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二十一期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编辑于美国纽约,发行于互联网 
《大参考》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探讨政治改革,突破新闻封锁,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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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统一刊号ISSN 1097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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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民主派的挑战                                       胡平/北京之春
2. 方觉「改革建议书」提出平反天安门事件                        美国之音
3. 中国改革简纲                                          (南京)徐水良
4. 化名"8964"影射流血事件遭当局镇压,向《美国之音》听众信箱投书,被判有罪
       张霄旭春节前夕获释,青岛严判六四民运人士,不惜把异议人士当成牺牲品
*****【小资料】如何有效揭露中共制度下的冤假错案?世界媒体电话传真一览表
5. 魏京生谓中共已黔驴技穷,大陆经济危机四伏            摘自【明报电子版】  
6. 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
         ——在《中共“十五大”后的中国》大会的发言 (连载之二)   陈一谘
7. 必须改善党的高层民主制度——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论党内家长制    胡绩伟
        附:胡绩伟触怒京官遭警告                     摘自【星岛电子日报】
8. 世纪之交中国将面临的金融危机 (连载之二)                       何清涟
9. 百万下岗工人生计陷困·示威暴动冲突不断
       纽约时报指严重失业危及中国经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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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民主派的挑战                                        胡平/北京之春

    《北京之春》全文刊载了由方觉先生执笔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
纲领意见》。URL: http://bjs.org/bj2/57/24 这篇文章定稿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最近由海外媒体首次予以披露,此前曾在国内小范围流传,我也早就从一位朋友那
里辗转得到了这篇文章。据了解,这份民主派纲领乃是中共一批中层和高层官员们
的共同思想和主张,其年龄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属於新一代统治精英。据说,这
份文件已送交中共政治局各常委和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另外还送交若干知
名人士、政府官员和大企业主管。执笔者方觉毕业於北京大学(经济系七八级),是
八零年北大竞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方觉表示,在发表了这份纲领意见後,他要继
续待在北京,也有能力继续待在北京。到本文发稿为止,方觉确实仍在北京。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它表达了党
内民主派的强劲呼声。在中共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这已经不是什么
秘密。据了解,有些中共十五大的代表就曾经郑重地提出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
党的建议。去年十月,海外民运团体联合发表的致江泽民先生公开信,据了解也得
到中共内部一批人士的高度肯定。前几年,文化界有人提出“失语症”的问题,其
实,共产党才是得了失语症。共产党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彻
底破产,什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
”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神话,早已信誉扫地,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
在非官方场合,许多共产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都已经抛弃了
旧的意识形态语言而采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就连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
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一党专政只是一种阶段性的
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宪政民主。中共当局试图用经济增长的成就作为维持
专制的理由。然而,一场横扫亚洲的金融风暴无情地揭示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相
对脆弱性,从而也使人们不得不修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即便当局动用集
权之力暂时防止了危机的发作,可是,当一个机体得了严重的炎症时,光靠物理降
温显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本来,中国经济发展包含的巨大矛盾,例如腐败、社
会不公和道德失序,大家都有强烈的感受。用不着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提醒,我们
也很难相信这样畸形的经济发展竟会把中国带入千年盛世。中共还试图利用狭隘的
民族主义来对抗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一伎俩看来也注定了不会取得成功。道理很简
单,今天的中共当局毕竟不同於一百年前的清政府。当年的清政府拒绝维新变法,
反对以夷变夏,它所固守的那些原则——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等等—
—好歹都是中国的国粹。如今的中共则不然,中共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项
不是舶来品。可见,中共煽动的排外情绪不过是一场骗局。只有那些逢迎权势之徒
才会在“说不”的口号下,一方面拒斥自由民主这些全人类的共同瑰宝,另一方面
却又去维护一党专政这个发生於西方的政治毒瘤。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发表,应视为中共民主派对江核心的挑战。其实我
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包括江泽民在内的这批七十岁左右的主政者们也不是一点不懂
新思维。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在和贴心幕僚私下商议时,大概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是否要结束一党专政,开放自由民主以及何时开放,如何开放的问题。他们当然不
情愿政治改革,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担心被改革潮流所淹没:如果不肯当蒋经国,只怕
到头来成了全斗焕.《北京之春》98年2月号(总第57期) http://bjs.org/bj2/57/03

-- 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全文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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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A REPORT: FORMER CHINESE OFFICIAL CALLS FOR DEMOCRACY  JAN. 20, 1998-
       ****「改革建议书」提出平反天安门事件****

前中国政府官员方觉最近公开散发了他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起草的改革建议书。这份
建议书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一系列在当前的中国十分敏感的问题。方觉现在在北
京经商的,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对许多敏感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自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以来,政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国内
一直受到严格的管制甚至压制。在不久前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政治
改革问题进行了「冷处理」。

尽管如此,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呼声仍是不绝如缕。但是,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
家们普遍注意到,以方觉的名义发出的、题为「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政治改革建议书
显得与众不同。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建议书不回避敏感问题,而且是因为这一建议书对中
国当前面临问题的论述,显示了深思熟虑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建议书在谈到北京和台北
关系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具备对等的国际法地位,有各自的地域和属民,
任何一方都不曾在法律管辖和行政治理上实际涵盖过另一方。这是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
的认知基准。

这样的面面俱到、措词很讲究的改革建议是几个文人在书房里进行学术研究的产物呢,
还是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方觉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这样的问题显示,由
于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外部世界现在已经不能了解中国的实情了:

从我和我的朋友的直接接触来看,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政府内部四十几岁、五
十岁稍多一点的人以及三十几岁,在这个青、中、壮年的年龄层上,大多数官员同情、理
解、认可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改革。

方觉特别强调,要求改革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国际社会不应当以中国少数几个七
十岁左右的领导人的意见为中国民意的准绳,因为这些人并不代表民意。

                 **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在89年镇压民主运动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改革因此成为敏感
得不能见报的话题。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提出这个敏感话题不可呢?方觉表示,他不赞同
「稳定压倒一切」这种中国官方大力宣传的说法:

稳定有各种各样的稳定。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的政治稳定,是一种健康的、可
以获得最广大公众认同的、也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赞誉的新的政治稳定,而不是放弃民主改
革的停滞性的、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稳定。

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起当政二十年,在政治上保守,镇压持不同政见
者,把他们不是流放国外就是送进监狱,勃列日涅夫在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国家各个
重要政策方面也因循守旧,终于使苏联陷入分崩离析的绝境。方觉表示,现在中国还有人
试图追求勃列日涅夫的这种因循苟且的稳定。

方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特别强调,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中国改革建议书,并不是他
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他跟许多在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官员当中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探讨的结果
。在回答为什么中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一问题的时候,方觉说,

目前的中国政治,既不是一个民主的机制,也不是精英的机制。由于没有民主机制,很多公
众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反映,很多基本的公共利益不能有效的维护。由于不是精英机制,很多
有政治才华的、有行政管理能力的、有社会献身精神的中青年人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得不
到恰当的地位。

                     方觉的背景和理想
方觉今年四十四岁,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以他的名义提出的中国改革建议书,特
别提出了经济开放、经济改革必须跟政治改革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跟自由民主制度相结合,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就
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腐败的,必然是由政府来发挥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市场机制
其主导作用,必然产生家族关系和裙带关系,必然是政治指挥经济。

方觉说,在这一方面,目前陷入财政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很好的教训。这跟某些地区
、某些部门的存在的金融腐败有相似之处。然而,中国仍然有人试图把中国引进这种已经
被证明是过时的、走不通的死胡同。

方觉等人提出详细建议,要求实行自由选举,开放党禁,实行新闻自由,取消意识形态控制,
尊重人权,尊重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见、缩减军备,积极参与核裁军,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跟
西藏达赖喇嘛和台湾当局进行真诚的对话等。在这些一系列敏感问题当中,最敏感的可以
说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方觉的建议书说,「我们认为,彻底为1989年「六〓四事件」平反,是实现政治公正与法律
公正的重要一环,也是回复长时间的国际期待的必要答案。...我们希望不再出现类似的同
尊重人权的世界潮流相去颇远的不文明事端。」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方觉以
谨慎的措词谈到了为「六〓四事件」平反这个敏感的问题: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89年夏季,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完全不应该的。首先,当时的学生
以及支持学生的很多官员、知识分子、市民是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而不是要推翻某
个正当、某个政权。对用合法方式要求改革的运动采取政治上的强制和管制、甚至造成了
流血和死人的现象,是完全不应该的。

方觉的改革建议书自去年十一月下旬以来在他的朋友和中、高层政府官员当中散发,并且
也上了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地的人、包括中国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可以看到。方觉表示,到
本星期二为止,中国官方还在对这一建议书以及建议书的散发进行观察,中国官方没有对这
一改革建议书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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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改革简纲                                           (南京)徐水良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
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
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1、非暴力类型2、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
,3、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4、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
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
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
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
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
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
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象“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
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
?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
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
这次事件之後,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
。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
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後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能
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
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是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
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
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反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称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
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
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
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
。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
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
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
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
。完成了这一步,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
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
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
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
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
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
。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
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
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
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
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
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
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
和专制都属於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述混
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
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
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於国家,非国家的党
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
的暴力职能属於警察。警察属於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
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
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後,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
、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
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
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
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
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
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
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
,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
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
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
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
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
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
,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
律运行,又要使之处於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三、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
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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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964"化名影射流血事件与镇压当局,向《美国之音》听众信箱投书,被判有罪
      VOA report:THE CASE OF 8964    Jan. 30, 1998 (何宗安和王泽报道)

**向《美国之音》听众信箱投书抱怨,有罪**
《美国之音》得到的北京一家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北京市一名没有正式职业的持不
同政见者,由于向《美国之音》听众信箱投寄当局所说的"反动信件",而在1996年11月
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美国之音》星期五得到的一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显示,五十几
岁的北京近郊居民韩春生,于1996年5月被捕,羁押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11月,韩
春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此时离中国取
消"反革命罪"只差4个月的时间。
判决书列举的犯罪事实是,韩春生自1995年8月至1996年5月期间,书写并向《美国之音》
设在北京的9171号国际邮政信箱投寄了二十余封判决书所说的"反动信件",进行"反革命
宣传煽动活动"。判决书指控韩春生在信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现行政
策,谩骂、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书裁决,韩春生写信并向《美国之音》投递的行为是"目无国法
","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罪恶重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极大,必须依法严惩"。法院
的判决是为了"严肃国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维护国家的安全。"

**"8964"化名影射流血事件与镇压当局**
信件作者使用了"8964"的化名,这显然是影射1989年6月4号中国军队在北京镇压抗议学
生及其支持者的流血事件。韩春生否认他是信件作者。但是法院判决书表示,当局有"物
证、书证"和没有具体说明的"科学技术鉴定结论",证明韩春生就是"8964"。判决书还宣
布没收"信件若干"和"半导体收音机一台"。
判决书表示,当局对韩春生的审判是"公开开庭"的。但是据报道,宣判时韩春生的家人没
有获准到庭旁听,也没有看到构成犯罪的核心证据,也就是那些信件或者复印本。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负责人士表示,《美国之音中文部每个月都从中国收到两千封以上
的听众来信,没有人有印象收到过署名"8964"的来信。《美国之音》除了设有邮政信箱之
外,还开通了听众热线电话、因特网电子邮件信箱,并有固定的现场对话节目,与中国的听
众保持着广泛和频繁的联系。就《美国之音》所了解,中国听众因写信给《美国之音》而
遭到逮捕和判刑,近年来还是第一次听说。《美国之音》北京记者站曾希望向中国官方了
解情况,但是由于目前正值中国传统新年假期,因此没有能够跟有关当局取得联系。

**中国仍然利用法庭系统封堵持不同政见者之口**
美国《新闻周刊》曾在去年9月底以《8964案》为题,报道了小人物韩春生因写信给《美
国之音》而被判处重刑的案例。《新闻周刊》报道说,"韩春生的案件说明中国仍然利用
法庭系统来封堵持不同政见者之口,不管多么弱小,都不会放过。"名不见经传的韩春生作
为"反革命"而坐牢已经是第二次了。是偶然的机会使韩春生走上了所谓的"反革命道路"。
1957年,14岁的少年韩春生因离家出走、流浪街头而被警察收容。受到虐待的韩春生一气
之下在墙上写下了"打倒共产党",由此成为一名反革命罪犯,在监狱和劳改营渡过了20年。
1978年邓小平出任中国领导人以后,韩春生出狱,两年后平反。
韩春生穷困潦倒,做过工人,卖过蔬菜,摆过书摊,被捕时在养鸡场做工。北京法庭的判决
书称他为"无业"人员。韩春生的妻子有残疾,靠捡废铁罐糊口度日。韩春生一位朋友对《
新闻周刊》记者说,韩春生无法忘掉过去,他心情愤闷,认为周围的一切都不公平。韩春生
的兄弟对《新闻周刊》记者说,"他在监狱里头一呆就是15年多,最后换来的只是一张纸。" 
这张纸是韩春生的平反证书。在他第二次作为反革命罪犯被抓走的时候,这张纸也被警察
收走了。
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在1997年初取消了"反革命罪",不过,2千多名在押"反革命"
将继续坐牢。新的刑法把一些"反革命"罪行更名为"违害国家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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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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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 report:CHINESE DISSIDENT ZHANG XIAO XU RELEASED
Jan. 30, 1998   (扬帆报道)

             **青岛市张霄旭春节前夕获释**
据美国之音从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获得的消息,山东青岛市异议人士张霄旭于
农历春节前夕1月23号提前六年获释。「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主任卢四清对记者说,有
关张霄旭获释的消息,他们最初是从在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那里获得的。后来他们
通过电话和张霄旭本人以及张霄旭的一些朋友取得了联系,证实张霄旭确实已经获释回家。
卢四清说,大年初一的时候,徐文立通知我们,张霄旭已经在1月23号被释放。我们就打电话
给张霄旭在青岛的一个朋友家,得到证实他已经获释。我本人也打过电话给他,但是因为他
刚刚出来,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青岛严判六四民运人士,不惜把异议人士当成牺牲品**
张霄旭原来是青岛市邮电局的一名工程师,79年民主墙时期就担任民办刊物「民主自由论
坛」的编辑,1989年夏天,他在青岛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后因多次在青岛市政府大楼前演讲
而被捕入狱,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在山东监狱服刑。据「中国人权民运
信息中心」的卢四清介绍,张霄旭提前六年获释,是因为他在服刑期间修好了一台非常复杂
的电讯设备,被认为有「重大立功表现」,所以监狱予以减刑。

当时在山东和张霄旭一同被捕入狱的还有青岛青年陈兰涛和孙维邦。今年33岁的陈兰涛89
年6月被捕时还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他因在街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而被重判18年。孙维邦
是79年民主墙运动的著名人物,在89民运期间,他在自己经营的饭馆里免费向学生提供饭菜,
并积极参与学生的讨论而被判刑12年。目前陈兰涛和孙维邦仍然在山东监狱里坐牢。
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相比,山东省青岛市似乎对六四民运人士的刑处更为严厉。卢四清说,
许多在北京以外的民运人士都被判处重刑,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争先表功的结果,89年64之后,
每个地方的判决都很不相同,有些人为了向中央邀功,他们不惜把一些异议人士当成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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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资料】如何有效揭露中共制度下的冤假错案?世界媒体电话传真一览表

最近,民主墙时期的老牌民运战士,贵州籍的著名诗人黄翔获得自由后,投书本刊,例数
中国大陆当局侵犯人权,肆无忌惮,而蒙冤人士因消息封闭,朋友冷漠,走投无路,投诉
无门的现象非常普遍。为此,《大参考》编辑部特别编辑了下面这个联络图,请广为散播
。我们特别感谢“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鲍戈先生的帮助。

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FAX 00852-23562485, BP: 64879902-->822064
 争鸣:                          FAX 00852-25740664
 前哨:                          FAX 00852-28386207  TEL. 00852-28386386
 开放:                          FAX 00852-28915591  TEL. 00852-28939147
刘青《中国人权》:               FAX 001-2128671831  Tel. 001-718-459-4832
 王希哲:                         FAX/TEL. 001-617-666-2046
 刘宾雁:                        FAX 001-609-799-3174
 北京之春:                      FAX 001-7184761602  TEL. 001-718-429-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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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周刊:                      FAX 010-65321293    TEL. 010-65322727
 新闻周刊:                      FAX 021-64718081    TEL. 021-64338832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FAX 010-65326503 (TEL.)
 大参考:                        FAX 001-212431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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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京生】中共已黔驴技穷,大陆经济危机四伏
                               
        访巴黎演讲指老人帮揽权
        魏京生谓大陆经济危机四伏


 【本报专讯】正在巴黎访问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昨日指出,目前中国的政经体制是
「老少配」,政治大权在老人帮掌管下,高干子弟接班,掌握经济大权,以致今天中国
财经一片混乱,充满危机。

 在法国人权联盟安排的一场学术演讲中,魏京生说,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推动发展
经济大计,曾指示要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中共为永远掌权,在老一辈操控政治大权
的威势下,让小一辈掌握经济权力。

 魏京生表示,以上是他当年在监狱中所得知的内幕消息,由高干子弟利用特权承包国
营事业的采购,利用特权掌控国家财富,中饱私囊,国营企业亏损累累,变成空壳子。

 再则,就他所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坏帐比率达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换句话说,银
行本身拥有的资产不仅全部亏空,还侵占存款人的利益。魏京生说,这种情形下,西方
银行必然宣布破产,中国人民银行还打肿脸充胖子,拍胸脯说人民币不贬值,若非政治
压制一切,中国的经济危机应比东南亚国家还严重。

 魏京生警告说,一旦中共政治压制难以应付财务危机的局面,则恐怕会有全盘崩溃的
危险。

 如何解决这场大危机,中共似乎已到黔驴技穷的地步,西方国家应当也已经看出其中
端倪,可是却帮助北京当局抑制局面,因为不愿中国发生金融混乱,造成全面大崩溃,
而恐怕从此无利可图。            摘自【明报电子版】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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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在《中共“十五大”后的中国》大会的发言  陈一谘
送交者: 陈一谘 于 January 08, 1998 13:58:05:

[续上期]
2.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说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取得政权前夕,他又说,
中国将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上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治上是多党联合执政。
言犹在耳,刚取得政权,他就抛弃这些承诺,搞起了另外的一套。从“流血土改”
到“清匪反霸”,从“公私合营”到“统购统销”,从“合作化”到“反右派”,
从“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短短的十年时间,把中国搅得天翻地复,民不聊生
。仅从1960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的人口就达到四千三百万,比列宁试验共产公社饿
死的人多了四倍。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一场空前浩
劫,几乎搞得家家心惊胆颤,人人朝不保夕。据胡耀邦说,这场运动被斗争、批判、
牵连的人高达两亿以上,更不用说“文革”对人性、文化和传统的摧残。
毛泽东既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还继承了东方专制主义
的某些传统。他推行了全盘公有化、集体化、计划经济,发动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实
行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不仅如此,他还发展出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
位”制,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宗法式人身依附制度,以便控制所有的组织和个人。这一
制度的支柱则是一种亘古未有的“等级产权制”和“等级身份制”,将全国所有的组
织和个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此外,毛泽东时代在文化思想上对人们的钳制
,充分反映出东方文化专制主义的特点,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
,给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如果说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还多少保留着一点文明的气息,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
邦则把整个中国一度推进了一个中世纪式的落后和苦难的深渊。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即
,中国已经陷入了不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局面。

3.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回到常识和主流

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没有出路,才不
得不进行改革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出路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实行的这种
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剥夺了
人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人民只能事事顺从,压抑和政治行为的扭曲成为社会的常见
现象。其次,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使得人们缺少工作的积极性,经济的低效率
造成商品匮乏,领导干部可以得到种种特权的照顾,而民众则只能忍受贫穷。再次,
由于将马克思主义当做“国教”,消灭了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既使得民众的思维普
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操纵,文化知识贫乏,又使得文明扫地、愚昧抬头,人们精神空
虚,习惯于言不由衷,讲空话、假话成为时尚,种种长期隐藏在心中的不满最后被转
化成一种在公共场所的随意发泄,导致社会秩序每况愈下。这种制度剥夺了人们对自
由、民主和富裕的追求,显然违背了人类的天性,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
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政权后的一个阶段,有一种共同现象,就是出于建设一个
公平社会的理想,人们普遍对新政府表示出拥护和信赖。特别是当社会主义国家建政
初期时,用暴力扫荡了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缓解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就业和社会
保障,人们确实表现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以及忘我劳动、不计报酬的热情。但
是,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措施逐步付诸实施后,总是不断给人们带来失望、
痛苦和打击,那种对新政权的热情便迅速消失了。
当社会主义制度无法创造出马克思所预言的理想状态和执政党的宏大目标,或者在社
会中出现了种种批评声音时,执政者往往就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其目的或者是想
创造出经济建设的奇迹,或者是希望形成政治上新一轮的对执政党的效忠热潮,或者
是消灭妨碍执政者任意推行政策的社会政治障碍。但是,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把
政治经济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直到执政者发现上述办法再也无法奏效时,改革便不可
避免地发生了。
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的改革是1953年发生在南斯拉夫,当时铁托在公有制的企业里实
行了工人自治,又把土地分给了农民。1956年匈牙利取消了农民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
和政治局委员的特权。后来,波兰、捷克、东德相继出现了改革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据匈牙利的“改革之父”涅尔什介绍,东欧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仅仅经过
十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陆续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实际上是在试图实现一种不可能成
功的空想式理念。因为,商品经济不可逾越,产权不清晰、资金无价格的经济不可能
正常发展,没有多党制或党内派系公开化,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因此,改革其实就
是让我们回到常识。
的确,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一个放弃空想、回到常识和主流的过程。在
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中,也有人意识到了这点。我记得1986年鲍彤就对我说过同样的
话:“我们的改革就是使我们回到常识。”但是,想“回到常识”谈何容易,中国人
已为此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解体以後,民主政府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
主化”和“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不仅是在“回到常识”,而且正努力“回到主流
”,回归到世界潮流中去。虽然这些国家还面临着後共产主义时期的一系列遗留难题
,也因制度转型而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它们已经在私有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等
基础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的经济虽然在继续发展,但距离“回到常
识”、特别是“回到主流”,还相去甚远,与守旧势力的斗争还需要花很多力气。

三、邓小平的遗产和江泽民的前途

1. 严重的制度性冲突

邓小平实行了改革政策,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又实行了开放
政策,打破闭关锁国,使中国人跨出了国门、看到了世界;他也平反了冤案,终结无
休止的阶级斗争,把中国从逆世界潮流而动的深渊里拉了回来。应该说,在这些方面
,邓小平是功不可没的。但可惜的是,他始终摆脱不了一党专政和集权政治维护者的
角色,造成了“六四”惨案,最终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邓小平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相应的政治改革的作法,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了棘
手的难题和不确定的前景。当前中国的制度性冲突越来越严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
展、地方实力的增强、民间组织活动空间的扩大,党政合一的集权体制就越来越难适
应。同时,钱权勾结式的腐败日益普遍,机会不均产生的贫富悬殊逐渐扩大,有效的
市场规则难以建立,国有资产的流失迅速增加,社会治安不断恶化,政府管理逐渐失
效,这些问题都给下一世纪中国的发展投下了阴影、设置了障碍。更何况在法制建设
、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以及让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等政治制度建
设方面,中国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所留下的难题,绝不是仅仅靠加快发展经济就能自然解决的;
而且,1989年以後实行的“用钱买稳定”的作法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在今天的中国,
既没有清晰明确的改革目标,也缺乏积极稳妥的改革方略,更缺少社会各阶层对下一
步改革的共识,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2. 江泽民能打好经济改革的攻坚战吗?

198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国发展和改革的深层难题和战略选择”,指
出中国面临着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即一方面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另一方面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政治
向民主政治的转轨;从这一背景出发,中国的战略选择应当是: 重新构造公有经济,
重新构造权力格局,重新构造民族精神。十年过去了,经济格局确有变化,公有经济
的重新构造总算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重新构造权力格局和重新构造民族精神这两方面
,中国的进步实在是乏善可陈。
平心而论,近二十年来中国确有不小的变化。但对照世界的潮流和实现了现代化的国
家的基本经验,中国距离实现现代化还何其遥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
,改革可能出现曲折,但是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人们不愿退回旧体制而失去现在已经
得到的利益。
中国的农村改革打的实际上是一场“外围战”,因为中国现行体制的根基扎在城市的
经济政治制度中,农村改革以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真正触动现行体制的核心。十多年
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也不过打的是一场“前哨战”,因为公有制经济仍然巍然不动。如
果在今後的十年里,能打好一场经济改革的“攻坚战”,解决国有企业问题,那么就
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将因而得以奠定;如果在今後的二十年至三十年内,
能再打好一场政治改革的“总体战”,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这
样,我们才可以说,中国走上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不归路。至於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文化的再造和重建,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宣布,将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这无疑是一个
突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攻坚战”的开始。实际上,国有企业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
资产增值无人负责的问题,股份制改革有利於解决这一痼疾。
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本身的结构、
机制和运作,更关系到“企业办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等问题
,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既需要有坚定的决心解决这个难题,更要有稳妥的办法
付诸实施。否则,就难免发生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国有企业中出现的问题,即较
易盈利的企业被权贵和外国资本拿走了,而不景气和难盈利的基础部门及其相关产业
则仍然留给国家,成为沉重的包袱。只有在这场“攻坚战”中取得显著进展,江泽民
才可能真正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权威,他的地位也才可能真正巩固。
至於政治改革的“总体战”,则恐怕很难在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手中完成了。但如果
能及时推出与经济改革相关的政治改革措施,适时解决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问题( 如赵
紫阳和“六四”问题),那么也许就确实能令人们对江泽民另眼相看,如此就离出现“
一代新政”不远了。

3. 中国:逐步强大还是动荡不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老是被动挨打,要求“富国强兵”之声不绝於耳,为政者也总想
“赶超”。殊不知,孙子兵法曰:“行之以正,出之以奇”。若行而不正,就只能求
诸於邪招了。其实,邪招只能损毁自己,贻笑天下。
当今之中国,处在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良好国际环境中;而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也
积累了一定的家底。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借鉴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功经
验,承认那些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基本价值,解决那些因过去误入歧途而造成的问题
,“回到常识”,打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就可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繁荣
的社会,并且逐步强大起来。
反之,如果不能顺应世界潮流,拒绝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经验,抱残守阙,固守过时的
陈腐观念和作法,在中国就难免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因为,十三亿中国人追求富裕
和自由的愿望及行动,必将同旧制度发生此起彼伏的冲突,直至最後彻底改变这种制
度。
确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
移的。             ( 一九九七年十月   美国纽约 )

            摘自《中共“十五大”后的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 陈一谘.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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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党国真相】老党喉的呼吁-----必须改善党的高层民主制度 
送交者: 星岛电子日报 于 January 25, 1998 17:37:30:

必须改善党的高层民主制度    胡绩伟

--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论党内家长制

    编者按:胡绩伟是中共人民日报前社长兼总编辑,
    也是大陆最有影响力的敢言之士。他在中共十五大
    後写成的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中共最高层从毛到邓
    的家长专制破坏民主後果严重,呼吁改善党内民主
    恢复赵紫阳的正当权利。此文已在北京流传,本刊
    独家全文发表,以期引起各方关注


  和几位老同志议论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
党是执政党,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党的手里,它领导一切,指挥一切,
党好与不好,都是它执政。因而党好,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
党不好,国衰民穷,老百姓受苦受难。(打字员:对此段不敢苟同,
共产党祸国殃民几近半世纪,中华民族没有共产党却生存了数千年。
近十几年共产党贪污腐败的明显化只是证明了共产党这一恶党祸国殃
民的事实。中共迟早必亡,如能早亡则或许能替中国早带来一线生机。)


改善党的领导:八○年和胡乔木的争论


  十五大以後,我常想,江泽民同志报告的最後一份特别重要,它
讲的是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把党的作风整顿好。

  这最後部份的开头说:实现这次大会确定的任务,「关键在於坚
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建一步把党建设好」,确实是;关键。但是「关键在於坚持、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句话中,应当把「改善」放在第一位,放
在「坚持、加强」之前。这不简单是个先後次序问题,而是一个很重
要的原则问题。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一九八○年,《人民日报》在撰写七一社论时,我同胡乔木同志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一场争论。社论原稿中有这麽一句诂:「为了搞
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
的领导。」我提出应该把最後一句改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
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先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
如果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
败而不会是成功,可是乔木同志不同意,认为我这是「反对共产党的
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而再谈党应该如何领导。
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麽去讨论怎麽领导,这就是毫无
意义的。」我则认为,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
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为「共产党领导」,早已是
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注重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
强那种错误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
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
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

  我把我与乔木之间的这种分歧告诉了当时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他在最後审定这篇社论时,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
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而且很明确地对我说:「只有在改善
党的领导的领导的前提下,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可是,「改善」是「前提」,只有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
下去,才能加强起来。

  乔木同志对耀邦同志的意见是不同意的。他长期主持中央文件起
草小组的工作,在以後的文件中,他还是把改善党的领导放在坚持和
加强党的领导的後面。这次十五大报告起草的同志可能不了解这个争
论,老的写法还是沿袭下来了。


六四事件:邓小平陈希同把好事变成坏事

  这不是文字之争,而是原则之争。十五大以後,一位老同志很激 
动地对我说:「党的领导好,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党的领导不好,好
事也会变成坏事。」他举例说,「六四」就是这样。

  「六四」前,几十万大学生出来反对贪污腐化,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反腐倡廉争民主」的群众运动,真是好事,是爱国爱党的大好事。
如果当时党中央热情支持百万群众的正义要求,把它引导到民主和法
制的轨道上,可以断定: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败行为,绝不可
能像现在这样,在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从上到下地发展得这样
严重!

  当时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提出「在民主和法制
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意见,「采取耐心的协商、对话、
疏导」的办法来处理,那次学潮是可以圆满地平息下去的。

  实在太可惜了,赵紫阳的正确决策遭到了强有力地反对。当时,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北京市长陈希同,一口咬定
这次学潮是「反革命暴乱」,因而下令调集大军对首都进行军事戒严,
以後又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武装镇压,产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
门惨案。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陈希同之所以对广大学生那样仇恨,之
所以采取那样恶毒的办法欺骗中央,原来他本人就是一个天字号的大
贪污犯,是一个盘据高位的腐化份子。(打字员:胡老先生的说法也
太共产党八股一点了吧?陈希同一人能腐化得起来?共产党高层内蛇
鼠一窝只有陈希同王宝胜这几个人?共产党内的清流如赵紫扬、胡
耀邦或胡绩伟自己难道就不需为中国共产党造的恶孽负一部份责任?)

  当时邓小平对广大群众也是「叶公好龙」,而且一贯专横武断,
连总书记的意见也容纳不得,竟然当成异端邪说来进行压制打击,给
赵紫阳定罪为「分裂中央」,又用违反党章的手段把赵「罢黜」了。
(打字员:这几句话如在邓小平没死前说,则价值就会大得多。)

  由於当时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一系列的错误,竟然把一场大大好
事变成了大大坏事,使我党我国的声誉在世界人民心中至今仍然蒙受
很大的损伤。这样的错误领导,难道不应该改善吗?硬要坚持下去和
加强起来,岂不是越走越歪,所产生的恶果可想而知了。
(打字员:胡老先生想到的只是党国的声誉,党国的声誉与无辜遭惨
杀之受害者的冤情,哪样更重要?中共用暴力革命,希望以不公平的
手段对少数人执行专政来创造一个「绝对公平」的世界,是这个政党
的残暴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六四大屠杀,将使中共在人类历史上遗臭
万年!)


毛泽东把追求民主的党变成独裁专制的党

  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比起十四
大报告是一大进步。报告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里说的「始终不渝」,就有点不大符合事实。
会我们党的党内民主来说,就经历过几度十分不正常的时期。一九八
○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曾说得很清
楚,这里不妨摘引他的一大段话: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
人凌驾於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陈独 
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
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
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
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制度。列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
扬民主、充份酝酿不够,由个吃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
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
制度。从一九五八年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
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
驾於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的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
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
『四人帮』以後,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邓小平
文选》一八九页--一九○页)

  显然,这哪里是「始终不渝」呢?实际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是很好的,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後,特别是转入社会主义革
命阶段以後,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党中央就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的
民主原则,到了「文革」十年,他已经把我们党从一个追求民主政治
的共产党,改变为一个独裁专制的党了。


邓小平继续实行他批判过的家长制

  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後,「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
时间」其实,何止「一段时间」,至今仍然阴魂不散。而这次,又使
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平同志自己。他虽
然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他自己也曾领导著我们党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也不是「始终不
渝」。随著时间的推移,他成为「我们党第二代的领导核心」以後,
也是「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於组织之上
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十年前,他曾经反对过的、批判过的
家长制,十年後又在他身上表现出来,这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吗?一九
八五年,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和军委主席,就可以领导顾问委员
会用甚麽「党的生活会」的方式,把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拉下马来,这
是完全违反党章的。一九八九年,作为中央军委的主席,在他领导下
又把第二个总书记赵紫阳罢黜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世人皆知的事。
这样,我们党又一次由以民主目标的党向独裁专制的党前进了一步。

  十五大报告说:「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党家作主。」中国
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吗?我以为我们搞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实际
上还是专制主义。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决定一切、
领导一切、指挥一切、管理一切,根本谈不到「人民当家作主」。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实行的就是这样道道地地的斯大林式的社
会主义。在「文革」刚刚结束以後,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
校长时,有学员问他:「四人帮会不会卷土重来?」他肯定地说:
「『四人帮』卷土重来是不可能的,但借□还魂还是可能的。」他说
的这个「魂」,就是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文革」後二十年的变化,
说明这个专制独裁的魂还是时隐时现的。


用民主方法选举更换最重要领导人

  十五大报告中说:「没有民主就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
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理论,而要付诸於具体实施,十二亿人民
怎样当家作主?其中确有很深的学问。十二亿人都来亲自掌管国家大事,
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能够办到的,我以为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一、用真正民主的方法,选举和更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二、制订各种制度,切实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
济和社会活动,充份调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依照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自
由权,保证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权,保证人民
充份享有知情权、议政权和监督权。

  这三项中间,最重要的是第一项。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要
作到真正的民主选举,首先必须对我们党章和宪法规定的组织原则--
人民集中制进行改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要作到真正的民主选
举,首先必须对我们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进行
改革。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这一规定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问题最大。这个凌驾
於民主之上的,指导民主的「集中」,实际上是党的领袖和政治局常委。
这种制度,就是从上到下各级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发展下去就变成
封建家长制。说穿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无非是常的领袖领导下的
所谓民主制。民主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甚至要不要民主,都得由他自己
来决定。对於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恶果,我在一九八
八年同常大林合写的《民主论》一书中阐明得比较清楚。这本书由中外
文化出版公司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它生不逢时,刚刚发行,遇到
「六四」惨案,此书也遭到查禁,读到它的人是很少的。

  老实说,毛泽东是真正的终身制的领袖。一九七六年他去世以前,
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都是他一人说了算,接班人也由
他指定。他先决定让位予刘少奇,自己退居二线。很快他感到刘不听话,
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和他意见不一致(比如对大跃进的失败,毛说是七分
天灾,三分人祸;刘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他感到刘的威
望很高,威高震主,因而把刘视为异己,必须加以清除,他才能放心。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把刘拉下马来。先定
罪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後来又「永远
开除党籍」(按党章是没有永远开除的规定的)。还用很不人道的手段
将刘少奇折磨惨死。「文革」中,毛又指定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还
把这一点写进党章里(这也是违背党章的),恰恰是毛的这位唯一的
「最亲密的战友」,偏偏又要谋害他。这样,好端端的一个以民主为目
标的共产党,被他搞得面目全非了。


罢黜和软禁赵紫阳是党史上最不光采的一页

  邓小平本是受害者,「文革」中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废黜。「文革」
後还要把「批林和批邓结合起来」,还还不解放他,不让他出来工作。
一九七八年,他在重新掌握大权以後,特别强调要改善党内领导层的民
主制度。在一九八○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这篇《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抓住了我们党和国家的致命的要害问题。他
强调反对「权力过份集中的现象……甚麽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他还说:「不少地方和
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
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他力主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
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可惜,邓很快就自食其言,继续走毛的老路,连自己提拔的胡耀邦、
赵紫阳这样的已经成为他得力左右手的领导人物,他也同样感到威高震
主,对他们的正确主张不能容耐,竟然大摆太上皇的威风,把党纪国法
不放在眼里,也把他们一一罢黜了。

  尤为甚者,在撤销赵紫阳一切职务以後,仍然把赵作为重要的打击
对象,长期软禁,剥夺他起码的党员权利和公民权利。这就更加无视法
纪了。

  我以为,这是我党我国在民主和人权纪录上最不光采的一页。(打
字员:共产党更不光采的恶行随手抓起就是一把,胡老先生有点健忘了。)
对自己的总书记和前任总理这样的人物,不仅也同样没有持不同政见的
自由,就连明明是十分正确的意见,只要同「第二代领导核心」不一致,
就遭受到严厉的压制、打击和惩罚。人们可想而知,一个执政党,自己
的领袖人物的起码人权也横遭剥夺,对於一般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要
得到尊重不是更为艰难了吗?

  我们国家对於外国的很多前任元首是相当尊重的,经常把他们作为
首脑贵宾来接待,为甚麽对自己的前任的首脑却一点也不能宽容呢?对
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毫不尊重,甚至连他们起码的公民权利也要剥夺,
这不是同那些封建王朝的专制君王和斯大林专制暴君一样吗?(打字员:
共产党造的恶孽,和专制暴君们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这样的人民共和国,算得上是人权纪录很好的、民主的、先进的国
家吗?这不是太不文明、太不民主、太违反人权了吗?我们的元首人物
在国际谈判中,一再强调对不同政见要宽容,主张和平协商,反对武力
解决和武力威慑,可是为甚麽对待国内问题,对待自己的同胞,就那麽
容不得不同政见?就那麽反对协商对话?就那样进行武装镇压和武力威
慑呢?这一点,我总想不通?(打字员:这位人民日报的前总编难道忘
记了:中共只对比它强的敌人才会「强调对不同政见要宽容,主张和平
协商,反对武力解决和武力威协」。对那些弱小而不堪一击的敌人,如
西藏和台湾,中共一贯的行径都是「武力挂帅」,以飞弹示爱与以电棍
来打情骂俏。对暴力的迷信,将会是中共的死穴!)

  所以我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切实的民主,(打字员:这
算不算未学走先学跑?)必须注重改义我们这个执政党的民主制度,首
先改善党政最高层的民主制度。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来。
  上梁正,中梁正,百年大厦堂正正。
  有好中央,就有好党;有好党,就有好国。

(打字员:今天的党国内,尚有几根不肯弯折的脊梁没被折断?)

  只有一个民主的执政党,才可能领导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       
摘自【开放杂志】一九九八年一月号

海生植字

平心而论,对胡老先生这样一个老共产党员与老党喉的许多观点,无
法苟同,在【开放杂志】上读了他这篇文章後,认为他为赵紫阳呼冤
没错;但又觉得许多中共党人,无论是开明派还是死硬派,都对共产
党向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缺乏犯罪感与羞耻心,几达麻木与不知耻的
地步。

今天阅报,见到中共当局对胡绩伟这种温和的批评都要上门问罪,对
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仍以党国特有的批判方法来当面加以羞辱,方觉
得中共这个坏事做尽,造了不知多少恶孽而恬不知耻的恶党实在太不
要脸,乃将胡的原文送上网,让世人评评这个恶党的最新丑行。

下面附上有关此事的新闻报导:

                      胡绩伟触怒京官遭警告

(记者尹岩报道)「人民日报」前总编缉胡绩伟最近因在香港媒体发表
抨击共产党专制独裁,及为赵紫阳鸣冤的文章而遭到警告。「人民
日报」社长邵华泽早前与中宣部一名副部长亲赴胡绩伟家中,指胡
绩伟违反中共纪律。据悉,这是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首次有自
由化人士因言论而受到当局严重警告。

今年八十三岁的胡绩伟为大陆知名的自由化人士,曾长年主掌「人
民日报」,九零年因受六四风波牵联而被撤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
近年胡绩伟经常在港台海外发表文章,抨击大陆时政,但很少因此
而惹事。

上月底,胡绩伟一连三天在香港媒体发表评论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
的文章,其中不少内容涉及敏感问题,肯定不为当局所允。胡绩伟
在文章中指出,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共犯了错误;邓
小平「罢黜」前总书记赵紫阳,用的是违反党章的手段;自从已故
领袖毛泽东将中共从一个追求民主政治的党改变为一个独裁专制的
政党後,专制独裁至今仍阴魂不散;赵紫阳被「罢黜」後受长期软
禁,被剥夺起码的党员权利和公民权利,是中共及中国在民主和人
权纪录上最不光彩的一页。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绩伟上述大胆言论立即触怒了当局。本月上
旬邵华泽率同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登门警告胡绩伟,指其言论违反了
中共纪律。邵华泽强调,关於六四事件和赵紫阳的问题,中共中央
均已做出明确结论,作为党员,胡绩伟不应提出非议。

据悉,对於当局的警告,胡绩伟颇不以为然。胡绩伟坚持为,赵紫
阳是被非法的手段罢黜的,而当年赵紫阳主张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
解决六四风波,而非进行武装镇压,赵紫阳才是当年真正的中央。

消息人士说,胡绩伟虽受警告,不过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目前
当局并无采取其他迫害行动。 摘自【星岛电子日报】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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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二十一世纪】世纪之交中国将面临的金融危机 
送交者: 何清涟 于 January 08, 1998 04:39:55:

[续上期]
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及政府对策评析

  与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相比,中国国有银行受国
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英国《经济学家》(TheEconomist)周刊
曾发表一组数字,以国有银行资产占银行资产比率这一指标来反映银
行受国家控制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接
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这一数据表明两个问
题,一是中国对金融业的调控能力特别强,正因如此,在各项有关金
融的经济指标严重偏离常态时,中国还能使金融危机处于蛰伏状态;
二是表明中国银行系统确实存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一俟时
机成熟,就会成为现实性风险,其势头绝不会小于墨西哥与泰国。

  世界上摆脱金融危机的办法通常有几个,如让货币贬值、降低利
率以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但中国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
限制,采用这些办法的风险大且难以奏效(利率其实已经于1996年连
续两次降低,1997年10月又再次降低。银行存款利息相对于通胀率来
说其实已是负利率)。所以大家只能将目光对准近几年来朝野关注的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199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金融统计资料表
明,中国银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42,771.2亿元。另一份同样是中国人民
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到1995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五万
多亿银行贷款的60%。近几年不少奏摺派经济学家都在琢磨如何将这只
「虎」引出来,以转移危机,从1996年动员老百姓买车、买房相继失败
以后(主要没有这两样「消费品」的老百姓购买力不行,有购买力的则
大都有了车和房),于是又将「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提到了日程上,
各大传媒都在恶炒「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这一政治题材(绝非经济
题材)。其目的已有部分经济学家说得非常直白,如国有资产管理局科
研所所长魏杰就谈到:「目前财政已背著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财政支
出中能用于经济建设,尤其是能用于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已非常之少,
因而财政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的因果链条正在发生断裂,财政无力再成
为国有企业的资金源泉。」接下来他又列举了一连串数据,说明金融危
机确实存在,而股份制则是一条摆脱危机的现成路子。

  由此可见,这次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目的和前几年股份制改造
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改制的主要动机不同。当年的股
份制改造目标在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不少国有企业虽经改制
却未达到这一目标),股份制本来的集资功能倒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今
年的主要动机却是筹集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银行危机。那么运用这种
办法能否成功呢?

  从居民储蓄存款的总量和国有资产的总量来看,是有可能成功的。
在这42,771。2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除了40%集中于不
到10%的高收入者手中外,有相当部分分散在中小储户手中。根据对
全国四万余户居民家庭记帐调查和相关资料测算,1996年全国城镇
「万元户」已达到6,642万户,占全部城镇居民家庭的76%。国有资产管
理局则公布,截至1996年底,国有资产总量57。106。4亿元,
1997年6月又公布说,国有资产评估后净值达32,411.81亿元。这两
组数据表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确实有民间资金作为支撑。

  现在的问题倒不在于讨论这个「药方」的合理与否,应该予以考虑
的是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何在?
第二,十五大以后各地一窝蜂地搞股份制改造的做法是否妥当?

  先剖析第一个问题。平心而论,在不放弃「只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才
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提下,企业改制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
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甚么药方都用过了,一直找不到包医国有企业
顽症的灵丹。时至今日,换谁去进行诊断,也开不出甚么更好的药方。
有人将股份制改造比作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后一张王牌」,确实是
恰当的描述。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现在要做的事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
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楚,认真总结前些年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
种种经验教训,否则将会导致这次大规模企业改革流产。

  这些问题,笔者在〈中国股份制: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一文曾涉
及。要言之,以往股份制改造结果不理想的原因在于:

  一、没有建立有效约束经营者的外部机制。前几年「股份制」这张
王牌失灵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解决「企业无上级」的问题。在正统的
股东主权模式中,经理层的无能、怠惰以及道德风险都是通过外部股东
来校正的,外部股东要发挥作用,则要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
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功能的资本市场。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些
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劳动市场。但
我国目前的转轨经济中,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与劳务市场都是缺少的。改
制后的企业经理层基本上还是通过上级行政命令指派,一些地区搞所谓
「国有资产委托经营」,受委托人其实也还是由政府按任命干部的方式
挑选,并且基本上是委托给原来的经营班子。这一点和国有企业并无差
别,可以说现阶段中国股份制企业经营层的任命机制,决定了这些股份
制企业的经营层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一样,「经营领导」(即维
系好自己与上级部门的关系)比「经营企业」更重要。面对现行任用、
考察股份制企业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的方式与标准,这些经营者必然要
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
「眼睛朝下」之间作出选择。在厂长、经理们还是「官员」、政企还未
分开的利益机制牵引下,「经营领导」和领导还会被「经营」,不仅是
中国国有企业,还是所有换上股份制招牌的「翻牌公司」顽症的根源。
因为被「经营」的领导往往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来选拔企业经营者,
不幸的是企业的利益往往和官员们的私人利益相背离,其结果就是出现
了「内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机」,企业资产处于不断流失之中。

  二、国有企业那种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弊病在这
些国有股占大头的股份制企业里一如其旧,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与
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权利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
制,经理层还照样享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却不用承担资产责任和财产损失,
他们所要对之负责的事实上仍然是上级而不是股东。股东大会不可能因
经营层的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腐败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他们解职,因
为任免经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决定权不在股东手中,而在最大股东──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手中。在这类股份公司里面,股东的身分由国家变为
企业法人或者个人,只意味著将资产风险从国家那里转移给其他的法人
或个人股东。而这一张牌打出去以后如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其后果之严
重可预想而知。

  再来看十五大以后各地一窝蜂而起的「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热潮。
在相对富裕的地区和省份,如深圳和广东省,有关方面动员职工买本企业
的内部股票时,职工们虽不太情愿,但因现在就业艰难,出于与企业「休
戚与共」的考虑,再加之由企业拿出公积金来「贴补」的诱惑(如每购
1万元内部股,由公积金贴补40%,即职工出6,000元可得1万元
股票,各企业贴补率不一样),推行「职工内部持股」倒还不太困难。但
在内地一些亏损多年的国有企业,职工们连工资都很难按时足额领到,他
们对企业的经营者也早已丧失了信心,在此情况下,还要职工筹资来购买
他们早已不抱希望的「空壳」企业,自然要引起职工们的不满。在这类企
业,「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就只有依靠行政命令的权威来进行:有的
规定不买「内部股」的职工将被「优化组合」,失去工作;能发出工资的
企业则规定逐月扣除工资以充购「内部股」的资金。不少地方演出了一出
出「拉郎配」式的「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的活剧。一些「理论家」的
主张更为滑稽:他们不去认真总结前几年「股份制改造」的教训,反而大
谈应如何在股份制企业里保持国有股占控制地位的问题,认为只要让国有
股在企业里占主导地位,企业就能姓「社」,「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
就能成功。从这些「理论家」的主张看,彷佛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国有化」
不够所引起的。殊不知这主张在逻辑上首先不通:国有资产占100%的企业
都连年亏损,在不改变企业机制的情况下,国有股占优势的企业又怎能
「扭亏为盈」,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总之,股份制经济不仅仅是一种企业资产组织方式,而是市场经济体
制的一种产物。它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才能有效运作。按照国际惯例,
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
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他诸如
股权的分散化、终极所有权、法人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
行与自由转让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
这些关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
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致混乱。

  经过18年改革,所有深谙中国国情的学者其实都应明白一件事,那
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发达国家出台一项法规极
不容易,但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则相当严格;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遇
到相同的困扰: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难就难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变形走
样。我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立法的艰难性,而在于执法的随意性。
在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不等于「法治」的建立。懂得了这一点,介
入决策的学者们就应该在制度设计时,提出种种限制变形的有力措施,以
免「淮橘成枳」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这一次希望用股份制重组国有资产来
减轻银行压力的政策如未收到预期效果,便有可能引起危机共振。

摘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电子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号·第四十四期
        http://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9709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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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百万下岗工人生计陷困·示威暴动冲突不断
纽约时报指严重失业危及中国经改之路 
送交者: 纽约时报 于 January 21, 1998 19:58:20:

【本报讯】纽约时报二十日报导指出,严重的失业问题已成为中国企业列车奔驰 
於资本主义改革之路的一个致命弯度,许多国营企业失业工人生活早已陷入困境 
,未来数年能否减少裁员将成为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 

时报来自哈尔滨的报导指出,东北的中国国营工业区的建立与运转,在五○年代 
代表著蓬勃朝气的共产主义理想,如今却成了工人生活的致命枷锁。哈尔滨超过 
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率,已让当地大部份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些下岗工人的家 
庭甚至连一块只卖十二分钱的豆腐都买不起。 

报导说,中国强力整顿其膨胀无度又亏空累累的国营企业计画,造成中国各地数 
百万人严重失业,其中尤以工业带的渖阳、哈尔滨等东北城市最为严重,截至目 
前为止,当地至少已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工人被强制离职,无以维生。 

以最近宣布将进行裁员的哈尔滨第一机具厂为例,厂方说二月底前至少要将一万 
工人裁掉两千,但工人指出,其实赔本的工厂老早就只在半开工的情况下拖死狗 
,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早已被裁撤返家。报导说,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这种强迫 
工人下岗、扣发工资和其他工作问题,正是年来此起彼落的大小规模工人示威、 
暴动冲突的主要原因。 

哈尔滨数百家国营企业现在能发给工人全薪的不到一半,许多在职工人每月只能 
领到象徵性的二十四美元工资,被裁员的只能领到十七美元,甚至有一毛钱也领 
不到的。许多离职工人因此被迫上街做小生意或示威。目前意味著被迫下台无工 
可做的「下岗」一词,已成了江泽民时代全国耳熟能详的口头禅,比毛泽东时代 
的「下乡」、邓小平时代的「下海」更受揶揄。 

资料显示,要使中国国营企业能够自给自足,全中国一亿工人至少要裁员三分之 
一,目前大裁员计画正在酝酿之中,问题刚要开始爆发。铁道部已宣布未来三年 
将裁员一百一十万工人,纺织业则要在同期裁员一百二十万。未来若不能减少裁 
员或有效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则类似目前发生在四川、江苏、湖北的大小 
规模示威、暴动可能扩大。 

西方外交官员说,他们目前还不清楚这类示威、暴动是否会汇集成致命的反对力 
量,但若朱熔基无法有效掌握、解决失业问题,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列车有可能 
在这个致命的弯道上全面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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