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十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编辑地点:美国纽约,发行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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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接待江泽民的公开辩论——杨建利博士与傅高义教授在电台上短兵相接
         「附」:在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集会上的演讲(中文翻译稿)         杨建利
2. 依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 致全国人大公开信: 
        《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全面推进体制改革》  「安徽」沈良庆
3. “六四”大屠杀: 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傅申奇 
4. 知识分子和共产党 ----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曹长青
5. 真诚的王丹:  《我们在写历史——王丹文集》序                        陈小雅 
6. "六四"屠城後魏京生写给邓小平的信: 献上中下三策                     魏京生
7. 江泽民身边的大红人-- 曾庆红                                        高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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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建利与傅高义的辩论
送交者: 笑苑 于 November 06, 1997 14:18:14:

哈佛接待江泽民的公开辩论
——杨建利博士与傅高义教授在电台上短兵相接

江泽民在十一月一日对哈佛大学的访问,是他整个访美行程的重头戏,因为有他在哈佛
大学发表演讲的内容,行前在哈佛校园就引起阵阵波澜,江泽民在哈佛遇到他访美期间
的最大而且是最直接的抗议示威。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11:00--12:00, 美国最大公共电台WBUR的叩应(CALL IN)节
目“连接”(CONNECTION)以“哈佛陷于困境”(HARVARD'S DILEMA)为题目邀请傅高
义(VOGEL)教授、杨建利博士进行公开辩论。付高义教授是该校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的主任,是促成江泽民哈佛之行的始作俑者,而杨建利博士则是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活
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付高义二十六日在哈佛校报上发表文章为他邀请江泽民一事辩护
,并说,江泽民在“六四”事件发生时只是上海的市长,上海也有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江泽民容许其和平进行。杨建利写信给校报指出,付高义给读者提供了片面甚至是错误
的信息,严重影响视听。他还向读者提供了江泽民在“六四”前后残酷镇压民运认识和
党内异议人士的事实。该信在校报《哈佛腥红报》二十九日的读者来信版上发表。在公
开辩论期间,节目主持人也邀请波士顿大学的TERRILL教授接通电话一起参加讨论,
TERRILL教授的观点基本上与杨建利博士相同,大部分的激烈辩论是在杨傅之间进行。
下面是辩论的几个要点。

一。关於哈佛应该不应该请江泽民来访
杨建利:哈佛邀请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之一的中共政权的代表人物江泽民演讲与哈佛崇
尚自由民主的一贯传统极不协调,这个政权至今仍无悔改的诚意,而且江泽民本人手上
也沾着血。江泽民并不是要来哈佛学习民主的也不是要来诚心与哈佛的师生进行交流
的,而是要利用哈佛的名声回国做宣传的,欺骗中共民众他的现行政策和“人权理论”
得到世界最好的大学的认同。因为,在中国,民众认为邀请某人作报告首先是认同他要
讲的东西,而且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他们不会了解到江泽民在哈佛所遇到的大规模抗
议。因此,哈佛请江泽民来演讲是不明智的。
付高义:中国这几年的变化是惊人的,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我们不
可能不和中国打交道,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认真培植和中国的良好战略关系。我想哈
佛的师生对身为十二亿中国人的领导人的言论肯定很感兴趣。随着经经济的不断发展,
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也很大,一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随意批评政府和政府领导人。另
外,哈佛应该允许任何人自由地发表言论,以便进行充分的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我们保
护任何人的言论权利。
杨建利:如果真象付高义教授所说的那样,老百姓基本上可以随意批评政府和政府领导
人,就不会有几千名因言获罪的政治犯,就不会有魏京生、王丹等被判重刑的事件,也
不会仅仅因为写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屠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就被进一步剥夺了
人身自由。改革後,中国的政治控制的确有所放松,但是,如果没有民运人士的努力不
断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个进步将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中国权力仍没有制度上的限制,
使得不仅异议人士的宗教人士的自由被剥夺,而且,权钱勾结致使市场无秩序,制度性
腐败危害多少人的生存权这笔帐已无法算清。
付高义:不管怎麽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而且是不是围堵孤立中国才会是中国更好
呢?如果孤立动力这麽大的中国而不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对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
杨建利:我并不赞成孤立中国,然而,难道不让江泽民来哈佛演讲就是孤立中国了吗?
除了孤立中国以外,难道只有叩头一个选择吗?
付高义:让江泽民来哈佛交流,让哈佛的师生有机会向他表达民主的观念有什麽不好?
作为自由的学府,哈佛应该尽可能地听到更多的思想。
杨建利:那麽,请问傅教授,四十年代,哈佛有没有可能请希特勒来演讲?
付高义:那时我不在哈佛,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二。关於应该不应该抗议
主持人说,江泽民将在哈佛遇到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活动,请付高义教授谈谈看法。
付高义:抗议活动是不明智的。我希望江泽民主席能自由地在哈佛演讲,同时能听到哈
佛师生真诚友好的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让他感受到民主的风范。但是抗议会有相反的效
果,会使他感觉你们大谈民主却不让我自由的演讲,会使他对民主产生反感。我希望由
於访问了哈佛,江主席回中国的时候能够对民主自由有更好的理解。
杨建利:民众的抗议某人的演讲和政府用国家机器箝制舆论是两回事,前者是民主制度
所要保证的,後者是不民主的。江泽民什麽都明白,他知道什麽是民主自由,他知道什
麽会对老百姓更好,他不愿做的原因是他不愿失去权力以及权力带来的一切利益。不抗
议,他更有条件欺骗民众,他也会真认为自己做的很好了。

三。关於应该不应该自由提问
杨建利:请问傅教授,你让江泽民在哈佛自由演讲,为什麽不让听众自由提问?据说你
要求听众在江泽民演讲两天前把要问的问题提交费正清中心,由您和另外三位教授组成
委员会挑选问题交给江泽民回答。
付高义:是的,我们的主要考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演讲活动办得更有效。演讲完只有
的十五分钟的提问时间,如果不进行控制,效果就无法保障。
杨建利:难道傅教授不认为自由提问更能充分交流吗?我和傅教授一样,希望江泽民回
去的时候对民主自由有更好的理解。但是您采取和江泽民类似的检查办法会取得这样的
效果吗?
付高义:我们根本不是要检查,而是希望能提出质量高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
的客人的访问能舒服的进行,这是我们主人的责任。
杨建利:让独裁者舒服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说话。而且,让听众还没有听演讲就提问题,
似乎有悖常识吧?!
付高义:那为什麽,你们没有听演讲,就提出问题了呢?
杨建利:那是因为我们了解江泽民,恐怕象我们这样了解江泽民 的听众不多吧?
有一位俄国来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傅教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是不听劝
的,他们只听进去力量,苏联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不给压力是不行的。
付高义:我不是苏联专家,我不做评论。

四。关於江泽民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的角色
杨建利:但是,傅教您是中国专家。您为什麽给校报写信提供有关江泽民在镇压八九民
运中的片面和错误信息?
付高义:江泽民“六四”事件发生时在上海···
杨建利:他在北京。
付高义:他是上海市长。
杨建利:但是他在北京。
付高义:在北京能说明什麽问题,我明天还要去华盛顿呢。
杨建利:作为中国研究专家,您应该知道江泽民去北京和您去华盛顿的不同,您应该知
道在那种情形下,邓小平为什麽召他去北京,您应该知道他直接参与了象学生开枪的最
後决策,您也应该知道中共对八九民运的镇压是从江泽民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严酷迫
害导报人员开始的。这些事实都可以在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里查阅到。
在讨论期间,有六位听众点电话进来,其中五位支持杨建利的观点,一位支持付高义的
观点。一位女听众说,她要抱着她五个月大的孩子去抗议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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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抗议江泽民访问哈佛集会上的演讲(中文翻译稿)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是因为地球上的许多人的基本权利仍然遭受着江泽民及其政府的践踏
。在当今世界上,这样的勾当仍然在进行着:某些人用金钱换取侵害别人自由的权力和
“外人”的默许,有些人为了金钱和虚幻的利益出卖自己的自由、尊严和灵魂。历史一
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持续遭到践踏,这个国
家便不可能长久稳定和发展,而自由总是给那些知道如何保有它的人带来持久的福祉、
繁荣和尊严。

江泽民及中共政权宣称:中国人除了吃好穿好尚不配享有其它人权。这是对中国人的侮
辱。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告:中国人是人不是牲口!中国人也愿意、也应该有尊严;
中国人也愿意、也应该无恐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人也愿意、也应该有权选择自己
信赖的政府;中国人也愿意、也应该享有人类生来就愿意就应该享有的一切自由。

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其它国家而存在。因此,无视一个似乎遥远
的地方的人民的自由所遭受的危害将最终殃及到我们。朋友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良
知: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们就不自由。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只要世界
上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们就孜孜不倦,奋斗不息!  谢谢各位。

			          	 杨建利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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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徽沈良庆建言依法公正解决“六四”问题

  中国人权从国内得知,安徽省的重要异议人士沈良庆,于六月一日寄给全国人 大常
委会一封公开信(公开信见附件)。在公开信中,沈良庆列举八九年“六四” 之后,中
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出现全面倒退态势,各种社会危机和社会丑恶 行为大量衍
生,政府不仅不面对现实努力解决,反而严酷镇压期望和推动解决这些 问题的异议人
士。沈良庆说为了争取通过民主法制的道路解决这些问题,他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建言十
二条:政府为“六四”向人民道歉并追究责任者和赔偿受害者, 释放魏京生王丹刘念春
等一切政治犯,欢迎方励之胡平严家其等一切流亡异议人士 回国共商国事,全民投票制
定体现社会多数人意志又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新宪法,之 前要修改与宪法精神不符的法律
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私有
 财产不可侵犯并防止官僚通过权力
侵吞国有资产,允许工人建立自主工会选择国有 企业领导人和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系统以
保障工人利益,土地私有化农产品自由公平 交易不得乱收苛捐杂费以保护农民利益,以
及和平解决台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等 等。 

  沈良庆现年三十四岁,原是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安徽省法学会、安 徽省
行政管理学会会员。一九八四年之后,沈良庆参与创办过民间刊物《调频》, 并为民间
刊物《大学生与社会》撰稿。同时参与了许多社会问题的研讨并多次发表 演讲,在省检
察院受到一定程度政治迫害,被视为自由化分子。八九民运中,沈良 庆参与了合肥地区
民主运动,以笔名发表文章。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二年四月 ,参与和领导安徽省自
由民主运动。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创办民间刊物《民主论坛 》。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
合肥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宣传罪逮捕沈良庆,九三年九月 八日取保候审。九六年十二月,
沈良庆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因遭受种种
迫害而无法获得工作。 

  中国人权支持沈良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言,这既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众主动 承担
责任,也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正如沈良庆在公开 信中所
言,中国社会目前存在许多危机和丑恶问题,不仅造成社会没有法律意义上 的公正,而
且潜伏了导致中国混乱无序的危险,那将是浩大的灾难。这种情况下, 最需要民众挺身
直言,使整个社会意识并重视面对的问题,能够采取措施避免灾难 。往年,中国有许多
异议人士前赴后继的提出类似的建言,期望能够对中国政府产 生有益作用,不幸却大多
被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关入各种劳改队,目前正在牢 狱中苦熬漫漫岁月。今年给政
府的公开信建议信大大少于往年,这说明中国政府对 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采取了极端镇
压手段。沈良庆这时发表公开信,证明人权民主
 意识在中国有深厚基础,不是极端镇
压就可以完全扼杀的。同时,中国人权要求中 国政府,不得对沈良庆因为他的和平建言
进行迫害。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对沈良 庆的和平建言给予声援和关注,同时密切注意
沈良庆的处境和人身安全。     

  另外,自九六年底王丹被判刑以来,中国人权和纽约科学院、美国科学发展学 会、
关怀科学家委员会共同发起致中国政府的签名信活动。信中要求中国政府立即 释放王
丹。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十个国家、三千多人、大量的社会知名人士包括 二十四名诺
贝尔奖的得主参加了签名。此签名信已于日前用特快专递的方式,直接 寄给中国主席江
泽民。中国人权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和救援王丹,救援正在中国 监狱中遭受严重迫害
身患严重疾病处境危难的魏京生、刘念春、李海和一切良心犯 政治犯。
									    (中国人权主席 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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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沈良庆致全国人大公开信:
                         《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全面推进体制改革》 

乔石委员长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六四”惨案发生至今已然八年。八年来,国人以各种方式祭奠那些靖国英灵 ,祈
祷真相得以大白,冤魂得以昭雪,元凶得以惩戒。八年来,始于七十年代末的 改革开放
政策,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又出现全面倒退态势,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孤军奋进的
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未能与政治社会体制改革同步配套,加之产权关 系不能明晰,已陷
入困境。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普通百姓生存条件恶 化,社会不稳定因素急
剧增长。当局不能痛定思痛,广开言路,锐意改革,清除腐 败,反而压制不同声音,镇
压持不同政见者。长此以往,必将酿成恶果。为防止出 现无序混乱,争取在民主与法制
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强烈呼吁: 

  ⒈公布“六四”惨案真相,追究肇事者法律责任,抚恤死难者家属,赔偿受害者
经济损失,并向广大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赔礼道歉,争取得到宽容和谅解。 

  ⒉彻底平反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所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释放包括魏京生、王丹 、刘
念春等人在内的全部政治犯。 

  ⒊欢迎包括方励之、胡平、严家其等人在内的全部因受政治迫害流亡海外的持不同
政见者回国共商国事。 

  ⒋就现行宪法的合法性进行全民公决,以期制定一部既能反映多数公民意志又能保
护少数公民权利的符合现代社会准则的新宪法,实行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全 面改革,
建立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自由化的现代社会制度。 

  ⒌在此之前要切实维护现行宪法的权威性,修改各项法律法规条例中与宪法精神相
背的条款,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实行全方位改革开放。 

  ⒎切实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顺产权关系,公开实行私有化,以保证私有
化进程的公开性和公平性,防止官僚通过权力商品化侵吞国有资产。 

  ⒏切实保障工人利益,争取能进行彻底改革理顺产权关系的现阶段应当做到: a·
允许建立自主工会,由工会代表同私方包括国家进行整体谈判,维护劳工权益 ;b·由
自主组织的职工代表大会自主选择国有企业领导人,防止由任命产生的企 业领导人不关
心企业和职工前途,贪污腐败;c·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系 统,保障失业者和
隐性失业者的权益。 

  ⒐切实保证农民利益,实行土地私有化,改善农民在交易中的不利地位,消除 价格
剪刀差保证农民对其所有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有自由储存权,政府及各级工作人 员不得以
行政干预手段进行超经济掠夺,农民有权抗拒除国家规定的税收外的一切 苛捐杂费,乡
镇各项开支由税收中列支,或由上级政府调拨,不得向农民进行摊派 。 

  ⒑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厚俸养廉,反腐倡廉,限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
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防止侵犯公民权利
和与民争利。 

  ⒒在实现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和平统一和民族区域自治运动,政治解 决台
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反对同室操戈。 

  ⒓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警惕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和军国主 义抬
头,坚决抗击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不拿原则做交易,不搞绥 靖主义。

  
  上述建言,敬请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沈良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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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步还是倒退?                                              《责任》评论员

“六四”屠杀已经八年了。“六四”以后,我国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共产党极其政府不遗余力地喧嚷:取得了巨大进步,而那些从现存制度中得到特殊 利益
的人们,以及国外那些企望从我国广阔的市场捞取利润的人们,也齐声附和这 种说法。

但社会的进步与倒退有其客观的标准。这些标准就是:正义、平等、健全、丰富。 我们
先来谈谈正义。按中国人的说法:凡事义为先,而所谓义者即天道人心。 “六四”后的
我国社会没有义,更没有正义。 

大而论之,动用军队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的暴君,被誉称为:“改革开放的 总设
计师”,而暴君又给杀戮民众的杀手冠之以“共和国卫士”的美称。垂帘听政 的太上
皇,一言而可以废黜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居然还大言不惭地声称是共和国,
 还冠冕堂
皇地把专制帝国的鹰犬誉为正义之士,就可见不义到什么程度了,就可见 黑白颠倒到何
等模样了。用一句大街上骂街的话:太不要脸了! 

踏着“六四”的淋漓鲜血,儿皇帝坐上了龙椅,可谓黑兔走入青龙穴,当然要表现 一
番,于是拿起了指挥棒,驱赶忠臣顺民大唱“革命”歌曲,老歌翻新,有了“革 命”干
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那些“革命”干部们西装革履高唱“革命”歌曲时, 一边暗暗
自喜:又捡来一套西装,一边又在盘算:从哪里入手捞一大把油水。就在 昂扬的“革
命”歌声中,贪污腐败又上了一个台阶。敢问义在何方? 

再小而论之,莫谈国事成了百姓的座右铭,一切向钱看倒成了金科玉律。有金铺路, 条
条大道通罗马;无钱买关,处处都是鬼打墙。仗义执言、不平而鸣者、倒成了“ 傻冒
”,正义只能退隐到幕后为自己哭泣了。 

一个不能弘扬正义的民族只是一个萎靡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六四”后再度萎靡不 振,
这是显而易见的。 

再来讲讲平等。平等不是平均,平等的观念与平均主义无关。平等所指的是,任何 人在
法律面前平等,机会均等,以及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六四”以后,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被冠之以“社会主义”的。这 种市
场经济与一般的或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何不同呢?奥妙原来在于:资 本主义的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 “无产阶级先
锋队组织”之成员,还包括他们的至爱亲朋,可以利用权力加市场的 形式“先富起来
”。 

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如此庞大的国有财产可以被瓜分,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有如 此便
利的机会,可以利用权力名正言顺地去占有社会财产。于是这部分人迅速地富 起来了。

邓大公子曾是“六四”反官倒的热门话题。邓二公子则更上一层楼了。到九二年为 止还
安心于做工程师的邓二公子,乘着乃父南下讲话的东风,一举超越了大公子倒 彩电的时
代,也超越了姐夫贺平贩买军火的水平,干脆当起了人贩子。坐落于北京 海淀三里河路
九号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就是因邓二公子而设。全国各地的 对外劳工出口都要
经过该公司统一安排和分配项目。每成功一笔出口事务,该公司 即从对方所付款中提取
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而全国每年向世界各国出口劳务 上百万人次,能不富吗? 

所以,九三年四、五月,二公子已经可以以近五亿八千万港币的巨款收购“开达公 司”
七成股权,可以在上海投资兴建西郊豪华花园别墅,首批兴建六十三幢,每幢 售价五十
至八十二万美元不等。邓二公子果真有三头六臂,可以点石成金无中生有 地创造出巨大
财富吗?不是!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迹,是不平等的最好 明证。 

中国是以经济犯罪枪毙人最多的国家,但在所谓反腐败的严打中送命的,大多是些 职员
和基层科、处级人员。在陈希同案和众多的部、省、市官员的大案中有几个是 掉脑袋
的?说穿了,陈希同案不过是江泽民摧毁北京帮的手段而已,并非真要打老 虎。 

在全人类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今天,我国对农业人口的歧视和隔离 却登
堂入室。在上海实行了外地民工的“绿卡”制度,在同一个国家里居然采用类 似移民的
方法来管理外地人口,也算是一大发明。这些人得不到福利和各种待遇, 只能做最底层
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资,假如发生劳资纠纷,总是失败者。他们是真 正的“劣等公民
”。 

一方面是富豪们的出入高级轿车,入住豪华酒店,三陪小姐千娇百媚,赏不尽的尘 世风
光。另一方面则是“贱民”们、失业工人们为每天的吃住忧心忡忡。外地民工 稍有差
池,便会送劳教,成为强制驱使的更廉价的劳动力。 

总之,平等已没有颜面见人了。 

所谓健全,是指社会制度的健全和人的素质的健全。在这两方面我国也在倒退。 前些年
还在形式上讲“党政分开”。但“六四”后干脆又复辟“毛制”,党、政、 军大权又集
于江泽民一身,再下去就是江复辟终生制当皇帝了。 

这些年国民道德水准的下降、犯罪率的高升已无须多谈,在我国很难看到“人是有 思想
的动物”这一特征,似乎人变成了“赚钱的动物”。 

最后,讲丰富。确实物质还算丰富,但不见得比“六四”前更丰富。更丰富的是花 天酒
地、纸醉金迷、高楼大厦的表面繁荣。如果可以把这些说成是进步的主要标志, 那么,
临近灭亡的罗马帝国和偏安苟且的南宋皇朝都算是最进步的社会了。 

所以,“六四”之后的我国社会是在倒退而不是在进步。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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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民:《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是一九八零年九月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出版会刊 《责
任》,八一年被全面镇压,主要活动分子均被判重刑。协会部分成员于今年一 月三十日
宣布复刊《责任》。为了便于传播,我们暂时不出正刊,而不定期地出版 《号外》。希
望每一位有缘与我们相遇的公民,为了中国的明天、为了你们的下一 代有一个较好的世
界,也为了你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做一点举手之劳的事情:帮助 传播、复印、转寄,甚
至张贴和散发《责任》。也期待你们与我们联系,给我们以 消息、文章等方面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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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无名》     王静湖 开封市刷绒街21号 
     长沙《理想通讯》 刘力平 
     安阳《新时代》   尚运成 安阳市县东街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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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 识 分 子 和 共 产 党 ----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分子     * 曹长青 *

二十世纪这最後十年对共产主义来说真是“世纪末”,共产党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所有东欧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在有七十年历史的苏共帝,
仅仅三天,共产党专制就成为历史。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却是另一幅景观,中共继续统治
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随着所谓的经济腾飞,好像还没有马上寿终正寝的迹象。
很多学者专家撰文探讨,为什么东欧、俄国的共产党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这些探
讨有的从文化背景,有的从经济因素,有的从统治方式的异同。从这些角度来分析都有一
定的道理,但有一个因素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

* 全面否定共产主义 *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从知识分子在这两个地区中人口比例大小、知识分子的群体水准、知
识分子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谈,仅仅从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来比较,就可
以对上面提出的“为什么”作出基本解答。
在原苏联和东欧,几十年前就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完全否定,指出共产党是邪恶。这
些知识分子不是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支持党内改革派,而是对整个共产党持谴责的态
度。他们也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否定斯大林、列宁,但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否
定共产主义,从而向人民传递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智慧,和必须起来抗争的勇气。人民在
这样的思想哺育引导下,才对专制更加痛恨、对自由更加渴望,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
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人民才会揭竿而起,一举结束专制,获得自由。

* 吉拉斯∶共产党是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

在共产世界最早发出这种真实声音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五十年
代初,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是仅次于铁托的掌权者。但他在高
官和真理之间,选择了後者,由此他成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九五四
年,他被撤职。两年後,他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
利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出了《新阶级》
一书,偷运到西方出版。该书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六十种文字。在《新阶级》中,吉
拉斯指出,共产党已经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
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
时又是新闻媒体的主人。”一九六二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
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
忍的罪犯”。
吉拉斯官至国家副总统。在共产党国家中,还没有哪一个後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当
初在统治集团中有这么高的官职。但吉拉斯没有走“改革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直接挑
战共产党专制、全面否定和谴责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这既是他的勇敢,更是
他的智慧。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
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吉拉斯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戈
尔巴乔夫的改革评论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
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
吉拉斯一生著述很多,有多种小说、自传、和历史学著作,并翻译了密尔顿的《失乐园
》。今年四月吉拉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的悼词称作家吉拉斯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
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

* 索尔仁尼琴∶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

吉拉斯的思想对东欧以及整个共产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苏联,物理学
家萨哈罗夫与吉拉斯的观点和做法完全一样,也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谴责批评共产主
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期间,萨哈罗夫的批评也没有停止。萨哈罗夫的智慧和
勇气,使他的名字成为人类良知的象征。而和萨哈罗夫齐名的另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
尔仁尼琴在一九六四年就写出《伊凡·丹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他在劳改营的监禁经历,
揭露共产党统治的黑暗。他後来写出的控诉共产专制的经典著作《古拉格群岛》,使自由
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残忍。“古拉格”三个字,从此成为人类的一个专
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为此遭到当局的迫害。克格勃甚至商讨在他的食物中下毒,来封住他的嘴。
西方学者斯凯麦尔(M·Scammell) 最近出版了他以刚公开的克格勃档案写就的第二本有
关索尔仁尼琴的书∶《索尔仁尼琴档案∶苏联秘密档案揭示的个人与巨石的搏斗》,展示
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共产专制的智慧与勇气。一九七四年,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让我
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该文被成百上千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索尔仁
尼琴在这篇向苏联知识界和全体同胞发出的宣告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
动,它“要求我们向谎言低头,每天参与谎言。”“暴力以谎言为盟友,而谎言也只能依
存在暴力之中。”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
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
,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一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不
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于私下或当众发表
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被要求去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
当听到谎言和胡说八道的意识形态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
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不报,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
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
是,每个人拒绝参予谎言。”他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
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
,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
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当局强行送上飞机,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他在海外流亡二
十年的生活。美国学者雷尼克(D·Remnick)在今年十月底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
感叹∶“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档案无可置疑地证明∶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有关人
类尊严的故事比索尔仁尼琴的更伟大。”

* 戳穿共产谎言,在真实中生活 *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对共产主义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是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他也曾是著
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很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荒谬和邪恶。一九七八年十月,他发表了著名
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依靠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
维持的。那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
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即使
不去接受谎言,但当他们认可在谎言中生活时,就已经是在确认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
,制造这个制度,把自己变成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
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
哈维尔和他的“七七宪章”团体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
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 昆德拉∶共产世界充斥玩笑、媚俗并剥夺记忆 *

和哈维尔一样揭露共产主义谎言世界的另一名捷克知识分子是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昆德
拉至今已出版的九本小说和评论集,都贯穿着对共产主义的道义审判。
在昆德拉的笔下,共产主义是一个像恶作剧般随意践踏个人尊严与人生的“玩笑世界”
(《玩笑》)。在这种“玩笑世界”,往往是“惩罚先于过错”,“受惩罚的人不知道受
惩罚的缘由,其荒谬性叫人无法忍受。”明明是一个“卡夫卡小说的世界”,却被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编织成“一曲田园牧歌,每一个人都是这曲辉煌牧歌中的一个音符,而那些拒
不做音符的人,被视为只不过是一个小黑点,无足轻重也毫无意义,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指
逮住,压碎,像小虫子一样。”这个世界“让人们以牺牲过去为代价去购买未来。”拒绝
的人,就遭到迫害,当局“把他们从国家的记忆中抹去,就像抹掉家庭作业中的一个错误
一样。”而“只有把他们变成一个影子之後,才让他们活下去。”(《笑忘书》)
这是一个制造、纵容媚俗的世界,到处洋溢着虚情假意和陈词滥调,“伪真实”以真实
自居,渗透生活的每个细节。“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
,对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不可承受生命之轻》)这是一个“希望把人类社会变成一
个机器的世界,在那儿一切都将准确地运转,按照程序表工作,服从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
度。”(《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是一个许愿给人们天堂,却不断把人们带到“古拉格”的世界。“极权主义并不仅仅
是地狱,它是天堂之梦。这种世纪般古老的梦想是这样的境界∶在那里,人们之间没有争
斗,在单一的共同愿望和信仰下,生活在和睦、团结之中。但当人们开始朝着这个天堂之
梦走去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人站在通向天堂的路上妨碍它的实现,于是天堂的主人们就
会在伊甸园的旁边修建一个古拉格集中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古拉格变得越来越庞大
、越精美,而邻旁的伊甸园变得越来越遥远、越可怜。”(英文版《笑忘书》附记)
这是一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主义为了长久地奴役人们,采用
遗忘的方式,剥夺人们的记忆和良知,剥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
就一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天使之舞。在这个
孩儿国中,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笑忘书》)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
与遗忘的斗争。”(《笑忘书》)“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
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不可承受生命
之轻》)昆德拉认为,“人们的最愚蠢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什么都有了答案,而小说的最智
慧之处就在于对什么都提出问题。”(英文版《笑忘书》附记)昆德拉的小说、评论,都
是在向共产极权统治提出质问。它真像作者所说的,如同一把刀子,划开了共产铁幕,让
人们看到了後面的丑陋、肮脏和邪恶,从而唤醒人们起来抗争,结束这种“玩笑、媚俗和
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使人性回归。

* 米奇尼克∶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捍卫道义准则 *

在原苏联和东欧,像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这样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
的知识分子,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单。像波兰的米奇尼克,很早就对那种主张“以理性方
式对待共产党皇上”的“体制内改革派”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在波兰结束共产专制要
有三种力量的结合,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第二是天主教会,第三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在捍卫道义和政治的基本准则的同时,思考可供选择的方案。”正是这
样的知识分子,以这样“体制外”的独立思考,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
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
“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 “右派”的言论仅是抱怨和牢骚 *

与原苏联和东欧的优秀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表现的却是另一种姿态。一九五七
年吉拉斯在狱中写出否定共产党的《新阶级》一书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反右”运动。有
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但今天回顾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它们几乎都没
超出对共产党不满、发牢骚的范畴,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几乎所有“右派分子”都是抱
着向共产党提“意见”,希望“党”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完美一点的愿望。

* 没有突破“体制内改革”的思路 *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是被迫害的对象,发不出声音。在“四人帮”被打倒、邓小
平复出之後,知识分子开始发出声音,但却是一面倒支持邓小平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分
子的理想是成为邓小平改革派的高参或谋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洋溢在一片对邓小平的个
人崇拜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青年电工魏京生,他贴出了呼吁人民“警惕邓小平蜕变为独裁
者”的大字报,并提出没有政治民主化,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实现。魏京生因此被判刑十五
年。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不仅没有声援魏京生,反而认为魏京生的言行激进、不符中国
的国情,尤其不满魏京生直言批评了他们热爱的邓小平。即使是十五年後的今天,在海外
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先生,最近还在《争鸣》杂志上撰文(九五·九·)指责魏
京生当年的做法是“激进”,批评“魏京生为主编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
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没有当年魏京生的批评,邓小平後来就不会主
导“六四屠杀”吗?)
知识分子们不断地在共产党掌权者中寻找并寄托自己的希望,先是邓小平,後来是胡耀
邦、赵紫阳。他们希望突破原有理论框框,但他们的最大智慧是用早期的马克思来否定晚
期的马克思,或否定斯大林、列宁,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认为
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因此支持党内改革派战胜保守派则成了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使命。很
多知识分子都是“现代岳飞”,一心精忠报国。他们只反贪官污吏,但不反皇帝,更谈不
上像哈维尔、昆德拉那样否定整个“朝廷”。
即使是一九八七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三位知名的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
虽然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最敢言的人,他们的言论对强化民众和学生对现实和政府的不满都
有冲击作用,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达到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挑战共产专制、否定共
产主义的水平。王若望说出“我国的领导体制培植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却没有认识到共
产党存在本身使监督制衡和多党政治都成为不可能。方励之走的较远,批评了马克思主义
,但他仍然鼓励学生入党,认为入党才有机会改造党。其思路还是在内部改造共产党上,
而不是在“体制外”挑战共产党的权力上。刘宾雁的作品《第二种忠诚》,向中国人传递
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只要持“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
来,只要党能够招贤纳谏、听进逆耳忠言。这样的认识水平,显然与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
分子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另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不同是,刘宾雁
发表《第二种忠诚》时,吉拉斯全面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已发表了近三十年。

* “第二种忠诚”的阴影 *

这些当年对中国民众有较强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水平,已决定了後来
发生的“八九民运”不可能以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诉求。因此才出现学生跪在
人民大会堂前几个小时请愿的举动,它是按照“第二种忠诚”的思路,希望用“忠诚”和
“谏诤”来感动统治者。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 )对此评论说∶
“一九八九年的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一
九八九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
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
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于导致成功地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制度选择》
)八九民运这一致命弱点,主要由于主导中国思想界活动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没有向民
众传播必须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推翻共产专制的信息。当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智慧时,也
就谈不上有领导的勇气。因此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热衷的是
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穿梭传话,目的是劝说学生听从政府的旨意,配合改革派在党内的斗争
。在人民终于有机会挑战共产专制的时刻,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站在人民的前列,而是充当
专制政权与挑战者之间的“调解人”。在运动中期,作家郑义建议学生绝食抗争,严家其
、包遵信等学者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中国还有
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的并不多见的智慧
与勇气之一。但绝食的建议和“五·一七”宣言後来都遭到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指责,认
为正是这些言行“刺激了邓小平,才使运动砸了锅”。如果视八九民运为失败,究其主要
原因,除了中共的残暴之外,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而不久前海外一些
“知识精英”撰文批评学生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离,才导致流血,就是在用以攻为
守的方式,来掩盖他们没有胆量承认(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
上的浅薄和行动上的怯懦。

* 共产党的历史从没有民主自由 *

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已无可质疑地证明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原苏联和东
欧知识分子的预见和深刻——只有向民众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的信息,直接指出“
皇帝赤身裸体”,才能促成共产党的早日垮台。但这个摆在眼前的、已成为常识的历史事
实也没有改变那些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的中国“知识精英”。例如刘宾雁①、郭罗基②、戈
扬③等人,今天仍在公开宣称,对当年加入共产党,并不後悔。在中国大陆那样的政治环
境,“知识精英”加入共产党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可以理解。并没人追究你加入共产党
的责任,也没人要你“忏悔”。但在“共产党是邪恶”已成为今天任人皆知的常识的情况
下,你硬要宣称“不後悔”,则是另一种性质了。它不仅等于说“加入过邪恶不後悔”,
同时给人的潜层信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对的。阮铭、郭罗基和戈扬後来曾分别在文章和
讲话中,把它说得非常明了∶我们当年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九
四九年之後,共产党变了,而我们没有变,因此我们今天成了共产党的反对者。④任何对
中共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列宁式的主张并实行暴力
革命的政党,在它的历史上,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刘宾雁曾描述过参加革命後自由
被剥夺的痛苦∶“几乎从我接触共产党那一刻开始,它对于个人、个人自由的近乎残酷的
压抑,便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了。”(《红色纪念碑》序言)而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都“没
有好下场”这一事实本身已说明即使在它的最高领导核心也从未实行过民主。而中共在“
延安整风”时迫害知识分子、杀害作家王实味的残忍做法,在中国大陆都有过公开报道。
对这样一个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共产党犯罪集团,硬要美化、强调它以前是“追
求民主自由的”,这不仅是无视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人民传递错误的信号∶既然共
产党以前曾经好过,那么它就有再变好的可能。

*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 *

“知识精英”们对共产党存在幻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刘宾雁、
郭罗基、苏绍智、王若水等都曾这样公开宣称。郭罗基不久前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
“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
念歪了。”当时立刻有人质疑∶“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不歪嘴的和尚按原版
马克思主义来搞自由民主呢?”郭罗基无法回答,只好搪塞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
市场,在美国就有一种叫革命书店的,极左、激进。”这不等于指着一个健康人身上的一
块脓包说,看,脓包还是有市场的嘛。在演讲中郭罗基明确声称∶“我自认为是个马克思
主义者。当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我至今仍未放弃。”(日本《民主中国》,九五·一·)马
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暴政能够分割开来吗?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共产
党宣言》,它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滥觞。“知识精英”们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共
产党分开的想法,实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邪恶运动的认识极为缺乏。而被
称为中国青年“四大导师”之一的大陆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不久前发表的关于中国前途的
“对话”,也主张“经济发展先于个人自由”。这种视群体、国家利益大于个人自由,为
了经济发展可以剥夺个人政治权利的思路,与共产党的理论没有区别。当知识分子都在传
播这样的信息时,中国人的心中怎么可能播下否定共产党的种子?当亿万人民没有在心中
彻底否定共产党,仍对它充满幻想的时候,“八九民运”凭什么成功?

* 缺乏认识共产邪恶的智慧 *
严格地说,按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中国大陆五十年代那批文化人都无法算是知识分
子。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远比上一代要深刻和勇敢。在
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刘晓波、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刘晓波曾写过
多篇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平则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
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
的觉醒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深刻”中,仍然有对共产党的
幻想。例如刘晓波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起草的著名的“六二绝食宣言”,不仅没有
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宣称“我们没有敌人”,主张与当局“合作”,要求人民
对共产党的专横要有“宽容精神”。本文前面提到的马克·赛尔顿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评价
∶“六二宣言……在实质上是要求协商,远远不是号召分享权力或转移权力,更不是要推
翻共产党统治。对比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在东欧发生的真正的多党政治的强烈要求、打破执
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并最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的运动,中国学生的这些要求是
太温和了。”(引文同上)
胡平的《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
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
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
解释的,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同样张贴
在“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刘宾雁于一九九一年在
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会议”上讲话时对此反思说∶“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
迟难以摆脱对于中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
……这是中国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开发落後于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
。这往往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勇气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刘宾雁没有
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要说的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能认识到对共
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真正的智者是不能忍住让智慧禁锁在自己心中的,智者的
历史都不是这样。

* 对共产党仍存在幻想 *
正是这样的思想局限,导致胡平在出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後不久,公开发
表文章宣称,“民联”不是要做反对共产党的激进派,而是谋求与当局“对话”。他并举
出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美国激进学生的“对话”来比喻说,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关系。不
久前,胡平在一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文章中,又再次流露了这种观点。
他认为学生如果当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就“意味着民运的胜利,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
动的局面。”(《北京之春》,九五·六·)共产政权与学生市民根本不是朝野关系,因
为所谓朝野,包含着轮流执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共产专制和被压迫的
人民从来没有过任何平等。而且一个用坦克屠杀平民的政权与它的挑战者之间怎么可能会
有一种“双方良性互动”呢?这种谋求与共产党“良性互动”的希冀,仍是对共产党存有
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胡平和郭罗基一样,至今仍把魏京生当年直接挑战共产党,
呼吁人们“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的勇敢行为视为“激进”、“过头”、脱离了群众
,指责像魏京生那样单枪匹马、不顾策略的激进言行,只能把大众吓得远远躲开,不利于
民运。胡平还为此找到论据∶“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
但为什么在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脱离群众”的地方,恰恰群众们一举推翻了共产
党统治?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精辟的解释∶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
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于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
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
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
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是播种到人们
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信息传播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
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
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推翻整个“新衣皇帝”专制统治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
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这就是哈维尔说的当“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
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师的武装”的意思。因为士兵心中也有勇敢者播下的“真相
的种子”,当时机成熟,士兵就转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同盟。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
的残忍并不低于邓小平,但为什么军队掉转枪口对准了他,就是因为智者的种子在士兵心
中发了芽。
哈维尔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
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正是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发出的真实声音,使群众
有了重新审视皇帝的“视角”,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使谎言
的气球被戳出了洞,“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敢于最早喊出“
皇帝光着身子”的“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年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
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
索尔仁尼琴发出的真实声音,就像“跳棋”比赛中有远见的棋手,为棋子直通“终点”
搭好了“连跳”的桥梁,当机会来临,就可以一下子“连跳”到最底线,一下到位,一举
获胜。这就是为什么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一下子垮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中国人则
对每挪一个棋子都小心翼翼、左右策略。所以当东欧和俄国的“棋子”早已跳到了最底线
时,中国人还没有把“棋子”挪出自己的“三角地带”。

* 皇帝不会穿上衣服 *

今天像胡平等新一代知识分子是清楚“皇帝赤身裸体”的。但他们担心的是冒然喊出,
对上会惹怒了皇帝,招致镇压牺牲,对下会脱离了群众,形成单枪匹马。他们希冀与“朝
廷”“合作”“对话”,达到“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他们一点点地挪动棋子,希冀在上
不惹怒龙颜,下不脱离大众的和平演变中,哄骗或促使皇帝最终能穿上一个裤衩,或完全
穿上裤子。这种策略有两个糟糕的後果∶第一,对于那些看不出来皇帝光着身子的被愚昧
的民众,这等于加强他们对“皇帝穿着新衣”的谎言的确信。第二,对于那些已经看出皇
帝没穿衣服的敏锐者,等于暗示和误导他们,皇帝还是有可能穿上衣服的。这种想法的本
质,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变化,而不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後产生的力量。更坏的是,它
包含着“皇帝会改变”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历史预设。如果皇帝真的能够穿上衣服,整个“
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就毫无意义、也不会存在。

* 比较之後的三点困惑 *

把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两者思想水平的
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主导思想界活动的知识分子的水平,决定着共产党在中
国垮台的时间与速度。也许有人会说,把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世界级优
秀知识分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是的,这是一个问题。但以什么为中国知识分子比
较的标准呢?难道为了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就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吗?这种比较还是
必要的,通过比较,可以使人们发现这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第一,为什么
在俄国和东欧能产生那样出色的知识分子,而中国不产生呢?第二,吉拉斯否定共产党的
著作《新阶级》至今已发表了近四十年,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不肯从那些早已写得
明明白白的道理中汲取一点智慧呢?第三,俄国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距今已有五、六年了
,这些事实本身已完全证实了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等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做法
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要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呢?
难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清朝末年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得
不可救药了吗?

附注∶

①、一九九二年刘宾雁接受英国《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记者采访,
在被问到“你曾在半个世纪中是共产党员,对此你感到後悔吗”时回答说∶“回顾以往,
我对走过的道路没有遗憾,无论是我的参加革命,或是我和党的复杂关系,或是马克思主
义对我的影响。”在回答其他问题时刘宾雁说∶“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
道路。”“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甚至在俄国,只是西方新闻界怀有偏见不予报道
而已。”“当多党制实现了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改造了的共产党仍然有可能是中国的第
一大党。”“关于中国民主化的前途——答英国记者问”,《制度选择》,苏绍智主编,
美国“未来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第一七九页。
②、郭罗基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号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人需要
民主的训练”中说∶“我早年参加共产党,至今不悔。”後来又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
∶“常有人问我对当年加入共产党的选择後不後悔。我反复考虑过,认为当时这样的选择
没有错,……没有必要後悔。”“记郭罗基教授演讲会”,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
九五年一月号。
③、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八九民运後被中共给予“留党查看”的处分
。他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了题为“中共存亡的关键”的演讲
时,宣称他对选择加入共产党不後悔,与会的戈扬女士附和说,“我也不後悔。”(据当
时笔录)
④、阮铭在接受《北京之春》记者采访时说∶“我入党的时候共产党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新阶段,这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自由民主就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一九九五年四月号)
郭罗基对此这样阐述∶“五四以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的同时,
曾有过实行民主的尝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问
题在于,共产党获得权力之後,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引文同②)
戈扬在接受记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欣顿(Carma Hinton)采访时也做了这样的
表示。见《天安门》记录片中戈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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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 诚 的 王 丹:  《我们在写历史——王丹文集》序                    陈小雅 

应该说,张伟国先生收入这本文集的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我没有看过的。对于作为
“政治人”的王丹,我的了解也并不比一般的人多。而他却是因这个原因名扬四海,
并蒙受不幸的。这两点决定,我是不适合在这本集子的前面写些什么的。但按我的
理解,张伟国先生编辑此书,其目的并不在于就有关政治的问题发动什么争论,而
在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声援。而我,也自以为对于王丹的“非政治化”一面比公众有
更多一层的了解,我以为这对于他的自由问题又绝非无关紧要,所以我答复张伟国
先生的四个字是:义不容辞。

 我认识王丹很迟,时间是在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

那一次,一些朋友利用这一天和周末的休假,组织了一次郊游。在前往清西陵的路
途上,王丹就坐在隔我一个人的座位上。那儿本是“中巴”的过道,是别的位置都
座满以后才能放下的加座。我想,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位置,大概因为同行的多是
比他年长的人或是女士。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惹麻烦”的人,对于与他一起度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思想
准备,所以,尽管是许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重聚,车内的气氛也并不轻松活跃。生
性敏感的他话也不多。他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句话,是他向邻座提出的一个问题:
“境外收入怎样交纳所得税”。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礼貌而守法的青年”。

 我曾经听说,有关部门对他的“私生活”很感兴趣。我也曾为此感叹,这些天真无
邪的孩子哪里知道自己简直是生活在“刀丛”与陷井中?而那一天,王丹讲的一个
故事,也的确给了我一种意外的惊诧。他谈到某一次“敏感日”,有关部门“组织”
他和周舵、闵琦一同“出游”。他们来到了福建的石狮,那儿有一条“红灯街”。
据王丹描述,不宽的街道两边站满了年龄不等的妓女,她们不停地向路过的行人挥
手,嘴里还不住地呼唤着什么。就像新闻片中欢迎国家元首时的情景一样。她们中
有的年龄还很小,那稚嫩而无力的小手不停挥动的情景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他失去
了惯常的沉着,也顾不上什么风度,拿出百米赛跑的速度一口气蹿出了这一段路。
他做这些描述时,同时在场的两人并未提出异议,可见是当时的真情实景。他的这
些描述使我惊诧的地方在于,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男人还怕女人。使我意外而且留下
疑虑的是,为什么要带王丹到那种地方去?

 王丹与我说话,是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他好象“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样子:“嗨!
你就是陈小雅啊!”他听许良英先生说过我,但我在89年以后基本断绝了所有社会
交往,我们一直没有机缘见面。他说他想搞一个《八九民运百人谈》,不知我是否
愿意接受他的采访。我说我写了一本《八九民运史》,软盘已经出境,但我自感对
这一代学生还是不了解,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切磋。在那次游玩中,他告诉我
他如何识别“便衣”。还让我留意两个人的鞋子。我在惊异之余简直有点痛苦。我
说,这真不是你们这种年龄的人应该具有的知识。

    那次出游,王丹买了两只鸟和一个鸟笼。他给雄鸟取名叫陈有才,给雌鸟取名叫许
翠芬。当时我想起民间有一种对他不利的谣传,说他过生日多少人捧场、如何花天
酒地,所以我曾心情忧郁地问他:“你这样提笼架鸟的,钱从哪里来?”他理直气
壮地回答说:“我靠稿费!”是的,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又怎么会去干涉他
的爱好?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要失去许多自由。我的沉重之中怀着的是对
他的耽虑。

从那次以后,我们算是有了交往。他按计划设法采访了我,我也把《八九民运史》
的征求意见稿转给了他。不久,他拨响了我的电话。第一句话是说:“我看了你的
书,很感动!我想和你谈谈。”我们相约第二天在他家见面。但那一晚我没有睡好
觉:

 我知道“很感动”意味着什么。只有那些对这场运动抱有真诚态度,把它的成功与
失败、经验与教训看作与自己的生命攸关的人,才会被一本的确是倾注了心血和感
情但并非曲意奉承的书所“感动”。我相信,那种抱着“玩乐”态度投入那场运动,
或者是想从运动中捞到什么的人,都是绝不会感动、也不屑于使用这个词的。相形
之下,我对于像王丹这样真诚的人了解得太少,对于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给以的同
情也不多。反思自己,在写到他们时,除了信仰的接近和道义的支撑外,几乎笔下
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起自己对别人性命攸关的事情那么地不用心,想起有朋友读了
《八九民运史》以后称我“冷血动物”,歉疚之情油然而升,所以几乎彻夜难眠。
    

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他家,坐在他书房的沙发上,感觉与奉招前往包遵信
先生家时有很大的差别。看得出,王丹是个重效率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寒喧,他拿
出了一张读书稿时开列的问题清单,一一与我核实起来。他更正了我书中一些不确
切和错误的事实,对他不太了解的情况或拿不准的问题与我讨论。我也一一作了记
录。

最后,他要求我不作笔记、暂不发表,向我提供了两条鲜为人知的“内情”。这对
我书中的某些引人争议的论点是十分有力的佐证。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王丹啊王
丹,你知道你提供给我的是什么东西吗?那对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学生
领袖的形象是绝对不利的。你是在成全我,而砸你自己的饭碗啊!我当即打断他说:
“你说的这些对你不利!”他反应迅速地说:“可这就是历史!”

我为他的无私与正直所感动,心想,他真不愧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在他的心
目中,分明有一种比民运小圈子的狭隘利益更高的价值存在,那是一种属于全人类
的、属于人类精神文明范畴的、上对祖先无愧、下对后人负责的价值遗传。正是这
样一种东西,鼓舞我写完了《八九民运史》。“这就是历史!”说得多么好!我为
我有一个这样年轻的“知音”而感动。我深知,一个置身事外的人要做到“客观”
不会太难,而他是一个深陷其中的人,他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比我们都伟大!

 关于书的问题谈完了,我们交换了各自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我们对刚
刚发生的陈希同案带来的心理震荡极为接近;对中国需要有一个独立于任何党派的
“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共识。他向我表示,他愿意做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改变原来
的路向。他目前准备写《反右运动史》,为此已经收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他强调
第一手的态度,简直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在与一个“小学究”对话!

 他还说,如果我愿意,我们将来可以合作写一本《中国民运史》。他分析了他的长
处是能够与“第一线”的人接触,而我的长处是宏观的、立体的思维和思辨的能力。
到此,我以为我已经收到了此行可能收到的最高成果。因为,从内心来说,我觉得
王丹的教养、气质和在他的年龄所具备的知识,也许当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更合适。我不希望他被残酷的政治所牺牲。但我知道,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说教是
没有用的,可能期待的只是在共同的交流中让他真正地对问题产生兴趣、看到前景,
然后不知不觉地将他带离原来的轨道。但是,我没想到这件事那么快好象就会变为
现实。这对我来说,简直有点喜出望外。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同意考虑他的建议。
    

在这次交谈中,我们就要不要搞一些呼吁之类的东西产生了分歧。从我内心来说,
我觉得除了道义迫使、无人所为、非发不可的声音外,那些空洞的呼吁除了造声势、
表态和海外有组织的人筹款有用外,不会有什么实效。我不希望王丹过多地将精力
浪费在这些华而不实的事情上。我向他说了条“积累成功,而不是积累失败”的道
理。我说,你真要搞政治,在心理上就得让老百姓对你有信心。就像人们对股票和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一样,这样的政治基础是扎实的,而靠投机心理聚合起来
的乌合之众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丹不完全同意我的论点,他认为有投机的嫌疑。
在他的理念中,理想主义的成分远远高于现实政治的成分。

    从那次见面以后,还有两次联系:两次都是他来电话。

 第一次,我拿起电话他就让我猜,是谁给他来电话了。我当然猜不出。他激动地说:
“柴玲!是柴玲,我真是很久没听见她的声音了。”听到这里,我自然理解他们之
间的那种“战斗友谊”,时间相隔越久,就越是珍贵。但我也同时感到忧郁,因为
我刚刚写好一篇评论她关于“流血”的讲话的文章。如果王丹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怎么告诉他?没想到,柴玲就是为这次危机给王丹打电话的。王丹也正是为此征
求我的意见来的。他问我:“我应该怎么办?站在哪一边?”

我的的确确感到了尴尬。我不忍心在他们之间的这种“千年难一遇”的友谊上种下
不愉快的种子,这与我们局外人不作违心的评论完全是两码事。但是,作为一个不
说谎的人,王丹能为了这种友谊牺牲他的良心吗?柴玲显然处在一种十分不利的情
况下,怎样才能不使她感到绝望?我在回答王丹的这句话时颇费踌躇,监听的部门
一定感到了明显的对话中断。想了好一会,我问王丹,你相不相信她的那个讲话是
真的?如果她的讲话是真的,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王丹回答说:“我相信是真的。
我不同意。但当时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说:“好,我觉得应该先还历史本来面
目,事情总会过去,尘埃落定,你们还有机会证明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还年轻。”
以后,王丹对此事表示了什么态度,我就不清楚了。

第二个电话,是他在我家门外打来的。他兴冲冲地就像一个逃学的学生,说:“我
现在逃出来了,住在外面。我想请你吃饭。”原来他领到了采访我的那篇文章的稿
费,想借机酬劳我并与他分享“自由”的快乐。我听了他的话,几乎笑出声来,心
里说“你自以为‘逃出来了’!说不定是人家有意给你这么个印象,放了你的线,
看着你蹦哒呢!”我对王丹说:“你给我打电话,还不又让人给‘盯’回去了?吃
饭就免了吧,既然来了,就欢迎到我家一坐。”他和一个同学来了,小坐了一会儿,
因天已黑,我还要给父母做饭,他也就走了。
    

以后,直到他再次被捕,我都没有一点他的音信。因为忙别的事,大多数时候我已
经把他忘记。所以,对于他的再次被捕,我是十分意外和震惊的。他的罪名中有什
么“联络魏京生”、搞“民运联合”之类的指控,这与我所自以为了解的王丹有太
大的出入。听到消息,我立即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如果有用,我愿意为王
丹出庭作证,我可以证明他曾表示无意从政,走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当我
听到他被重判十一年时,我流下了眼泪。

自我与王丹交往以来,有关方面对我的监控明显升级。用他们的“行话”来说,过
去是站在帘子后面,不让你知道,或者偶尔掀掀帘子,以示警告,现在公开地警告
你:“不要和王丹这种人来往。”对我一直倍加关爱的朋友们,对我与他来往也非
常不解。在我谈到他时,表现出明显的不愉快和冷漠。这使我一直在想,王丹是什
么人?他有没有权利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份工作,享受正常人的交友、玩耍的自由?
那些把他引向那条道路的人到哪里去了?我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吗?我不能!

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见过这样一幅油画,那上面有一个婴儿从天空坠落,但下方有三
只同时伸出的手,用张开的手掌将他托住。那时,我从内心认定,我就是那个婴儿。
以后,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多次遇到打击,我在濒临沉沦的时候,就会有几只手同时
伸出,将我拉出困境。每当那时,我就想,是有上帝存在的。六四事件以后,我与
许多朋友一样,也开始读宗教。但我最终发现,所有上帝的善行,都是人做出来的。
所以,上帝就隐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人类不自救,上帝是无能为力的。我不能
抛弃王丹,因为我想到了上帝。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日子里,想到得最多的,是我小时候曾经养过的一只小公鸡。
因为它有一对很大的金黄的爪子,看上去是个“好种”,所以就把它买了回来。但
它的颜色有点异常,是电影《红灯记》里鬼子“鸠三”的军服的那种“屎黄色”,
所以不为我和仅11岁的姐姐所喜。此外,它的脾气也颇为汹悍,时不时地要用它的
大嘴椽子刀其他小母鸡。为了惩罚它,我们把它罩在了一个小筐里。他从中可以看
到其他的小鸡自由地走动、吃食,而我们也经常把它的存在忘记。以后,每逢我们
把他放出来,他就立即消失在黑暗的犄角旮旯里--它躲了起来,而每当我们从那
些地方经过时,它就冷不防从里面冲出来,在我们的腿上“拧”出一个触目惊心的
大紫印子。面对他的“罪刑”,惩罚加重了。它再次被罩起来,而且被认定永远不
能获释。很久以后,其他小鸡都长成了大鸡,而它除了翅膀的尖尖上有一点羽毛外,
浑身依然是绒毛。因为整日蹲卧在那个小篮子下面,久而久之,它已经不会站立,
并时常发出一些“抱窝”的母鸡才发出的“咯咯”声。杀它那天,是我进行的解剖,
(因我从小逮麻雀,然后在野外烧烤了吃,所以擅长解剖)我发现它的内脏已经长
得很大,与它的体积根本不成比例。这说明它已经成熟了……

成年以后,我一直没有忘记它。是我们剥夺了它长出亮丽羽毛的权利——那一定是
异常漂亮的;剥夺了它像所有公鸡一样响亮的嘀鸣的权利;剥夺了它与母鸡快乐地
玩耍和生儿育女的权利。我就那样结果了它的一生,就因为它的毛色异样,脾气有
点问题!想到这些,我多次难过地落下泪来。我想,已经有太多太多的证据表明这
一点:只要我们稍有不当,我们就可能把人推上一条不能回头之路,而使我们自己
留下终身的遗憾!
    

在等待王丹判刑的日子里,我曾呼吁政府拿出更多的理解对待新的一代;在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采访时,我曾比较详细地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这一代青
年与上一代进行了对比。我说,叛逆、追求惊险和新鲜、主持正义、倾向于当时代
最时髦的潮流,是青年的天性。我的父亲当年在延安被毛泽东接见时,毛泽东曾经
很有兴趣地询问:“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的?”我父亲回答说:“蒋介石编的
《剿匪手本》。”可见当时的青年也是放着的政治教科书不去读,专从“正面”材
料中去寻找“反面”的。对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来说,最激动人心的主题莫过于“民
主化”这个潮流。即使没有国际的“大气候”,思想禁锢久了,青年们势必也会钻
山打洞去寻找别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并根据那些窥探来的一鳞半爪拼凑
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世界。由于是自己苦苦搜索得来,所以不容易轻易放弃。如果
在这时候遭到暴力的压制,让他看到血,那他很可能会“誓死捍卫”!所以,我曾
在有关的呼吁中建议政府,对历史上仍不能形成共识的问题可以暂时存而不论,但
应给那些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以重新就业和生活的空间,不要把他们“逼上梁山”。

今天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应该被看作是王丹这一代人寻求、思索和试图得
出自己对社会、历史看法结论的尝试。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总是
有这种思考和表达的权力的。此外,我以为,他的采访录部分,记录的正是他第一
次出狱后,试图重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自食其力的努力的见证。而如蒙
读者见爱,就请把我所讲的关于他的故事,作为他文章的注脚好了。
                                       
                                             1997.7.17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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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京生】屠城後魏京生写给邓小平的信

给邓小平献上中下三策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者开火。魏京生对於一
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大屠杀感到愤怒,在下面这封信中,他谴责邓小平导演了一
出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同情学运的总书记赵紫阳。

  成功地用一场军事政变对付了一帮手无寸铁又没什麽政治经验的学生和市民之後
,感觉如何?如果我从电视上的短暂镜头中得到的印象不错的话,你还没有像李鹏那
样轻松得意,满面春风。你的头脑比我原来估计的要清醒一些,还没糊涂到得意忘形
的地步,还能理解发动这场流血政变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价。这倒还符合一个老政
治家的身分,没叫人过分失望,但也仅仅是这一点而已,其他一切几乎都只能说是一
塌糊涂。

  军事政变这名声不大好听吧?连袁世凯、段祺瑞之流也难以忍受如此秽名。据说
他们孙子辈的後裔至今还企图为他们洗刷,但也只能是徒劳无益的企图罢了。都七老
八十的人了,谁愿意挣这麽一份「财富」留给後人,谁愿意给自己的口碑添上这麽一
章败笔呢?然而这种名声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还没有什麽人能给别人造这种好名
声的,只除了你的助手们之外。我早看出你是干这种蠢事的傻瓜;正如你早看出我是
那种会顽固到底并引颈受戮的傻瓜一样,咱们彼此的相知,恐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之
外。只不过咱们属於那种彼此厌恶的知己,这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真是树林子大了
什麽鸟都有,居然有咱们这样一对鸟,够第九大奇迹了。

  记得几年前我就对你说过,你这个人小肚鸡肠,缺乏气度。所以你丧失了一次极
好的机会,不但没能使自己和人民站在一起;反而迫使自己先是骑虎难下,继而不得
不走回头路,最终不仅毁了自己的名声,而且毁了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成为历史的
笑柄。这种趋势,已经难以挽回了,因为你已经用士兵和学生们的鲜血为倒退的势力
开出了路,如果你再不让倒退,他们会连你也一脚踢开,师傅已经引进了门,修行只
要靠个人就行了,要你这个师傅还有什麽必要呢?话又说回来,政治家并非人人能干
,独裁者只要是个喘气的都能行,本来也无所谓姓邓还是姓其他什麽。专吃独裁者的
蠹□帮们最喜欢的是听话的皇帝,并不在乎他是谁。皇帝一旦脱离了他的人民,就成
了蠹□帮手里的玩物,连隋炀帝、唐玄宗那样的才具也不例外。这种情形对於我的历
史学研究,倒是个很有趣、很有潜力的课题。其实孔老夫子早就看透了这种把戏,但
他「述而不作」,所以只是告诫当权者们说:要「近君子、远小人」。遗憾的是人们
看不透这其中的玄机,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悲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呜呼!

  不过以你新胜(!?)之後的感情加之蠹□帮们的鼓噪,你可能看不出问题,还
要到几年以後才能看得见倒退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但那恐怕就是马後炮了,连最後
的机会也没有了。为今之计有上、中、下三策,写在这儿供老知己参考,也算立此存
照,将来咱们都死了也算对历史有个交代,别让後人骂我在国家危难之时隔岸观火、
幸灾乐祸。那样就既对不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也对不起教导我们的父母师长;还对不
起如此看得起我的老知己了。我有今天,老知己的确功不可没,这句话你从正反两个
方面理解都正确,看你怎麽方便了。

  上策曰:上屋抽梯,破釜沉舟,促进民主,保障自由。

  戒烟戒酒尚且不易,戒毒更难。所以要按上策行事,除你自己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之外,还需要有能帮你上屋抽梯的助手。帮你断绝退回六○年代的退路,逼你背水一
战,才有胜利的可能。据我这个穷乡僻壤上的陋民管窥蠡测,胡耀邦死後,敢在大是
大非面前辞职的赵紫阳倒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助手。无论如何也比迷迷糊糊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的李鹏强。

  中策曰:瞒天过海,李代桃僵,民主缓进,经济停滞。

  如果你不愿上屋抽梯大踏步改革和加快推进民主化,就只能拉出一个替罪羊,将
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使人们把积怨发□到他身上。而你自己则瞒天过海继续你的「改
革」事业,同时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制止倒退。

  这也是政客们常用的手法,但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小家子气的手法。其结果是得
失往往相当,虽使自己摆脱了命运的左右,但却失去了内部与社会整体的和谐,无法
恢复信任,也难以取得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动力。你的改革会因失去动力和内耗而踌躇
不前,并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

  中策的效果虽然注定不佳,但也不失为维护团结又避免倒退的一种策略。只是李
兄要吃些苦头了。因为赵紫阳同志已用辞职表示了与血腥政变无关,最适合替罪的肥
羊就只剩李兄了。这正是我笑他傻的原因,假如你不傻的话。

  下策曰:不识时务,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全国大乱。

  按现在新闻媒介所传达出的综合信息看,你很可能像当年的江青一样刚愎自用,
一意孤行,并为此而坚持把煤球说成白的,元宵说成黑的。

  孔夫子说要「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你现在是既不能克制私欲私愤「
克己」;用坦克机枪屠杀群众追捕学生也谈不上什麽「仁义」;军队一进城就翻脸,
更没有信用。把自己的歹徒制造的颠倒黑白的谣言和人们违心的假话当作真的,这是
不智;仁义礼智信一样也不占,天时地利人和一种也没有,你往後的政治能是什麽政
治呢?由於你刻意制造,天下只能归於大乱。

  你用军队干预政治屠杀百姓是有理的,别人也同样有理;你可以事後编造些理由
就算合法,别人也会这麽干:你会把自己炮制的所谓法制玩弄於股掌之中,别人也同
样会。搞这种名堂不需要什麽学问,是个喘气儿用两条腿走路的都干得来。到那时怎
麽办?你的权势大,你活著时能镇住,慈禧比你权势还大,可你们总还得死吧!你已
经开了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的先例,你死了以後有哪个党政官员靠嘴和笔能抵挡住坦
克机枪大炮?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你让今後中国的首脑们如何管理
国家?如何对付这帮吃人民饭用人民买的枪杀人民的所谓「子弟兵」。你将带给中国
的灾难甚至超过袁世凯和慈禧。如果你不采取上、中两策,也就不可能纠正这个恶例
,上述一切就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你看上去还清醒,所以愿和你说这些。只希望我没看错。

                                  魏京生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写於青海塘格木农场
摘自【九十年代】电子版        http://www.nineties.com.hk/N9711/9711p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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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泽民身边的大红人": 大内总管 -- 曾 庆 红                        高  新

政 治 局 常 委 会 的 第 八 位 出 席 者 

一 九 九 三 年 初 , 中 共 十 二 大 闭 幕 不 久 , 被 江 泽 民 从 上 海 带 来 的 “ 第 一 红 人 ” 曾 庆
红 正 式 顶 替 了 温家 宝 ,被 从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副 主 任 的 位 置 上 扶 正 。 自 此, 江 泽 民 周
游 世界 列 国 时 , 曾 庆 红 必 定 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主 席 特 别 助 理 ” 身 份 随 侍 左
右 ; 江 泽 民 在 京 主 政 时 , 曾 庆 红 虽 然 连 个 中 共 中 央 候 补 委 员 也 不 是 , 但 却 是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会 议 的 第 八 位 出 席 者 ( 政 治 局常 委 共 有 七 位 ) 。 

如 果 说 当 时 的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第 一 副 主 任 兼 中 南 海 警 卫 局 局 长 杨 德 中 上 将 是 中
南 海 的 “ 总 镖 头”,那 麽 行 政 职 务 还 在 杨 德 中 之 上 的 曾 庆 红 则 堪 称 中 南 海 的 “ 大
管 家 ” 。 

从 一 九 八 五 年 六 月 开 始 与 江 泽 民 同 时 进 入 中 共 上 海 市 委常 委 序 列 的 曾 庆 红 , 到 八
九年 六 月 又 同 时 离 开 上 海 进 京 。 在 这 四 年 时 代 里 , 曾 庆 红 先 後 以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组
织 部 长、 上 海 市 委 秘 书 长 、 上 海 市 委 副 书 记 的 身 份 充 当 时 任 上 海 市 委 书 记 芮 杏
文 的 副 手 , 而 後 又 成 为 新任 市 委 书 记 江 泽 民 副 手 。 八 九 年 六 月 江 泽 民 一 跃 成 为 中
共 中 央 “ 第 三 代 领 导 集 体 核 心 ” 时 , 曾 庆 红 同 时 成 为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副 主 任 兼 “
江 泽 民 同 志 办 公 室 主 任 ” , 被 认 为 是 中 共 政 坛 位 於 江 泽 民 一 人 之 下 的 第 一 宠 臣 。
而 他 之 所 以 能 够 有 如 今 的 权 倾 朝 野 , 除 了 确 实 有 过 一 番 “ 後 天 努 力 ”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的 红 色 出 身 。 对 红 色政 权 与 生 俱 来 的 “ 阶 级 感 情 ” 令 “ 老 同 志 们 ” 对
他 十 分 放 心 ; 父 辈 之 间 的 生 死 患 难 令江 泽 民 对 他 刮 目 相 看 。 

父 辈 与 国 民 党 有 灭 门 之 仇 

曾 庆 红 虽 也 是 中 共 高 干 子 弟 , 但 其 出 身 就 是 在 大 陆 上 也 是 鲜 为 人 知 。 他 在 中
共上 海 政 坛 显 露 头 後, 曾 有 人 根 据 其 姓 氏 胡 乱 猜 测 , 有 人 说 他 是 中 共 元 老 曾 生
之 子 ; 或 传 言 说 他 是 中 共 元 老 曾 三 之 後 。 实 际 上 , 曾 庆 红 的 生 父 是 中 共 的 另 一 位
第 一 代 元 老 人 物 曾 山 。 

不 过 , 也 难 怪 有 人 将 曾 庆 红 猜 测 为 曾 三 的 後 代 , 因 为 曾 三 在 中 共 政 权 中 担 任 过 的
中 直 机 关 党 委 副 书 记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副 主 任 等 职 务 也 是 後 来 曾 庆 红 担 任 过 的
。 

曾 庆 红 祖 父 虽 然 是 清 末 的 一 介 秀 才 , 但 他 的 父 亲 曾 山 读 了 几 年 私 塾 後 便 学 作 屠 夫
, 曾自 己 设 摊 卖 猪 肉,但 因 受 到 当 地 豪 绅 的 欺 压 而 生 意 中 断 , 对 社 会 的 反 叛 情 绪 由
此 被鼓 动 起 来 。 一 九 二 六 年 , 也 就 是 江 泽 民 出 生 的 那 一 年 , 曾 山 在 其 兄 , 中 共 秘 密
党 员 曾 延 生 影 响 下 在 家 乡 领 导 了 农 民 协 会 并 加 入 中 共 。 一 九 二 七 年 二 月 , 曾 山 组
织 吉 安 县 农 民 把 曾 经 欺 压 过 自 己 的 当 地 豪 绅 曾 和 苟 抓 捕 送 县 , 经 农 民 斗 争 审 判 後
处 死 。 与 此 前 後 ,曾 山 的 父 亲 曾 采 芹 和 弟 弟 曾 生 也 都 叁 加 了 中 共 。 

一 九 二 七 年 , 曾 山 叁 加 了 叶 剑 英 和 聂 荣 臻 领 导 的 中 共 “ 广 州 起 义 ” , 失 败 後 回 到
家乡 , 先 後 担 任 过 中 共 赣 西 南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 江 西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和 江 西 省
委 书 记 。 

在 此 期 间 , 曾 山 父 亲 曾 采 芹 、 哥 哥 曾 延 生 、 嫂 子 蒋 竞 英 、 弟 弟 曾 生 先 後 死 在 国 民
党 监 狱 里 。 所 以 说 , 曾 庆 红 的 父 辈 曾 与 国 民 党 有 灭 门 之 仇 , 毛 泽 东 为 此 专 门 随 曾
山 到 其家 里 慰 问 , 称 赞 曾 家 “ 满 门 英 烈 ” 。 

权 力 基 础 来 自 父 辈 的 生 死 患 难 

一 九 三 一 年 中 共 召 开 第 一 次 苏 维 埃 代 表 大 会 时 , 曾 山 出 任 “ 中 央 工 农 民 主 政 府
” 中 央 执 行 员 , 官 位 与 当 时 的 毛 泽 东 并 列 。 一 九 三 四 年 ,曾 山 又 担 任 了 中 共 苏 区
政 权 的 内 务 部 长 。 

中 共 红 军 长 征 後 , 曾 山 奉 命 进 山 打 游 击 , 兵 败 後 只 身 逃 往 上 海 , 沦 为搬 运 夫 。
幸 好 此 时 中 共 从 长 征 队 伍 中 派 陈 云 到 上 海 恢 复 地 下 党 秘 密 工 作 , 曾 山 才 得 以 重
新 接 上 “ 组 织 关系 ” 。 接 着 ,陈 自 上 海 去 莫 斯 科 叁 加 中 共 驻 “ 共 产 国 际 ” 代 表
团 , 曾 山 亦 被 派 往 苏 联 学 习 , 於 一 九 三 五年 冬 进 入 莫 斯 科 列 宁 学 院。 

由 这 段 历 史 不 难 判 断 , 陈 云 在 整 个 八 十 年 代 与 邓 小 平 共 同 主 持 中 共 “ 第 二 代 领 导
集体 ” 时 强 调 的 “ 自 己 的 子 女 更 可 靠 ” , 自 然 包 括 了 曾 庆 红 在 内 。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後 , 曾 山 从 莫 斯 科 绕 道 新 疆 回 国, 奉 命 在 华 东 地 区 工 作 , 与 陈 毅 、
项 英 等 人 做 南 方 各 游 击 队 的 集 中 和 改 编 工 作 。 此 後 , 他 分 别 担 任 过 中 共 东 南 局 副
书 记 兼组 织 部 长 、 江 西 省 委 书 记 、 华 中 局 组 织 部 长 和 副 书 记 等 职 , 一 九 四 五 年
在 中 共 第 七 次 全国 代 表 大 会 上 缺 席 当 选 为 中 共 中 央 委 员 。 

抗 战 胜 利 後 国 共 战 争 开 始 , 曾 山 先 後 叁 与 了 中 共 接 收 山 东 淮 坊 、 济 南 的 工 作 。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中 共 渡 江 後 , 曾 山 叁 加 了 接 收 南 京 的 工 作 , 接 着 又 叁 与 接 收 上 海 , 随
被 任 命 为中 共 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兼 财 经 委 员 会 主 席 , 後 又 兼 任 中 共 上 海 市 副
市 长 直 到 一 九 五二 年 十 月 奉 调 中 央 。 由 此 , 曾 山 定 了 他 在 中 共 华 东 系 统 的 元 老 地
位 ,也 决 定 了 曾 庆 红 日 後 能 够 从 上 海 开 始 跻 身 中 共 权 力 高 层 。 

上 海 帮 元 老 都 是 曾 山 的 老 部 下 

从 抗 战 开 始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 曾 山 在 中 共 华 东 系 统 工 作 十 五 年 之 久 , 八 十 年 代 先 後
出 任 上 海 市 党 、 政 负 责 人 的 陈 国 栋 、 汪 道 涵 等 人 当 年 都 曾 在 曾 山 直 接 领 导 下 工
作 。 曾山 在 华 东 系 统 负 责 财 委 工作 ,陈 国 栋 是 他 手 下 的 财 委 副 主 任 、 和 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财总 政 部 部 长 ; 汪 道 涵 是 他 手 下 的 苏 皖 边 区 财 政 厅 、 交 通 建 设 厅 副 厅 长 和
华 东 军 区 军 工 部 长 。 中 共 出 版 的 《 中 共 党 史 人 物 传 》 “ 曾 山 篇 ”中 ,陈 、 汪 两 人
都 并 列 出 现 在 曾 山 的 “ 老 战 友 、 老 部 下 ” 名 单 中 。 

在 传 记 执 笔 人 的采 访 过 程 中 , 陈 、 汪 二 人 一 回 忆 起 他 们 的 老 上 级 曾 山 的 种 种 好 处
,便 不 由 得 泪 眼 唏 嘘。 此 时 , 曾 山 革 命 事 业 的 继 承 人 曾 庆 红 已 经 被 安 排 在 陈 、 汪 手
下 具 体 负 责 中 共 上 海 市 委 的 一 部 分 工 作。 所 以 , 父 辈 们 共 同 为 打 江 山 流 血 流 汗 、
生 死 患 难 而 奠 定 的 政 治 资 本 , 为 曾 庆 红 这 样 的红 色 後 代 稳 步 进 入 政 治 接 班 梯 队 和
日 益 执 掌 更 大 、 更 多 、 更 重 要 的 权 力 提 供 了 坚 实 的 保 证 。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月 , 曾 山 正 式 调 进 北 京 , 出 任 政 务 院 ( 国 务 院 前 身 ) 财 经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直 接 接 受 陈 云 领 导 。 此 後 , 他 还 相 继 出 任 过 交 通 工 作 部 部 长 、 纺 织 工 业 部
部 长 、 商 业 部 部 长 、 内 务 部 部 长 等 职 。 在 此 期 间 , 曾 山 除 了 大 力 提 携 随 他 进 京 的
陈 国 栋 , 还 对 出 身 於 中 共 北 方 局 系 统 的 姚 依 林 委 以 重 任 。 当 时 曾 山 的 这 些 作 为也
许 完 全 是 出 於“ 革 命 事 业 ” 的 需 要 , 但 客 观 上 绝 对 为 自 己 的 後 代 继 承 父 业 做 出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铺 垫 。     

对 国 民 党 的 仇 恨 刻 骨 铭 心 

曾 庆 红 的 母 亲 叫 邓 六 金 , 生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 因 为 生 下 来 十 几 天 即 被 生 母 送 人 ,
小 小 年 纪 时 又 被 继 母 卖 作 童 养 媳 , 所 以 至 今 不 知 生 父 母 是 谁 。 邓 六 金 刚 刚 记 事
时 , 就碰 上 地 主 、 乡 丁 赶 在 年 关 之 夜 打 上 家 门 逼 债 , 将 刚 刚 上 桌 的 一 点 过 年 的 肉
饭 和 豆 腐 连 锅 端 走 。 这 也 是 她 早 年 即 义 无 反 顾 地 叁 加 了 共 产 党 这 支 “ 为 穷 苦 人
打 天 下 的 队 伍 ” 的决 定 因 素 。 而 父 亲 一 家 的 “ 满 门 英 烈 ” 和 母 亲 走“ 革 命 道 路
” 的必 然 原 因 ,也 都 决 定 了 如 今 的 曾 庆 红 必 定 要 铁 心 维 护 共 产 党 政 权 , 也 都 决 定
了这 政 权 的 两 代 “ 领 导 集 体 ” 如 果 不 是 对 曾 庆 红 这 样 的 革 命 後 代 信 任 有 加 , 这 个
政 权 便 不 会 再 有 可 信 任 的 对 象 。 

一 九 三 八 年 九 月 , 时 任 中 共 江 西 省 委 书 记 曾 山 到 延 安 列 席 了 以 清 算 王 明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中 共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 会 议 期 间 要 求 中 央 为 江 西 省 和 东 南 局 补 充 一 批干 部 。
正在 延 安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 习 的六 金 被 李 富 春 ( 党 政 的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长 ) 叫 去
, 意 味深 长 地 告 诉 她 东 南 局 缺 少 妇 女 干 部 。 当 年 年 底 , 邓 六 金 及 其 他 被 曾 山 要 去
的干 部 随曾 山 到 达 西 安 , 准 备 转 重 庆 回 江 西 南 昌 。 由 於 当 时 蒋 介 石 不准 签 发 由 西
安 经 重 庆 的 航 空 护 照 , 曾 山 一 行 在 西 安 苦 等 多 日 。 期 间 , 一 封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的
电 报 打 到 中 共 八 路 军 驻 西 安 办 事 处  “ 批 准 曾 山 、 邓 六 金 同 志 结 婚 ” 。 一 九 三
九 年 七 月 , 曾 庆 红 生 於 中共 新 四 军 军 部 , 取 小 名 丁 儿 。 所 以 , 曾 庆 红 所 受 的 “ 胎 教
” 就 是 誓 死 捍 卫 红 色 政 权 。 生 下 四 个 月 时 , 邓 六 金 将 他 送 到 江 西 吉 安 交 奶 奶 抚
养 。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月 “ 皖 南 事 变 ” 之 後 , 国 民 党 与 中 共 新 四 军 再 次 交 恶 , 为 侦 查 曾 山
的 去 向 , 国 民 党 军 队 到 他 的 家 乡 把 他 的 老 母 亲 抓 去 毒 打 拷 问 , 并 放 火 烧 掉 了 曾 家
的 房子 。 祗 有 三 岁 的 丁 儿 无 处 藏 身 , 独 身 一 人 跑 到 野 外 的 一 个 大 树 洞 底 里 躲 了 两
个 晚 上,目 睹 奶 奶 惨 遭 毒 打 , 却 不 敢 哭 出 声 来 。 

数 十 年 後 邓 六 金 对 人 讲 述 起 那 段 经 历 , 对 曾 庆 红 的 苦 难 童 年 感 内 疚 。 她 老 泪 纵 横
地 感 慨 : “ 那时 ,这 个 孩 子 在 乡 下 吃 了 不 少 苦 。 ” 而 这 段 经 历 也 决 定 了 曾 庆 红 对 国
民 党 的 仇 恨 正 可 谓 “ 刻 骨 铭 心 ” 。 

前 辈 血 汗 换 得 後 代 特 权 

一 九 四 九 年 , 中 共 华 东 局 为 其 南 下干 部 的 孩 子 及 烈 士 子 女 办 了 一 所 保 育 院 , 邓
六 金 担 任 院 长 , 她 将 一 百 多 个 坐 在 毛 驴 背 上 的 箩 筐 里 的 革 命 後 代 一 个 个 送 上 由 济
南 开 往 上 海 的 火 车 , 其 中 有 年 已 十 岁 才 从 江 西 乡 下 接 回 来 的 曾 庆 红 和 他 的 两 个 弟
弟 , 大 弟 弟 生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 二 弟 弟 生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 

中 共 夺 取 政 权 以 後 , 邓 六 金 又 给 曾 庆 红 生 了 个 漂 亮 的 小 妹 妹 。 二 十 多 年 以 後 , 曾
庆 红 的 这 个 妹 妹 曾 经 出 脱 得 亭 亭 玉 立 ,在 北 京 的高 干 子 女 圈 中 十 分 有 名。 当 时 , 她
曾 与 正 在 北 京 师 范 学 院( 现 名 为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就 读书 的 刘 少 奇 公 子 刘 源 谈 过 一
段 恋 爱 。 後 来 到 底 为 什 麽 没 有 成 婚 , 则 是 外 界 无 法 猜 测 的 原因。 说 起 来 刘 少 奇 的
儿 子 与 曾 山 的 女 儿 能 够 结 为 “ 革 命 伴 侣 ” 的 话 , 不 但 称 得 上 “ 郎 才 女 貌 ” , 从 “
门 当 户 对 ” 的 角 度 也 完 全 说 得 过 去 。 

七 十 年 代 末 大 陆 重 新 兴 起 交 际 舞 热 时 , 大 学 生 里 会 跳 的 人 还 很 少 。 而 刘 源 与 他
的女 友 则 因 为 自 小 跟 着 父 母 出 入 中 南 海 贵 族 舞 场 ,用 他 们 的 话 说 “ 学 跳 舞 与 学 走
路 几 乎是 同 时 开 始 的 ” 。 每 当 曾 庆 红 的 这 个 妹 妹 与 刘 源 双 双 出 场 时 , 举 席 啧 啧 称
羡 , 特 别 是直 接从 农 村 考 去 的 大 学 生 们 , 一 个 劲 地 感 慨 如 此 楚 楚 动 人 的 相 貌 和 如 此
令 人 倾 倒 的 舞 姿 过 去 祗 在 电 影 上 见 过 。 

而 事 实 上 此 时 的 曾 氏 子 女 与 那 些 长 大 成 人 後 才 从 农 村 考 进 京 城 大 学 的 土 青 年 们
的 唯 一 区 别 , 就 是 本 也 是 出 自 偏 远 乡 村 的 曾 山 夫 妇 凭 农 民 造 反 成 功 而 给 後 代 创 造
了 在 大 都 市里 生 活 , 在 红 色 皇 朝 的 宫 廷 里 成 长 的 条 件 。 

曾 庆 红 的 妈 妈邓 六 金 当 年 曾 是 叁 加 中 共 长 征 的 二 十 七 名 女 红 军 之 一 。 当 时 她 还
是 个 二 十 多 岁 的 姑 娘 , 但 却 要 同 男 红 军 一 起 爬 雪 山 、 过 草 地 。 因 为 女 红 军 都 被 编
制 在 “ 休 养 连 ” 内 , 所 以 她 们 在天 上 敌 机 轰 炸 、 地 下 敌 军 围 追 堵 截 危 险 的 同 时 ,
还 要 照 顾 战 斗 部 队 留 给 她 们 的 老 弱 病 残 。 在 最 艰 难 的 日 子里 , 邓 六 金 在 夜 行 军 中
还 要 用 担 架 抬 着 伤 员 , 直 累 得 很 长 时 间 停 了 月 经 , 两 祗 脚 都 走 烂 了 。 如 此 坚 苦 支
撑 和 浴 血 奋 战 二 十 多 年 , 才 令 曾 庆 红 等 革 命 後 代 能 够 从 毛 驴 背 上 的 箩 筐 到 火 车 客
厢 , 从 江 西 乡 下 的 茅 舍 到 上 海 十 里 洋 场 的 高 大 楼 房 。 

对 红 色 政 权 的 感 情 与 生 俱 来 

当 被 父 亲 曾 山 派 回 家 乡 的 警 卫 员 接 到 上 海 , 已 经 吃 了 十 年 的 红 米 饭 加 番 薯 秧 一 夜
之 间 变 成 了 从 国 民 党 手 中 缴 获 的 美 制 奶 粉 和 猪 肉 罐 头 时 ,如 此 由 地 狱 进 天 堂 般 的
变 化 , 令 曾 庆 红 对 “ 翻 身 得 解 放 ” 的 滋 味 刻 骨 铭 心 。 从与 弟 弟 妹 妹 们 开 始 共 享 父
辈 们 用 鲜 血 换 来 的 “ 革 命 成 果 ” 那 一 天 起 , 就 决 定 了 曾 庆 红对 中共 政 权 的 效 忠 之
情 完 全 是 与 生 俱 来 ; “ 用 鲜 血 换 来 的 政 权 必 须 用 鲜 血 来 保 卫 ” 的 道 理也 在 其 头 脑
中 自 然 形 成。 毛 泽 东 时 代 时 出 现 在 中 共 报 刊 上 的 所 谓 “ 朴 素 的 阶 级 感 情 ”样 的
政 治 语 言 , 虽 然 时 下 已 不 再 多 见,但 对 於 曾 庆 红 来 说 , 无 疑 是 仍 然 适 用 。 

当 时 的 华 东 局 保 育 院 收 养 的 一 百 多 个 孩 子 全 部 是 华 东 系 统 够 级 别 的干 部 子 女 , 邓
六金 为 了 这 些 孩 子 历 尽 千 辛 万 苦 , 堪 称 尽 职 尽 责 。 她 常 常 是 为 了 照 顾 别 人 的 孩 子
而 将 自己 的 亲 生 骨 肉 弃 至 一 旁 。 为 了 拯 救 一 个 幼 年 女 孩 的 性 命 , 邓 六 金 竟 然 连 夜
跑 一 百 多 里 路 到 教 会 医 院 买 到 青霉 素 药 品 … … 结 果 , 在 邓 六 金 的 悉 心 照 料 和 保 护
下 , 这 一 百 多 个 孩 子 顺 利 渡 过 了 中 共 与 国 民 党 大 陆 政 权 的 最 後 决 战 阶 段 , 个 个 健
康 活 泼 地 回 到 了 他 们 的 父 母 身 边 。 与 此 同 时 , 这 一 百 多 个 孩 子 的 父 母 们 都 已 经在
中 共 华 东 系 统 的 主 要 领 导 岗 位 各 取 其 位 ,他 们 对 邓 六 金 的感 激 和 崇 敬 之 情 可 想 而
知 。 日 後 在 邓 六 金 需 要 他 们 报 答 的 时 候 , 他 们 必 然 会 有 对 邓 六 金 後 代 的 政 治 上 关
怀 来 补 偿 邓 六 金 过 去 对 他 们 孩 子 的 生 活 上 的 爱 戴 。 

而 当 年 那 些 被 邓妈 妈 施 以 恩 爱 的 孩 子 们 如 今 也 先 後 像 曾 庆 红 一 样 , ,步入 “ 党 、
政 、 军 领 导 岗 位”, 比 如 与 曾 庆 红 一 同 在 中 共 中 央 机 关 共 事 , 担 任 统 战 部 副 部 长 职
务 的 刘 延 东 等 , 至 今 不 忘 邓 妈 妈 对 他 们 的 哺 育 之 恩 。 邓 六 金 当 年 造 福 於 众 多 红色
後 代 的 行 为 , 自 然 也 为 曾 庆 红 如 今 在 高 干 子 弟 圈 子 里 营 建 自 己 的 政 治 氛 围 奠 定 了
相当 程 度 的 感 情 基 础 。 

秘 书 出 身 奠 定 仕 途 走 向 

不 过 , 因 为 曾 山 英 年 早 逝 , 未 来 得 及 培 养 自 己 的 子 女 正 式 步 入 红 色 政 坛 。 而 第 一
个继 承 革 命 战 友 遗 志 直 接 带 领 曾 庆 红 步 入 政 坛 仕 途 的 则 是 共 产 党 的 另 一 元 老 人
物 余 秋 里 。 

余 秋 里 和 曾 氏 父 子 是 江 西 吉 安 同 乡 , 资 历 比 曾 山 稍 浅 。 一 九 二 九 年 , 曾 山 在 家 乡
组织 农 民 暴 动 。 当 时 曾 山 整 整 三 十 岁 , 而 当 时 年 龄 正 好 是 他 一 半 的 余 秋 里 也 因 为
不 满 当 地 豪 绅 的 残 酷 压 迫 而 认 同 了 曾 山 宣 传 的 革 命 道 理 。 於 是 , 在 曾 山 的 带 领 下
, 余 秋 里 叁 加 了 区 赤 卫 大 队 和 共 青 团 , 两 年 後 又 正 式 成 为 中 共 党 员, 在 曾 山 手 下 担
任 吉 安 赤 卫 大 队 的 中 队 长 及 湘 赣 省 苏 维 埃 工 农 检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 

从 中 共 红 军 长 征 开 始 , 余 秋 里 再 没 有 继 续 与 曾 山 共 事 , 但 两 人 的 同 乡 关系 及 曾 山
是余 秋 里 “ 革 命 引 路 人 ” 的 身 份 , 都 决 定 了 余 秋 里 对 曾 山 的 後 代 必 须 关 照 有 加 。
特 别 是在 曾 山 英 年 早 逝 後 , 对 曾的 家 人 生 活 上 照 顾 、 政 治 上 关 怀 更 令 余 秋 里 感 觉
责 无 旁 贷。 共 产 党 之 “ 农 民 党 ” 的 特 质 决 定 了 关 照 先 烈 後 代 是 一 种 不 成 文 的 “
党 规 ” , 这 与 中 国 农 村 无 数 封 建 帮 会 的 “ 帮 规 ” 殊 无 二 至 。 而 如 果 说 曾 山 是 早 期
共 产 党 里 的 “ 吉 安 帮 ”帮 主 的 话 , 那 麽 跟 着 曾 山 扯 旗 造 反 而 奠 定 其 日 後 在 中 共 政
坛 崛 升 之 基 础 的 余 秋 里 应 该 如 何 对 待 曾 庆 红 根 本 是 不 需 要 曾 山 临 终 之 前 特 别 交
待 的 事 情 。 

一 九 六 三 年 曾 庆 红 自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自 动 控 制 系 毕 业 後 , 立 刻 被 分 配 至 国 家 计 委 办
公 厅 , 为 当 时 担任 国 家 计 委 第 一 副 主 席 兼 秘 书 长 的 余 秋 里 当 秘 书 ,自 此 开 始 了 他 继
承 父 辈 遗 志 , 为 保 卫 红 色 政 权 而 奋 斗 的 不 归 之 路 。 

李 富 春 对 革 命 後 代 关 照 有 加 

而 此 时 的 国 家 计 委 主 任 是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国 务 院 副总 理 李 富 春 兼 任
。 前 文 已 有 叙 述 , 曾 庆 红 的 母 亲 邓 六 金 当 年 就 是 被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长 李 富 春
以 “ 组织 命 令 ” 形 式 安 排 到 曾 山 边 的 。 当 时 的邓六 金 曾 经 向 李 富 春 据 理 力 争 ,表
示 “ 我 不想 结 婚 , 我 还 要 工 作 呢 。 结 婚 、 生 孩 子影 响 工 作 ” , 被 李 富 春 好 一 顿 开
导 , 邓六 金 才 表 示 了 “ 服 从 革 命 需 要”。 

当 然 , 共 产 党 当 年 的 这 种 “ 拉 郎 配 ” 式 的 , 靠 所 谓 “ 组 织 手 段 ” 解 决 革 命 干 部 的
婚 姻 问 题 如 果 已 经 是 中 共 公 开 的 党 史 文 献 中 既 无 法 避 开 ,又 无 法 坦 承 地, 或 干 脆 以
歌 颂 的 笔 调 书 写 的 内 容 , 但 无 论 曾 山 也 好 , 邓 六 金 也 好 , 在 结 婚 之 後 自 然 对 李 富 春
只 有 感 激而 没 有 埋 怨 , 而 李 富 春 既 然 眼 看 自 己 促 成 这 桩 革 命 婚 姻 日 後 是 一 个 美 满
的 结 局 , 自 然 会 对 这 场 婚 姻 的 成 果 关 怀 倍 至 。 

於 是 , 被 安 排 在 李 富 春 为 正 , 余 秋 里 为 副 的 国 家 计 委 工 作 , 对 於 曾 庆 红 的 政 治 前 途
绝 崐对 意 味 着 一 帆 风 顺 。 

一 九 七 零 年 六 月 , 一 度 因 为 运 动 需 要 而 与 其 他 国 家 机 关 一 样 陷 於 瘫 痪 的 国 家 计 委
恢 复 了 部 份 工 作 职 能 , 余 秋 里 被 毛 泽 东 和 周 恩 来 任 命 为 该 部 门 的 “ 革 命 委 员 会 ”
主 任( 崐自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起 不 再 用 “ 革 命 委 员 会 的 提 法 , 只 称 “ 主 任 ”) , 曾
庆 红 也 从 “ 五 七干 校 ” 回 到 国 家 计 委 机 关 继 续 效 命 余 秋 里 。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 李 富 春 病 逝 。 同 月 召 开 的 第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会 议 上 , 余 秋 里 升 任
国 务 院 副总 理 。 

自 此 , 曾 庆 红 便 正 式 成 为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秘 书 , 主 持 “ 余 秋 里 同 志 办 公 室” 的 日常 工
作 。 

曾 庆 红 为 何 不 愿 穿 军 装 ? 

一 九 七 七 年 八 月 , 余 秋 里 在 中 共 十 一 大 上 被 安 排 为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 一 九 八 零 年
, 中 共 恢 复 中 央书 记 处 ,余 秋 里 被 安 排 其 中 , 直 接 接 受 胡 耀 邦 的 领 导 。 自 此 , 曾 庆 红
与 胡 耀邦 多 有 接 触 , 成 为 被 胡 耀 邦 看 好 的 “ 有 真 才 实 学 ” 的 高 级 干 部 子 女 之 一 。 

同 年 , 大 陆 成 立 国 家 能 源 委 员 会 , 余 秋 里 被 邓 小 平 、 胡 耀 邦 等 人 定 为 最 佳 人 选 出
任第 一 负 责 人 。 曾 庆 红 随 之 前 往 , 被 委 任 为 办 公 厅 副 处 长 , 实 际 上 仍 然 是 做 余 秋
里 的 秘 书 工 作 。 

一 九 八 二 年 九 月 , 余 秋 里 在 中 共 十 二 大 上 再 次 出 任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和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 同 年 , 国 家 能 源 委 员 会 撤 消 , 邓 小 平 为 了 肃 清 军 队 左 派 势 力 , 安 排 余 秋 里
辞 去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职 务 , 在 国 务 院 内 只 挂 国 务 院 委 员 职 衔 , 实 际 工 作 则 是 进 入 军
队 系 统,出 任 中 央 军 委 副 秘 书 长 兼 解 放 军总 政 治 部 主 任 职 务 , 替 换 了思 想 保 守 的
韦 国 清 。 自 此 , 余 秋 里 的 直 接 上 司 是 军 委常 务 副 主 席 兼 秘 书 长 杨 尚 昆 。 

当 时 , 征 求 曾 庆 红 的 意 见 後 , 曾 庆 红 似 乎 对 穿 上 军 装 进 入 部 队 系 统 兴 趣 不 大 。 於
是 ,余 秋 里 利 用 自 己 过 去 当 过 石 油 部 长 的 馀 威 和 国 家 能 源 委 员 会 主 任 的 权 力 , 将
曾 庆 红 安 排 进 介 绍 进 新 成 立 的缺 人 单 位   中 国 海 洋 石 油 公 司 , 安 排 他 担 任 任
联 络 部 副 经 理,主 管 对 外 合 资 、 合 作 事 务 。 不 久 , 因 办 理 “ 洋 务” 表 现 出 色 , 曾
庆 红 被 调 回 石 油 部 机 关 , 提 升 为 石 油 工 业 部 外 事 司 副 司 长 。 

不 穿 军 装 是 曾 庆 红 的 先 见 之 明 

事 後 有 人 分 析 起 曾 庆 红 的 这 段 经 历 和 拒 绝 进 入 军 队 系 统 的 选 择 , 认 为 他 当 时 已 经
看明 白 余 秋 里 在 军 队 系 统 的 能 量 有 限 , 自 己 随 之 跟 进 , 将 无 法 与 邓 小 平、 贺 龙 、 陈
毅 等 人 的 子 女 争 出 高 低 。 果 然 , 事 後 发 生 的 事 情 证 明 , 就 连 陈 云 的 儿 子 陈 方 都 认
为 自 己在 军 队里 混 下 去 没 有 什 麽 前 途 可 言 , 何 况 他 曾 庆 红 。 

余 秋 里 在 担 任 总 政 治 部 主 任 期 间 , 曾 经 雄 心 勃 勃 地 要 培 养 一 批 军 队 元 老 子 弟大 举
接 班 。 他 将 一 批 六 十 年 代 毕 业 於 哈 尔 滨 军 事 工 程 学 院 的 元 老 子 弟 , 特 别 是 军 队干
部 子 弟 已 经 逐 个 找 去 谈 话 , 并 准备 安 排 他 们 集 中 受 训。 後 来 , 可 能 是 邓 小 平 、 胡
耀 邦等 人 感 觉 这 种 “ 军 队 接 班 人 批 量 生 产 ” 的 办 法 太 不 严 肃 , 而 且 政 治 影 响 实 在
不 好 , 此计 划 便 无 疾 而 终 。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一 月 , 邓 小 平 安 排 余 秋 里 “ 退 居 二 线 ” , 改 任 中 共 中 央 顾 问 委 员 会
常 委,总 政 治 部 主 任 一 职 让 给 了 杨 尚 昆 的 胞 弟 杨 白 冰 。 自 此 , “ 杨 家 将 ” 的 说 法 随
之 出 现 。 但 是 , 因 为 杨 白 冰 比 余 秋 里 小 六 岁, 余 秋 里 即 使 心 里 不 服 气 , 在 邓 小 平 “
干 部 年 轻 化” 的 招 牌 面 前 也 无 理 可 讲 。 

所 以 , 现 在 看 起 来 , 曾 庆 红 当 年 没 有 跟 随 余 秋 里 去 军 队 里 打 拼 , 实 在 是 一 种 清 醒 和
明智 的 选 择 。 不 然, 他 现 在 的 政 治 前 途 可 能 会 终 止 在 一 个 师 级 叁 谋 之 类 的 位 置 上
。 而 留 在 地 方 , 自 石 油 系 统 转 往 华 东 系 统,曾 庆 红 从 此 便 在 他 老 子 打 下 的 地 盘 里 如
鱼 得 水,青 云 直 上 。 

江 能 否 坐 稳 决 定 曾 的 政 治 出 路 

由 曾 庆 红 的 上 述 经 历 足 可 见 出 , 在 上 海 与 江 泽 民 共 事 一 段 时 间 後 , 他 曾 庆 红 之 所
以 被 江 泽 民 一 步 步 看 中 , 并 在 江 泽 民 入 主 中 南 海 之 後 , 立 刻 被 礼 聘 为 “ 大 内总 管
” , 成 为江 泽 民 担 任 “ 第 三 代 领 导 核 心 ” 之 後 的 首 席 政 治 心 腹 , 除 了 其 “ 後 天 政
治 努 力 ” 的 因素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他 “ 先 天 政 治 营 养 ” 较 别 人 更 为 充 足。 父 母 及
革 命 战 友 们 给 予 他 的 “ 胎 教 ” 便 是 誓 死 捍 卫 红 色 政 权 , 所 以 政 治 元 老 和 江 泽 民 不
信 任 他 信 任 谁 ? 正 所 谓 “ 权 力 基 础 来 自 父 辈 的 生 死 患 难 , 位 高 权 重 全 凭 红 色 背 景
” 。 

不 能 不 承 认 , 相 比 於 大 批 “ 崽 卖 爷 田 不 心 疼 ” , 以 一 种 “ 世 纪 末 ” 心 态 大 挖 共 产
党经 济 墙角 的 大 批 经 商 “ 太 子 党 ” 成 员 , 曾 庆 红 已 经 是 一 批 立 志 从 政 , 把 自 己 的 身
家 性 命 紧 紧系 於 共 产 党 政 权 未 来 前 途 的 政 坛 “ 太 子 党 ” 成 员 的 头 面 人 物 之 一 。
而 在 共 产 党 政 权 还 能 够 顺 利 开 完 十 五 大 , 并 在 党 内 全 面 开 始 “ 第 四 代 接 班 梯 队 ”
培 养 的 前 提 下 ,曾 庆 红 在 党 内 的 政 治 前 途 , 又 直 接 取 决 於 江 泽 民 本 人 的 权 力 基 础
是 否 稳 固。 

另 外 , 海 外 关 於 曾 庆 红 将 在 十 五 大 上 接 任 中 宣 部 长 的 传 说 , 笔 者 至 今 存 疑 。 如果
江 泽 民 目 前 确 实已 经 找 到 了 另 一 位 中 办 主 任 人 选 ,急 於 为 曾 庆 红 安 排 更 高 一 层 的
权 力 位 置 , 令 他 以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身 份 兼 任 中 组 部 长 的 可 能 性 , 都 比 安 排 他 接 替
中 宣 部 长 的 可 能 性 大 。 

在 未 来 十 五 届 一 中 全 会 上 公 布 出 的 新 任 党 中 央 领 导 成 员 名 单 中 , 曾 庆 红 的 大 名 出
现其 中 的 可 能 性 , 现 在 看 来 已 经 越 来 越 大 。 不 过 , 在 此 之 前 他 虽 然 位 高 权 重 , 但 十
四 大 上毕 竟 连 个 中 央 候 补 委 员 都 没 有 被 安 排 上 。 因 此 , 令 他 在 未 来 十 五 大 的 直 接
进 入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的 猜 测 , 实 在 是 有 些 过 於 大 。 正 书 记 因 为 江 泽 民 对 曾 庆 红 确
实 十 分 看 重 ,反 而会 在 他 的 职 务 安 排 上 留 有 馀 地 。 一 步 到 位 只 会 给 曾 庆 红 的 政 治
未 来 徒 增 风 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