·四”中开枪杀人了，事后也有许多争论。我专为此事调查的结果证明 ，起码上文中提及的四个地方的大规模开枪杀人不是武警部队干的。 　　六月三号中共给其武警下达的命令是：部队进城不惜一切代价，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因为当时武警归公安部门领导，所以这个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长官陈希同向北京武警总队传达。 　　自李鹏下达“戒严令”后，武警各部门的领导就意识到这回要有麻烦，所以将其战备值班电话同普通 电话全部更换成录音电话。陈希同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后，武警领导立刻感觉这里面玩了文字游戏。 结果，命令逐级下达到团一级，就再传不下去了。下级军官纷纷表示没法理解这一命令的精神， 直接问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开枪？” 　　北京市武警总队又将部队基层军官的疑问转述给陈希同，陈回答到：“按你们理解的执行。” 　　陈希同的这句话再次传达下去，武警部队领导自作主张：执行任务只带警具，一律不带枪。 　　这个决定是北京武警总队领导作出的还是国家武警总队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后中共撤换了国家武 警总队的全部高层指挥官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戒严指挥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只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队为国 防军进城开道。但是，这支队伍刚刚开出驻地不远即有一辆汽车翻倒在路旁，另一辆车只载了二十七人 准时开到了“平暴”现场。 　　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钢盾牌和带有机玻璃罩的防暴头盔。他们分三人一组，背靠背互相掩护 ，虽然行进中受到了市民群众的攻击，但全部都到达了预订位置。一路上，他们每个人都中了无数的石 头，砖块，原本是绿色的头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或打成重伤。中共 要想收复天安门失地是不是除了开枪杀人再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本人六月四号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后，一路上所见武警不多，但见到的手里确实没有枪。持枪的 只是在一些重要部门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们平时值勤时枪里都是没子弹的。 　　与我在监狱里同号的“暴徒”告诉我，被他们打死的武警手里也确实没有枪。 　　我所见到的所有现场目击者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出武警开枪杀人的情况。 　　我在调查中听许多目睹“暴乱”场面的群众说：六月三号晚上和六月四号早上，最惨的是大学生和老 百姓，然后就是武警。因为武警大都在冲突现场或离冲突现场最近，但没见有开枪的。但在那种情况下 ，市民们已经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严部队，所以竟闹出了开枪杀人的 部队基本上没有挨打，没有开枪的一些部队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惨不忍睹的悲剧。 　　但是也必须说明，在中共事后对“动、暴乱分子”的搜捕过程中，进驻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 表现很坏，真正的干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严部队士兵和武警，我同号的一个从西城分局“ 悠”来市局的“暴徒”对我说：他被一群武警围在中间，轮流拳打脚踢，甚至用冲锋枪的枪托打他的头 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后就什么都交待了。 　　和我在一个监狱里的另一个从西城分局“悠”上来的“暴徒”是因为窝藏枪枝。他在派出所里曾被 一群戒严部队士兵用枪托打坏了头，到我们那以后，天天头疼得大哭小叫。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 钻进桌子底下，喊着“解放军叔叔我就是您的一个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军叔叔到底也没有 把他这个“屁”给放了。 　　还有一个与我同号的“暴乱”嫌疑分子（实际没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时曾被戒严部队士兵把匕首 架在脖子上威胁：“再不说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给死难的战友报仇。”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后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 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后，他们二人先后被 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后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 “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 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 ，但出来后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 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 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这是题外话。 　　六月四号凌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是最后撤出广场的。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 我和程真、沙涛等人劝说一些死不肯离开，要与隆隆开近的坦克讲理的市民和少数大学生向南撤离。 这段过程很慢，但我们身后的坦克一直比较理智地等待我们。我们撤一点，它们进一点。 等我们劝到前三门大街中央的前门箭楼东南侧时，从南边涌过来的大群市民与我们劝出天安门广场的人 会合，挽起手来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这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队突然起立 ，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朝我们的上空开枪。我身边的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负伤。 但这一阵枪绝大部分都打得较高也是事实。 　　人群四散逃命后，前门箭楼东侧穿便服的只剩下我、程真、沙涛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点整。 　　这时，由北向南的坦克与空降兵会师，双方狂呼胜利口号，似乎在庆祝共产党四十年后重新占领北 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领北京时未发一枪一弹就收编了全部美式装备但却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敌方部队 。四十年后中共重新占领北京却要用坦克加冲锋枪，面对的却是手无寸铁但却宁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 大学生。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很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后，广场内还剩下个别人是很可能的 ，但绝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传是军队士兵把剩下的个别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这一宣传 是真是假，但坦克进广场后碾人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没有。因为首先是无人可碾，其次是从当时进广场 的士兵情绪看，只要没有抵抗行为和叫骂，他们不大可能会主动朝人开枪。 　　另外，有人在海外宣传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极有可能是中共宣传日本鬼子如何杀人的电影给 他们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会出来或者说由于受了精神刺激把看过的电影场面和亲身经历的场面记混了。 　　我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 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 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 打进来、已经失去理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 枪的部队。 　　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 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 块石头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涛因最后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 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 。” 　　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 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后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１３０卡车。 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 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碾在车轮下面。 　　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碾加机枪扫一共 死了十三个人。事后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 　　横穿过长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 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后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 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 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 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后，我在医院里醒过来 ，医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后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 惨不忍睹。 　　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后又抛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 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后事。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 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 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 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 留下终生残疾的。 　　　　开枪镇压在前，真正的暴乱在后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共“平暴”以后，其电视新闻中所报道的整条长安街上及复兴门外大街 一直到八角村一带，三环路上马甸立交桥一带大批车辆被焚烧的情形都是事实。但是，这其中的百分 之九十九甚至更多的车辆都是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后，市民们出于义愤放火烧的。中共事后用这些车辆被焚 的事实说明其开枪杀人之后而不是之前。开枪之前，北京市民的反抗行为至多不过是限于扔石头， 设路障等。所以，公正地说：正是由于中共下令开枪才导致了市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而不是群众的激烈反 抗导致了军队开枪。 　　当然，中共在发布“戒严令”激化矛盾之后，军队如果不诉诸武力绝对进不了北京城，但是， 即使从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开枪之前的北京局势也绝没有严重到非使用致命武器才能解决 问题的地步。当时，人们虽然抗议戒严但毕竟没有武装反对戒严。 　　六月四号上午，大批军车被堵截在西单一带，车上的士兵完全没有施暴行为。 有的士兵打开枪膛让市民和大学生看，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 　　这时，天空中不时有直升飞机盘旋，向这支部队喊话，传达对暴徒坚决反击的所谓 “中央军委命令”。但是，多数军官和士兵根本不理会天上的叫嚣，在“暴徒”们的围攻下纷纷 弃车而走。因而才给了“暴徒”们以烧车的机会。我同号的一个人就是四号上午在军事博物馆一 带烧军车被抓获的。 　　中共作的最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对那些没有下令坚决反击的军官进行处理， 一方面却又利用他们没有反击才造成的大量烧军车的事实证明其开枪的正确。其实，如果当时所 有进京部队和武警统统开枪杀人，哪还有一个人敢去烧车，哪还有一个人敢打“人民子弟兵”！ 如此结果，中共还拿什么来说明“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忍无可忍，自卫还击” 呢？ 　　所以，那些没有开枪因而也受了一些损失的部队才是真正为中共政权作了天大的好事。 ================================================ 美国之音报道学者关心克林顿总统到中国的首脑会晤 星期二,美国「政策研究中心」就美中关系举行了一个讨论会,克林顿总统定于本月 底对中国的访问是讨论的重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武器扩散问题专家戴尔顿 认为,南亚的核危机和中国对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核技术出口,应该被列入首脑会 晤的议题。戴尔顿说:「中国应该做出保证,今后不再向美国所关切的这些国家出口 高科技,并在南亚危机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克林顿总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敦促中 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任何化解紧张局势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戴尔顿说,由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核援助,中国对今天的南亚危机是负有责任的。但 是,美国也有问题,比如,美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化解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印度进 行核试验前没有向印度新政府发出表示反对的强烈信息。戴尔顿说,任何化解紧张 局势的努力或协议,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所以南亚局势应该成为两国领导人会谈的 一个重要内容。 对此,罕普什尔学院的世界安全问题教授克莱尔表示同意。他说,印巴两国的核试验 极大地改变人们在亚洲安全问题上的传统思维,从此,除了中国以外,印度和巴基斯 坦成了亚洲另外两个核大国,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世界舞台十分重要。克莱尔教 授说,中国首先应该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核援助。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它在朝 鲜半岛四方会谈中那样的积极作用,跟印巴一起为创造一个亚洲无核区而努力。克 莱尔说:「我认为,在敦促印、巴两国加入『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方面,在化解印、 巴两国间的核紧张气氛方面,在最终启动核裁军进程方面,中国都可以发挥非常积极 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克林顿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从积极的角度跟中国讨论这个 问题。」 **不要忘记「六四」和中国的人权状况** 近来,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核竞赛以及美国航天公司是否非法向中国转移了有可 能提高其导弹性能的导航技术等问题,美国国内对美中两国关系中的传统障碍---人 权问题似乎谈论得比较少了。但是,在星期二美国「政策研究中心」举行的讨论会 上,「肯尼迪人权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卜拉什女士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六四」 和中国的人权状况。阿卜拉什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做这样几件事。首先,敦促中国释 放所有政治犯,包括因为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被捕的西藏人。她说,中国刑法虽然已 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是中国监狱里仍然关押着大批所谓「反革命分子」,因此中国 当局应该认真复审他们的案子。第二,阿卜拉什说,应该呼吁中国取消「劳动教养」 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嫌疑犯不经审判就可以被送去劳改。她强调指出,这里牵 涉的不仅是政治犯,也包括那些案情不重的刑事犯。第三,阿卜拉什说,应该敦促中 国签署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 **中国人民只能见到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美好画面** 阿卜拉什说,美国国务院官员最近表示,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将非常、非常强调人 权问题。但是,阿卜拉什怀疑克林顿在这方面能产生多大影响。阿卜拉什说;「中国 电视会播放克林顿总统在天安门广场出席欢迎仪式的场面,但肯定不会向中国观众 反映另外一方面的观点。克林顿去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 ,谁能获准出席演讲会,中国媒体会怎样进行报道,『美国之音』或『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能进行采访报道吗。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总统关于人权的观点中国老百姓 就无从听到,他们看到的只能是两国领导人握手的美好画面。」 国际劳工权力基金的中国劳工问题专家阿斯雷亚女士表示,她关注的是中国工人的 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她说,中国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有大量工人失业或下岗,有学 者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失业率将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她说,在讨论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时,谈判中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要遵守该组 织有关劳工问题的社会条款和标准。 **中国环境问题是环保人士的一场恶梦** 在讨论会上,罕普什尔学院的世界安全问题教授克莱尔还提到环境保护问题,并对会 议组织者没有请环保人士参加讨论表示遗憾。不过,圣玛利学院教授兼复旦大学顾 问教授罗思文说,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环保人士的一场恶梦,用不着找环保专家我们也 能通过统计数字知道其问题的严重性。 罗思文说:「中国的废水在排入江河以前经过处理的不到百分之二十。除了四星级 或五星级饭店,不管在中国什么地方,你都不能从自来水管中直接接水饮用。五十年 代,北京的地下水位在地下18英尺左右,现在下降到在地下150英尺。」 但是,罗思文指出,世界最大的污染源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他说,美国占世界人口的 百分之四,却在消耗世界百分之四十的能源。所以,克林顿可以做的主要不是在中国 ,而是在美国国内。罗思文教授说,美国、日本和西欧应该首先在环境问题上实行更 加严格的标准。如果我们美国率先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水平,我们才有跟中国进行 讨价还价的筹码。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reference@pathfindermail.com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come.to/dck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Da4 Can1 Kao3~{《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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