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参考总第218期 1998.10.12 全面报道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新闻和评论
Xiaocankao Daily News - A Subsidiary of Chinese VIP Re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人民日报惊呼「保卫网络」：发动电脑网路上的阶级斗争
 2. 湖北十堰市今日爆发一场大规模游行活动！
 3. 灾区治安问题突出中共称要突破法律加强严打
 4. 美电台指大陆旱灾危害远超过洪灾
 5. 大陆「腐败行为观察」组织吁中共农村反腐败
 6. 中共叁中全会焦点：问题丛生的大陆农业
 7. 山东组党人士谢万军的妻子被株连开除教职
 8. 李登辉向江泽民叫板：台湾有力量中共敢不敢比一比？
 9. 70名偷渡客被台湾遣返大陆以示善意气氛 
10. 突破两岸僵局 中共应撇开政治框架 
11. 彭定康新着 剖析中共谈判伎俩 
    彭定康庆幸 未做北京傀儡 
12. 布莱尔：“第三条道路”
13. 英国报章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摘要：媒体批评克莱尔访华的人权低姿态
14.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一个人打天下的故事(之二)
~^~^~^~^~^~^~^~^~^~^~^~^~^~^~^~^~^~^~^~^~^^~^~^~^~^~^~^~^~^~^^~^

人民日报惊呼「保卫网络」：发动电脑网路上的阶级斗争

（北京十二日电）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在电脑犯罪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下，大陆保卫互联网路安全已刻不容缓。文
章无限上纲的说，「国家的安全与主权要求中国打好网络保卫战」，并呼
吁中共设立「网路警察」。对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新的自由，中共历
来是采取歪曲和打击的策略，直到共产党完全控制和垄断。互联网的出现
，无疑是对中共传统思维的巨大挑战和刺激。

　　据中共提供的统计数据，目前大陆投在网络上的国有资产已达五千亿
元人民币，上网用户已超过一百一十七万，而所谓“电脑犯罪案件”也随
之逐年上升。大陆公安部计算机管理监察司受理的有关案件，已达一百多
起，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案件涉及金额超过千万元人民币；而北大方正集团
总公司每年仅因软体被盗拷的损失，更高达上亿元。这在号称“海盗者天
堂”的中国大陆，实在不算什么。

    这篇以「保卫网络」为题的文章说，「上网是势在必行的，但巨大的
经济利益必须有安全的保障，国家的安全与主权要求中国打好网络保卫战
。」

    文章说，大陆重视电脑及其网路管理始於八十年代初，当时公安部专
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司」，又颁布「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一九九四年叁月颁布的「刑法」也对电脑犯罪加以规范。然而由於以
下种种原因，大陆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难度：

    ─八十年代大陆投入钜资从国外引进的电脑控制设备，目前已经老化
，事故隐患十分突出。

    ─技术薄弱造成防范能力差，对一些重要的电脑系统不能建立相对安
全的技术保护。大陆大部分从事电脑安全产品开发的厂家，起步晚、发展
慢、人才匮乏，产品在多元化、系统集成等方面与国外相去甚远，而这种
差距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弥补的，同时还有愈拉愈大的趋势。

    ─管理不完善，制度不落实。某些单位对网路安全认知不足，再加上
许多电脑系统的管理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现象都是足
以造成灾害事故和引发犯罪的隐患。

    ─某些青少年将入侵电脑网路、制造病毒，视为一件好玩的事件，不
认为这属於犯罪。

　　这篇文章指出，电脑犯罪是高科技领域内的智能犯罪，技术含量高、
更新快，如何培养高素质、高专业化的「网络警察」，是大陆今後防治电
脑犯罪的关键，但这却需要一个过程。

~^~^~^~^~^~^~^~^~^~^~^~^~^~^~^~^~^~^~^~^~^^~^~^~^~^~^~^~^~^~^^~^
湖北十堰市今日爆发一场大规模游行活动！

湖北省西部的重要汽车工业城市——十堰市，今日上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
工人向政府抗议的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接近千人，人群将十堰市市
政府山下的一个重要交通路口堵塞，造成局部交通瘫痪。游行持续约三个
小时，最终以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察抓走数十人并加以驱散游行人群而结
束。
   游行活动的起因据悉是因为在十堰市的大型国有企业——东风汽车公司
下属的一家零部件分公司向十堰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一家市属企业——十堰
市金牛集团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合作，而最近金牛集团宣布破产而引发。无
疑该家零部件分公司投入的巨额资金化为泡影。
   多年以来，东风汽车公司和十堰市政府一直是貌合神离，积怨由来已久
，东风汽车公司为各种问题和十堰市的企业发生多起纠纷。而且最近还因
争夺邮电电信客户及接入Internet问题和十堰市电信局发生多起激烈纠纷
，还多次人为导致十堰市电信网和东风汽车公司的电信网通话受阻，电信
客户和Internet客户纷纷抱怨无法向外拨通电话。(本刊读者供稿)

~^~^~^~^~^~^~^~^~^~^~^~^~^~^~^~^~^~^~^~^~^^~^~^~^~^~^~^~^~^~^^~^
灾区治安问题突出中共称要突破法律加强严打

 (北京十二日电)据大陆媒体今天引述中共中央政法委的一份通知显示，大
陆灾区出现了趁灾抢劫、盗窃、破坏救灾物质设备、造谣惑众等问题，中
共方面声称「要坚决、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这份通知也显示，大陆灾区面临了社会稳定与否的问题，而且压力达
到一定程度，迫使「各级政法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密切关注
」、「切实掌握」，和「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通知坦承，灾区目前面临的治安问题还包括：哄抬物价、欺行霸市、
敲诈勒索、坑农害农、流氓滋事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

　　这份通知要求中共政法部门，对犯罪要贯彻从重从快方针，公开判处
一批严重刑事罪犯，以震慑犯罪，安定人心，在治安问题突出地方，要及
时组织专项严打斗争，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

~^~^~^~^~^~^~^~^~^~^~^~^~^~^~^~^~^~^~^~^~^^~^~^~^~^~^~^~^~^~^^~^
美电台指大陆旱灾危害远超过洪灾

 (台北十二日电)据美国之音的专题报导说，今年夏天，中国大陆遭遇了举
世震惊的洪水灾害，但是从长远来看，旱灾频率却比洪灾更频繁，危害也
更严重。

    报导说，比起洪灾，中国大陆受旱灾影响的人口及面积更大，北京当
局一直把这两者称为自然灾害，但也终於明白，其实是人为因素造成。

    而且，形成这两种灾害的人为因素是相同的，也就是在主要河川中上
游滥伐森林、在中下游人口过於稠密，使地表松动、土壤流失，无法把雨
水堵住，在雨季时，洪水泛滥，在雨季後，就接着出现乾旱。

    报导说，中国大陆每人平均淡水量，只有世界平均量五分之一，叁百
多个城市宣告缺水；但在农村问题更严重，一半以上农民饮用未消毒过的
水，至少五千万农民缺乏耕种用水。

    在内蒙古、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每人平均淡水资源数量，只相当
於世界平均水准的百分之五；通往山西省会太原市的各种水渠，几近全部
乾枯。

    山西省争取到二十二亿美元，在黄河修建一道水坝，把黄河的水引到
太原等地，但此举遭到了黄河下游省份强烈抗议。

    为了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中国大陆似乎正在计划一项根本性措施，在
青海高原铺设徐数百公里长的地下水渠，把长江的水引到华北。

    播报说，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真正的
办法是，禁止滥伐森林，并且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

~^~^~^~^~^~^~^~^~^~^~^~^~^~^~^~^~^~^~^~^~^^~^~^~^~^~^~^~^~^~^^~^
大陆「腐败行为观察」组织吁中共农村反腐败

（北京十二日电）以农业及农村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中共十五届叁中全会，
今起在北京召开叁天。由大陆民间人士组成的「腐败行为观察」组织，发
表致叁中全会主席团的公开信，呼吁中共大力惩治农村中愈来愈严重的干
部贪污腐化问题，以缓和不断尖锐的农村干、群关系。

    这封透过位於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出的公开信说，该组织
在十月九日接获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小陶村九十九户村民的投诉书，诉说
该村书记及村长贪污腐化的劣行。

    「腐败行为观察」组织表示，类似个案在大陆极为普遍，这反映农村
干部与群众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当局应大力惩治农村中的腐败，扩大农村
基层民主，让村民有充分的机会监督基层干部，以减轻农民负担。

    由大陆七省九名民间人士发起的「腐败行为观察」组织，九月二十叁
日已向大陆民政部要求注册，但迄今尚未获回应。据该组织发言人安均表
示，目前「腐败行为观察」组织已在大陆十四个省份设有观察站，有观察
员近百人，其中包括现役军人。

~^~^~^~^~^~^~^~^~^~^~^~^~^~^~^~^~^~^~^~^~^^~^~^~^~^~^~^~^~^~^^~^
中共叁中全会焦点：问题丛生的大陆农业

 (记者杨慧珍上海十二日电) 中共十五届叁中全会今天起在北京举行叁天
，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在中共历次党代会中，农业问题不只
一次成为讨论焦点，但在口惠实不至情况下，中共所谓的「重农政策」，
最终都沦为「文件农业」，「口号农业」，丝毫未改变大陆农业问题丛生
的现状。

    耕地锐减、农业生态恶化、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落後等，都暴露
出大陆农业已成为经济薄弱的环节，北京官方媒体对此曾警告说，大陆农
业正处在关键时刻，农业一旦出问题，往往几年都缓不过劲来，其影响绝
不仅仅是一年。

    加上中共各级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罔顾北京叁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
负担，仍对农民横徵暴敛，致使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更增添了大陆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大陆农民人口目前占总人口十二亿多的叁分之二强，惟恐日积月累的
民怨，撼动中共政权的根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从去年就展开「消毒」工
作，对农民施以小惠，在十五大报告中表明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
」。

    江泽民今年九月下旬在安徽考察时，更表示大陆的基本情况决定了「
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的主动权」；「必须更
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村经济搞上去，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大陆农业根基薄弱，原因除了与耕地不足、流失严重，土质
降低有关外，最主要还是中共重工轻农的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表
面上很重视农业，几乎年年召开有关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实际上并未重
视农业，未真正落实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之首的承诺，中共各级干部依旧
牺牲农业、侵犯农民权益。

    中共如真正落实「重农政策」，地方怎会仍发生以低地价为诱饵，以
地引资，大量徵用、出让土地，搞开发区，却又〖置土地，导致良田抛荒
等情事呢？

    而中共口口声声「减轻农民负担」，却似乎是越减负担越重，日益加
重的苛捐杂税，仍不断侵蚀农民的实际所得。据大陆国家统计局披露的调
查报告显示，一九九七年上半年，农民纳税、集体提留和提留摊派叁项负
担的增幅，已是人均现金收入增幅的叁倍，这还不包括未纳入规范的其他
收费项目。

    更不合理的是，越贫穷的地区和收入越低的阶层，农民负担反而越重
。难怪河南农村流行一幅对联：上联是：「水田旱田责任田，其实不甜」
，下联是：「这费那费种种费，难得实惠」，横批是：「负担太重」。

    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大陆农业问题，迫使中共无法再回避农业问题可能
会影响经济成长的事实，势必将在叁中全会後，再度掀起推进农村改革热
潮，但这股热潮在中共未脱宣传重於实质的一贯手法下，是否真能彻底解
决大陆农业问题，颇令人质疑。

~^~^~^~^~^~^~^~^~^~^~^~^~^~^~^~^~^~^~^~^~^^~^~^~^~^~^~^~^~^~^^~^
山东组党人士谢万军的妻子被株连开除教职

   (香港十二日电) 大陆异议人士谢万军一个月前申请组织「中国民主党
」山东省筹委会，现在他的妻子于显杰受到株连而丧失工作。山东省东平
县教育局负责人今天下午找于显杰谈话，宣布开除她在县实验中学的教职
，工资发放到十月叁十一日止。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晚发布消息说，开除于显
杰公职的理由是，因谢万军原在东平县政府科技开发办公室工作，一九九
二年她才能调入东平县实验中学，而谢现已离职且长期从事反政府活动，
所以不允许她再在县内担任教职。

    消息说，于显杰一九九二年自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就分派到东平县实
验中学任英语教师，拥有正式教师和国家干部资格及东平县户口。她的工
作并非因为谢万军的关系，现当局以上述理由开除她的教职，实在荒谬。

    据谢万军表示，他与另一名异议人士刘连军九月十一日向山东省民政
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山东省筹备委员会後，于显杰即被二十四小时
跟踪。

    他说，公安今天切断了他家的供电电源，并派出叁十名公安分叁班二
十四小时在他家对面叁间房监视他。

    谢、刘两人递交组党申请时，山东省民政厅官员曾接待他们并要求补
充四项资料，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离开中国大陆後，谢万军
即於九月二十一日起被扣留了十五天。据他透露，在拘留期间公安曾力劝
他出国，被他拒绝。十月七日他刚获释，当局马上通知他要收回住房。

    叁十一岁的谢万军曾於一九八九年民运期间任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临时
总指挥，九六年曾在深圳发起保钓运动。

    自十月五日中共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以来，公安在北京
、湖南、福建、河南、辽宁、山东等省市先後拘留或传讯了十叁名异议人
士，现已全部释放，但仍未放松以其它形式找麻烦。

~^~^~^~^~^~^~^~^~^~^~^~^~^~^~^~^~^~^~^~^~^^~^~^~^~^~^~^~^~^~^^~^
李登辉向江泽民叫板：台湾有力量中共敢不敢比一比？

   (记者谷澄台北十二日电) 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今天中午表示，中共
在经济上有进步，但中共不敢学习政治改革与民主自由化。他并坚定地指
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共对等，「我们有力量，你敢不敢比一比？
」。

    备受全世界瞩目的辜汪会晤近日展开，执政党主席李登辉上午在国民
党国会助理暨政策研究人才班实习学员讲习中，特别针对国际与两岸关系
发表谈话。

    他表示，中华民国对外政策没有太大的犯错空间，所以台湾必须务实
理性，小心地踏出每一步，该做的事，要勇往直前，不该做的事，也不必
去试验。

    李登辉说，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外界，不可以低估我们的生命力与意志
力，一方面我们也愿向世界开放，同大陆交流，一起分享我们的「台湾经
验」。

    他强调，最能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政党，毫无疑问，非中国国民党莫
属，事实上，国民党执政，民众最放心。

    有关两岸互动，李登辉表示，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有进步，但中共不敢
从事政治改革与民主自由化。他对着学员说，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共对等
，台湾有力量，中共敢不敢比一比？

~^~^~^~^~^~^~^~^~^~^~^~^~^~^~^~^~^~^~^~^~^^~^~^~^~^~^~^~^~^~^^~^
70名偷渡客被台湾遣返大陆以示善意气氛 

　【记者王秋霖罗东报导】距上次遣返大陆客作业几已半年，十一 日大陆
地区人民宜兰处理中心再度进行遣返作业，被视为可能是大陆方面在辜 汪
会晤前，所展现的善意气氛。 

　七十名大陆客在遣返时，有的喜悦非凡，但因罹患肌肉萎缩症的念家平
却担 心回大陆後无法继续接受治疗，当场痛哭，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遣返作业中，我方提供遣返名单後，是否遣返之权决定在大陆方面
，位 於宜兰县罗东镇的大陆地区人民宜兰处理中心，今年中只有一月二十
日、四月 十一日与四月二十七日共叁批遣返一百一十人之後，到十月十一
日才再度遣返 ，使该中心收容人数达到二百九十人之多。 

　十一日的遣返作业中，共遣返七十人，另外尚有七人是先遣运到马祖，
等待 遣返。 

　遣返的大陆客中，收容最久的是福建平潭籍二十九岁的林谋清，他是去
年五 月因被查获後冒名，事後被查出，以涉及伪造文书被判罪服刑叁个月
，所以直 到十一日止，已被收容达一年五个月。他被遣返时，显得十分高
兴。 

　林谋清表示，他曾在八十叁年第一次花了二万人民币偷渡来台，作建筑
板模 工作八个月之後，赚了新台币十五、六万元被查获，收容在新竹处理
中心九个 月後第一次遣返。第二次又花二万人民币偷渡来台，结果一上岸
就被查获。算 一算，好像没有赚到什麽。包括服刑和被收容，失去自由两
年，以後不来了。 

　在遣返队伍中，有一名哭肿了眼，他就是二十五岁福建平潭籍的念家平
，他 在今年叁月二十六日上岸时被查获，收容在宜兰处理中心四个之後，
发现自己 食欲不振，身体不适，处理中心带他就诊，发现罹患急性去髓鞘
周边神经炎， 并出现肌肉萎缩的现象，双脚无力，难以行走。 

　宜兰处理中心为念家平就医，花掉医药费约有五十万元左右，遂以特案
申请 尽早遣返。 

　念家平十一日上午哭着表示，他回大陆後，不知道是否能继续接受治疗
，也 不知道会不会痊愈。 

　另外今年二月十九日由金门以竹筏偷渡的前中共少尉军官蔡华浩也被列
入遣 返之列，他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却无法在此生活，在收容期
间失去自 由，现在要遣返心情总是比较好。 

　处理中心表示，由於遣返主控权都操在大陆方面，希望能依金门协定，
如果 大陆方面未做定期遣返作业，我方将自动进行遣返。不过消息指出，
大陆方面 最近将再继续进行遣返作业。 (中国时报)

~^~^~^~^~^~^~^~^~^~^~^~^~^~^~^~^~^~^~^~^~^^~^~^~^~^~^~^~^~^~^^~^
突破两岸僵局 中共应撇开政治框架 

　中断了数年的两岸正式交流，是否会随着辜汪的会晤而走出新途，虽然
还是未知数，但值得注意的是，辜振甫本次大陆行，名义是参访而非会谈
，如果中共果真能体会出个中叁昧，抛开政治，顺势而为，相信两岸关系
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两岸关系近年为什麽会这麽僵，主要原因是两岸都太过於「讲政治」，
政治问题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东西，如果把两岸关系再放在政治的显微镜下
来看，当然会越看越复杂。既然如此，撇开政治问题，大家见面只听听戏
，喝喝茶，待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建立了互信，再走出下一步，自然比
剑拔弩张的政治谈判来得更有意义。
　值得两岸问题借〖的是大陆经济发展的经过。大陆经济能发展到今天的
规模，得力於两项很有力的「理论」，一是邓小平六十年代发明的「猫论
」，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另一项则是「不争论」，即把敏
感的问题「挂起来」。
　反过来看，大陆前叁十年经济为什麽搞不好，社会发展那麽缓慢，也就
是太过强调政治。什麽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问个大是大非，是革命的
立场还是反革命的立场，是左派还是右倾，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
姓「公」还是姓「私」----凡此种种，绝不可以马虎。试想，所有的精力
都浪费在这些无谓的争论中，斗得你死我活，社会怎麽可能进步？经济又
怎麽可能发展？
　邓小平是个曾被整肃的过来人，也是大陆社会发展的目击者，因此，他
能痛定思痛，突出了「不争论」，不管他姓公姓私、姓社姓资，只要有利
於发展经济就是好的，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经济发展，大陆的经济也
就突飞猛晋了。
　两岸问题是否也可作此思考呢？
　目前两岸问题最大的结还是在政治，如果继续一直纠缠在「一个大陆」
，「一国两制」上，甚至坚持「从政治谈判开始」，只怕两岸的结还是难
以解开。
　以「政治谈判」为例，政治谈判首先必须要有对手，台湾有谁可以作为
谈判的主角？李登辉是高票当选的民选总统，理应代表台湾民意，但中共
会同意吗？政府与政府谈判，又会被解释为「两个大陆」，中共当然也不
会答应。海基会最多只是半官方机构，作为一个被授权单位，谈事务性议
题可以，谈政治议题自然也不合适。最後就只剩下党对党谈了。
　党对党谈判是邓小平早年的设想，当年设计时，国民党是绝对优势的执
政党。但如今台湾的形势已变，民进党的地方势力已超越国民党甚多，而
新党虽小，但却也有一定的选民，到底那一个党可以代表台湾谈判？如果
组联合政党，以台湾党内派系之多，那岂非是让叁党自己先关起门来内讧
叁年？因此，党对党的谈判目前也完全不现实。
　正因为不现实，自然台湾又会有「阴谋论」的疑惑，如果大陆再认为是
台湾在「拖」，岂不是造成更多的误会？与其如此务虚，倒不如务实些，
求大同、存小异，把政治层面的东西「挂起来」，双方闷起头来合作发展
经济，加大文化、新闻、科技等多渠道的交流，待「你泥中有我、我泥中
有你」时，两岸问题不也就迎刃而解了吗？
　因此，辜振甫此行以参访、喝茶、看戏、聊天，先建立共识是个好方法
；而中共不强人所难，充分尊重，也展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开明和诚意，
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
彭定康新着 剖析中共谈判伎俩 

　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其所着「东方与西方：彭定康治港经验」一
书中，对於如何与中共进行商务与政治谈判的谈判桌上策略，深入解析了
个人的体验。彭定康并归纳出对中共谈判的一些原则。他提出的四个基本
原则是：一、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千万不可让董事长开球；二、最後结
果不要受到看似无伤大雅的原则性初步协议所限制；叁、不要被行程绑得
无法动弹；四、不要留下悬而未决或暧昧不明的部分，以免重启争议。
　彭定康在书中也具体的举出范例，他表示，先从董事长（或者是部长，
身分可随例子做适切修正）说起。甲公司的董事长在商业报导上看到几篇
有关中国市场的报导，「那儿热闹滚滚，为什麽我们全无行动？」他说，
「我想过去瞧瞧」，行程敲定，中间人安排他拜会高层官员，搞不好是副
总理或副部长，他大为心动，盛大宴会，事事顺遂，人人和蔼可亲。双方
表达互敬互重之情，於是甲公司董事长和乙部长决定双方应该携手作一大
堆生意，这是自然的和合作用。「这些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他们真的希望
和我们一起打拚。我搞不懂别人为什麽会认为他们与众不同，我们已在大
远景上达成协议，现在只消处理些细节就行。」董事长扔下指示，上了飞
机。他自以为已经营造好气氛剩下的肯定会一帆风顺。然而，接着奉命展
开实质谈判的中阶主管却遭遇到层出不穷的问题。
　在谈判的时间问题上，彭定康认为，在时间压力下谈判是一大错误，中
国必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若是谈判时间与协议利益不成比例，或觉得
必须在时限内解决，那就一切免谈了；中国若是真的想要你的东西，必然
会跟你订约。你必须有随时可以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壮士断腕的胆识。但若
是时间可以自由掌握，或是值得一谈，倒是不妨耐着性子静观其变。无论
如何不能让中方知道你真正的时间压力，而且要尽量让他们相信，所谓时
限云云，并不是一成不变。在谈判桌上为着同样的问题反覆谈判时，你应
该时时安慰自己说，对方同样也莫可奈何。记得有位天主教修道院牧师曾
把听修女告解，比作好像被鸭子啄死一般；这对修女当然是很不公允，不
过，用来形容和中国人谈判倒是十分妥贴。
　彭定康提醒与中共谈判时该注意的问题，他说，不管是商务还是政治谈
判，一开始中方设法让你同意某些看似无伤大雅的一般原则，可能是用来
塑造最终阶段和结果的框架，你千万要注意，否则，在谈判期间准会搬出
来对付你，指责你背弃基本原则的「精神」，精神一词全无实义，用意无
非是倒打一耙羞辱你而已。
　最後一点，在最终协议里绝不要有模糊不定的措词，否则很可能就会被
利用作重开谈判的藉口，或重新作成符合中方最大利益的诠释。还有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敲定和宣布协议之後，对协议的条件要有点〖扯淡的能
耐；在香烟缭绕的谈判房间或庆祝大厅里，在把酒言欢的场合上，可能突
然冒出莫明其妙的额外条款，因此，你必须要有随时可以牺牲香槟和放弃
协议的心理准备。你会发现协议不过是「蓄意欺骗」而已。
　除了这些共通原则之外，他还提出一点：不要把所有会谈都摆在北京，
否则，你形同「上京请愿」。偶尔选择在自己的主场打球有些好处。西方
谈判人员到了中国会觉得不自在和孤立，最好是尽量在自家球场打球，而
且作风要强悍，不要流露任何折衷或妥协的迹象，否则准会被当成是你的
弱点。中方会等你先提出及陆续提出建议，但你应该敦促他们先亮牌。你
千万不可以承认错误或道歉，但也不要失礼或失态，时时谨守自己的道德
高地优势。你若不这麽做，中方肯定会做，届时你会发现，每一场会谈都
是苦战。此外，表现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实际如何姑且不论），而且
能装得跟他们一样高明，使他们误以为真，对你也大有助益。
　彭定康也分析了中共谈判人员的作风。他形容中方谈判对手是游击队战
士，大致点出了中方和西方大部分谈判人员的差异。在中国的体制下，谈
判人员没有质问指令的馀地，不晓得谈判背後的总战略是什麽，只能够依
命行事，也就是攻击、寸土必争、凯旋而归。相形之下，西方的商务或政
治谈判人员，本身就是决策过程的一环，所受的训练也是尽量说服对方看
清自己的观点，从而寻求妥协和解决之道。因为体制使得他们的行为有如
打游击战，并不表示所有的中方谈判人员都不是值得信赖、死硬派和令人
不快。

                  彭定康庆幸 未做北京傀儡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东方与西方：彭定康
治港经验」中，透露出许多与中共就香港主权移交问题的谈判过程，其中
包含他对一些参与谈判中共官员的批评，及中共在谈判过程中施展的手段
等细节。
　彭定康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起，担任英国派任香港的最後一任总督，
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叁十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共止，共担任香港总督职位五年
，而这五年期间，他曾就香港问题与中共多次进行交涉。
　彭定康与中共当局关系的交恶，是从他提出「政改方案」开始。一九九
二年十月，彭定康在他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政改方案，而在此之前，彭定康
已经先就政改方案内容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并已透过外交场合，由英国
外相赫德对中共外长钱其琛逐点说明。
　彭定康在书中指出，赫德、钱其琛会晤後，中共在他发表报告前一周开
始发表反对意见，英国驻北京大使麦若宾奉召与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
平会面，而鲁平认为，彭定康在与北京当局磋商，并取得「中」方准许前
，不应该发表任何与香港政治有关的谈话，否则中共有关「新机场」问题
的进度，就不会有任何好消息了。但最终，彭定康仍不受威胁，依时发表
了他的政改方案，於是开始了他与中共长达五年的恶劣关系。
　中共对彭定康的嫌恶，首先就在十月十九日彭定康首次北京访问行程中
表露无遗。彭定康说，整个访问行程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共一贯的政治诡
计：真实或尽在不言中的贬抑。
　据指出，当天他从香港飞往北京，鲁平并未到机场接机，只派副手前往
，接着又在机场举行狂乱的记者会，记者麦克风直推到彭定康的鼻孔下方
，几乎顶到鼻子。第二天，当外界纷纷揣测彭定康可以会见到什麽层级的
中共领导人时，中共只由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负责接待他，而钱其琛给他
的讯息却是：除非彭定康让步，否则中共将越过他，直接与英国政府打交
道。
　其次，彭定康指出，与中共官员的会晤，是一场「卡夫卡式的会晤」。
中共官员一位接一位，不是直接从会议桌上，就是深坐在罩着白色椅套的
椅子上，发言指责彭定康不该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彭定康反问：「那
〖违反了基本法？」中共官员答道：「你知道自己做了什麽」，「你一定
是这麽做，否则我们也不会说你」。
「但是，在那〖」彭定康追问，中共官员说：「你至少已经违反联合声明
和基本法的精神」，「在你回归约文的精神以前，我们不能提出自己的计
画」。彭定康说，双方的对话就这样展开，一再地重复。
　再有，彭定康表示，中共方面的另一个特质就是「访後的猛烈抨击」。
先是鲁平召开记者会，谴责他的政改方案有「叁大违反」，双方将不会再
有任何谈判，而彭定康所作所为的一切後果，必须自己承担等等。中共官
方报纸更是大肆对彭定康发表人身攻击，包含「东方妓女」、「蛇」、「
探戈舞者」等骂人话语都出了笼。事实上，彭定康说，中共媒体只能做模
糊的指控，指出彭定康有罪，但是这个罪行是如何犯下的，大家却不清楚
。
　对於首要谈判对象鲁平，彭定康评论说，鲁平以作风温和着称，但行事
却一点也不温和，且往往有点歇斯底里，用他从文化大革命中学来的最极
端字汇表达情绪，甚且粗鲁的音调和行为令人惊讶。
　彭定康说，中共方面在随後几个月中的立场很简单：
「除非你放弃计画，否则我们不和你打交道」，而英方反驳说：「我们乐
於讨论那些计画，但我们绝不会放弃」。於是，双方形成僵局，但彭定康
的政改计画仍获得香港过半数民意的支持，只是由於中共的敌意，香港民
意开始变得两极化。中共在这几个月中间，更利用了每一个可以施加压力
的机会，企图迫使彭定康就范，包括经济恐怖手段、新机场建设上的不合
作态度等。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彭定康说，中共忽然停止对港英政府的炮火，转向
另一种战略：用时间来瓦解港英政府的防线，处心积虑地以毫不留情的手
段，把彭定康从港府员工、从伦敦当局以及从香港社会中孤立起来。
　一九九叁年开始，双方歹戏拖棚的会谈不断延续着，彭定康指出，这显
然是中共的用意。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姜恩柱除了宣读简报外，没有给谈判
带来任何东西。十一月，在时限逼近的压力下，港英政府决定要在某些优
先问题上先行立法，中共在深知反对无效後，决定建立一个对立的权力中
心（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建「第二口灶」），来打击和限制港府的权威
，并培养自己接收主权的班底。
　彭定康表示，五年期间中共当局不断努力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他们自
己的影子政府，并让实质的政府丧失威信，所以设立了一个「筹备工作委
员会」，声称要预先为九七时代的港府铺路。但彭定康说，由於香港政府
公务员都极为优秀、忠诚，所以一直到「九七」前夕，他们都维系着治理
香港的主动权。彭定康自满的说，他并没有把这五年的总督任期，拿来充
当北京的傀儡。
　「东方与西方：彭定康治港经验」一书，目前已由时报出版公司取得独
家中文版权，即将出版。

~^~^~^~^~^~^~^~^~^~^~^~^~^~^~^~^~^~^~^~^~^^~^~^~^~^~^~^~^~^~^^~^
布莱尔：“第三条道路”

[BBC中文部记者华英报道]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的确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在北京出版的一份杂志将他说成最为性感的人。布莱尔推崇的“第
三条道路”的政治哲学也同样引起了中国人兴趣。

什么是“第三条道路”呢？

西方人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或看到这个名词。不久前，纽约召开了一个研讨
会，专门讨论“第三条道路。”参加那次研讨会的有英国首相布莱尔，美
国总统克林顿，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和瑞典总理佩尔松。同一天，《爱尔兰
时报》发表了布莱尔撰写的文章。文章写到：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简单妥协。第三条道路把中间和中
间偏左思想的实质内容结合起来，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把这
种理论运用到社会和经济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并摆脱过时理论的束
缚。”

布莱尔所说的过时理论包括过分强调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
左派思想，也包括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
右派观念。

布莱尔认为，在英国，走第三条道路意味着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注重教育
，改革福利制度和严厉打击犯罪。这些基本上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实
行的政策。

在美国，“第三条道路”之风已经刮了好几年。美国《新闻周刊》的埃莉
诺．克利夫特说：

“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认为美国公众面临的是一些
错误的选择，不是自由派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市场派的立场，把穷人推
到大街上不管。所以，人们在寻找中间道路。实际上，大部分选民希望政
府的政策能够包括左翼和右翼可取的地方。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
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在国内政策上，他的大部分政策比较偏中，因而把
左翼和右翼人士都得罪了，但是他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我认为第三条道
路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符合选民的意识。所以我感到追求选票是政治家找
到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动力。”

在英国，“第三条道路”最积极的推崇者之一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安
东尼．吉登斯教授。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说“第三条道路”是一种
积极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要同时包括穷人和富人：

“你必须包括社会底层的人。你不想让人们脱离整个社会，被社会排斥。
但是你也需要拉住上层社会的富人，要不然他们就会找私人医疗保险，住
在私人居住区里。你需要让富人也对公共事业感兴趣。”

对“第三条道路”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个说法算不上是新的哲学思想
。《泰晤士报》的安东尼．霍华德说：

“第三条道路就是废除左翼，右翼这种词汇。我觉得布莱尔想说的是，过
去的冲突没有必要，两边的理论都有可取之处。我本人并不认为第三条道
路这个理论有什么很独特新颖的地方。它更象是一种公关概念，而不是走
向未来的哲学思想。”

英国左翼国会议员辛普逊也持这种态度。他说：

“第三条道路只是一种幻觉。只有当政府认为自己治理不了经济的时候，
他们才会使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采取治理人的办法。”

如果说“第三条道路”的原意是取代西方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治之分的话
，那么这种理论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行性呢？美国《新闻周刊》的埃莉诺
．克利夫特认为完全有可能。她举俄国为例：

“在俄国，第三条道路意味着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得不恢复
国家控制，以便给尝试市场经济的人带来一些稳定和安全感。第三条道路
意味着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意味着并没有纯粹的左派和右派
。在你向一个目标迈进的时候，有一个实用的中间道路可走。”

西方对“第三条道路”的辩论只是刚刚开始，到现在为止，没有明显的成
功例子。“第三条道路”成为具有连贯性政策之前，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划
线的政治态度仍然是主流。

~^~^~^~^~^~^~^~^~^~^~^~^~^~^~^~^~^~^~^~^~^^~^~^~^~^~^~^~^~^~^^~^
英国报章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摘要：媒体批评克莱尔访华的人权低姿态
1998年10月9日格林尼治时间GMT12:26发表

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中国之际，这几天英国报章上有大量相关的报道。十
月七日，中间偏左的《卫报》发表社论。《卫报》不满布莱尔没有高姿态
提出人权问题，没有像克林顿总统那样热烈宣扬民主。《卫报》提出什么
是中国现实的问题。社论说:

“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存在严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它离甚至只是开
始成为自己的主人还远得很。现实是，中国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经济增长，
那只是从非常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它能向西方提供的贸易和投资机会比人
们认为的要少。现实是，中国人对于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兴趣不大。现实
是，中国领导层的自信只是唬人的伪装。”

同一天，持中间立场的《独立报》也发表了有关布莱尔中国之行的社论。
社论说，同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继续在经济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和中
国接触都是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

“不能，也不应该忽略人权问题。在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在监狱中
。出版和言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香港迈向地方政府自治受到阻止。”

《独立报》说，布莱尔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明中国显出正朝向法制
化方向发展的意愿。《独立报》社论接着写道：

“这还不够。布莱尔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要中国政府看过和讨论过，这个事
实说明中国在民主道路上还有多么远的路要走；说明一个软弱的外国领袖
，更不要说像英国这样需要出口机会的中等国家的领袖有多远的路能走。
克林顿总统尚且不能公开地在人权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布莱尔怎么能希
望做得更好呢?”

但是，《独立报》认为，布莱尔不应该在西藏问题上采取骑墙态度。十月
九日的《每日电讯报》有一篇短短的社论就布莱尔访华之际举办的英格兰
法律周时的一次模拟陪审团审判谈到中国法治现状。社论说：

“这一模拟审判得以举行表明敲开毛泽东时代大门以来的进步。然而，中
国法律的现实是，判决早在审讯前已经做出，不经审判就把人送去监狱和
劳改营，共产党仍然高于法律之上。也许还要几十年才能消除这些陋习。
不过，星期三的模拟审判却是迈向最终目标有价值的一步。”

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就布莱尔访华期间异见人士徐文立被捕一事报道说
：

“外交官们认为，徐文立被捕并不是中国政府故意使布莱尔难堪，而是中
国有关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失误的结果。布莱尔本来在人权问题上表现谨慎
，但此事发生后，布莱尔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不仅在同江泽民会谈时
提到徐文立的事，而且公开呼吁中国政府扩大自由，容忍不同意见。”

《卫报》和《金融时报》也报道了类似的内容。《每日电讯报》则强调布
莱尔的干预起了作用，使徐文立获得释放。报道说：

“尽管唐宁街没有把徐文立获释归功于布莱尔的干预，但首相发言人指出
，布莱尔同江泽民的八十分钟会谈主要讨论了人权和西藏问题。不过，中
国方面对会谈的描述大为不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江泽民主席向布莱
尔介绍了西藏的发展情况，布莱尔以极大兴趣听取了江主席的介绍，但没
有提出具体人权案例。”

《独立报》对此事的报道强调说，徐文立获释保住了布莱尔的脸面：

“布莱尔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因徐文立被捕发生了变化，并亲自对此事加
以干预。徐文立获释使布莱尔避免了难堪的局面，因为此前有不少人批评
他对中国人权的态度过于软弱。”

摘自：http://www.bbc.co.uk/mandarin/chinareel/press_091098.htm

~^~^~^~^~^~^~^~^~^~^~^~^~^~^~^~^~^~^~^~^~^^~^~^~^~^~^~^~^~^~^^~^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一个人打天下的故事(之二)
         
晏新明

             8) “六四”荒诞戏 


    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六四”事件究竟是回什么事？

    许多年来海外报刊一直这样说：学生为了悼念胡耀邦、反腐败、要求
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上街游行，是李鹏、陈希同向邓小平慌报军情，说学
生的矛头是指向邓的，才使邓得出动乱的结论，下决心动军队，导致血案
发生。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对。海外舆论为了证明学生上街游行并没有错，
就有意把北京的大学生说得傻了点，好象他们不懂得利用时机来表达自己
的政治意愿。其实李鹏、陈希同说的是对的，他们并没有慌报军情，当时
运动的矛头的确是冲着邓小平去的。

    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有它一个大背景。自从八七年邓小平用反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大棒把胡耀邦打下台，当时在国内各地实际推动改革的人 (
他们的信息是相通的 )就不再把他看成是改革派的旗帜了，只把赵紫阳当
成改革派的旗帜。以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被赵紫阳化解了，但政治
气忿一直很沉闷，到了一个如果不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改不
下去的时候。而要推动政治改革，邓小平就是最大的障碍。邓小平一直高
举“四个坚持”的旗帜，从而使当时已经触及到党政分家的改革无法进行
。而且邓小平退而不休，弄出个现代垂帘听政，使本来已经无法适应当时
改革开放需要的中国政治更加不正常；同时他纵容自己的家庭成员利用特
权经商，也成了中国政治腐败的带头人。

    这些问题全国人民都感到了，中国改革的道路左左右右，让人的心情
十分不舒畅。总之，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邓小平都成了推动中国改革
的主要障碍，需要有一个时机把邓小平赶下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形势是
胡耀邦逝世前的大背景。

    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胡耀邦是共产党内少有的
有良心的人，他是忧郁而死的，对他的逝世大家内心里悲而忿，这个“忿
”，全是对着邓小平去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在北京医院病逝，第二天
北京学生就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十八日开始上街游行。很快全国就跟着
动起来，并喊出了要邓小平下台的口号。这时，李鹏、陈希同他们向邓小
平汇报情况时说学生是冲着他去的，这并没有说错。邓小平自己心里也应
该明白，一切都是冲着他去的 ( 假如他真是有政治洞查力的话 )。

    问题出在邓小平上。当时邓小平的反映之快之强烈是惊人的。他立刻
定性为“动乱”。由于这一定性，共产党内的保守势力立刻集中到邓小平
了周围，并开始了党内和军内的大动员。

    “四 .二六”社论就是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动员令。它说：“中国共
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
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事情就这样，一开始就铆上了。从四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五日电台开
始广播“四  .二六”社论的内容，前后不过一周，牌就全摊了。 

    邓小平会动用军队，就是在意料中的事。他把所有职务辞去，留军委
主席一职，就是要留下这一手。但邓小平这样做是自私的，完全是为了保
他自己。要看到，动用军队是臭棋险棋。其实就中共保守派而言，当时并
不是只有动军队一个办法，办法还很多很多。比如说只要把邓小平交出去
，学生自会收兵，全国自会平息，这样一来，保守派在中共内部的权力反
而更稳固，不会出现“六四”后邓又反过来把保守派势力逐渐排挤出党的
核心权力的事情；或者不交出邓小平也行，只要利用改革派不成器的特点
，利用改革派把学生安抚回去，再把改革派打下去等等。其中任何一个都
比直接用军队的危险小，而且不会危及共产党的政权。问题是以老一辈革
命家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他们不习惯这样做。他做为打下天下那一辈的共
产党员，他们代表着中共一贯专横的作风。中共是一个专横贯了的党，它
要全国人民都要听它的，不听就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去镇压，这叫“无产阶
级专政”。“六四”在某利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中共的专横作风与中国人
有理不饶人的精神的一场冲突。

    这一机会对于中共改革派来说也是一样的。邓用军队是挺而走险，当
时只要共产党内有人能站出来，证明用军队对整个党的危害，并能说服其
它党员，邓小平就整个完蛋。而且这件事并不难做，因为邓实在做得太蠢
、太犯忌。当然这需要有相当的政治智慧。

    今天是信息世界，整个天安门事件人们都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细心观
察。

    五月二十日，与我来往较近全法学联代表全体大陆留法人员，向中共
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三项声明：

    1)强烈抗议在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令，要求政府立即无条件撤销戒严
令。我们认为军事管制将激化社会矛盾，真正将中国的局势引向动乱。我
们坚决反对使用武装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
    2)要求邓小平立即辞去一切党政军职务，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3)要求李鹏立即辞去总理职务，要求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新政府，以
寻求政治解决目前中国的危机的途径。 

    这三条代表着那时我的观点。我是完全站在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立
场上，那时的想法就是要利用当时的时机，把邓小平、李鹏打下去了，从
而扫清中国改革的障碍，让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在政治上完全得胜。当
时的确是民心可用。 

    问题在于，该出场的一直没出场。这就是中共“改革派”。

    改革派在当时中国各地和党内，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政治势力。
赵紫阳和万里可以说是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一个是党的总书记
，一个是人大委员长，这一格局可以说是解决当时政治危机的最好格局，
因为他们的任何决定都具有合法性。如果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邓小平请
出中国政治舞台，改革派在当时就会大胜。

    本来，当时保守派并不得民心，而且动用军队，已经犯了极大的错误
，因此把邓拉下来，可以说并不是很难。当时如果赵到邓前拍胸膛，保证
让学生和平撤出广场，并提出一套可行的和平方式在党内外游说，让保守
派的武力方案在先，改革派和平方案在后，交由党的大会，至少是政治局
扩大会议去讨论。一般来说是会成功的，因为当时包括保守派在内，没有
一个人能预知动武的后果，都感到可怕。如果和平方案在党内通过，赵成
功的让学生撤出广场，最后再以劝退邓小平为整个运动的收场，改革派就
会大获全胜。

    但是这些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这时却一个去北朝鲜，一个去美国，
开始回避责任。说实话，我当时听到他们的消息后，心里是很鄙视的。我
似乎觉得他们是在有意让事态扩大，最后到了老邓收拾不了时，再出来收
拾残局。但这是以学生为人质的政治小手腕，只应是低劣的小政客的行事
，而不应该是政治代表人物的做为。

    我不相信这些人心里会不清楚他们是中国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也不相
信他们希望天安门的学生把他们全拉垮，但他们全都不胜任政治代表人物
的角色。政治代表人物既是这一政治派别的旗帜，也是这一政治派别的利
益的捍卫者和争取者。同时，他们身边也没有对局势看得很清的智囊。他
们身边那些智囊，虽然拥有全国的信息，但不能看清当时是解决邓的问题
的历史时刻，从而为此制订出战略。

    从四月底到五月底，事情在天安门广场僵持着, 整整一个月, 改革派
不能提出一个和平方式。这时，拯救中共的只有一个动武方案提交政治局
讨论，这是一个改革派输到底的架式。只有一个方案能救党，做为党的总
书纪的赵紫阳对这个方案投反对票又有什么用？你还要不要救党？投反对
票就等于自绝于党----这个逻辑完全实用。当时的情况是，以赵紫阳为代
表的中共改革派，如果不为中国改革派的利益而斗争，那他们就死定。我
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看不到这一层？最糟糕的是，会有许多无辜成为他们殉
葬者。 

    赵紫阳在政治局会议上投了开枪的反对票，表达了他的人格立场。从
西方的道德观去看这事，似乎赵紫阳是优秀的，而从中国传统道德观去看
，他却错得很利害。他不能担起历史责任，不能拯救广场上的学生，他是
“大不义”！

    再来回过头来看看学生。

    那时我在巴黎与法国朋友一块儿看电视新闻，面对北京的五月大游行
，一些法国朋友激动得流下眼泪，他们说：“警察不带枪，学生手拉手维
持秩序，真太美了！”这里的游行，经常会与警察打上一场，烧几辆汽车
，而天安门的学生，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一朵灿烂的民主之花。我为我们
民族的高度自觉而感到骄傲。对比一下今年五月发生在印尼的那场让独裁
者苏哈托下台的事件，暴民们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相比之下
，中华民族难道不是高度文明的民族吗！ 

    尽管如此，我当时对广场上的学生评价还是不高的。五月份有法新社
记者电话采访我，叫我谈谈对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的看法，我说并不
存在一个民主运动。当时的学生只是要政府承认他们游行是对的，并不是
动乱，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他们大多还只是大学低年级的学生，
还不懂政治。全国人民支持学生，表达的也不是“民主愿望”，而是对当
时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当时主要有两个内容，一其是对保
守派千方百计阻挠改革的不满，其二是政府拿不出好办法来解决天安门绝
食学生的问题不满。但硬要说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就没有事实依据。

    我看“民主运动”是很具体的，那就是在一个国家或社会推动建立民
主制度的运动。没有这一内容，就不应该叫做“民主运动”。当时有人有
这种意识，但不是主流，也不是大多数，所以不能称之为“民主运动”。
不能说一上街就叫“民主运动”，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会模糊人的头脑，让
人看不清社会运动的本质。

    当时的运动是由胡耀邦的逝世而引起的，矛头暗指邓小平。这个问题
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完全超出了学生的能力，只能通过共产党内保守派
与改革派的较量来解决。学生上街一喊，把这一问题挑明以后，他们只能
起啦啦队的作用了。

    本来，中国的政治对立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立，并不是
学生与共产党的对立，悲剧的发生却是，保守派跳出来后，改革派一直没
有人站出来，结果事情很滑稽地演成了学生与共产党的对立。

    整个事件中，学生是很冤枉的。尽管我对学生游行的评价并不高，但
我反对对他们的指责。这些年来，海外反思“六四”，一般都要指责学生
一通，说他们不能见好就收，有意想激化矛盾，这些批评实际上都是不现
实地把学生想象成了政治家。他们只是年轻、敢说，见路不平，就出来吼
两声，结果一下被中共钉了个“动乱”的罪名，他们不能接受。事情就这
么简单。他们进驻广场实际上只是想扩大影响，向政府讨个公道。他们实
在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和政治诉求，他们只是在赌气。他们绝食，就是要让
全国人民同情他们，证明他们是对的，不是在“搞动乱”。

    这种学生运动，其实是很好对付的。对于他们应该是两点：第一，要
真心地爱他们；第二，要会哄。真的应该像对小孩那样去对待他们，他们
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小孩。实际上要让他们撤出广场并不是很难，只要当时
有人真心这样做。十九日清晨，赵紫阳去过广场一趟，说：“同学们，我
来迟了”。晚上广场学生就宣布停止绝食，可见效果是很明显的。而接着
这位赵紫阳却去请辞总书记 -----真是扶不直的猪大肠。

    这时如果中共高层没有人站出来制止住军队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学生
要去面对解放军的枪口。结果还是北京市民站出来保护学生，把军队挡在
了城外，而北京市民却自己面对枪口了。能救的不出来救，不能救的却站
出来了。永远只有人民，才会想着人民自己。

    “六四”这场戏，真是一场现代荒诞戏。

    北京学生带头唱。他们把幕拉开，但他们只是义务演员，是为迎接改
革派的胜利而拉幕的。幕拉开后，邓方在保守派的簇拥下立刻出场，拉开
架势，谁知改革派却不出场。只有一方出场戏这就演不下去，出台的就对
拉幕的学生骂开了，“你他妈乱来，谁叫你们开的幕！赶快给我关起来！
”，学生听了大为不满，说：“你说话不能态度好点吗？我们不关怎么着
！”邓方一听，大怒道：“你他妈敢回嘴！来人啦！”手一挥就从后台调
出一帮武装着的人。也许邓方只是想吓一吓学生，谁知这时看戏的观众不
高兴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就起身挡往了从后台出来的人，说：
“回去！回去！不该你们出来！”这时台中的邓方感到面子丢尽，就不顾
一切地大叫道：“开火！”那邦人就把上台的观众给杀了，学生见状也就
吓跑了。这时邓方就把早该出台却一直不敢出台的赵紫阳从幕后拉了出来
，说他是后台，整个事件由他负责。

    一场戏就落幕了。



     9)“六四”启示 -----人民起义计划的诞生 


    该赢的不赢，不该赢的却赢了，该垮的不垮，不该死的却死了。表面
上看这一切好象极不合理，细想又好象天空中真有一支手在操纵一切。老
天有意安排中共的“六四”施暴全过程要被录像机全部记录下来，让世界
看到。

    坦克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全副武装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
到处是人民的鲜血、鲜血、鲜血....

    电视机前的这些镜头国内大多数人是无法看到的，(在现场的人终究是
少数，事后也被迫不敢讲话 ) 因而大多数中国人也无法体会看到这些场面
后的感觉。然而这件发生在中国的事, 那些中国人看不到的镜头, 却被电
波传遍全球，让到全世界都看得到了。这是今天信息社会的特征。

    这些血淋淋的景像立刻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共产政权的恶心、反感和
愤慨。不可思议的事情立刻发生了。也许老天要安排让中国人替世界的冷
战恕罪，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在中国人民的鲜血所激起
的全世界人民对共产政权的怒不可遏的情绪中整个垮掉。

    “六四”过后世界就像是天崩地裂，短短几个月内，整个地球让人眼
花撩乱地转动起来：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垮掉了、柏林墙倒了、许多陌生
的国旗出现了、手中的世界地图再也不能用了，世界认人感到陌生起来。
巴黎全法学联为天安门学生捐的钱刚刚不知往哪里寄，立刻就被寄到了罗
马尼亚；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海外华侨一下子
有了共同语言，亲近起来了。

    世界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中国人的鲜血换来的。可以说中国人“六四”
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的意义是当时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人所始料不及的。 

    改变了世界的电视机画面，也改变了我的命运。象许多人一样，“六
四”是我转变立场的关键因素，它使我走上了一条不再原谅共产党的道路
。

    “六四”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干的坏事，如依靠外国势力、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发动内战、暴力土改、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
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从坏处去想，不愿去挖本质，总认为这都是有历
史原因的，有时是迫不得以的。我把我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位在中共改革派
的立场上，面对中共所做的一切坏事自我安慰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党
有一棵救国救民的“心”。在这之前，最讨厌听到有人说共产党是“土匪
”，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从来不觉得他们象“土
匪”。当然，对于中共所做的坏事也不能认同，只是把它们淡化掉，总希
望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一条繁荣强盛的道路。“六四”使我对
中共改革派彻底失望。枪声一响，中共的罪行就不可饶恕了。

    “六四”开枪后我的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五四新文化”在中国造的
孽。整个“八九事件”，无论是中共保守派还是中共改革派，无论是社会
上的民主派知识分子还是广场上的学生，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差别，
他们间却表现出一种共性：在一个历史的考验关头，每一派面前都存在着
更好的选择，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做最糟的选择。他们的共性就是“愚
蠢”。这很奇怪了。明明他们都有脑袋，他们也竭尽全力去思维，他们却
都得出了“愚蠢”的结论。这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

    我当时写了一篇《“五四”纵横》，来说明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
，也就丢掉了自己的聪明，所以只会尽干蠢事，以此做为对“六四”血案
的文化根源的反思。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性的认识，真正的感性认识是电视机给我的。看
着那些横冲直撞的战车，看着那些装备着自动武器的士兵，一个清晰的认
识立刻涌入心头：“原来不过如此！那么只要指挥得旦，人民一定能够战
胜军队。”

    这个念头在不看到这些画面之前是不可能有的。我与所有人一样，知
道中共的政权是靠枪杆子来支持，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
空观念。这个空观念是很害人的，因为它让人空对空的产生一系列结论：
赤手空拳怎么打得过军队？中共有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在保护，就不可能
从外部战胜它，只能等着中共内部自己烂掉，自己垮台等等。

     ----这个观念至今还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

    “六四”让我真真实实地看到军队出来保卫中共政权了。而仔细看一
看，摸到它的劲路了，心里就对自己说了：“就那么两下，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可以跟它打了，而且还要赢它。

    很快，一个发动一场起义，从外部推翻中共政权，重建新中国的计划
就在脑袋里成形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脑袋里的东西会有人相信吗？这件事的确跟一般人
不容易说清楚，最好是与熟谙社会运动规律的专家来讨论。 

    如果有可能，可以请中共最好的军事专家来，在电视机前跟我进行沙
盘推演。他的任务是保卫中共政权，我的任务是推翻中共政权。他的条件
是可以用任何武器，包括原子弹，我的条件是什么武器都不用。要是他赢
了，我就承认中共内部有高手，宣布我的计划不可行，作废；如果我赢了
，他就不必去为中共卖命，去做无用功。

    我是不相信中共军队内有人能赢我的。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只要
脑袋转个弯就能认识到。中共的领导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叫“党组织”的网
络实现的，在一般条件下，军队是不具备保护网络的条件的，它只具有保
护点的能力，即保护党中央和党的重要部门的能力，而这个党中央和重要
部门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只要变换了条件，中央也中央不起来，重要部门
也变得不重要了。而且，在某种条件下，军队连保护点的能力都会丧失。

    当然，我不会傻到说，我赤手空拳，或者手里拿着石头，能够去跟军
队打，并能战胜它。这种蠢事我不会去做。我说的是，我去推翻中共政权
，军队去保卫中共政权，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格局，另一种打法。

    只要我能用虚灵的手法把条件创造出来，避实就虚，就能在军队的鼻
子下把中共的党组织网络系统摧毁掉，然后再转过身来把要为中共卖命的
军队收拾掉。

    这个办法简单说就是：发动一场以夺权方式进行的人民起义。 

    接下去的问题是，这个计划由谁来实现？我自己并不很喜欢我脑袋这
堆东西的，我个人的性格是仙风道骨，很不喜欢此类事。但找谁来做呢？
实在也找不到人。算一算时间，还有的是时间，目前只好我自己先把该作
的做了，以后碰到一个合适的，就把这个计划交给他。

    发动人民起义定在什么时候呢？

    先算算自己手上要做的工作。这时我有一个博士论文要写，还要写一
个重新建构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三部曲《中华大同书》。这
时是九零年，算算时间，最快大约可以在九五年完成全部工作。那么发动
起义的时间就暂定在一九九五年。

    从那时开始我有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时间是很紧的。这事也
由不得人。一个大事在心里，而且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你要不做，它就不
让你睡觉，象鬼附身似的。每天做一点，心里就很踏实，感到今天没白过
。

    自从有了这个起义计划，我最担心的事就是邓小平死。因为邓一死，
中共就有分裂的危险，中共一分裂，中国大乱，这个起义计划就没有用了
。有许多人盼望邓小平早死，海外传媒也多次报道邓小平要死或已死的消
息，从而看到中共的变化。我是最不愿意看到中共内部的变化的，因为中
共不变是起义能成功的先决条件。

    结果一路吉星高照。在我作准备期间，中国大陆的情况真让人吃惊，
它打破了所有预言家的预言。全世界老大哥级的共产政权全垮了，中共却
不垮，它顶往了全世界的压力，并让中国获得了让全世界嗔目的发展，而
且邓小平一直健康的活着，保持着中共的团结。这一切像是老天爷精心的
安排，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的厚爱，让中华民族在中共垮台后，有条件真
正能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而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经济垮掉、国家分
裂。


             10) 告别孙中山


     说实话，弄出一个起义计划，对我来说并不太难，真正难的是，推翻
中共政权后用什么东西来填补，中国怎样才能好起来，怎样才能不出乱子
，这些问题不解决，最好莫乱为。

    那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呢？ 

    与许多人一样，最先想到的就是“民主主义”，用民主来代替专制, 
这是天下大势, 顺理成章。但“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这些问
题只有两个答案：

    一 )现在西方有许多民主国家，就像过去中共拜斯大林为师爷那样，
到民主国家拜个外国师爷，问个清楚，请他来指点民主该怎么做；
    二) 要么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出一套适合自
己国情的民主理论来指导实践。

    但要到国外拜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世界的西方与十九世纪不一
样，很少出大师级的人物，而且他们当中懂中国的也基本没有，我看中国
人是没有福气从国外找得到一个真正的师爷。要搞中国自己的“民主主义
”，那道是有一个现成的，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是个好东西，它是合西方民主政治之所
长，又结合中国传统政治之所长，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上最民主、最
富强的国家的思想。也就是说，是个有大志的思想。

    在“五四新文化”统治中国以前，中国的思想家大多是有大志的。康
有为是如此，孙中山也是如此。自“五四新文化”统治中国以后，中国思
想界就再无大志了。

    毛泽东在中国的“五四新青年”中算是最有“大志”的一个，所以他
的成功也就最大。不过毛泽东还不能算是中国的真正有大志者。虽然他从
一开始就表露出要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思想，成功以后又想与苏联争夺世界
革命的领导权 (前者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后者他还没有说清楚过) 
，但他这一套，只是为他自己的，充其量只是为他一党之私，也就是说，
只有中共成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时，毛的那一套才有用。他这一
套与中国、中华民族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他不能算中国的有大志者，只
能算是“五四新青年”中的有大志者。因而要想从中国现有政治思想中找
让中国振兴之道，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并且有一个信奉其
理念的国民党。那么要用“三民主义”救中国，能不能指望台湾的国民党
呢？

    “六四”以后我开始研究台湾的国民党。很快就看清了，自从李登辉
主政国民党以后，这个党在台湾已经脱变成了一个台湾地方党。虽然国民
党内还有不少党员具有大中国意识，但在党内已沦为非主流派。国民党性
质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党内很大的反弹，一些国民党员从党内出走，另组
新党就是这一反弹的表现。总之，现实的情况是，要讲中国的“三民主义
”，已经不能指望台湾的国民党了。

    八九年底我已经很明确地获得了这个认识。九四年时王希哲从大陆出
来，提出要加入国民党。他这个动作我很能理解，实际上他也是看到了在
中国讲民主最好是讲三民主义，所以才会采取这一行动。只是他的动作太
急了点，没有先研究清楚台湾国民党目前的本质就去行动，结果弄巧成拙
，反被国民党拒绝。

    好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台湾国民党的专利，而是属于
全中国人民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一
定非要去入台湾那个国民党。这时就需要有大陆人出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把它改造成完全适应现代情况的新三民主义。为此，我开始了整理三民
主义的工作。准备把这一成果发表在我与其它朋友合办的法国留学生自由
刊物《世纪末》上。

    首先从民族主义开始。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挺不错，它不是一种狭
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有弹性的、 可以过渡到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把
它做为民权主义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等于说西方的民主搬到中国后，就
应该建立在中国人认同的基础上，尽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这是一个很有
眼光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也不错。它包含着五权宪法的内容，比西方的
三权分立要高明一著，因为它既具有权力制衡机制，又能解决三权分立后
的相互扯皮问题；同时它也承认中国传统政治的价值，不把它与西方民主
制对立起来，而把二者尽量揉合起来。这些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高明之处，
是他以后的任何民主主义者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到了民生主义就整理不下去了。说实话，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
里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它无非是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或者说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有点像今天中共改革派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不过大陆改革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种试图结合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转弯抹角的不自然的说法，本身毫无理论价值。中共改革派是无
法达到孙中山先生的景界的。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东
西。

    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两套生产组织
方式，即“家庭经济体”和“社会经济体”，他们同样有效，同样能体现
代高科技生产力，但却代表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习俗。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这些东西只是从“社会经济体”这一系统里总结出来的东西，它既不能
把中国人所拥用的生产能力的特点发挥出来，与中国文化也结合不起来，
因而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说都是无效的。

    这时，我开始怀疑重树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价值。经过几个月
的思考，我得出了结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过时，没有必要
再重塑它。这一认识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今天人类的进步是靠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来支持，仅仅把西方民
主政治的好处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好处集中起来，已经不足以让中国富强起
来，这已被世界上许多走民主道路，但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像西方国家一
样富强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它还需要一个能够为科技的发展
指明道路的宇宙观。这一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没有。 

    其二，孙中山先生虽然强调中国文化，但他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
研究，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因而他的“三民主义”本质上还是一种西化
思想。这一本质与今天人类需要中华文化重新复活的趋势相抵触，也不能
代表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其三，“三民主义”所表达的社会进步观念还是属于一种社会进化论
观念，这一观念使中国人走入国际社会后不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到很
大的作用，反会给国际社会造成许多麻烦。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以放弃了。中国的
事情得重新开始。

    我就是这样告别了孙中山先生。我得说明，在本世纪的中国人里，给
我启发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虽然两位
先生我都没有见过，但我读他们的书是能感觉到他们的精神的。他们是我
的指路人，也永远是我所尊敬的老师�



               11)民主与大同


    告别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于是告别了西方民主政治。我
在国内时是很向往民主制度的，到法国看看它的民主制度，真的也比中国
的政治制度要好得多。但这都还只是表面印象，民主制度究竟怎样运作还
是不清楚的，还需要深入到内部去看。

    八九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为了纪念这场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制度
的这场大革命，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法国由一个协会负责，从全世界
请来了五百五十位青年代表，集中到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厅开会，要通
过一个“二十一世纪世界青年人权宣言”，以系法国大革命人权之脉。我
做为中国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欧洲议会可算得上是世界一流的议会大厅之一，现代化程度很高，并
且能够多语种同步翻译。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走进这幢大厦，亲自参予操纵
民主机器，体会一下民主的感觉。

    经过八天的民主大实习，有什么感觉呢？说实话，除了感觉有些累以
外，没有什么感觉。

    并不是我这个人特别麻木不仁，民主实在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它只
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而已。这个办法能让更多一点的人说话，但却不一
定是最好的办法。它所讨论的经常是一些大而空的话题，而且，由于参予
讨论的人只是民意代表，并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经常为一些很枝节的问
题吵得不亦乐夫，为一个条款中的一句话该怎么表达，一争就是几个小时
候。斯特拉斯堡会议是严格按照西方议会民主的程序进行的，主持会议的
法国人也很有经验，尽管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代表间的观点对立
很尖锐，但绝无发生像台湾立法院那种打架的可能。会下大家相处得也很
愉快。

    尽管如此，我一点也不觉得把西方议会民主这套办法搬到中国去，中
国就会好起来，就会从此繁荣强盛起来。如果这样，事情就太简单了。

    另一方面，我也明显地感觉到，议会民主这一方式，尽管它已经发展
得很完善，但并不适应中国人。斯特拉斯堡会议，中国代表不算少，大陆
台湾的加起来有十多个，在大会发言时我只看到一个公认的勇敢分子争着
发了一次言，讲了几句没有意思的话。这位发言者是否真懂当时所讨论的
问题呢？我敢肯定说他一点不懂。

    当时是“六四”刚过，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中国人。有一个外国代表
问我：“为什么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
    我笑笑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习惯。”
    他当时冲着我做了一个感到奇怪的嘴脸。

    真实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
点，但更乐意听听别人说些什么，看看别人用什么态度说，也不愿意自己
加入到哪一个阵营里，而且也认为这种场合并不是能认真讨论问题的场合
。

    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刚到巴黎时就碰到一次学联主席选
举。事前大家在宿舍里议论，都认为某人很合适，到选举时，大家认为合
适的人，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结果一个平时大家
很看不起的人出来竞选，讲了一通，因为没有其它候选人，选举结果就是
他当选了。当时我想，原来这套方法是给勇敢分子提供的一个机会。如果
换个方式，大家把那个有能力的人推出来，他也一定不会拒绝的。当时只
是感到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到中国唐代考试制度以前所形成的推举制度，
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民族性做背景的。以后又看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选举
，就没有一个像回事的，特别是民运人士的选举，情况就更糟了。 

    这些都是从实际中得出的认识，并不是从观念或个人好恶中所做的结
论。记得九二年到台湾，在师大梯形教室里讲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题目，
在回答提问时我讲了一句：“民主算什么东西。”会后有一个大陆人冲我
说：“你真好大胆，敢到这里来讲民主算老几，你是反民主的。”

    吃多了才去反民主。抽象地讲民主一点意义也没有。我是坚决捍卫西
方的民主制度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没有权利说中国不要民主。说中国
不要民主不等于说西方不要民主。我说中国不要民主是从事实出发，而不
是从观念出发。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政治。自从中国清朝垮台、建
立民国以来，西方民主政体里的大多数东西已经搬到中国来了，而中国人
却落入了五千年文明里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吃尽了无数的苦。现在大
陆、台湾两个政权与中国传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西方政治在中国
的延伸。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两个政权的分离、对抗，实际上就是民主
机制里党派政治所带来的。如果以后台湾独立了、西藏分离了，可以肯定
都是民主政治所造的蘖。

    今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民主政治再在中国玩下去，注定要把中国玩完
，弄个四分五裂，国不国，家不家。今天那些中国的民主派，把民主说得
多神圣，说成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前途，这些论调听起来就好笑，不知
从何说起。我只能说他们是不懂事。

    既然中国不能搞民主政治，那么我就应该写“大同书”了。这是中国
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哲学在秦汉之际成熟以后，就把从“小康社会
”到“大同社会”的发展规定为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只有这么
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自从汉儒把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改造成一个“家
天下”社会后，“小康”制度就确立了。这一制度经过了二千多年的发展
，到清代走到了尽头，需要由“大同社会”来代替了。

    而中国就是在这个制度的转换关头出了问题。这是由于这时出现了一
个新内容：“学西方”。由于中国人“学西方”学出个怪物：“五四新文
化”，这个“新文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近现代的灾难全从这里来，中国人受的苦难全从这里来。

    中国已经偏离了自己的航道，现在必须回到自己的航道上去。按照中
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轨迹，“家天下社会”以后就应该是“大同社会”，但
在现代条件下的“大同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就应该由中国知
识分子来回答。

    由“五四新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
“五四新文化”以前，康有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写了一个《大同书
》。此书原名为《人类公理》，后才改名为《大同书》

    今天来看康有为的《大同书》，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大同社会的问题
。康有为的确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中学西方的先驱人物。但他对西方
文化的分辨工作做得并不够。他实际上是全部接受了西方的那个虚假的社
会进化论思想，然后又对此做了一些学术诡辩，说这种思想其实中国也有
，西汉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按“据乱世”，“
升平世”，“太平世”这样一个系列发展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内容杂乱，头绪不清，但其中“学西方”的中心
思想是很清楚的。当时就有人批评他是“外儒内夷”，这种说法并不无道
理。我们今天读他的《大同书》，觉得他的种族主义倾向很严重，其实我
看就是他不加分辨就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当成真理拿来的结果。尽管他对
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绝不比《共产党宣言》差，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多少理
论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结晶，也不代表中国文化自身发
展的成果，而只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灵感，不
具有开创中国大同时代的意义。

    既然康有为没有完成为“大同社会”奠基的理论工作，那么只好由我
来尝试着做了。要想推翻共产体制，解脱中国人的苦难，这个工作是非做
不可的。这个工作不做在先，不完成它，就不要去动那个共产体制，不然
中国就乱了。那是不负责任的，也不是我的性格。

    为了区别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我把我的书取名为《中华大同书》
，这一区别也表明我的一个观点：目前关于“大同社会”的奠基工作，只
限于中国的范围，换句话说，中国由于有文化优势，可以在“大同社会”
的建设上先起步。至于说到“世界大同”，那是一个更大的题目，目前我
还做不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华大同书》上中下三册终于完成。


(待续)

http://perso.wanadoo.fr/xinyi/
E-meil:xinyi@wanadoo.fr
Fax:00331-43031725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reference@pathfindermail.com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i.am/xck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百家争鸣大参考-新闻自由小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